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上）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上——火星人看地球）
零 前言
这篇文章是谈历史的，不过文章的题目似乎很对不起这严肃的内容，这是因为下面的文字本来就是信手写的随笔，为的是整理一下思路。开始写的时候没做过任何计划，就是乱写，因此没有标题，也没有提纲，写到3万字觉得收不住手，打算认真的写完，才拟了这个题目。
本文前半部分的主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要在一个绝对客观的视角上去描述历史，作者显然应该站在地球以外。正好，近来网上流行“火星人”这个称谓，作为对那些炒冷饭的人的戏谑。如今传统的共产主义已经过气，这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算的上一盘冷饭，我就不妨自诩火星来客，好对地球的历史做一番客观的考察。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许多经典文献和网络作品，但是由于开始写的时候没在意，现在连我也不能一一指出了，在此一并致歉并表示真诚的感谢。
各位朋友如对本文有什么批驳或看法，请不吝赐教。邮件请发[email protected]
任冲昊 2006年1月1日
一 科学历史观的标准
都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历史观，这里就要先说说“科学”二字。所谓科学理论，首先是一套描述事实的自恰假说，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不自恰的东西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如何说服别人？但自恰的理论有千千万万，我们必须用两个标准来筛选。
一是事实，你的理论必须能解释客观存在的现象，用你的理论预测出来的结果必须符合未来的观测结果。这样的理论才能算科学，同样是逻辑推导，从事实（不管是纯观测的还是实验室的）出发的叫科学，从无法验证的假设（比如上帝至高无上）出发的是神学。
即便如此，自恰且不与现实发生冲突的理论依然千千万万，比如说，你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物体和相应的物理参数都瞬间放大10倍再缩小10倍，因为放大和缩小比例相同，这个理论其实很难检验。这就必须利用第二个标准：简洁——当两个理论能以同样的精度解释现实，且暂时无法比较他们的精度时，我们取更简单的一方。这个标准一般被称为奥卡拇剃刀，要刮掉一切多余的陈述。按照这个标准，“所有的物体和相应的物理参数都瞬间放大10倍再缩小10倍”这个理论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在让理论变的更复杂的同时没有增加描述精度。
两个标准筛选下来，一般我们可以获得1个实用的理论，或是在观测不足时获得一些并存的科学假说。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假说，我们挑出眼下最好的假说叫理论。一旦有了新的无法解释的事实，或是有了解释世界更精确的假说，这个理论就退到科学史里面去了。这样的理论和假说可以帮我们解释世界，预测未来或推测现实中未曾观测的部分。既然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那么科学理论肯定不是绝对真理，随时可以被新理论取代。但科学精神——自恰、符合事实与简洁是永恒不变的。
定义了科学，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科学历史观。这里又要先定义历史观，其实，除了那些纯粹为了应付考试而读历史书，死记硬背一些文字的学生，任何人读了历史都有历史观。因为人不是计算机，一旦了解了一些历史事实，自然会思考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发展方式，给自己一个总体的解释。建立历史观的过程，就是在无数个诸如“西历1966年在远东那片通常叫做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一次通常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的描述中找到一些联系，在历史中找到目的和规律。举两个例子，在原教旨基督教徒看来，所有历史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上帝的光荣，所有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意愿，上帝无所不能。这就是历史观，教徒读历史时就可以把所有的事件整理成脉络，分出主次。同样，在希特勒看来，所有历史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铺垫德国的崛起，所有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伟大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间才冲突，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也会理解历史并指导实践。而所谓唯物历史观，就是把人类社会，这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摆回到与其他万物一样的位置，丢掉面对人类自身或是“上帝造物”的敬畏，象研究蒸汽机或是狼群那样研究人类自身。这种研究方式虽然不免对人类有点不敬，但有利于我们保持客观，这正是科学的要素之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要称的上科学，必然要通过前面说的检验标准。其实光是一个“简洁”的标准就足以简化一半探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必然否认历史有目的。因为科学从来不回答“事件A的目的是什么？”，科学只回答“事件A是否会导致事件B?”。对目的的探讨不影响对事实的描述，但增加了不必要的繁琐，所以科学把这个问题排除在外。加利略当年正是摆脱了传统的问题“铁球落向地面的目的是什么？”，转而探讨“铁球如何落向地面？”才建立了现代科学的基础。所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历史没有目的，我们寻找历史规律并描述，但绝不寻求它的目标。既然目的不在研究之列，那么唯物主义历史学的全部内容就是探索历史规律，我们必须说明某些历史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有联系，有因果关系。按照前面讨论的科学标准，这些规律必须来自对历史自身的观察和随后的归纳总结，而且要尽量的简单。
比如说，如果我们通读史书，连续几次发现以强大的政权在灭亡前夕有突破原有军事体系大规模使用雇佣军的记录（埃及的库施军团、罗马帝国的蛮族军团、阿拉伯帝国的突厥卫队），我们就可以初步归纳：古代强国的灭亡很可能伴随着使用雇佣军的现象。然后我们再读到某个国家的衰亡时，我们可以期望在更多的相关材料中找到反映雇佣军的重要性上升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三国史中看到军阀建立私募军队的过程与中央政权的衰落同步进行。这样，我们就在“国家衰亡”和“大规模雇佣军”这两个事件之间确定了一定的联系。下一步是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我们需要在几个例子中寻找类似的结构。通过详细调查和对比，几个例子都表明：原有军事体系的败坏或是作为军事体系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解体会导致对雇佣军的需求，而雇佣军的实力逐步上升又导致了对原有体系的进一步破坏。这样，我们就得出了比较有意义的结论——雇佣军的扩大与稳定社会的衰退互为因果，很容易同时出现。当我们考察晚清社会时，这个结论依然适用，这就是唯物历史观的一条科学结论了。当我们发现今天义务兵兵源质量的下降、社会地位的相对降低与国家大力提倡军队职业化同时出现时，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条结论来推测一下未来。当然，根据科学的原则，从农业社会总结的规律用于工业社会这个不同的环境必须非常谨慎。必须认真的考察在农业社会导致雇佣军扩大的因果关系链是否依然存在。事实上，由于工业社会军队战斗力与现代化装备的应用密切相关，专业士官和职业军官比例的提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讨论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必须开始新的归纳总结。
二 历史的自然条件
上面确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则（其实没什么难的，任何一本物理教科书都会教给你这些原则）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些原则来扫视我们的历史。建立一些基本规律，然后再从这些基本规律出发，对具体的事件进行解释，并尝试分析未来的趋势，这就是本文接下来的内容。
考察人类历史，我们必须先对地球这个人类历史的舞台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地球上有亚欧大陆、非洲大陆、南北美洲大陆和大洋洲这几块有人类居住的主要陆地，其中大洋洲在近代以前只有原始文明。至于其余的几块陆地，亚欧大陆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一块，在全球化到来以前，这个大陆及附属岛屿集中了世界80%以上的人口，文明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大航海时代以后，来自亚欧大陆的移民用病菌、战争和商业消灭了其他大陆的文明和文明胚胎，因此对现代有意义的历史事件有99%集中于这块“旧”大陆，唯物历史观的基础也正是来自对这块大陆上人类史的观测。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亚欧大陆（含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北非地区）适合人居住的地区大致可以划分为7个部分：1亚洲大陆核心部分的大草原干旱地区（从东欧延伸到蒙古）、2欧洲农业地区（含英国）、3中东和北非农业地区、4印度农业地区（从印度河到恒河再到斯里兰卡）、5远东农业地区（主要是中国，包括日本）、6东南亚农业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半岛和群岛）、7中东和北非农业地区以南的干旱地区（一些早期农业地区灌溉系统被破坏后也应归入这一类）。其中1和7适合游牧，以游牧文明为主，在现代火器出现以前从未被有效征服，一向是游牧蛮族发起进攻的基地，不过7的面积和气候都不如1，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明显要小的多。其余几块都是农业文明的基地，相互之间被高山大海或遥远的距离隔开，除了6的面积和人口稍小一些，偶尔会在文化或政治上受中国或印度的支配，2、3、4、5在历史上始终旗鼓相当，在西欧发起最后的政府以前，从来没有哪个农业文明能够在政治、军事、文化或经济上彻底征服其他区域。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特征，比如2、3、4之间存在内部水道（红海、地中海、黑海以及周围的海峡、河道），交通相对容易一些，文化交流比较多，远东相对而言比较孤立；印度和东南亚与游牧地区不直接接壤，军事传统稍弱；大草原的西侧要比东侧更肥沃、在埃及-黑海和阿富汗-新疆之间存在两个交通枢纽等等。这就是对人类历史主要舞台的一个初步描述。
从地图上看，地区1最大，在气候温暖湿润、冻土和沙漠暂时后退的年代可能会等于2、3、4、5几个主要农业地区之和。但农业，尤其是发达灌溉农业所支持的人口密度是游牧业根本无法相比的，因此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农业地区。人口稀少的游牧地区之所以取得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文化或经济因素。牧民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游牧才能保证在不同季节给牲畜供给足够的饲料，这种生活方式迫使牧民们组织起来，靠部落的力量生存，同时服从领袖的命令和纪律，这种组织资源和纪律性让他们在面对松散的自耕农社会时占尽上风。除此之外，牧民组织骑兵比较容易，这使他们在有机动性和冲击力两方面拥有战术优势，依靠牲畜群组织的后勤补给还给了牧民远远超出农业文明的战略机动能力。因为这些原因，游牧蛮族往往以很少的军队就征服十倍甚至百倍的人口。由于地区1占据了旧大陆的核心位置，2、3、4、5几个主要农业地区分布在它周围的一个大圆弧上，牧民的进攻也比较方便。不过，限于草原的面积和可以支持的人口密度，牧民的人数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游牧生活无法支持稳定的文化发展与传承，因此游牧民族的进攻总是迅猛而无法持久。一旦新胜的锐气散去，蛮族不是被优势人力的反击打回草原，就是被高级文化所同化。
在这种游牧民与农民的冲突中，农业文明的长处是人力、经济和技术，还有根基稳固的文化。虽然因为后勤和气候因素，农业文明无法在干旱地区建立长期的军事据点，从而彻底消灭蛮族的威胁，因此战略上总是被动，但也从来没有哪个农业区域在游牧民的进攻下彻底丧失文明遗产和发展机会。游牧民因为自己的生活特性而无法通过时间的推移积累自己的力量，总是被动挨打的农民却因为文明有稳定的基地，发展连续不断，最终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压倒了牧民。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的主体依然是农业民族，游牧民在几千年中没有本质的改变，只能看作一种固化的历史力量，不时的进行侵扰，但不能主动的促进进步。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地理条件不是现实中的样子，历史完全会有另外一个走向。比如干旱地区超出宜农地区数倍，且在地理上包围了农业地区，那么，牧民们会不断的洗劫乡村和城市，甚至把整个农业地区改造成牧场。农业文明的发展总是在低水平上被打断，然后重复发展。那么整个世界完全可能会长期停滞在青铜时代，什么工业革命，什么现代社会只能在虚构中出现。从唯物历史观看来，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间的比例关系、被气候和土壤所决定的农牧业生活特征、游牧地区相对农业地区的位置这几个因素共同决定了我们的历史主要是定居农业文明的历史。
三 架空式的思考方式
这里可能会有读者置疑我这种随意架空历史的思考方式，在他们看来，地球只有一个，我所设想的另外一种地理模式下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这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科学固然要以实际观测为基础，但对于许多暂时无法验证或观测的事实，如果相关的规律已经被充分认识，在头脑中作一些架空的试验是允许的。起码比没有思考，盲目的承认真实的历史就是必然结果要好。只是这种思考不可以用来推翻已被实验或观测的结果，只能用来检验现有理论的自恰性，或是把现有理论适当外推进行谨慎的预测。还是迦利略，当年在考虑惯性问题的时候苦于缺乏试验条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其实是很一般的条件）就屡次应用“理想实验”来进行推导，最终为牛顿定律建立了基础。即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得到“绝对真空”“无摩擦运动”，但我们依然承认惯性定律，承认它是足够精确的描述，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不完美的试验中得到了足够的数据，足以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理论外推至理想状态。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把科学理论定义为目前最好的假说，同时强调科学理论不是绝对真理，随时可以被更好的假说推翻。那么，我们在观测基础上通过架空思考而得到的结论其实也可以是科学理论的。
历史学的观测对象是人类社会自身，这是个独特的事物，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其他星球上找到类似的智慧生命集体来进行对照。因为这种独特性，我们在观测某个具体历史事件时，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同或类似的事件来做对照，总结规律；当考虑足以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规模相提并论的历史事件或讨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只能是以对一般性历史事件的总结为基础，用严密的逻辑进行谨慎的推导。这种推导可能有错误，但无论如何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把一切无法精确描述的事件丢给上帝或者命运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宁可相信最差但是有依据的假说，也不相信虚无缥缈的上帝或命运。
另外，尽管现实只有一个，但当我们基于历史经验向未来张望时，必须明白未来的物质条件尚属未知。我们不会知道下一种能源有多大的经济效益和多大的环境成本，也不知道工厂式农业是否可行，不知道是否会有某种技术彻底解决人口问题，我们至多可以估计一下这些偶然事件的概率。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架空思考，历史知识是无法应用于未来的。同样，在考察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可以作出事后诸葛亮式的推测就妄加评点。因为许多对我们来说属于已知的条件对于古人来说完全未知。比如说，后面我们将要提到西欧工业革命的问题，英国曾经在工业革命的萌芽期就消耗了本土的大部分森林，对燃料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煤矿的开发和对海外的原料贸易，并最终促成了工业革命。但我们不能因此评论英国人有远见或是砍伐森林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事实上，没有任何古人知道煤炭足以代替木材应付人类在工业化初期对燃料的需求，更没有人知道英国本土有多少煤炭储量，我们只能说，英国人运气不错，如此而已，唯物历史观是承认偶然性的。
就这个架空的话题展开说一下研究历史的思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中有一些规律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后面将谈到的经济基础主导论和人口的无限扩张趋向。这些规律比较稳定，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下都会制造类似的结构，这种规律本身和规律的缓慢改变是历史学的重点，因为解决大部分历史问题都要用到它们。还有一些因素，虽然对历史影响巨大，但基本属于偶然因素，人力无法改变或无法预测。比如美洲的发现（没有人可以在哥伦布出发以前预言他将带给处于生态危机的欧洲一块几乎空白的大陆）和成吉思汗的军事成功。（游牧部落的冲击力和周围农业文明的暂时衰落可以预计，但成吉思汗本人创建的士官培训制度出现在那个时代却是偶然）。这些因素应当看做一些孤立性的事件，应当掌握，但除非我们能从中总结出规律（不大可能），否则无助于我们解决新问题。
关于普遍规律和偶然因素的关系，我倾向于用下面这个比喻来说明问题：有人喜欢把历史比做一条河，把这个比喻推广一下，历史学家就是一个试图从零开始考察河流的水文地理学家。那些比较稳定的普遍规律就是牛顿力学定律、流体力学、水力学、沉积速度等基本的历史规律和参数，除了这些东西，河里还有一些礁石，河流遇到山脉必须换个方向，这些同样会影响水流的山峰和礁石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当我们试图在某个具体河段考察水流的流向，作出具体描述和计算时，必须把水力学等基本原则和具体的礁石、山峰位置结合考虑，才能对水流真实流向的原因作出正确的解释，对无法直接观测的河段进行推断。当河流流入一段新的河道时（用历史规律去看未来），我们只能根据那些基本原则作出一个大致的预测，然后再进入河道，根据具体的礁石位置作出具体阐述。由于各种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测性，精确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对过去的观测，掌握一些历史规律后作出的推断依然可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
四 农业社会的特征
回到最前面的话题，既然我们可以确定定居化的农业文明是历史的主体，至少是现代社会所直接继承的那段历史的主体，那么解释历史所需要的规律就必须基于对农业社会的观察。
我们可以从漫长的定居农业社会（区别于不断在迁移中烧荒种地的早期农业）中总结出几个基本特征：
1稳定性
自从人类发明了轮子、冶金术、陶器、建筑学、历法和初等的水利知识，过上了定居生活以后，在基本的生产方式方面就陷入了停滞。在随后的几千年中，尽管各个主要农业文明地区的政府形式、文化特征、宗教千差万别，但农民们始终过着差不多的生活，生活水平在温饱线附近波动，同时向上层社会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期间只有高级宗教的产生和铁器取代青铜器真正算的上明显进步，不过前者的影响主要还在上层社会，农民们的信仰始终搀杂着原始宗教的迷信（许多欧洲的偏远山区直到新教产生前后才真正皈依基督教）；后者则使农业地区变的更广阔，让农民从此可以把青铜器和石器无法改造的密林、沼泽变成农田，但没有改变农业生活本身。
这种稳定意味着经济生产上限、社会结构、文化的全面停滞，直到大航海时代从美洲带回的新物种改变了农业生产的上限。随后的工业革命通过从生物界之外引入新能源的方式彻底打破了这种稳定结构。从宏观来看，几千年间当然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人口从2-3亿增长到接近10亿，手工业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种增长实在是太慢了。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社会的经济或技术水平上限为纵轴做一条发展图，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我们将看到的是一条走向几乎水平的曲线，如果从曲线起点到终点引一条直线，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看出直线存在正的斜率，终点比起点有微小的抬升（这种增长是客观存在的，并最后触发了工业革命，只是实在太慢了）。如果把这条曲线画到2005年，我们一定会发现这500年中曲线以前所未有的斜率向上抬升。作为一个生活在高速增长的社会的现代人，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看到显著的增长与改变，但研究漫长的农业社会时必须时刻记住停滞是它的基本特征。关于这一点，后面谈到技术史时还要进一步阐述。
2波动性
我们说经济发展在几千年中陷入停滞，并不是说经济水平始终不变。确切的说，停滞的只是技术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的上限。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偶然冲击的影响，各个农业文明的实际经济水平和规模一直在波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资源比例的变动所带来的波动。
农业社会的经济的基础是种植业。在18世纪以前，除了象罗马帝国、中国统一王朝这样的大国通过水路运输调运一些粮食外，几乎所有的农业文明都必须在本地解决居民的吃饭问题。而即便是拥有内海或内陆运河的的大帝国，也只试图解决几个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相对整个农业文明地区的人口微不足道。至于跨文明区域的粮食运输，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其余所有经济部门的人力供应都受到粮食生产剩余的限制，这种粮食剩余一般来说是很少的，我们只需要确定一个文明体系的剩余粮食生产水平，就可以确定它的经济水平。
一般说来，粮食生产由四个因素决定：气候、土地、人力和技术。如果考察长期趋势，气候可以看做一个比较稳定的参数，丰年和荒年的数值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工业革命前夕，农业技术也是可以看做基本不变的因素。那么粮食的总产量和剩余产量（可以拿出来供养不参与农业的人口的部分）主要取决于土地和人力两个变量。很显然，任何一个变量的增加（新土地被开垦，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都可以导致粮食产量的增长，但如果另外一个变量没有同步跟上，那么这种增长严格遵循效益递减原则。具体而言，当劳动力不变，土地无限供应的时候，开垦第一亩土地可以得到最高的产量增长，随着土地增加，总产量也增加，但人力不足会逐步让单产下降，直到趋近于0，新增土地不再增加产量；同样，如果可开垦土地有限，劳动力不断繁衍，那么第一个新劳动力的投入可以得到最高的回报，然后逐个递减，随着粮食单产达到精耕细作的极限，每个新增劳动力能带来的产量增长为0。
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靠的是人口增殖，土地供应的增加却只能通过开垦来实现。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类和绝大部分生物一样，具有无限繁衍后代的趋向，因此在大部分成熟的社会里，相对稀缺的是农田而不是劳动力。在古代，农业民族进行大移民来释放过剩人口是不可能的，因此一旦人口超出土地负载能力，新增加的人口无法使粮食相应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剩人口对生态的破坏反而会降低产量），剩余粮食（先是人均、然后是总量）就开始下降。在农业社会（其实也适用于今天），这意味着可以供养的非农业人口开始减少，军人、贵族、工匠、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的生活水平与规模都同步下跌。
一般来说，上层社会不会坦然接受这种现实，他们会利用自己统治社会的权力提高实际税率，并雇佣过剩的流民加强对下层的镇压，可相对长期积累的矛盾，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人口过剩必然导致社会的基础越来越脆弱，最终导致暴动、内战、分裂、水利失修、蛮族入侵等灾难性事件。从长期来看，灾难性事件会减少人口，让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回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但短期内灾难性事件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生产，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制造更多人祸。即便人口已经被灾难减到了过剩以前的水平，也不会有一只上帝之手让内战、分裂等人祸在瞬间停下来。灾难还会继续，直到社会崩溃带来的矛盾充分释放后才会停止。经此大灾难，人口大幅度减少，过剩的反而是自然资源，于是人口开始重新增长，各种被损坏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开始重建，社会一片繁荣。如果没有太大的偶然冲击，人口将在一定时间后重新超过土地承载能力，下一个周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开始。
相对于一个完整的周期，灾难性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余大部分时间可以划分为人口过剩前的增长期与人口过剩后的衰落期。在增长期，人口快速增长，剩余粮食总量不断增加，由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基础设施的修复，人均粮食剩余甚至也会增长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有一部分土地可以转为牧业（每亩牧业土地能养活的人口要远少于农业，但能提供更多的肉、蛋、奶），让各个阶层的生活更舒适。社会可以供养更多的专业人员，将更多的财富投入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承受各种新制度的试验成本。而人力的相对稀缺也会产生对节约人力的技术的需求，促进生产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让经济水平的上限有一定提高（当然提高很有限）。无论是对于后世的评论者还是对于当时的百姓，增长期都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一旦人口的增加致使剩余粮食总量开始下降（人均粮食剩余的减少趋势压倒了纳税人口的增加），农业社会就进入了人口周期的衰落期。由于上层社会占有统治地位，他们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是有刚性的，剩余产品的减少不仅意味着生活的艰难，还导致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减少，社会在外表上立刻就萧条了下来。由于人口过剩，任何可以节约人力的技术进步都将被废弃，因为没有哪个前工业化社会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能力，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不仅新技术消耗的资源比人力可能要贵的多，节约的人力也无法再次融入社会，必然成为流民和暴动者。因此理智的统治者不会在衰落期推广节约人工的发明，这也是一个技术停滞甚至后退的时代（罗马皇帝曾拒绝用原始蒸汽机取代人力去竖起石柱，理由是让穷人获得面包；晚清的中国官僚拒绝用海运代替漕运，用铁路代替骡马，因为担心裁减的人力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他们是对的）。在彻底崩溃以前，这种衰退期可能持续很久，但明智的观察者会从基层的经济变动中看到危机。
除了人口——资源比的变动所导致的波动，由于经济发展存在上限，其他一些意外冲击也可以导致人类社会的波动。比如蒙古人对整个旧大陆文明地区的入侵，黑死病对中东和欧洲的影响，坦博拉火山爆发导致全球气温下降等。农业社会的全部基础设施和社会机构都是为了应付一个稳定的环境而构筑的，一旦环境剧烈变动或社会结构被破坏，经济水平会立刻下降，然后再重新向既有的上限发展。这种波动在历史发展曲线上应该是一个V型。即便没有其他冲击，消耗剩余产品的上层社会本身的腐化堕落也会引发革命与内战，制造出一个相对有效的上层社会，在不考虑其他情况的前提下，这也是一种周期性波动。不同的社会由于地理或偶然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同的波动所主导，其中人口自然繁衍导致的波动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占主导地位，其他原因导致的波动一般也会大幅度减少人口，造成人口——资源比的变动，从而产生类似的社会现象
经济和社会的波动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上限的停滞，人类社会无法在短期内用发展经济的方式解决人口压力或应对环境的变化，只能进入衰退或崩溃阶段。但除了少数几次生态灾难外（如中东部分地区在生态退化和蒙古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变成荒漠），大部分导致经济水平下降的的灾害并没有伤及农业文明的基础——农田，因此幸存的人口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新社会，让经济重新恢复到原有水平。各种波动不是独立出现的，它们可能互相叠加，可能互相抵消，还可能互相影响。由于历史资料考证困难，我们很难量化的用这种模型去解释全部宏观政治史或军事史，但近似的考察是可能的。中国在汉朝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存在一个200-300年的主周期波动。其他几个主要农业文明地区虽然规模与中国相近，但经济-人口波动周期明显要长一些，约为400年-450年，这或许可以用文明的相互影响来解释。欧洲、中东、印度之间有通畅的水路交通，又没有可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相比的地理险阻，因此一个文明兴盛的时候可以通过掠夺、不平等贸易、殖民等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优势，释放矛盾与过剩人口，延长增长期；衰落时又要受其他文明的压制，复苏要慢一些，循环周期自然要比地理上相对独立的中国稍长。
3 地域性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是长期经营的肥沃土地和同样无法移动的灌溉系统（在气候稳定的部分地区，靠天吃饭也会有好收成，但已经开垦的熟田依然是无法移动的）。除了盐和金属这两种物资以外，大部分农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关键生产物资仰赖于长距离贸易。因此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十分象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同时，铁矿的分布远远比青铜所需的铜、锡等矿藏广泛，因此盐成了粮食以外最重要的长距离贸易物资（忽略那些服务于少数人且数额不大的奢侈品贸易），如果能解决盐的供应问题，大部分地区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中国历次长期分裂（三国、五代、南北朝），如果并存的政权不能在一个名义上的统一下进行稳定贸易，那么各自的领地内必然至少有一处盐的主要供应地（如山西的盐池、四川的盐井、沿海盐场）。但如果从整个大陆的视角来看，农业文明地区必然分布在湿润的沿海地区，因此没有哪个农业文明不能独立产盐。从经济上看，旧大陆在农业时代不存在对统一经济体系的需求。 军事行动是将不同的地区统一的最直接的方式。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拥有很高的机动性，因为没有定居的习惯，整个民族都可能和军队一起行军，庞大的畜群可以让军队在荒野中得到食物，因此他们可以发起横跨大陆的征服，但农业文明的军队不行。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补给线，农业文明的军队在给敌人造成伤害以前就会自行解体。我们注意到在铁路出现以前，陆上运输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马车、骡马、或民夫自己也是需要粮食的，有效的运输效率随距离而下降，因此军事行动的规模随着活动半径增加将逐渐减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另外一种选择是沿途劫掠，但这往往会激起巨大的反抗，减慢行军速度，而且，如果身处荒野或贫瘠地区，劫掠或就地征发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从后勤角度来说，任何跨越文明区域的军事行动都不大可能成功，即便侥幸成功（往往利用了游牧民的力量或依托于内陆水道），也只能是短暂的袭击，然后或失败或分裂。这种天然的防御优势导致了农业文明在政治上的分立。一个农业政权或一个文明体系无法在农业时代通过暴力无限推广自己的制度。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还限制了农业人口迁徙的频率和规模，考虑到长距离商业以少量非生活必需品为主，文化的扩散也很缓慢。除了几个高级宗教能够同时影响数个农业文明外，其他基本的文化特征，如语言、民风、世界观、聚居方式等，各地都各有特色。这其中有当地地理环境塑造的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迁徙比例低造成的文化自然分化。即便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影响广阔地区的宗教，在被引入各个地区后也受到改造，带上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他们的创始地反而不见踪影了（伊斯兰教创立比较晚，因此分化和消亡较少）。
总结下来，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定居性与自给自足性，从而限制了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因此，基本生产方式的相似并不意味着文化、社会结构的完全一致。
4 农业组织方式的一般变化趋势
游牧社会或采集游猎社会是一个强调基层组织的社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或一个小家庭能够独立的在草原上游荡，应付各种猛兽、恶劣的气候和艰难的食物匮乏季节。那个年代没有无线电，交流与协作只能在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进行，这导致在非定居生活中离开熟悉的团体就意味着脱离了社会生活，因此恶劣的环境强迫非定居者结成紧密的基层团体。在初期的农业社会，人们同样需要严密的基层组织，因为这种利用金属农具在熟田上进行反复耕作的生活在旧大陆尚属新鲜事物，人们很难在社区以外找到类似的条件。因此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旧大陆各地最早的农业社区基本都是城邦模式。城邦一般会包含数万核心人口，拥有城墙或卫城，向居民提供金属农具、灌溉体系管理和保护。其中保护功能尤为重要，因为城邦往往被落后的非定居人口所包围，好似蛮荒部落的大海中的一些孤岛，再加上城邦之间的一些冲突，农民无法从不受保护的土地上获得收益。在早期农业城邦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和粮食储备的统治集团也会严密的控制城邦成员，不断发出指令，以保证城邦本身的存在。
随着农业地区逐渐拓展，农业社区开始从一个个孤岛连成一片，最终把旧大陆中央干旱区南侧的巨大弧形区域变成了稳定的农业地区，城邦层次的灌溉管理开始显的落后。冶铁业把金属工具的制造变的更简单、更廉价，也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去管理。农民们发现做一个自耕农，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土地上无法生产的东西要比在城邦下进行有组织的劳动更好。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大型农业国家最终通过长期的斗争取代了城邦，直接向自耕农征税并认真的保护自己的税源——维护社会秩序并在更大的范围内管理水利。从此，小型而有力的基层城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关心收税，不具体管理生产的统一政府与大量零散的自耕农。
早期统一农业国家的产生似乎也刺激了草原上游牧部落的统一（这一点尚属推测，但确实大型农业国家的建立往往和附近游牧部落的统一同步进行），牧民们学会了组织起来对付农民。人数众多的骑兵入侵是不可能被零散的城邦所阻挡的，因此统一的职业军队被建立起来，修筑永久性的工事与蛮族对峙，还可以用来打击内部的分裂倾向，新秩序拥有了强大的暴力基础。
占据整个大河流域或农业地区的国家取代城邦，意味着基层组织的弱化和一个高层组织的建立。新的国家肯定要比以往任何的城邦都强大，但具体到个人而言，它们并不试图象旧的城邦那样干涉具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也不打算创造一个稳定的贵族阶层，用人身依附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基层秩序。 因为喜欢那样做的统治集团基本没有机会取得政权。理智的统治集团只是尽量维护好社会秩序，让农民们按自己的想法去经营土地，从而生产出尽量多的剩余产品可供交税收，稳定是统治集团的最大利益。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农业资源尚属稀缺的早期，城邦只有通过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才能制造足够的生产要素（安定的环境、固定的土地、良好的工具），而农业的普及化使孤立的家庭或个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获得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一旦生产要素得以满足，无法严密监测的农业劳动显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更有效率。
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几个生产要素，尤其是安定的环境都再次成为稀缺品。在这种情况下，有意义的劳动只有在军事强权保护的土地上才能进行。于是基层社区的组织化再次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和社区对生产的干涉成为有效率的选择。统一的大国家会再次分裂成许多地方性社区，在衰落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政治力量成为社区的核心，世袭、拥有特权，明确有别于平民的贵族阶层开始出现，一时间似乎整个社会倒退到了农业社会早期，一般我们称这种变化为“封建化”。由于高比例的军事贵族阶层的存在和封建集团无法遏止的内斗，这一制度的运行成本是很高的，随着秩序的恢复和农业的自然扩张，这种制度将逐步让位于拥有官僚体系的统一国家。
在西欧、中国、中东统一大帝国崩溃的时候都有封建化进程，当某个军事集团刚刚完成对广大地区的征服时，也往往会有类似的现象出现。不过，从长期趋势来看，农业和相关的技术在整个旧大陆扎根越来越深，灾难对农业本身的破坏相对越来越小，因此基层社区的弱化和地区性国家权力的强化是一个普遍趋势。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因此比较早的进入这个状态。
五 物竞天择
在总结前面几个农业社会特征的时候，我已经在无意中应用了一个唯物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在给定的外界条件下，任何社会都有自发调整自身结构的趋势，使社会的生产能力达到外界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值，换成常见的一句话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一条很有用的规律，不过传统上对这个原则的定义不够确切，许多人在应用时又不分条件的随意外推，从而引发了许多荒谬愚蠢的结论。为了更好的理解并应用规律，我们必须从最基础的科学研究开始，弄清这个原则的来龙去脉。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唯物历史观对当代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进化论的出现。进化论的出现也是几百年来最伟大的理论突破之一，我们通常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来概括这个理论。许多人认为进化论给出了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物会在进化中胜出，但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必然会发现“适者生存”这句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话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因为“适者”的定义正是在进化中生存并能繁衍后代的生物，它不意味着更快，也不意味着更凶猛，或是产卵更迅速，它只是一句同义反复。事实上，这句话应该比理解成一个陈述，而不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它告诉我们目前存在的所有生物形态都是自然界各种外界条件（以及一些偶然性）造就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什么造物主的意愿或伟大的目标而产生的精巧设计，并没有对具体的问题作出预测。
今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达尔文的思路。生物界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形态必然要受周围物质条件的塑造。引入一个上帝或高于一切的目的只能徒增复杂，并不能让我们更精确、更方便的描述世界。既然上帝不能被证实存在也不能被证实不存在，那么达尔文宁愿让自然独立完成造人的工作，让上帝下岗。只是长久以来，因为人也是生物界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个把人类从世界中心拉出来的理论，不愿意承认人和生物界的规律可以用科学原则去研究。达尔文通过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整理，以过人的胆识，把生物研究归入了讲究实证的科学范畴，这是他的最大贡献。虽然进化论没有对具体的研究提供任何标准，但从此人们可以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生物学和人类学，这就是进化论的意义所在。至于达尔文提出的其他一些具体假说和结论，在现代遗传学和基因科学确立以前，只是缺乏根基的假说。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只能说达尔文的直觉和运气都很好，如此而已。
与生物学和人类学在进化论以前的的地位相似，历史学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排斥科学的研究方法（天文学也遭到过类似对待）。因为整个历史是都是人类独自继承的遗产，今天的全部人类生活也将变为历史，人们很难相信人类生活和最卑微、最平常的自然事物会遵循一样的规律，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研究。同时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总喜欢制造出一套理论来证明当前社会的神圣性、永存性。因此人们竭力要为历史找到目的，用当代的善恶标准或某个集团（民族、阶层）的价值观为历史设定方向或规则，而不愿意象研究水利那样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规则去进行研究。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人类最终还是意识到应该把科学的原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两个标准）应用于历史研究，不过在一开始大部分人对此仍保持怀疑。直到马克思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出了第一个有意义的结论，指出经济基础塑造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在解释历史和现实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唯物主义历史观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前面说了，进化论指出目前存在的所有物种不分强弱大小，都是竞争的结果。由于自然界的养料和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争取养料和生存空间的物种可以存活下来，并在客观上扼杀了许多其他生物的生存。必须注意的是，物种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只是一种结构，物质和能量迅速的流过这种结构，前一辈的生物很快就会成土壤的养料，为但我们并不认为物种因此发生了本质变化。对于某些喜欢走极端的生物学家来说，物种不过是基因复制自身的一种聚会方式而已。与之类似，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也只是一种保持动态稳定的结构，它们的存在需要消耗人力和物资——经济活动的成果、人类社会的稀缺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在人类社会某个时期内，各种上层建筑的组合方式之间存在着与自然界类似的竞争，那么对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制度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
回顾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我们可以注意到至少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是可以满足这个竞争条件的：
首先，旧大陆各地主导的文明形态都是定居农业文明，只要有机会，大部分制度可以很方便的在另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这保证了整个旧大陆是一个完整的竞技场。
其次，竞争是各个文明之间的事情，农业文明在地理上的分隔状态保证了制度变异和新制度出现的机会，不会因为某个制度将旧大陆统一成铁板一块而终止竞争。即便在某一个稳定的文明体系内部，由于客观条件（技术、气候、新农作物的引入）的变化，某一地区率先出现制度变革并独立于其他地区建立新制度依然可能（存在许多经济上不对外依赖的地区）。
最后，各种制度和文化在农业文明土壤上确实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制度在农业文明中传播不外乎军事征服、随人口扩散和和平传播三种。其中，农业文明的军事力量基本与经济剩余成正比，产生过剩人口并占有其他地区意味着人口基数大，和平传播则意味着对方感受到了新制度的诱惑或压力，哪一种都将使经济水平高或规模较大的一方占上风。另外，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和威胁虽然与经济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但作为一种常设的外部条件，也有助于淘汰那些人力、物力、组织能力上不足的文明。
鉴于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尝试用竞争原则去解释农业社会历史。按照本文开头提出的科学原则，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经济发展相对客观条件的指标，然后比较各种制度下的历史上限，最后确定是否新制度一般会比旧制度更适合新经济基础。这是一个相对简单却非常耗篇幅的工程，恐怕不是本文这几万字能验证的，但经济基础塑造制度这条规律提出了一百多年，有许多长篇巨著论述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得到了世人的承认，愿意从统计数字中验证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本文就不再多说了。
如果进一步讨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人类从采集社会转向农业社会的技术-社会变革也同样适用于这个规律。因为采集社会也是一个在地理上均匀、分散的社会，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或政治上的惯性来阻止新制度的出现。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地方和其他一些太平洋岛屿直到16世纪才引入水稻种植，这种新技术立刻就引起了一场革命——传统上与采集-旱地刀耕火种经济相配合的大家族迅速在2代人的时间内分裂成依赖小块稻田土地生存的小家庭，而私有土地产权的建立也促进了军事组织和官僚机构的发育。这种变革在大约1万年前曾在所有的旧大陆农业地区发生过，不过毕竟太遥远了，印度尼西亚的小岛和其他一些因为全球化而发现生存环境和经济基础发生巨变的国家可以为验证我们的结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
六基本物质条件与上层建筑
从农业起源到工业革命，在这大约10000年中，以经济基础为主的外部条件基本确定了了社会上层建筑的面貌。在这种分析方式中，唯物主义者无视任何人对任何制度的厌恶或崇拜，把所有制度都用经济——所有社会活动的成本之来源这个天平来衡量。唯物主义者承认各种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的可能性，但同时指出经济压力和随经济压力而来的社会、军事、文化压力保证了那些利于经济扩张的制度变化会得到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持，因此最终稳定下来的制度一般是能在既有的外部条件下最大限度发展经济的制度。对历史的观察和对近代社会的人类学观察也验证了这一点。
唯物主义者对历史的解释方式蔑视任何权威、宗教和其他神秘的东西，用纯粹的物质分析来解释历史。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这种解释方法与兽医观察动物的方式并无差别，有辱人类的尊严。其实，人类来自生物界，自然也继承了生物界的发展规律，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之所以能用与进化论相类似的思考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正是因为人类与海胆、蘑菇和袋鼠一样，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至少到工业革命之前这没什么问题。
但我们还是要先明确什么算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外部条件和经济基础。
气候的变化肯定要算数的，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庄稼的收成，庄稼无法象牛羊那样被赶到雨量、土壤和阳光更适于它们生长的地方去，人们只能根据以往的平均气候来制订种植计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任何气候变动几乎都会打乱农民的种植计划，让以往的农业技术和基础设施作废，给农业文明带来灾难。一般说来，气候变冷带来的灾难更大一些。
长期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许多，比如秦汉帝国和隋唐就各自与一个长且稳定的温暖湿润周期相对应，在随后的冷周期内，南方的许多河流经常封冻，让北方的骑兵如履平地。从黄河到海河乃至辽河之间原本繁盛的农业地区，农业产量急剧下降。这时，原来常设的儒家官僚机构虽然一度可以保证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如今却成了过分精巧昂贵的奢侈品，因此在动乱中统治成本较低的地方性政治组织和军事体系迅速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大背景下取代了原有制度数百年。由于类似的原因，第一个从旧大陆向西去美洲的的移民群体（维京人对冰岛的移民）也在小冰期的作用下从农业社会退化为采集社会。当然，气候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做统计分析的话，我们只能说上层建筑变动（趋势是从复杂、统一的结构后退）与气候波动之间有不可忽视的相关性。
气候的短期波动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但也可以触发一些历史事件。1815年，坦博拉火山的爆发曾导致全球气候下降，温带地区失去了夏天，整个世界都出现了粮食短缺和骚乱（德国近代第一次全民性的反犹暴动因而爆发 ）。1982年墨西哥的火山爆发给苏联随后几年带来的农业歉收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间接因素。（没有火山爆发，估计还是要解体，但未必是在那个时间了）
除了气候，其他的一些非可抗力因素也算外部条件，比如欧洲沿海鱼群分布因为一些人类至今不掌握的规律而变动，这些变动就曾经影响了近代西欧航海国家的经济力量。
还有一些条件，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确定，比如海陆分布，比如矿产资源的位置。由于没有人或神灵事先给人类设计发展路线，在某个条件没有进入历史以前，人们无从知道它将带来什么后果。以石油为例，在机械工业进步到可以制造内燃机以前，油田存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但一旦人类把石油作为主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油田的分布与储量就足以决定历史了。当英帝国随意的在中东的土地上为阿拉伯王公们划定国界时，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在半个世纪以后，虽然这些王族的后代依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腐败堕落、乐于内斗，而且没有建立任何象样的自主工业，但他们拥有的石油财富却可以让他们和世界列强坐在一起谈判。既然在石油变的重要以前没人知道它是否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如果石油不存在，工业化的速度和方式一定和今天有巨大的不同。石油的性质、数量和位置应当看做随机的外界条件。
与之类似的还有农业物种的分布，美洲存在一些旧大陆没有的高产作物，比如玉米和土豆，这些作物传到旧大陆以后，在整个旧大陆引发了人口爆炸（相对此前的停滞而言）。不过我们在1400年同样无法控制或预测航海家将从海洋的另一边带回什么，因此这也算外部条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工业化以前，新技术的产生和传播也应该视为一种稳定的外部参数。技术进步固然是社会的产物，但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进步是一种罕见的随机现象，因为农业社会的基础是种植业与初等手工业，基本的材料和运用方式都已经在农业时代的开端得到充分尝试（自然的安排！），如果不改变技术探索的领域，那么可供探索的空间并不太多。因此，当人类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技术进步体现为一系列的零散突破，不能在经济或军事领域造成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艰难和可预计的微小收益反过来又压制了人们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的愿望。当然，在某些时期，科学作为满足有闲阶级好奇心的一种工具确实得到了有意识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科学和技术之间并无联系，生产技术的进步只依赖于工匠和普通劳动者的运气。
工业革命以前，冶金术发明以后，没有哪个技术能够取得足够的重要性，以至于它的发展可以促进所有经济部门的大发展，也没有哪个技术可以直接促成其他技术进步。因此大部分技术进步的影响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既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也无法促进其他新技术的发展。因此任何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以促进经济的努力，其收益与成本之比都非常低。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农业文明都不鼓励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因为那样做基本上等于浪费资源。这种文化特征又反过来阻碍了技术的停滞趋势。
因为技术进步本身是偶然现象，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技术往往被复杂的无效工艺或神秘主义仪式所掩盖。19世纪英国化工厂把蓝色染料放在铁锅里拼命搅拌，认为搅拌的声音与染料的质量成正比，并以这种染料获得了高额利润，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只是搅拌时刮下来的铁屑。现代化学出现以后，德国人李比锡用向染料锅中添加铁化合物的方法很轻松的节省了这道工序。类似的，部分土家族部落通过知道使用抗蛇药草和根据蛇的行动规律来决定工作时间，从而减少了采草药的伤亡，但这些知识是通过一种叫“锁蛇”的神秘仪式表现的，还伴有一些秘密口诀，外人根本无从判别究竟是哪个环节起主导作用。其实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中医以阴阳五行来解释药理。这些在农业时代很难看清的技术成果让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人很难通过简单的模仿来学习技术，即便是非常简单的技术。由于技术本身与社会联系的紧密性，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人至多是不拒绝新技术，很难做到有意识的传播。造纸术算是简单而又实用的技术了，但它向中国以外的地区传播却是一场战争的副产品。象西方向东方刺探丝绸制造技术那样的有意识传播是很罕见的例外。
技术传播不畅导致许多技术在不适合应用时被放弃，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被重新发明。正如前面指出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人口资源比有利的时候，科学可能昌盛，但那与技术创新无关。至于技术，人力成本高的时期技术进步迅速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更可能被广泛利用而得到流传，而不是因为随机出现的创新更多一些。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除了刚刚从采集社会转向定居农业社会的那一两千年（农业和定居提供了技术发展的新空间，农业时代的初创年代，人类从0开始发展，很快掌握了门槛并不高的大部分农业-手工业技术，速度还是很快的），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创新始终是个别、零散的现象。同样，技术的传播同样是通过无意识的缓慢扩散进行的。由于旧大陆和周围的海洋在地理上的连通性，技术扩散缓慢却不停顿，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曾经有效的促进或阻止这种扩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在工业革命前夕的技术水平是差不多的。
在掌握足够史料并确定标准后，耐心的唯物主义者可以给出农业时代稳定以后的旧大陆文明技术进步与扩散的平均速度。作者并不试图在这几万字里完成这个工作，前面说了那么多，只是为了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从长期来看，把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1500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这应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太平洋小岛上因为探险队的到来而产生的迅猛技术进步属于例外）而既然技术进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那么我们应该把它看做决定上层建筑的背景条件之一。
另外，当某个制度-文化体系因适应了长期不变的经济基础而固化的时候，这个体系的主体部分也将成为部分上层建筑中短期变化的背景条件。比如欧洲在十字军东征前后的主导制度都是贵族分封+统一教会的松散统治，但对东方的远征消耗了许多人力，尤其是大量消耗资源的贵族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提高了人均生活水平和贵族的财富。贵族们有财力也有精力去为游吟诗人支付薪水，从而带来了骑士文学的黄金时期。骑士文学只是上层建筑的一小部分，其兴亡对整个封建制度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封建制度的存在是骑士文学的一个固定背景条件，象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件带来的经济因素则是触发这种文化繁荣的一个条件。后面将要谈到的宗教对政治制度的适应也是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
七 体制的具体塑造过程
各种制度和文化之间的竞争是长期的，一般来说，取胜的一方往往并不是把所有资源和人力的利用效率都提到极限的制度。那样的制度往往因为内部的不稳定、运行成本过高和无法应付微小变动而迅速崩溃。在历史舞台上停留时间最长的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能够使“稳定”、“高效”、“运行成本低”这三个指标互相结合，而不是简单的追求某个时段的“高效”。
以东亚盛行的儒家制度为例，儒家主张“不患寡而不均”，“以农为本”，从表面上看压制了经济中较先进部分的发展，但事实上，这正适应了当时农业生产简单，生产力存在上限的经济特点。因为土地和资源的总量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生产上限（在几百年的时间段内可视为不变）。允许商人的积极活动，鼓励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商品自由流通固然可以优化短期内的资源配置，让实际产出接近经济上限，甚至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但考虑到工业革命以前社会转移支付的低效，这也意味着经济一旦收缩或波动，将会有人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因为经济产出上限限制了自由经济制度所能带来的效率增长，投资的边际收益将在接近经济上限时迅速下降到0，少量的经济盈余主要体现为粮食和人力的积累——无法长期储存，或用来进行有效投资，更无法在荒年得到有效分配。在丰年时放弃了自己土地或其他基本生活保障的底层人口将发现自己无从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往往破产，卖身为奴；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做奴隶都不可能，只能饿死。具体到某个个体而言，在荒年的破产和死亡是无法通过以后丰年的人口增长来弥补的。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底层人民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将不惜铤而走险，愿意挑战一切既有规则，这很有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秩序，让大动乱提前到来。对于所有社会而言，频繁发生的的动乱都会大大降低长期平均经济水平，进而减弱了它的扩张能力和自身的稳定性。儒家制度虽然不能保证社会经济资源时刻得到最佳配置，但可以保证稳定的经济产出，因此长期停滞且与其他农业文明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的东亚农业社会最终塑造出了以儒家官僚为中心的上层建筑。
再以在大部分农业文明中都盛行的世袭制和身份等级制为例，它们的确立和固然有生物保护自己基因的本能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在农业时代为社会权力和财富的传承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依据和标准——就每件事而言不一定是最好的标准，但肯定是最无可争议、让交接成本最低的标准。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政治权力的世袭还是财产控制权的世袭，都无法保证最优秀的人才来掌握这个社会，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采用贵族制度更是匪夷所思。不过，这是从我们以这个时代的物质条件为出发点的看法。现代社会有先进的通讯手段、有义务教育、现代工业体系（经济的根本）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可以批量培养并考察，这使社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挑选出比较有能力的人进入上层社会担当较重要的责任，选拔的方式可以作到尽量客观，至少让大多数人无法拒绝这种选拔。而在古代，人们几乎无法考察陌生人的才能，大部分以选“贤”为名的制度最后都因为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无法运行而被放弃，选拔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很难兼得，所以世袭制成了许多情况下的最佳选择。上层社会的子孙（进一步细化的标准往往以嫡长为序）未必能力超群，但起码血缘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制度一旦确立，就不会出现多个候选人互相斗争，引发起内战和分裂的情况，这节约了选拔成本。同时，农业社会并不需要很复杂的管理，维持稳定是上层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所在，因血缘关系而获得权力或财富的贵族们只要不是太无能，一般也足以应付其责任。（说到这里插一句，等级化和世袭制也是农业文明的一大特征，只是如果不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阐述的话，不容易说清楚，所以没有总结在前面农业文明特征那一章里面）
农业时代唯一长期有效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的儒家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持续了上千年，名为选贤，但稳定、客观这两个指标依然占了上风。显然，无论是精美的辞赋还是空泛的策论其实都不足以考察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担当管理整个社会的能力，但这起码是一个标准，起码算是一个智力测验，选拔过程的公正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从而具有了权威性。而中国上层社会相对较小的政府权力与责任（相对其他国家的整个贵族、宗教阶层的权力）也并不要求官僚们具有非常强的管理能力，只要在大的决策上不出问题，对中央保持忠诚，乐于维系农业社会的现状就好了。
当然，中国持续千年的儒家科举制度在农业社会是一个例外，因为即便是这样一个形式大于真实意义的考试，成本也不是一般农业社会所能承受的（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制度成本）。只有足够
零 前言
这篇文章是谈历史的，不过文章的题目似乎很对不起这严肃的内容，这是因为下面的文字本来就是信手写的随笔，为的是整理一下思路。开始写的时候没做过任何计划，就是乱写，因此没有标题，也没有提纲，写到3万字觉得收不住手，打算认真的写完，才拟了这个题目。
本文前半部分的主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要在一个绝对客观的视角上去描述历史，作者显然应该站在地球以外。正好，近来网上流行“火星人”这个称谓，作为对那些炒冷饭的人的戏谑。如今传统的共产主义已经过气，这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算的上一盘冷饭，我就不妨自诩火星来客，好对地球的历史做一番客观的考察。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许多经典文献和网络作品，但是由于开始写的时候没在意，现在连我也不能一一指出了，在此一并致歉并表示真诚的感谢。
各位朋友如对本文有什么批驳或看法，请不吝赐教。邮件请发[email protected]
任冲昊 2006年1月1日
一 科学历史观的标准
都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历史观，这里就要先说说“科学”二字。所谓科学理论，首先是一套描述事实的自恰假说，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不自恰的东西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如何说服别人？但自恰的理论有千千万万，我们必须用两个标准来筛选。
一是事实，你的理论必须能解释客观存在的现象，用你的理论预测出来的结果必须符合未来的观测结果。这样的理论才能算科学，同样是逻辑推导，从事实（不管是纯观测的还是实验室的）出发的叫科学，从无法验证的假设（比如上帝至高无上）出发的是神学。
即便如此，自恰且不与现实发生冲突的理论依然千千万万，比如说，你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物体和相应的物理参数都瞬间放大10倍再缩小10倍，因为放大和缩小比例相同，这个理论其实很难检验。这就必须利用第二个标准：简洁——当两个理论能以同样的精度解释现实，且暂时无法比较他们的精度时，我们取更简单的一方。这个标准一般被称为奥卡拇剃刀，要刮掉一切多余的陈述。按照这个标准，“所有的物体和相应的物理参数都瞬间放大10倍再缩小10倍”这个理论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在让理论变的更复杂的同时没有增加描述精度。
两个标准筛选下来，一般我们可以获得1个实用的理论，或是在观测不足时获得一些并存的科学假说。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假说，我们挑出眼下最好的假说叫理论。一旦有了新的无法解释的事实，或是有了解释世界更精确的假说，这个理论就退到科学史里面去了。这样的理论和假说可以帮我们解释世界，预测未来或推测现实中未曾观测的部分。既然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那么科学理论肯定不是绝对真理，随时可以被新理论取代。但科学精神——自恰、符合事实与简洁是永恒不变的。
定义了科学，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科学历史观。这里又要先定义历史观，其实，除了那些纯粹为了应付考试而读历史书，死记硬背一些文字的学生，任何人读了历史都有历史观。因为人不是计算机，一旦了解了一些历史事实，自然会思考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发展方式，给自己一个总体的解释。建立历史观的过程，就是在无数个诸如“西历1966年在远东那片通常叫做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一次通常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的描述中找到一些联系，在历史中找到目的和规律。举两个例子，在原教旨基督教徒看来，所有历史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上帝的光荣，所有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意愿，上帝无所不能。这就是历史观，教徒读历史时就可以把所有的事件整理成脉络，分出主次。同样，在希特勒看来，所有历史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铺垫德国的崛起，所有历史事件的原因都是伟大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间才冲突，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也会理解历史并指导实践。而所谓唯物历史观，就是把人类社会，这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摆回到与其他万物一样的位置，丢掉面对人类自身或是“上帝造物”的敬畏，象研究蒸汽机或是狼群那样研究人类自身。这种研究方式虽然不免对人类有点不敬，但有利于我们保持客观，这正是科学的要素之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要称的上科学，必然要通过前面说的检验标准。其实光是一个“简洁”的标准就足以简化一半探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必然否认历史有目的。因为科学从来不回答“事件A的目的是什么？”，科学只回答“事件A是否会导致事件B?”。对目的的探讨不影响对事实的描述，但增加了不必要的繁琐，所以科学把这个问题排除在外。加利略当年正是摆脱了传统的问题“铁球落向地面的目的是什么？”，转而探讨“铁球如何落向地面？”才建立了现代科学的基础。所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历史没有目的，我们寻找历史规律并描述，但绝不寻求它的目标。既然目的不在研究之列，那么唯物主义历史学的全部内容就是探索历史规律，我们必须说明某些历史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有联系，有因果关系。按照前面讨论的科学标准，这些规律必须来自对历史自身的观察和随后的归纳总结，而且要尽量的简单。
比如说，如果我们通读史书，连续几次发现以强大的政权在灭亡前夕有突破原有军事体系大规模使用雇佣军的记录（埃及的库施军团、罗马帝国的蛮族军团、阿拉伯帝国的突厥卫队），我们就可以初步归纳：古代强国的灭亡很可能伴随着使用雇佣军的现象。然后我们再读到某个国家的衰亡时，我们可以期望在更多的相关材料中找到反映雇佣军的重要性上升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三国史中看到军阀建立私募军队的过程与中央政权的衰落同步进行。这样，我们就在“国家衰亡”和“大规模雇佣军”这两个事件之间确定了一定的联系。下一步是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我们需要在几个例子中寻找类似的结构。通过详细调查和对比，几个例子都表明：原有军事体系的败坏或是作为军事体系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解体会导致对雇佣军的需求，而雇佣军的实力逐步上升又导致了对原有体系的进一步破坏。这样，我们就得出了比较有意义的结论——雇佣军的扩大与稳定社会的衰退互为因果，很容易同时出现。当我们考察晚清社会时，这个结论依然适用，这就是唯物历史观的一条科学结论了。当我们发现今天义务兵兵源质量的下降、社会地位的相对降低与国家大力提倡军队职业化同时出现时，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条结论来推测一下未来。当然，根据科学的原则，从农业社会总结的规律用于工业社会这个不同的环境必须非常谨慎。必须认真的考察在农业社会导致雇佣军扩大的因果关系链是否依然存在。事实上，由于工业社会军队战斗力与现代化装备的应用密切相关，专业士官和职业军官比例的提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讨论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必须开始新的归纳总结。
二 历史的自然条件
上面确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则（其实没什么难的，任何一本物理教科书都会教给你这些原则）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些原则来扫视我们的历史。建立一些基本规律，然后再从这些基本规律出发，对具体的事件进行解释，并尝试分析未来的趋势，这就是本文接下来的内容。
考察人类历史，我们必须先对地球这个人类历史的舞台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地球上有亚欧大陆、非洲大陆、南北美洲大陆和大洋洲这几块有人类居住的主要陆地，其中大洋洲在近代以前只有原始文明。至于其余的几块陆地，亚欧大陆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一块，在全球化到来以前，这个大陆及附属岛屿集中了世界80%以上的人口，文明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大航海时代以后，来自亚欧大陆的移民用病菌、战争和商业消灭了其他大陆的文明和文明胚胎，因此对现代有意义的历史事件有99%集中于这块“旧”大陆，唯物历史观的基础也正是来自对这块大陆上人类史的观测。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亚欧大陆（含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北非地区）适合人居住的地区大致可以划分为7个部分：1亚洲大陆核心部分的大草原干旱地区（从东欧延伸到蒙古）、2欧洲农业地区（含英国）、3中东和北非农业地区、4印度农业地区（从印度河到恒河再到斯里兰卡）、5远东农业地区（主要是中国，包括日本）、6东南亚农业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半岛和群岛）、7中东和北非农业地区以南的干旱地区（一些早期农业地区灌溉系统被破坏后也应归入这一类）。其中1和7适合游牧，以游牧文明为主，在现代火器出现以前从未被有效征服，一向是游牧蛮族发起进攻的基地，不过7的面积和气候都不如1，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明显要小的多。其余几块都是农业文明的基地，相互之间被高山大海或遥远的距离隔开，除了6的面积和人口稍小一些，偶尔会在文化或政治上受中国或印度的支配，2、3、4、5在历史上始终旗鼓相当，在西欧发起最后的政府以前，从来没有哪个农业文明能够在政治、军事、文化或经济上彻底征服其他区域。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特征，比如2、3、4之间存在内部水道（红海、地中海、黑海以及周围的海峡、河道），交通相对容易一些，文化交流比较多，远东相对而言比较孤立；印度和东南亚与游牧地区不直接接壤，军事传统稍弱；大草原的西侧要比东侧更肥沃、在埃及-黑海和阿富汗-新疆之间存在两个交通枢纽等等。这就是对人类历史主要舞台的一个初步描述。
从地图上看，地区1最大，在气候温暖湿润、冻土和沙漠暂时后退的年代可能会等于2、3、4、5几个主要农业地区之和。但农业，尤其是发达灌溉农业所支持的人口密度是游牧业根本无法相比的，因此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农业地区。人口稀少的游牧地区之所以取得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文化或经济因素。牧民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游牧才能保证在不同季节给牲畜供给足够的饲料，这种生活方式迫使牧民们组织起来，靠部落的力量生存，同时服从领袖的命令和纪律，这种组织资源和纪律性让他们在面对松散的自耕农社会时占尽上风。除此之外，牧民组织骑兵比较容易，这使他们在有机动性和冲击力两方面拥有战术优势，依靠牲畜群组织的后勤补给还给了牧民远远超出农业文明的战略机动能力。因为这些原因，游牧蛮族往往以很少的军队就征服十倍甚至百倍的人口。由于地区1占据了旧大陆的核心位置，2、3、4、5几个主要农业地区分布在它周围的一个大圆弧上，牧民的进攻也比较方便。不过，限于草原的面积和可以支持的人口密度，牧民的人数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游牧生活无法支持稳定的文化发展与传承，因此游牧民族的进攻总是迅猛而无法持久。一旦新胜的锐气散去，蛮族不是被优势人力的反击打回草原，就是被高级文化所同化。
在这种游牧民与农民的冲突中，农业文明的长处是人力、经济和技术，还有根基稳固的文化。虽然因为后勤和气候因素，农业文明无法在干旱地区建立长期的军事据点，从而彻底消灭蛮族的威胁，因此战略上总是被动，但也从来没有哪个农业区域在游牧民的进攻下彻底丧失文明遗产和发展机会。游牧民因为自己的生活特性而无法通过时间的推移积累自己的力量，总是被动挨打的农民却因为文明有稳定的基地，发展连续不断，最终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压倒了牧民。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的主体依然是农业民族，游牧民在几千年中没有本质的改变，只能看作一种固化的历史力量，不时的进行侵扰，但不能主动的促进进步。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地理条件不是现实中的样子，历史完全会有另外一个走向。比如干旱地区超出宜农地区数倍，且在地理上包围了农业地区，那么，牧民们会不断的洗劫乡村和城市，甚至把整个农业地区改造成牧场。农业文明的发展总是在低水平上被打断，然后重复发展。那么整个世界完全可能会长期停滞在青铜时代，什么工业革命，什么现代社会只能在虚构中出现。从唯物历史观看来，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间的比例关系、被气候和土壤所决定的农牧业生活特征、游牧地区相对农业地区的位置这几个因素共同决定了我们的历史主要是定居农业文明的历史。
三 架空式的思考方式
