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帖子又发不出了？

虽然美国供应商曾经是该测试台领域的王者，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由于大量的非美国供应商（尤其是中国供应商）的不断涌现，使得美国供应商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作为该测试台几乎唯一应用行业的京叔当时所在行业，其制造基地在十几年间迅速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所以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该种测试台供应商得到了长足得发展。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供应商，其产品已经完全可以与美国供应商想媲美。于是，美国供应商的市场份额大量萎缩。由于失去了规模效应，其产品无论在成本，还是交货期方面，相比亚洲供应商都有较大的差距。于是，京叔公司在新英格兰工厂建立生产线时，便不得不付出比在亚洲工厂更多的资金与时间成本。
顺便说一下，京叔近三十年的制造业从业经历，使京叔认识到了一个事实。这便是，在当今的工业领域，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技术壁垒，只要有足够而持续的人力物力与时间的投入，最终都可以获得突破（京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时候，京叔毕业时所从事的行业还是不择不扣的“高新科技”，中国企业在该领域与国外的差距远远不亚于现在中外半导体企业的差距。但不到三十年，中国已经变成了该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之一）。能否突破并不是问题，突破只是时间问题（比如说当下热点的光刻机，只要中国能够坚持投入，突破也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事情）。但是持续坚持不懈的投入，却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可以轻易做到的。
某一领域一旦被先发的国家或企业占据了优势地位，后发的国家与企业往往会面临“造不如买”的局面。开发自己的能力在短期内是经济上不划算的，而且还有相当的风险。所以在资本主义模式下，合理的选择便是购买先发者的产品或服务，而不是开发自己的能力。另外，长期持续地投入一项已有技术的开发，从资本获利的角度来说是低效的（对于资本来说，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与其在后发者处另起炉灶开发一项已有技术，还不如投资先发者更有效率）。于是，在资本主义的模式下，后发者很难做到持续的投入。

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模式下，后发者很难做到持续的投入，从而动摇先发者的优势，所以一般来说，占有竞争优势的先发者会越来越强，从而使得后发者越来越难于涉足相关领域。在中国崛起前，这些先发而占据竞争优势者基本上均集中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于是，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崛起前的国际社会中，“小日子“一直过得挺不错（西方七国集团的GDP总值一度超过全世界的一半）。虽然有前苏联的挑战，但也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在经济领域，前苏联集团远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
但是，上述情况并不是绝对地，也存在例外情况。第一，由于某些经济以外的政治或战略上的原因，某些国家或地区为了追求自主性，可以不计经济效益，而持续投入。例如，二战前，德国坚持在人工合成汽油上持续投入，在经济上相对于进口石油是不合算的。又例如，前苏联坚持在民用飞机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第二，由于某种原因，后发者无法后的先发者的产品，从而不得不自己研发。中国的航天便是一个例子。第三，后发者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优势足够巨大，从而能够抵消先发者的优势。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所拥有的巨大人工成本优势（相对西方国家，当今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不如改开初期那么巨大，但依然优势明显。但现在中国的优势更多的是依靠全产业链的优势，而不是低廉的劳工成本。有关这点，以后详述）。第四，后发者掌控了市场，用市场的力量扶持本国的相对低效投入，直至其超过先发者。例如中国高铁的发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上述每种情况均尤其一定的副作用或局限性。例如第一种情况，由于违反经济规律，往往难以持久；第三种情况，优势难以持久，例如原本低廉的人工成本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消弱，从而使后发者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第四种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总体来说，工业革命后确立资本主义以来的两三百年间，直到中国这个”异类“开始崛起以前，西方国家的先发优势，基本上无可动摇。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几乎包含了上述的每一种情况，再加上巨大的体量，从而能够互相补充，弥补每一种情况的局限性，全方面威胁西方的整体优势。

