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上）(转载)
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上）——兼评宣传《胡适全集》的一份《广告》
陈守礼
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适全集》并为之刊登了一份《广告》。胡适是一个历史人物，出版他的著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和分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一份资料。但是，怎样评价胡适，如何宣传胡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现在，本文从如下四个方面提出看法和意见：一、胡适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他一生主要的思想行为来评价；二、历史对胡适的定论是什么；三、《广告》对胡适的评价和介绍是否符合事实；四、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一、胡适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他一生主要的思想行为来评价
胡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看他一生的立场、观点、思想和行为。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我们都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抹杀其贡献，也不隐瞒其过错；功归功，过归过，罪归罪。胡适在历史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做出过贡献，我们应承认。胡适提倡用通俗的白话文来代替古文，这在当时确实起了反封建主义的巨大革命作用。虽然胡适本人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否认起过这个作用。他在《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端》的文章中写道：“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光荣’。压根儿我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胡适全集》第22卷第300页），胡适认为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而不承认自己反对过封建主义。我们认为对于胡适自己意识不到和不承认的这个功，不仅应当承认而且应给予足够的评价；对于后来胡适所作过的其他学术研究。凡是确有价值的贡献，我们都应承认并给予应有的评价。
但是，我们需要全面地看一个历史人物和学者。因为古今中外的任何历史人物、学者也都是人。人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毛泽东说；人，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现点，便等于没有灵魂”。胡适也一再讲过“学术、文化”都是离不开“政治”的。因此，我们应该主要看胡适在这方面（这是胡适的主要方面）的事实表现：
（一）胡适从青年时期开始终生主张对社会只能进行“改良”不能进行革命
胡适在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时，虽然“公学里革命书刊流行甚广，革命空气甚为浓厚，许多人剪掉了作为清朝顺民的标志——发辫。但胡适始终未剪，也未加入革命党、“（《胡适年谱》第13页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耿云志编著《胡适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把满清政府推翻以后，胡适对腐败的满清封建统治者包括末代皇帝的热爱、崇拜之情始终没有变。
1、胡适肯定清皇朝的“革新”，反对辛亥革命。胡适认为“清朝末年……外交、军事、政治诸方面开始革新”已“为全中国所瞩目”（《胡适全集》第20卷第553页）显然，胡适在赞颂清王朝，对清王朝抱有希望和信心。
因此，对于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胡适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日记》中写道：“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何时乎！”（《胡适全集》第27卷第192页）在武昌起义一周年时，胡在《日记》中又写他的心境：“天雨朦胧，秋风萧瑟，永怀故国，百感都集”（同上第205页）。同时，胡适经常用英语对留学同学说：“我赞成渐进，不赞成革命。”
在腐败的满清被推翻后的1922年5月30日，胡适入宫见溥仪，并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虽然清帝已退位十多年了，胡适却仍以“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为荣。胡适还在给宣统皇帝的顾问兼老师庄士敦的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位。”（《胡胡适全集》第21卷第288页和《年谱》第110页）
1924年5月27日。胡适“第二次进宫见溥仪”。（《年谱》第 129页）
1924年11月5曰，胡适写信给外交部长王正廷，反对冯玉祥派军队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并将此信在11月9日的《晨报》上发表。（〈胡胡适全集〉第23卷第445页和《年谱》第132 页）
1924年11月底；胡适特地到醇王府去看望被逐出宫的溥仪，表示慰问，并劝他出国留学，愿意予以帮助（见《年谱》第133页）。
这样的思想感情和言行，能说不是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的表现吗？
2、胡适在1914年23岁时就萌发社会改良的思想和要求，支持和组织“社会改良会”
1914年8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许肇南远道来访，连日倾谈极欢，肇南将归国，作诗送之。”诗中写到：“我闻君言如饮醑，投袂欲起为君舞。君归且先建旗鼓，他日归来隶君部。”胡适自注：“今夜同人有‘社会改良会’之议，君倡之，和之者……杨杏佛、胡明复、胡适之也。”（《胡适全集》第27卷第448、449页和《年谱》第36页）此时已可见胡适对改良主义的向往和狂热。后来，胡适就是一生只相信社会改良而反对社会制度的革命、反对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3、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1919年，胡适28岁，他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写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才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那时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全集》第2卷第467、468、515页，第4卷第6 7 3页和《年谱》第7 6—77页）胡适的这些错误观点在受到蓝志先《论问题与主义》和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批评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又写了《三论》、《四论》问题与主义。