这里可能会有读者置疑我这种随意架空历史的思考方式，在他们看来，地球只有一个，我所设想的另外一种地理模式下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这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科学固然要以实际观测为基础，但对于许多暂时无法验证或观测的事实，如果相关的规律已经被充分认识，在头脑中作一些架空的试验是允许的。起码比没有思考，盲目的承认真实的历史就是必然结果要好。只是这种思考不可以用来推翻已被实验或观测的结果，只能用来检验现有理论的自恰性，或是把现有理论适当外推进行谨慎的预测。还是迦利略，当年在考虑惯性问题的时候苦于缺乏试验条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其实是很一般的条件）就屡次应用“理想实验”来进行推导，最终为牛顿定律建立了基础。即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得到“绝对真空”“无摩擦运动”，但我们依然承认惯性定律，承认它是足够精确的描述，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不完美的试验中得到了足够的数据，足以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理论外推至理想状态。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把科学理论定义为目前最好的假说，同时强调科学理论不是绝对真理，随时可以被更好的假说推翻。那么，我们在观测基础上通过架空思考而得到的结论其实也可以是科学理论的。
历史学的观测对象是人类社会自身，这是个独特的事物，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其他星球上找到类似的智慧生命集体来进行对照。因为这种独特性，我们在观测某个具体历史事件时，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同或类似的事件来做对照，总结规律；当考虑足以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规模相提并论的历史事件或讨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只能是以对一般性历史事件的总结为基础，用严密的逻辑进行谨慎的推导。这种推导可能有错误，但无论如何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把一切无法精确描述的事件丢给上帝或者命运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宁可相信最差但是有依据的假说，也不相信虚无缥缈的上帝或命运。
另外，尽管现实只有一个，但当我们基于历史经验向未来张望时，必须明白未来的物质条件尚属未知。我们不会知道下一种能源有多大的经济效益和多大的环境成本，也不知道工厂式农业是否可行，不知道是否会有某种技术彻底解决人口问题，我们至多可以估计一下这些偶然事件的概率。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架空思考，历史知识是无法应用于未来的。同样，在考察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可以作出事后诸葛亮式的推测就妄加评点。因为许多对我们来说属于已知的条件对于古人来说完全未知。比如说，后面我们将要提到西欧工业革命的问题，英国曾经在工业革命的萌芽期就消耗了本土的大部分森林，对燃料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煤矿的开发和对海外的原料贸易，并最终促成了工业革命。但我们不能因此评论英国人有远见或是砍伐森林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事实上，没有任何古人知道煤炭足以代替木材应付人类在工业化初期对燃料的需求，更没有人知道英国本土有多少煤炭储量，我们只能说，英国人运气不错，如此而已，唯物历史观是承认偶然性的。
就这个架空的话题展开说一下研究历史的思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中有一些规律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后面将谈到的经济基础主导论和人口的无限扩张趋向。这些规律比较稳定，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下都会制造类似的结构，这种规律本身和规律的缓慢改变是历史学的重点，因为解决大部分历史问题都要用到它们。还有一些因素，虽然对历史影响巨大，但基本属于偶然因素，人力无法改变或无法预测。比如美洲的发现（没有人可以在哥伦布出发以前预言他将带给处于生态危机的欧洲一块几乎空白的大陆）和成吉思汗的军事成功。（游牧部落的冲击力和周围农业文明的暂时衰落可以预计，但成吉思汗本人创建的士官培训制度出现在那个时代却是偶然）。这些因素应当看做一些孤立性的事件，应当掌握，但除非我们能从中总结出规律（不大可能），否则无助于我们解决新问题。
关于普遍规律和偶然因素的关系，我倾向于用下面这个比喻来说明问题：有人喜欢把历史比做一条河，把这个比喻推广一下，历史学家就是一个试图从零开始考察河流的水文地理学家。那些比较稳定的普遍规律就是牛顿力学定律、流体力学、水力学、沉积速度等基本的历史规律和参数，除了这些东西，河里还有一些礁石，河流遇到山脉必须换个方向，这些同样会影响水流的山峰和礁石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当我们试图在某个具体河段考察水流的流向，作出具体描述和计算时，必须把水力学等基本原则和具体的礁石、山峰位置结合考虑，才能对水流真实流向的原因作出正确的解释，对无法直接观测的河段进行推断。当河流流入一段新的河道时（用历史规律去看未来），我们只能根据那些基本原则作出一个大致的预测，然后再进入河道，根据具体的礁石位置作出具体阐述。由于各种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测性，精确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对过去的观测，掌握一些历史规律后作出的推断依然可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
四 农业社会的特征
回到最前面的话题，既然我们可以确定定居化的农业文明是历史的主体，至少是现代社会所直接继承的那段历史的主体，那么解释历史所需要的规律就必须基于对农业社会的观察。
我们可以从漫长的定居农业社会（区别于不断在迁移中烧荒种地的早期农业）中总结出几个基本特征：
1稳定性
自从人类发明了轮子、冶金术、陶器、建筑学、历法和初等的水利知识，过上了定居生活以后，在基本的生产方式方面就陷入了停滞。在随后的几千年中，尽管各个主要农业文明地区的政府形式、文化特征、宗教千差万别，但农民们始终过着差不多的生活，生活水平在温饱线附近波动，同时向上层社会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期间只有高级宗教的产生和铁器取代青铜器真正算的上明显进步，不过前者的影响主要还在上层社会，农民们的信仰始终搀杂着原始宗教的迷信（许多欧洲的偏远山区直到新教产生前后才真正皈依基督教）；后者则使农业地区变的更广阔，让农民从此可以把青铜器和石器无法改造的密林、沼泽变成农田，但没有改变农业生活本身。
这种稳定意味着经济生产上限、社会结构、文化的全面停滞，直到大航海时代从美洲带回的新物种改变了农业生产的上限。随后的工业革命通过从生物界之外引入新能源的方式彻底打破了这种稳定结构。从宏观来看，几千年间当然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人口从2-3亿增长到接近10亿，手工业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种增长实在是太慢了。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社会的经济或技术水平上限为纵轴做一条发展图，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我们将看到的是一条走向几乎水平的曲线，如果从曲线起点到终点引一条直线，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看出直线存在正的斜率，终点比起点有微小的抬升（这种增长是客观存在的，并最后触发了工业革命，只是实在太慢了）。如果把这条曲线画到2005年，我们一定会发现这500年中曲线以前所未有的斜率向上抬升。作为一个生活在高速增长的社会的现代人，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看到显著的增长与改变，但研究漫长的农业社会时必须时刻记住停滞是它的基本特征。关于这一点，后面谈到技术史时还要进一步阐述。
2波动性
我们说经济发展在几千年中陷入停滞，并不是说经济水平始终不变。确切的说，停滞的只是技术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的上限。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偶然冲击的影响，各个农业文明的实际经济水平和规模一直在波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资源比例的变动所带来的波动。
农业社会的经济的基础是种植业。在18世纪以前，除了象罗马帝国、中国统一王朝这样的大国通过水路运输调运一些粮食外，几乎所有的农业文明都必须在本地解决居民的吃饭问题。而即便是拥有内海或内陆运河的的大帝国，也只试图解决几个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相对整个农业文明地区的人口微不足道。至于跨文明区域的粮食运输，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其余所有经济部门的人力供应都受到粮食生产剩余的限制，这种粮食剩余一般来说是很少的，我们只需要确定一个文明体系的剩余粮食生产水平，就可以确定它的经济水平。
一般说来，粮食生产由四个因素决定：气候、土地、人力和技术。如果考察长期趋势，气候可以看做一个比较稳定的参数，丰年和荒年的数值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工业革命前夕，农业技术也是可以看做基本不变的因素。那么粮食的总产量和剩余产量（可以拿出来供养不参与农业的人口的部分）主要取决于土地和人力两个变量。很显然，任何一个变量的增加（新土地被开垦，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都可以导致粮食产量的增长，但如果另外一个变量没有同步跟上，那么这种增长严格遵循效益递减原则。具体而言，当劳动力不变，土地无限供应的时候，开垦第一亩土地可以得到最高的产量增长，随着土地增加，总产量也增加，但人力不足会逐步让单产下降，直到趋近于0，新增土地不再增加产量；同样，如果可开垦土地有限，劳动力不断繁衍，那么第一个新劳动力的投入可以得到最高的回报，然后逐个递减，随着粮食单产达到精耕细作的极限，每个新增劳动力能带来的产量增长为0。
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靠的是人口增殖，土地供应的增加却只能通过开垦来实现。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类和绝大部分生物一样，具有无限繁衍后代的趋向，因此在大部分成熟的社会里，相对稀缺的是农田而不是劳动力。在古代，农业民族进行大移民来释放过剩人口是不可能的，因此一旦人口超出土地负载能力，新增加的人口无法使粮食相应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剩人口对生态的破坏反而会降低产量），剩余粮食（先是人均、然后是总量）就开始下降。在农业社会（其实也适用于今天），这意味着可以供养的非农业人口开始减少，军人、贵族、工匠、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的生活水平与规模都同步下跌。
一般来说，上层社会不会坦然接受这种现实，他们会利用自己统治社会的权力提高实际税率，并雇佣过剩的流民加强对下层的镇压，可相对长期积累的矛盾，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人口过剩必然导致社会的基础越来越脆弱，最终导致暴动、内战、分裂、水利失修、蛮族入侵等灾难性事件。从长期来看，灾难性事件会减少人口，让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回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但短期内灾难性事件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生产，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制造更多人祸。即便人口已经被灾难减到了过剩以前的水平，也不会有一只上帝之手让内战、分裂等人祸在瞬间停下来。灾难还会继续，直到社会崩溃带来的矛盾充分释放后才会停止。经此大灾难，人口大幅度减少，过剩的反而是自然资源，于是人口开始重新增长，各种被损坏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开始重建，社会一片繁荣。如果没有太大的偶然冲击，人口将在一定时间后重新超过土地承载能力，下一个周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开始。
相对于一个完整的周期，灾难性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余大部分时间可以划分为人口过剩前的增长期与人口过剩后的衰落期。在增长期，人口快速增长，剩余粮食总量不断增加，由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基础设施的修复，人均粮食剩余甚至也会增长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有一部分土地可以转为牧业（每亩牧业土地能养活的人口要远少于农业，但能提供更多的肉、蛋、奶），让各个阶层的生活更舒适。社会可以供养更多的专业人员，将更多的财富投入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承受各种新制度的试验成本。而人力的相对稀缺也会产生对节约人力的技术的需求，促进生产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让经济水平的上限有一定提高（当然提高很有限）。无论是对于后世的评论者还是对于当时的百姓，增长期都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一旦人口的增加致使剩余粮食总量开始下降（人均粮食剩余的减少趋势压倒了纳税人口的增加），农业社会就进入了人口周期的衰落期。由于上层社会占有统治地位，他们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是有刚性的，剩余产品的减少不仅意味着生活的艰难，还导致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减少，社会在外表上立刻就萧条了下来。由于人口过剩，任何可以节约人力的技术进步都将被废弃，因为没有哪个前工业化社会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能力，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不仅新技术消耗的资源比人力可能要贵的多，节约的人力也无法再次融入社会，必然成为流民和暴动者。因此理智的统治者不会在衰落期推广节约人工的发明，这也是一个技术停滞甚至后退的时代（罗马皇帝曾拒绝用原始蒸汽机取代人力去竖起石柱，理由是让穷人获得面包；晚清的中国官僚拒绝用海运代替漕运，用铁路代替骡马，因为担心裁减的人力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他们是对的）。在彻底崩溃以前，这种衰退期可能持续很久，但明智的观察者会从基层的经济变动中看到危机。
除了人口——资源比的变动所导致的波动，由于经济发展存在上限，其他一些意外冲击也可以导致人类社会的波动。比如蒙古人对整个旧大陆文明地区的入侵，黑死病对中东和欧洲的影响，坦博拉火山爆发导致全球气温下降等。农业社会的全部基础设施和社会机构都是为了应付一个稳定的环境而构筑的，一旦环境剧烈变动或社会结构被破坏，经济水平会立刻下降，然后再重新向既有的上限发展。这种波动在历史发展曲线上应该是一个V型。即便没有其他冲击，消耗剩余产品的上层社会本身的腐化堕落也会引发革命与内战，制造出一个相对有效的上层社会，在不考虑其他情况的前提下，这也是一种周期性波动。不同的社会由于地理或偶然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同的波动所主导，其中人口自然繁衍导致的波动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占主导地位，其他原因导致的波动一般也会大幅度减少人口，造成人口——资源比的变动，从而产生类似的社会现象
经济和社会的波动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上限的停滞，人类社会无法在短期内用发展经济的方式解决人口压力或应对环境的变化，只能进入衰退或崩溃阶段。但除了少数几次生态灾难外（如中东部分地区在生态退化和蒙古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变成荒漠），大部分导致经济水平下降的的灾害并没有伤及农业文明的基础——农田，因此幸存的人口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新社会，让经济重新恢复到原有水平。各种波动不是独立出现的，它们可能互相叠加，可能互相抵消，还可能互相影响。由于历史资料考证困难，我们很难量化的用这种模型去解释全部宏观政治史或军事史，但近似的考察是可能的。中国在汉朝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存在一个200-300年的主周期波动。其他几个主要农业文明地区虽然规模与中国相近，但经济-人口波动周期明显要长一些，约为400年-450年，这或许可以用文明的相互影响来解释。欧洲、中东、印度之间有通畅的水路交通，又没有可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相比的地理险阻，因此一个文明兴盛的时候可以通过掠夺、不平等贸易、殖民等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优势，释放矛盾与过剩人口，延长增长期；衰落时又要受其他文明的压制，复苏要慢一些，循环周期自然要比地理上相对独立的中国稍长。
3 地域性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是长期经营的肥沃土地和同样无法移动的灌溉系统（在气候稳定的部分地区，靠天吃饭也会有好收成，但已经开垦的熟田依然是无法移动的）。除了盐和金属这两种物资以外，大部分农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关键生产物资仰赖于长距离贸易。因此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十分象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同时，铁矿的分布远远比青铜所需的铜、锡等矿藏广泛，因此盐成了粮食以外最重要的长距离贸易物资（忽略那些服务于少数人且数额不大的奢侈品贸易），如果能解决盐的供应问题，大部分地区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中国历次长期分裂（三国、五代、南北朝），如果并存的政权不能在一个名义上的统一下进行稳定贸易，那么各自的领地内必然至少有一处盐的主要供应地（如山西的盐池、四川的盐井、沿海盐场）。但如果从整个大陆的视角来看，农业文明地区必然分布在湿润的沿海地区，因此没有哪个农业文明不能独立产盐。从经济上看，旧大陆在农业时代不存在对统一经济体系的需求。 军事行动是将不同的地区统一的最直接的方式。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拥有很高的机动性，因为没有定居的习惯，整个民族都可能和军队一起行军，庞大的畜群可以让军队在荒野中得到食物，因此他们可以发起横跨大陆的征服，但农业文明的军队不行。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补给线，农业文明的军队在给敌人造成伤害以前就会自行解体。我们注意到在铁路出现以前，陆上运输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马车、骡马、或民夫自己也是需要粮食的，有效的运输效率随距离而下降，因此军事行动的规模随着活动半径增加将逐渐减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另外一种选择是沿途劫掠，但这往往会激起巨大的反抗，减慢行军速度，而且，如果身处荒野或贫瘠地区，劫掠或就地征发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从后勤角度来说，任何跨越文明区域的军事行动都不大可能成功，即便侥幸成功（往往利用了游牧民的力量或依托于内陆水道），也只能是短暂的袭击，然后或失败或分裂。这种天然的防御优势导致了农业文明在政治上的分立。一个农业政权或一个文明体系无法在农业时代通过暴力无限推广自己的制度。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还限制了农业人口迁徙的频率和规模，考虑到长距离商业以少量非生活必需品为主，文化的扩散也很缓慢。除了几个高级宗教能够同时影响数个农业文明外，其他基本的文化特征，如语言、民风、世界观、聚居方式等，各地都各有特色。这其中有当地地理环境塑造的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迁徙比例低造成的文化自然分化。即便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影响广阔地区的宗教，在被引入各个地区后也受到改造，带上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他们的创始地反而不见踪影了（伊斯兰教创立比较晚，因此分化和消亡较少）。
总结下来，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定居性与自给自足性，从而限制了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因此，基本生产方式的相似并不意味着文化、社会结构的完全一致。
4 农业组织方式的一般变化趋势
游牧社会或采集游猎社会是一个强调基层组织的社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或一个小家庭能够独立的在草原上游荡，应付各种猛兽、恶劣的气候和艰难的食物匮乏季节。那个年代没有无线电，交流与协作只能在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进行，这导致在非定居生活中离开熟悉的团体就意味着脱离了社会生活，因此恶劣的环境强迫非定居者结成紧密的基层团体。在初期的农业社会，人们同样需要严密的基层组织，因为这种利用金属农具在熟田上进行反复耕作的生活在旧大陆尚属新鲜事物，人们很难在社区以外找到类似的条件。因此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旧大陆各地最早的农业社区基本都是城邦模式。城邦一般会包含数万核心人口，拥有城墙或卫城，向居民提供金属农具、灌溉体系管理和保护。其中保护功能尤为重要，因为城邦往往被落后的非定居人口所包围，好似蛮荒部落的大海中的一些孤岛，再加上城邦之间的一些冲突，农民无法从不受保护的土地上获得收益。在早期农业城邦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和粮食储备的统治集团也会严密的控制城邦成员，不断发出指令，以保证城邦本身的存在。
随着农业地区逐渐拓展，农业社区开始从一个个孤岛连成一片，最终把旧大陆中央干旱区南侧的巨大弧形区域变成了稳定的农业地区，城邦层次的灌溉管理开始显的落后。冶铁业把金属工具的制造变的更简单、更廉价，也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去管理。农民们发现做一个自耕农，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土地上无法生产的东西要比在城邦下进行有组织的劳动更好。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大型农业国家最终通过长期的斗争取代了城邦，直接向自耕农征税并认真的保护自己的税源——维护社会秩序并在更大的范围内管理水利。从此，小型而有力的基层城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关心收税，不具体管理生产的统一政府与大量零散的自耕农。
早期统一农业国家的产生似乎也刺激了草原上游牧部落的统一（这一点尚属推测，但确实大型农业国家的建立往往和附近游牧部落的统一同步进行），牧民们学会了组织起来对付农民。人数众多的骑兵入侵是不可能被零散的城邦所阻挡的，因此统一的职业军队被建立起来，修筑永久性的工事与蛮族对峙，还可以用来打击内部的分裂倾向，新秩序拥有了强大的暴力基础。
占据整个大河流域或农业地区的国家取代城邦，意味着基层组织的弱化和一个高层组织的建立。新的国家肯定要比以往任何的城邦都强大，但具体到个人而言，它们并不试图象旧的城邦那样干涉具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也不打算创造一个稳定的贵族阶层，用人身依附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基层秩序。 因为喜欢那样做的统治集团基本没有机会取得政权。理智的统治集团只是尽量维护好社会秩序，让农民们按自己的想法去经营土地，从而生产出尽量多的剩余产品可供交税收，稳定是统治集团的最大利益。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农业资源尚属稀缺的早期，城邦只有通过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才能制造足够的生产要素（安定的环境、固定的土地、良好的工具），而农业的普及化使孤立的家庭或个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获得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一旦生产要素得以满足，无法严密监测的农业劳动显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更有效率。
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几个生产要素，尤其是安定的环境都再次成为稀缺品。在这种情况下，有意义的劳动只有在军事强权保护的土地上才能进行。于是基层社区的组织化再次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和社区对生产的干涉成为有效率的选择。统一的大国家会再次分裂成许多地方性社区，在衰落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政治力量成为社区的核心，世袭、拥有特权，明确有别于平民的贵族阶层开始出现，一时间似乎整个社会倒退到了农业社会早期，一般我们称这种变化为“封建化”。由于高比例的军事贵族阶层的存在和封建集团无法遏止的内斗，这一制度的运行成本是很高的，随着秩序的恢复和农业的自然扩张，这种制度将逐步让位于拥有官僚体系的统一国家。
在西欧、中国、中东统一大帝国崩溃的时候都有封建化进程，当某个军事集团刚刚完成对广大地区的征服时，也往往会有类似的现象出现。不过，从长期趋势来看，农业和相关的技术在整个旧大陆扎根越来越深，灾难对农业本身的破坏相对越来越小，因此基层社区的弱化和地区性国家权力的强化是一个普遍趋势。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因此比较早的进入这个状态。
五 物竞天择
在总结前面几个农业社会特征的时候，我已经在无意中应用了一个唯物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在给定的外界条件下，任何社会都有自发调整自身结构的趋势，使社会的生产能力达到外界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值，换成常见的一句话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一条很有用的规律，不过传统上对这个原则的定义不够确切，许多人在应用时又不分条件的随意外推，从而引发了许多荒谬愚蠢的结论。为了更好的理解并应用规律，我们必须从最基础的科学研究开始，弄清这个原则的来龙去脉。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唯物历史观对当代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进化论的出现。进化论的出现也是几百年来最伟大的理论突破之一，我们通常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来概括这个理论。许多人认为进化论给出了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物会在进化中胜出，但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必然会发现“适者生存”这句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话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因为“适者”的定义正是在进化中生存并能繁衍后代的生物，它不意味着更快，也不意味着更凶猛，或是产卵更迅速，它只是一句同义反复。事实上，这句话应该比理解成一个陈述，而不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它告诉我们目前存在的所有生物形态都是自然界各种外界条件（以及一些偶然性）造就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什么造物主的意愿或伟大的目标而产生的精巧设计，并没有对具体的问题作出预测。
今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达尔文的思路。生物界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形态必然要受周围物质条件的塑造。引入一个上帝或高于一切的目的只能徒增复杂，并不能让我们更精确、更方便的描述世界。既然上帝不能被证实存在也不能被证实不存在，那么达尔文宁愿让自然独立完成造人的工作，让上帝下岗。只是长久以来，因为人也是生物界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个把人类从世界中心拉出来的理论，不愿意承认人和生物界的规律可以用科学原则去研究。达尔文通过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整理，以过人的胆识，把生物研究归入了讲究实证的科学范畴，这是他的最大贡献。虽然进化论没有对具体的研究提供任何标准，但从此人们可以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生物学和人类学，这就是进化论的意义所在。至于达尔文提出的其他一些具体假说和结论，在现代遗传学和基因科学确立以前，只是缺乏根基的假说。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只能说达尔文的直觉和运气都很好，如此而已。
与生物学和人类学在进化论以前的的地位相似，历史学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排斥科学的研究方法（天文学也遭到过类似对待）。因为整个历史是都是人类独自继承的遗产，今天的全部人类生活也将变为历史，人们很难相信人类生活和最卑微、最平常的自然事物会遵循一样的规律，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研究。同时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总喜欢制造出一套理论来证明当前社会的神圣性、永存性。因此人们竭力要为历史找到目的，用当代的善恶标准或某个集团（民族、阶层）的价值观为历史设定方向或规则，而不愿意象研究水利那样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规则去进行研究。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人类最终还是意识到应该把科学的原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两个标准）应用于历史研究，不过在一开始大部分人对此仍保持怀疑。直到马克思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出了第一个有意义的结论，指出经济基础塑造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在解释历史和现实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唯物主义历史观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前面说了，进化论指出目前存在的所有物种不分强弱大小，都是竞争的结果。由于自然界的养料和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争取养料和生存空间的物种可以存活下来，并在客观上扼杀了许多其他生物的生存。必须注意的是，物种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只是一种结构，物质和能量迅速的流过这种结构，前一辈的生物很快就会成土壤的养料，为但我们并不认为物种因此发生了本质变化。对于某些喜欢走极端的生物学家来说，物种不过是基因复制自身的一种聚会方式而已。与之类似，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也只是一种保持动态稳定的结构，它们的存在需要消耗人力和物资——经济活动的成果、人类社会的稀缺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在人类社会某个时期内，各种上层建筑的组合方式之间存在着与自然界类似的竞争，那么对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制度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
回顾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我们可以注意到至少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是可以满足这个竞争条件的：
首先，旧大陆各地主导的文明形态都是定居农业文明，只要有机会，大部分制度可以很方便的在另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这保证了整个旧大陆是一个完整的竞技场。
其次，竞争是各个文明之间的事情，农业文明在地理上的分隔状态保证了制度变异和新制度出现的机会，不会因为某个制度将旧大陆统一成铁板一块而终止竞争。即便在某一个稳定的文明体系内部，由于客观条件（技术、气候、新农作物的引入）的变化，某一地区率先出现制度变革并独立于其他地区建立新制度依然可能（存在许多经济上不对外依赖的地区）。
最后，各种制度和文化在农业文明土壤上确实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制度在农业文明中传播不外乎军事征服、随人口扩散和和平传播三种。其中，农业文明的军事力量基本与经济剩余成正比，产生过剩人口并占有其他地区意味着人口基数大，和平传播则意味着对方感受到了新制度的诱惑或压力，哪一种都将使经济水平高或规模较大的一方占上风。另外，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和威胁虽然与经济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但作为一种常设的外部条件，也有助于淘汰那些人力、物力、组织能力上不足的文明。
鉴于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尝试用竞争原则去解释农业社会历史。按照本文开头提出的科学原则，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经济发展相对客观条件的指标，然后比较各种制度下的历史上限，最后确定是否新制度一般会比旧制度更适合新经济基础。这是一个相对简单却非常耗篇幅的工程，恐怕不是本文这几万字能验证的，但经济基础塑造制度这条规律提出了一百多年，有许多长篇巨著论述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得到了世人的承认，愿意从统计数字中验证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本文就不再多说了。
如果进一步讨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人类从采集社会转向农业社会的技术-社会变革也同样适用于这个规律。因为采集社会也是一个在地理上均匀、分散的社会，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或政治上的惯性来阻止新制度的出现。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地方和其他一些太平洋岛屿直到16世纪才引入水稻种植，这种新技术立刻就引起了一场革命——传统上与采集-旱地刀耕火种经济相配合的大家族迅速在2代人的时间内分裂成依赖小块稻田土地生存的小家庭，而私有土地产权的建立也促进了军事组织和官僚机构的发育。这种变革在大约1万年前曾在所有的旧大陆农业地区发生过，不过毕竟太遥远了，印度尼西亚的小岛和其他一些因为全球化而发现生存环境和经济基础发生巨变的国家可以为验证我们的结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
六基本物质条件与上层建筑
从农业起源到工业革命，在这大约10000年中，以经济基础为主的外部条件基本确定了了社会上层建筑的面貌。在这种分析方式中，唯物主义者无视任何人对任何制度的厌恶或崇拜，把所有制度都用经济——所有社会活动的成本之来源这个天平来衡量。唯物主义者承认各种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的可能性，但同时指出经济压力和随经济压力而来的社会、军事、文化压力保证了那些利于经济扩张的制度变化会得到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持，因此最终稳定下来的制度一般是能在既有的外部条件下最大限度发展经济的制度。对历史的观察和对近代社会的人类学观察也验证了这一点。
唯物主义者对历史的解释方式蔑视任何权威、宗教和其他神秘的东西，用纯粹的物质分析来解释历史。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这种解释方法与兽医观察动物的方式并无差别，有辱人类的尊严。其实，人类来自生物界，自然也继承了生物界的发展规律，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之所以能用与进化论相类似的思考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正是因为人类与海胆、蘑菇和袋鼠一样，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至少到工业革命之前这没什么问题。
但我们还是要先明确什么算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外部条件和经济基础。
气候的变化肯定要算数的，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庄稼的收成，庄稼无法象牛羊那样被赶到雨量、土壤和阳光更适于它们生长的地方去，人们只能根据以往的平均气候来制订种植计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任何气候变动几乎都会打乱农民的种植计划，让以往的农业技术和基础设施作废，给农业文明带来灾难。一般说来，气候变冷带来的灾难更大一些。
长期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许多，比如秦汉帝国和隋唐就各自与一个长且稳定的温暖湿润周期相对应，在随后的冷周期内，南方的许多河流经常封冻，让北方的骑兵如履平地。从黄河到海河乃至辽河之间原本繁盛的农业地区，农业产量急剧下降。这时，原来常设的儒家官僚机构虽然一度可以保证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如今却成了过分精巧昂贵的奢侈品，因此在动乱中统治成本较低的地方性政治组织和军事体系迅速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大背景下取代了原有制度数百年。由于类似的原因，第一个从旧大陆向西去美洲的的移民群体（维京人对冰岛的移民）也在小冰期的作用下从农业社会退化为采集社会。当然，气候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做统计分析的话，我们只能说上层建筑变动（趋势是从复杂、统一的结构后退）与气候波动之间有不可忽视的相关性。
气候的短期波动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但也可以触发一些历史事件。1815年，坦博拉火山的爆发曾导致全球气候下降，温带地区失去了夏天，整个世界都出现了粮食短缺和骚乱（德国近代第一次全民性的反犹暴动因而爆发 ）。1982年墨西哥的火山爆发给苏联随后几年带来的农业歉收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间接因素。（没有火山爆发，估计还是要解体，但未必是在那个时间了）
除了气候，其他的一些非可抗力因素也算外部条件，比如欧洲沿海鱼群分布因为一些人类至今不掌握的规律而变动，这些变动就曾经影响了近代西欧航海国家的经济力量。
还有一些条件，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确定，比如海陆分布，比如矿产资源的位置。由于没有人或神灵事先给人类设计发展路线，在某个条件没有进入历史以前，人们无从知道它将带来什么后果。以石油为例，在机械工业进步到可以制造内燃机以前，油田存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但一旦人类把石油作为主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油田的分布与储量就足以决定历史了。当英帝国随意的在中东的土地上为阿拉伯王公们划定国界时，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在半个世纪以后，虽然这些王族的后代依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腐败堕落、乐于内斗，而且没有建立任何象样的自主工业，但他们拥有的石油财富却可以让他们和世界列强坐在一起谈判。既然在石油变的重要以前没人知道它是否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如果石油不存在，工业化的速度和方式一定和今天有巨大的不同。石油的性质、数量和位置应当看做随机的外界条件。
与之类似的还有农业物种的分布，美洲存在一些旧大陆没有的高产作物，比如玉米和土豆，这些作物传到旧大陆以后，在整个旧大陆引发了人口爆炸（相对此前的停滞而言）。不过我们在1400年同样无法控制或预测航海家将从海洋的另一边带回什么，因此这也算外部条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工业化以前，新技术的产生和传播也应该视为一种稳定的外部参数。技术进步固然是社会的产物，但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进步是一种罕见的随机现象，因为农业社会的基础是种植业与初等手工业，基本的材料和运用方式都已经在农业时代的开端得到充分尝试（自然的安排！），如果不改变技术探索的领域，那么可供探索的空间并不太多。因此，当人类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技术进步体现为一系列的零散突破，不能在经济或军事领域造成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艰难和可预计的微小收益反过来又压制了人们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的愿望。当然，在某些时期，科学作为满足有闲阶级好奇心的一种工具确实得到了有意识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科学和技术之间并无联系，生产技术的进步只依赖于工匠和普通劳动者的运气。
工业革命以前，冶金术发明以后，没有哪个技术能够取得足够的重要性，以至于它的发展可以促进所有经济部门的大发展，也没有哪个技术可以直接促成其他技术进步。因此大部分技术进步的影响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既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也无法促进其他新技术的发展。因此任何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以促进经济的努力，其收益与成本之比都非常低。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农业文明都不鼓励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因为那样做基本上等于浪费资源。这种文化特征又反过来阻碍了技术的停滞趋势。
因为技术进步本身是偶然现象，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技术往往被复杂的无效工艺或神秘主义仪式所掩盖。19世纪英国化工厂把蓝色染料放在铁锅里拼命搅拌，认为搅拌的声音与染料的质量成正比，并以这种染料获得了高额利润，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只是搅拌时刮下来的铁屑。现代化学出现以后，德国人李比锡用向染料锅中添加铁化合物的方法很轻松的节省了这道工序。类似的，部分土家族部落通过知道使用抗蛇药草和根据蛇的行动规律来决定工作时间，从而减少了采草药的伤亡，但这些知识是通过一种叫“锁蛇”的神秘仪式表现的，还伴有一些秘密口诀，外人根本无从判别究竟是哪个环节起主导作用。其实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中医以阴阳五行来解释药理。这些在农业时代很难看清的技术成果让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人很难通过简单的模仿来学习技术，即便是非常简单的技术。由于技术本身与社会联系的紧密性，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人至多是不拒绝新技术，很难做到有意识的传播。造纸术算是简单而又实用的技术了，但它向中国以外的地区传播却是一场战争的副产品。象西方向东方刺探丝绸制造技术那样的有意识传播是很罕见的例外。
技术传播不畅导致许多技术在不适合应用时被放弃，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被重新发明。正如前面指出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人口资源比有利的时候，科学可能昌盛，但那与技术创新无关。至于技术，人力成本高的时期技术进步迅速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更可能被广泛利用而得到流传，而不是因为随机出现的创新更多一些。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除了刚刚从采集社会转向定居农业社会的那一两千年（农业和定居提供了技术发展的新空间，农业时代的初创年代，人类从0开始发展，很快掌握了门槛并不高的大部分农业-手工业技术，速度还是很快的），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创新始终是个别、零散的现象。同样，技术的传播同样是通过无意识的缓慢扩散进行的。由于旧大陆和周围的海洋在地理上的连通性，技术扩散缓慢却不停顿，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曾经有效的促进或阻止这种扩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在工业革命前夕的技术水平是差不多的。
在掌握足够史料并确定标准后，耐心的唯物主义者可以给出农业时代稳定以后的旧大陆文明技术进步与扩散的平均速度。作者并不试图在这几万字里完成这个工作，前面说了那么多，只是为了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从长期来看，把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1500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这应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太平洋小岛上因为探险队的到来而产生的迅猛技术进步属于例外）而既然技术进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那么我们应该把它看做决定上层建筑的背景条件之一。
另外，当某个制度-文化体系因适应了长期不变的经济基础而固化的时候，这个体系的主体部分也将成为部分上层建筑中短期变化的背景条件。比如欧洲在十字军东征前后的主导制度都是贵族分封+统一教会的松散统治，但对东方的远征消耗了许多人力，尤其是大量消耗资源的贵族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提高了人均生活水平和贵族的财富。贵族们有财力也有精力去为游吟诗人支付薪水，从而带来了骑士文学的黄金时期。骑士文学只是上层建筑的一小部分，其兴亡对整个封建制度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封建制度的存在是骑士文学的一个固定背景条件，象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件带来的经济因素则是触发这种文化繁荣的一个条件。后面将要谈到的宗教对政治制度的适应也是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
七 体制的具体塑造过程
各种制度和文化之间的竞争是长期的，一般来说，取胜的一方往往并不是把所有资源和人力的利用效率都提到极限的制度。那样的制度往往因为内部的不稳定、运行成本过高和无法应付微小变动而迅速崩溃。在历史舞台上停留时间最长的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能够使“稳定”、“高效”、“运行成本低”这三个指标互相结合，而不是简单的追求某个时段的“高效”。
以东亚盛行的儒家制度为例，儒家主张“不患寡而不均”，“以农为本”，从表面上看压制了经济中较先进部分的发展，但事实上，这正适应了当时农业生产简单，生产力存在上限的经济特点。因为土地和资源的总量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生产上限（在几百年的时间段内可视为不变）。允许商人的积极活动，鼓励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商品自由流通固然可以优化短期内的资源配置，让实际产出接近经济上限，甚至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但考虑到工业革命以前社会转移支付的低效，这也意味着经济一旦收缩或波动，将会有人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因为经济产出上限限制了自由经济制度所能带来的效率增长，投资的边际收益将在接近经济上限时迅速下降到0，少量的经济盈余主要体现为粮食和人力的积累——无法长期储存，或用来进行有效投资，更无法在荒年得到有效分配。在丰年时放弃了自己土地或其他基本生活保障的底层人口将发现自己无从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往往破产，卖身为奴；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做奴隶都不可能，只能饿死。具体到某个个体而言，在荒年的破产和死亡是无法通过以后丰年的人口增长来弥补的。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底层人民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将不惜铤而走险，愿意挑战一切既有规则，这很有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秩序，让大动乱提前到来。对于所有社会而言，频繁发生的的动乱都会大大降低长期平均经济水平，进而减弱了它的扩张能力和自身的稳定性。儒家制度虽然不能保证社会经济资源时刻得到最佳配置，但可以保证稳定的经济产出，因此长期停滞且与其他农业文明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的东亚农业社会最终塑造出了以儒家官僚为中心的上层建筑。
再以在大部分农业文明中都盛行的世袭制和身份等级制为例，它们的确立和固然有生物保护自己基因的本能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在农业时代为社会权力和财富的传承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依据和标准——就每件事而言不一定是最好的标准，但肯定是最无可争议、让交接成本最低的标准。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政治权力的世袭还是财产控制权的世袭，都无法保证最优秀的人才来掌握这个社会，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采用贵族制度更是匪夷所思。不过，这是从我们以这个时代的物质条件为出发点的看法。现代社会有先进的通讯手段、有义务教育、现代工业体系（经济的根本）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可以批量培养并考察，这使社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挑选出比较有能力的人进入上层社会担当较重要的责任，选拔的方式可以作到尽量客观，至少让大多数人无法拒绝这种选拔。而在古代，人们几乎无法考察陌生人的才能，大部分以选“贤”为名的制度最后都因为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无法运行而被放弃，选拔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很难兼得，所以世袭制成了许多情况下的最佳选择。上层社会的子孙（进一步细化的标准往往以嫡长为序）未必能力超群，但起码血缘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制度一旦确立，就不会出现多个候选人互相斗争，引发起内战和分裂的情况，这节约了选拔成本。同时，农业社会并不需要很复杂的管理，维持稳定是上层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所在，因血缘关系而获得权力或财富的贵族们只要不是太无能，一般也足以应付其责任。（说到这里插一句，等级化和世袭制也是农业文明的一大特征，只是如果不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阐述的话，不容易说清楚，所以没有总结在前面农业文明特征那一章里面）
农业时代唯一长期有效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的儒家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持续了上千年，名为选贤，但稳定、客观这两个指标依然占了上风。显然，无论是精美的辞赋还是空泛的策论其实都不足以考察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担当管理整个社会的能力，但这起码是一个标准，起码算是一个智力测验，选拔过程的公正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从而具有了权威性。而中国上层社会相对较小的政府权力与责任（相对其他国家的整个贵族、宗教阶层的权力）也并不要求官僚们具有非常强的管理能力，只要在大的决策上不出问题，对中央保持忠诚，乐于维系农业社会的现状就好了。
当然，中国持续千年的儒家科举制度在农业社会是一个例外，因为即便是这样一个形式大于真实意义的考试，成本也不是一般农业社会所能承受的（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制度成本）。只有足够
十二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定居农业社会出现以来最大的，以作者的想象力而言，恐怕今后1000年内也不会再有能与之相比的经济事件，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经济的物理基础。要理解这一事件，我们必须从最基本的物理层次分析经济活动。（考虑到大部分读者的文科背景，本节可能略显拖沓，请读者见谅）
生物生存需要消耗什么？我们习惯于把空气、水、空间、食物等基本条件列出来做答案，不过，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都没有被真正消耗。物质不灭定律保证了氧气、水和食物的原子只是经过生物的身体，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排出体外；即便有一部分留在生物体内成为生物的组成部分，这些物质也会在生物死后被分解，返回自然界，因此，物质没有被消耗。至于空间，本身不生不灭，自然也不会被生物永久占用。
物质和空间都不会被真正消耗，那么能量似乎是一个合适的候选者。食物在我们的身体里被氧化，放出化学能，供我们消耗和制造下一代，排出的物质要比吃进的食物少了不少化学能。要把生物排出的各种原子重新组合成原来的食物、水和氧气，无论是通过自然生物生长过程（如把粪肥送到田里，动物的尸体在野外腐烂）还是工厂式循环（目前限于航天项目）都必须与其他能量相结合（太阳能或化石能源 ）。因此，一般的说法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要消耗能量而生存。
但读者应该记得还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和物质一样，无法被消耗，只能在不同的形式之间转化。食物在体内产生的化学能最终变成热能回到自然界，而不是去了另外一个宇宙，因此，说生物消耗能量而生存也是不合适的，能量只是在我们的身体里经过。当然，已经耗散到自然界的热能不会自发地重新变成可利用的能量，能量和能量之间似乎还有分别。为了搞清楚生物究竟消耗什么，必须引入一个常用物理量：熵。
熵的热力学定义是焓（可以简化的理解为热能的变化）对温度求导，不过读者没必要去研读热力学以弄清这些概念，只要记得是熵是衡量混乱程度的物理量就够了。在任何封闭系统中，熵，也就是混乱程度总是不断增大的，只在最混乱的情况下才会维系不变。比如：你把食盐和花椒放在一起，那么任何对这个混合体的随机触动都只能让黑白两种颗粒更彻底的混合，直到达到一种近均匀分布状态，也就是最高熵状态。如果我们拥有温度不同的两桶水，我们可以通过温差发电来获得有用的能量流，但一旦两桶水完全混合，虽然总热能依然不变，均匀分布到两桶水的能量却无法再被利用了。其实最简单的例子是打开一罐压缩空气，让原来集中在一个小空间的空气分子分散到整个外部空间，原本可以用来推动风车或活塞的空气密度差消失了，空气泄出时排挤外部空气会产生热能，但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耗散到整个空气的热能收集起来作功了。由以上的例子，读者应该看到一个简单的规律：我们只能利用那些混乱程度低的有序能量，达到最高熵的能量是无法利用的。利用能量的代价是能量（或者说含有这些能量的物质）的混乱程度增加，即熵的增加。
既然熵可以衡量一个体系的混乱程度，那么简单的把熵加上一个负号——“负熵”，这显然就是表示系统有序程度和可利用能源数量的一个物理量。事实上，在给定边界条件以后，“负熵”可以直接定义为“信息”，即一个体系的可了解程度。熵的增加意味着负熵的减少，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无法改变物理规律使能量消失，但能量在流过生物体的过程中减少了负熵，增加了混乱程度，无法被再次利用。只是因为人类和自然界可以从太阳或地下的化石能源 中引入负熵，才可以使耗散到自然界中的有序物质和能量再次降熵，进入循环。因此，生物生存真正消耗的是负熵。
人类作为生物的一部分，同样要消耗负熵来维持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是采集和利用负熵的活动。即便在生存问题解决以后，任何提高生活水平的举动必然意味着改造世界，而人类正是以自己的需求做蓝本去改造世界。按既定的目标改造世界就是把环境“有序”化，要降低产品和生活环境中的熵。物理定律规定了负熵不可能无中生有，人类制造产品、运输货物、互相提供服务并维护这个生活体系运转（这个体系熵的总在自发增大）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负熵流。因此，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对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定义就是采集和利用负熵。
在工业革命以前，负熵基本来自植物从太阳能转化而来的低熵化学物质，人类和驯养的动物通过食物补充负熵。而采集和进一步利用负熵的工作如盖房子、修路、耕地、纺织等工作都需要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至于其他的一些次要负熵来源，如水力、风力、木柴的热量等因为携带和转化困难，规模和方向都很不稳定，只在少数特定场合或地区才得到广泛利用。另外，这些辅助的负熵源地域性很强，一般只能用于特定的工作，不能象人力和畜力一样通用化，储量再丰富也无法取代农业的地位。农耕地区太阳能所能提供的负熵流是有限的，光合作用的转化效率基本固定在0.02%，生物界食物链中各层次之间的负熵传递效率也有一个15%-20%的极限比例，所以以低熵植物化学能为基础的经济必然存在一个由气候、地理、植物物种确定的规模上限。这就是前面几节总结的农业社会基本规律的物理基础。
在农业社会，不仅经济体系能获得的负熵流量存在上限，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也很低。灵长类动物固然拥有最灵巧的手，但与机器相比，人手的效率和加工精度依然很差劲。大部分低熵物质或负熵流只能通过一次性释放的方式利用其一小部分，比如煤炭或木柴只能用来取暖，风力和水力只能直接用来驱动帆船和水磨。如果人类试图储存或引导负熵流，使其以最合适的方式释放以提高利用效率，低精度的手工劳动和简单工具往往会对负熵流造成极大扰动，以至于扰动本身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对负熵流进行多层次复杂利用是不经济的。设想一下，如果有人想在汉朝制造蒸汽机，让煤炭里蕴涵的低熵热能转化为马车的动力，以当时手工制造汽缸、活塞和传动机构的精度，恐怕连现代蒸汽机10%的效率也达不到，考虑到制造和维护蒸汽机自身所需要付出的负熵，这种努力还不如直接烧煤取暖的效益高。要想改变这种低下的负熵流利用效率，必须改进工具和基础设施。但工业社会里的手工工具与基础设施不可能由双手直接打造出来，即便不考虑建设问题，光是维护这些工具（本身也是低熵物质，很容易向高熵转变）所需要的负熵就足以耗光农业社会的人力。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社会比今天的农业地区还要落后的多。
现代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负熵来源不同。现代社会的负熵主要来自地下的化石能源 ，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泥炭等等。这些负熵源可以推动机械，不仅可以完成原来靠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让人类从艰苦、无聊的简单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还能完成许多古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工作。现代身边的一些寻常物品，如多层住宅楼、镜子、金属炊具等等，其工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远远超出了农业社会的经济极限。前所未有的负熵流给了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人类得以开发利用一些以前因埋藏过深或提取困难而无法利用的低熵物质（如太阳能、浅海石油平台），这反过来又加强了流入经济体系的负熵量。尤其是在电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以后，人类社会不仅靠开发一次性的化石能源 来维系经济运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潮汐发电和对太阳能的直接利用使得工业社会中永久性的负熵流入也远远超出了农业社会。
除了负熵的来源大大扩大以外，工业社会对负熵的利用水平也远胜前代。煤在农业时代的炉子中只能用来取暖；在工业社会，同样的煤不仅可以通过大型锅炉和热力管道中带来更多的温暖，还可以作为化工原料做成各种器物甚至纺织品。原来大部分通过烟囱耗散的负熵如今可以被更充分的利用。工业社会还发展了自动控制机械和计算机等“管理机器的机器”，人类从此不仅可以让机械替代自己的肌肉，还可以用机械替代部分脑力劳动，大大提高对利用负熵过程的控制精度。所以，即便我们放弃对化石能源 的开发，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人类也能够享受到远胜前代的生活。（从信息=负熵的角度来说， “提高负熵流的利用水平”也可以看做另外一种扩大负熵源的方式，但这样分开讨论更有利于理解）
根据前面的讨论，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负熵流的来源和利用水平不同而存在本质区别。因此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其关键就在于转换负熵流的来源与利用方式，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内容。
不过，“工业革命”这个词不仅包含了“工业化”的含义，还意味着“革命式”的变化。在真实的历史中，从1781年到1830年，还不到2代人的时间，英国在农业-手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创造了第一个工业经济。随后这个工业体系又花了2代人的时间扩展到大半个世界，确立了工业对经济的统治。在"漫长的19世纪”（将一战前那十几年平静的20世纪也归进去），工业不仅用铁路、机枪和战舰征服了世界，还以廉价商品和订单彻底改变了平民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甚至对千年不变的宗教与文化的神圣性构成了威胁。这种触及每个人的变革从发端到席卷世界，前后只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比蒙古骑兵的征服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也更深刻（成吉思汗生于1167年，1281年蒙古人远征日本未果，1303年蒙古人袭击印度失败，扩张结束）。习惯于渐变的人类社会上层建筑无法在同样的时间内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不得不以革命、战争这种大动荡的方式来赶上经济基础的脚步，我们之所以称18-19世纪之交英国所发生的事件为“工业革命”，原因也正在于此。
前面费了几千字的篇幅，其目的就是要为工业革命做出一个确定定义——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农业社会通过向生物界以外寻求负熵来源、同时提高负熵利用效率的方式极大的提高了经济的规模和水平。有了确切定义，我们才好探讨工业革命的前因后果，把工业革命与同期的其他历史事件区分开来。
工业革命（以下特指发生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有2个关键点：蒸汽机和机床。其他的标志性成就如铁路、蒸汽船、铁桥、化工厂、大规模冶金、生产线等不过是这两个关键机械与传统技术和人力结合的产物。如最初的铁路是蒸汽机动力与机床加工的铁轨结合的产物，早期蒸汽船是帆船时代的船体与蒸汽动力结合的产物，化工厂是原有的经验性生产技术与金属机床提供的标准化设备合作的产物，现代纺织工业是蒸汽动力和以金属部件制作的工作机的结合.....因此分析工业革命必须先弄清楚这两个关键点的作用。
先说蒸汽机。虽然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蒸汽可以产生推力，甚至在公元前后就有数个文明曾经制造过早期蒸汽机（不能往复，只能一次膨胀，没有用于经济部门的记录），但蒸汽机真正的应用于生产却是在1700年前后的英国。最早实用化的蒸汽机并没有被当时繁盛的纺织业所采用，而是服务于矿井，主要用途是在煤矿中抽水，有时也用来为较深的巷道通风。这是因为当时的蒸汽机非常笨重，只能做往复式运动，效率低下，同时煤炭或木柴的价格相对人力还很贵，因此蒸汽机只在煤矿这种工作简单、煤炭价格相对便宜的地方取代人力。
不过，读者应该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种蒸汽机的动力来源正是来自它所服务的矿井！（注意，这里是本文少数几个关键点之一）早期蒸汽机的效率虽然低，但应用于矿井还是能降低煤炭的采掘成本，而煤炭价格下降又使蒸汽机的适用范围增加。这种循环促进的增长方式在工程上叫正反馈，意思是两个条件可以互相促进，从而达到循环扩大的效果。正反馈增长如果没有边界限制或回报率下降的话，可以无限的进行下去。在当时的英国，增长边界就是市场上的煤炭净总需求量和可以用这种早期蒸汽机辅助采矿的矿井数，一旦到了这个边界，这种指数性增长就要停止了。不过，由于工业化是从无到有的开始的，蒸汽机的基数非常小，对早期煤炭开采的影响有限。即便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的蒸汽机只有200台或更少，并不是所有的矿井都得到了蒸汽动力的支持，新增加的蒸汽机依然可以带来效率增长，因此这种能源开采-动力机数量互相促进的增长到了工业革命前夕仍在继续。
机床的发展是另外一个关键点。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所拥有的工具、器物或艺术品所具有的精度是有限的。因为人类手工加工、研磨的能力存在极限，常用的木头、石头等物质韧性和抗磨损性太差，金属加工起来太困难，特别是工具本身的粗糙决定了产品也不可能很精密。如果不惜代价的话，可以让经验丰富的工匠反复制作同一型号的的产品，靠概率碰运气，以极高的废品率来使少数成品满足精度要求，但这样做成本极高，而且也无法持续的提高精度，上限依然存在。
到工业革命产生突破的前夕，繁盛的纺织业虽然发展了许多新奇的机器，如珍妮纺纱机等，但这已经到了手工业所能支持的工具精密度的上限，如果再增加机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那么必然会受到动力和零件精度、运行成本的限制。比如，1771年的水力纺纱机固然先进，但在没有合适河流的地方就无法使用，这种低效率水力机械设置过多还会造成河道淤塞。即便动力问题可以解决，任何试图扩大机械规模或复杂程度的尝试也会因为木制零件（可能会包铁皮）的强度和变形问题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靠人力纠正错误，结果并不节约人力。使用高精度的零件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正如前面的讨论，非金属部件磨损快，合格的金属部件加工成本高，都不能真正节约劳动。机械对经济效率进一步的促进有待于部件精度的提高或成本的下降。
早期的金属加工机床正可以满足这种对高精度低成本零件的需求。当然，和早期蒸汽机一样，早期的机床只是手工业的一个延伸，对效率的提高有限。但很关键的一点是：金属加工机床本身也是需要精确部件的机械（注意：本文的又一个关键点），它的效率、效益与金属部件的精度、成本密切相关，事实上，除了最初的一些工作母机，大部分机床本身就是机床的产品。一旦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机床，只要金属本身的物理性质允许，金属加工机床自身的发展又是另外一个正反馈系统。
经济的增长总是要有正反馈现象出现的。农民开垦土地，付出劳动和种子，得到收获，作为一个理智而勤劳的农民必须保证收获≥种子+为了维系劳动而吃掉的粮食；手工业者必须保证做出的产品足够他交换衣食和原材料。当他们的收获大于成本时，经济就可以发展。不过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指出的，农业时代生物资源与耕地的数量决定了生产上限，以种植业和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发展在很久以前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新大陆或其他可开垦地区的发现可以带来繁荣和发展，但本质上是原有经济在空白地区的复制而不是质量的提高。由于一切生产都离不开人力，而人本身又是经济成果的唯一消费者，所以人均产品无法持续增长，正反馈现象将在新土地被充分开发后结束。技术进步也可以带来发展，但正如前面对农业社会技术进步特征的讨论，农业时代的技术进步是随机、孤立的进步，一项技术带来的效率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技术充分扩散后也会立刻停止。
类似的，蒸汽机的和金属加工能力的进步如果只是两个孤立的技术，那么在技术进步接近其应用极限或物理定律所允许的边界后，正反馈现象中每一次循环促进带来的进步会逐步趋向于0，因此产生的经济扩张也会停止。比如，当全英国乃至全世界有排水问题的煤矿都用上了蒸汽机，当通过简单机械放大的人力再也无法加工出比机床本身更精密的零件时，经济上限就再次停在一个稍高的状态。两项技术进步出现的前后对比起来，纺织业会节约一些人力，煤炭会便宜一些，但依然无法达到今天最落后的工业地区的经济水平。
幸运的是，本来因成本高昂、移动困难而被限制于煤矿的蒸汽动力和局限于人力操作（在木加工领域有一定的水力参与）的机械加工业之间存在一个更高层次的正反馈结构：
高精度的金属零件首先是改善了机械传动的效率和精确性，从而使为机械安装控制机构成为可能。这不仅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效率，还在本来就由金属制造的蒸汽机中引入了离心式调速器，节流阀，传动齿轮等传统零件无法组成的辅助机构。这些机构提高了蒸汽机的热效率，更重要的是减少了使用蒸汽机所需要的维护人力。其次，经济回转机构和传动轴的出现使往复运动的活塞可以支持各种复杂的运动，蒸汽机的用途更加广泛。还有最重要的金属镗床，它大大降低了蒸汽机关键部件——汽缸和活塞的加工误差，从而使漏气带来的效率损失、摩擦带来的传动损耗都降了一个数量级。最后，精确加工的部件使蒸汽在多个容器之间的密封传递变为可能，冷凝器得以与汽缸分置，为蒸汽机节约了大量的热量。这些以金属加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改进彻底改变了蒸汽机，使它从一种笨重、昂贵、专用化的罕见机械变成具有重大工业价值，可以在各种场合和地点使用的通用动力机，这正是瓦特及其他工程师在工业革命中完成的进步。这些进步固然伟大，但如果仔细研究科史，我们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什么非常复杂或有突破性的进展，几个主要改进的基本结构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各种工艺品或生产机械中已经存在，只是因为成本或材料加工水平的限制才无法应用于蒸汽机和其他承受巨大力量的机械。金属加工技术的进步为这些技术进步提供了适当的土壤。即便瓦特这个人不存在，我相信在1800年前后也会有其他人利用新的金属零件去改造钮可门蒸汽机。
没有动力的机床不会自动运转，无论是切削还是锻压，只要你想得到特定形状的零件就必须对金属作功。不过，金属的硬度和韧性都很高，想靠弱小的人力准确的改变金属材料的外型非常困难。从青铜时代的兵器制造到工业革命前期的手工机床，人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是通过各种工具来集中人的力量。铁匠用数秒种的时间挥动大锤，然后在几十分之一秒内向铁块释放锤子的动能，才能把铁块的形状改变一点点，这是把在时间上集中力量。扳手手柄要旋转几十厘米，工作面才旋转几厘米，从而使人力可以扭转金属，这是在空间上集中人的力量。不过，我们应该记得能量守恒定律，简单机械可以省力却不能省功，在时间和空间上集中人的力量必然以增加作功的时间和距离为代价。所以，金属加工业最终要受到外界输入动力的限制。只要人力不仅用来调整零件的形状，还要负责提供破坏、重组金属晶体结构所需要的能量，金属零件的加工效率就始终是有限的，无法持续降低成本。
鉴于动力在金属零件制作中的重要性，蒸汽机作为一种强大、稳定的通用动力源显然会给金属加工业带来根本性变化。蒸汽机一出现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动力将使人类可以加工出以前难以成型的金属部件，同时大大降低复杂部件、大型部件的成本，这反过来也会促进蒸汽机的效率和推广。1830年前后，带有蒸汽动力的机床开始批量使用，在这以前20年，瓦特已经完成了第一代通用蒸汽机的改进，这标志着蒸汽-采煤和金属加工机床这两个正反馈系统已经结合为一体，两个工业部门通过交换越来越多的可利用能源和复杂的机械来循环扩大，工业革命达到了它的高潮。
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是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次要关键点。蒸汽机和各种机械作为化石能源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限于煤炭、）与各种经济部门的复杂需求之间的媒介，必须用能够被精确加工且耐磨的物质来制造。在农业社会所能提供的各种材料中，唯一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物质就是金属，而铁在当时可以冶炼的金属中储量最大，分布也最广泛，当仁不让的成为最重要的工业材料。许多历史学家因此称19世纪是煤和铁的时代。当然，铁矿分布广、储量大的特性在农业社会就被人发现了，远在公元前后，旧大陆几个主要文明基本上都进入了铁器时代，农具、武器等关键工具都用钢铁来制造。在从铁器取代铜、锡到工业革命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之所以钢铁没有创造后来那么多的奇迹，主要是因为缺乏加工它所需要的巨大力量和精确加工的工具。等到蒸汽机和机床的进步结合为工业革命，钢铁的潜力才真正被开发出来，蒸汽机的力量和机床的精度也以钢铁为载体得到了大发展。
在工业革命的前期，由于人类社会远没有把钢铁可加工的精度和可承受的力量（包括抗拉、抗扭、抗剪、抗扭等各种强度）开发到极限，因此，尽管蒸汽机不断的增加马力，机床加工着越来越复杂的部件，依旧按旧方式冶炼的钢铁还足以应付。但是，不管来自农业社会的金属冶炼业有多大潜力，蒸汽机-车床这个以指数方式增长的新经济体早晚会受到其物理特性的限制。事实上，仅仅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熟铁的硬度和抗疲劳性就不足以应付高速转动部件的要求了，而少数以渗透法冶炼的钢材又过于昂贵，工业革命遇到了第一个发展边界。
与蒸汽机和金属加工机床在偶然的情况下进入自身正反馈循环不同，钢铁冶炼业的技术突破是一个可预测的结果。一方面发达的蒸汽机制造和机械制造业给钢铁冶炼提供了足够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越来越便宜的煤炭价格、强大的蒸汽动力、金属部件的加工水平为新型冶炼方式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从1855年到1865年，转炉炼钢法与平炉炼钢法相继实用化，钢铁的质量不断提升，强度足以让发明家们制造更好的机械和蒸汽机，而成本的下降则使这些新发明得以推广应用。很显然，在机械制造业、蒸汽机与钢铁冶炼业之间形成了另外一个正反馈体系：钢铁性能的提升与成本下降使机械变的更精密，蒸汽机的效率更高，蒸汽机为选矿厂、高炉鼓风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精密的机械使精确控制炼钢过程，提高钢铁质量成为可能，三者可以互相促进。不过，由于钢铁冶炼业的进步比较靠后，而且是在蒸汽机与机械制造业取得了革命性进展后才被动的进入工业革命，它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明显要低一些。
从真实的历史来看，欧洲金属冶炼业一直落后于其他主要文明，尤其落后于远东，中国北宋时华北钢铁产量和质量就不逊于工业革命前的西北欧，18世纪印度依然可以出产比西欧更好的铁锭；而英国的金属冶炼在欧洲也没有什么突出地位；除了满足农业需要外，剩余钢铁产量最多的国家一直是偏僻的瑞典。在工业革命前夕，欧洲人终于学会制造可锻铸铁，学会用焦碳代替木炭炼铁，用炒钢法代替渗透法制钢，但这不过是重复其他农业社会已取得的成就，把农业社会的冶炼水平发展到手工业所允许的上限而已。即便金属的物理特性不允许人类进一步提高其加工精度和强度（这并不影响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蒸汽机与机床的革命性突破依然可以依托于农业社会的钢铁冶炼业改变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只把蒸汽机和机床并列为工业革命的基础。
作为19世纪最主要动力源的的蒸汽机和作为机械工业核心的机床成为经济转型的两个关键点并不是偶然的。读者应该还记得这一章的开头给出了经济的定义——采集和利用负熵流。蒸汽机的作用正是把原来只能取暖的煤炭转化为通用动力源，在生物界以外引入了负熵流；以机床为中心的机械工业则给人类提供了统一的工业标准，让负熵得以在各道工序中以较小的损耗流动，让人类能够制造更复杂、含有更多信息、熵更低的产品，从而提高了熵的利用效率。（又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当这两个分别对应于经济基本要素的技术不仅可以自行进步，还结合起来形成互相促进的正反馈系统时，不断增长且能与各个行业相配合的负熵流自然会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内节约人力、增进效率，钢铁业的突破就是一个例子。这样，人类的经济水平在短期内发生爆炸性的突破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工业革命之所以是一场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蒸汽机与机床的结合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重工业部门，在蒸汽动力机床和通用化蒸汽机出现的早期，整个农业社会都是这个最初的重工业部门发展的空间。因此这个幼稚的重工业部门只需要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大大提高人类的效率。随着初级工业化的展开，特别是当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后，进一步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利润就需要靠重工业质量的提高做基础。已经习惯于从工业中获得利润的工厂主下意识的向重工业投资，要求工程师和最早一批屈尊来关心经济部门的科学家们提供更好的机械和动力。他们很幸运，金属材料的硬度、屈服点、煤炭和金属矿的储量（特别是西欧和英国的储量）都足以支持这种要求。西欧蒸汽动力和机械工业在互相促进的循环中不仅通过开采更多矿藏，雇佣更多人力的方式得到了扩张，还能不断的提高。
我们可以随手找到重工业自行进步的标志性事件：1841年英国人规定了标准螺纹，为世界经济制订了第一个全球性标准；1873年，美国的斯潘塞制成单轴自动车床；在此期间，蒸汽机的工作温度和压力、单机马力都不断增加，还出现了复胀式蒸汽机，热效率从2%增加到接近10%.........这是蒸汽和机械的时代。源源不断的负熵流不仅在所有需要简单人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取代了双手，还通过新的机械工具完成了许多以前的人类只敢在梦中想一想的奇迹。包括达芬奇、培根在内，许多富有想象力的人在数百年前就根据一些简单的逻辑完成了一些超前设想，比如自行车、升降机、坦克、钢铁战舰、变速箱、机枪、城市规划等，这些空想尽管在原理上可行，但由于缺乏廉价、可靠的部件和同样廉价的动力，直到工业革命后才变成了现实。其实，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缺乏有足够小聪明和想象力的发明家，但工业革命后的最初代人因为基础物质条件的迅速提高而拥有了把狂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这个时代的发明家要比他们的前辈和子孙要幸运的多。
重工业部门直接促进了人类采集、利用负熵的能力，同时能够自发扩张、升级，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过，由于人类来自特定的生物，重工业提供的负熵流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进行释放，才能满足人的消费需要。象纺织厂那样只需要持续、稳定、周期性动力和精密机械的部门，重工业部门可以直接提供动力和部件。不过，在交通、农业、科研、化工、军事这些需求比较多样的部门，重工业的促进作用就没有这么直接。来自煤炭的负熵流必须经过处理才能被其他产业部门所利用。比如：交通部门主要得益于铁路和轮船，两者都从蒸汽机得到动力，以精密的部件组成自控系统和控制系统，铁路实用化以后的铁轨和轮船的钢铁船体也只能来自现代重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可以通过应用蒸汽机和简单机械节约人力，这对土地相对过剩的海外殖民地尤为重要。那些尚有荒地可垦的国家都通过使用轧棉机、蒸汽水泵、蒸汽磨、脱粒机等机械提高了粮食产量。等到化肥和农药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工业不仅可以节约人力，还可以真正提高以面积计算的农作物单产。科研本身的方式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但工业化提供了标准化实验器具和低成本的试剂，许多原来只能设想的实验如今可以实际操作并在遥远的实验室进行重复，科学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并最终与工业技术相结合....