后发者一旦挺过开始的困难期，赶上先发者的步伐（当然能够挺过这一困难期的后发者少之又少，自欧美社会凭借工业革命获得先发优势以后，真正能够成功逆袭，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可谓屈指可数，也就日、韩、台、新等寥寥几个。不出意外，中国大陆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跨过人均GDP20000美元这一门槛，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先发者的先发优势便会逐渐丧失。而先发者由于已经习惯于靠先发优势赚取超额利益，所以势必难以再次筚路蓝缕地与后发者竞争（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于是，先发者便会在竞争中节节败退，而败退将首先发生在制造业。先发者一旦失去某一个行业，想再要进入该行业，实际上便成为了后发者，将会面临“前代后发者”所要面临的困难。而这，便是“制造业回归美国”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作为“后发者“的美国不可能像当年的中国那样，筚路蓝缕，吃苦耐劳；当今的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如中国政府一般统筹全局，长远规划（其实更重要的是，当今美国的资本有更容易赚钱的渠道，不可能自讨苦吃，投身前途难测的“制造业回归美国”）。
京叔前面提到的测试台，当时便面对这种情况。该种测试台的美国制造商，虽然曾经是该细分行业的“先发者“，但是由于亚洲制造商（尤其是中国制造商）的赶超，其实在当时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亚洲制造商无论在技术、成本，还是交货期、服务上都已将美国供应商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美国制造商已经完全失去了北美以外的市场，而该测试台的北美市场又极其有限（主要的用户基本上都在亚洲），于是曾经的行业领头羊已经彻底边缘化，仅能艰难地维持。由于该测试台的建立牵涉许多特殊设计、安装、调试，基本无法使用域外制造商，只能依靠本地制造商（也就是美国制造商）。而使用美国制造商，成本、工期、服务都无法与亚洲制造商相比，从而使得同样的测试台，在公司美国工厂的设立与运营成本大大高于亚洲工厂。而这种成本也会反映到最终的产品中，从而影响公司美国工厂产品的竞争力。尤其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美国制造商的员工们依然”活“在过去的日子中，依然以为自己还是行业的领军者，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为了落后者，需要放下傲慢，埋头苦干。

前两天的七月七日是“七七Shi.Bian”84周年纪念日，京叔今天就来聊聊“七七Shi.Bian”。“七七Shi.Bian”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或多或少地了解这一事件。按照最正统的说法，“七七Shi.Bian”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由于这一事件的知名度与普及度，京叔便不再赘述这一事件的过程，而是与各位朋友分享一点自己的思考。以京叔之见，首先，“七七Shi.Bian”是中国近代国运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其次，“七七Shi.Bian”使得中国避免了本有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结局；再次，“七七Shi.Bian”注定了日本帝国的败亡。
首先，“七七Shi.Bian”是中国近代国运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运可谓每况愈下，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历史的走向几乎每次都走向了最不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其间虽然也有一些貌似能够振兴的阶段，但无不以更大的灾难收场：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同光中兴“被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葬送；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以袁氏复辟、军阀混战而收场；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战胜国行列的虚幻荣光被巴黎和会的屈辱大的粉碎；Min.国“黄金十年”也被国Min.政府在全面抗战中的表现证明为成色不足。
“七七Shi.Bian”之前，中国以及中华Min.族可谓跌倒了谷底，可谓内忧外患。仅就当今中国版图内的地区来说，台湾、东北及热河已被日本人控制，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已经事实上处于Du.Li地位。国Min.政府能够统治的地区已经基本上缩回到传统的汉族地区，周边地区几乎丢失殆尽（即使汉族地区，也有大量地区处于半Du.Li状态，国Min.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而中国的Min.生远远不如当时称之为“南洋”的东南亚地区，甚至不如我们如今看不上的邻居“阿三”（其实，直到印度Du.Li，以及Du.Li后的一小段时间内，印度无论国际地位，还是Min.生建设都是优于中国）。如此孱弱的形象，也难怪日军号称三个月解决“Zhi.Na事件“。
而“七七Shi.Bian“之后，中国国运触底反弹。虽然中国依然道路崎岖，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建国后的种种磨难，但是总的趋势却是一直向上，上升趋势几乎从未改变，直至今日世界”G2“的地位。时至今日，上升势头依然强劲。