在十多年之后，胡适在为汤尔和的译作作《序》时又写道：“我在十多年前便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意见，希望引起一班爱谈大道理的人的觉悟。十多年以来，谈主义的人更多了……”胡适说“改良一种棉花或一种蚕子，胜似一万吨谈主义的文章”（见《年谱》第 181页）。可见，他对“主义”（实际上是指的马列主义）“大道理”之憎恶。
4、胡适支持代表旧制度、旧秩序的南方军阀陈炯明，反对革命的孙中山。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胡适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他写道：“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到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胡适胡说“陈炯明这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后来，革命军反击陈炯明，胡适又反对，他写道：“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 并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胡适全集》第2卷第5 2 6、5 3 8、5 59、5 0 6页和《年谱》第112、113页）
5、胡适反对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和发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宣言，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胡适立即出来公开反对。胡适在10月1日《努力》第22号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认为“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他完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宣扬现在应“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全集》第2卷第49 5页和《年谱》第117页）这是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
6、胡适支持代表旧秩序的北方军阀段棋瑞，反对革命的孙中山。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北方军阀段棋瑞策划召开“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胡适参加段琪瑞策划的“善后会议”对抗孙中山。他在19 2 5年1月17日《日记》中写道：“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胡适全集》第30卷第189页和《年谱》第135页）
7、胡适崇拜袁世凯。直到1929年，胡适仍然崇拜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胡适在给张骞《传记》作《序》写中国近代史上有八位“伟大的英雄”人物，在这八条名字中是袁世凯列首位，张骞列第四位，孙中山列末位。张孝若为父亲出版《传记》时，担心如此对孙中山不敬，会引起国民党“找麻烦”，才擅自把孙中山调到首位。（《胡适全集》第3卷第782页）这不只是贬低孙中山的问题，而是把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并列，是严重颠倒是非的问题。
8、胡适反对“种种革命”。1930年4月10日，作为一个顽固的改良主义者的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就明白无误地宣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指反帝、反封、反资等“种种革命）”……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只能“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胡适全集》第4卷第468页）胡适认为“种种革命”都属“扰乱”，都是改良主义者要打倒的“五大敌人”之一。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白无误地写道：“抗战以前十年之中，国内有共产党的‘扰乱’……”（《胡适全集》第20卷第627页）；胡适就是为了消灭“扰乱”而坚决支持蒋介石“十年剿共”的。
胡适说“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第6 5 9页）。他认为讲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等于“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足见他把他的“改良主义”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是看作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认为革命并不绝对排斥改良，但与改良不同的改良主义是排斥革命的。
胡适认准蒋介石统治集团已彻底背叛革命，他也就投靠过去了。
（二）胡适在蒋介石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1、胡适在蒋统治集团中拟任和所任官职情况
（1）19 31年10月胡适与丁文江去南京晋见蒋介石，从此投身蒋介石统治集团，“与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建立了直接联系”。（见《年谱》第194页）
（2）1931年11月胡适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有经济实权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蒋介石（《胡适全集》第32卷第156、157页）。
（3）1933年3月31，汪精卫致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胡未就而荐王世杰，得汪同意（见《年谱》第210、211页）。
（4）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在致傅斯年信中说：“昔日即得蒋先生电劝……明知非群小所喜，但终不忍推辞，故廿七日决心允任。”（《胡适全集》第24卷第405页和《年谱》第2 6 7页）他任大使只是尊蒋的旨意，而不谈国家和抗日的需要。