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消耗负熵才能运转，所以重工业部门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化石燃料所能提供的负熵流与具体生产所需要的负熵流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其间的转化需要成本。如果这个转化成本高于化石燃料所能带来的利益，那么早期工业革命就无法促进这个工业部门的效益。比如，尽管含有同样热值的煤炭要比含同样热值的食物便宜的多，但在化肥和现代育种技术出现以前，工业负熵流只能取代一些人力，而不能直接干涉庄稼的生长，也就无法提高粮食亩产的上限。在中国这种劳动力相对土地过剩的国家，早期工业是无法解决粮食问题的。所以在回顾历史时，我们对绝大部分人类所需的经济生产都可以被现代重工业所促进这一事实应当感到幸运。这种事实与任何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个人决策无关，只是因为人类的运气。
到了19世纪末，就在蒸汽机和钢铁的效率与精度经过1个多世纪的发展即将达到顶点时，因为人类开掘资源能力的增长，石油和伴生的天然气作为新的主要负熵源进入了历史。石油是一种比最好的煤还要优秀的负熵源，它热值高、运输方便、开采安全；本身是液体的特性使它可以在发动机内部燃烧，直接以高温燃气而不是间接用低温蒸汽推动活塞，热效率比蒸汽机高了数倍。因此石油一出现就在能得到这项资源的工业国家取代了煤炭的能源地位。除了做能源提供负熵流，石油还是新材料的来源。石油可以制造轻巧、易加工却又坚固的塑料，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水平。由于石油的出现，工业革命得以持续它的指数化发展方式。
与石油大致同时进入工业的还有电力。尽管地球上没有电池矿，但电力容易输送的特性使电流立刻成了主要的负熵流动方式。截面十几平方厘米的输电线往往能比数米粗的输油管或几十米宽的运煤道路更快、损耗更低地输送负熵。水流、风力、潮汐提供的动能也可以方便的转化为人类可利用的负熵流。从长远来看，电力科技比石油革命还要重要，因为电线不仅可以用来输送负熵流，还可以传递负熵的最高形式——人类信息。这把自动控制系统的成本降低了几个数量级别，脱离机械模拟计算的生产控制机构因此产生，为下一次技术突破——计算机铺平了道路。
电力革命以后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是让人眼花缭乱，计算机、生物科学、航天科技、人工智能、超导技术、核聚变技术.......各种科技突破先后出现，给经济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想必大部分读者对此颇为熟悉，本文不再详述。鉴于人类的人均财富已经在农业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停滞，开始自1800年前后的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反常现象”，当然，绝大多数读者应该已经把这种“反常”看成了常态。这种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当然在于地球上有足够的潜在负熵源（包括有限的化石燃料、重元素和可再生的太阳能、水能等等）和可承载负熵流的物质（如铁矿、木材）。不过，大部分对今天的经济有意义的资源是无法被农业社会开发的——手工业无法从黄砂中制出电脑芯片，炉子也烧不出核裂变。工业革命正是把人类从负熵流限于生物界的农业社会引入新天地的桥梁。一个能够从农业社会脱胎的煤铁复合体使得人类获得了足够的负熵“本钱”去开发这些新的资源。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意义所在。
十三 工业革命为何在18世纪末的英国开始？
我们知道了工业革命的具体过程，但一旦这一过程失去了神秘感，那么相信读者立刻就会提出无法回避的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真实历史中的那个时间、地点开始？为什么人类必须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度过上近一万年才能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其他农业文明会率先享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前面几节对农业社会的特征、工业革命的内容、近代以来西欧的特点都做了充分讨论，本节将尝试在这一基础上解释真实历史中爆发的原因。
1687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旷世巨著，教皇蒲珀对这一事件做出了毫不夸张的的评价：“大自然和她的法则隐匿于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天地一片光明！...”牛顿作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天才，给人类带来了解释万物运动的精确理论——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还有微积分——连接简单的物理定律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桥梁。这些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其他成就，比如光谱的发现、热传导公式的提出这些任何一个都足以让发现者名垂青史的成就往往会被人们忽视。自牛顿以后，人类得以量化的理解自然规律，进而作出量化的预测，有意识的设计各种新机器来提高效率而不是靠经验和运气来取得新发明。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科学开始自牛顿。
从牛顿开始展露天才到工业革命的爆发，中间只隔了不到一个世纪。两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相对漫长的农业社会而言）先后发生在同一个小国，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不过，许多能力有限或缺乏耐心的历史研究者弄不清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试图在头脑把历史简化到他们能理解的程度，典型例子就是认为时间上靠的如此之近的重大事件之间必然有因果关系，于是宣布工业革命是牛顿时代科学革命的直接结果。直到今天，由于这个错误观点看似简单，所以依然有很大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天文学的概念来类比。
用望远镜巡视宇宙，可以发现一些靠的很近的恒星，如果两两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双星。大部分双星之所以靠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确实离的很近，互相吸引，绕质量中心旋转，这叫物理双星，大概1/3的恒星都与邻居结为物理双星。不过，不是所有的双星都是物理双星，宇宙空间相对微小的恒星光点虽然非常浩瀚，但当观测到星星足够多的时候，还是某些星星不是因为真的距离很近，而是因为在天球上的投影恰巧靠在一起，从而表现为双星，这叫光学双星。天文学的入门者无法分辨两种双星，往往会认为自己看到的靠在一起的恒星都是互相绕行的邻居，不过，更进一步的观测可以很容易的用光谱分析来区别这良种双星。类似的，历史重大事件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会搅动社会，引发其他的重大事件，从而使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集中于少数转折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在年代、时间上相近的历史事件之间都一定有因果关系，特别是那些处于不同领域内的重大事件。没有任何历史或物理定律禁止两个在时间上相近的事件各自独立产生并带来自己的影响。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正是如此。
说到科学，我们必须先指出技术和科学之间的技术与分别。科学的定义在本文的开头已经给出了：所谓科学，就是在事实和简单这两个标准约束下描述世界的一种体系。而在经济的意义上说，技术是指制造一种产品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简单一点说，科学试图描述并预测世界，关心的是各个事件之间的逻辑；技术则是经验主义，关心某件事情事实上是否行的通。从历史上看，技术和科学不一定有联系。古希腊就存在过与现代科学体系非常相似的科学体系，他们也讲事实，讲逻辑，在事实的基础上追求对世界的最简单描述，但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把科学应用于经济技术是非常耻辱的事情。阿基米德如果不是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是绝不屑于与奴隶或下等人站在一起制造机械的。。近代早期的科学界这种风气也很严重，一般严肃的历史研究认为，科学与技术的正式结合应当在电力革命前后，这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以发掘物质世界规律的科学一直和经济部门里的具体技术相分离呢？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技术为什么不向科学寻求支持？？这就需要考察科学和技术在经济中各自的具体作用。
由于今天科学和技术已经在经济领域内结合，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科学建立自身体系的方式是自上而下，自简而繁。科学先建立一些基本的原则，如相信事实、尊重逻辑，然后以此为基础对自然规律作出定性判断，如地球是球体、物体存在惯性，慢慢的从定性到定量，如衡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地球的半径。最后才是通过这些规律进行预测并进行验证，如根据物体的运动规律来给大炮加准星，根据微生物生长的特性降低葡萄酒制造过程中的变质率等等。而技术则是彻底的反过来，先根据经验告诉徒弟葡萄酒如何放置可以不变质，大炮的仰角放在多少可以打中指定距离的敌人，如何砍树最省力气......这一层次的技术学习完全是死记硬背或条件反射，然后为了便于掌握再把相近的技术进行合并归纳，自下而上，自繁而简的建立体系。科学与技术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进入经济，它们的结合点和结合时间取决于两者伸展的速度。
对于技工来说，技术熟练与见闻广博很难兼得，技术体系一般局限于某个经济部门以内，所以技术很难向上突破去接触科学，这一点在前面讨论农业社会时已经充分介绍了。而长期以来，科学向下伸展的速度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阻碍。科学的原则是简单，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在自然界和人工制品中，很难找到足够的“简单体系”来进行考察，这一点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很容易取得标准化制造的天平、砝码、尺子、低摩擦的导轨、无色透明的玻璃容器和透镜、钟表等实验材料，但在工业革命以前，这都是非常昂贵的物资。因此科学家们必须具有非常强大的抽象思考能力和悟性，有时还要加上一点运气，才能从非常复杂的事实中提炼出简单的规律。实验条件的恶劣甚至逼迫科学家们在遥远的天体里去寻找“无摩擦运动”和可以用简单参数描述的轨道。力学这个与周围的事物紧密相关的学科，近代以前的进展却都与天文学观测成果有关，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能从天文学中获得一个免费的实验室，大部分研究只能作出定性的判断，离指导具体生产还很远。
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很久，机床和蒸汽机提供的便宜、精确的实验器具才允许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模拟抽象中的理想化实验，科学因得到了发展的肥沃土壤而飞速发展。很快，不断细化、具体化的科学终于能够定量的解释已经被机器足够简化的生产流程（具体到每一道工序里的主要参数，确实是简化），并作出预测和指导。科学与技术在这时终于上下相通，在大多数领域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以前，科学是无法真正影响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或许有人会指出欧洲人向西航行以求到达中国的新航路这一举动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地是球体，认为这是科学的作用。不过，如果哥伦布真的知道地球的真实大小，如果他知道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还有太平洋和美洲，他肯定不会向西航行。运气和科学是两回事情。
从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核心部分的本质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体系收集、利用负熵流的形式。既然在工业革命产生一定效果以前，科学对技术并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认为科学进步造就了工业革命是不合理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是什么触发了这场技术革命并使之发挥作用。
根据前面的分析，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其物质基础在于生物界以外存在大量的低熵物质和可承载负熵流的矿产。但这是所有文明共享的潜在财富，因此不能说明18世纪西欧的独特性。所以关键在于三点：
A技术进步达到了可开发自然界以外负熵源的水平，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条件
B从开始系统利用自然界以外的负熵到彻底改变经济基础，其间技术进步所需时间不能太长。换句话说，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必须在短期内全部发展出来，否则这一工业化进程不能称为“革命”。
C 社会结构必须给这些核心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条件。
从历史上看，技术革命的实质是农业社会手工业的升华，在这场技术革命爆发以前，一切社会规律依然在农业社会的轨道上进行。因此，我们必须以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为基础，讨论工业革命的爆发原因。
先考虑条件A。正如前面指出的，“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1500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长期技术增长速度是一个基本独立存在的，稍大于0的参数。因此，无论是考察平均水平还是最高水平，公元1500年的技术水平或许和公元1600年没什么差别，但肯定显著高于公元500年，更显著高于公元前的技术水平。工业革命初期所需要的基本技术虽然很粗糙，但至少也要有一台能在任一领域取得经济效益的蒸汽机，和能够制造第一台金属机床的手工金属加工能力。
从什么时候起，旧大陆人类的技术水平足以满足这2个条件呢？罗马帝国和汉朝鼎盛的古典时代，连螺栓螺母都没出现，水车刚刚发明，显然不合格。虽然火药最晚在9世纪就出现了，但1300年前后东西方才有铸造的火炮出现。考虑到军事技术一向领先于民用，这表明1300年以前金属加工技术是造不出蒸汽机和蒸汽机所需承压管道的。不过，要想从1300到1780年之间定一个确切的界限，似乎不太容易。农业时代技术增长的平均速度实在太低，而且短期内还会有反复，无法对数百年的历史进行定量讨论。我们权且把这个年代的上限定在1300年，这样就很方便的排除了许多文明的鼎盛时期。
再考虑条件B。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农业文明技术进步相对较快的年代就是那些粮食剩余较多，非农人口比例高的年代。在旧大陆基础技术水平足以允许发展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以后，那些正处于循环上升期或是因为对外扩张取得过剩资源的文明显然有更多的机会 取得技术突破。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科学进步的问题，根据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科学和文化一样，是无法直接生产粮食的。农业社会的科学因为无法与技术相结合，其性质是上层阶级用来娱乐的奢侈品，因此它的繁盛与否也总是和剩余粮食数量或人口资源比同步变动。因此，我们可以用西欧的海外扩张来解释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也可以解释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同步性。
还有条件C。应该注意到，工业革命是在开始很久以后才能通过化肥、育种等技术提高农业单产的。在那以前，新生的工业只能节约一些人力，并不能在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家中解决粮食问题。因此，一个处于人口过剩或人口平衡态的农业文明如果拥有了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最初的重工业部门必然会挤掉很多人的饭碗。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情况下，由于出现了多余人力，而粮食产量没有同步增长，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会彻底抵消节约少许人力的益处。中国清朝政府早期抵制修铁路的理由之一就是会造成民夫失业；长江上的船夫也曾联合起来抵制轮船公司，这种现象也限制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地点。相反，在土地相对过剩的文明中，即便是最粗糙的重工业部门也足以同时提高人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要把因人力而无法开垦的荒地纳入考虑）和粮食总剩余。因此，无论技术突破在哪里出现，由于在工业革命爆发和重工业有能力促进农业单产之间存在时间差，只有不存在过剩人口的文明才可能真正使工业化充分展开。
这三个条件对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和地点作出了限制。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不应该断言超出条件的事情完全不可能，毕竟小概率事件总是存在的。不过人类只能考虑那些在自己理智范围内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条件对各个文明的历史进行一番扫描，看看各个文明和时代与条件的吻合情况，从而分析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个条件剔除了1300年以前的所有时代。同时告诉我们1300年以后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在这以后取得技术突破的文明有很大希望利用工业的力量在随后的几百年中继续领先。西欧在1300年以后正处于一个超长的发展循环的上升段，同期的其他文明都因为没有类似的条件而依然保持稳定的循环周期，上升段最多持续 300年就要转入衰落，因此西欧一旦弥补了以前衰落时期的落后，技术领先时间要长的多。在这场无意识的赛跑中。西欧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至于第二、第三个条件，通过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读者应当可以发现可以把问题简化为是否能降低人口-资源比。西欧因取得美洲和压制印度的工商业获得了大量空白土地和原材料，这既促进了技术进步，也给重工业这个排挤人力的新经济部门让出了发展空间。因此，综合下来，西欧是当时最可能取得工业突破的农业文明。
前面指出了西欧的主要优势。还有一些次要因素也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爆发，比如：
英国恰好在打败其他竞争对手，取得海上霸权的同时砍光了自己的燃料林，被迫大规模开发煤矿；而英国的煤矿含水量较同期另一个采煤大国——中国要高的多，排水问题严重，这都促进了英国蒸汽机的使用。
欧洲内部市场渠道发育较晚，商品和贵金属的长距离流通都被少数大资本垄断，经常受到政权干涉，反观中国和土耳其这种较早进入平衡态的农业帝国，稳定的市场经济已经吃掉了这种过渡时期的大资本。当出现一个彻底打破农业社会经济平衡的重工业部门时，是垄断性的大资本而不是经济权力充分分散的古老农业文明更利于其投资。
另外，相对农业社会而言，工业社会需要更强大的中层组织和庞大的企业管理机构，恰好西欧有大量的、正在逐步消亡的军事贵族阶层。这本来是落后农业社会留下来的一个累赘，这时却为工业化提供了足够的管理经验和组织力量，使西欧不必再付出社会成本从头建立组织。100年后的日本还会因这种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得到便利，象中国这种已经基本淘汰了世袭军事贵族的文明也会因此而吃亏。
不过，这些次要因素的存在与否充其量只能把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前后推动几十年，或是决定工业革命爆发于西欧的哪个地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大势。西欧自从海外扩张开始，其经济中心先后从葡萄牙挪到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最后才是英国，在这以前还有意大利的工商业繁荣。数百年间，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绕了欧洲大陆半圈，而美洲、大洋州还有许多空地没有开发。即便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在英国，有利的人口资源比态势还将在西方文明中持续几个世纪，总会有一个西方文明的经济中心适合重工业发展。自从西欧率先占有了美洲和印度附近的制海权，结合当时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考虑，工业革命的爆发地点最可能爆发的地点就是美洲。
后面谈工业革命的影响时将会论述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技术进步使地球变的越来越小，一个成熟的重工业体系必然会用经济、军事等手段排斥可能的新生重工业体系，并通过技术扩散方式影响其他地区。因此一旦西欧的工业化结束，其他地区即便具备了独立工业革命的条件，也无法再重现西欧的工业革命了。埃及的突厥军官团（当时只是名义上服从土耳其的宗主权）就曾经试图自己建立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结果，英国贸易部长科布登（此人因主张自由贸易，到今天依然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推崇）以赤裸裸的语言公开宣布“.......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浪费最好的原棉，这些原棉本来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浪费的还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工，本来是应该在棉田里工作的......”，随后英国军队用大炮和军舰强迫埃及放弃了自己的工业化。这种现象在随后的1个世纪中还将反复出现，如果读者能够理解近代以来西欧是最容易发生工业革命的地点，想必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西欧会经历独立的工业革命了。
以上内容和前面的第十一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西欧工业革命原因的分析。从游牧民族入侵到黑死病，再到航海技术和美洲的发现，在各种因素几百年合力影响，工业革命终于在西欧爆发。西欧也因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权。经此分析，某些读者或许会认为西欧的历史发展颇有天命所归的意味，发展起来一路顺风，以至于不能用正常的概率来解释。这其实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想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千个乒乓球上写上1到1000的数字，然后放到一个袋子里随机抓出一个，抓到任何一个号码的概率都是1/1000。如果你事先预言了你要抓到什么数字，然后总是一抓一准，那么这确实是有上帝帮你。但如果你事先不预言会抓哪个球，事后却对你以1/1000的概率抓到某个球的事实大发感慨，那么这很无聊。因为你无论如何都要以1/1000的概率抓出一个来，事后诸葛亮是不可以夸耀才华的。同样，只要地球上存在足够的低熵物质，只要技术链允许人类以手工业为基础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地球上总有一个地区会爆发工业革命的，不是西欧也会是其他地区。无论发生在哪个地区，工业革命必然是各种长期趋势和偶然因素在几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慢慢积累影响的结果。既然读者们不是在一千年前做预测，而是对着已经发生的历史做评论，就没必要认为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
还有人把西欧此前几百年的上升期和工业革命后的扩张混为一谈，认为西欧的统治阶层或是文化、制度、宗教、甚至是饮食习惯，总之是某种西欧独有的东西给西欧奠定了“进步”或“先进”的基础。这些缺乏历史整体观的学者不仅无视西欧的经济水平在1500年以前长期低于旧大陆主要农业文明平均水平的事实，认为最近几百年西欧的相对领先就是整个历史，还犯了为历史设定目的的根本性错误。作者在此要重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时代的人类对超出他们科技水平之外的事物都只能进行无根据的猜测。即便有人可以在遥远的古代设计历史，他们也无法根据工业革命所需的条件或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位置设计制度，让自己的子孙从中获得利益。
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确实是手工业借助自然界低熵物质的一次“升华”。不过，正如前文的论述，工业革命爆发的时候科学还没有与技术相结合。既然科学并没有对技术进步进行指导，那么自然没有人可以规划工业革命。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旧大陆的科技水平宏观上不断上涨，具体到每个文明却是时涨时落，一旦手工业水平达到了某个水平，工业革命就具备了可能性。西欧恰好在这个时期领先于其他地区，最先达成了技术突破，而且社会条件利于排挤人力的重工业发展，因此率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受益。这在历史上并不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一般认为，旧大陆中央大草原的存在使得旧大陆各主要农业文明得以便利的从其他文明学习技术。不过，由于印度与中东之间、中东与欧洲之间存在便利的水路交通，所以它们之间的技术交流要比同远东文明的交流容易的多。不过，由于农业时代出现新技术的频率实在太低，即便技术的自然扩散很慢，各次技术进步之间的间隔依然足够技术传遍整个旧大陆。僻处远东的中国也没有因地理位置不利而明显落后于旧大陆的平均技术水平。相反，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的社会相对安定，许多技术在中国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技术细节，从而发展到了农业社会的顶峰。
不过，在定居农业时代的早期，技术进步随机出现的频率要快的多，冶炼、轮子、石工技术、陶器技术………在短时间内先后涌现。因此印度、中东、欧洲三个联系紧密的农业地区在技术上较远东、东南亚要先进一些。这或许也正是第一、第二个农业文明都出现在西亚水陆交通枢纽（今叙利亚-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原因。典型例子就是炼铁技术率先出现于西亚，然后是欧洲、印度，最后才传到中国或通过间接影响触发了中国金属炼铁技术的出现。（中国炼铁技术应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亚在公元前1400年或更早，印度和欧洲均为公元前1200年，铁器在中国真正普及要到西汉）
铁器时代的姗姗来迟中国使中国在青铜时代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在西方诸文明已经用块炼铁取代了成本昂贵、原料复杂的青铜时，中国还在努力改进青铜技术。结果，包括高温冶炼、大型铸件、原料破碎、强力鼓风技术在内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发展。等到炼铁技术在中国出现，这些从未在其他文明出现过的青铜冶炼技术细节很自然的让中国直接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由于其他文明过早的结束了青铜时代，没有哪个文明会努力发掘青铜冶炼技术细节，生铁冶炼要到14世纪才会在中国以外出现。炼铁技术的超前还使中国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能够大规模制造球墨铸铁、可锻铸铁，在东汉就能以炒钢法炼钢技术，在明朝就利用焦碳冶炼技术，这些技术在西欧的出现都要等到1700年前后，离工业革命只有不到1个世纪。
中国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在唐宋时期相对其他主要农业文明拥有无可辩驳的技术优势。优质廉价的钢铁不仅节约了人力，还增加了可开垦的土地，改善了人口-资源比。，中国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在经济、技术上均领先于世界，不仅是因为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钢铁技术在其中也起了关键作用。不过，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种上千年的相对富足并非是某个伟大人物或社会集团的功绩，也不是什么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客观的地理环境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也一样。
作者习惯于对历史做假设，用理想中的实验来验证一些事实。比如，保持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和经济基础不变，但改变一些山川河流的分布，改变一些历史初始条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其他一些听起来荒诞但合乎逻辑的工业革命方式。
工业化核心技术的突破必须与一个扩张中的社会结合才能产生工业革命。作者注意到在农业社会扩张性的社会制度一般意味着崇尚武力的帝国，而作为初期重工业部门的煤铁复合体最先促进的就是兵器工业，如铸炮、铸枪弹、刀箭等。因此，一个以军工需求驱动的工业革命也是可能的。设想一下，如果在虚拟的世界中，由于游牧地区的广大，一个类似蒙古帝国式的游牧帝国以不大的代价忽然征服了一个技术上刚好到达工业革命突破点的农业文明，然后这个类似元朝的帝国试图动员农业文明的力量去继续它的征服。那么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战争为标准的帝国政府或许不会关心传统经济部门的前途，却肯定会对一个能够自行扩张、升级并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加工能力的重工业部门感兴趣。考虑到早期煤铁复合体生产能力的弱小（1800年英国工厂只用了数千台蒸汽机，法国达到这个水平在50年以后），一个庞大军事帝国的军事订货足以让它发展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的水平。然后，随着重工业平均成本的下降，总会有某个足够聪明的工程师或商人认识到重工业部门其实也可以在民用产业中节约 人力的。如果战争同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人力短缺，那么工业革命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爆发。
另外一种扩张性的社会制度是奉行一神论的宗教。宗教僧侣们不仅有宣扬教义的强烈愿望，往往还会在修道院或专门的宗教圣地内创造一种半独立于世俗生活的独特生活方式。在一个接近工业革命关键技术的社会里，假如某个自力更生的修道院的修士们在劳动时恰巧发明了蒸汽机和金属机床（这并不荒谬，火药最初来自炼丹道士，西方化学起源于炼金术，古登堡印刷术最先用来出版圣经，现代机械表最早用来提醒教士们作礼拜的时间不要迟到），然后把这两者结合的神奇力量归结为上帝的恩赐。那么，早期重工业技术完全可能与宗教结合。事实上，僧侣或祭司们利用一些未曾普及的技术装神弄鬼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宗教色彩的掩护下，即便社会暂时不缺人力，提倡自力更生的早期修道院也完全可能用机器的力量——上帝的恩赐来取代一些人力劳动，直到平民也充分理解这项技术。
这两种假设中的历史只在作者讲的故事里存在，不过应该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工业革命真正需要的条件——技术基础、技术突破和初期的需求。回顾历史，其实有许多文明在某个时期具备其中的一或两个条件，但这三个条件是必须同时满足（或许要加上第四个限制：在地球不够大的时候，必须保证地球上没有其他地区已经爆发过工业革命）。在公元7-8世纪，扩张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可能是西欧工业革命以前最接近于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历史时空点——政治和经济体制都在征服中变的适应扩张，征服的广大地区足以释放人口，而跨三大洲的帝国又引发了空前的科技交流与进步。遗憾的是技术水平起点低，旧大陆的技术水平尚不允许最原始的实用蒸汽机与金属车床的出现，因此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另外一个可能的候选是清朝鼎盛时期的中国，却因为人口过剩和内部市场交流过于发达、缺乏大资本而未能实现。
总之，工业革命既是一个历史规律中的特殊现象，也是客观物质基础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产物。只有充分理解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发生原因，我们才能真正就它的影响进行讨论。
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定居农业社会出现以来最大的，以作者的想象力而言，恐怕今后1000年内也不会再有能与之相比的经济事件，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经济的物理基础。要理解这一事件，我们必须从最基本的物理层次分析经济活动。（考虑到大部分读者的文科背景，本节可能略显拖沓，请读者见谅）
生物生存需要消耗什么？我们习惯于把空气、水、空间、食物等基本条件列出来做答案，不过，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都没有被真正消耗。物质不灭定律保证了氧气、水和食物的原子只是经过生物的身体，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排出体外；即便有一部分留在生物体内成为生物的组成部分，这些物质也会在生物死后被分解，返回自然界，因此，物质没有被消耗。至于空间，本身不生不灭，自然也不会被生物永久占用。
物质和空间都不会被真正消耗，那么能量似乎是一个合适的候选者。食物在我们的身体里被氧化，放出化学能，供我们消耗和制造下一代，排出的物质要比吃进的食物少了不少化学能。要把生物排出的各种原子重新组合成原来的食物、水和氧气，无论是通过自然生物生长过程（如把粪肥送到田里，动物的尸体在野外腐烂）还是工厂式循环（目前限于航天项目）都必须与其他能量相结合（太阳能或化石能源 ）。因此，一般的说法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要消耗能量而生存。
但读者应该记得还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和物质一样，无法被消耗，只能在不同的形式之间转化。食物在体内产生的化学能最终变成热能回到自然界，而不是去了另外一个宇宙，因此，说生物消耗能量而生存也是不合适的，能量只是在我们的身体里经过。当然，已经耗散到自然界的热能不会自发地重新变成可利用的能量，能量和能量之间似乎还有分别。为了搞清楚生物究竟消耗什么，必须引入一个常用物理量：熵。
熵的热力学定义是焓（可以简化的理解为热能的变化）对温度求导，不过读者没必要去研读热力学以弄清这些概念，只要记得是熵是衡量混乱程度的物理量就够了。在任何封闭系统中，熵，也就是混乱程度总是不断增大的，只在最混乱的情况下才会维系不变。比如：你把食盐和花椒放在一起，那么任何对这个混合体的随机触动都只能让黑白两种颗粒更彻底的混合，直到达到一种近均匀分布状态，也就是最高熵状态。如果我们拥有温度不同的两桶水，我们可以通过温差发电来获得有用的能量流，但一旦两桶水完全混合，虽然总热能依然不变，均匀分布到两桶水的能量却无法再被利用了。其实最简单的例子是打开一罐压缩空气，让原来集中在一个小空间的空气分子分散到整个外部空间，原本可以用来推动风车或活塞的空气密度差消失了，空气泄出时排挤外部空气会产生热能，但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耗散到整个空气的热能收集起来作功了。由以上的例子，读者应该看到一个简单的规律：我们只能利用那些混乱程度低的有序能量，达到最高熵的能量是无法利用的。利用能量的代价是能量（或者说含有这些能量的物质）的混乱程度增加，即熵的增加。
既然熵可以衡量一个体系的混乱程度，那么简单的把熵加上一个负号——“负熵”，这显然就是表示系统有序程度和可利用能源数量的一个物理量。事实上，在给定边界条件以后，“负熵”可以直接定义为“信息”，即一个体系的可了解程度。熵的增加意味着负熵的减少，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无法改变物理规律使能量消失，但能量在流过生物体的过程中减少了负熵，增加了混乱程度，无法被再次利用。只是因为人类和自然界可以从太阳或地下的化石能源 中引入负熵，才可以使耗散到自然界中的有序物质和能量再次降熵，进入循环。因此，生物生存真正消耗的是负熵。
人类作为生物的一部分，同样要消耗负熵来维持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是采集和利用负熵的活动。即便在生存问题解决以后，任何提高生活水平的举动必然意味着改造世界，而人类正是以自己的需求做蓝本去改造世界。按既定的目标改造世界就是把环境“有序”化，要降低产品和生活环境中的熵。物理定律规定了负熵不可能无中生有，人类制造产品、运输货物、互相提供服务并维护这个生活体系运转（这个体系熵的总在自发增大）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负熵流。因此，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对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定义就是采集和利用负熵。
在工业革命以前，负熵基本来自植物从太阳能转化而来的低熵化学物质，人类和驯养的动物通过食物补充负熵。而采集和进一步利用负熵的工作如盖房子、修路、耕地、纺织等工作都需要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至于其他的一些次要负熵来源，如水力、风力、木柴的热量等因为携带和转化困难，规模和方向都很不稳定，只在少数特定场合或地区才得到广泛利用。另外，这些辅助的负熵源地域性很强，一般只能用于特定的工作，不能象人力和畜力一样通用化，储量再丰富也无法取代农业的地位。农耕地区太阳能所能提供的负熵流是有限的，光合作用的转化效率基本固定在0.02%，生物界食物链中各层次之间的负熵传递效率也有一个15%-20%的极限比例，所以以低熵植物化学能为基础的经济必然存在一个由气候、地理、植物物种确定的规模上限。这就是前面几节总结的农业社会基本规律的物理基础。
在农业社会，不仅经济体系能获得的负熵流量存在上限，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也很低。灵长类动物固然拥有最灵巧的手，但与机器相比，人手的效率和加工精度依然很差劲。大部分低熵物质或负熵流只能通过一次性释放的方式利用其一小部分，比如煤炭或木柴只能用来取暖，风力和水力只能直接用来驱动帆船和水磨。如果人类试图储存或引导负熵流，使其以最合适的方式释放以提高利用效率，低精度的手工劳动和简单工具往往会对负熵流造成极大扰动，以至于扰动本身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对负熵流进行多层次复杂利用是不经济的。设想一下，如果有人想在汉朝制造蒸汽机，让煤炭里蕴涵的低熵热能转化为马车的动力，以当时手工制造汽缸、活塞和传动机构的精度，恐怕连现代蒸汽机10%的效率也达不到，考虑到制造和维护蒸汽机自身所需要付出的负熵，这种努力还不如直接烧煤取暖的效益高。要想改变这种低下的负熵流利用效率，必须改进工具和基础设施。但工业社会里的手工工具与基础设施不可能由双手直接打造出来，即便不考虑建设问题，光是维护这些工具（本身也是低熵物质，很容易向高熵转变）所需要的负熵就足以耗光农业社会的人力。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社会比今天的农业地区还要落后的多。
现代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负熵来源不同。现代社会的负熵主要来自地下的化石能源 ，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泥炭等等。这些负熵源可以推动机械，不仅可以完成原来靠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让人类从艰苦、无聊的简单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还能完成许多古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工作。现代身边的一些寻常物品，如多层住宅楼、镜子、金属炊具等等，其工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远远超出了农业社会的经济极限。前所未有的负熵流给了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人类得以开发利用一些以前因埋藏过深或提取困难而无法利用的低熵物质（如太阳能、浅海石油平台），这反过来又加强了流入经济体系的负熵量。尤其是在电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以后，人类社会不仅靠开发一次性的化石能源 来维系经济运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潮汐发电和对太阳能的直接利用使得工业社会中永久性的负熵流入也远远超出了农业社会。
除了负熵的来源大大扩大以外，工业社会对负熵的利用水平也远胜前代。煤在农业时代的炉子中只能用来取暖；在工业社会，同样的煤不仅可以通过大型锅炉和热力管道中带来更多的温暖，还可以作为化工原料做成各种器物甚至纺织品。原来大部分通过烟囱耗散的负熵如今可以被更充分的利用。工业社会还发展了自动控制机械和计算机等“管理机器的机器”，人类从此不仅可以让机械替代自己的肌肉，还可以用机械替代部分脑力劳动，大大提高对利用负熵过程的控制精度。所以，即便我们放弃对化石能源 的开发，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人类也能够享受到远胜前代的生活。（从信息=负熵的角度来说， “提高负熵流的利用水平”也可以看做另外一种扩大负熵源的方式，但这样分开讨论更有利于理解）
根据前面的讨论，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负熵流的来源和利用水平不同而存在本质区别。因此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其关键就在于转换负熵流的来源与利用方式，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内容。
不过，“工业革命”这个词不仅包含了“工业化”的含义，还意味着“革命式”的变化。在真实的历史中，从1781年到1830年，还不到2代人的时间，英国在农业-手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创造了第一个工业经济。随后这个工业体系又花了2代人的时间扩展到大半个世界，确立了工业对经济的统治。在"漫长的19世纪”（将一战前那十几年平静的20世纪也归进去），工业不仅用铁路、机枪和战舰征服了世界，还以廉价商品和订单彻底改变了平民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甚至对千年不变的宗教与文化的神圣性构成了威胁。这种触及每个人的变革从发端到席卷世界，前后只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比蒙古骑兵的征服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也更深刻（成吉思汗生于1167年，1281年蒙古人远征日本未果，1303年蒙古人袭击印度失败，扩张结束）。习惯于渐变的人类社会上层建筑无法在同样的时间内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不得不以革命、战争这种大动荡的方式来赶上经济基础的脚步，我们之所以称18-19世纪之交英国所发生的事件为“工业革命”，原因也正在于此。
前面费了几千字的篇幅，其目的就是要为工业革命做出一个确定定义——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农业社会通过向生物界以外寻求负熵来源、同时提高负熵利用效率的方式极大的提高了经济的规模和水平。有了确切定义，我们才好探讨工业革命的前因后果，把工业革命与同期的其他历史事件区分开来。
工业革命（以下特指发生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有2个关键点：蒸汽机和机床。其他的标志性成就如铁路、蒸汽船、铁桥、化工厂、大规模冶金、生产线等不过是这两个关键机械与传统技术和人力结合的产物。如最初的铁路是蒸汽机动力与机床加工的铁轨结合的产物，早期蒸汽船是帆船时代的船体与蒸汽动力结合的产物，化工厂是原有的经验性生产技术与金属机床提供的标准化设备合作的产物，现代纺织工业是蒸汽动力和以金属部件制作的工作机的结合.....因此分析工业革命必须先弄清楚这两个关键点的作用。
先说蒸汽机。虽然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蒸汽可以产生推力，甚至在公元前后就有数个文明曾经制造过早期蒸汽机（不能往复，只能一次膨胀，没有用于经济部门的记录），但蒸汽机真正的应用于生产却是在1700年前后的英国。最早实用化的蒸汽机并没有被当时繁盛的纺织业所采用，而是服务于矿井，主要用途是在煤矿中抽水，有时也用来为较深的巷道通风。这是因为当时的蒸汽机非常笨重，只能做往复式运动，效率低下，同时煤炭或木柴的价格相对人力还很贵，因此蒸汽机只在煤矿这种工作简单、煤炭价格相对便宜的地方取代人力。
不过，读者应该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种蒸汽机的动力来源正是来自它所服务的矿井！（注意，这里是本文少数几个关键点之一）早期蒸汽机的效率虽然低，但应用于矿井还是能降低煤炭的采掘成本，而煤炭价格下降又使蒸汽机的适用范围增加。这种循环促进的增长方式在工程上叫正反馈，意思是两个条件可以互相促进，从而达到循环扩大的效果。正反馈增长如果没有边界限制或回报率下降的话，可以无限的进行下去。在当时的英国，增长边界就是市场上的煤炭净总需求量和可以用这种早期蒸汽机辅助采矿的矿井数，一旦到了这个边界，这种指数性增长就要停止了。不过，由于工业化是从无到有的开始的，蒸汽机的基数非常小，对早期煤炭开采的影响有限。即便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的蒸汽机只有200台或更少，并不是所有的矿井都得到了蒸汽动力的支持，新增加的蒸汽机依然可以带来效率增长，因此这种能源开采-动力机数量互相促进的增长到了工业革命前夕仍在继续。
机床的发展是另外一个关键点。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所拥有的工具、器物或艺术品所具有的精度是有限的。因为人类手工加工、研磨的能力存在极限，常用的木头、石头等物质韧性和抗磨损性太差，金属加工起来太困难，特别是工具本身的粗糙决定了产品也不可能很精密。如果不惜代价的话，可以让经验丰富的工匠反复制作同一型号的的产品，靠概率碰运气，以极高的废品率来使少数成品满足精度要求，但这样做成本极高，而且也无法持续的提高精度，上限依然存在。
到工业革命产生突破的前夕，繁盛的纺织业虽然发展了许多新奇的机器，如珍妮纺纱机等，但这已经到了手工业所能支持的工具精密度的上限，如果再增加机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那么必然会受到动力和零件精度、运行成本的限制。比如，1771年的水力纺纱机固然先进，但在没有合适河流的地方就无法使用，这种低效率水力机械设置过多还会造成河道淤塞。即便动力问题可以解决，任何试图扩大机械规模或复杂程度的尝试也会因为木制零件（可能会包铁皮）的强度和变形问题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靠人力纠正错误，结果并不节约人力。使用高精度的零件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正如前面的讨论，非金属部件磨损快，合格的金属部件加工成本高，都不能真正节约劳动。机械对经济效率进一步的促进有待于部件精度的提高或成本的下降。
早期的金属加工机床正可以满足这种对高精度低成本零件的需求。当然，和早期蒸汽机一样，早期的机床只是手工业的一个延伸，对效率的提高有限。但很关键的一点是：金属加工机床本身也是需要精确部件的机械（注意：本文的又一个关键点），它的效率、效益与金属部件的精度、成本密切相关，事实上，除了最初的一些工作母机，大部分机床本身就是机床的产品。一旦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机床，只要金属本身的物理性质允许，金属加工机床自身的发展又是另外一个正反馈系统。
经济的增长总是要有正反馈现象出现的。农民开垦土地，付出劳动和种子，得到收获，作为一个理智而勤劳的农民必须保证收获≥种子+为了维系劳动而吃掉的粮食；手工业者必须保证做出的产品足够他交换衣食和原材料。当他们的收获大于成本时，经济就可以发展。不过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指出的，农业时代生物资源与耕地的数量决定了生产上限，以种植业和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发展在很久以前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新大陆或其他可开垦地区的发现可以带来繁荣和发展，但本质上是原有经济在空白地区的复制而不是质量的提高。由于一切生产都离不开人力，而人本身又是经济成果的唯一消费者，所以人均产品无法持续增长，正反馈现象将在新土地被充分开发后结束。技术进步也可以带来发展，但正如前面对农业社会技术进步特征的讨论，农业时代的技术进步是随机、孤立的进步，一项技术带来的效率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技术充分扩散后也会立刻停止。
类似的，蒸汽机的和金属加工能力的进步如果只是两个孤立的技术，那么在技术进步接近其应用极限或物理定律所允许的边界后，正反馈现象中每一次循环促进带来的进步会逐步趋向于0，因此产生的经济扩张也会停止。比如，当全英国乃至全世界有排水问题的煤矿都用上了蒸汽机，当通过简单机械放大的人力再也无法加工出比机床本身更精密的零件时，经济上限就再次停在一个稍高的状态。两项技术进步出现的前后对比起来，纺织业会节约一些人力，煤炭会便宜一些，但依然无法达到今天最落后的工业地区的经济水平。
幸运的是，本来因成本高昂、移动困难而被限制于煤矿的蒸汽动力和局限于人力操作（在木加工领域有一定的水力参与）的机械加工业之间存在一个更高层次的正反馈结构：
高精度的金属零件首先是改善了机械传动的效率和精确性，从而使为机械安装控制机构成为可能。这不仅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效率，还在本来就由金属制造的蒸汽机中引入了离心式调速器，节流阀，传动齿轮等传统零件无法组成的辅助机构。这些机构提高了蒸汽机的热效率，更重要的是减少了使用蒸汽机所需要的维护人力。其次，经济回转机构和传动轴的出现使往复运动的活塞可以支持各种复杂的运动，蒸汽机的用途更加广泛。还有最重要的金属镗床，它大大降低了蒸汽机关键部件——汽缸和活塞的加工误差，从而使漏气带来的效率损失、摩擦带来的传动损耗都降了一个数量级。最后，精确加工的部件使蒸汽在多个容器之间的密封传递变为可能，冷凝器得以与汽缸分置，为蒸汽机节约了大量的热量。这些以金属加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改进彻底改变了蒸汽机，使它从一种笨重、昂贵、专用化的罕见机械变成具有重大工业价值，可以在各种场合和地点使用的通用动力机，这正是瓦特及其他工程师在工业革命中完成的进步。这些进步固然伟大，但如果仔细研究科史，我们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什么非常复杂或有突破性的进展，几个主要改进的基本结构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各种工艺品或生产机械中已经存在，只是因为成本或材料加工水平的限制才无法应用于蒸汽机和其他承受巨大力量的机械。金属加工技术的进步为这些技术进步提供了适当的土壤。即便瓦特这个人不存在，我相信在1800年前后也会有其他人利用新的金属零件去改造钮可门蒸汽机。
没有动力的机床不会自动运转，无论是切削还是锻压，只要你想得到特定形状的零件就必须对金属作功。不过，金属的硬度和韧性都很高，想靠弱小的人力准确的改变金属材料的外型非常困难。从青铜时代的兵器制造到工业革命前期的手工机床，人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是通过各种工具来集中人的力量。铁匠用数秒种的时间挥动大锤，然后在几十分之一秒内向铁块释放锤子的动能，才能把铁块的形状改变一点点，这是把在时间上集中力量。扳手手柄要旋转几十厘米，工作面才旋转几厘米，从而使人力可以扭转金属，这是在空间上集中人的力量。不过，我们应该记得能量守恒定律，简单机械可以省力却不能省功，在时间和空间上集中人的力量必然以增加作功的时间和距离为代价。所以，金属加工业最终要受到外界输入动力的限制。只要人力不仅用来调整零件的形状，还要负责提供破坏、重组金属晶体结构所需要的能量，金属零件的加工效率就始终是有限的，无法持续降低成本。
鉴于动力在金属零件制作中的重要性，蒸汽机作为一种强大、稳定的通用动力源显然会给金属加工业带来根本性变化。蒸汽机一出现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动力将使人类可以加工出以前难以成型的金属部件，同时大大降低复杂部件、大型部件的成本，这反过来也会促进蒸汽机的效率和推广。1830年前后，带有蒸汽动力的机床开始批量使用，在这以前20年，瓦特已经完成了第一代通用蒸汽机的改进，这标志着蒸汽-采煤和金属加工机床这两个正反馈系统已经结合为一体，两个工业部门通过交换越来越多的可利用能源和复杂的机械来循环扩大，工业革命达到了它的高潮。
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是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次要关键点。蒸汽机和各种机械作为化石能源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限于煤炭、）与各种经济部门的复杂需求之间的媒介，必须用能够被精确加工且耐磨的物质来制造。在农业社会所能提供的各种材料中，唯一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物质就是金属，而铁在当时可以冶炼的金属中储量最大，分布也最广泛，当仁不让的成为最重要的工业材料。许多历史学家因此称19世纪是煤和铁的时代。当然，铁矿分布广、储量大的特性在农业社会就被人发现了，远在公元前后，旧大陆几个主要文明基本上都进入了铁器时代，农具、武器等关键工具都用钢铁来制造。在从铁器取代铜、锡到工业革命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之所以钢铁没有创造后来那么多的奇迹，主要是因为缺乏加工它所需要的巨大力量和精确加工的工具。等到蒸汽机和机床的进步结合为工业革命，钢铁的潜力才真正被开发出来，蒸汽机的力量和机床的精度也以钢铁为载体得到了大发展。
在工业革命的前期，由于人类社会远没有把钢铁可加工的精度和可承受的力量（包括抗拉、抗扭、抗剪、抗扭等各种强度）开发到极限，因此，尽管蒸汽机不断的增加马力，机床加工着越来越复杂的部件，依旧按旧方式冶炼的钢铁还足以应付。但是，不管来自农业社会的金属冶炼业有多大潜力，蒸汽机-车床这个以指数方式增长的新经济体早晚会受到其物理特性的限制。事实上，仅仅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熟铁的硬度和抗疲劳性就不足以应付高速转动部件的要求了，而少数以渗透法冶炼的钢材又过于昂贵，工业革命遇到了第一个发展边界。
与蒸汽机和金属加工机床在偶然的情况下进入自身正反馈循环不同，钢铁冶炼业的技术突破是一个可预测的结果。一方面发达的蒸汽机制造和机械制造业给钢铁冶炼提供了足够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越来越便宜的煤炭价格、强大的蒸汽动力、金属部件的加工水平为新型冶炼方式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从1855年到1865年，转炉炼钢法与平炉炼钢法相继实用化，钢铁的质量不断提升，强度足以让发明家们制造更好的机械和蒸汽机，而成本的下降则使这些新发明得以推广应用。很显然，在机械制造业、蒸汽机与钢铁冶炼业之间形成了另外一个正反馈体系：钢铁性能的提升与成本下降使机械变的更精密，蒸汽机的效率更高，蒸汽机为选矿厂、高炉鼓风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精密的机械使精确控制炼钢过程，提高钢铁质量成为可能，三者可以互相促进。不过，由于钢铁冶炼业的进步比较靠后，而且是在蒸汽机与机械制造业取得了革命性进展后才被动的进入工业革命，它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明显要低一些。
从真实的历史来看，欧洲金属冶炼业一直落后于其他主要文明，尤其落后于远东，中国北宋时华北钢铁产量和质量就不逊于工业革命前的西北欧，18世纪印度依然可以出产比西欧更好的铁锭；而英国的金属冶炼在欧洲也没有什么突出地位；除了满足农业需要外，剩余钢铁产量最多的国家一直是偏僻的瑞典。在工业革命前夕，欧洲人终于学会制造可锻铸铁，学会用焦碳代替木炭炼铁，用炒钢法代替渗透法制钢，但这不过是重复其他农业社会已取得的成就，把农业社会的冶炼水平发展到手工业所允许的上限而已。即便金属的物理特性不允许人类进一步提高其加工精度和强度（这并不影响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蒸汽机与机床的革命性突破依然可以依托于农业社会的钢铁冶炼业改变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只把蒸汽机和机床并列为工业革命的基础。
作为19世纪最主要动力源的的蒸汽机和作为机械工业核心的机床成为经济转型的两个关键点并不是偶然的。读者应该还记得这一章的开头给出了经济的定义——采集和利用负熵流。蒸汽机的作用正是把原来只能取暖的煤炭转化为通用动力源，在生物界以外引入了负熵流；以机床为中心的机械工业则给人类提供了统一的工业标准，让负熵得以在各道工序中以较小的损耗流动，让人类能够制造更复杂、含有更多信息、熵更低的产品，从而提高了熵的利用效率。（又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当这两个分别对应于经济基本要素的技术不仅可以自行进步，还结合起来形成互相促进的正反馈系统时，不断增长且能与各个行业相配合的负熵流自然会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内节约人力、增进效率，钢铁业的突破就是一个例子。这样，人类的经济水平在短期内发生爆炸性的突破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工业革命之所以是一场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蒸汽机与机床的结合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重工业部门，在蒸汽动力机床和通用化蒸汽机出现的早期，整个农业社会都是这个最初的重工业部门发展的空间。因此这个幼稚的重工业部门只需要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大大提高人类的效率。随着初级工业化的展开，特别是当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后，进一步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利润就需要靠重工业质量的提高做基础。已经习惯于从工业中获得利润的工厂主下意识的向重工业投资，要求工程师和最早一批屈尊来关心经济部门的科学家们提供更好的机械和动力。他们很幸运，金属材料的硬度、屈服点、煤炭和金属矿的储量（特别是西欧和英国的储量）都足以支持这种要求。西欧蒸汽动力和机械工业在互相促进的循环中不仅通过开采更多矿藏，雇佣更多人力的方式得到了扩张，还能不断的提高。
我们可以随手找到重工业自行进步的标志性事件：1841年英国人规定了标准螺纹，为世界经济制订了第一个全球性标准；1873年，美国的斯潘塞制成单轴自动车床；在此期间，蒸汽机的工作温度和压力、单机马力都不断增加，还出现了复胀式蒸汽机，热效率从2%增加到接近10%.........这是蒸汽和机械的时代。源源不断的负熵流不仅在所有需要简单人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取代了双手，还通过新的机械工具完成了许多以前的人类只敢在梦中想一想的奇迹。包括达芬奇、培根在内，许多富有想象力的人在数百年前就根据一些简单的逻辑完成了一些超前设想，比如自行车、升降机、坦克、钢铁战舰、变速箱、机枪、城市规划等，这些空想尽管在原理上可行，但由于缺乏廉价、可靠的部件和同样廉价的动力，直到工业革命后才变成了现实。其实，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缺乏有足够小聪明和想象力的发明家，但工业革命后的最初代人因为基础物质条件的迅速提高而拥有了把狂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这个时代的发明家要比他们的前辈和子孙要幸运的多。
重工业部门直接促进了人类采集、利用负熵的能力，同时能够自发扩张、升级，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过，由于人类来自特定的生物，重工业提供的负熵流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进行释放，才能满足人的消费需要。象纺织厂那样只需要持续、稳定、周期性动力和精密机械的部门，重工业部门可以直接提供动力和部件。不过，在交通、农业、科研、化工、军事这些需求比较多样的部门，重工业的促进作用就没有这么直接。来自煤炭的负熵流必须经过处理才能被其他产业部门所利用。比如：交通部门主要得益于铁路和轮船，两者都从蒸汽机得到动力，以精密的部件组成自控系统和控制系统，铁路实用化以后的铁轨和轮船的钢铁船体也只能来自现代重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可以通过应用蒸汽机和简单机械节约人力，这对土地相对过剩的海外殖民地尤为重要。那些尚有荒地可垦的国家都通过使用轧棉机、蒸汽水泵、蒸汽磨、脱粒机等机械提高了粮食产量。等到化肥和农药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工业不仅可以节约人力，还可以真正提高以面积计算的农作物单产。科研本身的方式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但工业化提供了标准化实验器具和低成本的试剂，许多原来只能设想的实验如今可以实际操作并在遥远的实验室进行重复，科学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并最终与工业技术相结合....