如果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日本军方与政府错误应对“七七Shi.Bian”，将“七七Shi.Bian”这一局部性事件上升到中日全面战争，基本上已经注定了其后来的败亡。由于“七七Shi.Bian”所引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初期，虽然日军节节胜利，迅速占领了中国大片最精华的国土以及几乎全部的沿海重要港口，但是中国政府的坚持抗战大大出乎日本的意料之外（按照以往中日冲突的模式，当时的中国政府往往会在冲突爆发后，经短暂抵抗便寻求妥协。以让步换的冲突的缓和，长城抗战、淞沪抗战等无不如此。于是，日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蒋政府“打痛”，蒋政府便会妥协求和。这便是日军“三个月解决Shi.Bian”的信心来源。事实上，蒋政府在“七七Shi.Bian”后的初期也始终为中日妥协留有余地，中日之间在“七七Shi.Bian”以后始终未正式宣战（中日之间正式宣战实在“珍珠港事件”以后），蒋政府并未停付“庚子赔款”均可说明这一点）。由于中国没有如预般迅速妥协，中日冲突便陷入了长期化的泥潭。
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可以容忍日本占有中国的东北等局部地区，但是绝不能容忍日本支配整个中国本土。因为一旦日本实现对中国本土的实际支配，并完成整合。中日两国的总体力量将会极大地改变远东太平洋，以至整个世界的格局。这其中，身处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尤其忌惮中日的整合。所以，由“七七Shi.Bian”所引发的中日全面冲突可以说触碰了西方列强的底线。而长期化的中日冲突，又为西方列强提供了干涉的机会。
于是，由“七七Shi.Bian”所开启的一系列事件便逐次发生，并最终导致“珍珠港事件”，使得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便注定了日本的失败。美英（尤其是美国）无法容忍日本完全占有中国本土，一方面从经济上与军事上支持蒋政府，另一方面逐渐加大对日经济制裁的力度，直至采取对日石油及石油制品禁运这一终极手段（当时的日本控制区内石油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记，其石油与石油制品主要依靠进口，而进口来源主要是美英荷控制范围。而美国解除对日石油禁运的核心条件便是日军撤出中国大陆（即关内地区））。

从“七七事变”开始，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几乎如宿命般导向美日大平洋战争。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如日本预想般在南京陷落后迅速屈服，而是向中国的广阔内地深远撤退，所以日本不得不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尤其是日本政府为了促成蒋政府的崩溃，由错误地发表了“不以蒋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宣言，从而表现出吞并整个中国本土的态势。而吞并整个中国本土，是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所绝对不可能答应的。于是，美英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日趋强硬（在”七七事变“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美国对于日军侵华的态度十分软弱。即使侵华日军在长江上击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造成美军死伤多人的严重事件，也仅以日本赔偿损失这种轻描淡写的方式了事）。
美英帮助中国抵抗日本，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历史书上通常所说的，日本的侵华威胁到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而是害怕日本整合中国本土的资源以后成为美英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强劲对手，从而威胁到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整体态势。至于美英等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并不足以促使美英为此与日本翻脸（其实，日本在侵华战争初期，也十分注重保护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日军对于上海租界的态度便是一个明证）。美英反对日本侵华当然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国际道义或锄强扶弱等“高大上“的口号。其真正的原因是不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一个世界级的对手。日本仅靠其自身的资源，即使加上朝鲜、台湾、中国东北等当时的日占地区，也很难真正威胁到美英在远东太平洋的整体态势，所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可以容忍日本实际上占领中国东北，但是绝不能容忍日本事实上控制整个中国本土。更进一步看，当时的英美（以及现在的美国）的目的，便是出现一个有能力威胁其整体态势的竞争对手，至于这个对手是德皇的德国，还是希特勒的德国，以及整合中日的日本，后来的前苏联，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对手是否有挑战的意愿也不重要，关键是有挑战的能力。所以，美国可以在二战时全力扶持中国对抗日本，也可以在当下扶植日本对抗中国，一切皆是地缘政治使然。

由于“七七Shi.Bian”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态势，以及其后几个月摧枯拉朽般的进攻，几乎完全占领中国的精华地区，使得日本鲸吞中国本土，实现某种形式的“日中Xie.He”成为了可能。整合了东亚资源的日本，必将严重威胁美英等西方列强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于是，美国与日本围绕日军全面侵华的矛盾逐渐升级（当时受到日本威胁最大的西方列强主要是在东南亚拥有广阔殖民地的美英法荷。而美国，除在菲律宾的殖民地以外，还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有广泛的冲突。当时由于欧洲的紧张局势，英法荷均无太多余力在远东对抗日本，所以美国作为西方列强的代表，在与日本的冲突中，表现的最激进。而英法荷基本上以支持美国为主。除美英法荷以外，对于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前苏联也极为警惕。中日全面冲突爆发后，也积极支援中国抗战。除提供大量武器以外，甚至排除志愿军直接参战。甚至连德国，在”七七Shi.Bian“后的一段时期内，也为切断对中国的武器供应。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挑起全面侵华，的确极为不智，失道寡助）。