（5）1942年9月国民党政府聘胡适任行政院高等顾问。辞未就。但致信蒋介石表示：“愿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见《年谱》第3“页）
（6）1945年4月胡适作为蒋政府代表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亦有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会议期间，胡适与董必武辩论，要求中共“放弃武力”，受到董必武反驳。（《胡适全集》第25卷第160页和《年谱》第320页）
（7）1947年2月6日胡适致信傅斯年说，蒋先生要我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之事，“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年谱》第343页和《胡适全集》第25卷第220页）
（8）1947年12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转达蒋介石意，希望胡适“改行”从政，且有请他参加总统竞选或出任行政院院长的意思。胡适辞而未就。（《年谱》第359页）
（9）1948年3月30日，蒋介石内定胡适为总统，请王世杰劝驾；胡适终于接受了，并高兴地在当天和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蒋公）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我接受了。”（《胡适全集》第 33第 683、684页和《年谱》第 364—365页）
据当时参与其事的《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记者陆铿在其《回忆与忏悔录》中记载：“胡适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这时也有些得意忘形，他甚至还对他的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最后谈到对共产党的态度；我问他，你当了总统以后，是否重开谈判？想不到他的反共态度比蒋似乎还坚决。用英文说：‘绝不’。”（转引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第2 0页）
台湾出版的胡适年谱所记述与陆铿说的一致，并且更详细说到胡适告诉他的秘书说：“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部谈了很久。……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 2024页）
后因为在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未得多数元老赞成票胡适才没有当上即将到手的总统。
（10）1948年4月，胡适任蒋政权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 。
（11）1948年11月24日，蒋介石派陶希圣北上邀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院长。胡以心脏病辞。并请陶向蒋介石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见《年谱》第374页）胡适在《日记》中写到“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胡适全集》第33卷第700页）这反映出了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12）1949年1月15日，蒋介石聘胡适为“总统府资政”。（见《年谱》第3 78页）
（13）1954年至台湾，胡适任蒋介石操纵的第二次“国民大会”临时 ，又一次把“总统证书”交到连任“总统”蒋介石手中。（《胡适全集》第34卷第331页和《年谱》第393－394页）
（14）胡适在1954年7月16日，被蒋介石当局聘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年谱》第395页）。这是由于他反共最坚决。
在五十年代，蒋介石一度对“反共复国”丧失信心，有通过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意向。胡适给蒋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此信直到1997年台湾的《联合报》才公布），分析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成功之处，并劝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研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失败的教训”。胡适说孙中山的“联俄客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转引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第20页）。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去美国马歇尔将军来华，要国民党政府与中共谈判，组成“联合政府”是“一个本质上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个“天真的理想主义政治家”马歇尔将军也遭到了“失败”。（《胡适全集》第22卷第73 0、731页）他这是劝蒋介石总结失败的教训，不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到底。
胡适积极参加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活动，这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记载。（《胡适全集》第34卷第510、512、613、715页）
在台湾国民党不少上层人士对“反攻大陆”丧失信心时，胡适发表演讲说：“反攻大陆不但是台湾一千多万人的希望和象征，也是海外几千万同胞的希望和象征；还可以说是大陆几万万同胞的希望和象征。”（转引自《名人传己》杂志，19 9 8年第5期第39页，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
这些都证明胡适被聘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够资格的。
（15）1957年9月，受台湾当局委派，胡适出席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发表《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演说，要求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他在9月26日《日记》中写道：“我在联合国为中国代表团作大会辩论的演说，费时43分。用的是英文，总算还成功。”胡适在美国，在联合国无数次发表演讲和文章，要“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反对准许那个政府进入联合国，取得中国的席次。” 叫嚣“解放被征服的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东欧、中欧”、“解放苏俄”。（见《胡适全集》第34卷第481 页和《年谱》第380、3的、407、387、388页）