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消耗负熵才能运转，所以重工业部门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化石燃料所能提供的负熵流与具体生产所需要的负熵流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其间的转化需要成本。如果这个转化成本高于化石燃料所能带来的利益，那么早期工业革命就无法促进这个工业部门的效益。比如，尽管含有同样热值的煤炭要比含同样热值的食物便宜的多，但在化肥和现代育种技术出现以前，工业负熵流只能取代一些人力，而不能直接干涉庄稼的生长，也就无法提高粮食亩产的上限。在中国这种劳动力相对土地过剩的国家，早期工业是无法解决粮食问题的。所以在回顾历史时，我们对绝大部分人类所需的经济生产都可以被现代重工业所促进这一事实应当感到幸运。这种事实与任何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个人决策无关，只是因为人类的运气。
到了19世纪末，就在蒸汽机和钢铁的效率与精度经过1个多世纪的发展即将达到顶点时，因为人类开掘资源能力的增长，石油和伴生的天然气作为新的主要负熵源进入了历史。石油是一种比最好的煤还要优秀的负熵源，它热值高、运输方便、开采安全；本身是液体的特性使它可以在发动机内部燃烧，直接以高温燃气而不是间接用低温蒸汽推动活塞，热效率比蒸汽机高了数倍。因此石油一出现就在能得到这项资源的工业国家取代了煤炭的能源地位。除了做能源提供负熵流，石油还是新材料的来源。石油可以制造轻巧、易加工却又坚固的塑料，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水平。由于石油的出现，工业革命得以持续它的指数化发展方式。
与石油大致同时进入工业的还有电力。尽管地球上没有电池矿，但电力容易输送的特性使电流立刻成了主要的负熵流动方式。截面十几平方厘米的输电线往往能比数米粗的输油管或几十米宽的运煤道路更快、损耗更低地输送负熵。水流、风力、潮汐提供的动能也可以方便的转化为人类可利用的负熵流。从长远来看，电力科技比石油革命还要重要，因为电线不仅可以用来输送负熵流，还可以传递负熵的最高形式——人类信息。这把自动控制系统的成本降低了几个数量级别，脱离机械模拟计算的生产控制机构因此产生，为下一次技术突破——计算机铺平了道路。
电力革命以后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是让人眼花缭乱，计算机、生物科学、航天科技、人工智能、超导技术、核聚变技术.......各种科技突破先后出现，给经济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想必大部分读者对此颇为熟悉，本文不再详述。鉴于人类的人均财富已经在农业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停滞，开始自1800年前后的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反常现象”，当然，绝大多数读者应该已经把这种“反常”看成了常态。这种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当然在于地球上有足够的潜在负熵源（包括有限的化石燃料、重元素和可再生的太阳能、水能等等）和可承载负熵流的物质（如铁矿、木材）。不过，大部分对今天的经济有意义的资源是无法被农业社会开发的——手工业无法从黄砂中制出电脑芯片，炉子也烧不出核裂变。工业革命正是把人类从负熵流限于生物界的农业社会引入新天地的桥梁。一个能够从农业社会脱胎的煤铁复合体使得人类获得了足够的负熵“本钱”去开发这些新的资源。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意义所在。
十三 工业革命为何在18世纪末的英国开始？
我们知道了工业革命的具体过程，但一旦这一过程失去了神秘感，那么相信读者立刻就会提出无法回避的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真实历史中的那个时间、地点开始？为什么人类必须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度过上近一万年才能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其他农业文明会率先享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前面几节对农业社会的特征、工业革命的内容、近代以来西欧的特点都做了充分讨论，本节将尝试在这一基础上解释真实历史中爆发的原因。
1687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旷世巨著，教皇蒲珀对这一事件做出了毫不夸张的的评价：“大自然和她的法则隐匿于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天地一片光明！...”牛顿作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天才，给人类带来了解释万物运动的精确理论——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还有微积分——连接简单的物理定律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桥梁。这些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其他成就，比如光谱的发现、热传导公式的提出这些任何一个都足以让发现者名垂青史的成就往往会被人们忽视。自牛顿以后，人类得以量化的理解自然规律，进而作出量化的预测，有意识的设计各种新机器来提高效率而不是靠经验和运气来取得新发明。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科学开始自牛顿。
从牛顿开始展露天才到工业革命的爆发，中间只隔了不到一个世纪。两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相对漫长的农业社会而言）先后发生在同一个小国，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不过，许多能力有限或缺乏耐心的历史研究者弄不清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试图在头脑把历史简化到他们能理解的程度，典型例子就是认为时间上靠的如此之近的重大事件之间必然有因果关系，于是宣布工业革命是牛顿时代科学革命的直接结果。直到今天，由于这个错误观点看似简单，所以依然有很大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天文学的概念来类比。
用望远镜巡视宇宙，可以发现一些靠的很近的恒星，如果两两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双星。大部分双星之所以靠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确实离的很近，互相吸引，绕质量中心旋转，这叫物理双星，大概1/3的恒星都与邻居结为物理双星。不过，不是所有的双星都是物理双星，宇宙空间相对微小的恒星光点虽然非常浩瀚，但当观测到星星足够多的时候，还是某些星星不是因为真的距离很近，而是因为在天球上的投影恰巧靠在一起，从而表现为双星，这叫光学双星。天文学的入门者无法分辨两种双星，往往会认为自己看到的靠在一起的恒星都是互相绕行的邻居，不过，更进一步的观测可以很容易的用光谱分析来区别这良种双星。类似的，历史重大事件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会搅动社会，引发其他的重大事件，从而使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集中于少数转折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在年代、时间上相近的历史事件之间都一定有因果关系，特别是那些处于不同领域内的重大事件。没有任何历史或物理定律禁止两个在时间上相近的事件各自独立产生并带来自己的影响。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正是如此。
说到科学，我们必须先指出技术和科学之间的技术与分别。科学的定义在本文的开头已经给出了：所谓科学，就是在事实和简单这两个标准约束下描述世界的一种体系。而在经济的意义上说，技术是指制造一种产品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简单一点说，科学试图描述并预测世界，关心的是各个事件之间的逻辑；技术则是经验主义，关心某件事情事实上是否行的通。从历史上看，技术和科学不一定有联系。古希腊就存在过与现代科学体系非常相似的科学体系，他们也讲事实，讲逻辑，在事实的基础上追求对世界的最简单描述，但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把科学应用于经济技术是非常耻辱的事情。阿基米德如果不是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是绝不屑于与奴隶或下等人站在一起制造机械的。。近代早期的科学界这种风气也很严重，一般严肃的历史研究认为，科学与技术的正式结合应当在电力革命前后，这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以发掘物质世界规律的科学一直和经济部门里的具体技术相分离呢？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技术为什么不向科学寻求支持？？这就需要考察科学和技术在经济中各自的具体作用。
由于今天科学和技术已经在经济领域内结合，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科学建立自身体系的方式是自上而下，自简而繁。科学先建立一些基本的原则，如相信事实、尊重逻辑，然后以此为基础对自然规律作出定性判断，如地球是球体、物体存在惯性，慢慢的从定性到定量，如衡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地球的半径。最后才是通过这些规律进行预测并进行验证，如根据物体的运动规律来给大炮加准星，根据微生物生长的特性降低葡萄酒制造过程中的变质率等等。而技术则是彻底的反过来，先根据经验告诉徒弟葡萄酒如何放置可以不变质，大炮的仰角放在多少可以打中指定距离的敌人，如何砍树最省力气......这一层次的技术学习完全是死记硬背或条件反射，然后为了便于掌握再把相近的技术进行合并归纳，自下而上，自繁而简的建立体系。科学与技术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进入经济，它们的结合点和结合时间取决于两者伸展的速度。
对于技工来说，技术熟练与见闻广博很难兼得，技术体系一般局限于某个经济部门以内，所以技术很难向上突破去接触科学，这一点在前面讨论农业社会时已经充分介绍了。而长期以来，科学向下伸展的速度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阻碍。科学的原则是简单，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在自然界和人工制品中，很难找到足够的“简单体系”来进行考察，这一点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很容易取得标准化制造的天平、砝码、尺子、低摩擦的导轨、无色透明的玻璃容器和透镜、钟表等实验材料，但在工业革命以前，这都是非常昂贵的物资。因此科学家们必须具有非常强大的抽象思考能力和悟性，有时还要加上一点运气，才能从非常复杂的事实中提炼出简单的规律。实验条件的恶劣甚至逼迫科学家们在遥远的天体里去寻找“无摩擦运动”和可以用简单参数描述的轨道。力学这个与周围的事物紧密相关的学科，近代以前的进展却都与天文学观测成果有关，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能从天文学中获得一个免费的实验室，大部分研究只能作出定性的判断，离指导具体生产还很远。
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很久，机床和蒸汽机提供的便宜、精确的实验器具才允许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模拟抽象中的理想化实验，科学因得到了发展的肥沃土壤而飞速发展。很快，不断细化、具体化的科学终于能够定量的解释已经被机器足够简化的生产流程（具体到每一道工序里的主要参数，确实是简化），并作出预测和指导。科学与技术在这时终于上下相通，在大多数领域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以前，科学是无法真正影响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或许有人会指出欧洲人向西航行以求到达中国的新航路这一举动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地是球体，认为这是科学的作用。不过，如果哥伦布真的知道地球的真实大小，如果他知道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还有太平洋和美洲，他肯定不会向西航行。运气和科学是两回事情。
从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核心部分的本质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体系收集、利用负熵流的形式。既然在工业革命产生一定效果以前，科学对技术并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认为科学进步造就了工业革命是不合理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是什么触发了这场技术革命并使之发挥作用。
根据前面的分析，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其物质基础在于生物界以外存在大量的低熵物质和可承载负熵流的矿产。但这是所有文明共享的潜在财富，因此不能说明18世纪西欧的独特性。所以关键在于三点：
A技术进步达到了可开发自然界以外负熵源的水平，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条件
B从开始系统利用自然界以外的负熵到彻底改变经济基础，其间技术进步所需时间不能太长。换句话说，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必须在短期内全部发展出来，否则这一工业化进程不能称为“革命”。
C 社会结构必须给这些核心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条件。
从历史上看，技术革命的实质是农业社会手工业的升华，在这场技术革命爆发以前，一切社会规律依然在农业社会的轨道上进行。因此，我们必须以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为基础，讨论工业革命的爆发原因。
先考虑条件A。正如前面指出的，“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1500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长期技术增长速度是一个基本独立存在的，稍大于0的参数。因此，无论是考察平均水平还是最高水平，公元1500年的技术水平或许和公元1600年没什么差别，但肯定显著高于公元500年，更显著高于公元前的技术水平。工业革命初期所需要的基本技术虽然很粗糙，但至少也要有一台能在任一领域取得经济效益的蒸汽机，和能够制造第一台金属机床的手工金属加工能力。
从什么时候起，旧大陆人类的技术水平足以满足这2个条件呢？罗马帝国和汉朝鼎盛的古典时代，连螺栓螺母都没出现，水车刚刚发明，显然不合格。虽然火药最晚在9世纪就出现了，但1300年前后东西方才有铸造的火炮出现。考虑到军事技术一向领先于民用，这表明1300年以前金属加工技术是造不出蒸汽机和蒸汽机所需承压管道的。不过，要想从1300到1780年之间定一个确切的界限，似乎不太容易。农业时代技术增长的平均速度实在太低，而且短期内还会有反复，无法对数百年的历史进行定量讨论。我们权且把这个年代的上限定在1300年，这样就很方便的排除了许多文明的鼎盛时期。
再考虑条件B。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农业文明技术进步相对较快的年代就是那些粮食剩余较多，非农人口比例高的年代。在旧大陆基础技术水平足以允许发展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以后，那些正处于循环上升期或是因为对外扩张取得过剩资源的文明显然有更多的机会 取得技术突破。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科学进步的问题，根据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科学和文化一样，是无法直接生产粮食的。农业社会的科学因为无法与技术相结合，其性质是上层阶级用来娱乐的奢侈品，因此它的繁盛与否也总是和剩余粮食数量或人口资源比同步变动。因此，我们可以用西欧的海外扩张来解释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也可以解释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同步性。
还有条件C。应该注意到，工业革命是在开始很久以后才能通过化肥、育种等技术提高农业单产的。在那以前，新生的工业只能节约一些人力，并不能在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家中解决粮食问题。因此，一个处于人口过剩或人口平衡态的农业文明如果拥有了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最初的重工业部门必然会挤掉很多人的饭碗。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情况下，由于出现了多余人力，而粮食产量没有同步增长，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会彻底抵消节约少许人力的益处。中国清朝政府早期抵制修铁路的理由之一就是会造成民夫失业；长江上的船夫也曾联合起来抵制轮船公司，这种现象也限制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地点。相反，在土地相对过剩的文明中，即便是最粗糙的重工业部门也足以同时提高人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要把因人力而无法开垦的荒地纳入考虑）和粮食总剩余。因此，无论技术突破在哪里出现，由于在工业革命爆发和重工业有能力促进农业单产之间存在时间差，只有不存在过剩人口的文明才可能真正使工业化充分展开。
这三个条件对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和地点作出了限制。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不应该断言超出条件的事情完全不可能，毕竟小概率事件总是存在的。不过人类只能考虑那些在自己理智范围内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条件对各个文明的历史进行一番扫描，看看各个文明和时代与条件的吻合情况，从而分析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个条件剔除了1300年以前的所有时代。同时告诉我们1300年以后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在这以后取得技术突破的文明有很大希望利用工业的力量在随后的几百年中继续领先。西欧在1300年以后正处于一个超长的发展循环的上升段，同期的其他文明都因为没有类似的条件而依然保持稳定的循环周期，上升段最多持续 300年就要转入衰落，因此西欧一旦弥补了以前衰落时期的落后，技术领先时间要长的多。在这场无意识的赛跑中。西欧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至于第二、第三个条件，通过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读者应当可以发现可以把问题简化为是否能降低人口-资源比。西欧因取得美洲和压制印度的工商业获得了大量空白土地和原材料，这既促进了技术进步，也给重工业这个排挤人力的新经济部门让出了发展空间。因此，综合下来，西欧是当时最可能取得工业突破的农业文明。
前面指出了西欧的主要优势。还有一些次要因素也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爆发，比如：
英国恰好在打败其他竞争对手，取得海上霸权的同时砍光了自己的燃料林，被迫大规模开发煤矿；而英国的煤矿含水量较同期另一个采煤大国——中国要高的多，排水问题严重，这都促进了英国蒸汽机的使用。
欧洲内部市场渠道发育较晚，商品和贵金属的长距离流通都被少数大资本垄断，经常受到政权干涉，反观中国和土耳其这种较早进入平衡态的农业帝国，稳定的市场经济已经吃掉了这种过渡时期的大资本。当出现一个彻底打破农业社会经济平衡的重工业部门时，是垄断性的大资本而不是经济权力充分分散的古老农业文明更利于其投资。
另外，相对农业社会而言，工业社会需要更强大的中层组织和庞大的企业管理机构，恰好西欧有大量的、正在逐步消亡的军事贵族阶层。这本来是落后农业社会留下来的一个累赘，这时却为工业化提供了足够的管理经验和组织力量，使西欧不必再付出社会成本从头建立组织。100年后的日本还会因这种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得到便利，象中国这种已经基本淘汰了世袭军事贵族的文明也会因此而吃亏。
不过，这些次要因素的存在与否充其量只能把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前后推动几十年，或是决定工业革命爆发于西欧的哪个地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大势。西欧自从海外扩张开始，其经济中心先后从葡萄牙挪到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最后才是英国，在这以前还有意大利的工商业繁荣。数百年间，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绕了欧洲大陆半圈，而美洲、大洋州还有许多空地没有开发。即便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在英国，有利的人口资源比态势还将在西方文明中持续几个世纪，总会有一个西方文明的经济中心适合重工业发展。自从西欧率先占有了美洲和印度附近的制海权，结合当时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考虑，工业革命的爆发地点最可能爆发的地点就是美洲。
后面谈工业革命的影响时将会论述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技术进步使地球变的越来越小，一个成熟的重工业体系必然会用经济、军事等手段排斥可能的新生重工业体系，并通过技术扩散方式影响其他地区。因此一旦西欧的工业化结束，其他地区即便具备了独立工业革命的条件，也无法再重现西欧的工业革命了。埃及的突厥军官团（当时只是名义上服从土耳其的宗主权）就曾经试图自己建立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结果，英国贸易部长科布登（此人因主张自由贸易，到今天依然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推崇）以赤裸裸的语言公开宣布“.......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浪费最好的原棉，这些原棉本来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浪费的还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工，本来是应该在棉田里工作的......”，随后英国军队用大炮和军舰强迫埃及放弃了自己的工业化。这种现象在随后的1个世纪中还将反复出现，如果读者能够理解近代以来西欧是最容易发生工业革命的地点，想必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西欧会经历独立的工业革命了。
以上内容和前面的第十一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西欧工业革命原因的分析。从游牧民族入侵到黑死病，再到航海技术和美洲的发现，在各种因素几百年合力影响，工业革命终于在西欧爆发。西欧也因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权。经此分析，某些读者或许会认为西欧的历史发展颇有天命所归的意味，发展起来一路顺风，以至于不能用正常的概率来解释。这其实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想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千个乒乓球上写上1到1000的数字，然后放到一个袋子里随机抓出一个，抓到任何一个号码的概率都是1/1000。如果你事先预言了你要抓到什么数字，然后总是一抓一准，那么这确实是有上帝帮你。但如果你事先不预言会抓哪个球，事后却对你以1/1000的概率抓到某个球的事实大发感慨，那么这很无聊。因为你无论如何都要以1/1000的概率抓出一个来，事后诸葛亮是不可以夸耀才华的。同样，只要地球上存在足够的低熵物质，只要技术链允许人类以手工业为基础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地球上总有一个地区会爆发工业革命的，不是西欧也会是其他地区。无论发生在哪个地区，工业革命必然是各种长期趋势和偶然因素在几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慢慢积累影响的结果。既然读者们不是在一千年前做预测，而是对着已经发生的历史做评论，就没必要认为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
还有人把西欧此前几百年的上升期和工业革命后的扩张混为一谈，认为西欧的统治阶层或是文化、制度、宗教、甚至是饮食习惯，总之是某种西欧独有的东西给西欧奠定了“进步”或“先进”的基础。这些缺乏历史整体观的学者不仅无视西欧的经济水平在1500年以前长期低于旧大陆主要农业文明平均水平的事实，认为最近几百年西欧的相对领先就是整个历史，还犯了为历史设定目的的根本性错误。作者在此要重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时代的人类对超出他们科技水平之外的事物都只能进行无根据的猜测。即便有人可以在遥远的古代设计历史，他们也无法根据工业革命所需的条件或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位置设计制度，让自己的子孙从中获得利益。
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确实是手工业借助自然界低熵物质的一次“升华”。不过，正如前文的论述，工业革命爆发的时候科学还没有与技术相结合。既然科学并没有对技术进步进行指导，那么自然没有人可以规划工业革命。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旧大陆的科技水平宏观上不断上涨，具体到每个文明却是时涨时落，一旦手工业水平达到了某个水平，工业革命就具备了可能性。西欧恰好在这个时期领先于其他地区，最先达成了技术突破，而且社会条件利于排挤人力的重工业发展，因此率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受益。这在历史上并不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一般认为，旧大陆中央大草原的存在使得旧大陆各主要农业文明得以便利的从其他文明学习技术。不过，由于印度与中东之间、中东与欧洲之间存在便利的水路交通，所以它们之间的技术交流要比同远东文明的交流容易的多。不过，由于农业时代出现新技术的频率实在太低，即便技术的自然扩散很慢，各次技术进步之间的间隔依然足够技术传遍整个旧大陆。僻处远东的中国也没有因地理位置不利而明显落后于旧大陆的平均技术水平。相反，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的社会相对安定，许多技术在中国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技术细节，从而发展到了农业社会的顶峰。
不过，在定居农业时代的早期，技术进步随机出现的频率要快的多，冶炼、轮子、石工技术、陶器技术………在短时间内先后涌现。因此印度、中东、欧洲三个联系紧密的农业地区在技术上较远东、东南亚要先进一些。这或许也正是第一、第二个农业文明都出现在西亚水陆交通枢纽（今叙利亚-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原因。典型例子就是炼铁技术率先出现于西亚，然后是欧洲、印度，最后才传到中国或通过间接影响触发了中国金属炼铁技术的出现。（中国炼铁技术应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亚在公元前1400年或更早，印度和欧洲均为公元前1200年，铁器在中国真正普及要到西汉）
铁器时代的姗姗来迟中国使中国在青铜时代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在西方诸文明已经用块炼铁取代了成本昂贵、原料复杂的青铜时，中国还在努力改进青铜技术。结果，包括高温冶炼、大型铸件、原料破碎、强力鼓风技术在内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发展。等到炼铁技术在中国出现，这些从未在其他文明出现过的青铜冶炼技术细节很自然的让中国直接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由于其他文明过早的结束了青铜时代，没有哪个文明会努力发掘青铜冶炼技术细节，生铁冶炼要到14世纪才会在中国以外出现。炼铁技术的超前还使中国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能够大规模制造球墨铸铁、可锻铸铁，在东汉就能以炒钢法炼钢技术，在明朝就利用焦碳冶炼技术，这些技术在西欧的出现都要等到1700年前后，离工业革命只有不到1个世纪。
中国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在唐宋时期相对其他主要农业文明拥有无可辩驳的技术优势。优质廉价的钢铁不仅节约了人力，还增加了可开垦的土地，改善了人口-资源比。，中国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在经济、技术上均领先于世界，不仅是因为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钢铁技术在其中也起了关键作用。不过，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种上千年的相对富足并非是某个伟大人物或社会集团的功绩，也不是什么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客观的地理环境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也一样。
作者习惯于对历史做假设，用理想中的实验来验证一些事实。比如，保持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和经济基础不变，但改变一些山川河流的分布，改变一些历史初始条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其他一些听起来荒诞但合乎逻辑的工业革命方式。
工业化核心技术的突破必须与一个扩张中的社会结合才能产生工业革命。作者注意到在农业社会扩张性的社会制度一般意味着崇尚武力的帝国，而作为初期重工业部门的煤铁复合体最先促进的就是兵器工业，如铸炮、铸枪弹、刀箭等。因此，一个以军工需求驱动的工业革命也是可能的。设想一下，如果在虚拟的世界中，由于游牧地区的广大，一个类似蒙古帝国式的游牧帝国以不大的代价忽然征服了一个技术上刚好到达工业革命突破点的农业文明，然后这个类似元朝的帝国试图动员农业文明的力量去继续它的征服。那么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战争为标准的帝国政府或许不会关心传统经济部门的前途，却肯定会对一个能够自行扩张、升级并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加工能力的重工业部门感兴趣。考虑到早期煤铁复合体生产能力的弱小（1800年英国工厂只用了数千台蒸汽机，法国达到这个水平在50年以后），一个庞大军事帝国的军事订货足以让它发展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的水平。然后，随着重工业平均成本的下降，总会有某个足够聪明的工程师或商人认识到重工业部门其实也可以在民用产业中节约 人力的。如果战争同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人力短缺，那么工业革命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爆发。
另外一种扩张性的社会制度是奉行一神论的宗教。宗教僧侣们不仅有宣扬教义的强烈愿望，往往还会在修道院或专门的宗教圣地内创造一种半独立于世俗生活的独特生活方式。在一个接近工业革命关键技术的社会里，假如某个自力更生的修道院的修士们在劳动时恰巧发明了蒸汽机和金属机床（这并不荒谬，火药最初来自炼丹道士，西方化学起源于炼金术，古登堡印刷术最先用来出版圣经，现代机械表最早用来提醒教士们作礼拜的时间不要迟到），然后把这两者结合的神奇力量归结为上帝的恩赐。那么，早期重工业技术完全可能与宗教结合。事实上，僧侣或祭司们利用一些未曾普及的技术装神弄鬼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宗教色彩的掩护下，即便社会暂时不缺人力，提倡自力更生的早期修道院也完全可能用机器的力量——上帝的恩赐来取代一些人力劳动，直到平民也充分理解这项技术。
这两种假设中的历史只在作者讲的故事里存在，不过应该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工业革命真正需要的条件——技术基础、技术突破和初期的需求。回顾历史，其实有许多文明在某个时期具备其中的一或两个条件，但这三个条件是必须同时满足（或许要加上第四个限制：在地球不够大的时候，必须保证地球上没有其他地区已经爆发过工业革命）。在公元7-8世纪，扩张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可能是西欧工业革命以前最接近于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历史时空点——政治和经济体制都在征服中变的适应扩张，征服的广大地区足以释放人口，而跨三大洲的帝国又引发了空前的科技交流与进步。遗憾的是技术水平起点低，旧大陆的技术水平尚不允许最原始的实用蒸汽机与金属车床的出现，因此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另外一个可能的候选是清朝鼎盛时期的中国，却因为人口过剩和内部市场交流过于发达、缺乏大资本而未能实现。
总之，工业革命既是一个历史规律中的特殊现象，也是客观物质基础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产物。只有充分理解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发生原因，我们才能真正就它的影响进行讨论。
十四 工业革命的影响
从物理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人类可利用的负熵流。人类从此可以以更大的范围和幅度按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由于工业革命前人类生产力低下，绝大多数人类活动都属于直接的生产活动，为整个社会谋吃谋穿；其余的人类活动也都围绕着经济主轴运转。所以，工业革命最先也最直接的在经济领域展示它的影响，为人类开启了一扇财富之门。
财富的含义并不是金银，工业革命确实增加了贵金属生产，但这只是它实际作用的一个副产品。工业革命真正增加的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品生产，如衣服、粮食、房屋等传统消费品，以及汽车、化纤、电脑游戏等前所未有的的新消费品。所以，工业革命与海外金银矿的开发不同，真正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
这些财富不是在一夜间降临的，工业革命后发生突变的是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财富本身。工业革命前的人类不仅习惯于温饱线上的生活水平，还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习惯了停滞的经济或低于1%的年增长速度。如果考虑到人口与财富的同步增长，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并没有给平民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工业革命爆发后，所有能享用到工业利益的地区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其增长速度在今天看来并不出奇，在工业革命早期，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2-4%上下。不过，真正起决定性意义的倒不是增长速度，而是持续增长的时间。3%左右的人均财富增长率看似不惊人，但只要持续1个世纪，足以让人均财富增长到16倍。1780年以前西欧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虽然繁荣，但在人均寿命、人均粮食消费量、人均房屋面积等关键指标上只是略微领先于旧大陆平均水平。到了1个世纪后的1880年，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西欧人均财富已经是超出世界平均水平2倍的，到1913年则达到3倍以上。在工业革命爆发2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1：8甚至更高。
工业革命带来的许多重要物质进步经常会被忽视。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各种媒体上赞美“美丽的田园生活”，诅咒把世界弄的乱七八糟的机器。但如果让这些文章的作者回到一个儿童夭折率高达40%的社会，一个没有塑料，一个瓷碗价值壮年男子数天工资的社会，一个人均寿命只有36岁（1800年旧大陆平均）的社会，一个95%的人没受过教育的社会，一个气候稍有变化就有10%的农民死亡或沦为奴隶的社会，一个95%的人活不到癌症发作期，以至于没有癌症的社会，想必他宁愿去当囚犯。2个世纪以来，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实在太多，许多工业化带来的改变已经完全融入了平民的生活方式。象高成功率的外科手术、稳定的粮食供应这种工业化带来的的基本福利已经被一些人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他们在幻想中想象农业社会，向往一种既有工业化以后的福利，又不必被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秩序所约束的生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影响之深刻，说明读者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其实包含了大量农业社会所不具备的物质财富。
除了经济绝对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提高，工业革命还改变了人类社会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和依赖关系。
在成熟的农业社会中，除了农业剩余限制着其他经济部门的规模，还有一些为上层社会生产奢侈品的经济部门居于可有可无的附属地位，其余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地位是差不多的。缺了任何一个职业（如铁匠、农民、小商贩）或经济部门，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就会无法运行或至少受到重大不利影响。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脱离其他经济部门独立增长，也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通过一两项技术进步推进整个经济的同步发展。当然，农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但即便农业产量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其他产业依然无法直接从中受益，粮食以外的产品，如食盐、铁器、房屋的人均生产率还会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要想提高产量，只有投入更多的人力。
读者在阅读前面几章后应该清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可达到的上限都大大提高。其原因在于新生的重工业部门提高了流入经济的负熵流和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类似的，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绝大多数负熵流来自农业，因此农业占有最基础的地位。但农业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自己的发展上限，除非出现偶然的物种交流（如美洲玉米的引入），只能在其他产业部门的辅助下维系自己的生产水平，并不能象重工业部门那样，通过扩大负熵流的方式提供增长空间。所以今天的广义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稳定农业社会中的农业。或许农业革命早期，尚未达到自然生产上限的农业可以与工业革命以来的重工业相比。
在传统经济学家的理解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或是在既定的科技背景下各个企业或经济部门独立进行的技术改进。在这个理论体系下，技术被看作一个连续可变的参数，长期技术进步被解释为各行业微小进步的简单加法积累，经济本身则是一个基本平衡，不断趋向稳定的系统。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经济的理想状态意味着让经济通过私有企业自由地伸展到现有物质条件所允许的最高水平，同时让各个经济部门自由、随机的向各个方向进行技术探索。
尽管这个理论体系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发展的异常精妙自恰，但作者必须指出：这一描述与工业革命后主要经济地区的宏观经济史完全相反：工业革命爆发后，一小部分关键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重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不断提高着经济发展的上限，人类开采、利用负熵流的方式——具体消费品生产的技术背景始终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类还没有在现有工业水平所允许的经济空间内充分发展，关键工业技术的进步就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象蒸汽汽车、机械计算机、洲际飞艇等一度看似合理的发明尚未量产就被内燃机、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所取代了。在这种技术背景下，关键新技术对现有经济模式的破坏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促进作用；在既定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发展空间的充分发掘反而退到了第二位。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导致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的关键技术集中于少数行业，如电动机、蒸汽轮机、海上采油技术、石油分馏等，其共同的物理特征是能促进负熵流的开采或能提高负熵的利用效率。从1800年到今天，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完全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预测，为什么会有这种冲突？
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产生于农业时代，16世纪后西欧农业文明的繁盛给了它充分发展的空间，在亚当-斯密（1723-1790）这个只看到工业革命曙光的学者手中得到第一次总结。因此西方经济学在形成基本框架后很久才被迫正视工业革命，力图在不改变自身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把工业革命纳入自身体系。所以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都贬低了工业革命的作用，将西欧文明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繁盛与工业革命之后的霸权混为一谈，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自由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不过，顺便说一下，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逝于1790年，死前烧掉了所有手稿。我们不知道当时已经开始展示威力的工业革命与亚当-斯密焚稿事件是否有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很值得我们玩味。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没有把工业革命纳入理论基础的学说，自然无法在工业时代很好的解释经济史或预测经济前景。好在社会学需要考虑的参数太多，到现在为止依然无法以精确的计算来作出预测，象作者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承认社会学研究暂时只能止步于定性分析。所以经济学家们总是能以事后诸葛亮式的天才，从成功案例中找到有利于其理论体系的论据。比如，他们先是说新教伦理有利于经济自由，然后在日本崛起后急忙改口说儒家伦理也一样（无视日本在儒家文明圈中的边缘地位）。刚刚有几个天才学者从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中找到共同点，日本经济就出现了“衰退”，于是他们又修正理论说儒家管理方式有天生的非自由倾向.........又如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自由贸易可以让全世界得利，但一旦那些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遇到了困难，他们立刻转而指责这些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尚未放开的经济领域，认为经济自由化不彻底导致了问题，而故意忽视那些自由贸易领域更少的国家没有遇到同样危机的事实。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在因社会学尚不严密而产生的学术空隙中钻来钻去，不断的制造理由来回避因无视工业革命而产生的矛盾。
经济学家们如何掩饰他们的无能只是个具体的手段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长期占据准主流地位的原因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释：
首先，西方经济学在解决局部问题上确实有一定用处。尽管工业革命不断更新整个社会的技术背景，但在局部的经济领域中，由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成本很高，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技术背景基本稳定并非不可能。因此，西方经济学还可以在局部问题上作出相对精确的描述与预测。其次，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工业化的进程不平衡，少数发达地区获得了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生产能力，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显然有利于这些地区从过剩的生产能力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考虑到历史上思想的传播往往是由大炮而不是学术讨论来完成的，少数发达地区所主张的、对它们有利的思想体系成为全球主流并不奇怪，但对于试图以科学的眼光来打量世界的作者和读者来说，随大流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前面几章作者已经详细论述了工业革命的细节，论述了工业革命属于特殊历史事件，直接改变了经济的基础。那么工业革命对经济的冲击就绝不仅仅体现于财富的增长，还体现于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一个以经济发动机面貌出现的重工业部门（广义）取得了超出所有经济部门的地位，从而彻底破坏了成熟农业－手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前面指出了工业革命的直接影响：生产力的高速、持续增长与一个驱动经济的重工业部门的出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动，人类社会中自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变革。
从绝对意义上说，工业革命扩大了人类世界。铁路、青霉素、机关枪使工业社会能够深入原来难以通行的落后地区；定期远洋轮船、越野车、直升飞机则使人类能够在缺乏农业基础的荒岛、极地、沙漠中生存；飞机、潜水艇、矿井乃至航天器甚至使人类达到原来只能在想象中到达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是扩大了，尤其是对于从一个被穆斯林军队围攻的半岛出发征服的欧洲人而言。当然，这个扩大的“世界”只对那些从全球化交流中存活下来的人类有意义。
新机械扩大了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也以更大的幅度提高了“文明世界”内部交通的速度。十六世纪以前各个文明地区之间的旅行，时间经常要以年来衡量，而且旅行者要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大航海时代用事故率极高的风帆商船联系了大部分文明的沿海地区，但也不过是把时间单位压缩到月。由于手工业和畜力限制了船只的规模和速度，直到工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交通速率并没有比蒙古帝国时期的草原商队或是环航非洲的腓尼基探险者高出多少。铁路和蒸汽船在几十年内就把洲际交通的时间单位改为“天”，随后的喷气式飞机和高速公路又把这一单位改为小时甚至分钟。从交通的意义上说，世界大大缩小了。
世界在变“大”的同时“缩小”，这意味着除了少数几个既偏僻又无经济价值的角落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工业化结合成一个整体。与11世纪大草原周边地区的短暂交流和大航海时代沿海（沿通航外流河）地区的“全球化”相比，这次全球化是彻底的、可能也是永久性的。正如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各个时代创新（不论是技术还是文化）频率与传播速度之间的比例决定了世界各地的面貌是否一致。游猎部落时代创新的频率与传播速度都非常缓慢，但创新频率更低，所以各个地区差别很小。到了农业时代，传播速度赶不上创新频率（以今天的标准，两者的数值依然都很低），所以世界各地的社会分化成不同的文明。到了工业时代，创新发生频率和传播速度都大幅度增加，但传播速度增加更快，传播时间几乎降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所以整个世界又被同一种工业文明所占据。前面曾谈到不可能出现2次独立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就在这里。
工业时代的全球统一暂时还不等于全球均匀发展，统一的世界经济体内有发达的核心地区，也有混乱穷困的外围和边缘。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无论核心地区还是外围地区都不得不承认，本地区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无法不考虑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可能在其他地区引起的后果。英国和德国的海上争霸从北极打到南极洲附近的福克兰群岛，美国为了把日本军队驱出太平洋岛屿要雇佣雨林里的土著部落，远洋航线的建立会导致亚洲腹地的沙漠商队向导丢掉饭碗，经济波动甚至不会放过最偏远的山村，今天的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了。
另外，这种由技术到文化的统一也第一次允许并要求人类真正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为答案的评定给出了一个正在形成的标准。从人类命运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后面将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论述。
重工业带来的负熵流使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我们必须注意到，部分人类行事不一定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标准，改造世界也未必就是建设。重工业部门从创立的那一天起就和以破坏为目的的军事部门紧密结合，军事和经济的相关性在工业革命后比农业时代又有了很的提高。
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并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所以工业化在军事上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文明的主体——农业文明得以彻底压倒游牧民族的军队。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军事优势体现为可以动员更高比例的过剩人力投入战争，但粮食剩余终究是少数，游牧民族的全民动员优势可以轻易抵消发达农业文明的人力，而手工业的发展上限使农业文明并不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在军队质量上占上风（少数消极防御战除外）。由于游牧民族占有机动力高、组织严密、民风剽悍、生活环境与战斗环境相似等优势，还可以很容易的仿造或夺取农业文明的技术兵器，所以游牧民族一直占有战略主动权。蒙古帝国对旧大陆的征服就是典型的蛮族骑兵压倒在技术、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文明地区的例子。即便到了火药时代的早期，装备的伊斯兰骑兵或北美大草原上的印第安骑马步枪手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工业革命到来以后，即便游牧骑兵占领了最先进的兵工厂，缺乏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游牧生活方式也无法让牧民们同时享用到机动性和先进的武器。而即便在工业化的边缘地区，罐头食品和铁路增加了文明地区军队的机动力，标准化的步枪、子弹和火炮使军队可以通过技术兵器成十倍的提升火力。游牧军队在数量、质量、和机动上都丧失了优势，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内燃机的出现甚至使游牧地区丧失了提供军事运输畜力的特殊地位。或许不是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能在工业时代登上历史舞台，但我们在讨论随后的历史时，忽略牧民的作用不会对讨论结果造成什么影响。
重工业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体系。在拥有铁路和轮船构成的后勤网络以后，远征军的规模不再随作战半径的增加而迅速减少到0，因此工业强国可以发动跨文明区域甚至是全球性的军事行动。19世纪，在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的多次战争中，西欧工业强国与本土作战的传统农业文明对抗，不仅在火力上占上风，还总能在具体战役中取得人数优势，靠的就是工业化的军事体系。
能促进消费品生产的重工业水平与军事能力在工业时代几乎划上了等号，“富国”和“强兵”往往被这个时代的统治集团看做一个目标的两种叙述方式。由于工业化强国的军队可以跨地区发动征服，遥远的距离和高山大海再也无法保护社会制度的随机变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工业时代达到了极致。凡是有利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就能存活并扩张，不利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要么灭亡，要么被改造为强国经济体系的边缘部分。再加上各个文明内部各种次级上层建筑的竞争、变异，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是其中一个小插曲而已。这个插曲之所以尚值得一提，只是因为此前游牧民族用几千年时间积累的军事威名。
前面说过，工业力量使人类得以在此前因缺乏农业基础而荒无人烟的地区立足。如果这些地区恰好具有重要的工业资源，那么，这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立刻就会成为繁荣的工业城市，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甚至发展出新的文明。中东的石油帝国虽然缺乏根基，但如果考虑到游牧民族的军事地位已经丧失，应该承认这是工业资源创造新文明的一个例子。即便一些地区连矿产资源都没有，交通地位也可能成为一种资源。最早来到南非的欧洲人就是为了在远东和西欧之间建立航海补给站而开辟殖民地的。贫瘠的直布罗佗、马耳他、巴拿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冷战期间，飞行技术的发展甚至将北极圈内的冰岛变成了对峙前线与交通枢纽。我们在考虑工业时代的历史时，必须注意到工业经济对经济地理的修正。
在农业时代的战争中，人类也会互相残杀，但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人类自身的力量的弱小限制了战争的危害。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破坏能力的增长很快就让地球都显得狭小起来。早在20世纪初期，战列舰主炮在射击时就不得不考虑地球自身的曲率，到了20世纪中期，核武器的出现一下子让人类拥有了毁灭自身甚至整个生物圈的能力。（某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核武器是一个特殊现象，但即便忽略核武器，以20世纪常规武器以及化学、生物武器、油气炸弹等准战略武器的发展来看，人类拥有毁灭自身的能力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在现代战争的残酷面前，农业时代的军事冲突宛如儿戏一般。罗马人灭迦太基，亚述人占领叙利亚，最残酷的报复不过是将敌人平民卖为奴隶，在首都周围的农业地区撒盐以防止重新开发。到了20世纪，利用生物和化学技术对整个民族进行大屠杀的记录屡见不鲜，纳粹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核武器轰炸下的土地不止是存草不生，还有流毒千年的辐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为了保证轰炸精度不惜用落叶剂毁灭对方的植被........当然，只要有机会，对手也绝对不会因为同情心而放弃报复，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双方都意识到无限制使用暴力的后果以后，才可能出现“恐怖的平衡”。
工业革命使武器的破坏力开始威胁到全人类，甚至不会放过使用者，这种可怕的后果是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副产品。不过，全球性危机倒不一定来自战争，80年代以来充斥媒体的环保言论已经向读者展示了无数种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小到生物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大到温室气体的排放，短期的有高能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差错，长期的有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里不再一一枚举人类因科技进步而给自身带来的威胁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前面曾经指出全球化允许并要求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些因为人类过于强大而产生的危机则从相反的方向强迫人类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行事规则。
读者应该还记得前面的描述，农业社会的人均财富非常低，除了很小的一个上层社会外，大部分人只能满足于温饱，剩余产品基本被上层社会和公共开支所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平民的生活没有什么自由度，只能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谋生。极少数的文化活动也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只有在土地相对过剩的繁荣时期，平民才有可能暂时的拥有一些闲暇和自由，但根据我们的讨论，以指数增长的人口很快就会消灭这种生活。至于上层社会，他们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与远远超出生存需要的财富，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生存规律生活。不过，上层社会这个小圈子位于社会决策的中心，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同时统治集团内部往往存在激烈的竞争，那些不努力扮演自己应有角色的统治者们稍有不慎就会被淘汰出局，因此上层社会也并不自由。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应当知道，即便是万乘之尊的皇帝，在儒家统治秩序比较正常的年代，如果不安于代表官僚集团管理国家的责任，试图利用自己的财富和闲暇来展示一下运动或艺术才能，也一定会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指责、纠弹，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被废黜。
无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平民，从宏观来看，农业社会的人类都只能按照被经济背景所决定的社会规则去生存。即便他们向往另外一种生活，以经济为中心和竞争标准的社会也很难容纳这种异类，生存竞争很快就会将其淘汰。还有一些专职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人类，要么放弃了正常的经济位置、承担极大的生存风险，要么专门取悦统治者，依附于上层社会，从而暂时取得了一定的自由，为后代创造了大部分文化遗产。但这种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很低，从未取得主流地位。从生命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脱胎于物竞天择的生物界。在人均财富停留于温饱线上下、文化传播依赖于人口繁衍、迁移的农业时代，在人类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规律自然还是生存竞争规律。我们之所以在农业社会总结出“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结论，就是基于这种客观现实。
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逐渐增加的财富一开始还是在这种基本规律下起作用。慢慢的，由于复杂的工业体系包括工业经济所必须的社会管理机构）需要雇佣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来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个集团以工业经济所必需的专业技术换得了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财富，其绝对数量庞大，内部竞争不强，又不必为整个社会的运转负责，因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自由。在这以前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有条件且有意愿去追求自由生活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古希腊黄金时期的富裕城邦公民还是宋帝国黄金时期的城市有闲阶级、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商人贵族，其绝对人数、占人口比例和收入超出生存需要的程度都无法与19世纪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庞大中产阶级集团相提并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此，主要社会集团不一定要准确的按照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轨迹运行。因为生存竞争规律有效的前提是生物占有的资源接近于生存的底线。具体到人类社会中就是生产力只能供大多数人以温饱，然后残酷的生存淘汰赛会消灭那些不竭力为自己和子孙谋生存的人类。工业革命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改善了相当大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均财富状况，人均财富的增长从量变到质变，许多人不再严格的按某种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的模式生活，而且不会在肉体上被淘汰。生存竞争规律在一定程度内变成了历史。
另外，农业时代人类交流困难，文化、思想甚至宗教的传播只有在人口和物质文明扩散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进行，象军事征服、人口迁徙、家族繁衍等事件都是主要的文化传播途径。因此象文化和思想等上层建筑的“软件”，其发展规律也因生存竞争的存在服从经济基础所确定的发展轨迹。工业革命通过现代媒体和教育、科研机构改变了文化、思想传播的方式，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不需要与特定人类群体的扩张、迁移相结合，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生存竞争规律的影响。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人类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尽管发达工业国家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鸿沟越来越大，还对移民关上了大门，但工业经济确实在生产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在工业经济内从事技术性工作。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已经准中产化，第三世也界出现了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收入获得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人口数量还在继续增加。文化和思想也因为电视机和互联网的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传播成本。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自然就不再准确了。当然，人类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生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由于社会的运行存在惯性，以及很大一部分人类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甚至还有数亿人在捱饥荒，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塑造可能还要在21世纪持续下去。
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但人类依然从1780年以前的农业时代甚至游猎时代继承许多物质、文化遗产。在前几章详细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农业革命的遗产后。本章的讨论把工业革命的后果总结为人均财富的增长、全球化、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限制减弱、自身力量的增强带来了全球性危机这四项主要影响，以及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等次要影响。在这一分析中，唯物主义原则没有变，作为分析基础的科学精神也没有变，之所以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本身的变化要花上这么多的笔墨，原因在于工业革命的可行性是一个超出人类社会内部规律的变数。
前面作者曾将历史进程比喻成河流，把社会内部的规律（如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比喻成水力学知识，那么工业革命的出现就好比历史之河进入了一段特殊的河道，这段河道的宽度（历史发展的自由度）、坡度（历史进程的快慢）、礁石数量（特殊事件的数量）都远大于农业社会，因此水流的具体流动方式很难预测，浪花、旋涡层出不穷。考察这样一段河流，我们需要知道水的物理特征，更需要了解既定河道的几何形状（地球资源所能支持的工业体系的具体特征）。即便如此，在如此之宽的河道内，对具体的水流作出任何具体预测都必须慎而又慎。
十五 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
前面详细讨论了工业革命的内容，还对本文内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定义。读者应该能理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是2个概念。比较符合逻辑的描述是：工业革命是一个能引起人类力量爆发式提升的事件，因此它很容易和那些适应了扩张的上层建筑结合，资本主义、军事帝国或一神论宗教都是可能的候选者。前面作者设想了另外两种符合逻辑的工业革命可能性，正好分别与军事帝国和一神论宗教相对应。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夕恰好处于一个因占据海外空白地区而产生的工（手工）商业繁荣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充分，所以促进并利用工业革命的上层建筑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机构。残余军事贵族的扩张掠夺欲望或基督教惟我独尊的传教活动和工业革命有一定的互相促进，但相对灵活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还是处于绝对的附属地位。
只要有扩张空间，资本主义就能从中找到牟利的机会。工业革命最终创造了压倒一切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又以低廉的交通成本把全世界都连通成一个大市场，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好时机。对于西欧和北美东部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初限于英国和比利时）而言，它们暂时垄断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因此可以独享农业世界的庞大购买力，所以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地区特别繁盛，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沦为这两个中心地区牟利的附属品。
中心地区暂时占有着近乎无限的利润空间，一切内部矛盾都可以用向外扩张（军事或商业）的方式来化解。很显然，由于利润和购买力来自似乎没有尽头的世界市场，上层社会与其为了瓜分利益而内斗，还不如直接用商品和大炮去征服更多的地区。资本家们不希望别人来分享自己的利益，也基本不干涉同行的牟利活动，所以西欧北美盛行的是崇尚绝对自由和私有产权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在本章标题中，作者将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概括为“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
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要获得利润并扩张，一般要经历如下的典型过程。首先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家用资本从殖民地或本土取得（购买或夺取）资源，利用已有的重工业体系生产机器。然后用类似的方式取得原料，在本土雇佣人力，用机器制造商品，商品一部分在本土大部分运到国外销售。商品换来了大于原始资本的现金或直接换取一部分原料，这些现金和原料成了新的资本。资本家再利用这些新资本雇佣更多的人力，向重工业体系订购更多的机器，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资本和生产能力同步扩张。同时，重工业部门的资本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器订货，从而获得了不断增长的利润，这些利润也成为重工业的资本，被用来雇佣人力、开发矿山，制造更多的机器和重工业部门自己所需要的工业母机，或者用来开发下一代重工业装备。在这种循环中，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一般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效率。
以上描述的只是这种牟利循环中最基本的部分，在19世纪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年代，为了让这种循环进行的更快、更有效，西欧和北美的资本家（包括被他们控制的政府）还有许多其他花样。比如，商品可能不直接去换取现金，而是先拿到非洲，向因被有意挑动而互相攻击的部落购买黑人，然后把这些黑人贩卖到美洲种植园做奴隶。种植园支付的奴隶款可以带回国内，也可以就地购买棉花等原料。卖出商品，输入原料和现金的循环中插入一个奴隶贸易只是为了更高的利润率。为了保证殖民地或充当市场的传统文明接受这种贸易，装备了蒸汽船和机关枪的远征军时刻准备着去镇压反抗、强迫别国开放市场，有的时候还要驱赶一下竞争者。由政府或公司派出的商业间谍深入大陆腹地搜集市场和原材料的情报。传教士在军队的保护下，在世界各地建立教堂，既传教，也间接的推广西方的商品，还为各国政府或大公司做公关。至于精炼毒品，以外交手段间接控制土地等手段，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总之，为了贩卖商品和获得原材料，工业资本家是不择手段的。
分析这种典型资本循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循环的规模取决于四个条件：重工业规模、工业资源（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购买力、人力。具体而言：重工业的规模决定了机器产量和商品产量；工业资源不够的话，轻重工业都无法充分开工；购买力的多少限定了销量；人力多少则决定最多有多少台机器可以有人操作，对包括轻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体系大小做出了限制。这四个条件分布在整个循环链上，必须同时存在才能让循环得以进行，对于欧美列强而言，整个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利润总额就取决于四个条件中最弱的一个。作者接下来就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强国的兴衰。另外，同以往的时代一样，战争依然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偶然性的重要来源，也将被纳入作者的讨论。
对于中等以上的国家，人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在2次世界大战到来以前，没有哪个中等国家的工业经济已经完全吃掉了农业社会的人力。由于西欧可以用工业品从海外换粮食，随后重工业又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率与亩产，所以，只要总人口足以应付工业规模的扩大，人力并不是大问题。真正被人力所限制的工业化国家只有比利时这个小国。比利时工业化较早，从相对比例上看甚至略微领先英国，但本土面积和人口都实在不足以支持与其他强国（哪怕是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强国）的竞争，所以被排斥在历史舞台的主角以外，并最终失去了它在工业化初期的地位。
资源限制在19世纪也并不严重，早期的现代工业体系只需要煤铁两种主要矿石资源，其余的原材料由包括农业在内的传统产业部门供给。由于煤矿和铁矿都是分布广泛的主要矿产，所以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当时并不缺制造机器的原料，至少可以通过贸易或殖民战争弄到足够的煤铁。而相对弱小的重工业部门，传统产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原材料近乎无限，稀缺的是机器而不是资源。当然，矿产资源的质量问题也有一些次要影响：英国威尔士无烟煤优秀的燃烧特性对英国工业和海军发展都很有利，出产优质煤炭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在普法战争中易手也影响了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
到1900年前后，西欧强国的重工业规模已经扩大到了本土的煤铁资源无法满足的程度。重工业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必需资源的种类，如石油、稀有金属、钨、锡、橡胶、金刚石等。特别是石油的出现，不光可以充当能源，给工业带来了更方便利用的负熵流，还可以经化学加工为塑料、尼龙、化纤等材料，成了重要性仅次于金属的工业原料，被称为“工业血液”。不过，大部分新资源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衡，没有哪个国家能同时占有工业所需的全部矿产，因此资源开始成为限制某些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缺乏殖民地的后发工业强国尤其如此。而英国法国占有广阔的殖民地，俄国、美国国土广大，资源供应不仅可以基本满足本国需要，还可以出口关键资源给德、日等国换取垄断利润。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也是决定两次世界大战结果的重要原因。但在黄金时代，资源问题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主要因素。
重工业规模取决于工业化的开始时间与社会结构所容许的增长速度。英国先于所有同级竞争对手约2代人开始建设现代工业，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世界工厂，更坚实地握有世界霸权。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重工业的威力，因为按照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英国本来已经在19世纪进入相对衰落周期，但现代工业的出现帮助英国把霸权维系到20世纪初。
从1790年到1800年，由于肥沃的土地、造船的木材可以近乎无限供应，人口繁衍和移民迁入都异常迅速，手工业技术也很方便的达到了农业社会的上限（这个上限本来就很低，从0开始追赶也不需要多长时间），因此美国在农业-手工业所确定的经济实力上迅速赶上了传统强国。同时，俄罗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19世纪中期，美国商船吨位已经与英国并驾齐驱，；俄罗斯则吞并了整个游牧地带，屡屡南下挑衅中国、波斯等传统农业地区。俄美两国以边区的资源为后盾，即将把英国这个这个农业-手工业时代的海岛强国推下世界霸主的位置。就在这时，工业革命作为一个超出农业社会规律的事件改变了这个趋势：重工业体系为英国商人生产出了划时代的蒸汽轮船，为英国工厂主生产了压倒一切手工业的机器厂，为军队生产了新式的铁甲战舰和标准化的大炮，还训练了大量习惯于工业化秩序的人员。到了19世纪中叶，在19世纪早期因规模小而未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工业部门终于强大起来，造出了足够的军舰、大炮和产品，其数量足以扭转世界格局。英国因此继续保持全球海权和更低廉的生产成本，能够维持其霸权。直到1916年，英国还能够在日德兰大海战中，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最后一次战略胜利。在分析这一段历史时，读者特别要注意区分1850-186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充分展开前后，英国全球霸权的不同基础。
不过，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无意中被触发的。在英国霸权衰落以前，连英国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真正优势与别国的威胁所在。控制着全球海运物流的英国不仅可以向经济殖民地倾销工业品获利，还可以通过垄断物资转运、特产专卖、限制殖民地工业甚至贩卖毒品等方式获得高额利润，对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特别的热心。由于殖民地多且零散，早期的机器工业尚不能灵活调整组合，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相对成熟手工业品优势不大，所以英国的重工业发展赶不上市场扩张，这种问题长期积累下来，最后成了英国衰落的关键原因。同时期的德国日本作为后发国家，资本家对现代工业的力量认识较深刻，在暂时没有足够的国外购买力的情况下依然倾向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工业，所以取得了较高的重工业增长速度。作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重工业和军事力量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德国和日本因此在较低的工业利润下建设了强大的军队，并用军队来争夺殖民地和利润。
法国一直是欧洲传统强国，长期拥有欧洲最繁盛的农业-手工业，同时是欧洲文化中心。即便是英国、西班牙这样的一等强国，其驻外大使一般也要以法语为工作语言，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穿巴黎时装。法国的这种优势使它在文化产品和奢侈品生产两方面处于准垄断地位，短期内生产文化产品或奢侈品往往比发展冷冰冰的工业对法国资本家更有利。法国大革命中，贵族受到沉重打击，地产被卖给农民，精英阶层无法象他们的英国同行那样，把小农户从土地上赶进工厂，这提高了工业的成本。另外，发达的手工业同样阻碍了法国重工业的扩大与升级。例如，在1900年前后，法国资本家依然以法国技师心灵手巧，可以用手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为荣。只是在不久以后的1914年，手工技巧不如法国的美国人福特就建立了汽车生产线，用钢铁的精确来抵消法国人的手工技术，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工业革命爆发在英国，法国在大国中第二个投入工业化，但英、法重工业发展相对缓慢，这是前面指出的多方面原因所致。作者在这里必须再次指出，这与国民优秀与否或领导人是否明智无关。即便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也没有人可以预测到工业进步能一直持续下去，压倒一切农业社会的遗产，没有人会预计到重工业部门最终成了利润的重要条件和现代军队的基础。到本章叙述的时代为止，历史惯性和客观的物质条件（或者再包含一些运气）决定了各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德国和日本比较类似，都是在英国的重工业部门充分显露威力后才开始在外围地区进行工业化的。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充分认识到了重工业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力，明确制订了有限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因为德、日相对落后，所以被英国放心的拉为盟友，协助英国保持地区秩序。两国的共同特征是在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与头号工业强国结盟，得到了技术和工业母机的支持。另外，虽然没有广阔的海外市场，但两国国内都有过剩而强大的军事贵族势力，军国主义势力以军事订货支持了重工业以超出消费品工业的速度发展。在1890年前后，德国的重工业已经相当成熟，在不拥有海权和广阔殖民地的前提下还是争夺到了一些市场空间，在某些项目上甚至领先英国。
美国的前身是一个非主流移民建立的殖民地，文化积累少，地广人稀，手工业水平相对低，人力成本相对高。一旦英国的经验证明了发展重工业可以大大节约人力，没有什么内部因素会阻止重工业以接近理想状态的速度扩张。当然，后面要提到的购买力不足偶尔是个问题。至于其他殖民地，此时要么在大国的严密控制下不得发展工商业，要么被西欧溢出的军事贵族所控制，为了上层社会的利益而积极发展农牧业和矿业。由于资源相对人口暂时过剩，这些殖民地过的也不一定很差。阿根廷就曾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国，“象阿根廷一样富”，这句口号从19世纪到喊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独立重工业的澳大利亚到今天还很富裕
旧大陆还有一些暂时未被工业国家征服的古老农业文明。那些力量太弱小，离西欧较近的地区即便想发展独立的重工业，也立刻会被西欧的远征军制止。英国对埃及工业化的干涉就是个例子。象中国、朝鲜、土耳其本土、波斯这些地区或因距离遥远，或因农业文明实力强大而很难被干涉，中国和土耳其还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击败西欧工业国家的军队，暂时还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过，正如前面几章解答为什么西欧以外的地区未能爆发工业革命一样，两国发展成熟的农业社会制度在原有的轨迹下运转良好，既然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根本性的挑战，自然也没有进行工业革命的动力。再考虑到成熟农业地区稠密人口对节约人力的机器的抵制（美洲作物带来的人口上升空间已基本耗尽），这些形式上独立的传统文明没有建立任何独立重工业。
在决定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四个条件中，最重要的限制条件是购买力。从前面的讨论读者可以看到，人力和资源的限制在早期并不显著；在某些国家，重工业本身也很容易实现指数化的增长，因此扩大生产力并不难。但产品只有在被卖掉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利润，让资本在循环中扩大，所以能否为工业经济的产品找到销路成为了关键所在。
本文前面几章对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进行了探讨，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资本主义无法从体系内部找到足够的购买力，否则扩张的主导要素（资本）就不能获得利润。具体到本章所讨论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操作机器的劳动力来自传统的农业社会，相对早期弱小的工业经济而言可以近无限供应。而符合现代工业要求的机器、能源和技术（具体而言就是工程师与高级技工）主要来自工业自身，只能从0开始逐步积累，所以属于稀缺品，可以充当资本。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绝大多数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利益被少数有能力投资的富人所占有，劳动者只能得到比农业时代差不多的收入。（考虑到工业化早期城市基础设施的简陋和城市文化的贫乏，普通工人的生存状态可能还比不上原来的自耕农）显然，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内部的财富分配如此两极化，穷人即便花光他们的工资（事实上他们确实花光了）也无法买下多少商品，富人占有大量财富却只需要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过上奢侈的生活。工业资本主义自身只能消费一小部分工业产品，必须向这个体系以外寻求购买力。
工业经济以外的购买力只有3种来源：未能工业化的殖民地、直接能进入流通的贵金属矿山或其替代品，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殖民地土地资源充足，可以用农牧产品或地产、矿产交换工业品，占有贵金属矿山的独立地区可以直接用硬通货购买，传统农业文明则可以同时提供农产品和贵金属。另外，某些地区出产皮毛和钻石等奢侈品，这些奢侈品价格昂贵，容易携带和保存，因此也能产生与黄金类似的效果。南非的钻石、西伯利亚的貂皮也可以用来交换西欧的过剩产品。19世纪各个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速度就取决于是否能占有或垄断这些市场。
英国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其中有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富产黄金、钻石、象牙的南非、西非殖民地，还有人口众多的印度。英国一度基本垄断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品供应。英国还有世界第一的舰队、商船队、全球军事基地网，可以随意的进入中国、拉丁美洲等地的市场，必要时还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向海外进行经济扩张。因此，英国在早期工业国中市场压力最小，工业资本主义可以相对自由的扩张。通过限制殖民地产业发展，向新殖民地倾销，转卖商品等方式，英国即便在工业不再领先的时候还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支持了英国资本主义的霸权，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流强国”几乎成了特指英国的一个专有名词。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美国的独立其实是法国和英国两个欧洲国家争霸的副产品。在法国的正规军、军饷和舰队将英国派往北美的军队耗的精疲力尽以后，英国决定把这片缺乏特产的土地留给那些小农场主的民兵，以便抽出力量投入收益更大的其他地区。于是美国得以成为第一个独立的主要殖民地。虽然英国官吏和亲英的大地产主被赶走了，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地广人稀的美国以农业立国，出口粮食、棉花和资源，进口制成品仍然是有着最佳的短期效益，因而也是美国最容易走上的道路。事实上，1789年美国制订的进口关税只在5-15%之间，平均为9%，远不够在旧大陆的繁荣手工业和英国正在工业化的经济面前保护本土产业。美国的未来似乎与其他先后在政治上独立，在经济上保持依附地位的殖民地没什么两样。