在“珍珠港事件“前的美日谈判中，美国的核心述求就是日军全面撤出中国本土（即中国关内地区）。为此，美国对日本采取了以经济Zhi.Cai为主的逐渐升级的措施，直至联合英荷对日实行石油禁运。众所周知，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现代工业便会停摆。以飞机军舰坦克为标志的现代军队也会完全丧失战斗力。所以，对于控制区内石油产量微乎其微的日本来说，石油禁运便具有致命的效力（当时日本控制区的石油年产量只有几十万吨，对于达数百万吨年需求量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面对石油禁运的日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便是对美国全面妥协，答应美国的要求撤出中国本土。要么便是在库存石油耗尽前获得新的石油来源（当时日本约有一年消耗量的石油储备）。全面撤出中国本土，意味着日本放弃“七七Shi.Bian”以来，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所有利益。这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军部所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日本政府强行接受美国条件，从中国本土撤军，当时骄横的日军极有可能发起Zheng.Bian，推翻ZF，实行军部统治。

不能与美国妥协，日本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在库存石油耗尽前获得新的石油来源。由于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资源都掌握在英美为主的西方列强与苏联手中，日本想要绕过西方列强与苏联，以和平方式开辟新的石油来源基本上不可能（当时世界上唯一产量可观，又不被西方列强与苏联控制的石油来源只有罗马尼亚。但是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连德意的需求都无法满足，当然不可能解日本的燃眉之急）。于是，日本只能以武力获得石油来源。而且还一定得快，毕竟其石油储备有限。如果在石油储备耗尽之前，无法获得石油来源，日本唯有妥协，全面撤出中国本土一个出路。

不能与美国妥协，日本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在库存石油耗尽前获得新的石油来源。由于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资源都掌握在英美为主的西方列强与苏联手中，日本想要绕过西方列强与苏联，以和平方式开辟新的石油来源基本上不可能（当时世界上唯一产量可观，又不被西方列强与苏联控制的石油来源只有罗马尼亚。但是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连德意的需求都无法满足，当然不可能解日本的燃眉之急）。于是，日本只能以武力获得石油来源。而且还一定得快，毕竟其石油储备有限。如果在石油储备耗尽之前，无法获得石油来源，日本唯有妥协，全面撤出中国本土一个出路。

不能与美国妥协，日本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在库存石油耗尽前获得新的石油来源。由于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资源都掌握在英美为主的西方列强与苏联手中，日本想要绕过西方列强与苏联，以和平方式开辟新的石油来源基本上不可能（当时世界上唯一产量可观，又不被西方列强与苏联控制的石油来源只有罗马尼亚。但是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连德意的需求都无法满足，当然不可能解日本的燃眉之急）。于是，日本只能以武力获得石油来源。而且还一定得快，毕竟其石油储备有限。如果在石油储备耗尽之前，无法获得石油来源，日本唯有妥协，全面撤出中国本土一个出路。

而当时，以日本军力有可能占领，又具有可观产量的石油资源，只有荷兰控制下的荷属东印度（即现今印度尼西亚）的油田。以当时日军的能力，欺负欺负已经被德国灭国的荷兰，占领其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油田，并不是什么难事（毕竟，连更强的法国，也不得不接受日军进驻法属印支（即现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但是，日本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航道，西有英属马来亚（即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东有美属菲律宾。一旦日军攻击荷属东印度，美英基本上不可能袖手旁观。而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威胁日本的最大军事存在，便是驻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日本欲拒绝撤出侵华日军，维持在中国本土的存在，便必须获得对荷属东印度油田的控制权。欲占领荷属东印度以获得油田，便不得不占领英属马来亚（即今马来西亚）、新加坡；及美属菲律宾以解除侧翼威胁。而欲占领英属马来亚（即今马来西亚）、新加坡；及美属菲律宾，又必须解除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威胁。而偷袭珍珠港，便是解除美国太平洋舰队威胁的最佳手段。这便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逻辑链条。众所周知，偷袭珍珠港事件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帮助中国。这种说法，从表面来看，的确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美国参战，其本质在于美国无法接受一个强大到可以威胁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利益的势力（至于这个势力是叫“日本”，还是“苏联”，还是“中国”，甚至是“印度”，并不重要）。即使没有珍珠港事件，只要日本坚持扩张势力与美英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争霸的政策，美日战争便不可避免。