（16）195 8年胡适在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个学术研究部门，可是；在刚举行过就职典礼的当天院士会议上，在“总统训辞”后胡适致《答辞》说：“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要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从学术上反共、救国……”这个《答辞》在4月1日的《中央日报》、《联合报》上都有报道；在台湾出版的胡适的学生又兼秘书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65、2668页，以及耿云志编著的《胡适年谱》第409页均有记载。《胡适全集》却未收入。编《全集》的先生是否为了把胡适美化成一个单纯搞学术的“学者”而有意隐瞒呢？
从上述所举16例情况来看；国民党政权是信任胡适，借重胡适，封了胡适不少极重要的“官职”。这足以说明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了。
2、有道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胡适是“为谋其政”而故意“不就其位”，为的是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胡适在1931年3月18日《日记》中写道：“我在政治场外比在政治场内更有用。”（《胡适全集》第32卷第95页）
1933年4月8曰胡适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他“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是为了“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胡适全集》第24卷第161页和《年谱》第210页）
19 4 7年2月胡适请傅斯年转告蒋介石时又一次强调：他“不参加政府……是国家和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活，给他做面子。”（《胡适全集》第 25卷第 220、226、237页第31卷第 67页第33卷第 620、625页等均有此类表示）
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不进政府做“官”比做“官”所起的更大的作用吧：
（1）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也是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背叛。胡适表示：“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见《年谱》第157页）这绝非偶然，因为胡适本来就把1925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中国大革命称作“中国大动乱”，并说在那时“改良主义……成了罪人”。（《胡适全集》第34卷第73页，第20卷第607页）。
（2）1933年11月，陈铭枢、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要求反蒋抗日，胡适发表福建的大变局》的文章，指责说：“无论打出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胡胡适全集》第21卷第 682、683页和《年谱》第215页）
（3）1936年6月9日，“两广事变”发动者李、白等要求反蒋抗日时，胡适致电李宗仁、白崇禧、罗文干称：“今日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国家之大责任。”并发表《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评论说：“如果真要指着抗外的题目来做推翻中央政府的叛乱行为，我们当然应该主张中央明令讨伐。”还说，不能“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内战”，“我们不反对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 （《胡适全集》第24卷第301页、第22卷第50 7页和《年谱》第2 4 7页）
（4）在蒋介石十年“剿共”期间，胡适把“首重统一”作为《独立评论》的办刊方针，不断发表支持“剿共”和为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作辩护的文章。说什么“这几年之中，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国内不统一……所以不容易有整个的国防计划。”（见《年谱 第199、239页》）
（5）1936年12月12 日，西安事变爆发。胡适得悉后，即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如遇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并在12月20日的《大公报》上发表《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攻击张学良秀蒋抗日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同时攻击中共的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武装叛乱失败时的策略。”骂中共已是“残破不全的土匪”。（见《年谱》第2 51页）
胡适在1936年12月13 日《日记》中写道：“张学良在西安叛变……他的勾通共产党，政府久已知之……（张学良）围搜党部之举，其原因是党部搜得他勾结共党之证物。”“中央军队宜即进攻叛军，大约不难平。” （《胡适全集》第32卷第595页）显然，胡适若非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是不可能当12日发生西安事变后的13日他就已掌握上述绝密情报的。
（6）胡适始终反对抗日爱国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抗日运动爆发后，胡适在《冀察时局的收拾》一文中说：“鼓动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播弄一些无根据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他还发表《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说：“荒废学业……岂但与报国救国毫无益处，简直是放弃本身的责任，自己破坏国家……”；胡适不断向蒋介石政府提出瓦解学生爱国运动的方法。（《年谱》第39、143、144、2”、241、243页）