不过，作为英国异端分子的接纳地和英帝国第一个独立的殖民地，美国在刚建国的大半个世纪中一直和英国关系紧张，和战不定。拥有海权的英国常常会干涉美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客观上阻止了美国出口农产品换取工业品。一旦海上大宗贸易被切断，9%的关税立刻变为无限大，美国本土的工业从无到有的开始发展。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业门槛还比较低，而且新移民中不乏在工业革命前夕从英国本土移居美国的技术工人，美国工商业很快在这块人力成本高昂的土地上模仿英国建立了重工业体系，1807年美国人率先造出蒸汽轮船，1817年已有多家工厂以机器生产蒸汽机，1840年前后，蒸汽机和机床已经是商品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工商业利润丰厚，所以原来以地产为根基的美国上层社会也纷纷把资产投入工业。由于美国上层社会从保护性关税中尝到了甜头，在后来局势缓和的时候，被工商业税收所左右的美国政府反而提高了关税，继续阻止外国（主要指英国）工业品入侵。1816年关税率提高到7.5-30%，1824年的平均关税率已经达到40%，1818年再提高到45%。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基本垄断本土的购买力，只有南方因为残余大地产和奴隶制庄园较多，才保留了一些依附于外国的农业地区。在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中，北方主流社会以重工业和人力彻底压倒南军的军事素养，荡平了与外国工业体系结合的大地产，把全国都变成本土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
在美国最初的13州殖民地与太平洋之间，有着700万平方公里富饶的土地。这些土地上人口稀少，一部分由鞭长莫及的西欧强国在名义上领有，一部分是落后的印第安人的家园。通过威胁、欺诈、战争、屠杀、强行购买等方式，美国很轻松的占有了这些土地。与其他殖民地不同，这些土地在被开发之初不属于任何贵族或奴隶主。为了开发中西部，美国政府允许开发者以很低的代价占有自己开垦的土地，许多大企业和空头公司利用这一政策发了财，但确实有大批无产者因此拥有了自己的耕地。迅速繁衍的人口与大量外来移民、重工业提供的农业机械、无限供应的可开垦土地，这三者结合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由农民自己占有大量过剩农产品的社会。在其他宗主国上层社会未被破坏的殖民地，同样数量庞大的过剩农产品基本由少数地产主占有，因此只能形成少数购买力。在美国，这样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不断扩张的农业社会可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买下本国的所有工业品。
除了富裕农民的购买力，西部其他资源的开发也提供了一些购买力，最重要的就是贵金属。富饶的美国西部存在大量金银矿藏，西进的移民狂热的开采这些无主财富，很大一部分的贵金属被分散到普通采矿者手中。由于美国上层社会没有能力在当时的西部建立秩序，所以即便某些富矿被先到的公司或幸运的个人所占据，狂热的淘金者依然会藐视一切产权去采矿。与农业剩余相类似，这种分散的硬通货形成的购买力百倍于它们集中于少数人的状态。
虽然早期的美国无法象英国那样把商品倾销到全世界，但美国的特殊社会结构和地理条件给它带来了超出任何国家的本土购买力。因此，仅仅靠本土市场的支持，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及其重工业核心就能够以物理定律所允许的极限发展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美国资本集团由于拥有足够的国内购买力，所以并不急于用暴力夺取海外市场，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愿意在海外独立付出代价的美国资本集团满足于和其他先行扩张的殖民者分享市场，而不是以武力排斥其他强国，将市场变成自己垄断的殖民地。一般认为，1898年美西战争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寻求海外剩余购买力的标志，但在这以前，美国工业产已超过了英国、德国之和，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当然物质和硬通货储备还远不如已称霸百年的英国）。
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位居第二，但其绝对数量远不能和英国相比。（定居人口之比为2.2亿/不到1千万）在法国大革命将本土大地产分给小农以后，法国本土的农业也能提供一定的购买力，只是人均购买力远不如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至于在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扩张，法国起步也较早，但海权一直被英国压制，所以也没有起到太大影响。不过，前面曾经提到法国第二个开始工业革命，但重工业发展不快，奢侈品出口和文化产业繁盛，所以生产过剩的压力并不大。另外，法国传统上是欧洲第一强国，积累的资本虽然无法被本国工业经济完全吸纳，但至少可以进入别国获得利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滞后的损失。在上述因素及后面要提到的战争因素综合影响下，法国一方面保持了工业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相对地位在整个19世纪呈下滑趋势。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发工业化国家，这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与英国霸权并存的垄断殖民地。如前所述，两国勉力建成的重工业体系必须在政府和军队订货的支持下才得以存活、发展。不过，在无法从国外输入资源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订货所支付的货款要么是凭空发行的纸币，要么是征收自平民的实物赋税（劳动力或农产品），这两种方式都意味着在工业化的同时降低平民的生活水平。两国修筑了铁路，建立了现代化军队，但德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美、法工人的1/5到4/5，日本农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 中国农民，这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革命的土壤。为了释放矛盾避免革命，为了挑战英国霸权，为了获得购买力，两国原本就过剩的残余军事贵族积极筹备战争，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军事建设。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日本和德国的环境也不完全一致。德国（统一后的德国）农业较发达，可开垦荒地较多，又和弱小的东欧诸国接壤，因此尚能释放部分社会矛盾，提供少许购买力。德国开始工业化时先被英国当做牵制法国的工具在海外市场上得到了一些回报；然后恰逢英国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在世界范围内实行部分自由贸易的年代，获得了一些市场空间。因此德国发展相对顺利，大部分重工业潜在生产能力可以转化为消费品生产获得利润。到19世纪末，德国已经成为第二大工业国，在化工产品、机械生产等领域占有优势。不过德国既不拥有海权也没有海外殖民地，维系生产所必需的市场和资源都仰赖于别国，因此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让德国和它潜在的敌人都忧虑不已。
日本本土资源贫乏，工业化起步最晚，错过了竞争相对缓和的年代,早期的工业化资本只能来自对本国各个阶层的剥夺，如减少武士俸禄、增加田赋等。这引发了武士阶层的叛乱与平民的频繁暴动。日本资本集团不得不以提前发动军事冒险，以争夺市场与资源。不过，与德国相比，日本最幸运的一点是近邻中没有其他工业化强国。俄罗斯的远东领土在当时还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军队，唯一具有全球大规模远征能力的英国则因日本可以帮助它控制远东而与之结盟。有利的周边环境和使日本成为了第一个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后发工业国。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击败了经济规模是自己10倍的大清国，1904年日本又赶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前发动日俄战争，将俄国势力赶回黑龙江流域。通过两次以微弱优势取胜的的军事冒险，日本获得了辽河流域、朝鲜、台湾作为殖民地，以及中国内地的部分市场，这使日本始终在危机边缘的工业资本主义得以维系发展。不过，对于日本飞速发展的重工业而言，这些市场还远远不够。
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也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不过这几个国家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又缺乏足够的殖民地（以有购买力的人口计），因此相对衰弱。只有俄罗斯因其广阔的国土尚能保持一流大国的地位。（不过，依然在局部战场被日本痛打）这里不再详细论述其发展历程。
在全球化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战争对历史走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农业时代，这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不过，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平静年代，战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些局部战争基本可分成三种：工业强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普法战争，工业强国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的海外战争，如日俄战争，工业强国征服非工业国为殖民地的战争，如甲午战争。还有一些战争兼有几种性质，如布尔战争中英国打败了德国暗中支持的布尔人，日俄战争中英国美国提供贷款军费支持日本人等。
鉴于现代工业与军事力量的紧密联系，那些重工业发展超出消费品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国家虽然存在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却往往能在短期冲突中取得与其经济水平不相称的战果，从而抵偿一些经济危机的压力。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的结果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在布尔战争中，重工业发展不及下游产业的英国虽然最终通过长期战争获得全胜，但也元气大伤，暴露了其弱点和实力极限。英国从此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主，变成了后发工业国觊觎的目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重工业的重要性。其实，重工业作为军民通用的负熵流来源，在简单劳动力可以无限供应的年代是潜在财富和潜在力量的来源，但资本主义这种利润至上的制度却不断限制重工业发展，只有在一切规则都被破坏的战争年代才能正视它的意义和真正的增长潜力。这种矛盾反映了这一时期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致命问题，后面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本章从重工业、资源、购买力、人力和军事冲突五个方面分析了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强国的发展历程。之所以作者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压倒一切农业社会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里不能掌握现代工业力量的地区已基本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治方面有名义上的独立地位），附属于主要地区的历史；尚未被控制的地区则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等待着工业世界来接收。西欧、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地区在工业革命爆发时恰好具有适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以率先进入了工业社会。在这个强国俱乐部里，虽然内部冲突不断，但由于庞大的传统农业世界和新大陆富裕的农民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而且加入工业竞争的国家有限，所以世界性战争一直没有爆发，世界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不过，这个经济增长只对少数国家内的少数人口有意义，其余的人口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由于社会动荡，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文化体系被推翻，在大部分人的实际感受中，生活水平可能还不如传统农业社会。
现代工业的力量实在强大，只要几个工业强权之间不爆发全面战争，骚动的下层人民（世界范围内）可以被控制了工业力量的上层社会轻松控制。即便中国、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农业地区出现规模大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土兵成建制起义的反抗，为数不多的工业化军队也可以迅速予以镇压。所以，在那些能够分享工业化收益的资产阶级、买办、传统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看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黄金时代。
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源头不在工业社会。西欧在工业革命以前数百年的扩张虽然没有脱出农业社会的经济水平，却使中心区可以向边缘、空白地区释放矛盾。于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少数发达西欧国家成了暂时的主流政治形式。工业革命作为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让西欧继续保持它的经济中心地位，从非工业化地区获得利润，于是西欧自由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得以继续发展，同时向其他地区扩展或被其他地区所仿效。这一制度有许多致命矛盾和问题，但只要工业生产力还能够在无限的市场中自由扩展，只要还有源源不断的利润流入中心地区，已经获得先发优势的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就能继续它的黄金时代——直到这个体系碰到市场的边界，在真实历史中就是1914年。
矛盾的总爆发还有待时日，但战争和死神已经在黄金时代的辉煌外表下达成了协议，等待着利润不再增长的那一天。日后两次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美苏冷战、第三世界的独立等重大事件都可以在这个“黄金时代”找到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当时的世界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一切，英国一个叫马克思的穷学者已经用他锐利的目光解剖了这个社会，指出了矛盾所在，对未来做出了预言。尽管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因其时代局限性而有许多关键问题，但黄金时代的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悲哀的发现：他的“可怕”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下面一章作者就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这个工业自由主义的矛盾。
从物理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人类可利用的负熵流。人类从此可以以更大的范围和幅度按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由于工业革命前人类生产力低下，绝大多数人类活动都属于直接的生产活动，为整个社会谋吃谋穿；其余的人类活动也都围绕着经济主轴运转。所以，工业革命最先也最直接的在经济领域展示它的影响，为人类开启了一扇财富之门。
财富的含义并不是金银，工业革命确实增加了贵金属生产，但这只是它实际作用的一个副产品。工业革命真正增加的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品生产，如衣服、粮食、房屋等传统消费品，以及汽车、化纤、电脑游戏等前所未有的的新消费品。所以，工业革命与海外金银矿的开发不同，真正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
这些财富不是在一夜间降临的，工业革命后发生突变的是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财富本身。工业革命前的人类不仅习惯于温饱线上的生活水平，还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习惯了停滞的经济或低于1%的年增长速度。如果考虑到人口与财富的同步增长，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并没有给平民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工业革命爆发后，所有能享用到工业利益的地区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其增长速度在今天看来并不出奇，在工业革命早期，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2-4%上下。不过，真正起决定性意义的倒不是增长速度，而是持续增长的时间。3%左右的人均财富增长率看似不惊人，但只要持续1个世纪，足以让人均财富增长到16倍。1780年以前西欧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虽然繁荣，但在人均寿命、人均粮食消费量、人均房屋面积等关键指标上只是略微领先于旧大陆平均水平。到了1个世纪后的1880年，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西欧人均财富已经是超出世界平均水平2倍的，到1913年则达到3倍以上。在工业革命爆发2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1：8甚至更高。
工业革命带来的许多重要物质进步经常会被忽视。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各种媒体上赞美“美丽的田园生活”，诅咒把世界弄的乱七八糟的机器。但如果让这些文章的作者回到一个儿童夭折率高达40%的社会，一个没有塑料，一个瓷碗价值壮年男子数天工资的社会，一个人均寿命只有36岁（1800年旧大陆平均）的社会，一个95%的人没受过教育的社会，一个气候稍有变化就有10%的农民死亡或沦为奴隶的社会，一个95%的人活不到癌症发作期，以至于没有癌症的社会，想必他宁愿去当囚犯。2个世纪以来，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实在太多，许多工业化带来的改变已经完全融入了平民的生活方式。象高成功率的外科手术、稳定的粮食供应这种工业化带来的的基本福利已经被一些人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他们在幻想中想象农业社会，向往一种既有工业化以后的福利，又不必被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秩序所约束的生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影响之深刻，说明读者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其实包含了大量农业社会所不具备的物质财富。
除了经济绝对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提高，工业革命还改变了人类社会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和依赖关系。
在成熟的农业社会中，除了农业剩余限制着其他经济部门的规模，还有一些为上层社会生产奢侈品的经济部门居于可有可无的附属地位，其余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地位是差不多的。缺了任何一个职业（如铁匠、农民、小商贩）或经济部门，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就会无法运行或至少受到重大不利影响。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脱离其他经济部门独立增长，也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通过一两项技术进步推进整个经济的同步发展。当然，农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但即便农业产量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其他产业依然无法直接从中受益，粮食以外的产品，如食盐、铁器、房屋的人均生产率还会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要想提高产量，只有投入更多的人力。
读者在阅读前面几章后应该清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可达到的上限都大大提高。其原因在于新生的重工业部门提高了流入经济的负熵流和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类似的，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绝大多数负熵流来自农业，因此农业占有最基础的地位。但农业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自己的发展上限，除非出现偶然的物种交流（如美洲玉米的引入），只能在其他产业部门的辅助下维系自己的生产水平，并不能象重工业部门那样，通过扩大负熵流的方式提供增长空间。所以今天的广义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稳定农业社会中的农业。或许农业革命早期，尚未达到自然生产上限的农业可以与工业革命以来的重工业相比。
在传统经济学家的理解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或是在既定的科技背景下各个企业或经济部门独立进行的技术改进。在这个理论体系下，技术被看作一个连续可变的参数，长期技术进步被解释为各行业微小进步的简单加法积累，经济本身则是一个基本平衡，不断趋向稳定的系统。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经济的理想状态意味着让经济通过私有企业自由地伸展到现有物质条件所允许的最高水平，同时让各个经济部门自由、随机的向各个方向进行技术探索。
尽管这个理论体系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发展的异常精妙自恰，但作者必须指出：这一描述与工业革命后主要经济地区的宏观经济史完全相反：工业革命爆发后，一小部分关键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重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不断提高着经济发展的上限，人类开采、利用负熵流的方式——具体消费品生产的技术背景始终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类还没有在现有工业水平所允许的经济空间内充分发展，关键工业技术的进步就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象蒸汽汽车、机械计算机、洲际飞艇等一度看似合理的发明尚未量产就被内燃机、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所取代了。在这种技术背景下，关键新技术对现有经济模式的破坏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促进作用；在既定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发展空间的充分发掘反而退到了第二位。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导致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的关键技术集中于少数行业，如电动机、蒸汽轮机、海上采油技术、石油分馏等，其共同的物理特征是能促进负熵流的开采或能提高负熵的利用效率。从1800年到今天，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完全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预测，为什么会有这种冲突？
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产生于农业时代，16世纪后西欧农业文明的繁盛给了它充分发展的空间，在亚当-斯密（1723-1790）这个只看到工业革命曙光的学者手中得到第一次总结。因此西方经济学在形成基本框架后很久才被迫正视工业革命，力图在不改变自身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把工业革命纳入自身体系。所以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都贬低了工业革命的作用，将西欧文明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繁盛与工业革命之后的霸权混为一谈，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自由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不过，顺便说一下，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逝于1790年，死前烧掉了所有手稿。我们不知道当时已经开始展示威力的工业革命与亚当-斯密焚稿事件是否有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很值得我们玩味。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没有把工业革命纳入理论基础的学说，自然无法在工业时代很好的解释经济史或预测经济前景。好在社会学需要考虑的参数太多，到现在为止依然无法以精确的计算来作出预测，象作者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承认社会学研究暂时只能止步于定性分析。所以经济学家们总是能以事后诸葛亮式的天才，从成功案例中找到有利于其理论体系的论据。比如，他们先是说新教伦理有利于经济自由，然后在日本崛起后急忙改口说儒家伦理也一样（无视日本在儒家文明圈中的边缘地位）。刚刚有几个天才学者从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中找到共同点，日本经济就出现了“衰退”，于是他们又修正理论说儒家管理方式有天生的非自由倾向.........又如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自由贸易可以让全世界得利，但一旦那些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遇到了困难，他们立刻转而指责这些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尚未放开的经济领域，认为经济自由化不彻底导致了问题，而故意忽视那些自由贸易领域更少的国家没有遇到同样危机的事实。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在因社会学尚不严密而产生的学术空隙中钻来钻去，不断的制造理由来回避因无视工业革命而产生的矛盾。
经济学家们如何掩饰他们的无能只是个具体的手段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长期占据准主流地位的原因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释：
首先，西方经济学在解决局部问题上确实有一定用处。尽管工业革命不断更新整个社会的技术背景，但在局部的经济领域中，由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成本很高，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技术背景基本稳定并非不可能。因此，西方经济学还可以在局部问题上作出相对精确的描述与预测。其次，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工业化的进程不平衡，少数发达地区获得了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生产能力，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显然有利于这些地区从过剩的生产能力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考虑到历史上思想的传播往往是由大炮而不是学术讨论来完成的，少数发达地区所主张的、对它们有利的思想体系成为全球主流并不奇怪，但对于试图以科学的眼光来打量世界的作者和读者来说，随大流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前面几章作者已经详细论述了工业革命的细节，论述了工业革命属于特殊历史事件，直接改变了经济的基础。那么工业革命对经济的冲击就绝不仅仅体现于财富的增长，还体现于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一个以经济发动机面貌出现的重工业部门（广义）取得了超出所有经济部门的地位，从而彻底破坏了成熟农业－手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前面指出了工业革命的直接影响：生产力的高速、持续增长与一个驱动经济的重工业部门的出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动，人类社会中自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变革。
从绝对意义上说，工业革命扩大了人类世界。铁路、青霉素、机关枪使工业社会能够深入原来难以通行的落后地区；定期远洋轮船、越野车、直升飞机则使人类能够在缺乏农业基础的荒岛、极地、沙漠中生存；飞机、潜水艇、矿井乃至航天器甚至使人类达到原来只能在想象中到达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是扩大了，尤其是对于从一个被穆斯林军队围攻的半岛出发征服的欧洲人而言。当然，这个扩大的“世界”只对那些从全球化交流中存活下来的人类有意义。
新机械扩大了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也以更大的幅度提高了“文明世界”内部交通的速度。十六世纪以前各个文明地区之间的旅行，时间经常要以年来衡量，而且旅行者要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大航海时代用事故率极高的风帆商船联系了大部分文明的沿海地区，但也不过是把时间单位压缩到月。由于手工业和畜力限制了船只的规模和速度，直到工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交通速率并没有比蒙古帝国时期的草原商队或是环航非洲的腓尼基探险者高出多少。铁路和蒸汽船在几十年内就把洲际交通的时间单位改为“天”，随后的喷气式飞机和高速公路又把这一单位改为小时甚至分钟。从交通的意义上说，世界大大缩小了。
世界在变“大”的同时“缩小”，这意味着除了少数几个既偏僻又无经济价值的角落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工业化结合成一个整体。与11世纪大草原周边地区的短暂交流和大航海时代沿海（沿通航外流河）地区的“全球化”相比，这次全球化是彻底的、可能也是永久性的。正如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各个时代创新（不论是技术还是文化）频率与传播速度之间的比例决定了世界各地的面貌是否一致。游猎部落时代创新的频率与传播速度都非常缓慢，但创新频率更低，所以各个地区差别很小。到了农业时代，传播速度赶不上创新频率（以今天的标准，两者的数值依然都很低），所以世界各地的社会分化成不同的文明。到了工业时代，创新发生频率和传播速度都大幅度增加，但传播速度增加更快，传播时间几乎降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所以整个世界又被同一种工业文明所占据。前面曾谈到不可能出现2次独立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就在这里。
工业时代的全球统一暂时还不等于全球均匀发展，统一的世界经济体内有发达的核心地区，也有混乱穷困的外围和边缘。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无论核心地区还是外围地区都不得不承认，本地区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无法不考虑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可能在其他地区引起的后果。英国和德国的海上争霸从北极打到南极洲附近的福克兰群岛，美国为了把日本军队驱出太平洋岛屿要雇佣雨林里的土著部落，远洋航线的建立会导致亚洲腹地的沙漠商队向导丢掉饭碗，经济波动甚至不会放过最偏远的山村，今天的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了。
另外，这种由技术到文化的统一也第一次允许并要求人类真正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为答案的评定给出了一个正在形成的标准。从人类命运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后面将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论述。
重工业带来的负熵流使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我们必须注意到，部分人类行事不一定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标准，改造世界也未必就是建设。重工业部门从创立的那一天起就和以破坏为目的的军事部门紧密结合，军事和经济的相关性在工业革命后比农业时代又有了很的提高。
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并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所以工业化在军事上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文明的主体——农业文明得以彻底压倒游牧民族的军队。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军事优势体现为可以动员更高比例的过剩人力投入战争，但粮食剩余终究是少数，游牧民族的全民动员优势可以轻易抵消发达农业文明的人力，而手工业的发展上限使农业文明并不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在军队质量上占上风（少数消极防御战除外）。由于游牧民族占有机动力高、组织严密、民风剽悍、生活环境与战斗环境相似等优势，还可以很容易的仿造或夺取农业文明的技术兵器，所以游牧民族一直占有战略主动权。蒙古帝国对旧大陆的征服就是典型的蛮族骑兵压倒在技术、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文明地区的例子。即便到了火药时代的早期，装备的伊斯兰骑兵或北美大草原上的印第安骑马步枪手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工业革命到来以后，即便游牧骑兵占领了最先进的兵工厂，缺乏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游牧生活方式也无法让牧民们同时享用到机动性和先进的武器。而即便在工业化的边缘地区，罐头食品和铁路增加了文明地区军队的机动力，标准化的步枪、子弹和火炮使军队可以通过技术兵器成十倍的提升火力。游牧军队在数量、质量、和机动上都丧失了优势，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内燃机的出现甚至使游牧地区丧失了提供军事运输畜力的特殊地位。或许不是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能在工业时代登上历史舞台，但我们在讨论随后的历史时，忽略牧民的作用不会对讨论结果造成什么影响。
重工业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体系。在拥有铁路和轮船构成的后勤网络以后，远征军的规模不再随作战半径的增加而迅速减少到0，因此工业强国可以发动跨文明区域甚至是全球性的军事行动。19世纪，在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的多次战争中，西欧工业强国与本土作战的传统农业文明对抗，不仅在火力上占上风，还总能在具体战役中取得人数优势，靠的就是工业化的军事体系。
能促进消费品生产的重工业水平与军事能力在工业时代几乎划上了等号，“富国”和“强兵”往往被这个时代的统治集团看做一个目标的两种叙述方式。由于工业化强国的军队可以跨地区发动征服，遥远的距离和高山大海再也无法保护社会制度的随机变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工业时代达到了极致。凡是有利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就能存活并扩张，不利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要么灭亡，要么被改造为强国经济体系的边缘部分。再加上各个文明内部各种次级上层建筑的竞争、变异，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是其中一个小插曲而已。这个插曲之所以尚值得一提，只是因为此前游牧民族用几千年时间积累的军事威名。
前面说过，工业力量使人类得以在此前因缺乏农业基础而荒无人烟的地区立足。如果这些地区恰好具有重要的工业资源，那么，这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立刻就会成为繁荣的工业城市，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甚至发展出新的文明。中东的石油帝国虽然缺乏根基，但如果考虑到游牧民族的军事地位已经丧失，应该承认这是工业资源创造新文明的一个例子。即便一些地区连矿产资源都没有，交通地位也可能成为一种资源。最早来到南非的欧洲人就是为了在远东和西欧之间建立航海补给站而开辟殖民地的。贫瘠的直布罗佗、马耳他、巴拿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冷战期间，飞行技术的发展甚至将北极圈内的冰岛变成了对峙前线与交通枢纽。我们在考虑工业时代的历史时，必须注意到工业经济对经济地理的修正。
在农业时代的战争中，人类也会互相残杀，但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人类自身的力量的弱小限制了战争的危害。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破坏能力的增长很快就让地球都显得狭小起来。早在20世纪初期，战列舰主炮在射击时就不得不考虑地球自身的曲率，到了20世纪中期，核武器的出现一下子让人类拥有了毁灭自身甚至整个生物圈的能力。（某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核武器是一个特殊现象，但即便忽略核武器，以20世纪常规武器以及化学、生物武器、油气炸弹等准战略武器的发展来看，人类拥有毁灭自身的能力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在现代战争的残酷面前，农业时代的军事冲突宛如儿戏一般。罗马人灭迦太基，亚述人占领叙利亚，最残酷的报复不过是将敌人平民卖为奴隶，在首都周围的农业地区撒盐以防止重新开发。到了20世纪，利用生物和化学技术对整个民族进行大屠杀的记录屡见不鲜，纳粹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核武器轰炸下的土地不止是存草不生，还有流毒千年的辐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为了保证轰炸精度不惜用落叶剂毁灭对方的植被........当然，只要有机会，对手也绝对不会因为同情心而放弃报复，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双方都意识到无限制使用暴力的后果以后，才可能出现“恐怖的平衡”。
工业革命使武器的破坏力开始威胁到全人类，甚至不会放过使用者，这种可怕的后果是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副产品。不过，全球性危机倒不一定来自战争，80年代以来充斥媒体的环保言论已经向读者展示了无数种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小到生物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大到温室气体的排放，短期的有高能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差错，长期的有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里不再一一枚举人类因科技进步而给自身带来的威胁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前面曾经指出全球化允许并要求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些因为人类过于强大而产生的危机则从相反的方向强迫人类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行事规则。
读者应该还记得前面的描述，农业社会的人均财富非常低，除了很小的一个上层社会外，大部分人只能满足于温饱，剩余产品基本被上层社会和公共开支所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平民的生活没有什么自由度，只能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谋生。极少数的文化活动也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只有在土地相对过剩的繁荣时期，平民才有可能暂时的拥有一些闲暇和自由，但根据我们的讨论，以指数增长的人口很快就会消灭这种生活。至于上层社会，他们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与远远超出生存需要的财富，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生存规律生活。不过，上层社会这个小圈子位于社会决策的中心，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同时统治集团内部往往存在激烈的竞争，那些不努力扮演自己应有角色的统治者们稍有不慎就会被淘汰出局，因此上层社会也并不自由。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应当知道，即便是万乘之尊的皇帝，在儒家统治秩序比较正常的年代，如果不安于代表官僚集团管理国家的责任，试图利用自己的财富和闲暇来展示一下运动或艺术才能，也一定会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指责、纠弹，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被废黜。
无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平民，从宏观来看，农业社会的人类都只能按照被经济背景所决定的社会规则去生存。即便他们向往另外一种生活，以经济为中心和竞争标准的社会也很难容纳这种异类，生存竞争很快就会将其淘汰。还有一些专职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人类，要么放弃了正常的经济位置、承担极大的生存风险，要么专门取悦统治者，依附于上层社会，从而暂时取得了一定的自由，为后代创造了大部分文化遗产。但这种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很低，从未取得主流地位。从生命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脱胎于物竞天择的生物界。在人均财富停留于温饱线上下、文化传播依赖于人口繁衍、迁移的农业时代，在人类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规律自然还是生存竞争规律。我们之所以在农业社会总结出“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结论，就是基于这种客观现实。
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逐渐增加的财富一开始还是在这种基本规律下起作用。慢慢的，由于复杂的工业体系包括工业经济所必须的社会管理机构）需要雇佣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来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个集团以工业经济所必需的专业技术换得了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财富，其绝对数量庞大，内部竞争不强，又不必为整个社会的运转负责，因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自由。在这以前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有条件且有意愿去追求自由生活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古希腊黄金时期的富裕城邦公民还是宋帝国黄金时期的城市有闲阶级、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商人贵族，其绝对人数、占人口比例和收入超出生存需要的程度都无法与19世纪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庞大中产阶级集团相提并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此，主要社会集团不一定要准确的按照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轨迹运行。因为生存竞争规律有效的前提是生物占有的资源接近于生存的底线。具体到人类社会中就是生产力只能供大多数人以温饱，然后残酷的生存淘汰赛会消灭那些不竭力为自己和子孙谋生存的人类。工业革命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改善了相当大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均财富状况，人均财富的增长从量变到质变，许多人不再严格的按某种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的模式生活，而且不会在肉体上被淘汰。生存竞争规律在一定程度内变成了历史。
另外，农业时代人类交流困难，文化、思想甚至宗教的传播只有在人口和物质文明扩散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进行，象军事征服、人口迁徙、家族繁衍等事件都是主要的文化传播途径。因此象文化和思想等上层建筑的“软件”，其发展规律也因生存竞争的存在服从经济基础所确定的发展轨迹。工业革命通过现代媒体和教育、科研机构改变了文化、思想传播的方式，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不需要与特定人类群体的扩张、迁移相结合，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生存竞争规律的影响。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人类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尽管发达工业国家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鸿沟越来越大，还对移民关上了大门，但工业经济确实在生产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在工业经济内从事技术性工作。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已经准中产化，第三世也界出现了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收入获得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人口数量还在继续增加。文化和思想也因为电视机和互联网的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传播成本。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自然就不再准确了。当然，人类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生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由于社会的运行存在惯性，以及很大一部分人类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甚至还有数亿人在捱饥荒，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塑造可能还要在21世纪持续下去。
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但人类依然从1780年以前的农业时代甚至游猎时代继承许多物质、文化遗产。在前几章详细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农业革命的遗产后。本章的讨论把工业革命的后果总结为人均财富的增长、全球化、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限制减弱、自身力量的增强带来了全球性危机这四项主要影响，以及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等次要影响。在这一分析中，唯物主义原则没有变，作为分析基础的科学精神也没有变，之所以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本身的变化要花上这么多的笔墨，原因在于工业革命的可行性是一个超出人类社会内部规律的变数。
前面作者曾将历史进程比喻成河流，把社会内部的规律（如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比喻成水力学知识，那么工业革命的出现就好比历史之河进入了一段特殊的河道，这段河道的宽度（历史发展的自由度）、坡度（历史进程的快慢）、礁石数量（特殊事件的数量）都远大于农业社会，因此水流的具体流动方式很难预测，浪花、旋涡层出不穷。考察这样一段河流，我们需要知道水的物理特征，更需要了解既定河道的几何形状（地球资源所能支持的工业体系的具体特征）。即便如此，在如此之宽的河道内，对具体的水流作出任何具体预测都必须慎而又慎。
十五 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
前面详细讨论了工业革命的内容，还对本文内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定义。读者应该能理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是2个概念。比较符合逻辑的描述是：工业革命是一个能引起人类力量爆发式提升的事件，因此它很容易和那些适应了扩张的上层建筑结合，资本主义、军事帝国或一神论宗教都是可能的候选者。前面作者设想了另外两种符合逻辑的工业革命可能性，正好分别与军事帝国和一神论宗教相对应。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夕恰好处于一个因占据海外空白地区而产生的工（手工）商业繁荣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充分，所以促进并利用工业革命的上层建筑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机构。残余军事贵族的扩张掠夺欲望或基督教惟我独尊的传教活动和工业革命有一定的互相促进，但相对灵活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还是处于绝对的附属地位。
只要有扩张空间，资本主义就能从中找到牟利的机会。工业革命最终创造了压倒一切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又以低廉的交通成本把全世界都连通成一个大市场，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好时机。对于西欧和北美东部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初限于英国和比利时）而言，它们暂时垄断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因此可以独享农业世界的庞大购买力，所以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地区特别繁盛，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沦为这两个中心地区牟利的附属品。
中心地区暂时占有着近乎无限的利润空间，一切内部矛盾都可以用向外扩张（军事或商业）的方式来化解。很显然，由于利润和购买力来自似乎没有尽头的世界市场，上层社会与其为了瓜分利益而内斗，还不如直接用商品和大炮去征服更多的地区。资本家们不希望别人来分享自己的利益，也基本不干涉同行的牟利活动，所以西欧北美盛行的是崇尚绝对自由和私有产权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在本章标题中，作者将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概括为“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
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要获得利润并扩张，一般要经历如下的典型过程。首先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家用资本从殖民地或本土取得（购买或夺取）资源，利用已有的重工业体系生产机器。然后用类似的方式取得原料，在本土雇佣人力，用机器制造商品，商品一部分在本土大部分运到国外销售。商品换来了大于原始资本的现金或直接换取一部分原料，这些现金和原料成了新的资本。资本家再利用这些新资本雇佣更多的人力，向重工业体系订购更多的机器，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资本和生产能力同步扩张。同时，重工业部门的资本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器订货，从而获得了不断增长的利润，这些利润也成为重工业的资本，被用来雇佣人力、开发矿山，制造更多的机器和重工业部门自己所需要的工业母机，或者用来开发下一代重工业装备。在这种循环中，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一般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效率。
以上描述的只是这种牟利循环中最基本的部分，在19世纪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年代，为了让这种循环进行的更快、更有效，西欧和北美的资本家（包括被他们控制的政府）还有许多其他花样。比如，商品可能不直接去换取现金，而是先拿到非洲，向因被有意挑动而互相攻击的部落购买黑人，然后把这些黑人贩卖到美洲种植园做奴隶。种植园支付的奴隶款可以带回国内，也可以就地购买棉花等原料。卖出商品，输入原料和现金的循环中插入一个奴隶贸易只是为了更高的利润率。为了保证殖民地或充当市场的传统文明接受这种贸易，装备了蒸汽船和机关枪的远征军时刻准备着去镇压反抗、强迫别国开放市场，有的时候还要驱赶一下竞争者。由政府或公司派出的商业间谍深入大陆腹地搜集市场和原材料的情报。传教士在军队的保护下，在世界各地建立教堂，既传教，也间接的推广西方的商品，还为各国政府或大公司做公关。至于精炼毒品，以外交手段间接控制土地等手段，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总之，为了贩卖商品和获得原材料，工业资本家是不择手段的。
分析这种典型资本循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循环的规模取决于四个条件：重工业规模、工业资源（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购买力、人力。具体而言：重工业的规模决定了机器产量和商品产量；工业资源不够的话，轻重工业都无法充分开工；购买力的多少限定了销量；人力多少则决定最多有多少台机器可以有人操作，对包括轻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体系大小做出了限制。这四个条件分布在整个循环链上，必须同时存在才能让循环得以进行，对于欧美列强而言，整个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利润总额就取决于四个条件中最弱的一个。作者接下来就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强国的兴衰。另外，同以往的时代一样，战争依然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偶然性的重要来源，也将被纳入作者的讨论。
对于中等以上的国家，人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在2次世界大战到来以前，没有哪个中等国家的工业经济已经完全吃掉了农业社会的人力。由于西欧可以用工业品从海外换粮食，随后重工业又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率与亩产，所以，只要总人口足以应付工业规模的扩大，人力并不是大问题。真正被人力所限制的工业化国家只有比利时这个小国。比利时工业化较早，从相对比例上看甚至略微领先英国，但本土面积和人口都实在不足以支持与其他强国（哪怕是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强国）的竞争，所以被排斥在历史舞台的主角以外，并最终失去了它在工业化初期的地位。
资源限制在19世纪也并不严重，早期的现代工业体系只需要煤铁两种主要矿石资源，其余的原材料由包括农业在内的传统产业部门供给。由于煤矿和铁矿都是分布广泛的主要矿产，所以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当时并不缺制造机器的原料，至少可以通过贸易或殖民战争弄到足够的煤铁。而相对弱小的重工业部门，传统产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原材料近乎无限，稀缺的是机器而不是资源。当然，矿产资源的质量问题也有一些次要影响：英国威尔士无烟煤优秀的燃烧特性对英国工业和海军发展都很有利，出产优质煤炭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在普法战争中易手也影响了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
到1900年前后，西欧强国的重工业规模已经扩大到了本土的煤铁资源无法满足的程度。重工业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必需资源的种类，如石油、稀有金属、钨、锡、橡胶、金刚石等。特别是石油的出现，不光可以充当能源，给工业带来了更方便利用的负熵流，还可以经化学加工为塑料、尼龙、化纤等材料，成了重要性仅次于金属的工业原料，被称为“工业血液”。不过，大部分新资源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衡，没有哪个国家能同时占有工业所需的全部矿产，因此资源开始成为限制某些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缺乏殖民地的后发工业强国尤其如此。而英国法国占有广阔的殖民地，俄国、美国国土广大，资源供应不仅可以基本满足本国需要，还可以出口关键资源给德、日等国换取垄断利润。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也是决定两次世界大战结果的重要原因。但在黄金时代，资源问题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主要因素。
重工业规模取决于工业化的开始时间与社会结构所容许的增长速度。英国先于所有同级竞争对手约2代人开始建设现代工业，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世界工厂，更坚实地握有世界霸权。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重工业的威力，因为按照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英国本来已经在19世纪进入相对衰落周期，但现代工业的出现帮助英国把霸权维系到20世纪初。
从1790年到1800年，由于肥沃的土地、造船的木材可以近乎无限供应，人口繁衍和移民迁入都异常迅速，手工业技术也很方便的达到了农业社会的上限（这个上限本来就很低，从0开始追赶也不需要多长时间），因此美国在农业-手工业所确定的经济实力上迅速赶上了传统强国。同时，俄罗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19世纪中期，美国商船吨位已经与英国并驾齐驱，；俄罗斯则吞并了整个游牧地带，屡屡南下挑衅中国、波斯等传统农业地区。俄美两国以边区的资源为后盾，即将把英国这个这个农业-手工业时代的海岛强国推下世界霸主的位置。就在这时，工业革命作为一个超出农业社会规律的事件改变了这个趋势：重工业体系为英国商人生产出了划时代的蒸汽轮船，为英国工厂主生产了压倒一切手工业的机器厂，为军队生产了新式的铁甲战舰和标准化的大炮，还训练了大量习惯于工业化秩序的人员。到了19世纪中叶，在19世纪早期因规模小而未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工业部门终于强大起来，造出了足够的军舰、大炮和产品，其数量足以扭转世界格局。英国因此继续保持全球海权和更低廉的生产成本，能够维持其霸权。直到1916年，英国还能够在日德兰大海战中，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最后一次战略胜利。在分析这一段历史时，读者特别要注意区分1850-186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充分展开前后，英国全球霸权的不同基础。
不过，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无意中被触发的。在英国霸权衰落以前，连英国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真正优势与别国的威胁所在。控制着全球海运物流的英国不仅可以向经济殖民地倾销工业品获利，还可以通过垄断物资转运、特产专卖、限制殖民地工业甚至贩卖毒品等方式获得高额利润，对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特别的热心。由于殖民地多且零散，早期的机器工业尚不能灵活调整组合，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相对成熟手工业品优势不大，所以英国的重工业发展赶不上市场扩张，这种问题长期积累下来，最后成了英国衰落的关键原因。同时期的德国日本作为后发国家，资本家对现代工业的力量认识较深刻，在暂时没有足够的国外购买力的情况下依然倾向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工业，所以取得了较高的重工业增长速度。作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重工业和军事力量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德国和日本因此在较低的工业利润下建设了强大的军队，并用军队来争夺殖民地和利润。
法国一直是欧洲传统强国，长期拥有欧洲最繁盛的农业-手工业，同时是欧洲文化中心。即便是英国、西班牙这样的一等强国，其驻外大使一般也要以法语为工作语言，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穿巴黎时装。法国的这种优势使它在文化产品和奢侈品生产两方面处于准垄断地位，短期内生产文化产品或奢侈品往往比发展冷冰冰的工业对法国资本家更有利。法国大革命中，贵族受到沉重打击，地产被卖给农民，精英阶层无法象他们的英国同行那样，把小农户从土地上赶进工厂，这提高了工业的成本。另外，发达的手工业同样阻碍了法国重工业的扩大与升级。例如，在1900年前后，法国资本家依然以法国技师心灵手巧，可以用手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为荣。只是在不久以后的1914年，手工技巧不如法国的美国人福特就建立了汽车生产线，用钢铁的精确来抵消法国人的手工技术，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工业革命爆发在英国，法国在大国中第二个投入工业化，但英、法重工业发展相对缓慢，这是前面指出的多方面原因所致。作者在这里必须再次指出，这与国民优秀与否或领导人是否明智无关。即便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也没有人可以预测到工业进步能一直持续下去，压倒一切农业社会的遗产，没有人会预计到重工业部门最终成了利润的重要条件和现代军队的基础。到本章叙述的时代为止，历史惯性和客观的物质条件（或者再包含一些运气）决定了各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德国和日本比较类似，都是在英国的重工业部门充分显露威力后才开始在外围地区进行工业化的。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充分认识到了重工业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力，明确制订了有限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因为德、日相对落后，所以被英国放心的拉为盟友，协助英国保持地区秩序。两国的共同特征是在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与头号工业强国结盟，得到了技术和工业母机的支持。另外，虽然没有广阔的海外市场，但两国国内都有过剩而强大的军事贵族势力，军国主义势力以军事订货支持了重工业以超出消费品工业的速度发展。在1890年前后，德国的重工业已经相当成熟，在不拥有海权和广阔殖民地的前提下还是争夺到了一些市场空间，在某些项目上甚至领先英国。
美国的前身是一个非主流移民建立的殖民地，文化积累少，地广人稀，手工业水平相对低，人力成本相对高。一旦英国的经验证明了发展重工业可以大大节约人力，没有什么内部因素会阻止重工业以接近理想状态的速度扩张。当然，后面要提到的购买力不足偶尔是个问题。至于其他殖民地，此时要么在大国的严密控制下不得发展工商业，要么被西欧溢出的军事贵族所控制，为了上层社会的利益而积极发展农牧业和矿业。由于资源相对人口暂时过剩，这些殖民地过的也不一定很差。阿根廷就曾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国，“象阿根廷一样富”，这句口号从19世纪到喊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独立重工业的澳大利亚到今天还很富裕
旧大陆还有一些暂时未被工业国家征服的古老农业文明。那些力量太弱小，离西欧较近的地区即便想发展独立的重工业，也立刻会被西欧的远征军制止。英国对埃及工业化的干涉就是个例子。象中国、朝鲜、土耳其本土、波斯这些地区或因距离遥远，或因农业文明实力强大而很难被干涉，中国和土耳其还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击败西欧工业国家的军队，暂时还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过，正如前面几章解答为什么西欧以外的地区未能爆发工业革命一样，两国发展成熟的农业社会制度在原有的轨迹下运转良好，既然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根本性的挑战，自然也没有进行工业革命的动力。再考虑到成熟农业地区稠密人口对节约人力的机器的抵制（美洲作物带来的人口上升空间已基本耗尽），这些形式上独立的传统文明没有建立任何独立重工业。
在决定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四个条件中，最重要的限制条件是购买力。从前面的讨论读者可以看到，人力和资源的限制在早期并不显著；在某些国家，重工业本身也很容易实现指数化的增长，因此扩大生产力并不难。但产品只有在被卖掉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利润，让资本在循环中扩大，所以能否为工业经济的产品找到销路成为了关键所在。
本文前面几章对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进行了探讨，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资本主义无法从体系内部找到足够的购买力，否则扩张的主导要素（资本）就不能获得利润。具体到本章所讨论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操作机器的劳动力来自传统的农业社会，相对早期弱小的工业经济而言可以近无限供应。而符合现代工业要求的机器、能源和技术（具体而言就是工程师与高级技工）主要来自工业自身，只能从0开始逐步积累，所以属于稀缺品，可以充当资本。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绝大多数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利益被少数有能力投资的富人所占有，劳动者只能得到比农业时代差不多的收入。（考虑到工业化早期城市基础设施的简陋和城市文化的贫乏，普通工人的生存状态可能还比不上原来的自耕农）显然，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内部的财富分配如此两极化，穷人即便花光他们的工资（事实上他们确实花光了）也无法买下多少商品，富人占有大量财富却只需要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过上奢侈的生活。工业资本主义自身只能消费一小部分工业产品，必须向这个体系以外寻求购买力。
工业经济以外的购买力只有3种来源：未能工业化的殖民地、直接能进入流通的贵金属矿山或其替代品，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殖民地土地资源充足，可以用农牧产品或地产、矿产交换工业品，占有贵金属矿山的独立地区可以直接用硬通货购买，传统农业文明则可以同时提供农产品和贵金属。另外，某些地区出产皮毛和钻石等奢侈品，这些奢侈品价格昂贵，容易携带和保存，因此也能产生与黄金类似的效果。南非的钻石、西伯利亚的貂皮也可以用来交换西欧的过剩产品。19世纪各个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速度就取决于是否能占有或垄断这些市场。
英国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其中有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富产黄金、钻石、象牙的南非、西非殖民地，还有人口众多的印度。英国一度基本垄断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品供应。英国还有世界第一的舰队、商船队、全球军事基地网，可以随意的进入中国、拉丁美洲等地的市场，必要时还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向海外进行经济扩张。因此，英国在早期工业国中市场压力最小，工业资本主义可以相对自由的扩张。通过限制殖民地产业发展，向新殖民地倾销，转卖商品等方式，英国即便在工业不再领先的时候还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支持了英国资本主义的霸权，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流强国”几乎成了特指英国的一个专有名词。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美国的独立其实是法国和英国两个欧洲国家争霸的副产品。在法国的正规军、军饷和舰队将英国派往北美的军队耗的精疲力尽以后，英国决定把这片缺乏特产的土地留给那些小农场主的民兵，以便抽出力量投入收益更大的其他地区。于是美国得以成为第一个独立的主要殖民地。虽然英国官吏和亲英的大地产主被赶走了，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地广人稀的美国以农业立国，出口粮食、棉花和资源，进口制成品仍然是有着最佳的短期效益，因而也是美国最容易走上的道路。事实上，1789年美国制订的进口关税只在5-15%之间，平均为9%，远不够在旧大陆的繁荣手工业和英国正在工业化的经济面前保护本土产业。美国的未来似乎与其他先后在政治上独立，在经济上保持依附地位的殖民地没什么两样。
不过，作为英国异端分子的接纳地和英帝国第一个独立的殖民地，美国在刚建国的大半个世纪中一直和英国关系紧张，和战不定。拥有海权的英国常常会干涉美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客观上阻止了美国出口农产品换取工业品。一旦海上大宗贸易被切断，9%的关税立刻变为无限大，美国本土的工业从无到有的开始发展。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业门槛还比较低，而且新移民中不乏在工业革命前夕从英国本土移居美国的技术工人，美国工商业很快在这块人力成本高昂的土地上模仿英国建立了重工业体系，1807年美国人率先造出蒸汽轮船，1817年已有多家工厂以机器生产蒸汽机，1840年前后，蒸汽机和机床已经是商品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工商业利润丰厚，所以原来以地产为根基的美国上层社会也纷纷把资产投入工业。由于美国上层社会从保护性关税中尝到了甜头，在后来局势缓和的时候，被工商业税收所左右的美国政府反而提高了关税，继续阻止外国（主要指英国）工业品入侵。1816年关税率提高到7.5-30%，1824年的平均关税率已经达到40%，1818年再提高到45%。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基本垄断本土的购买力，只有南方因为残余大地产和奴隶制庄园较多，才保留了一些依附于外国的农业地区。在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中，北方主流社会以重工业和人力彻底压倒南军的军事素养，荡平了与外国工业体系结合的大地产，把全国都变成本土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
在美国最初的13州殖民地与太平洋之间，有着700万平方公里富饶的土地。这些土地上人口稀少，一部分由鞭长莫及的西欧强国在名义上领有，一部分是落后的印第安人的家园。通过威胁、欺诈、战争、屠杀、强行购买等方式，美国很轻松的占有了这些土地。与其他殖民地不同，这些土地在被开发之初不属于任何贵族或奴隶主。为了开发中西部，美国政府允许开发者以很低的代价占有自己开垦的土地，许多大企业和空头公司利用这一政策发了财，但确实有大批无产者因此拥有了自己的耕地。迅速繁衍的人口与大量外来移民、重工业提供的农业机械、无限供应的可开垦土地，这三者结合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由农民自己占有大量过剩农产品的社会。在其他宗主国上层社会未被破坏的殖民地，同样数量庞大的过剩农产品基本由少数地产主占有，因此只能形成少数购买力。在美国，这样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不断扩张的农业社会可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买下本国的所有工业品。
除了富裕农民的购买力，西部其他资源的开发也提供了一些购买力，最重要的就是贵金属。富饶的美国西部存在大量金银矿藏，西进的移民狂热的开采这些无主财富，很大一部分的贵金属被分散到普通采矿者手中。由于美国上层社会没有能力在当时的西部建立秩序，所以即便某些富矿被先到的公司或幸运的个人所占据，狂热的淘金者依然会藐视一切产权去采矿。与农业剩余相类似，这种分散的硬通货形成的购买力百倍于它们集中于少数人的状态。
虽然早期的美国无法象英国那样把商品倾销到全世界，但美国的特殊社会结构和地理条件给它带来了超出任何国家的本土购买力。因此，仅仅靠本土市场的支持，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及其重工业核心就能够以物理定律所允许的极限发展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美国资本集团由于拥有足够的国内购买力，所以并不急于用暴力夺取海外市场，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愿意在海外独立付出代价的美国资本集团满足于和其他先行扩张的殖民者分享市场，而不是以武力排斥其他强国，将市场变成自己垄断的殖民地。一般认为，1898年美西战争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寻求海外剩余购买力的标志，但在这以前，美国工业产已超过了英国、德国之和，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当然物质和硬通货储备还远不如已称霸百年的英国）。
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位居第二，但其绝对数量远不能和英国相比。（定居人口之比为2.2亿/不到1千万）在法国大革命将本土大地产分给小农以后，法国本土的农业也能提供一定的购买力，只是人均购买力远不如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至于在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扩张，法国起步也较早，但海权一直被英国压制，所以也没有起到太大影响。不过，前面曾经提到法国第二个开始工业革命，但重工业发展不快，奢侈品出口和文化产业繁盛，所以生产过剩的压力并不大。另外，法国传统上是欧洲第一强国，积累的资本虽然无法被本国工业经济完全吸纳，但至少可以进入别国获得利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滞后的损失。在上述因素及后面要提到的战争因素综合影响下，法国一方面保持了工业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相对地位在整个19世纪呈下滑趋势。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发工业化国家，这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与英国霸权并存的垄断殖民地。如前所述，两国勉力建成的重工业体系必须在政府和军队订货的支持下才得以存活、发展。不过，在无法从国外输入资源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订货所支付的货款要么是凭空发行的纸币，要么是征收自平民的实物赋税（劳动力或农产品），这两种方式都意味着在工业化的同时降低平民的生活水平。两国修筑了铁路，建立了现代化军队，但德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美、法工人的1/5到4/5，日本农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 中国农民，这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革命的土壤。为了释放矛盾避免革命，为了挑战英国霸权，为了获得购买力，两国原本就过剩的残余军事贵族积极筹备战争，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军事建设。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日本和德国的环境也不完全一致。德国（统一后的德国）农业较发达，可开垦荒地较多，又和弱小的东欧诸国接壤，因此尚能释放部分社会矛盾，提供少许购买力。德国开始工业化时先被英国当做牵制法国的工具在海外市场上得到了一些回报；然后恰逢英国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在世界范围内实行部分自由贸易的年代，获得了一些市场空间。因此德国发展相对顺利，大部分重工业潜在生产能力可以转化为消费品生产获得利润。到19世纪末，德国已经成为第二大工业国，在化工产品、机械生产等领域占有优势。不过德国既不拥有海权也没有海外殖民地，维系生产所必需的市场和资源都仰赖于别国，因此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让德国和它潜在的敌人都忧虑不已。
日本本土资源贫乏，工业化起步最晚，错过了竞争相对缓和的年代,早期的工业化资本只能来自对本国各个阶层的剥夺，如减少武士俸禄、增加田赋等。这引发了武士阶层的叛乱与平民的频繁暴动。日本资本集团不得不以提前发动军事冒险，以争夺市场与资源。不过，与德国相比，日本最幸运的一点是近邻中没有其他工业化强国。俄罗斯的远东领土在当时还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军队，唯一具有全球大规模远征能力的英国则因日本可以帮助它控制远东而与之结盟。有利的周边环境和使日本成为了第一个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后发工业国。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击败了经济规模是自己10倍的大清国，1904年日本又赶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前发动日俄战争，将俄国势力赶回黑龙江流域。通过两次以微弱优势取胜的的军事冒险，日本获得了辽河流域、朝鲜、台湾作为殖民地，以及中国内地的部分市场，这使日本始终在危机边缘的工业资本主义得以维系发展。不过，对于日本飞速发展的重工业而言，这些市场还远远不够。
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也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不过这几个国家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又缺乏足够的殖民地（以有购买力的人口计），因此相对衰弱。只有俄罗斯因其广阔的国土尚能保持一流大国的地位。（不过，依然在局部战场被日本痛打）这里不再详细论述其发展历程。
在全球化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战争对历史走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农业时代，这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不过，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平静年代，战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些局部战争基本可分成三种：工业强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普法战争，工业强国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的海外战争，如日俄战争，工业强国征服非工业国为殖民地的战争，如甲午战争。还有一些战争兼有几种性质，如布尔战争中英国打败了德国暗中支持的布尔人，日俄战争中英国美国提供贷款军费支持日本人等。
鉴于现代工业与军事力量的紧密联系，那些重工业发展超出消费品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国家虽然存在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却往往能在短期冲突中取得与其经济水平不相称的战果，从而抵偿一些经济危机的压力。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的结果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在布尔战争中，重工业发展不及下游产业的英国虽然最终通过长期战争获得全胜，但也元气大伤，暴露了其弱点和实力极限。英国从此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主，变成了后发工业国觊觎的目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重工业的重要性。其实，重工业作为军民通用的负熵流来源，在简单劳动力可以无限供应的年代是潜在财富和潜在力量的来源，但资本主义这种利润至上的制度却不断限制重工业发展，只有在一切规则都被破坏的战争年代才能正视它的意义和真正的增长潜力。这种矛盾反映了这一时期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致命问题，后面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本章从重工业、资源、购买力、人力和军事冲突五个方面分析了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强国的发展历程。之所以作者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压倒一切农业社会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里不能掌握现代工业力量的地区已基本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治方面有名义上的独立地位），附属于主要地区的历史；尚未被控制的地区则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等待着工业世界来接收。西欧、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地区在工业革命爆发时恰好具有适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以率先进入了工业社会。在这个强国俱乐部里，虽然内部冲突不断，但由于庞大的传统农业世界和新大陆富裕的农民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而且加入工业竞争的国家有限，所以世界性战争一直没有爆发，世界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不过，这个经济增长只对少数国家内的少数人口有意义，其余的人口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由于社会动荡，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文化体系被推翻，在大部分人的实际感受中，生活水平可能还不如传统农业社会。
现代工业的力量实在强大，只要几个工业强权之间不爆发全面战争，骚动的下层人民（世界范围内）可以被控制了工业力量的上层社会轻松控制。即便中国、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农业地区出现规模大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土兵成建制起义的反抗，为数不多的工业化军队也可以迅速予以镇压。所以，在那些能够分享工业化收益的资产阶级、买办、传统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看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黄金时代。
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源头不在工业社会。西欧在工业革命以前数百年的扩张虽然没有脱出农业社会的经济水平，却使中心区可以向边缘、空白地区释放矛盾。于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少数发达西欧国家成了暂时的主流政治形式。工业革命作为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让西欧继续保持它的经济中心地位，从非工业化地区获得利润，于是西欧自由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得以继续发展，同时向其他地区扩展或被其他地区所仿效。这一制度有许多致命矛盾和问题，但只要工业生产力还能够在无限的市场中自由扩展，只要还有源源不断的利润流入中心地区，已经获得先发优势的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就能继续它的黄金时代——直到这个体系碰到市场的边界，在真实历史中就是1914年。
矛盾的总爆发还有待时日，但战争和死神已经在黄金时代的辉煌外表下达成了协议，等待着利润不再增长的那一天。日后两次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美苏冷战、第三世界的独立等重大事件都可以在这个“黄金时代”找到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当时的世界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一切，英国一个叫马克思的穷学者已经用他锐利的目光解剖了这个社会，指出了矛盾所在，对未来做出了预言。尽管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因其时代局限性而有许多关键问题，但黄金时代的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悲哀的发现：他的“可怕”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下面一章作者就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这个工业自由主义的矛盾。
十六 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
称霸全球的工业自由资本主义不是任何人或神灵设计出来的。在工业革命爆发之时，自由资本主义比其他任何制度更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无限扩张空间，因此它能够在工业时代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把原来浮于表面且即将结束的海上优势发展成绝对性的世界霸权。既然自由资本主义兴盛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共同创造的，几乎是无限的扩张空间；到了1900年前后，当这个“无限空间”与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对比不再无限的时候，客观条件的变化自然会促使新的制度来取代旧的上层建筑。
如果市场空间饱和或接近饱和，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夺取竞争对手的市场空间才能顺利扩大利润。在全球市场被瓜分一空的情况下，各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必须从跑马圈地式的扩张转为步步为营的推进。很显然，在这种外部竞争条件下，那些步伐一致，内耗较少的资本主义体系会占据优势。于是原本分散的企业在资本家的理智选择下逐渐聚拢起来。
为了利润，资本主义一向不择手段。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强国已不止一个，市场竞争绝不会停留在工商业领域。战争可以让资本集团以最直接的方式掠夺财富、占领市场空间、打击敌人生产能力和商业网络，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战争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众所周知，赢得战争需要统一的指挥、严格的纪律和长期的谋划，与战争相配合的政治、经济行动也一样。所以频繁的军事行动也迫使一向崇尚自由的资本家们协调他们的行动。