如果这次从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最危险的并不是日军的全面侵华。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只要日军全面侵华，便不可避免地会激化与美英等西方列强以及前苏联之间的矛盾，在全面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得不站到美英苏的独立面。而以现在的研究来看，在二战中，只要美英苏中为首的盟国阵营坚持到底，德意日的败亡便是不可避免的，毕竟综合实力差距太大。对于抗击日军全面侵华的中国来说，只要坚持不投降，最后也一定会由于盟国阵营的全面胜利而胜利。不管前期失去多少，最后一定会全部翻盘。而抗日战争最后的走势与结局也真是如此。
在当时的时间点，从长远来看，对于中国以及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恰恰是日本政府能够遏制日军的好战倾向，采取保守态度，坚决避免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全力消化已经控制的朝鲜、台湾、东北，避免与德意结成轴心国阵营，与美英苏中保持尽量友好的关系。日本如果采取这种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远东太平洋形势，极有可能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与结局。美英苏为首的同盟国阵营，为了争取当时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最强者日本，大概率会再次牺牲中国的利益。如果日本能够投机加入同盟国阵营，则有极大可能成为战后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而中国，很有可能再次面临一战后巴黎和会时的屈辱。如果形势如此发展，则可能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都将于东北、台湾无缘（参见外蒙古的状况）。另外，完全消化了朝鲜、东北的日本，其实力将大大提升。将有与实力大大消弱的中国在东亚形成对峙的潜力（东亚的正常情况是中国一家独大，这也是东亚历史的常态。甲午后出现的日强中弱只是中国自身极度衰弱时的不正常状态）。
幸运的是，缺乏战略家的日本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从而错失了这个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好的机会。其实，号称“昭和唯一战略家”，“七七事变”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九一八事变”幕后推手的石原莞尔，便力推采取上述保守战略。在“七七事变”爆发时极力主张“现地处理事变”，反对事变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只是未能如愿。

如果我们纵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对外战争史，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主要进行了三次事关国运的对外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投机，并不事关国运，也没有参与太大的战斗）。这三场战争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冒险挑战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对手，如果对手坚持到底，日本实际上并没有实力获得最后的胜利。（以结果来看，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日本似乎实力远强于当时的大清，日本获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真相却是，如果以硬实力来衡量，当时刚经过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同光中兴“的大清，事实上远强于当时的日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到甲午前的大清，其实对外战争的成绩相当不错，左中棠驱逐中亚浩汉国阿古柏收复新疆，迫使沙俄交还部分伊犁地区，中法战争抗衡法军促使当时的法国内阁倒台，袁世凯平定日本支持的朝鲜政变。不管大清，还是日本，或是西方列强，均认为甲午战前的大清是毫无疑问的远东第一强国。）
甲午战争中的大清，如果采取抗日战争时蒋某人的策略，坚持战争不妥协，以当时日本的国力，绝无可能完胜大清。而日俄战争中的俄国，更是日本不可能完败的。俄国在停战谈判中坚持绝不赔款，使得谈判拖延，便几乎令日本破产，最后不得不接受俄国不赔款（最后俄国以支付被俘俄军生活费的方式象征性地给了日本一点赔款，但与日本期望的12亿日元赔款于日本18亿日元的战费，相去甚远）。如果当时的大清或俄国，坚持战斗到底，日本的崛起之路绝不可能如此顺利，如有神助。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其战略如出一辙。首先以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开启战端，然后以一场或几场海陆会战重创对手，然后迫使对手坐上谈判桌，妥协停战。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完全采用了一样的战争计划，以偷袭开启战争，迅速重创对手，然后谋求与美国谈判结束战争。可是这一次，事态没有按照日本的剧本发展。首先是中途岛海战的失利使得彻底重创美军的计划落空。更重要的是，美国坚决不与日本妥协谈判，使得美日战争必须以国力决出胜负。比拼国力，当时的日本当然只有失败一途。