（7）胡适支持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侵占陕甘宁边区五个县。美国记者斯诺报道说边区的存在是合法的，国民党当局没有否认；胡适对此不满，写了给国民党当局的《意见》说：“究竟边区一词有何法律依据？” 不能“凭共产党之外国朋友瞎说” （《胡适全集》第22卷第636页）。
（8）胡适支持蒋介石消灭新四军。1941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消灭抗日有功的新四军。
胡适到纽约作演讲配合蒋介石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见《年谱》第295页）
陈布雷将蒋介石以上反共情况电告驻美大使胡适；胡适在1941年3月7曰复电陈布雷称：“阳电奉悉。共党事，委座苦心应付，良深钦佩。” （《胡适全集》第24卷第“7页和《年谱》第296页）
（9）胡适配合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1945年毛 赴重庆谈判国内和平问题，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胡适致电毛泽东，要中共“痛下决心，放弃武力。” （《胡适全集》第25卷第160页和《年谱》第322页）
（10）19 4 7年，为了挽救蒋介石即将崩溃的统治，加紧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胡适以“国民大会 ”的身份“领衔提出《戡乱条例》”，把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当作“乱党”、“乱民”来戡杀；有了《戡乱条例》后，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动员令”，胡适又对记者发表谈话，拥护“戡乱动员令”，并说他的“家乡抗战八年未遭破坏，而共产党占领三日，即洗劫一空”，他要求“国军“到他的家乡“剿匪”（见《年谱》第352、359页）
（11）1949年4月21日，胡适至旧金山，次日发表谈话，拥护蒋何集团拒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谈条件。（见《年谱》第379页）
（12）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胡适在美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胡适全集》第34卷第690页和《年谱》第379页）
（13）1954年12月3日，胡适在纽约发表谈话，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表示“十分满意”。对蒋介石所谓“远东防线必需的一环现已铸成”的说法，“表示衷心同意”。（见《年谱》第3 9 7页）
（14）1960年11月18日，胡适晋见蒋介石。对蒋推心置腹地说：“十一年前我就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 （《胡适全集》第3 4卷第690页和《年谱》第431页）这既是对蒋表忠心，为蒋鼓气，又说明胡适是与蒋介石相依为命的。胡适所爱之“国”是蒋介石的“政府”，这个“政府”才是他安身立命之基。
以上也只不过又举了十四例，胡适这些言行果然比当“官”起的作用“更大”，都是在重要关头上帮国民党政府的忙。可惜历史无情，这仍然未能挽救一个反动王朝的覆灭。蒋介石和胡适都是在“光复大陆”、“反共复国”的“任务”尚未完成之时离开了人世。
（三）胡适对外迷信和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自轻自贱本民族，支持反动统治者
1、胡适始终支持《二十一条》卖国条约。1915年5月9日，日本强迫中国签字接受亡国的《二十一条》时，胡适在5月10日的《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并称赞说：“（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因此，他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后又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说他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胡适全集》第28卷第89、129页和《年谱》第39页）几年后，他还反对把日本强迫我国接受《二十一条》的“五九”这一天作为“国耻日”来纪念、他作了《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什么“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 （《胡适全集》第 29卷第 240页）这是胡适不愿刺激日本，害怕得罪日本。
2、胡适在言行两方面积极配合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19 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胡适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并说“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7、618页和《年谱》第211页）胡适还在当月，就聚集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自觉救国会”，宣言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宣称：“本会以联络各界觉悟爱国分子，组织团体，兴办实业，实行自救、救国为宗旨”。（《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和《年谱》第 194页）
3、胡适无理主张中国应对日本的侵略主动让步。1932年6月13 日，胡适向政府提议以“承认日本提出的五项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他认为如能“恢复东三省主权”，我国“不妨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见《年谱》第200－201页和《胡适全集》第24卷第233页）
4、胡适建议日本停止武力侵略，而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1933年3月1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42号上发表文章，说什么日本的侵略只会使“中华民族”更加“仇日”，他建议“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胡适全集》第21卷第6 03页和《年谱》第 210页）
5、胡适主张等候五十年再来解决东三省问题。胡适在《独立评论》第44号上发表文章《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5页和《年谱》第216页）。胡适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曾签约将两个省割让给德国，经四十八年后才收回为例，主张我国的东三省也可以等五十年后再说。实际上胡适是为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帮忙”；不惜让日本霸占、掠夺东三省五十年。