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趋势只与扩张空间与现有经济规模之间的比例有关，我们可以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中找到类似的过程。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荷兰霸权时代，西欧（尤其是荷兰）弱小的生产能力与庞大的世界市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大部分利润依赖于转运其他地区的物资和贩运香料等奢侈品。因此，相对后来的资本主义体系，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以荷兰为典型）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非常松散，很大一部分军事力量属于各个公司而不是政府。在战争时期，企业仍然可以与敌国进行贸易，甚至独立发动战争，享有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在其他较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崛起后，工业革命爆发以前，随着海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种政治结构成了荷兰霸权衰亡的重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因为荷兰实在太小）。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不再具有类似的发展条件（由一个人口、土地、生产能力都不多的小国控制世界经济），也不再让本国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企业享有类似的“自由”。
工业经济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随着重工业成为生产力（注意不是资本主义经济，除非有足够的购买力）发展的发动机，重工业的运行、发展特征也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那些更适合重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会因为重工业在经济、军事领域的重要性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相对农业时代的农业与和手工业，重工业和被重工业改造过的其他产业部门的几个显著特征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
第一个特征是整体化
在农业时代，绝对技术水平低下，行业之间的技术壁垒很低。各个产业部门除了都要从农业取得剩余粮食以外，基本上是独立运行的。象造船、军工、炼铁等手工业部门可以在部门内部制造大部分工具，解决大部分技术问题并培养自身的技术人员。因此，只要有需求、资源和剩余粮食，大部分产业部门可以独立扩大规模和提高技术水平。在这种外部条件下，让各个行业的企业独立决定其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显然更有利于其发展。
工业革命以后，重工业作为通用负熵流的来源和可提高负熵利用率的工业装备的来源，将所有产业部门联成一个整体。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除非把生产能力降低到接近农业时代的水平，所有的工业部门都不可能独立运行、发展，只有和上下游产业部门相配合才能体现其效率。这和农业时代的规律截然不同。所以，没有哪个企业可以真正独立的作出经济决策，不依赖于上下游部门扩大生产规模或改变生产方式。
第二个特征是中间产品标准化。
农业时代的经济相对简单，大部分产业部门直接生产最终消费品，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物资交换相对较少，因此中间产品标准化对效率并没有多大影响。秦始皇把经济、文化上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成一个国家，不过是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度量衡。其中只有统一车轮距算是对制成品的规格实行标准化，但也不是因为上下游产业的配合。另外，不论是最终消费品还是中间产品，农业时代的产品都是手工劳动的成果，考虑到手工劳动的不确定性，将中间产品标准化的成本也非常高。因此农业时代各个经济部门基本上是按照自身的物理特征制造简单的产品，这也是农业时代负熵利用效率低的重要原因。
工业革命以后，一方面主要的中间产品都由机器制造，经济体系内部的标准化有了可行性；另一方面机器的运行与效率也需要中间产品的标准化来保证。例如，含水量较多的粮食或规格与要求不合的木材在农业时代可能会降价出售，但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尺寸或公差与定单不符的机器零件在工业时代却只能成为废铁。所以工业经济需要在中间产品中实行标准化，才能利用状态、品位不一的资源批量生产琳琅满目的廉价商品。
第三个特征是关键技术的出现。
这一特征在前面分析工业革命的时候已经指出过。工业时代的经济依赖于来自生物界以外的负熵流和远胜前代的负熵利用效率，因此能提供更多、更稳定的负熵流的技术和促进负熵利用效率的技术在经济体系内处于最基础的位置。比如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和机床制造技术，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的炼油业、内燃机和电力设备制造技术，70年代的计算机技术等。其他一些次要技术的实现则有赖于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
农业时代各个产业部门独立运行，技术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一系列随机分布、互不联系的微小进步。因此，工业革命以前让各个产业部门乃至企业自主的决定科研投入（或决定不投入）比较符合当时的经济基础条件。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速度大大提高，少数工矿业部门的关键技术也体现出了超出其他技术的特殊地位。正如前面指出的，主要经济增长来源于越来越强大，利用率越来越高的负熵流，而不是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经济增长出现了关键领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有意识的对这些领域进行重点投资要比让各个企业或行业独立决定投资、发展方向要更有利一些。
工业的整体化、标准化、将投资集中于关键领域这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自由资本主义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市场经济的拥护者所想象的那种无摩擦的市场，人们交流信息、达成妥协、预测未来都需要付出代价，因此市场达到最优状态也是有成本的，如：时间、破产的企业、浪费的资源等等。特别是在工业整体化、标准化以后，任何一点微小的外界条件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整个工业生产体系最优状态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非常频繁的话，让无数个独立的企业的独立决策通过市场组合成最优状态的成本可能会很高，甚至还没有转向最优状态最优点就已经再次移动了。
工业关键技术的迅速进步恰好提供了这种外部条件。新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负熵流的来源和可能利用方式持续提高，市场经济的信息交流即便得到了电报网的加强也无法跟上这种技术进步的步伐。由于工业关键技术的分布相对集中，其范畴、开发方式和影响都可以通过科学来进行预测，所以对经济进行集中指导甚至一定程度的计划成为可能。在这种统一指导下，人类以自己的理智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作出计划，可能会有偏差甚至失误，但只要计划指导的范围不超出重工业和被重工业充分改造的经济部门，其精确性就可以在关键技术集中于少数领域的前提下得到保证。
在重工业部门和相关经济部门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在工业时代有两个优点：首先是有利于少数关键技术的开发，从而以打破旧经济模式，提高生产上限的方式促进了生产。其次是让经济结构在以高于市场调配的速度迅速达到一个接近暂时最优点的位置。由于工业革命以后新技术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越来越复杂，人类理智以科学方法对新技术的预测精度越来越高。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来计划经济损耗巨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有节制的计划经济会在长期发展中比纯粹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因为计划经济的有形损失往往会小于市场经济所未曾创造的那些“无形损失”。其实即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即便是农业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是由远远超出家庭规模的企业而不是无数个体经营者组成的，其原因就在于局部范围内的计划经济运行成本远低于纯粹的市场经济。但只有到了工业革命充分展开以后，技术背景条件才使得计划经济可能在整个行业甚至国家的范围内优于自由市场经济。
英法等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强权确实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由于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所拥有的工业力量是在无意中得到的，因此他们并没有充分的利用这种优势，把整个地球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消灭一切可能的竞争者。一些传统的强权仍能暂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其中几个最终变成了新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这些后来者的存在保证了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某些国家的专利，保证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内部存在竞争。所以，在技术背景与相对市场空间发生变化的时候，19世纪的世界上有足够的竞争压力促使整个工业资本主义随之改变，具体而言就是集团化、垄断化、军事化。一般称这个时代以后的资本主义为垄断资本主义（传统上又称为帝国主义，容易引起歧义，本书不用）。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大部分经济部门被少数寡头控制，甚至被某个大企业垄断。这种现象在重工业部门，尤其是军工部门尤其明显。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和工业经济的发展，这些大规模企业集团以金融资本为粘合剂，不断的向上下游扩张、合并；内部的组织结构也在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一体化、官僚化，最终把自由资本主义赶出了关键经济部门。在垄断组织发育比较充分的的日本和美国，几个最大的资本集团完全可以联手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在政治领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力量分散于小业主，所以而上层社会内部一度盛行民主、分权制度。在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主流以后，政治结构也向集权和专制演化，地方政府和议会的权利都被大大缩小，文官政府的权力与垄断集团和军官阶层紧密结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留下来的上层建筑在这个时代只是浮于表面的一层装饰品。
经过几十年的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不再是主流制度。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惯性不同，各国发生这个转变的时间与转变速度也不完全相同。英国、法国的历史包袱重，既有体制的惯性大，所以转变较慢。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短，政府直接有意识的介入了工业化进程，所以转变较快，德、日等国的军事传统和专制倾向也加强了这一转变的速度和它们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二波工业化浪潮中出现的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强国都具有军国主义和专制倾向，这绝不是，在19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空间与工业化生产能力之间的基本比例和重工业在经济内部的地位是被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确定的外部条件，这决定了军国主义专制国家更容易（注意不是必然）在这个时代崛起。，
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它们分享工业财富的唯一方式就是出口来自农业-手工业和初期矿业的原料和农产品，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依然以自由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由于中心地区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刚刚结束，其上层建筑依然带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色彩，所以在边缘地区从纯粹的稳定农业社会向经济殖民地转化的过程中，往往会有部分知识分子与买办相结合，以学习发达国家的名义来推行自由资本主义。不过，欧洲以自由资本主义触发工业革命并因此称霸的历史条件无法再现，这种缺乏根据的空想往往只是加强了既有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中心地位和殖民地的从属地位。
在中心地区，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从1870年左右开始的。从1870年到1910年，虽然世界市场还未被完全瓜分，但随着剩余空间的减少，开发新市场的速度开始下降，一旦稍有波折，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就会追上市场边界。因此经济危机频繁发生，1873年就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危机。不过，既然世界市场还有开发的余地，随着危机销毁了部分过剩生产能力和新市场的开发，主要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还可以在危机后向空白地区扩张，避免了直接冲突。但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市场竞争越来越强。到1900年左右，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均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正如本书前面曾指出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追逐利润和无限扩张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制度，为了实现自己的基本目标，从来不会拘泥于某种既有形式。西欧、美国、日本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完全是因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以垄断化面貌出现的资本主义更能谋取利润和实现自身的扩张，从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淘汰了那些拒绝变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并以竞争压力促使其他资本主义体系向垄断方向转化。
垄断资本主义毕竟还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必须获得利润和扩张的制度。它只是在工业化充分展开、生产力潜力直逼世界市场极限的19世纪末期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具有竞争力。率先采取这一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会取得竞争优势，从其他资本主义体系的势力范围内夺取利润和扩张空间。但一旦所有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都已经转入这个发展阶段，除了日益增长的军备投入会吸纳一些过剩生产能力外，市场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的严酷问题依然存在。在世界市场空间被全部占领开发后，无法向外部倾销产品的资本主义体系只能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去争夺对手的殖民地，或干脆以摧毁对方工业体系的方式来减少自身生产能力的过剩。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避免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可怕预言，世界大战如期在19世纪的第二个10年爆发。
十七 马克思、列宁和他们的时代
马克思生于1818年，逝于1883年，作为一个律师世家的后代和接受了大学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马克思本可以很轻松的成为上层社会的一部分，享用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财富和地位。但马克思却宁愿放弃这种富裕舒适的生活，去做一个叛逆者，一个与正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对的叛逆者。马克思不仅参与了工人国际组织的活动，以行动为击败资本主义贡献力量；还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指出了资本主义无法回避的根本矛盾。当然，除了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和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方式也做了重要预言。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了《共产党宣言》，1867年他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这两篇作品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内搅的世界天翻地覆，给共产主义做出了初步规划也深刻的改变了资本主义。考虑到马克思作出这种分析和预言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我们不得不赞叹他是一个天才。
列宁生于1870年，逝于1924年，如果说马克思的伟大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那么列宁的伟大则体现于他的行动。列宁也曾在1916年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变化做了详细论述，科学的解释了世界大战的原因。不过，列宁作的最重要的事肯定是在1917年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第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但它是第一个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让所有敌人最终都不得不承认其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权。经过几年残酷的战斗，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击败了包括来自世界所有强国正规干涉军在内的数百万敌人，在世界1/6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国家。这个国家继承的是所有资本主义强权中最弱小的经济基础，但在列宁逝世后它曾挺住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面侵略，然后在一种与主流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下成为超级大国，将2-3亿人口的生活水平从赤贫提升到世界中上水平，还支援了数十个国家的民族、阶级革命。虽然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所建立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理想在这个政权内部消逝的甚至更早，但列宁作为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将永远是人类在现实社会中追求理想主义的一个典范。
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再到1917年十月革命和二战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浪潮，社会主义运动构筑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实力也在不断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飞速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红旗下纷纷独立，渴求面包与尊严的无产阶级时刻准备迎接全球革命到来；而同期的资本主义却陷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时被产品过剩和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导致的暴动所困扰，逐步垄断化、军国化，最终以两次自杀性的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自己。在这一时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此消彼长，源于西欧的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榜样似乎即将成为世界的未来，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
在今天看来，当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很严重的问题和历史局限性，最终间接导致了第一次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它确实是对人类社会宏观运动描述最精确，预测最准确的理论，这也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本章下面的部分就将以19世纪与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为背景简述这一理论。
在分析以前必须说明一点：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和列宁均已去世，自然不可能再出现绝对“权威”的理论阐述。事实上，一般意义上的马列主义思想甚至未必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不过，对于生活于21世纪，要从理论分析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的作者与读者而言，有意义的是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社会主义运动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流地位，被大多数世人所认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因此本章暂且忽视那些非主流的马列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
传统马列主义认为自身的基础是唯物主义，认为科学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历史和社会研究，主张从绝对客观的视角去考察人类社会，这也正是本书前面部分的原则。但是，马列主义不仅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做出陈述的理论，马克思自己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19世纪和20世纪，马列主义是革命者理解社会的背景材料，同时也是革命者推翻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重新规划新社会的指导理论。革命者不仅用历史规律去解释新社会的胜利，还宣称新社会是一个更美好，更进步，更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
从其实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唯物主义。因为科学是客观的，绝对不会以道德为基础给任何历史事件带上“进步”或“美好”的帽子，为历史设定一个目标更是从根本上违反了科学精神，后面几章将会具体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把“先进”定义为财富的增长和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扩大，那么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在工业革命前后的数百年内确实在“进步”，其中的大部分居民都直接或间接从这种“进步”中得益。即便以今人的眼光看来，把尽力发展工业经济并让大部分社会成员享用到尽可能多的工业财富做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还是正确的，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传统马列主义的核心论点之一。既然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的思维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那么就不应该把思想、文化、艺术、信仰等精神运动看做独立的领域，更不应该认为这些精神运动会反过来主导物质世界。（应当注意，这并不是说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作者并不认为一切思维都被外界条件精确的决定，毕竟牛顿时代机械决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比如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主张人人平等的宗教容易在下层社会得到支持，而主张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宗教则更受上层社会的青睐，这并不是因为两种人的头脑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思考方式。
不过，必须指出，这个结论是一个长期统计性的结论，不能用来精确预测每一个人和某个具体时间的社会状况，唯物主义是承认偶然性的。而且传统马列主义也不否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事实上，革命作为一种以人的智慧来对社会进行规划的行动，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进行干涉的体现。从长期和宏观来看，人类的社会存在确实决定社会意识，因此革命最终还是把改变社会结构作为目标和巩固革命本身的手段，绝对不存在只停留于精神生活的革命。
既然“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传统马列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而言，广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关系可以影响生产力的发挥，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生产关系要么在制度竞争中被淘汰，要么被内部产生的新制度更新，所以在长期看来，生产关系因为自己对生产力的作用而服从于生产力水平。道德、文化、宗教、艺术等附属于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也因此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
本文前面的部分也反复应用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不过，任何规律都不能无条件成立。具体到这条规律，只有在生产关系能够利用生产力的增长来淘汰或取代旧制度时，生产力的变动才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同步变化。前面几章论证了旧大陆农业社会基本符合这个条件，但这条规律在工业时代是否能成立，仍然需要考察。
前面曾指出，工业革命后的军事力量与工业经济规模和水平基本成正比，而且人类从此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军事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制度之间的外部竞争压力大大加强了。不过，当人类的破坏力足以摧毁全人类以后，继续扩大破坏力并不能增加军事竞争优势。人毕竟不能被屠杀2次，地球环境的破坏也无法通过发达的工业经济来挽救，所以军事竞争压力的增长有一个限度。具体到我们这个世界，军事竞争的极限就是核武器的量产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苏联的核武器才发展到足以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造成全面破坏，在这以前，特别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时代，军事竞争依然可以提供足够的外部压力，作为淘汰不能充分发挥生产力的制度的重要方式。
外部竞争压力的有效性还有赖于地球上有足够的竞争者来参与竞争。在农业时代，不需要太大的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为新制度提供运行空间，这一点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了。在早期工业时代，由于技术并不复杂，主要关键资源如煤、铁等分布广泛，因此有多个社会条件合适的国家可以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进入工业时代，参与全球性制度竞争。但随着工业体系越来越庞大，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门槛越来越高，一方面很难从落后地区中产生新的工业国家参与竞争，另外一方面既有的工业经济体不断合并、扩大，最终形成了几个互相依赖的寡头，竞争的有效性下降了。另外，在工业经济体的规模已经足以和地球的大小相比时，由于重点工业资源和市场分布极端不均衡，取得先发优势的经济体，其领先地位很难被后来者撼动，虽然后者可能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现实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这种转变大概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在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世界上尚有大小不等的7-8个强国拥有基本独立的工业经济，并基本能做到重工业所需的资源自给（来自本土或殖民地）。19世纪80年代日本能从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这说明当时的世界还可以比拟为一个经济制度的竞技场，外部竞争压力促使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生产力发生变化。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旧制度内部取代它。农业社会取代游猎采集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一个文明在短期内获得庞大的扩张空间时，如西欧在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面临的局面，自由资本主义也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内部产生，并在能够开发外部资源的中心地区率先取代原有制度。比如说某个企业可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率先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在拥有无限市场的情况下，通过排挤、并购、以竞争压力促使他人仿效的方式来进行制度扩张。随着新制度的壮大，海外贸易的受益集团与旧秩序中的上层阶级会争夺权力和资源，最终爆发直接冲突，完成新旧制度的更替。不过，这种事实得以发生的前提是新制度能够在小到一个企业的范围内表现它相对旧制度更强大的竞争力。如果某个新制度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表现出它在经济上的优越性，那么它是很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旧制度内部得到发展的，因为这种新制度会在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前被自发淘汰。
上一章曾经指出，在农业-手工业时代相对独立的各个经济部门在工业时代因共同的重工业基础而一体化、标准化。没有哪个企业或部门可以脱离整个工业体系谈“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某个新兴的制度能够促进整个工业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除非这一制度在短期内取得对整个工业经济的控制权，否则的话由于工业经济的一体化和标准化，新经济制度所控制的少数领域要么改变自身，屈从于旧秩序的压力以保证自身能够依托于工业经济而生存，要么只有灭亡一条路。由于现代大工业体系的不可分割性，新经济制度往往无法从0开始，以渐进的方式取代旧制度，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或对外战争等事件。当然，这种规模壁垒毕竟只是一种静态的障碍，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在经济上更优越的新制度总有机会取得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工业革命以后历史进程越来越快，往往等不到“足够长的时间”，技术背景和大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就已经再次变化了，所以，在某些缺乏外部竞争压力的地区，大工业体系的运行特性成了导致经济制度相对滞后于工业发展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工业时代，英国的许多重工业部门依然盛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不过，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结束，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完全结合成统一体以前，这种滞后现象并不严重。
总而言之，马列主义中常用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结论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大体上还是适用的，虽然我们的讨论并不能保证这一结论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依然成立，但对于需要解释历史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指导革命的马列主义而言，这个结论可以说基本正确。
从文明出现到21世纪，旧大陆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部分人类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名为国家的政治集团内生活。对此事实，马列主义解释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家出现的原因，国家是统治阶层的工具。这一论断也要放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拥有有固定疆域、国民、稳定的文化传统、法律体系、以及官僚机构和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的国家并没有神圣的光环，它的出现和企业、海盗、土匪等团体的出现一样，都是生存竞争在人类社会中延续的产物。前面已经具体解释了制度更替的两种方式——外部竞争和从内部萌生新制度，在制度竞争中，国家这种制度长时间占据主流地位，这是因为它的竞争优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漫长的竞争中，与一味追求暴力的纯军事团体或只强调文化认同的宗教团体、只关心利润的商人团体相比，把金钱、暴力、文化的力量一并结合。既承认上层阶级的特权，也注意不把下层社会逼入绝路的国家制度既能压制内部新制度的挑战，又能在外部竞争中抵挡入侵并进行扩张，因此这种制度占据了大部分农业地区，把大部分人口都纳入自己的控制。
当然，国家的主流地位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了所有土地、人口和力量。海岛上有海盗，商业发达地区有商团，非政教合一的国家有独立教会，深山里有土匪，江湖上有黑社会，远东地区有儒士的学术团体.........这些组织不受或不完全受国家控制，拥有相对独立的暴力、文化或经济权力，它们的存在也是人类社会内部制度竞争的结果。直到今天，虽然相对实力在工业革命以后得到加强的国家制度基本上垄断了土地和人口的归属，还把许多经济权力结合到国家政权内部，但独立于国家的权力依然存在。权力和资源在各个制度之间的分配取决于竞争环境，没有哪种制度具有天然的必然性。
既然制度竞争包括内部更替和外部竞争两种，那么一种制度的产生肯定要从内外两方面找原因。一方面这种制度必须能抵御其他制度的军事入侵与文化渗透，必要时还要对其他制度的地盘发动入侵，扩大自身的存在范围；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必须保持内部的稳定性，既不能让上层社会聚敛太甚，弄的下层发动革命，又不能让下层保留太多的剩余产品，以至于上层社会缺乏足够的资源以保持其文化特性并与其他制度相对峙。简单点说，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力量自卫和扩张（力量不限于军事，文化、宗教、工商业都可能帮助制度扩张），一方面要保证内部各个阶级和集团的矛盾不激化。国家就是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一种制度。
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国家的产生与长期存在自然也要从内外两方面找原因。但传统马列主义的似乎偏重于后者——“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固然，一种无法解决内部阶级冲突的制度是无法稳定存在的，但光是有内部矛盾，还不足以让国家这种形态在历史中占据如此之重要的地位，甚至不会让国家成为真实历史中的样子。传统马列主义之所以强调内部矛盾，必须考虑到这种理论的产生背景。
工业革命和此前的海上霸权使西欧的工商业以远超过农业增长的速度发展，工商业在经济中占的比例超出了此前和同期的任何地区性文明。大部分工商业部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效率在迅速扩张的年代要远高于小业主的家庭作坊，在工业革命后尤其如此，因此工商业的迅速增长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完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群体。这一群体曾经是农民，在经济的压力或诱惑下放弃了自己在农业社会中的位置，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一般来说并不比同期的农民更差，不过，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经济衰退时从工商业中取得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同样贫困的农民。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因为离开固化的农业社会而增长了见识，知道如何建立新组织、利用组织的力量来为自身谋取利益——这些特性在几千前中一直是由上层社会垄断的，因此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破坏既有社会秩序的倾向和能力远远超出此前被禁锢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随着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为了维系自身的地位和制度的持续，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欧上层社会必须安抚或镇压尖锐程度远胜于以往社会的阶级矛盾。
如前所述，海外扩张是工业革命的诱因，同时，海外扩张也使得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后都拥有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空间。因此，在工业革命前后，虽然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强弱不断改变，但它们面临的外部条件是相似的——与其倾全力在本土向邻国发动战争，不如用更小的代价到海外争夺利益。1870年以前，在盛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欧，上层社会之间维系了很长时间的和平。当然，和平不是绝对的，偶尔也会有拿破仑战争这样的事件，但很少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某国的制度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但总体来说，上层社会之间竞争的缓和使得国家机构的作用偏重于对内镇压破坏性力量，直到普法战争后，各大国才把国家机器的中心偏向于为未来的世界大战做准备，但依然时刻警惕着下层的革命。
在一个无产阶级日益增多，经济危机频繁出现，西欧内部相对和平的年代，西欧各国上层阶级建立远超前代的警察、监狱、军队、法庭和庞大的文官体系自然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的威胁。考虑到此前欧洲因中世纪政治体制残余而长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
在经济上，传统马列主义认为商品的价值应该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定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交换。占有资本的资本家不参与劳动，不创造价值，却占有商品的部分价值（剩余价值），因此这是剥削，是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时，因为资本家占有大量财富却不具有相应的购买力，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法避免生产相对过剩。在过剩产品无法向外倾销的前提下，社会会爆发经济危机，生产和消费螺旋下降，过剩与贫穷并存，直到生产力被降低到一定水准。
马列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理论显然是马列主义从历史到现实的关键所在，因此也是反对者集中火力批判、攻击甚至漫骂的领域。本书在此也将结合19世纪-20世纪前期的历史背景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
先说劳动价值论。不考虑少数人占有垄断性自然资源的情况，人类用来消费、交换的物品肯定是劳动成果，里面凝结了人类的劳动。如果把主流社会的劳动强度、效率都取一个理论上的平均值，然后以单位时间的平均劳动做计量单位，确实可以算出生产大部分商品所需要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般来说，人们并非是按照这个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来交换商品的，商品的价格由供需决定。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在长期供需平衡的前提下，商品的交换价格会在其真实价值附近上下浮动，平均值接近其价值。
既然价值只有在长期供需平衡的平均价格中才能体现出来，能以劳动价值论准确的描述的社会就应该是那些主要商品、物资供需基本平衡、稳定的社会。否则就得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修正，或是把研究范围限制在某个局部范围。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规模和占有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劳动力和资源基本来自传统农业社会，但除了工业革命最初的一代人时间，重工业产品——生产扩张的根源所在，却只能来自重工业自身，因此重工业产品和重工业本身在很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稀缺的重要物资，整个社会自然也不能被看做一个主要商品、物资供需基本平衡、稳定的社会。
传统马列主义经济学中的“剥削”概念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必然推导结果。既然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劳动，那么不直接参与劳动的人占有商品显然就不属于“合理”分配。不过，读过开头几章的作者应该知道，本书作者是坚决反对把“合理”这种属性引入唯物主义分析的。唯物主义分析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如果你试图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历史，就不应该用道德标签或感性描述去解释历史。
具体到剥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强调，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的工业社会都远不是一个平衡、稳定的经济体，直到今天，工业生产能力尚且没有满足全人类的生活需求，在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能力甚至没有完全占满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市场空间，还在不断的扩张。正如前面对资本主义的讨论——能主导扩张的一方在产品分配中占有优势。在工业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时，资本家占有工厂和重工业产品，而无产阶级只能出卖劳动力。只能来自重工业的重工业物资供应有限，劳动力却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无限征集，在工业水平能够提高农业生产上限后更是如此，因此占有相对稀缺资源的资本家占有全部利润，无产阶级却只能索取勉强维系生存的工资。这也可以理解为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通人的收入实在太低，低到了只能勉强维系生存的程度。即便工业可以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但一旦只提供简单劳动的工人可以取得稍高于温饱线也就是高于一般农民的报酬，自然就会有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转移，从而把工资重新拉回温饱线。只要工业还能够从传统社会得到廉价劳动力，简单操作工人的收入就不会超出温饱线太远。
当然，光是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还不足以支持工业资本主义持续扩张，技术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熟悉工业生产，能够维系工厂运转和促进工业进步的工程师、经理、技工是不能从传统农业社会中找出来的，他们本身也是现代工业体系的产物。因此，相对不断扩张的工业经济，他们也是非常稀缺的一种“物资”，能够分享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财富增长，获得远高于维持养家糊口所需的报酬。不过，在工业化的早期，由于第一代工业母机和工作机的制造、操作都非常简单，技术在工业经济中的地位还不象后来这么高，工业经济也不需要多少科学基础研究的支持。所以不仅科研、技术人员占工业劳动力的比例非常低，他们能分享的财富也非常有限。简单的说，由于工业技术简单，扩散快，体力工人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熟练技工，或者资本家本身直接承担技术、管理工作，所以科技、管理人员的收入并不是很高，工业化产生的剩余财富大部分还是被资本家占有。科技-管理阶层要等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革命）才能在工业剩余财富分配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无论我们如何解释剥削，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早期工业化时代，少数资本家因为他们拥有的工业资本而占有了绝大多数现代工业带来的经济增量，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除此之外，只有少数技术、管理人员拥有稍高于温饱线的收入，大部分工业人口都属于勉强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与农民相差无几。因此，如潮水一般从工厂里涌出的工业品肯定无法在工业社会内部得到足够的购买力，即便考虑到资本家的奢侈消费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前面讨论资本主义特性时已有了详细论述。在工业时代，由于现代工业大大提升了效率，工业部门够创造的剩余产品远远超过保持在温饱线上的工资，所以产品相对过剩的问题比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严重的多，必须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找到市场。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有一天这个矛盾的激化将给无产阶级接管世界创造机会。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过后，随着主要工业国家的全部人口基本工业化，同时发达国家加强了对落后地区人口流入的限制，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即便不占有资本和技术，也可以因为竞争的缓和而获得超出温饱线的收入。另外，在内战和革命的威胁下，发达国家建立的福利制度和因为科技进步而产生的生产设备更新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购买力。这些情况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意料之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但起码缓和了矛盾，推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本书后面几章还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绝大多数人生活未能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张而同步提高，而这种现象带来的购买力不足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业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同时，资本家和技术精英以垄断选举权、限制候选人资本，以私有媒体和政治捐款干涉选举等方式垄断了政治权利，从而保证没有人可以用合法方式把资本家的财产转化为平民的购买力。结果，在工业科技为经济提供了无限增长可能的年代，生产过剩与贫困并存。传统马列主义把这种问题全部归咎于私有制，认为这种以追求私有财富为唯一目标的社会规则造成了人类的贫困，同时还给规则自身带来了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统马列主义认为，有且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条路。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和财富基本由少数资本家拥有且直接经营，购买力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确实直接体现为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体现为私有制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禁锢。不过，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简单的废除私有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方面技术-管理基层急剧扩大，同样会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某些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资源和技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倾销产品、利用廉价劳动力并压制新的工业经济体出现，购买力集中于少数国家，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购买力不足的现象。这两种现象都不是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制能解决的，事实上，象苏联这种号称已经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少数人占有财富和“剥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的情况。
传统马列主义指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与根本危机，也为它的结束做出了美好的预言。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重工业对农业进行改造后，也包括失去土地的农业工人）将取代资产阶级或是残留的土地贵族、军阀等上层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在新社会中，所有人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仅会象过去那样参与生产，而且还会管理生产，占有所有财富。在这种社会里，所有剩余产品都会被分配给它的成员消费，拥有无限扩张可能的工业不再受到购买力的限制，所以，它也是一个富饶的社会。
这个预言是颠覆性的，因为自从文明出现以来，由少数人在事实上垄断政治权利和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是所有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几千年中从未变过。如今马克思说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接管社会，列宁则领导工人赶走了资本家和政府，破坏了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系，旧社会的利益集团和习惯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对此绝不能接受。大部分批评者认为这个预言是一个谎言，少数理智一些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这个预言并非空穴来风，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趋势来看，这其实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很自然的一个推导结果。
前面在分析农业社会时，作者曾经指出：从制度竞争的角度看，财富集中于上层社会是因为上层社会承担了制度竞争的压力。在经济比较稳定、无法超越自然上限的前提下，把剩余产品分配于下层会减少这个制度的竞争力，这是农业社会的规律。到了工业社会，由于某个制度的竞争力决定于这个制度所控制的现代工业规模和水平，而工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不断增长的潜力，所以制度竞争主要体现为比较哪个制度更能促进工业的增长。至于把财富集中于上层社会这种小小的竞争优势，在指数化增长的工业经济面前不值一提。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导致工业经济体系不能以理论速度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市场不足。英国因为占有广阔的市场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因为周期发生的经济危机而破坏宝贵的工业能力。随着传统农业社会所能提供的外部购买力越来越少，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马克思认为在废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以后，不需要考虑市场限制的公有制工业社会将取得更高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够以更强大的物质实力来淘汰现有社会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结论。旧俄国的工业基础曾是资本主义列强中最弱的，但苏维埃政权根据现代工业的具体结构而不是贫穷的工人的购买力制订基本的经济政策，把一切剩余产品用于分配或投资，从而取得了超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入侵后还是坐到了第二大工业强国的位置，这体现的就是新社会的经济竞争优势。当然，在提升最终消费品的质量和种类上，小型企业和私有企业确实有其优势，公有计划经济确实有缺陷，但在大工业时代，这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后文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另一个现象是技术-管理精英相对地位的上升。
前面曾指出：在工业化的早期，由于工业技术比较简单，技术相对资本分享利润较少；同时因为企业规模小，资本家能够亲自参与管理；再加上技术门槛低，竞争激烈；技术工人和非资方管理人员的收入始终与缺乏稀缺资源（如资本、技术）的纯粹无产阶级拉不开差距。因此，当时工业社会基本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资本家为一方，包括技术-管理人员在内的劳动阶级为另一方。
随着工业技术日趋繁杂、艰深；工业组织越来越庞大、复杂，从简单劳动力到技术-管理人员的门槛越来越高，技术-管理人员在工业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前面曾指出，技术-管理人员只能由工业经济自身产生，因此也属于稀缺资源。确切的说，稀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具有的技术-管理能力。资本家因为他们占有的稀缺工业物资而能够占有剩余产品，技术-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他们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而分享剩余产品，在工业化步步深入，技术-管理人员比例上升的年代，它们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了。
马克思和列宁敏锐的观察到：虽然工业物资和专业人员的技术能力同样是工业经济运行、扩张所必须的稀缺品，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工业物资不必非得属于少数资本家才能起作用，技术能力却不能脱离劳动者而存在。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主要工业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分离，许多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后代沦落为剪息票为生的食利阶层、社会寄生虫。所以，消灭资本家，让无产阶级自己来管理生产，看起来是既可行，又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更有希望在制度竞争中取胜。
从破除市场限制和消灭无用的食利阶层两个角度考虑，马克思认为消灭资本家阶层，让无产阶级接管社会是制度竞争的必然结果。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马克思这个预言似乎没有应验，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倒是宣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政权已经灭亡或变质了。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的这个建议，才得以进入战后的繁荣，一直把霸权维系到今天。
从产权角度看，福利制度、高累进税、对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和政策优惠、允许工会的存在、对工作待遇和劳资关系进行限制、限制外国劳动力进入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社会调控措施其实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严格限制，同时向无产阶级提供额外的收入以增加购买力、稳定本国底层社会。必要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还会把企业国有化。从政治方面来看，19世纪受到性别、财产、种族、受教育程度严格限制的选举权已经基本扩大为普选权，被选举权也在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这些制度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和主流知识分子看来，即便不是罪大恶极的共产主义，也算是离经叛道、有违自由主义精神了。
至于说无产阶级接管社会，其实无产阶级中的技术-管理精英阶层早就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权利。且不论在中国、苏联、东欧管理社会的精英官僚，即便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主导经济运行的大型企业集团甚至垄断企业也基本成为了股权分散的股份制企业。股权分散的结果是所有者无法具体操控资产的运行，甚至无法控制利润的分配。专业壁垒和个人权力的分散使得监督成本越来越高——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因就是所有者没有管理、维护工业体系的能力，监督自然也无从谈起。股东只能听任公司的经理们通过官僚体制给公司做决策，给自己发高薪，甚至把股权向高级管理人员转移。另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级政府的开支合计在社会总产值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一般要有40%或更多，这也有利于技术官僚的统治。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育，许多公司的股东本身也是由无数分散股东所有的法人，而不是自然人，各种法人互相持股、交错控制是很常见的现象。技术官僚们只要稍有合作就可以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全部资产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资产阶级根本无法通过复杂的产权网络，和经理、律师、基金管理人、工程师们组成的技术官僚集团相对抗，主张自己微弱的权利。在名义上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中、苏两国，官僚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使自身成为一个特权集团的。象日本这种后发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技术官僚干脆把私有企业这层外壳丢掉，通过数个根本无从寻找所有者的大集团来统治国家，剥削第三世界，安抚下层阶级。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那种产权明确，经营自主，资方占绝对优势的企业如今只能在消费品工业等低利润、低技术附属产业或是第三世界的边缘地区才能找到了。
马克思和列宁预言私有制将被消灭，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把私有制定义为他们生活的年代里的那种不受控制、明确到资本家个人的私有制，那么资本主义至少在其发达的中心地区消灭了这种私有制，因为它并不适合已进入大工业时代的核心地区。他们还预言无产阶级将控制社会，预言也应验了，但取得权利的只是无产阶级中的技术-管理精英，他们先是依附于资产阶级，作为小资产阶级而存在，然后他们和资本家结成联盟，最后他们干脆把资产阶级变成自己的附属品，反过来统治自己曾经的同伴，限制这一进程的继续进行。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所没有想到的。
只要有利润，能实现扩张，资本主义不会被任何具体制度所限制，这是制度竞争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资本家阶层不过是资本在某个发展阶段合适的代理人，如果这个阶层的霸权会阻碍资本的扩张，那么这个阶层自然会在竞争中被削弱或干脆消灭。不过无论资本主义如何改变，它都是一种在制度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制度，既不一定和人类的福利相合，也不具有任何神圣性、必然性。地球的空间、资源和物质刺激能给人类带来的幸福都是有限的，扩张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何况大部分制度修正只是把矛盾转移到将来或边缘地区。在中国和苏联相继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后，失去了外部竞争压力，自身又基本结合为一体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势必遇到全面危机。
传统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最重要的预言自然是共产主义。从唯物主义出发，传统马列主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资本主义指出了灭亡的道路，同时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的灭亡将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共产主义，似乎“共产”是关键，其实这是中文翻译的一个结果。在共产主义中，共产只是方式，关键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传统马列主义认为人类因为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而不能自由的生活。比如说农业社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80%以上的人口必须把绝大多数时间用于艰苦、单调的劳动，而无暇顾及艺术、文化，这是物质条件对自由的限制；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本来人们可以自由的相爱，但社会压力促使人们按照“门当户对”的标准挑选夫妻，以在集市上买肉的方式进行性交易，这是社会结构对自由的限制，也叫异化。两种限制常常互相结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以经济危机的方式限制经济发展，从而妨碍了人类利用工业带来的发展潜能扩大自己的自由。
共产主义所说的自由发展并非是无限自由，至少从可预见的未来来看，人类绝对不会拥有随意去其他恒星系旅游的自由，也不会拥有随意杀人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在那里人类能够在不侵害其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尽量的利用现有社会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自由的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显然是现代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社会。马克思和列宁认为消灭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不平等和经济危机，不仅生产力会迅速发展，平等的人类也可以从中获得天堂。当然，这个天堂是需要劳动的。
从唯物主义出发，传统马列主义认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社会变化 恰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所以共产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发展，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在恰当的时候顺应历史潮流，消灭资产阶级，接管社会，为共产主义的到来改造社会。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改造社会的短暂专政阶段。
传统马列主义预言共产主义革命一旦在某个主要国家出现就会立刻蔓延到全世界。这个时间先是被一些共产主义者放在19世纪末，然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使大家认为这个时间也许就是191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共产主义浪潮和越南战争也曾经是被共产主义者寄予希望的时刻。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些事件和时刻都已经成为历史。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言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但最重要的预言——共产主义的来临，并没有成为现实，资本主义依然统治着世界，这是为什么呢？
很显然，马克思和列宁对历史的走向和对未来的规划都有一些偏差，这种有偏差的理论虽然足以让苏联成为超级大国，足以让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进入工业时代，但还不足以指导世界进入社会主义。具体而言，传统马列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弹性，没有预想到资本主义会从共产主义思想中借鉴如此之多的内容，从而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传统马列主义也低估了管理、改造社会的难度，没想到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远不足以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另外，传统马列主义也没有想到世界的发展如此不平衡，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压制落后国家，从而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市场，分出一部分利润去安抚本国的无产阶级。更重要的，唯物主义虽然是科学的考察方式，但已有的大部分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是20世纪以前总结的，19世纪和此前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基本以物质力量进行激烈制度竞争的年代。到了20世纪，制度竞争的规模和方式都和以前大不相同，原有规律的适用性甚至规律是否存在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讨论。
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是自由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建立的时代。他们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给出了一个最精确的描述和具有最大可能性的预言。不过，他们不是上帝，无法把那些他们逝去以后才出现的客观条件纳入考虑，因此他们的预言显然受到当时的知识水平的限制，具有历史局限性。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比做一个三维的形体，其中某个延伸方向代表时间，那么，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平面，平面对历史这个三维形体有一个截面，马克思和列宁就是对这个截面做了足够精确的描述，并预测这个截面将延着时间轴平移，构成未来的历史。作者和读者处于21世纪，距离那个时代已有1个世纪，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维度（三维）来观看这段历史，自然要比从一个截面（二维）去推断未来的传统马列主义看的清楚。对于20世纪历史运行方式的变化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依托，读者将在接下来的几章里读到作者的分析。（未完，预计还有12章左右）
称霸全球的工业自由资本主义不是任何人或神灵设计出来的。在工业革命爆发之时，自由资本主义比其他任何制度更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无限扩张空间，因此它能够在工业时代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把原来浮于表面且即将结束的海上优势发展成绝对性的世界霸权。既然自由资本主义兴盛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共同创造的，几乎是无限的扩张空间；到了1900年前后，当这个“无限空间”与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对比不再无限的时候，客观条件的变化自然会促使新的制度来取代旧的上层建筑。
如果市场空间饱和或接近饱和，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夺取竞争对手的市场空间才能顺利扩大利润。在全球市场被瓜分一空的情况下，各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必须从跑马圈地式的扩张转为步步为营的推进。很显然，在这种外部竞争条件下，那些步伐一致，内耗较少的资本主义体系会占据优势。于是原本分散的企业在资本家的理智选择下逐渐聚拢起来。
为了利润，资本主义一向不择手段。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强国已不止一个，市场竞争绝不会停留在工商业领域。战争可以让资本集团以最直接的方式掠夺财富、占领市场空间、打击敌人生产能力和商业网络，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战争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众所周知，赢得战争需要统一的指挥、严格的纪律和长期的谋划，与战争相配合的政治、经济行动也一样。所以频繁的军事行动也迫使一向崇尚自由的资本家们协调他们的行动。
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趋势只与扩张空间与现有经济规模之间的比例有关，我们可以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中找到类似的过程。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荷兰霸权时代，西欧（尤其是荷兰）弱小的生产能力与庞大的世界市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大部分利润依赖于转运其他地区的物资和贩运香料等奢侈品。因此，相对后来的资本主义体系，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以荷兰为典型）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非常松散，很大一部分军事力量属于各个公司而不是政府。在战争时期，企业仍然可以与敌国进行贸易，甚至独立发动战争，享有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在其他较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崛起后，工业革命爆发以前，随着海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种政治结构成了荷兰霸权衰亡的重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因为荷兰实在太小）。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不再具有类似的发展条件（由一个人口、土地、生产能力都不多的小国控制世界经济），也不再让本国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企业享有类似的“自由”。
工业经济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随着重工业成为生产力（注意不是资本主义经济，除非有足够的购买力）发展的发动机，重工业的运行、发展特征也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那些更适合重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会因为重工业在经济、军事领域的重要性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相对农业时代的农业与和手工业，重工业和被重工业改造过的其他产业部门的几个显著特征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
第一个特征是整体化
在农业时代，绝对技术水平低下，行业之间的技术壁垒很低。各个产业部门除了都要从农业取得剩余粮食以外，基本上是独立运行的。象造船、军工、炼铁等手工业部门可以在部门内部制造大部分工具，解决大部分技术问题并培养自身的技术人员。因此，只要有需求、资源和剩余粮食，大部分产业部门可以独立扩大规模和提高技术水平。在这种外部条件下，让各个行业的企业独立决定其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显然更有利于其发展。
工业革命以后，重工业作为通用负熵流的来源和可提高负熵利用率的工业装备的来源，将所有产业部门联成一个整体。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除非把生产能力降低到接近农业时代的水平，所有的工业部门都不可能独立运行、发展，只有和上下游产业部门相配合才能体现其效率。这和农业时代的规律截然不同。所以，没有哪个企业可以真正独立的作出经济决策，不依赖于上下游部门扩大生产规模或改变生产方式。
第二个特征是中间产品标准化。
农业时代的经济相对简单，大部分产业部门直接生产最终消费品，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物资交换相对较少，因此中间产品标准化对效率并没有多大影响。秦始皇把经济、文化上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成一个国家，不过是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度量衡。其中只有统一车轮距算是对制成品的规格实行标准化，但也不是因为上下游产业的配合。另外，不论是最终消费品还是中间产品，农业时代的产品都是手工劳动的成果，考虑到手工劳动的不确定性，将中间产品标准化的成本也非常高。因此农业时代各个经济部门基本上是按照自身的物理特征制造简单的产品，这也是农业时代负熵利用效率低的重要原因。
工业革命以后，一方面主要的中间产品都由机器制造，经济体系内部的标准化有了可行性；另一方面机器的运行与效率也需要中间产品的标准化来保证。例如，含水量较多的粮食或规格与要求不合的木材在农业时代可能会降价出售，但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尺寸或公差与定单不符的机器零件在工业时代却只能成为废铁。所以工业经济需要在中间产品中实行标准化，才能利用状态、品位不一的资源批量生产琳琅满目的廉价商品。
第三个特征是关键技术的出现。
这一特征在前面分析工业革命的时候已经指出过。工业时代的经济依赖于来自生物界以外的负熵流和远胜前代的负熵利用效率，因此能提供更多、更稳定的负熵流的技术和促进负熵利用效率的技术在经济体系内处于最基础的位置。比如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和机床制造技术，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的炼油业、内燃机和电力设备制造技术，70年代的计算机技术等。其他一些次要技术的实现则有赖于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
农业时代各个产业部门独立运行，技术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一系列随机分布、互不联系的微小进步。因此，工业革命以前让各个产业部门乃至企业自主的决定科研投入（或决定不投入）比较符合当时的经济基础条件。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速度大大提高，少数工矿业部门的关键技术也体现出了超出其他技术的特殊地位。正如前面指出的，主要经济增长来源于越来越强大，利用率越来越高的负熵流，而不是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经济增长出现了关键领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有意识的对这些领域进行重点投资要比让各个企业或行业独立决定投资、发展方向要更有利一些。
工业的整体化、标准化、将投资集中于关键领域这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自由资本主义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市场经济的拥护者所想象的那种无摩擦的市场，人们交流信息、达成妥协、预测未来都需要付出代价，因此市场达到最优状态也是有成本的，如：时间、破产的企业、浪费的资源等等。特别是在工业整体化、标准化以后，任何一点微小的外界条件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整个工业生产体系最优状态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非常频繁的话，让无数个独立的企业的独立决策通过市场组合成最优状态的成本可能会很高，甚至还没有转向最优状态最优点就已经再次移动了。
工业关键技术的迅速进步恰好提供了这种外部条件。新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负熵流的来源和可能利用方式持续提高，市场经济的信息交流即便得到了电报网的加强也无法跟上这种技术进步的步伐。由于工业关键技术的分布相对集中，其范畴、开发方式和影响都可以通过科学来进行预测，所以对经济进行集中指导甚至一定程度的计划成为可能。在这种统一指导下，人类以自己的理智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作出计划，可能会有偏差甚至失误，但只要计划指导的范围不超出重工业和被重工业充分改造的经济部门，其精确性就可以在关键技术集中于少数领域的前提下得到保证。
在重工业部门和相关经济部门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在工业时代有两个优点：首先是有利于少数关键技术的开发，从而以打破旧经济模式，提高生产上限的方式促进了生产。其次是让经济结构在以高于市场调配的速度迅速达到一个接近暂时最优点的位置。由于工业革命以后新技术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越来越复杂，人类理智以科学方法对新技术的预测精度越来越高。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来计划经济损耗巨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有节制的计划经济会在长期发展中比纯粹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因为计划经济的有形损失往往会小于市场经济所未曾创造的那些“无形损失”。其实即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即便是农业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是由远远超出家庭规模的企业而不是无数个体经营者组成的，其原因就在于局部范围内的计划经济运行成本远低于纯粹的市场经济。但只有到了工业革命充分展开以后，技术背景条件才使得计划经济可能在整个行业甚至国家的范围内优于自由市场经济。
英法等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强权确实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由于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所拥有的工业力量是在无意中得到的，因此他们并没有充分的利用这种优势，把整个地球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消灭一切可能的竞争者。一些传统的强权仍能暂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其中几个最终变成了新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这些后来者的存在保证了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某些国家的专利，保证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内部存在竞争。所以，在技术背景与相对市场空间发生变化的时候，19世纪的世界上有足够的竞争压力促使整个工业资本主义随之改变，具体而言就是集团化、垄断化、军事化。一般称这个时代以后的资本主义为垄断资本主义（传统上又称为帝国主义，容易引起歧义，本书不用）。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大部分经济部门被少数寡头控制，甚至被某个大企业垄断。这种现象在重工业部门，尤其是军工部门尤其明显。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和工业经济的发展，这些大规模企业集团以金融资本为粘合剂，不断的向上下游扩张、合并；内部的组织结构也在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一体化、官僚化，最终把自由资本主义赶出了关键经济部门。在垄断组织发育比较充分的的日本和美国，几个最大的资本集团完全可以联手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在政治领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力量分散于小业主，所以而上层社会内部一度盛行民主、分权制度。在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主流以后，政治结构也向集权和专制演化，地方政府和议会的权利都被大大缩小，文官政府的权力与垄断集团和军官阶层紧密结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留下来的上层建筑在这个时代只是浮于表面的一层装饰品。
经过几十年的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不再是主流制度。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惯性不同，各国发生这个转变的时间与转变速度也不完全相同。英国、法国的历史包袱重，既有体制的惯性大，所以转变较慢。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短，政府直接有意识的介入了工业化进程，所以转变较快，德、日等国的军事传统和专制倾向也加强了这一转变的速度和它们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二波工业化浪潮中出现的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强国都具有军国主义和专制倾向，这绝不是，在19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空间与工业化生产能力之间的基本比例和重工业在经济内部的地位是被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确定的外部条件，这决定了军国主义专制国家更容易（注意不是必然）在这个时代崛起。，
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它们分享工业财富的唯一方式就是出口来自农业-手工业和初期矿业的原料和农产品，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依然以自由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由于中心地区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刚刚结束，其上层建筑依然带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色彩，所以在边缘地区从纯粹的稳定农业社会向经济殖民地转化的过程中，往往会有部分知识分子与买办相结合，以学习发达国家的名义来推行自由资本主义。不过，欧洲以自由资本主义触发工业革命并因此称霸的历史条件无法再现，这种缺乏根据的空想往往只是加强了既有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中心地位和殖民地的从属地位。
