从武汉暴发新冠疫情的一月底到二月底，西方有些人选择了隔岸观火，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幸灾乐祸，还时不时地指点挖苦中国人的抗疫努力。整个早春二月，他们都在享受着“末日狂欢”；然而，上帝的冷笑转瞬间冻结了他们的欢颜，一进入三月，中西方祸福易位，中国的抗疫形势一天天好转，西方的形势却急转直下，惨烈地接过了新冠疫情的下半场。
西方的狂妄和偏见成为新冠病毒的天然催化酶，在部分政客一次次轻松的表态之下，确诊人数狂飚突进，几乎以小时为单位跟政客们的嘴上功夫比赛着加码游戏。最终，这种数人头的死亡游戏仅仅延续到三月底，疫情就一举碾碎了政客们的铁嘴钢牙。
此时的中国，疫情大势已去，人们开始收拾心情打扫战场。
至此，人类在付出了数以十万鲜活的生命之后，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在一天天地变得清晰；但此时的西方社会，却升腾起一股郁怒尖酸的诡异之气，为全球的抗疫前景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从最初对来自中国的抗疫援助欲拒还迎，到后来对产自中国的抗疫物资故意贬低，背后还不过是西方有些人的种族优越感，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西方学界、政界有一声没一声的向中国追责的聒噪却从根本上揭示了西方精英对中国的主流心态和被中国抗疫成就所激发的意识形态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并非始于本次疫情，但疫情将它瞬间放大了千百倍。），后者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参与对前者的重塑。
西方有些人不遗余力地污名化中国，以信息发布不及时、不真实为由要求中国赔偿，背后战略用心极深。究其根源，无非是中国抗疫的成功和他们自己抗疫的失败，可以说，他们对中国抗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痛恨之极，原因有二。
其一：西方文化之困
我们不妨粗略盘点一下中国抗疫的几个数字：十天分离出毒株、十天建起一座专门医院、四万多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向武汉驰援、一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瞬间封城，既而全国十四亿人封城、封村……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折射出的当然是越来越珍贵的集体意识和利他意识，这些在东方土地上随处可见的精神之花到了西方的土壤里却被视为异类或毒草。
西方得工业文明之先声，富裕了几百年了，他们就像狗衔尾巴一样转着圈地论证自己的先进逻辑也几百年了。自由和自我在他们眼里既是他们发达的原因，也是他们发达的结果，成为了他们先进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被他们捧上神龛，因而仙气加身，神圣不可侵犯了。他们对他人的死活漠不关心，对政府管制本能地反感，视威权如瘟疫。在他们眼里，铁腕治乱不仅不道德，简直就是反人类！
就算他们看不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早已异军突起，他们还可以傲慢地待在自己的套子里自娱自乐几十年。但套子毕竟不是金钟罩铁布衫，根本挡不住新冠病毒。疫情突如其来，他们先是在套子里傲慢地吼叫——我有自由民主之套，病毒能奈我何？！紧接着感觉不妙，病毒也喜欢套子里的环境，他们又想钻出套子逃命，但带了几百年的套子哪里是说钻就钻得出来的呢？
于是，戴口罩成了西方的世纪难题，开始还歧视主动戴口罩的人，扭扭捏捏了一个多月；居家隔离也大打折扣，因为没有中国社区人员和志愿者一样的人把菜送到他们家门口；率先沦陷的意大利被欧洲无情抛弃，连口罩也被拦截；他们攻击亚裔人士，污名化身边的每一个中国人。如此等等，人性之恶全方位上演，让世界瞠目结舌。
我们可以想象西方政客们在一次次发出强硬的指令时，内心有多么不习惯和不情愿，因为这些指令几乎使用着中国政府过去的文件上现成的措辞，并且都是曾经被他们嘲笑攻击过的！他们深知自己的民众能有多听话，能有多大的抗压能力。
中国的抗疫无疑为西方社会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人类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在巨大灾难面前，必须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必须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
这些早已融入东方人血液的基本认知恰是西方人身上最缺的东西，要让他们学会这些，恐怕比改造他们的基因还要艰难。
可是中国社会的抗疫成就在前，除非西方拿出比中国更优秀的抗疫答卷，否则，中国的做法在所有选项中就是迄今的唯一！
这一次，西方的文化被羞辱似地对比，中国不可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