6、胡适不谴责侵略，反而说抵抗侵略将会“糜烂华北”。1933年5月，蒋何命黄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与日军“停战”。事前，何应钦先邀胡适等人商讨，然后才由蒋下令签订。这《协定》实际上意味着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占领，不准中国军民对日军抵抗。《协定》签订后。胡适在6月4日《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声称抵抗就会使华北‘糜烂’。” （《年谱》第211、212页）
7、胡适主张国际共管东三省。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后，所谓“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提出了十条“解决的原则及条件”，主张“东三省自治”。实际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胡适表示赞成，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主张由外国教练官协助训练一种特别宪兵”来“管”。（《胡适全集》第21卷第522、523页和《年谱》2 04页）。
8、胡适主张可以承认伪满洲国。胡适于1935年7月26日，写信给罗隆基说，他曾写信给外交部长王世杰“主张与日本交涉解决一切悬案；中国可以承认满洲国。”（《胡适全集》第24卷第233页）王世杰对胡适的复信说：“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日方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其侵略……”未采纳胡适的建议。（《胡适全集》第24卷第244页和《年谱》第2 3 7、2 35页）
9、胡适是汪精卫、蒋介石对日本妥协投降活动的积极参预者。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不久，汪精卫等一批汉奸投降日本，当时人们就怀疑胡适参与了投降活动；现在看胡适的多篇《日记》可以证明胡适确实是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投降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请看下面几篇《日记》：
（1）19 3 7年7月3 0日。“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程沧波等，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一是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二是时机很迫切，须由肯积极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1）以上《日记》说的“由高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是指打通一条国民党政府与东京之间的联系“路线”。接着国民党政府照办；让高宗武辞掉一切官方职务后去香港，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与东京日本统治者秘密谈和，——引者注）
（2）1937年7月31 日。蒋先生约午饭，……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京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
（3）1937年8月6日。“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4）1937年9月8日。“十点钟到铁道部官舍，见汪精卫先生……我劝他不要太悲观……十二点钟到高宗武家，我也劝他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
（5）1937年8月17日。“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陶希圣、傅斯年、胡适……。”
（以上五则《日记》见《胡适全集》第32卷第668、669、671、672、673、677、378页）
这段时期，胡适与汪精卫同伙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程沧波等所谓“低调同志”以及蒋介石等人为中日“和平”活动频繁。在胡适《日记》中都有记载。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被贪心不足的日方接受。胡适想造的“奇迹”未能出现。
而汪精卫忍不住了，不久，就与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去南京成立了汪伪政权。《毛选》第二卷《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及其注释就是揭露他们的投降活动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只要日本同意“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即可结束抗日战争，这实际上是胡适早就提出的主张。胡适虽未与汪、高、陶同去南京，但关系极为密切；在1932年汪就邀胡密谈，把密码本给胡，并约定联系暗号。高宗武到南京当汉奸后与汪发生矛盾出逃到美国，得到胡适大使和使馆的“照拂和维护”。陶希圣则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见《年谱》第212、274、287页）、从胡适以上这些言行活动以及同这些大汉奸的密切关系也就不难看出胡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10、胡适从形而上学历史唯心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对外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对内支持反动统治者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基本观点、基本态度，是密切关联的，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这有大量证据，除了以上的事实之外，再举几个突出的实例：
（1）胡适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如外国。胡适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胡适全集》第4卷第666、667 页）。所以。他“情愿亡国”，他认为祖国即使被列强“瓜分”，个人仍有出路。他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他说，这叫做：“去无道而就有道”；即：中国的总统袁世凯“无道”他就不选择做中国的公民；美国总统威尔逊。“有道”；他就选择做美国的公民（《胡适全集》第28卷第526页）。