在中心地区，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从1870年左右开始的。从1870年到1910年，虽然世界市场还未被完全瓜分，但随着剩余空间的减少，开发新市场的速度开始下降，一旦稍有波折，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就会追上市场边界。因此经济危机频繁发生，1873年就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危机。不过，既然世界市场还有开发的余地，随着危机销毁了部分过剩生产能力和新市场的开发，主要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还可以在危机后向空白地区扩张，避免了直接冲突。但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市场竞争越来越强。到1900年左右，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均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正如本书前面曾指出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追逐利润和无限扩张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制度，为了实现自己的基本目标，从来不会拘泥于某种既有形式。西欧、美国、日本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完全是因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以垄断化面貌出现的资本主义更能谋取利润和实现自身的扩张，从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淘汰了那些拒绝变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并以竞争压力促使其他资本主义体系向垄断方向转化。
垄断资本主义毕竟还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必须获得利润和扩张的制度。它只是在工业化充分展开、生产力潜力直逼世界市场极限的19世纪末期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具有竞争力。率先采取这一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会取得竞争优势，从其他资本主义体系的势力范围内夺取利润和扩张空间。但一旦所有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都已经转入这个发展阶段，除了日益增长的军备投入会吸纳一些过剩生产能力外，市场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的严酷问题依然存在。在世界市场空间被全部占领开发后，无法向外部倾销产品的资本主义体系只能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去争夺对手的殖民地，或干脆以摧毁对方工业体系的方式来减少自身生产能力的过剩。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避免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可怕预言，世界大战如期在19世纪的第二个10年爆发。
十七 马克思、列宁和他们的时代
马克思生于1818年，逝于1883年，作为一个律师世家的后代和接受了大学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马克思本可以很轻松的成为上层社会的一部分，享用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财富和地位。但马克思却宁愿放弃这种富裕舒适的生活，去做一个叛逆者，一个与正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对的叛逆者。马克思不仅参与了工人国际组织的活动，以行动为击败资本主义贡献力量；还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指出了资本主义无法回避的根本矛盾。当然，除了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和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方式也做了重要预言。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了《共产党宣言》，1867年他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这两篇作品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内搅的世界天翻地覆，给共产主义做出了初步规划也深刻的改变了资本主义。考虑到马克思作出这种分析和预言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我们不得不赞叹他是一个天才。
列宁生于1870年，逝于1924年，如果说马克思的伟大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那么列宁的伟大则体现于他的行动。列宁也曾在1916年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变化做了详细论述，科学的解释了世界大战的原因。不过，列宁作的最重要的事肯定是在1917年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第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但它是第一个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让所有敌人最终都不得不承认其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权。经过几年残酷的战斗，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击败了包括来自世界所有强国正规干涉军在内的数百万敌人，在世界1/6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国家。这个国家继承的是所有资本主义强权中最弱小的经济基础，但在列宁逝世后它曾挺住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面侵略，然后在一种与主流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下成为超级大国，将2-3亿人口的生活水平从赤贫提升到世界中上水平，还支援了数十个国家的民族、阶级革命。虽然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所建立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理想在这个政权内部消逝的甚至更早，但列宁作为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将永远是人类在现实社会中追求理想主义的一个典范。
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再到1917年十月革命和二战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浪潮，社会主义运动构筑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实力也在不断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飞速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红旗下纷纷独立，渴求面包与尊严的无产阶级时刻准备迎接全球革命到来；而同期的资本主义却陷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时被产品过剩和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导致的暴动所困扰，逐步垄断化、军国化，最终以两次自杀性的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自己。在这一时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此消彼长，源于西欧的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榜样似乎即将成为世界的未来，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
在今天看来，当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很严重的问题和历史局限性，最终间接导致了第一次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它确实是对人类社会宏观运动描述最精确，预测最准确的理论，这也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本章下面的部分就将以19世纪与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为背景简述这一理论。
在分析以前必须说明一点：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和列宁均已去世，自然不可能再出现绝对“权威”的理论阐述。事实上，一般意义上的马列主义思想甚至未必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不过，对于生活于21世纪，要从理论分析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的作者与读者而言，有意义的是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社会主义运动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流地位，被大多数世人所认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因此本章暂且忽视那些非主流的马列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
传统马列主义认为自身的基础是唯物主义，认为科学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历史和社会研究，主张从绝对客观的视角去考察人类社会，这也正是本书前面部分的原则。但是，马列主义不仅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做出陈述的理论，马克思自己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19世纪和20世纪，马列主义是革命者理解社会的背景材料，同时也是革命者推翻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重新规划新社会的指导理论。革命者不仅用历史规律去解释新社会的胜利，还宣称新社会是一个更美好，更进步，更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
从其实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唯物主义。因为科学是客观的，绝对不会以道德为基础给任何历史事件带上“进步”或“美好”的帽子，为历史设定一个目标更是从根本上违反了科学精神，后面几章将会具体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把“先进”定义为财富的增长和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扩大，那么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在工业革命前后的数百年内确实在“进步”，其中的大部分居民都直接或间接从这种“进步”中得益。即便以今人的眼光看来，把尽力发展工业经济并让大部分社会成员享用到尽可能多的工业财富做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还是正确的，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传统马列主义的核心论点之一。既然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的思维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那么就不应该把思想、文化、艺术、信仰等精神运动看做独立的领域，更不应该认为这些精神运动会反过来主导物质世界。（应当注意，这并不是说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作者并不认为一切思维都被外界条件精确的决定，毕竟牛顿时代机械决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比如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主张人人平等的宗教容易在下层社会得到支持，而主张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宗教则更受上层社会的青睐，这并不是因为两种人的头脑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思考方式。
不过，必须指出，这个结论是一个长期统计性的结论，不能用来精确预测每一个人和某个具体时间的社会状况，唯物主义是承认偶然性的。而且传统马列主义也不否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事实上，革命作为一种以人的智慧来对社会进行规划的行动，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进行干涉的体现。从长期和宏观来看，人类的社会存在确实决定社会意识，因此革命最终还是把改变社会结构作为目标和巩固革命本身的手段，绝对不存在只停留于精神生活的革命。
既然“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传统马列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而言，广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关系可以影响生产力的发挥，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生产关系要么在制度竞争中被淘汰，要么被内部产生的新制度更新，所以在长期看来，生产关系因为自己对生产力的作用而服从于生产力水平。道德、文化、宗教、艺术等附属于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也因此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
本文前面的部分也反复应用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不过，任何规律都不能无条件成立。具体到这条规律，只有在生产关系能够利用生产力的增长来淘汰或取代旧制度时，生产力的变动才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同步变化。前面几章论证了旧大陆农业社会基本符合这个条件，但这条规律在工业时代是否能成立，仍然需要考察。
前面曾指出，工业革命后的军事力量与工业经济规模和水平基本成正比，而且人类从此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军事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制度之间的外部竞争压力大大加强了。不过，当人类的破坏力足以摧毁全人类以后，继续扩大破坏力并不能增加军事竞争优势。人毕竟不能被屠杀2次，地球环境的破坏也无法通过发达的工业经济来挽救，所以军事竞争压力的增长有一个限度。具体到我们这个世界，军事竞争的极限就是核武器的量产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苏联的核武器才发展到足以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造成全面破坏，在这以前，特别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时代，军事竞争依然可以提供足够的外部压力，作为淘汰不能充分发挥生产力的制度的重要方式。
外部竞争压力的有效性还有赖于地球上有足够的竞争者来参与竞争。在农业时代，不需要太大的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为新制度提供运行空间，这一点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了。在早期工业时代，由于技术并不复杂，主要关键资源如煤、铁等分布广泛，因此有多个社会条件合适的国家可以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进入工业时代，参与全球性制度竞争。但随着工业体系越来越庞大，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门槛越来越高，一方面很难从落后地区中产生新的工业国家参与竞争，另外一方面既有的工业经济体不断合并、扩大，最终形成了几个互相依赖的寡头，竞争的有效性下降了。另外，在工业经济体的规模已经足以和地球的大小相比时，由于重点工业资源和市场分布极端不均衡，取得先发优势的经济体，其领先地位很难被后来者撼动，虽然后者可能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现实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这种转变大概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在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世界上尚有大小不等的7-8个强国拥有基本独立的工业经济，并基本能做到重工业所需的资源自给（来自本土或殖民地）。19世纪80年代日本能从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这说明当时的世界还可以比拟为一个经济制度的竞技场，外部竞争压力促使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生产力发生变化。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旧制度内部取代它。农业社会取代游猎采集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一个文明在短期内获得庞大的扩张空间时，如西欧在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面临的局面，自由资本主义也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内部产生，并在能够开发外部资源的中心地区率先取代原有制度。比如说某个企业可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率先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在拥有无限市场的情况下，通过排挤、并购、以竞争压力促使他人仿效的方式来进行制度扩张。随着新制度的壮大，海外贸易的受益集团与旧秩序中的上层阶级会争夺权力和资源，最终爆发直接冲突，完成新旧制度的更替。不过，这种事实得以发生的前提是新制度能够在小到一个企业的范围内表现它相对旧制度更强大的竞争力。如果某个新制度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表现出它在经济上的优越性，那么它是很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旧制度内部得到发展的，因为这种新制度会在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前被自发淘汰。
上一章曾经指出，在农业-手工业时代相对独立的各个经济部门在工业时代因共同的重工业基础而一体化、标准化。没有哪个企业或部门可以脱离整个工业体系谈“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某个新兴的制度能够促进整个工业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除非这一制度在短期内取得对整个工业经济的控制权，否则的话由于工业经济的一体化和标准化，新经济制度所控制的少数领域要么改变自身，屈从于旧秩序的压力以保证自身能够依托于工业经济而生存，要么只有灭亡一条路。由于现代大工业体系的不可分割性，新经济制度往往无法从0开始，以渐进的方式取代旧制度，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或对外战争等事件。当然，这种规模壁垒毕竟只是一种静态的障碍，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在经济上更优越的新制度总有机会取得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工业革命以后历史进程越来越快，往往等不到“足够长的时间”，技术背景和大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就已经再次变化了，所以，在某些缺乏外部竞争压力的地区，大工业体系的运行特性成了导致经济制度相对滞后于工业发展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工业时代，英国的许多重工业部门依然盛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不过，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结束，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完全结合成统一体以前，这种滞后现象并不严重。
总而言之，马列主义中常用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结论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大体上还是适用的，虽然我们的讨论并不能保证这一结论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依然成立，但对于需要解释历史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指导革命的马列主义而言，这个结论可以说基本正确。
从文明出现到21世纪，旧大陆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部分人类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名为国家的政治集团内生活。对此事实，马列主义解释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家出现的原因，国家是统治阶层的工具。这一论断也要放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拥有有固定疆域、国民、稳定的文化传统、法律体系、以及官僚机构和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的国家并没有神圣的光环，它的出现和企业、海盗、土匪等团体的出现一样，都是生存竞争在人类社会中延续的产物。前面已经具体解释了制度更替的两种方式——外部竞争和从内部萌生新制度，在制度竞争中，国家这种制度长时间占据主流地位，这是因为它的竞争优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漫长的竞争中，与一味追求暴力的纯军事团体或只强调文化认同的宗教团体、只关心利润的商人团体相比，把金钱、暴力、文化的力量一并结合。既承认上层阶级的特权，也注意不把下层社会逼入绝路的国家制度既能压制内部新制度的挑战，又能在外部竞争中抵挡入侵并进行扩张，因此这种制度占据了大部分农业地区，把大部分人口都纳入自己的控制。
当然，国家的主流地位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了所有土地、人口和力量。海岛上有海盗，商业发达地区有商团，非政教合一的国家有独立教会，深山里有土匪，江湖上有黑社会，远东地区有儒士的学术团体.........这些组织不受或不完全受国家控制，拥有相对独立的暴力、文化或经济权力，它们的存在也是人类社会内部制度竞争的结果。直到今天，虽然相对实力在工业革命以后得到加强的国家制度基本上垄断了土地和人口的归属，还把许多经济权力结合到国家政权内部，但独立于国家的权力依然存在。权力和资源在各个制度之间的分配取决于竞争环境，没有哪种制度具有天然的必然性。
既然制度竞争包括内部更替和外部竞争两种，那么一种制度的产生肯定要从内外两方面找原因。一方面这种制度必须能抵御其他制度的军事入侵与文化渗透，必要时还要对其他制度的地盘发动入侵，扩大自身的存在范围；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必须保持内部的稳定性，既不能让上层社会聚敛太甚，弄的下层发动革命，又不能让下层保留太多的剩余产品，以至于上层社会缺乏足够的资源以保持其文化特性并与其他制度相对峙。简单点说，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力量自卫和扩张（力量不限于军事，文化、宗教、工商业都可能帮助制度扩张），一方面要保证内部各个阶级和集团的矛盾不激化。国家就是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一种制度。
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国家的产生与长期存在自然也要从内外两方面找原因。但传统马列主义的似乎偏重于后者——“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固然，一种无法解决内部阶级冲突的制度是无法稳定存在的，但光是有内部矛盾，还不足以让国家这种形态在历史中占据如此之重要的地位，甚至不会让国家成为真实历史中的样子。传统马列主义之所以强调内部矛盾，必须考虑到这种理论的产生背景。
工业革命和此前的海上霸权使西欧的工商业以远超过农业增长的速度发展，工商业在经济中占的比例超出了此前和同期的任何地区性文明。大部分工商业部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效率在迅速扩张的年代要远高于小业主的家庭作坊，在工业革命后尤其如此，因此工商业的迅速增长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完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群体。这一群体曾经是农民，在经济的压力或诱惑下放弃了自己在农业社会中的位置，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一般来说并不比同期的农民更差，不过，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经济衰退时从工商业中取得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同样贫困的农民。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因为离开固化的农业社会而增长了见识，知道如何建立新组织、利用组织的力量来为自身谋取利益——这些特性在几千前中一直是由上层社会垄断的，因此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破坏既有社会秩序的倾向和能力远远超出此前被禁锢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随着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为了维系自身的地位和制度的持续，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欧上层社会必须安抚或镇压尖锐程度远胜于以往社会的阶级矛盾。
如前所述，海外扩张是工业革命的诱因，同时，海外扩张也使得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后都拥有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空间。因此，在工业革命前后，虽然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强弱不断改变，但它们面临的外部条件是相似的——与其倾全力在本土向邻国发动战争，不如用更小的代价到海外争夺利益。1870年以前，在盛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欧，上层社会之间维系了很长时间的和平。当然，和平不是绝对的，偶尔也会有拿破仑战争这样的事件，但很少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某国的制度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但总体来说，上层社会之间竞争的缓和使得国家机构的作用偏重于对内镇压破坏性力量，直到普法战争后，各大国才把国家机器的中心偏向于为未来的世界大战做准备，但依然时刻警惕着下层的革命。
在一个无产阶级日益增多，经济危机频繁出现，西欧内部相对和平的年代，西欧各国上层阶级建立远超前代的警察、监狱、军队、法庭和庞大的文官体系自然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的威胁。考虑到此前欧洲因中世纪政治体制残余而长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
在经济上，传统马列主义认为商品的价值应该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定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交换。占有资本的资本家不参与劳动，不创造价值，却占有商品的部分价值（剩余价值），因此这是剥削，是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时，因为资本家占有大量财富却不具有相应的购买力，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法避免生产相对过剩。在过剩产品无法向外倾销的前提下，社会会爆发经济危机，生产和消费螺旋下降，过剩与贫穷并存，直到生产力被降低到一定水准。
马列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理论显然是马列主义从历史到现实的关键所在，因此也是反对者集中火力批判、攻击甚至漫骂的领域。本书在此也将结合19世纪-20世纪前期的历史背景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
先说劳动价值论。不考虑少数人占有垄断性自然资源的情况，人类用来消费、交换的物品肯定是劳动成果，里面凝结了人类的劳动。如果把主流社会的劳动强度、效率都取一个理论上的平均值，然后以单位时间的平均劳动做计量单位，确实可以算出生产大部分商品所需要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般来说，人们并非是按照这个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来交换商品的，商品的价格由供需决定。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在长期供需平衡的前提下，商品的交换价格会在其真实价值附近上下浮动，平均值接近其价值。
既然价值只有在长期供需平衡的平均价格中才能体现出来，能以劳动价值论准确的描述的社会就应该是那些主要商品、物资供需基本平衡、稳定的社会。否则就得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修正，或是把研究范围限制在某个局部范围。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规模和占有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劳动力和资源基本来自传统农业社会，但除了工业革命最初的一代人时间，重工业产品——生产扩张的根源所在，却只能来自重工业自身，因此重工业产品和重工业本身在很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稀缺的重要物资，整个社会自然也不能被看做一个主要商品、物资供需基本平衡、稳定的社会。
传统马列主义经济学中的“剥削”概念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必然推导结果。既然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劳动，那么不直接参与劳动的人占有商品显然就不属于“合理”分配。不过，读过开头几章的作者应该知道，本书作者是坚决反对把“合理”这种属性引入唯物主义分析的。唯物主义分析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如果你试图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历史，就不应该用道德标签或感性描述去解释历史。
具体到剥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强调，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的工业社会都远不是一个平衡、稳定的经济体，直到今天，工业生产能力尚且没有满足全人类的生活需求，在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能力甚至没有完全占满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市场空间，还在不断的扩张。正如前面对资本主义的讨论——能主导扩张的一方在产品分配中占有优势。在工业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时，资本家占有工厂和重工业产品，而无产阶级只能出卖劳动力。只能来自重工业的重工业物资供应有限，劳动力却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无限征集，在工业水平能够提高农业生产上限后更是如此，因此占有相对稀缺资源的资本家占有全部利润，无产阶级却只能索取勉强维系生存的工资。这也可以理解为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通人的收入实在太低，低到了只能勉强维系生存的程度。即便工业可以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但一旦只提供简单劳动的工人可以取得稍高于温饱线也就是高于一般农民的报酬，自然就会有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转移，从而把工资重新拉回温饱线。只要工业还能够从传统社会得到廉价劳动力，简单操作工人的收入就不会超出温饱线太远。
当然，光是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还不足以支持工业资本主义持续扩张，技术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熟悉工业生产，能够维系工厂运转和促进工业进步的工程师、经理、技工是不能从传统农业社会中找出来的，他们本身也是现代工业体系的产物。因此，相对不断扩张的工业经济，他们也是非常稀缺的一种“物资”，能够分享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财富增长，获得远高于维持养家糊口所需的报酬。不过，在工业化的早期，由于第一代工业母机和工作机的制造、操作都非常简单，技术在工业经济中的地位还不象后来这么高，工业经济也不需要多少科学基础研究的支持。所以不仅科研、技术人员占工业劳动力的比例非常低，他们能分享的财富也非常有限。简单的说，由于工业技术简单，扩散快，体力工人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熟练技工，或者资本家本身直接承担技术、管理工作，所以科技、管理人员的收入并不是很高，工业化产生的剩余财富大部分还是被资本家占有。科技-管理阶层要等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革命）才能在工业剩余财富分配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无论我们如何解释剥削，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早期工业化时代，少数资本家因为他们拥有的工业资本而占有了绝大多数现代工业带来的经济增量，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除此之外，只有少数技术、管理人员拥有稍高于温饱线的收入，大部分工业人口都属于勉强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与农民相差无几。因此，如潮水一般从工厂里涌出的工业品肯定无法在工业社会内部得到足够的购买力，即便考虑到资本家的奢侈消费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前面讨论资本主义特性时已有了详细论述。在工业时代，由于现代工业大大提升了效率，工业部门够创造的剩余产品远远超过保持在温饱线上的工资，所以产品相对过剩的问题比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严重的多，必须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找到市场。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有一天这个矛盾的激化将给无产阶级接管世界创造机会。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过后，随着主要工业国家的全部人口基本工业化，同时发达国家加强了对落后地区人口流入的限制，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即便不占有资本和技术，也可以因为竞争的缓和而获得超出温饱线的收入。另外，在内战和革命的威胁下，发达国家建立的福利制度和因为科技进步而产生的生产设备更新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购买力。这些情况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意料之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但起码缓和了矛盾，推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本书后面几章还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绝大多数人生活未能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张而同步提高，而这种现象带来的购买力不足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业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同时，资本家和技术精英以垄断选举权、限制候选人资本，以私有媒体和政治捐款干涉选举等方式垄断了政治权利，从而保证没有人可以用合法方式把资本家的财产转化为平民的购买力。结果，在工业科技为经济提供了无限增长可能的年代，生产过剩与贫困并存。传统马列主义把这种问题全部归咎于私有制，认为这种以追求私有财富为唯一目标的社会规则造成了人类的贫困，同时还给规则自身带来了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统马列主义认为，有且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条路。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和财富基本由少数资本家拥有且直接经营，购买力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确实直接体现为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体现为私有制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禁锢。不过，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简单的废除私有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方面技术-管理基层急剧扩大，同样会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某些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资源和技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倾销产品、利用廉价劳动力并压制新的工业经济体出现，购买力集中于少数国家，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购买力不足的现象。这两种现象都不是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制能解决的，事实上，象苏联这种号称已经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少数人占有财富和“剥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的情况。
传统马列主义指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与根本危机，也为它的结束做出了美好的预言。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重工业对农业进行改造后，也包括失去土地的农业工人）将取代资产阶级或是残留的土地贵族、军阀等上层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在新社会中，所有人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仅会象过去那样参与生产，而且还会管理生产，占有所有财富。在这种社会里，所有剩余产品都会被分配给它的成员消费，拥有无限扩张可能的工业不再受到购买力的限制，所以，它也是一个富饶的社会。
这个预言是颠覆性的，因为自从文明出现以来，由少数人在事实上垄断政治权利和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是所有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几千年中从未变过。如今马克思说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接管社会，列宁则领导工人赶走了资本家和政府，破坏了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系，旧社会的利益集团和习惯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对此绝不能接受。大部分批评者认为这个预言是一个谎言，少数理智一些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这个预言并非空穴来风，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趋势来看，这其实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很自然的一个推导结果。
前面在分析农业社会时，作者曾经指出：从制度竞争的角度看，财富集中于上层社会是因为上层社会承担了制度竞争的压力。在经济比较稳定、无法超越自然上限的前提下，把剩余产品分配于下层会减少这个制度的竞争力，这是农业社会的规律。到了工业社会，由于某个制度的竞争力决定于这个制度所控制的现代工业规模和水平，而工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不断增长的潜力，所以制度竞争主要体现为比较哪个制度更能促进工业的增长。至于把财富集中于上层社会这种小小的竞争优势，在指数化增长的工业经济面前不值一提。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导致工业经济体系不能以理论速度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市场不足。英国因为占有广阔的市场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因为周期发生的经济危机而破坏宝贵的工业能力。随着传统农业社会所能提供的外部购买力越来越少，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马克思认为在废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以后，不需要考虑市场限制的公有制工业社会将取得更高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够以更强大的物质实力来淘汰现有社会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结论。旧俄国的工业基础曾是资本主义列强中最弱的，但苏维埃政权根据现代工业的具体结构而不是贫穷的工人的购买力制订基本的经济政策，把一切剩余产品用于分配或投资，从而取得了超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入侵后还是坐到了第二大工业强国的位置，这体现的就是新社会的经济竞争优势。当然，在提升最终消费品的质量和种类上，小型企业和私有企业确实有其优势，公有计划经济确实有缺陷，但在大工业时代，这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后文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另一个现象是技术-管理精英相对地位的上升。
前面曾指出：在工业化的早期，由于工业技术比较简单，技术相对资本分享利润较少；同时因为企业规模小，资本家能够亲自参与管理；再加上技术门槛低，竞争激烈；技术工人和非资方管理人员的收入始终与缺乏稀缺资源（如资本、技术）的纯粹无产阶级拉不开差距。因此，当时工业社会基本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资本家为一方，包括技术-管理人员在内的劳动阶级为另一方。
随着工业技术日趋繁杂、艰深；工业组织越来越庞大、复杂，从简单劳动力到技术-管理人员的门槛越来越高，技术-管理人员在工业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前面曾指出，技术-管理人员只能由工业经济自身产生，因此也属于稀缺资源。确切的说，稀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具有的技术-管理能力。资本家因为他们占有的稀缺工业物资而能够占有剩余产品，技术-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他们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而分享剩余产品，在工业化步步深入，技术-管理人员比例上升的年代，它们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了。
马克思和列宁敏锐的观察到：虽然工业物资和专业人员的技术能力同样是工业经济运行、扩张所必须的稀缺品，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工业物资不必非得属于少数资本家才能起作用，技术能力却不能脱离劳动者而存在。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主要工业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分离，许多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后代沦落为剪息票为生的食利阶层、社会寄生虫。所以，消灭资本家，让无产阶级自己来管理生产，看起来是既可行，又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更有希望在制度竞争中取胜。
从破除市场限制和消灭无用的食利阶层两个角度考虑，马克思认为消灭资本家阶层，让无产阶级接管社会是制度竞争的必然结果。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马克思这个预言似乎没有应验，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倒是宣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政权已经灭亡或变质了。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的这个建议，才得以进入战后的繁荣，一直把霸权维系到今天。
从产权角度看，福利制度、高累进税、对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和政策优惠、允许工会的存在、对工作待遇和劳资关系进行限制、限制外国劳动力进入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社会调控措施其实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严格限制，同时向无产阶级提供额外的收入以增加购买力、稳定本国底层社会。必要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还会把企业国有化。从政治方面来看，19世纪受到性别、财产、种族、受教育程度严格限制的选举权已经基本扩大为普选权，被选举权也在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这些制度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和主流知识分子看来，即便不是罪大恶极的共产主义，也算是离经叛道、有违自由主义精神了。
至于说无产阶级接管社会，其实无产阶级中的技术-管理精英阶层早就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权利。且不论在中国、苏联、东欧管理社会的精英官僚，即便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主导经济运行的大型企业集团甚至垄断企业也基本成为了股权分散的股份制企业。股权分散的结果是所有者无法具体操控资产的运行，甚至无法控制利润的分配。专业壁垒和个人权力的分散使得监督成本越来越高——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因就是所有者没有管理、维护工业体系的能力，监督自然也无从谈起。股东只能听任公司的经理们通过官僚体制给公司做决策，给自己发高薪，甚至把股权向高级管理人员转移。另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级政府的开支合计在社会总产值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一般要有40%或更多，这也有利于技术官僚的统治。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育，许多公司的股东本身也是由无数分散股东所有的法人，而不是自然人，各种法人互相持股、交错控制是很常见的现象。技术官僚们只要稍有合作就可以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全部资产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资产阶级根本无法通过复杂的产权网络，和经理、律师、基金管理人、工程师们组成的技术官僚集团相对抗，主张自己微弱的权利。在名义上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中、苏两国，官僚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使自身成为一个特权集团的。象日本这种后发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技术官僚干脆把私有企业这层外壳丢掉，通过数个根本无从寻找所有者的大集团来统治国家，剥削第三世界，安抚下层阶级。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那种产权明确，经营自主，资方占绝对优势的企业如今只能在消费品工业等低利润、低技术附属产业或是第三世界的边缘地区才能找到了。
马克思和列宁预言私有制将被消灭，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把私有制定义为他们生活的年代里的那种不受控制、明确到资本家个人的私有制，那么资本主义至少在其发达的中心地区消灭了这种私有制，因为它并不适合已进入大工业时代的核心地区。他们还预言无产阶级将控制社会，预言也应验了，但取得权利的只是无产阶级中的技术-管理精英，他们先是依附于资产阶级，作为小资产阶级而存在，然后他们和资本家结成联盟，最后他们干脆把资产阶级变成自己的附属品，反过来统治自己曾经的同伴，限制这一进程的继续进行。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所没有想到的。
只要有利润，能实现扩张，资本主义不会被任何具体制度所限制，这是制度竞争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资本家阶层不过是资本在某个发展阶段合适的代理人，如果这个阶层的霸权会阻碍资本的扩张，那么这个阶层自然会在竞争中被削弱或干脆消灭。不过无论资本主义如何改变，它都是一种在制度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制度，既不一定和人类的福利相合，也不具有任何神圣性、必然性。地球的空间、资源和物质刺激能给人类带来的幸福都是有限的，扩张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何况大部分制度修正只是把矛盾转移到将来或边缘地区。在中国和苏联相继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后，失去了外部竞争压力，自身又基本结合为一体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势必遇到全面危机。
传统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最重要的预言自然是共产主义。从唯物主义出发，传统马列主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资本主义指出了灭亡的道路，同时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的灭亡将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共产主义，似乎“共产”是关键，其实这是中文翻译的一个结果。在共产主义中，共产只是方式，关键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传统马列主义认为人类因为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而不能自由的生活。比如说农业社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80%以上的人口必须把绝大多数时间用于艰苦、单调的劳动，而无暇顾及艺术、文化，这是物质条件对自由的限制；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本来人们可以自由的相爱，但社会压力促使人们按照“门当户对”的标准挑选夫妻，以在集市上买肉的方式进行性交易，这是社会结构对自由的限制，也叫异化。两种限制常常互相结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以经济危机的方式限制经济发展，从而妨碍了人类利用工业带来的发展潜能扩大自己的自由。
共产主义所说的自由发展并非是无限自由，至少从可预见的未来来看，人类绝对不会拥有随意去其他恒星系旅游的自由，也不会拥有随意杀人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在那里人类能够在不侵害其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尽量的利用现有社会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自由的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显然是现代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社会。马克思和列宁认为消灭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不平等和经济危机，不仅生产力会迅速发展，平等的人类也可以从中获得天堂。当然，这个天堂是需要劳动的。
从唯物主义出发，传统马列主义认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社会变化 恰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所以共产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发展，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在恰当的时候顺应历史潮流，消灭资产阶级，接管社会，为共产主义的到来改造社会。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改造社会的短暂专政阶段。
传统马列主义预言共产主义革命一旦在某个主要国家出现就会立刻蔓延到全世界。这个时间先是被一些共产主义者放在19世纪末，然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使大家认为这个时间也许就是191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共产主义浪潮和越南战争也曾经是被共产主义者寄予希望的时刻。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些事件和时刻都已经成为历史。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言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但最重要的预言——共产主义的来临，并没有成为现实，资本主义依然统治着世界，这是为什么呢？
很显然，马克思和列宁对历史的走向和对未来的规划都有一些偏差，这种有偏差的理论虽然足以让苏联成为超级大国，足以让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进入工业时代，但还不足以指导世界进入社会主义。具体而言，传统马列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弹性，没有预想到资本主义会从共产主义思想中借鉴如此之多的内容，从而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传统马列主义也低估了管理、改造社会的难度，没想到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远不足以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另外，传统马列主义也没有想到世界的发展如此不平衡，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压制落后国家，从而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市场，分出一部分利润去安抚本国的无产阶级。更重要的，唯物主义虽然是科学的考察方式，但已有的大部分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是20世纪以前总结的，19世纪和此前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基本以物质力量进行激烈制度竞争的年代。到了20世纪，制度竞争的规模和方式都和以前大不相同，原有规律的适用性甚至规律是否存在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讨论。
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是自由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建立的时代。他们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给出了一个最精确的描述和具有最大可能性的预言。不过，他们不是上帝，无法把那些他们逝去以后才出现的客观条件纳入考虑，因此他们的预言显然受到当时的知识水平的限制，具有历史局限性。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比做一个三维的形体，其中某个延伸方向代表时间，那么，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平面，平面对历史这个三维形体有一个截面，马克思和列宁就是对这个截面做了足够精确的描述，并预测这个截面将延着时间轴平移，构成未来的历史。作者和读者处于21世纪，距离那个时代已有1个世纪，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维度（三维）来观看这段历史，自然要比从一个截面（二维）去推断未来的传统马列主义看的清楚。对于20世纪历史运行方式的变化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依托，读者将在接下来的几章里读到作者的分析。（未完，预计还有12章左右）
十八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
唯物主义认为意识依托于物质，是物质运动的产物。当然，这里说的物质运动不限于飞机飞行这种宏观机械运动，也不限于铁矿石被造成汽车这种不涉及人类自身变化的运动。象人类身体中的神经电讯号这种微观复杂运动，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变异这种社会运动，其本质上也都是物质运动。从理论上讲可以用科学手段去研究。但是，从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积累的知识数量出发，人类对微观领域或足够复杂的体系，如人脑的具体运行过程还很难做到量化解释和精确预测。至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不仅异常复杂，而且涉及到人类自身，研究者既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考察，也无法随意做试验，相对的认识水平还要更低。如果用物理学来比拟的话，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学科应该还处于前牛顿时代。人类只能对这些领域进行很模糊的定性描述，或是在图书馆中记录大量的、无法准确阐述其联系的孤立事实。
因此，今天的人类和以往的人类都不能精确的描述那些直接与上层建筑相关的物质运动，比如人类尚且不能通过测量某人在某个时刻的大脑状态和外部刺激来预言此人下一步的思维与运动，也不能很精确的指出某个文化事件将在人类社会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人类甚至不能明确指出人类的意识究竟与什么样的物理或化学现象直接相关，也不知道如何直接干涉思维的运行。（即便人类拥有这个能力，恐怕这方面的科学实验也不会被允许）。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并不掌握这些领域的物质运动规律。一般所说的“规律”主要存在于物理、化学、工业技术等人类社会以外的自然科学领域。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事实：首先，在20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体制、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的传播依赖于特定人类的迁移和特定社会组织的扩张。其次,来自生物界的竞争规律也被人类社会所继承，各个人类个体和各种人类团体始终在不断的竞争，竞争的基础就是宏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在这两个事实成立的前提下，不论上层建筑自身存在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不论某个人类个体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如何变异，以外界物质力量为基础的竞争都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具体而言，可以视为客观条件的科技背景和物质条件共同决定了物质财富生产的上限，那些能够促使生产力达到甚至提高此上限的人类团体将在竞争中扩张，而不能完成这一目标的人类团体将在内外压力共同作用下被淘汰。在人类团体通过互相竞争进行淘汰的过程中，依附于人类团体的上层建筑也随之扩张或被淘汰。
同时，物质条件、科技背景和制度构成了人类个体的外部环境，由于人类个体之间也存在生存竞争， 因此依附于人类肉体的个人意识也会受到竞争规律的左右。最终能最大限度促进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和在这个上层建筑适应其位置的个人意识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条历史规律的由来。
这两个历史规律其实并不能帮助人类理解社会和思维的具体变化过程，但既然上层建筑和思维都必须依托于外界的宏观物质力量而存在，我们就可以通过宏观物质运动的规律来推测上层建筑和思维运动的变动趋势。这是一个很简单，同时也很巧妙的科学方法，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创举，进化论的创立就是很相似的一个例子。19世纪，达尔文在给出进化论的时候，并不知道遗传基因的存在，甚至连同时代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假说都不了解（孟德尔的理论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在1920年代才得到验证）。但他通过观察确认自然界中存在以食物和生存空间为基础的生存竞争，再考虑到生物的先天性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遗传给后代。于是，达尔文推论：千奇百怪的物种和各个物种的特异器官都是地球环境塑造的结果，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进化路线基本决定了生命的样式。无论生物基因的变异是随机变动还是遵循什么达尔文所不知道的规律，生存竞争只允许那些适应环境的生物占据主流地位，比如北极不会有不耐寒的动物，赤道上也少见毛发厚重的物种。至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这些物种的性状，达尔文坦率的回答“尚待考察”。
通过对竞争原则的巧妙运用，马克思和达尔文绕过了人类暂时不能解决的困难，对历史和生物界做出了简明而不失精确的解释，这是他们智慧结晶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本文前半部分的原则。不过，所有规律都有其适用范围。在利用某个规律来解释事实、预测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确定规律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了眼下的情况，所分析的样本发生剧烈变动时尤其如此。本书前面的部分曾粗略的论证了竞争规律在19世纪以前，也就是工业革命尚未充分展开以前的适用性，并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简要分析。鉴于工业技术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连续不断的冲击，在这一章，作者将考察常用的两条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是否在工业革命后的当代社会成立，以及是否能用来指导未来。
通过详细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两条规律的由来后，我们可以知道它们成立的几个前提：
首先，这两条规律都是统计规律。所谓统计规律，就是忽视具体个体的运动方式和特性，只考察整个群体的平均特性和整体运动趋势所总结出来的规律，这种规律不能用来解释或准确预测单次事件的过程和结局，但只要被考察的个体和范围不断增加，这种规律就有其用武之地。比如普适理想气体定律可以解释并指导蒸汽机的设计，但不能用来预言单个水分子的运行轨迹；交通流调查可以用来为路网建设做依据，但不能帮助交通警察追捕肇事逃逸的汽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具体到某次社会制度变革和某个特定的个体的思想变动，遵循唯物主义的科学在今天尚且无法完全解释解释和精确预言。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和与社会地位不相适应的思想完全可能在这种单次竞争中取得优势甚至胜利。不过，只要参与竞争的个体（个人或制度）足够多，社会变革或思想斗争足够频繁，那些在当前背景下更能促进物质财富开发利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就肯定会取得绝对的优势，那些与大趋势相反的偶然现象会被更多的其他正面现象所淹没。
统计规律的有效性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量，具体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规律，承载制度的“样本”就是能维系一个制度独立存在的文明社会，可能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是一个地区、一个联盟等等。前面已经论证了:由于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旧大陆农业地带内部的相似性，农业时代的旧大陆可以算做一个接近理想状态的制度竞技场，能够提供足够的竞争，保证大部分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采用最符合当时技术背景的制度。
工业革命后的技术进步使交通越来越方便、通讯越来越便利；工业财富的增长也给一个庞大、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僚体系创造了生存条件，这意味着国家或帝国的规模上限越来越大（包括它们控制的殖民地和附庸国）。象英国、美国、苏联这种世界性霸权和中国、印度这种本土有数亿人口的国家都成了寻常之事。同时，全球性的军事征服和经济渗透在轮船和铁路的支持下成为可能，竞争烈度不断上升，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连同它们所支持的上层建筑一并被消灭。
国家规模的扩大也和已探索地理空间的扩张有关，旧大陆的人类利用航海技术将整个地球纳入自己的控制，并因此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奠定了基础。不过，地理空间的扩张是有限的，在美洲、非洲、大洋洲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空白土地供殖民者开发。因此帝国扩张的速度很快就就超过了可开发土地的增长速度，帝国的规模最终足以和整个地球的大小相比，参与竞争的独立社会集团自然越来越少。19世纪早期还有六七个欧洲强权争霸，另有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保持传统大国地位；到了世界大战时代就只剩英、德、美三国在附庸国的帮助下角逐霸权。冷战则只有美、苏两个主角。
随着参与竞争的社会集团越来越少，竞争结果的偶然性将越来越大。打个比方，如果棋手A略强于棋手B，对奕有六成把握取胜，那么如果比赛1000局，几乎可以肯定棋手A将在总成绩上领先，强者胜率接近100%；随着总局数减少，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越来越高。在七局四胜时胜率为71%，五局三胜时为68.7%，三局两胜制下，胜率降到65.2%，单局决胜负时胜率又回到60%。类似的，如果制度竞争的参与者数量和制度间的交锋次数都越来越少，竞争的结果将会有更大的概率偏离长期趋势。
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内，不受控制的经济自由竞争会导向垄断，以物质力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竞争也一样。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主导、结合西欧日本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上一统世界，垄断了先进工业技术、控制大部分自然资源和铸币权，能够随时消灭挑战现秩序的中小国家而不必顾及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地区大国的意见，以往多种制度依托于不同的社会集团进行竞争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读者应该记得，前一章曾经指出工业经济体系内部很难产生新的独立经济体系，因此，现存的垄断性西方体制在内部和外部都缺乏竞争压力，统治集团和依附于它的上层建筑没有随生产技术增长而更替、变革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总结而来的唯物主义规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传统唯物主义规律成立的第二个前提是物质力量能够主导思想、社会运动。具体而言，这要求文化、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依附于特定的社区、民族、国家、文明等社会集团，思想依附于特定的人类个体。当某个社会集团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时，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随其扩张而扩张，或是迫使其他社会集团向其学习；竞争失利则意味着特定的上层建筑随社会集团的衰弱或灭亡而被淘汰。思想在社会内部的传播也一样，社会地位较高、闲暇时间多的的人很容易赢得追随者，穷困而死的寒士甚至没有机会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理论创新。在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早期，宏观的物质力量给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划定了严格的轨迹。
通过分析物质力量对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具体影响方式，读者应该可以看到，这种决定性影响只有在思想传播缓慢，生存竞争残酷、人类个体迁徙较少的社会中才成立。如果思想传播足够便利、成本足够低，比如说人人可以免费使用互联网，那么即便是最穷的人，只要提出的思想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有很大的可能在饿死之前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主流思潮。如果生存竞争不残酷，比如说为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保障，那么一时得不到足够财富的人或组织就无法和他们的文化、制度一起被淘汰。如果有很大比例的人口不断的长途迁徙，缺乏物质竞争力的思想和文化就无法随特定社区的消亡而被彻底淘汰。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三个条件，但在工业革命进行了两三代人以后，这三个条件同时开始消亡。重工业支持的印刷术和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义务教育使大大提高了思想传播速度，同时把思想传播的成本降低到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水平。1848年欧洲大革命和1870年巴黎公社虽然失败，却能逼迫统治集团开始为无产者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险。远洋航运和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则促进了大规模人口迁徙。到了20世纪，由于经济、社会背景的变化，传统唯物主义规律成立的第二个前提在核心地区也不再成立了。
写到这里应该强调，思想和上层建筑的扩张并不等于有形的物质结构的扩张，任何时候都不是。只是在农业社会，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一度限制了它们的自由传播，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特定的社会集团或人类个体取得竞争优势时，思想和上层建筑才能被动的扩张。但即使在农业社会，某些局部领域内也有相反的个别例子,比如说适量的苦修或殉道行为有时会增加某个宗教的皈依者。这同螳螂的生殖方式相似——完成交配的雄螳螂按基因的指示把自己做为雌螳螂的食物，用自身遗传因子的消亡换取更多遗传因子的可靠复制，从而使这种自杀方式能代代相传。在考察古代史时，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考察的主体是思想和上层建筑，人类和人类社区就象雄螳螂的躯壳，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
既然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得以成立的2个前提条件均已不成立，这些曾经很有效地解释古代史和近代史的规律就不能再用来解释当代社会，更不能作为预测未来的依据。不过，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状态并不比他们的农民祖先好多少（如果不是更差），穷困和封闭依然是困扰着这些人口的重要问题。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只能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减少这种贫困社区的数量。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还可以解释今天的许多具体问题，这在第三世界尤其明显。但无论如何，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不再应该用来预测全人类的未来，因为读者和作者真正关心的问题显然是今后数十年甚至数年的历史走向，而不是千年以后是否会有人间天堂。本书前面十几章所应用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即便这些规律继续成立，在短期内（几年或几十年），偶然性或其他因素往往会压倒长期趋势。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历史观的结束。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按照目前主流的说法，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特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条规律。标题中“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正是指这两条规律已经不再有效。不过，这两条规律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分析传统社会时的两个主要成果。它们因其简洁、有效而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标志，甚至被某些人认做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全部，这种错误观点应该得到纠正。在本章的开头，作者已经指出：物质运动的范畴远不限于一般物理意义上的运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变动也属于物质运动，可以被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所考察，并用尽量简洁的规律进行概括。规律都有它的适用范围，所以背景条件的变化决定了历史规律的出现和结束。但某个规律的结束不等于唯物主义原则，也就是科学原则的结束。因为科学即便不是人类考察世界的完美工具，也是人类能找到的最好的工具，是我们无法放弃的东西。在本书后面的部分里，作者将继续以科学原则为基础，尝试寻找新的历史-社会规律；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用简洁的规律来概括的现实和偶发事件，作者也将尽量精确地对其进行逐个描述，从而为探讨未来的人类社会提供依据。
唯物主义认为意识依托于物质，是物质运动的产物。当然，这里说的物质运动不限于飞机飞行这种宏观机械运动，也不限于铁矿石被造成汽车这种不涉及人类自身变化的运动。象人类身体中的神经电讯号这种微观复杂运动，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变异这种社会运动，其本质上也都是物质运动。从理论上讲可以用科学手段去研究。但是，从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积累的知识数量出发，人类对微观领域或足够复杂的体系，如人脑的具体运行过程还很难做到量化解释和精确预测。至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不仅异常复杂，而且涉及到人类自身，研究者既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考察，也无法随意做试验，相对的认识水平还要更低。如果用物理学来比拟的话，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学科应该还处于前牛顿时代。人类只能对这些领域进行很模糊的定性描述，或是在图书馆中记录大量的、无法准确阐述其联系的孤立事实。
因此，今天的人类和以往的人类都不能精确的描述那些直接与上层建筑相关的物质运动，比如人类尚且不能通过测量某人在某个时刻的大脑状态和外部刺激来预言此人下一步的思维与运动，也不能很精确的指出某个文化事件将在人类社会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人类甚至不能明确指出人类的意识究竟与什么样的物理或化学现象直接相关，也不知道如何直接干涉思维的运行。（即便人类拥有这个能力，恐怕这方面的科学实验也不会被允许）。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并不掌握这些领域的物质运动规律。一般所说的“规律”主要存在于物理、化学、工业技术等人类社会以外的自然科学领域。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事实：首先，在20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体制、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的传播依赖于特定人类的迁移和特定社会组织的扩张。其次,来自生物界的竞争规律也被人类社会所继承，各个人类个体和各种人类团体始终在不断的竞争，竞争的基础就是宏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在这两个事实成立的前提下，不论上层建筑自身存在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不论某个人类个体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如何变异，以外界物质力量为基础的竞争都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具体而言，可以视为客观条件的科技背景和物质条件共同决定了物质财富生产的上限，那些能够促使生产力达到甚至提高此上限的人类团体将在竞争中扩张，而不能完成这一目标的人类团体将在内外压力共同作用下被淘汰。在人类团体通过互相竞争进行淘汰的过程中，依附于人类团体的上层建筑也随之扩张或被淘汰。
同时，物质条件、科技背景和制度构成了人类个体的外部环境，由于人类个体之间也存在生存竞争， 因此依附于人类肉体的个人意识也会受到竞争规律的左右。最终能最大限度促进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和在这个上层建筑适应其位置的个人意识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条历史规律的由来。
这两个历史规律其实并不能帮助人类理解社会和思维的具体变化过程，但既然上层建筑和思维都必须依托于外界的宏观物质力量而存在，我们就可以通过宏观物质运动的规律来推测上层建筑和思维运动的变动趋势。这是一个很简单，同时也很巧妙的科学方法，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创举，进化论的创立就是很相似的一个例子。19世纪，达尔文在给出进化论的时候，并不知道遗传基因的存在，甚至连同时代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假说都不了解（孟德尔的理论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在1920年代才得到验证）。但他通过观察确认自然界中存在以食物和生存空间为基础的生存竞争，再考虑到生物的先天性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遗传给后代。于是，达尔文推论：千奇百怪的物种和各个物种的特异器官都是地球环境塑造的结果，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进化路线基本决定了生命的样式。无论生物基因的变异是随机变动还是遵循什么达尔文所不知道的规律，生存竞争只允许那些适应环境的生物占据主流地位，比如北极不会有不耐寒的动物，赤道上也少见毛发厚重的物种。至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这些物种的性状，达尔文坦率的回答“尚待考察”。
通过对竞争原则的巧妙运用，马克思和达尔文绕过了人类暂时不能解决的困难，对历史和生物界做出了简明而不失精确的解释，这是他们智慧结晶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本文前半部分的原则。不过，所有规律都有其适用范围。在利用某个规律来解释事实、预测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确定规律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了眼下的情况，所分析的样本发生剧烈变动时尤其如此。本书前面的部分曾粗略的论证了竞争规律在19世纪以前，也就是工业革命尚未充分展开以前的适用性，并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简要分析。鉴于工业技术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连续不断的冲击，在这一章，作者将考察常用的两条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是否在工业革命后的当代社会成立，以及是否能用来指导未来。
通过详细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两条规律的由来后，我们可以知道它们成立的几个前提：
首先，这两条规律都是统计规律。所谓统计规律，就是忽视具体个体的运动方式和特性，只考察整个群体的平均特性和整体运动趋势所总结出来的规律，这种规律不能用来解释或准确预测单次事件的过程和结局，但只要被考察的个体和范围不断增加，这种规律就有其用武之地。比如普适理想气体定律可以解释并指导蒸汽机的设计，但不能用来预言单个水分子的运行轨迹；交通流调查可以用来为路网建设做依据，但不能帮助交通警察追捕肇事逃逸的汽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具体到某次社会制度变革和某个特定的个体的思想变动，遵循唯物主义的科学在今天尚且无法完全解释解释和精确预言。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和与社会地位不相适应的思想完全可能在这种单次竞争中取得优势甚至胜利。不过，只要参与竞争的个体（个人或制度）足够多，社会变革或思想斗争足够频繁，那些在当前背景下更能促进物质财富开发利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就肯定会取得绝对的优势，那些与大趋势相反的偶然现象会被更多的其他正面现象所淹没。
统计规律的有效性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量，具体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规律，承载制度的“样本”就是能维系一个制度独立存在的文明社会，可能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是一个地区、一个联盟等等。前面已经论证了:由于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旧大陆农业地带内部的相似性，农业时代的旧大陆可以算做一个接近理想状态的制度竞技场，能够提供足够的竞争，保证大部分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采用最符合当时技术背景的制度。
工业革命后的技术进步使交通越来越方便、通讯越来越便利；工业财富的增长也给一个庞大、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僚体系创造了生存条件，这意味着国家或帝国的规模上限越来越大（包括它们控制的殖民地和附庸国）。象英国、美国、苏联这种世界性霸权和中国、印度这种本土有数亿人口的国家都成了寻常之事。同时，全球性的军事征服和经济渗透在轮船和铁路的支持下成为可能，竞争烈度不断上升，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连同它们所支持的上层建筑一并被消灭。
国家规模的扩大也和已探索地理空间的扩张有关，旧大陆的人类利用航海技术将整个地球纳入自己的控制，并因此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奠定了基础。不过，地理空间的扩张是有限的，在美洲、非洲、大洋洲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空白土地供殖民者开发。因此帝国扩张的速度很快就就超过了可开发土地的增长速度，帝国的规模最终足以和整个地球的大小相比，参与竞争的独立社会集团自然越来越少。19世纪早期还有六七个欧洲强权争霸，另有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保持传统大国地位；到了世界大战时代就只剩英、德、美三国在附庸国的帮助下角逐霸权。冷战则只有美、苏两个主角。
随着参与竞争的社会集团越来越少，竞争结果的偶然性将越来越大。打个比方，如果棋手A略强于棋手B，对奕有六成把握取胜，那么如果比赛1000局，几乎可以肯定棋手A将在总成绩上领先，强者胜率接近100%；随着总局数减少，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越来越高。在七局四胜时胜率为71%，五局三胜时为68.7%，三局两胜制下，胜率降到65.2%，单局决胜负时胜率又回到60%。类似的，如果制度竞争的参与者数量和制度间的交锋次数都越来越少，竞争的结果将会有更大的概率偏离长期趋势。