试一下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没有延续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的好运，靠以小博大险胜过关。其根本的原因当然不是日本的“天照大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抛弃了“神国日本”，使得日本好运不在，武运无法长久。而是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对于当时的中国与俄国来说，都还是旧式的王朝战争。从根本上说，这种旧式的王朝战争，其实只是各国君主之间的一种游戏而已。其实只要不威胁其王朝的统治，输赢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打输了，无非就是割地赔款而已。就好比大家一起打麻将，输了就要愿赌服输，付钱走了，下次再赢回来就好了。如果不知道收手，由于坚持战争，而引发内部问题，那就得不偿失了。反过来说，各国民众对于战争的胜负其实也并不太关心。因为打胜了，对于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切身的利益。
具体到中日甲午战争来说，在战事不利时与日本妥协求和，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远比坚持战争要安全许多。割地赔款，并不会直接动摇清政府的统治，而如果坚持战争，使得战争长期化，从而引起内部问题的激化，反而会是致命的。尤其是，满清是用处于少数的族群统治处于绝对多数的族群，更不敢动员举国的力量实施如抗日战争时的全面抗战。因为动员举国力量，必然伴随着唤醒民众（要动员民众，首先必须让民众明白为什么而战，要让民众明白为什么而战，便必须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而唤醒民众，对于满清统治阶层来说，其威胁远远大于以割地赔款的代价谋求与日本妥协。
自从法国大革命开启了全民战争的时代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便成为了举国力量的总体竞争，以前那种游戏般的旧式王朝战争，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旧式的王朝国家，由于无法动员举国力量，必然在这种新式的国与国竞争中败下阵来。旧式的王朝国家，如果想要继续生存，要么根本变革，转化为新式的民族国家（日本的明治维新，便是这种转变）；要么便会被淘汰（满清统治被辛亥革命终结，便是这种模式）。由于其非汉族统治的根本性质，满清不可能转化为新式的民族国家，所以其被历史淘汰，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转变成功，满清必然会失去统治地位。所以，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实现中式“明治维新“的可能）。穿越回去，靠变法或“金手指“挽救”大清“，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中国要想复兴，必须成为新式民族国家；要想成为新式民族国家，必须推翻满清的统治。

为什么说近代的中国，要建立新式民族国家，必须推翻满清的统治呢？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几十年的动荡，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与痛苦。是否有可能以一种较为缓和的方式，来完成改良式的转变（例如以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变革来建立君主LI.Xian式的国家）？由于满清王朝少数人群统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可能基本上是不现实的。现代民族国家，其立国的核心便是Zhu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如果Zhu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由少数人群占据国家的统治地位，如白人统治的南非，则国家迟早会面临危机）。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在于旧式王朝国家的竞争中，具有降维打击一般的优势，便是因为现代民族国家可以调动整个国家的潜力，参与国际竞争。现代民族国家发挥全部国家潜力，与只能调动部分国家潜力的旧式王朝国家进行竞争，当然如降维打击一般。而要调动整个国家的潜力，要求广大民众自觉地为国家竞争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即唤醒民众）。而要唤醒民众，则国家必然要以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导向。也就是，只有Zhu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整个国家的潜力。而满清少数人群统治的性质，决定了其要维持统治，必须压制占据绝大多数的汉族（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群，不可能既唤醒民众，又继续占据统治地位），而不可能唤醒民众。所以，中国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只有推翻满清一途。只不过，可惜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虽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但已经初步唤醒了民众。所以，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政府的战争，而是民族的战争。所以，蒋政府即使节节败退，也必须坚持到底。如果蒋政府违背全民族的意愿，与日本妥协投降，其结果必然是为民族所抛弃。即使蒋政府妥协投降，必然有其它的集团（如中共）坚持抗战。而只要有集团坚持抗战，即使蒋政府投降，最后也会由于同盟国的胜利而胜利（参见二战中的法国）。
顺便说一句，二战时的中国还未完全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是当时的日本还有可能侵略中国的原因。一旦中国建立起完全的现代民族国家，潜力的巨大差异，便决定了日本基本上不可能与中国竞争（。加上东北、台湾、朝鲜的日本，已经基本具备了与中国竞争的可能。但即使加上东北、台湾、朝鲜的日本，虽然拉近了与中国的差距，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可能也是日本急于全面侵略中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