（2）胡适还有个理论，认为中国这个民族永远也不能为反侵略而对日本作战。他认为日本又富又强、武器精良，如果我们对日“作战”，“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胡适全集》第23卷第76页）他还认为如果我方想靠“增兵备”来“救中国之亡”，彼方的“兵备”亦“必继长增高……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 （《胡适全集》第27卷第585页）这就是说等不到我“国富兵强”，敌国已“更富更强”，我们永远也不能对日本侵略者作战。汪精卫和胡适观点一致，他把中国对日“作战”叫做“焦土抗战”。认为“作战”的结果中国只剩余下一片“焦土”。因此，他们都认为降日“有理”，降日是为了避免作“无谓的牺牲”。
（3）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胡适全集》第33卷第546页）胡适认为青年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时的那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烈士”精神，是贯串汪的“终身”的，这是投降“有理”论。
（4）胡适庇护投降日本的周作人。他让律师为这个汉奸作辩护。说什么北京大学曾委托周氏保管北大校产，胡适证明经历沦陷时期；“北大图书仪器及其它设备有增无减”。把周说成是“地下文化功臣” （《年谱》第333页）。这是汉奸“有功”
（5）胡适在对反动军阀杀害革命先烈李大钊的态度上，表明了他的反动立场。胡适自己承认是李大钊的“朋友”，在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后，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文章中写道：“‘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当日和我讨论的一个朋友（李大利）被杀死了……” （《胡适全集》第4卷第660、661页）擅长谴词造句的胡适在这里不用“遭杀害”而用“被杀死”这个词语，也不参加送葬，表明了他的立场。在李大利遭受杀害一年之后，胡适在“游香山”的《日记》中写道：“路过万安公墓时，进去看李宁常（大钊）坟。去年他葬时，我不曾去送……也无碑。当嘱梦麟补立一碑。” （《胡适全集》第32卷第261页）梦麟，即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后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秘书长、教育部长等职。从胡适可以“嘱梦麟补立一碑”这件事来看，胡适的身份和权势非一般人可比。那么，胡适对他“北大”的老同事李大钊被捕、被杀害，是否有过营救的言行呢？相反；他指责李大钊是因为不顾“谈主义”的“危险”才“被杀死的”。
（6）胡适在对蒋介石杀害杨杏佛事件的态度上；又充分表明了他的反动立场，杨杏佛，是人们尊敬的同盟会老盟员，国民党员，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秘书长，是宋庆龄会长的重要助手。他又是胡适上海南洋公学和留美哈佛大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杨杏佛只是因为要求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然而，胡适在1933年6月18日的《日记》中竞写道：杏佛一生结怨甚多，然何至于此！凶手至自杀，其非私仇可想。岂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未能救人而先招杀身之祸耶？似未必如此。
前日我与扬杏佛同车两次，第二次他送我的车即是今日被枪击的车。人世变幻险恶如此。
我常说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的快意……必至于无一个朋友而终不自觉悟，我早料到他必至于遭祸……
在新六家打了八圈牌……在上船检点（行旅）后，仍回到新六家，玩到半夜始上船……（《胡适全集》第32卷第213页）
从以上扬杏佛被杀害这天的胡适《日记》来看：胡适面对老同学“前日”“同车两次”平安无险，而“今日”突遭暗杀的飞来惨祸，不仅毫无惊骇之情；竟然说“我早料到他必至于遭祸”，这说明什么；稍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杨杏佛被暗杀，明显地是蒋介石派特务所干，胡适却指责“杏佛一生结怨甚多”，争“民权”“招摇太甚”；竟然为谋杀者开脱；胡适面对老同学为正义、为要求保障人权而牺牲了生命的悲壮现实，不仅毫无悲痛之忧 竟然兴致很浓地白天“打了八圈牌”还嫌不够，晚上又“玩到半夜”，这是什么感情；胡适还讥笑老朋友杨杏佛是“麻子”，有“麻子心理”，“多疑”而失了“朋友。这些既反映出胡适政治立场的反动性，又反映出他对待朋友的态度上道德品质的低劣。
（7）胡适还主张不能“全靠笔舌”。要“靠”“政府”来对付鲁迅等左翼文化人。十年内战时期，配合对中国工农红军的 “围剿”，蒋介石在政府辖区内搞镇压，“办法”就是将杨杏佛等人暗杀，还杀害左翼作家柔石等五烈士；进行文化“围剿”。那时候有个苏女士致信胡适，建议胡适应该回击鲁迅，“从左派掌握中夺回新文化”的领导权。胡适在回信中提出主张说：“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对这句话胡适加了重点）；左倾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我们当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笔舌”（转引自《新建设》1955年2月号候外庐评胡适的文章）。在这封回信中，胡适称鲁迅和左翼作家为“狺狺攻击我们”的“敌党”（转引自《胡适还是鲁迅》第345、34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这说得多么露骨，自己理缺词穷，没有信心靠“笔”战、“舌”战取胜，就主张靠“政府”用对付杨杏佛、柔石等人的办法来对付左翼力量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其用心何其狠毒！
在这里必须指出：有人还在宣扬：”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的旗手“（同上书第350页）可是胡适为他的老同学、老朋友杨杏佛和李大钊的”言论自由“和”人权“说过半句公道话吗？没有。相反，荒唐地指责被害者。他把“言论自由”和“人权”只给汪精卫之流和他们自己，绝不给正义的人们。
以上（一）（二）（三）三个部分的事实；是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史数十年中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是他在各个重要历史关头所扮演的角色，是他带有系统性全局性的政治亮相。历史也必然会形成一个对他的定论。
陈守礼
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适全集》并为之刊登了一份《广告》。胡适是一个历史人物，出版他的著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和分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一份资料。但是，怎样评价胡适，如何宣传胡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现在，本文从如下四个方面提出看法和意见：一、胡适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他一生主要的思想行为来评价；二、历史对胡适的定论是什么；三、《广告》对胡适的评价和介绍是否符合事实；四、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一、胡适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他一生主要的思想行为来评价