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内，不受控制的经济自由竞争会导向垄断，以物质力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竞争也一样。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主导、结合西欧日本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上一统世界，垄断了先进工业技术、控制大部分自然资源和铸币权，能够随时消灭挑战现秩序的中小国家而不必顾及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地区大国的意见，以往多种制度依托于不同的社会集团进行竞争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读者应该记得，前一章曾经指出工业经济体系内部很难产生新的独立经济体系，因此，现存的垄断性西方体制在内部和外部都缺乏竞争压力，统治集团和依附于它的上层建筑没有随生产技术增长而更替、变革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总结而来的唯物主义规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传统唯物主义规律成立的第二个前提是物质力量能够主导思想、社会运动。具体而言，这要求文化、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依附于特定的社区、民族、国家、文明等社会集团，思想依附于特定的人类个体。当某个社会集团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时，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随其扩张而扩张，或是迫使其他社会集团向其学习；竞争失利则意味着特定的上层建筑随社会集团的衰弱或灭亡而被淘汰。思想在社会内部的传播也一样，社会地位较高、闲暇时间多的的人很容易赢得追随者，穷困而死的寒士甚至没有机会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理论创新。在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早期，宏观的物质力量给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划定了严格的轨迹。
通过分析物质力量对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具体影响方式，读者应该可以看到，这种决定性影响只有在思想传播缓慢，生存竞争残酷、人类个体迁徙较少的社会中才成立。如果思想传播足够便利、成本足够低，比如说人人可以免费使用互联网，那么即便是最穷的人，只要提出的思想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有很大的可能在饿死之前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主流思潮。如果生存竞争不残酷，比如说为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保障，那么一时得不到足够财富的人或组织就无法和他们的文化、制度一起被淘汰。如果有很大比例的人口不断的长途迁徙，缺乏物质竞争力的思想和文化就无法随特定社区的消亡而被彻底淘汰。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三个条件，但在工业革命进行了两三代人以后，这三个条件同时开始消亡。重工业支持的印刷术和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义务教育使大大提高了思想传播速度，同时把思想传播的成本降低到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水平。1848年欧洲大革命和1870年巴黎公社虽然失败，却能逼迫统治集团开始为无产者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险。远洋航运和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则促进了大规模人口迁徙。到了20世纪，由于经济、社会背景的变化，传统唯物主义规律成立的第二个前提在核心地区也不再成立了。
写到这里应该强调，思想和上层建筑的扩张并不等于有形的物质结构的扩张，任何时候都不是。只是在农业社会，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一度限制了它们的自由传播，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特定的社会集团或人类个体取得竞争优势时，思想和上层建筑才能被动的扩张。但即使在农业社会，某些局部领域内也有相反的个别例子,比如说适量的苦修或殉道行为有时会增加某个宗教的皈依者。这同螳螂的生殖方式相似——完成交配的雄螳螂按基因的指示把自己做为雌螳螂的食物，用自身遗传因子的消亡换取更多遗传因子的可靠复制，从而使这种自杀方式能代代相传。在考察古代史时，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考察的主体是思想和上层建筑，人类和人类社区就象雄螳螂的躯壳，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
既然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得以成立的2个前提条件均已不成立，这些曾经很有效地解释古代史和近代史的规律就不能再用来解释当代社会，更不能作为预测未来的依据。不过，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状态并不比他们的农民祖先好多少（如果不是更差），穷困和封闭依然是困扰着这些人口的重要问题。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只能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减少这种贫困社区的数量。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还可以解释今天的许多具体问题，这在第三世界尤其明显。但无论如何，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不再应该用来预测全人类的未来，因为读者和作者真正关心的问题显然是今后数十年甚至数年的历史走向，而不是千年以后是否会有人间天堂。本书前面十几章所应用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即便这些规律继续成立，在短期内（几年或几十年），偶然性或其他因素往往会压倒长期趋势。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历史观的结束。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按照目前主流的说法，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特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条规律。标题中“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正是指这两条规律已经不再有效。不过，这两条规律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分析传统社会时的两个主要成果。它们因其简洁、有效而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标志，甚至被某些人认做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全部，这种错误观点应该得到纠正。在本章的开头，作者已经指出：物质运动的范畴远不限于一般物理意义上的运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变动也属于物质运动，可以被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所考察，并用尽量简洁的规律进行概括。规律都有它的适用范围，所以背景条件的变化决定了历史规律的出现和结束。但某个规律的结束不等于唯物主义原则，也就是科学原则的结束。因为科学即便不是人类考察世界的完美工具，也是人类能找到的最好的工具，是我们无法放弃的东西。在本书后面的部分里，作者将继续以科学原则为基础，尝试寻找新的历史-社会规律；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用简洁的规律来概括的现实和偶发事件，作者也将尽量精确地对其进行逐个描述，从而为探讨未来的人类社会提供依据。
十九 最初的世界文化-道德体系
人类是理性的，人类做某件事的时候，总要考虑“能不能做到”和“这样做的后果”，以此作为做行动计划的依据。不过，人类也不是完全理性的，“这样做对不对”尽管无法量化的用数据或事实来考核，却也是人类必须考虑的问题，往往还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认为不对的事情，有利于自己也可能不做，认为正确的事情，却可能“知其不不可为而为之”。看来在物理定律以外，还存在一种无形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就是文化-道德体系，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核心。从根本上来说，文化-道德体系真正提供的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通过把具体的人类行和这个终极目标相比照，我们可以给每件事加上善、恶、好、坏的标签，然后决定是否该去做。比如,在中世纪的西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就是上帝的光荣，人类的行为规范就是要按既定的社会秩序为上帝服务。具体而言：教士用祈祷来赞颂上帝的光荣，贵族（和骑士）用剑保卫上帝的属民，农民用劳动来供养前两种人。服从这个秩序的行为就是正确、善行，应该得到肯定和奖赏；挑战这一秩序就是错误、邪恶，应该被制止并谴责。
文化-道德体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其他行为规范其实都是文化-道德体系的某种表现形式，法律就是一部分道德的量化体现。在大部分社会里，执法部门能够用暴力干涉某些人类的行为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而且这种暴力行为还能够得到社会认同，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认为某些行为（比如主动杀人）是不对的，应该受到惩处或至少被阻止。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严格的按道德规范行事，这其中有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罪犯，也有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不过，铤而走险的罪犯事实上并不否认现有道德的主流地位，至于伪君子，正如一句老话“虚伪是邪恶向美德传达的最高敬意”，他们都算不得文化-道德体系的真正敌人。真正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反对既有文化-道德体系的叛逆者、或者说彻底的革命者,一般说来总是绝对少数。除了那些天翻地覆的变革年代，大部分社会都拥有一个稳定的，足以给绝大多数人提供终极目标和行为规范的文化-道德体系。
对于生活在某个特定社会里的古人而言，他们的文化-道德体系是至高无上的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借助宗教的力量披上神圣色彩。但在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后世考察者看来，道德体系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将各个社会集团的长期利益分配矛盾进行调和的一种规则，是制度之间竞争的暂时胜利者。在物质竞争起主导作用的社会里，文化-道德体系的特征和基本结构都已经被经济基础所确定。本书前半部分对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变化规律做了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不过，作者在上一章已经论述过，几条主要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在工业化充分展开后已经结束，因此无法完全解释现代史和当代社会的文明史。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将对工业化充分展开以后的社会变化趋势进行总结，为本书的当代史部分和当代社会研究确立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道德体系发展过程的探讨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前面曾指出工业革命的一个后果是全球化。不过，一般的说法认为：广义的全球化从1500年左右开始。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工业革命使全球化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忽视且不可逆的事件。在本章中，作者以工业革命的充分展开（1840年前后）为界，把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旧大陆发达的航海技术使得远洋贸易成为可能，也使旧大陆发达农业文明有能力把海外的弱小文明及空白地区征服为殖民地。一个连接了所有文明地区的全球贸易网络开始形成，各个文明地区（含殖民地）之间能够进行以往陆地交通所不能实现（成本太高或根本无陆路可通）的经济交流。不过，在工业革命以前，发达地区并不能对落后地区取得绝对的生产效率优势，在旧大陆诸文明中并不存在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核心地区；而远洋运输所能输送的人力和物资有限，无法用军事或移民等方式改变一个发达农业文明的基本面貌。同时，陆地运输依然保持在此前数千年的低水平上。因此工业革命以前的全球化并只是意味着各个文明之间部分剩余物资的交流，和部分沿海地区的经济-政治变革，各个主要文明地区之间长期积累的差异并没有消除。除了西欧的部分发达地区，其他主要文明地区的民族、文化、宗教、政治形式都大体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由于生物的可复制性，在这一阶段，美洲和旧大陆之间进行的物种交换如土豆、烟草、玉米、天花、梅毒等，要比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流动的物资、贵金属、文化、人口更重要。
工业革命的充分展开使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帆船时代形成的全球贸易网络被蒸汽船和铁路所改造，能容许物资、劳动力以前所未有的流量通过它。即便考虑到工业化极大的提高了经济总量和世界人口，全球贸易额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和人口迁徙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增加到了不可忽视的水平。同时，西欧和美国率先从现代工业中受益，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地区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潜力都达到了农业社会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工业发展的不平衡的使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主导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区。这个核心地区迫使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从属于自己，必要时可以用军事手段保卫这种霸权。在这种局面下，任何地区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而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主要的唯物主义规律在工业社会早期还基本适用。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统一的世界经济体最终将带来一种全球通行的主流文化和道德体系，至少在已经被新的世界经济改造过的地区和社会集团中是这样。曾经因为农业文明的地域性而并存于不同地区的文化-道德体系将同时发生变化，最终互相融合。当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可以预计：即便这种主流道德体系得以建立，由于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上层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同，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也会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区别属于同一个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而不是永久性的分化。在历史上，贵族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可以信奉同一个上帝，接受同一批宗教知识分子对道德体系的阐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也同时对儒家官僚和农民有效。虽然同一个道德体系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规定了不同的行为标准，但底层民众和上层社会之间并不因此而认为对方“不道德”。如果我们认为此前的历史发展将继续保持自身的运行轨迹，可以想象，在财富分配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大背景下，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全球性文化-道德也将是一个维护既得利益、在不同的集团、地区呈不同面貌却又统一的体系。
在真实的历史中，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最多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工业革命爆发、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到1914年，大概有一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从工业革命爆发到工业力量足以左右世界局势也需要时间。一般认为，两次鸦片战争及克里米亚战争是证明工业财富和力量已经压倒旧秩序的标志性事件。 从此，工业强权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暴力，迫使非工业强国屈服、开放市场。这样算来，工业时代的道德和文化只按照传统唯物主义规律运行了五、六十年，不到2代人的时间。由于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不随技术进步速度的提高而同步增长，所以一直到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结束，这种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文化-道德体系其实只是初现雏形，既不能有效的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达成妥协，也没有压倒世界各地（包括西欧自身）的本土文化。
尽管这种文化从来没有真正扩展到全世界，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核心地区取得垄断地位。但它毕竟是第一个“世界文化”，第一个能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地区都取得相当数量皈依者的文化-道德体系，第一个形成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它的载体是核心地区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和边缘地区的部分买办-知识分子西化精英——主导20世纪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大多来自或师承于这一集团。因此20世纪的文化-道德发展受到了这一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文化-道德体系也为世界各地之间的人类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深刻的影响了随后的历史。下面将对它的内容和由来进行探讨：
这文化-道德体系的首要特征是乐观与自信：
18世纪的欧美人还在怀疑人均生活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是否能超过希腊-罗马时期，担心飞速增长的人口是否会压跨经济，甚至争论历史是否在走向另一个黑暗时代。考虑到欧美社会基本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他们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繁荣的根源只是数百艘木制风帆战舰所保证的海权和新大陆过剩的生物资源，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到了19世纪中后期，至少在英、法、德、美等核心国家中，这些问题已经显得很荒谬了。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居民和他们的父辈亲眼目睹了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和工业财富的飞速增长，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口都承认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超出以往任何时代的时代。即便这个时代并不完美，但工业财富确实改善了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生活，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如果这一发展趋势能持续下去（事实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最终人类（白人，至少是那些祖籍西北欧的白人）将消灭贫穷、饥饿和疾病，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富足、安宁的乐园。
高速扩张的经济基础和繁荣的社会造就了乐观、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文化。具体而言，在一个扩张性的繁荣社会里，那些过分谨慎小心、对未来持悲观态度、把大量资源用于维持现状或储蓄备荒的个人或团体相对缺乏竞争力，无法分享迅速增长的工业财富，最终会被淘汰。反过来，那些敢于冒险，愿意做长期投资，积极寻求扩张的个人和团体将获得大部分社会经济增量，成为主流集团。在这个时代，经济基础最后一次对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起了决定性作用。
另外，尽管现代工业经济以指数化的速度扩张，但它毕竟从零开始只发展了大半个世纪，绝对规模与自然界的资源和空间相比还非常渺小。所以没有人担心资源被耗尽，或是人类生存环境会遭到永久性破坏。在看到喷吐黑烟的工厂或是采空废弃的矿井时，人类心中只会感到自豪，而不是担忧。即便纯粹的破坏性力量——军队，也在以指数增长方式扩张自己的力量，但对于一个世纪未尝见过大规模战争（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即便是拿破仑战争也没有对平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真正的大战恐怕要上溯到三十年战争）的西欧人来说，那不过是自身霸权地位的可靠保障，不值得为之恐惧。
工业财富的高速增长与近乎无限的可开发资源并存，生产力还没有被市场的绝对边界所限制，这种局面保证了充斥整个中上层欧美社会的乐观、自信是纯粹的，没有任何阴影。凡尔纳和笛福的小说，浪漫主义的美术和建筑作品就是这种文化特征的典型代表。
理性化与功利化是这种文化-道德体系的另一个特征。
工业和此前已经很繁荣的海外贸易都能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本土的地产和稳定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不再是上层社会物质力量的唯一来源，甚至不再是主要来源。因此，欧洲稳定了几百上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让位给新的社会结构。尽管保守分子们竭力宣扬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的神圣性，但在这个时代，文化-道德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物质力量的竞争，那些只适应旧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很快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剩下的一些残片只能融入世俗生活而不是试图指导世俗生活。
另外，从全球来看，由于工业经济体迅速的扩展,原本局限于各个地区的文明互相融合，至少也会互相竞争。原本局限于各个文明内部，声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道德体系发现自己被迫与许多同样自称至高无上的同类共存。显然，对于具体的信徒而言，上帝和安拉，孔子和穆罕默德，神父和拉比不可能同时同时具有绝对的神圣，即便在盛行基督教的欧美社会内部，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以及各种小教派也被迫接受共存的事实。这种以宗教冲突为代表的传统文明之间的竞争也沉重打击了它们原本的神圣性。
传统权威被打倒，但正如前所述，“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不随技术进步速度的提高而同步增长”，工业社会无法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构筑稳定的文化-道德体系，被打倒的传统道德没有相应的替代品，这促成了文化-道德体系理性化、功利化。事实上，这是所有社会转型期的共同特征。但这个时代与以往的社会转型期并不完全相同。
以往的新技术突破，无论它对社会有多大影响，也只能造成一次性的冲击。因经济基础变化而产生的社会转型有明确的方向，一旦经济转型结束，上层建筑的变化目标也就基本确定，社会重新进入稳定时期。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是连续不断的：蒸汽革命、电力革命、内燃机革命、计算机革命..........工业技术的革新从1800年到20世纪，几乎从未停止过。其中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意味着基本生产技术的彻底变革。（负熵来源和传递、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冲击都足以和炼铁技术的发明或是新大陆农作物的引入相比。由于经济基础本身一直不能稳定下来，作为依附品的文化-道德体系不仅无法形成稳定的结构，甚至缺乏稳定的发展趋向。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理性、宽容，不被任何既有规则所约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风气自然成为社会主流。
当时的人们不仅用科学和理性去解决技术问题，还试图用纯粹的功利计算和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社会本身。尽管真正的科学拒绝探讨人生的目的问题，但很显然，科学不主张自身的神圣性，承认自身不过是一系列目前最好的假说的汇总，随时可以根据最新的现实进行修正，这种灵活度高的柔性规则非常适合这个动荡的时代。至于宗教和其他传统的道德体系，都属于相对固化的行为规则。它们在这个时代虽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与当年一统精神世界的盛况相比，几乎可以算的上灭绝了。
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物质财富的潜在生产上限不断提高，那些试图协调既有利益分配的固定上层建筑无论运行的多么和谐，也无法在竞争中胜过那些鼓励其成员直截了当去追求物质财富的上层建筑。一度盛行的理性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代表了这种文化特征。
否认任何既定权威的理性崇拜最终导致了一个崇尚力量的拜物教时代，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时代。
达尔文的学说本是一个生物学理论，在作者看来，这一学说的核心部分甚至不能被称为“理论”。因为达尔文只是简单的把塑造生物的神圣使命从上帝手中夺出来，还给毫无意识的自然界。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上帝与其他神灵也同时失去了为人类历史设定目标的任务。人们逐渐意识到历史本无既定目标，弱肉强食是唯一的规则。更准确的说法是只有崇拜力量、认定真理在大炮射程以内的社会集团才能生存下去、占据这个时代的主流地位。于是，为暴力竞争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至少在社会的“潜意识”中成为主流。
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学说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本质区别。达尔文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了物质世界塑造现实的事实，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试图为这个现实贴上道德标签，认为强者侵略弱者是“正确”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一种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相配合的思潮而不是科学。另外，达尔文学说只是指出“适者生存”的事实，是一个事后观察者角度的描述。但在宏观物质力量成为主要竞争指标的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主张“强者生存”，把单纯的物质力量——财富和暴力做为预先评判社会制度的标准和个人追求的目标。
长期的农业社会传统使人们习惯于把道德而不是单纯的财富或暴力作为维系一个社会运转的主要规则。即便在工业革命爆发接近一个世纪以后，政治家和政府发言人也总是习惯性地为战争和外交行为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过借口终究只是借口，一旦到了不必顾及面子的场合，比如秘密外交谈判，所有的的决策理由其实都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无论是友谊、道德还是诺言，在利益面前分文不值。所谓“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恒的”是这个时代真实的写照。至于个人或企业的决策，更是如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尽管已经开始脱离现实，但由于思想文化变化相对物质基础变化滞后，“人人自利，社会利益自然最大化”的理论正好赶上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支持。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主流舆论认为底层人口穷困愚昧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不努力，缺乏智慧，不配掌握这个社会的财富，从而为少数人口占据绝大多数财富的现实找到了道德解释。在短期内，甚至连穷困的底层人口都暂时的承认财富分配两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是努力爬上社会金字塔而不是试图去改变这个社会结构，直到他们在世界大战的磨难中回想起马克思的预言。
对力量的崇拜导致尚武精神，或者说暴力的高回报导致暴力盛行。虽然在这个缺乏总动员的年代，军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但工业国家的统治集团很清楚工商业利润需要暴力来保卫——无论是针对落后民族还是其他工业国家。没有任何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会怀疑英帝国的富强源于皇家海军的霸权。同时，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工业国家的平民们已经习惯于以自己国家的扩张为荣。因此很少进行激烈战斗的军队在社会中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另外，欧、美、日军官团大多脱胎于旧的贵族武士，与政治统治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直接和非直接的军人干政屡见不鲜，在德国、日本等后发工业国尤其明显。
在西方扩张的大背景下，工业国战无不胜的军队使西方人们相信，尚武和勇敢是西方人区别于“劣等民族”的一种文化特征，其他民族要么被认为“不开化”、“不懂得战斗的荣誉”，要么被认为“民风柔弱，不会战斗”，少数几个剽悍民族被形容为“蛮勇而无纪律”。大部分西方精英认为：西方为了维系自己的优势，就必须保持这种特殊的品质。日俄战争虽然给了这种论点当头一棒，但很快也就被解释为日本学习西方比较彻底，或是干脆解释为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在这一阶段，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已经成了西方人将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标志。
这种文化特征在边缘地区的精英中也有体现。边缘地区同样认识到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建设独立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而边缘地区向工业化地区最先学习的领域也正是军事领域。属于这个工业化世界而不是农业社会旧体制的边缘地区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军队或其他暴力团体里。因此，尚武精神也是新精英们将自己与无纪律的平民区分开来的标志。
1870年以后，由于可扩张的外部空间越来越少，各工业国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新的扩张空间必须到其他工业国家（在许多情况下特指英国）手中去夺取。于是军备开支和军队规模都迅速扩大，原本作为一种文化特征的尚武精神逐步上升为被认为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民族精神。最终，尚武精神对增加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
对力量和财富的崇拜也同样体现在各种文化标志上。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是艾菲尔铁塔、英国水晶宫、美国摩天大楼这种体现工业力量的工程奇迹，以及各个国家以工商业财富改造的富丽堂皇的首都。也只有在这个时代，一生奉行种族歧视和及帝国主义，但不停赞美白人的“力量与责任”的吉卜林才能成为“世界性”（这个由工业社会精英构成的“世界”）的文学大家。1899年吉卜林在美国身染重病。美国报纸曾逐日刊登他的病情公报。德国皇帝也致电给他的妻子表示慰问。当然，吉卜林晚年也曾反思帝国主义前途和战争，但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要了他儿子的性命以后。至于前卫派艺术等反思既有工业化社会的艺术形式，虽然在这个时代萌芽，但根本无足轻重、发展缓慢，真正在公众中取得影响也要等到世界大战过后。这和吉卜林的转变一样，都验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事实，说明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人群崇拜的是现实利益。
在政治上，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前面曾经指出过，自由主义因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而成为主流。在工业革命以前和工业革命早期的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由于扩张空间广大，经济发展对各个部门、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联系较少，所以自由主义能逐渐占据主流地位。1870年以后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在逐步侵占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但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投射到上层建筑需要时间、各个部门发展不平衡，以及英国等主要大国社会的运行惯性，所以自由主义共和制度依然暂时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脱节将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在前工业时代，资本主义虽然发展迅速，但其物质基础还是农业和手工业。所以，即便在西欧地区，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也还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工业革命以后，凡是在现代工业经济占统治性地位的领域，传统上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权利分配模式都受到了各个阶层的一致质疑。在核心地区，甚至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利益集团都不得不承认：应该通过选举、考试等方式不断选拔有才干的人进入上层社会，而不应主要依据一个人的出身来决定他的前途。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同样可以解释这种变化。
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基础变化太快，社会始终处于剧烈变化之中。依据血缘、等级等方式确定的政治权力传承尽管可以减少交接成本，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但在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来管理工厂和社会的工业时代，血缘政治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稳定带来的少许优点根本无法抵偿用人失当的劣势；何况在许多情况下，稳定未必就一定能促进物质财富生产最大化。其次，人口的繁衍和各个经济经济部门的全面繁荣使上层社会的人数和比例都扩大，上层社会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血缘关系足以协调利益分配的规模，因此以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政治开始成为在各个社会集团之间调和矛盾的主要方式。欧洲古老的贵族阶级逐渐变质，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因农业社会日趋发达而出现的集权政体尚未成熟就开始消亡。具体到某个国家，究竟议会的法统是来古老的蛮族武士集会传统，还是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口号，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历史观关心的是发展趋势，随机的触发因素总是找的到的。
当然，议会政治并不意味着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至少在巴黎公社让西欧统治集团认识到应该对无产阶级作出让步以前，绝大多数国家的选举权只开放给少数人，被选举权的限制则更严格，80%以上的西欧成年男子都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便在1870年以后，许多所谓实行普选制度的国家也不过允许30%-40%的成年人口进行投票。除了象新西兰、挪威那样的偏远国家或白人殖民地，在大部分实行议会政治的国家，有选举权的成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多数要等到世界大战。
归根结底，选举政治的根源并不在于什么哲学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或是权利公有。在传统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依旧有效的年代，任何上层建筑的稳定模式都只能用能增强外部竞争力或有利于调和内部矛盾来解释。在物质力量高速增长，不进则退的工业社会中，让那些占有相对稀缺、重要性更高的生产要素的阶层取得更多权利，显然有利于工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因此，即便在名义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一样，只能被上层社会分享。当然，这个上层社会已经比以前大了许多。同时，只要市场足够广阔，允许工业经济不断扩张，底层人口就能通过出卖简单劳动力够取得足够维系生活的收入，至少不比他们的前身——农民和手工业者差。所以在自由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年代，暂时忽视下层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并不会导致太大的骚动。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了当时的主流政治模式是精英主导下的共和制度。在北美洲的一些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由于人力资源紧缺，简单劳动力和资本、技术同样是稀缺生产要素。因此一部分无产阶级也可以分享选举权，而不必用暴力革命去争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当时的主流道德观念而言，这种明确由少数人主导的政治制度并无不妥。因为精英主义也是当时西方世界的特征之一。既然少数精英已经用垄断工业资本和技术的方式证明了他们的相对优秀。那么，让这些在智力上相对优越的人也垄断政治权力，替其余大部分下等人做决定，自然合情合理，对统治阶层、对整个制度都有利。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财富成为分配选举权的最主要标准。大部分实行议会政治的国家都根据纳税数量或是收入、财产总额划定了选举权的边界。同时，考虑到工程师和知识分子掌握的工业技术日趋重要，许多国家也允许收入暂时不高，但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掌握技术的阶层拥有选举权。某些国家甚至专门为大学留出了议会席位。除了富裕阶层和技术、管理阶层，传统上占有土地和管理经验的旧贵族、旧官僚分享了剩余的政治权力。一般无产阶级则处于无权地位，甚至被禁止结社。直等到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使劳动力也变的相对稀缺，他们才在名义上取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
精英主义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就是白人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祖籍西北欧的少数白人幸运的率先掌握了现代工业力量，从而在整个地球获得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霸权。大部分白人认为霸权源于自己优秀的血统，冷静一些的评论者则认为白人特殊的文化是世界霸权的原因，还有人认为基督教或是新教是白人取胜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看法，都把白人眼下的短暂优势归结为某种生而俱来的特殊优点，认为其他种族或民族不可能在保持自身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达到与白人，尤其是西欧白人相同的发展水平。从这个前提出发，白人保持他们现有的地位，无条件的统治其他民族被认为是正当的，落后民族被认为只有在西方的“引导”下，才能分享现代文明。
在1914年以前，白人的经济-军事双重霸权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大部分人，包括许多非西方人都把这一切看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接受了白人优越性的神话，这个神话在殖民地甚至还会传的更离奇。在白人血统优越论的指导下，不止一个国家曾试图招揽西方移民以“改善”本国的血统。由于西欧的工业帝国在海外连战连胜，许多殖民地士兵直到被宗主国驱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线，才终于在事实面前相信：原来白人也是可以被击败，可以被子弹打倒的。即便是那些相对理智、相信本民族能够走出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命运的民族领袖，也基本上把目标和手段定为全盘照搬西欧的发展历程。对西欧发展模式的反思取得主流地位要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后。
民族主义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中心地区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
从长期来看，当以城邦农业为基础的早期扩张性农业社会结束以后，在以稳定和停滞为主要特征的大环境中，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对于绝大多数底层人口来说并不很重要。温带农业生产方式的水平保证了绝大多数底层人口始终生存在温饱线上，同时由上层社会拿走绝大多数剩余产品用于制度竞争或奢侈消费，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主要体现在占有剩余产品的上层社会。底层人口“宛如一袋子土豆那样彼此相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底层人口会接受所有不太过分的上层阶级的统治，从而被这些不同的统治集团划归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即便在中国这种“早熟”的民族国家，只要侵略者能采用儒家官僚体制，下层社会也不会太计较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一般来说，从文化概念上消灭一个民族需要的只是彻底摧毁它的整个统治阶层。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集团受到了威胁，譬如在面对尚未半文明化的游牧民族劫掠时，整个社会才可能会以民族为单位做出反应、产生真正渗透到全民的民族认同感。
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中，那些能够动员全部社会力量来参与社会竞争，而不是一味维系社会结构，寻求稳定的社会团体能取得最大的竞争优势。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基础。具体而言，社会变动促使底层社会成员加入各种团体寻求稳定的生活、维护自己的利益。上层社会则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迎接挑战。（可能是应付危机，如蒙古入侵，也有可能是在增长的大潮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提高相对地位，如工业革命、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和此前欧洲的长期经济增长都提供了这种客观环境，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着资本主义进入主流地位是同步的。
在列强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本国的消费者因为民族主义倾向而多买本国的产品，那么本国的企业显然会因此排挤竞争对手，获得超额利润。如果本国的企业因为民族主义倾向而多雇佣本国工人，或是本国的劳动力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而制止本国企业雇佣外国劳动力，那么本国的劳动力就能减轻劳动力相对资本的过剩，获得稍微多一些的工资。这是一种互利的循环。在存在外部空间可供扩张的前提下，如果本国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和解，以寻求外部扩张、掠夺市场与资源的方式来缓解国内矛盾，那么他们确实可能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共同利益。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在西欧和美国获得了经济基础，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私人爱好上升为主流文化。
当然，这种从未在任何一个国家存在过的全民性集体认同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下层的，即便在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新型的政权必须同时依靠全民教育体系和警察的力量，才能让底层民众对民族国家产生认同感并尽义务。在意大利、奥匈帝国等虚弱的工业国家，由于工业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新的统治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尚且不能达成利益同盟，民族主义也就缺乏自发形成的动力。在这种地方，国家或统治集团强行制造民族主义和民族的行为更明显一些。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随着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游戏规则，试图带领本国复制西方的发展道路，民族主义在边缘地区也找到了生长的土壤。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日本真正走通了这条道路，并在本国大部分人口中建立了现代的民族主义，其他边缘地区的现代民族主义还只是存在于少数西化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雏形。甚至连俄罗斯这种帝国主义国家都无法让普通的平民接受现代民族主义。
尽管民族主义在世界大多数人口中尚未建立，但已经接受民族主义的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工业资源。因此在不久以后的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将决定许多历史事件的具体走向，并以经济侵略和工业化战争的方式逼迫那些尚未建立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
一个文化-道德体系首先定义的是世界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各种事物做出价值判断，最后以这些为前提，为其中的成员定义人生观，作为一个目标来指导人们该怎么活。人们与文化-道德体系的日常接触就是通过人生观来进行的。世界大战之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的精英们也在这个“世界”文化-道德体系中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用语言描述一代人的人生观很困难，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愿意用一部电影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这里只能对其进行简单描述。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对于本书来说，这个最初的世界性文化-道德体系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着重论证的是它的存在。
在这一代工业社会的精英们看来，理想的生活首先要有一个机会均等的开始。虽然财产和一部分头衔可以世袭、但至少不应该以一个人的出身而否定他从事某项职业，甚至进入上层社会的权利。对于这一点，虽然一些保留了许多前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地区还有一些不甚认同，但这种反对是无法拿到公开场合来讨论的，最多体现为个人的歧视。这种在国家内部广泛上的平等对于早早进入成熟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可能不算太希奇，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贵族传统浓厚的欧洲，这算的上是一个新生事物。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阶层与地域之间。随着女性证明自己同样可以胜任工业化社会的各种工作，女性的地位也逐步上升。某些国家的女权运动甚至开始争取将普选权和被选举权赋予所有成年女性。当然，直到这个时代在世界大战中结束，女性依然处于依附性地位。
伴随平等而来的是自由，这意味着尽可能的让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下决定。比如选择职业、择偶、选择居住地点等等，甚至允许一个人自主的决定自己的信仰和国籍。而这些权利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属于领主、家族和宗教机构的。当然，任何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知道这种“自由”并不自由。但这至少意味着人们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坦然接受别人强迫性的决定。
这种平等和自由即便只是一个幌子，但也是农业社会中任何组织所不承认的。同时，大量的人口在各个地区之间不断迁徙，不再安于祖辈的稳定生活。因此西欧社会传统上的各种社会组织纷纷解体，工业社会中的人开始以个人身份而不是家族、村社、教团等社会组织来面对这个频繁变动的世界。个人不再对身边的人负责，也无法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不过，尽管许多人不再固定的从属于某个社会组织或阶层，但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驱动下，工业化社会的成员从此大都拥有固定的国籍和民族身份。这种身份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参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生活，尽义务并享受一些权利，只是其强度远弱于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小型组织。
个人主义和不断发展的世界导致竞争被看做这种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每个人都要在力图比别人、比过去做的更好。如果某个人因为没有进取心而被淘汰，甚至没有人愿意同情他。个人奋斗，努力爬上社会阶梯，从此成为这种文化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富足成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人生评判标准。在这种人生观下，一个理想的人生就是自由的参与社会竞争，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博得自身幸福生活的过程。
必须指出，虽然工业革命颠覆了很多东西，但人毕竟是人。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相似远大于农业社会与采集社会的相似，所以在被筛选以后，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上层建筑还是有许多东西留了下来，成为这种人生观的一部分。另外，激烈的个人竞争自然会产生对平静的农业社会的怀念，但这种怀念一般来说只算的必不可少却始终无法成为主流的点缀。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这种人生观的在这一时期占据主流地位是因为遵从它的社会能够产生更多的技术=管理人员，从而为自己的工业经济提供更多的稀缺资源，获得竞争优势。类似的，由于工业物资（资本）和技术-管理人员是这一时期工业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所以同样占据主流地位的财产私有制则可以用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来解释。
从理论上讲，这种生活是全人类的目标和未来，这种生活值得尊重并向往。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能过上这种生活。按前面提出的标准，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技术-管理阶层的经理、职员真正能过上这种生活。即便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大多数人也只能摸到这种生活的一点皮毛。许多除了一套正装和当月薪水外一无所有的小职员只能在电影院里憧憬美好人生。至于庞大的下层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人口（最多受过初等教育），在物质上并没有脱离农业社会多远，根本无暇关心所谓的新人生观。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被工业化精英们忽略了。在这个时代，无论是贫民区的火灾还是中国的内战，损失的成千上万的生命都无法在报纸上比泰坦尼克号轮船占到更多版面；中产阶级妇女们组成的女权组织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她们雇佣的女工在超负荷劳动；这一时期奥运会对职业选手的限制则基本上把自己设置成上流社会的消遣。所谓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其实只存在于理论上。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人生观是世界性的，主要还是与农业社会世界各地上层社会分立的世界观相比，也因为它在接下来的20世纪会起到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工业化世界在真正扩张到全球大部分地区和人口的同时，也有选择地继承了这种人生观和人生观背后的文化-道德体系。具体的影响将在后面几章谈到。
大部分认同这种人生观的工业社会成员在无法享受理想生活的同时，对正在快速扩展的工业化社会还是持乐观态度，19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当时，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都大致接受这种人生观对理想人生的定义。所以，无论是奉行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政权，还是提倡社会改革的左翼政治力量，都许诺将带给所有人类这样的生活。并以此给自己的存在赋予合理性。即便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大众宣传时，也不得不把“人的自由发展”这个太过抽象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用主流人生观重新阐述。
新的文化-道德体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农业社会遗产的共同结果，它引导着大部分工业人口走向20世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所有认同这一文化-道德体系的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从希望维持现状的保守右派到主张社会革命的激进左派，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是大肆。虽然他们对理想社会的定义不同，对实现理想社会的方式也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人类社会将在既有的惯性下运行，走向人间天堂。如果有什么波折，也是可以承受的小小代价。
历史将证明人类想错了。
二十 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到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
20世纪初世界上有16-18亿人，除去农业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口和工业国家的边缘阶层，大概有1/10-1/8即不到2亿的人口能分享到一些工业化带来的物质生活改善；其中数百万中产阶级及几十万旧贵族、资产阶级则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世界在“进步”，可以指望自己的子孙过上令自己羡慕的生活，拥有比自己更多的生活选择。这些能分享到工业利益的少数人统治了1900年的世界,因此主流文化充满乐观。在这个时代，少数工业国家的统治集团控制了84%的土地，直接或间接的统治着农业世界的一半人口，并把除了日本人之外的另外一半农民逐步变成自己的附庸。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美好的时代；1914年以后延续30多年的世界大战、大萧条、大屠杀与这个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全球，关心一下16亿人口中的大多数，我们会发现1914年绝不是一个明显的时代分水岭。自1800年以后，西方崛起的冲击波得到了工业力量的加强，能够渗透到全球的每个基层社区。当1914年到来时，整个农业世界已经在动荡和混乱中度过了1个多世纪，一些最早遭到西方侵犯的地区甚至已经被奴役了几百年。在这段时间里，西方发起的进攻一个接着一个，不断有传统农业社会被占领、掠夺甚至毁灭。当然，从基层社区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廉价的西方工业品。这些冲击打断了农业社会的既有规律，毁灭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平静生活；农业社会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被消灭，还有一部分沦为高贵的附庸；适应稳定农业社会的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即便没有被消灭，也被动摇了基础。对于旧大陆的大多数居民而言，这肯定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幸福和充满希望的时代。
公正的说。以今天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标准而论，即便世道太平，风调雨顺，传统农业社会中平民的生活也根本就谈不上“幸福”。传说中的“美好田园生活”要么属于少数富裕乡绅，要么是空头文学家的创作，要么就是简单的把工业社会里的富农生活简单的套在古代背景上，总之从来没在历史上存在过。真正的古代农民，无论是小自耕农还是佃农，在物质生活上都极端贫乏。除非在土地资源非常过剩的上升期，否则平民很难吃到肉食，很少有机会换新衣服，基本上一辈子都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生活。为了维系人口—粮食之间的平衡，农民们被迫溺婴，尤其是女婴。大部分病人只能无助的等待自愈或是死亡。在现代人看来很平常的一些生活用品，如廉价的纺织品、瓷器等，在当时都是只有统治集团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农业社会采集、利用负熵的低下能力所决定了农业社会平民生活的绝对贫困。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千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所有成熟的农业社区都建立了一些简单的福利制度。这些制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均财富贫乏、剩余产品大部分被少数人占有的现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为包括最底层人口在内的农民们提供了一些生存保障，提高了农业社会的资源利用率，保持了农业社会的稳定。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村落或宗族往往设有公田，以部分收益扶助老弱、还为包括贫民子弟在内的儿童设立私塾。设于外地商埠的会馆、同乡会往往会对本乡人提供一些基本的衣食。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免费医药、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这些都是农业社区为贫民提供的一些福利。通过将一部分剩余产品转移到最下层——这些产品能发挥最大边际效用的地方，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另外，一些深入人心的思想文化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无论是大乘、小乘还是藏传佛教的信徒，或是西欧的基督教徒，只要坚信自己的幸福在来世、天堂而不奢望今生的富足，他们就不会因穷困而试图去破坏农业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的理论则为少数人占有剩余产品的现实提供了充分的道德论据。如前所述，类似的文化结构都是人类社会长期竞争的结果：具备这些文化结构的社会能够向上层集中更多的剩余产品，相对不容易被内部矛盾所瓦解，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所以这种文化结构最终扩展到整个旧大陆的农业社会。这些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非常可怜、可笑的福利制度和文化结构，在客观上调和了农业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是农业社会上层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环节。
随着西方工业国家的步步入侵，在那些在经济上依附于工业国的地区，农业社区开始变质乃至逐渐消亡。新的经济秩序未必会减少农业社区的经济收入，平民们也至少要得到与原来相当的收入才肯主动转入工业生活，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足够庞大的农业劳动力决定了早期工业社会给平民提供的收入不会显著高于一般农民的收入，新生的无产阶级和为工业国生产原料的小农户无法指望因进入工业时代而迅速摆脱贫困。这样，一方面早期工业时代的平民并不比原来的农民更富裕，另一方面他们却逐渐丧失了农业社会曾经提供过的基本福利。蔑视一切传统权威、道德的主流文化则将旧道德对平民的柔性约束一扫而空。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原来的农业社会绝不仅仅是他获得衣食的地方，而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得意时要和乡邻分享快乐和财富，走投无路时也能指望从家族或村社得到帮助；遇到纠纷，他可以要乡间的士绅、阿訇来裁定；遇到麻烦，他可以向神父、长老寻求生活指导和心理安慰；他结婚要求助于长辈和媒人，孩子若想上学，多半也要读族中的私塾，死后若是无钱下葬，没准还得向附近的佛寺求一块义冢。一旦他进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他的身份将成为城市贫民、农业工人或是依附于商业网络的专业小农。新的谋生方式未必不能供一家糊口，但原来农业社会能给他的安全感、归属感、生活目标和道德约束都一并消失了。如果新的世界经济体内不能为他提供这一切，他将被迫向工会、帮会、秘密会党等组织寻求，最终在客观上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个秩序本来就不属于他。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到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
20世纪初世界上有16-18亿人，除去农业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口和工业国家的边缘阶层，大概有1/10-1/8即不到2亿的人口能分享到一些工业化带来的物质生活改善；其中数百万中产阶级及几十万旧贵族、资产阶级则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世界在“进步”，可以指望自己的子孙过上令自己羡慕的生活，拥有比自己更多的生活选择。这些能分享到工业利益的少数人统治了1900年的世界,因此主流文化充满乐观。在这个时代，少数工业国家的统治集团控制了84%的土地，直接或间接的统治着农业世界的一半人口，并把除了日本人之外的另外一半农民逐步变成自己的附庸。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美好的时代；1914年以后延续30多年的世界大战、大萧条、大屠杀与这个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全球，关心一下16亿人口中的大多数，我们会发现1914年绝不是一个明显的时代分水岭。自1800年以后，西方崛起的冲击波得到了工业力量的加强，能够渗透到全球的每个基层社区。当1914年到来时，整个农业世界已经在动荡和混乱中度过了1个多世纪，一些最早遭到西方侵犯的地区甚至已经被奴役了几百年。在这段时间里，西方发起的进攻一个接着一个，不断有传统农业社会被占领、掠夺甚至毁灭。当然，从基层社区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廉价的西方工业品。这些冲击打断了农业社会的既有规律，毁灭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平静生活；农业社会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被消灭，还有一部分沦为高贵的附庸；适应稳定农业社会的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即便没有被消灭，也被动摇了基础。对于旧大陆的大多数居民而言，这肯定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幸福和充满希望的时代。
公正的说。以今天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标准而论，即便世道太平，风调雨顺，传统农业社会中平民的生活也根本就谈不上“幸福”。传说中的“美好田园生活”要么属于少数富裕乡绅，要么是空头文学家的创作，要么就是简单的把工业社会里的富农生活简单的套在古代背景上，总之从来没在历史上存在过。真正的古代农民，无论是小自耕农还是佃农，在物质生活上都极端贫乏。除非在土地资源非常过剩的上升期，否则平民很难吃到肉食，很少有机会换新衣服，基本上一辈子都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生活。为了维系人口—粮食之间的平衡，农民们被迫溺婴，尤其是女婴。大部分病人只能无助的等待自愈或是死亡。在现代人看来很平常的一些生活用品，如廉价的纺织品、瓷器等，在当时都是只有统治集团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农业社会采集、利用负熵的低下能力所决定了农业社会平民生活的绝对贫困。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千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所有成熟的农业社区都建立了一些简单的福利制度。这些制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均财富贫乏、剩余产品大部分被少数人占有的现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为包括最底层人口在内的农民们提供了一些生存保障，提高了农业社会的资源利用率，保持了农业社会的稳定。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村落或宗族往往设有公田，以部分收益扶助老弱、还为包括贫民子弟在内的儿童设立私塾。设于外地商埠的会馆、同乡会往往会对本乡人提供一些基本的衣食。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免费医药、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这些都是农业社区为贫民提供的一些福利。通过将一部分剩余产品转移到最下层——这些产品能发挥最大边际效用的地方，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另外，一些深入人心的思想文化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无论是大乘、小乘还是藏传佛教的信徒，或是西欧的基督教徒，只要坚信自己的幸福在来世、天堂而不奢望今生的富足，他们就不会因穷困而试图去破坏农业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的理论则为少数人占有剩余产品的现实提供了充分的道德论据。如前所述，类似的文化结构都是人类社会长期竞争的结果：具备这些文化结构的社会能够向上层集中更多的剩余产品，相对不容易被内部矛盾所瓦解，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所以这种文化结构最终扩展到整个旧大陆的农业社会。这些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非常可怜、可笑的福利制度和文化结构，在客观上调和了农业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是农业社会上层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环节。
随着西方工业国家的步步入侵，在那些在经济上依附于工业国的地区，农业社区开始变质乃至逐渐消亡。新的经济秩序未必会减少农业社区的经济收入，平民们也至少要得到与原来相当的收入才肯主动转入工业生活，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足够庞大的农业劳动力决定了早期工业社会给平民提供的收入不会显著高于一般农民的收入，新生的无产阶级和为工业国生产原料的小农户无法指望因进入工业时代而迅速摆脱贫困。这样，一方面早期工业时代的平民并不比原来的农民更富裕，另一方面他们却逐渐丧失了农业社会曾经提供过的基本福利。蔑视一切传统权威、道德的主流文化则将旧道德对平民的柔性约束一扫而空。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原来的农业社会绝不仅仅是他获得衣食的地方，而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得意时要和乡邻分享快乐和财富，走投无路时也能指望从家族或村社得到帮助；遇到纠纷，他可以要乡间的士绅、阿訇来裁定；遇到麻烦，他可以向神父、长老寻求生活指导和心理安慰；他结婚要求助于长辈和媒人，孩子若想上学，多半也要读族中的私塾，死后若是无钱下葬，没准还得向附近的佛寺求一块义冢。一旦他进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他的身份将成为城市贫民、农业工人或是依附于商业网络的专业小农。新的谋生方式未必不能供一家糊口，但原来农业社会能给他的安全感、归属感、生活目标和道德约束都一并消失了。如果新的世界经济体内不能为他提供这一切，他将被迫向工会、帮会、秘密会党等组织寻求，最终在客观上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个秩序本来就不属于他。
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生产能力。遗憾的是，由于建设现代工业的稀缺要素为少数人所掌握，所以这些新增财富归属于少数人，大部分被卷入现代工业经济的人口并不能分享这些财富。这些已经脱离了传统农业社区，却依然贫困的庞大人口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而社会动荡将严重威胁这种社会体制的竞争能力，甚至威胁社会体制的生存。严重的威胁迫使工业社会的统治集团拿出一部分财富安抚下层。不过，正如前面曾指出的，上层建筑的变化要略微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工业社会形成制度化的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时间。直到经历了1848年和1870年两次革命，工业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才开始在西欧出现。同时走上前台的还有能够调和社会矛盾，且适合工业社会的文化思潮——现代民族主义。
安抚下层需要付出一部分物质财富，但现代工业所创造的财富增量基本被欧美这些核心地区的统治集团所占有，其他农业文明的统治集阶层能维护原有的收入已属不易，根本没有资源在工业经济迅速扩展的大背景下应对越来越大的动荡。事实上，他们自身难保。工业强国需要传统农业文明地区驯服地提供资源和购买力，如果旧统治集团愿意消极合作，列强并不介意让他们留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他们不合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西方军队或政治贷款会迅速消灭他们，用殖民政府或傀儡争取取而代之。因此统治集团也丧失了安全感，那些丧失了权力和地位的前统治集团成员也被抛入下层，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最后，由于西方商品的倾销和铁路、轮船交通工具的引入，传统农业文明的手工业、运输业甚至农业都遭到沉重打击。欧美的过剩劳动力可以转入现代工业部门，或者为工业新贵们提供服务。但在边缘地区，大批失业人口在短期内无法找到谋生之道，这也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在广西兴起，能在两湖得到大量人力补充，西方入侵引起的硬通货外流和内地贸易路线转移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工业经济的扩展给大部分人类带来的是动荡的生活。动荡随着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扩展，直到搅乱整个世界。这是因为工业经济体的扩展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只有打破稳定的的农业社会，卖出大量的过剩产品，获取足够的原材料和贵金属，工业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在维护内部稳定的前提下扩张。核心地区的稳定和边缘地区的动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然而，地球不是无限大，当整个农业社会都在经济意义上沦为工业强国的殖民地以后，只有扩张才能生存的工业资本主义也就撞上了扩张的自然边界。这时，不仅整个地球都已经被瓜分完毕，就连已经占有的殖民地由于遭到竭泽而渔式的开发,甚至不能保持既有的购买力，更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市场空间。对于停止扩张即死亡的工业资本主义集团来说，唯一可能的出路只有两个——抢占其他集团的殖民地，或是消灭其他集团的商品生产能力。这两个选择都意味着战争。英国这个地盘、名望与实际潜力极不相称的庞大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个广阔而腐败的国家成了新兴工业国最好的目标。世界大战的动机到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
世界上除了发达的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地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的国家——如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或许还包括意大利。它们地处西欧外围，在工业革命尚未给西欧列强带来突破性进展的时候就与他们密切接触，因此他们一方面受到工业强国的压制，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半独立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具备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工业经济的扩张碰到市场边界时，他们一方面要解决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市场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应付国内骚动的庞大农业人口。在两方面压力下，如果不发动对外战争，这几个国家将最先面临生存问题。众所周知，正是这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对抗导致了世界大战。
在竞争的压力下，工业强国的统治集团有争夺势力范围的本能，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喜欢自我毁灭。如果他们能预知世界大战的规模和后果，知道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他们或许不会那么轻松的走向全面战争。但问题在于，大战的祸根并不是在一天内埋下的。开始，在市场边界问题还不是那么紧迫的时候，可能是一艘炮艇的巡视为某个帝国赢得了一个重要的沿海贸易站，几千名殖民地士兵的示威就征服了一个王国，或是一艘巡洋舰阻止了对方的廉价走私货进入自己的殖民地。于是各国都尝到了军国主义的甜头，开始扩军，外交政策也逐步向建立军事同盟侧重。在竞争的开始阶段，军备竞赛的规模并不大，1870年普法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陆军在西欧本土交战，参战兵力合计还不到百万。不过，在这个全球竞争的时代，一国扩军必将导致邻国和竞争对手的警惕，一个军事联盟的建立必将导致对手们的团结，反之亦然。这种恶性循环与本来就显得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相配合，在扩张空间日趋紧张的一代人时间里打造了数支庞大无比的军队。英国这个传统上的岛国，在开战后几个月就编成了100万陆军，法国和德国则分别拥有440万和760万军队。工业化军队的火力、机动能力与19世纪的步兵方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军备竞赛中，英法等国在海军、资源、贵金属库存方面占有优势，德国和它的盟国则在陆军、重工业、中层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占有优势。两者互有短长，短期内难分高下。因此直到彻底摊牌，没有任何一方在竞赛中认输。
海权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得以生存、称霸的前提。20世纪早期，当德国决定建立一支公海无畏舰队，试图以更强大的工业力量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时，军备竞赛达到了高潮。就在这期间，中国于1911年爆发革命,最古老、距离欧美最遥远，也是最庞大的一个农业帝国终于崩溃，这标志着农业社会的旧秩序已经被工业革命的冲击波彻底粉碎，世界上不再有空白空间可供扩张。从这时起，大战的爆发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阵营和交战方式或许还有变数，但一场工业强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世界大战只欠一个火种。而在20世纪的世界上，列强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摩洛哥的一笔贷款会引起德法两大陆军强国的对抗，俄罗斯在大连建立港口会导致日本的全面进攻，南非的布尔人对英国的游击战居然能让德国人欢欣鼓舞。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大战在1914年开始绝不应被理解成一个偶然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经过已经有无数本书进行了描述，为节省篇幅和读者的阅读时间，本书只做必要的简述：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被刺。一开始，已经习惯于各种摩擦的列强开始并没有特别看重这个发生在欧洲角落的事件。但奥匈帝国（包括它背后的德国）略微低估了俄国（以及它背后的英国）对干涉巴尔干的反应，俄国则低估了奥匈帝国借此事释放内部矛盾的决心。俄国7月30日宣布总动员。由于这个时代军队的战斗能力在动员前后有极大的差异，晚动员的一方要承受极大的初期损失，而对峙的各方都把希望寄于一场速决战，所以动员迟缓几乎等于自杀。各方面都在迅速动员的同时要求对方停止动员以表示和平诚意，在互相递送了一系列的最后通牒后，政客和军人们发现到几台同时开动起来的战争机器没有停下的选择。世界大战就此爆发，历时30年的大屠杀从此开始。
1914年，德国在各条战线上占尽上风，西线打到巴黎城下才被挡住，东线的防守反击彻底粉碎了俄国匆忙集结的第一攻击波,海军的一次冒险远征则把对英国早有不满的土耳其拉做盟友，截断了俄国接受外援的主要通道。不过，这种胜利是有代价的，多线作战意味着分散兵力，这导致德国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无法达到速胜。1914年东线的胜利和对奥匈帝国东线的支援都从西线主战场抽调了兵力，这直接决定了德国不能在英国（将来可能还有美国）动员起足够力量以前取得胜利。由于没有海权，长期对峙对同盟国非常不利。
与德国的战绩相比，德国的盟友要虚弱的多，意大利在协约国海权与利益的软硬兼施下，首鼠两端，最后在1915年反倒加入协约国，但也无法越过阿尔卑斯山威胁中欧。奥匈帝国在对俄战争中屡屡失利，只是靠了德国援助方才顶住内外压力。土耳其的军队野战能力极差，只能在一些次要战场如中东、高加索吸引协约国少许兵力，唯一的价值在于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保证俄国的人力无法和英国相对充裕的工业物资相结合。
工业国之间的战争代表了当时工业社会的最高科技水准。在战争爆发时，内燃机和电力技术远未成熟。一旦离开了离前线最近的铁路线，部队唯一可以指望的非生物力就是弹药中火（炸）药的爆炸力。这种破坏性力量只能用来杀伤敌人，不能进行可控释放。己方部队和装备的有序运动，主要还是靠人、畜力，和几千年前的罗马军团没有本质区别。当然，战争中有利用汽车进行补给和增援的例子，战争后期也出现了内燃机装甲车辆和飞机，但这要么是紧急情况下的权益之计，要么规模太小，不足以影响大局。既有的工业技术和发展速度决定了规模化的机械化军队要在一代人以后才能出现。由于缺乏能在野外高速推进且保持作战状态的军队，更缺乏在这种状态下对部队进行控制、补给的技术手段，战争的节奏依然要由士兵的步行速度来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战归根结底还是步兵、炮兵和工兵的战争。
炸药的能量决定了工业时代的火器威力，以人力驱动的冷兵器已经沦为礼仪性工具，工业化的土木建筑能力也远远超过农业时代，但同时野战军的补给和运动还要靠前工业化时代的人、畜力。这意味着火力和防御压倒了机动，三个作战要素的发展速度不均衡，防守相对进攻要占更大的优势。在经历几个月的战斗后，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现实，认真的布置了防线。西线是主要战场，双方在动员后，短短数百公里战线上摆开了近千万大军，全面防守成为可能。即便一方以集中兵力、火力奋力突破，一般也只能在对方的防线上打出浅浅的“坑”而不是穿过防线，威胁后方薄弱地域的“洞”。从1914年到战争结束，除了1918年德国孤注一掷的大进攻和和协约国在压倒性优势下的反扑，战线的移动始终不超过数十公里，几公里的推进和一个要点的得失往往要付出数十万伤亡。西线这个主战场出现了对峙。
西线的对峙使德国愿意且有能力抽调一部分兵力和资源去东线。东线的战线广阔，无法象西线那样构筑连续的防线，这削弱了防守一方的优势。同时，由于兵力相对分散，军事效率更高的一方集中兵力达成突破成为可能。因此德国试图先击败这个最弱的对手，避免两线作战。不过，尽管德军的素质远远高于俄国，但一些客观原因依然使得德国亦无法在东线速胜。首先，东线广阔的空间固然给了进攻者可乘之机，但也是这个时代任何后勤机构无法跨越的障碍。无论德国在具体的战役上取得多么大的胜利，也无法在短期内消灭俄国的战争潜力。其次，奥匈帝国这个盟友过于虚弱，不仅不能帮助德国打败俄国，却经常要德国来帮忙维持战线，即便在面对意大利和巴尔干小国时也是如此。最后，无限的空间后面，俄罗斯有着近乎无限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1914年它拥有1.8亿人口，比德、奥之和还要多50%，领土更是从东欧直达太平洋。因此，即便俄国无法从黑海得到英国的大宗物资，即便平均到每个士兵的重炮火力只有德国的1/5，即便某些部队要数人合用一支步枪、赤脚作战，露天宿营，这个国家还是无法被迅速击败。德国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回西线。最终毁灭沙皇俄国的是内部的革命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征服。
海战是舰队之间的战争，平静开阔的海面要比复杂的陆地地形简单的多。因此海战的偶然性远小于陆战，大规模海战的结果很少偏离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1900年前后海军技术的突破给了工业实力更强的德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机会。但德国海陆兼顾的军事战略限制了它投入海军的资源。开战时英德无畏战列舰的数量对比是20:14，如果算上战列巡洋舰则是29:18，在前无畏舰和较轻型军舰方面，英国的优势更大。这反映了英国数百年海上霸权的积累成果。如果考虑到英国遍布地球的海军基地网和殖民地，刚在工业能力上超过英国不久的德国其实离海军霸权还很远。开战后不久，德国在海外的少数海军基地就被迅速封锁、占领。这导致大洋袭击舰打了胜仗无法扩大战果，失败却无可挽回。一些远离本土的舰队虽然转战数月，严重威胁了协约国航运，甚至歼灭较弱的英国分舰队，但他们的战绩也仅限于此。到了1915年，只在英、德本土之间还存在海军正面对抗。
德国的公海舰队明显超出了一个大陆国家的海军需要。但在英国大舰队的压力下，这支舰队只能在岸防部队和水雷的掩护下保护自己的海岸，防止协约国在海上迂回西线，北海制海权属于英国人。在整个战争中，真正的主力对抗只有1916年虎头蛇尾的日德兰海战。日德兰一战，德国虽然在战术上占了上风，但当30多艘英国主力舰倾巢而出，在海上列队冲击时，德国人立刻认识到英国海军的霸权不可动摇。在整个战争中，德国再没有尝试去获得制海权。同样被封锁的还有亚得里亚海深处的奥匈帝国舰队。由于舰队决战毫无希望，同盟国只有派出伪装袭击舰和潜艇去破坏协约国的航运。此举等于宣布放弃了获取海外资源和殖民地的努力，因为袭击舰和潜艇无法用来护航。袭击战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917年英国政府曾因为商船损失巨大而害怕无法继续战争。但现代工业国的战争很少因一两种新武器或新战术而定胜负，当协约国发现护航编队可以有效防御潜艇时，同盟国在海上取胜的希望就消失了。相反，无限制潜艇战还成为了协约国攻击德国的口实。
1917年，美国加入协约国作战。许多战史将美国参战归结于德国潜艇对公海航行自由的破坏，这过高的估计了潜艇战的作用，忽视了潜艇战并非在1917年开始的事实，也忽视了英国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单方面禁止中立国与同盟国贸易，哪怕是通过公海。美国对英国公然以武力威胁公海航行自由的行为给予了最大的容忍，却因为德国的潜艇战而开战。其真正的原因是美国的资本集团已经和协约国，尤其是英国密不可分，与新兴的德国工业集团则尚有距离。这种态势既和协约国占有海权有关，也和各个资本集团的发展历史有关。正如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佩奇在1917年3月5日给威尔逊总统的电报中说：“从现在开始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的压力已超过了摩根王朝为英法政府支付押金的能力……为了维持我们大好的经济形势并避免混乱，唯一的出路是向德国宣战，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资本集团必须维护协约国的胜利，同时以参战为条件，在老牌殖民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