胡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看他一生的立场、观点、思想和行为。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我们都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抹杀其贡献，也不隐瞒其过错；功归功，过归过，罪归罪。胡适在历史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做出过贡献，我们应承认。胡适提倡用通俗的白话文来代替古文，这在当时确实起了反封建主义的巨大革命作用。虽然胡适本人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否认起过这个作用。他在《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端》的文章中写道：“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光荣’。压根儿我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胡适全集》第22卷第300页），胡适认为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而不承认自己反对过封建主义。我们认为对于胡适自己意识不到和不承认的这个功，不仅应当承认而且应给予足够的评价；对于后来胡适所作过的其他学术研究。凡是确有价值的贡献，我们都应承认并给予应有的评价。
但是，我们需要全面地看一个历史人物和学者。因为古今中外的任何历史人物、学者也都是人。人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毛泽东说；人，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现点，便等于没有灵魂”。胡适也一再讲过“学术、文化”都是离不开“政治”的。因此，我们应该主要看胡适在这方面（这是胡适的主要方面）的事实表现：
（一）胡适从青年时期开始终生主张对社会只能进行“改良”不能进行革命
胡适在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时，虽然“公学里革命书刊流行甚广，革命空气甚为浓厚，许多人剪掉了作为清朝顺民的标志——发辫。但胡适始终未剪，也未加入革命党、“（《胡适年谱》第13页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耿云志编著《胡适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把满清政府推翻以后，胡适对腐败的满清封建统治者包括末代皇帝的热爱、崇拜之情始终没有变。
1、胡适肯定清皇朝的“革新”，反对辛亥革命。胡适认为“清朝末年……外交、军事、政治诸方面开始革新”已“为全中国所瞩目”（《胡适全集》第20卷第553页）显然，胡适在赞颂清王朝，对清王朝抱有希望和信心。
因此，对于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胡适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日记》中写道：“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何时乎！”（《胡适全集》第27卷第192页）在武昌起义一周年时，胡在《日记》中又写他的心境：“天雨朦胧，秋风萧瑟，永怀故国，百感都集”（同上第205页）。同时，胡适经常用英语对留学同学说：“我赞成渐进，不赞成革命。”
在腐败的满清被推翻后的1922年5月30日，胡适入宫见溥仪，并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虽然清帝已退位十多年了，胡适却仍以“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为荣。胡适还在给宣统皇帝的顾问兼老师庄士敦的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位。”（《胡胡适全集》第21卷第288页和《年谱》第110页）
1924年5月27日。胡适“第二次进宫见溥仪”。（《年谱》第 129页）
1924年11月5曰，胡适写信给外交部长王正廷，反对冯玉祥派军队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并将此信在11月9日的《晨报》上发表。（〈胡胡适全集〉第23卷第445页和《年谱》第132 页）
1924年11月底；胡适特地到醇王府去看望被逐出宫的溥仪，表示慰问，并劝他出国留学，愿意予以帮助（见《年谱》第133页）。
这样的思想感情和言行，能说不是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的表现吗？
2、胡适在1914年23岁时就萌发社会改良的思想和要求，支持和组织“社会改良会”
1914年8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许肇南远道来访，连日倾谈极欢，肇南将归国，作诗送之。”诗中写到：“我闻君言如饮醑，投袂欲起为君舞。君归且先建旗鼓，他日归来隶君部。”胡适自注：“今夜同人有‘社会改良会’之议，君倡之，和之者……杨杏佛、胡明复、胡适之也。”（《胡适全集》第27卷第448、449页和《年谱》第36页）此时已可见胡适对改良主义的向往和狂热。后来，胡适就是一生只相信社会改良而反对社会制度的革命、反对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3、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1919年，胡适28岁，他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写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才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那时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全集》第2卷第467、468、515页，第4卷第6 7 3页和《年谱》第7 6—77页）胡适的这些错误观点在受到蓝志先《论问题与主义》和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批评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又写了《三论》、《四论》问题与主义。
在十多年之后，胡适在为汤尔和的译作作《序》时又写道：“我在十多年前便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意见，希望引起一班爱谈大道理的人的觉悟。十多年以来，谈主义的人更多了……”胡适说“改良一种棉花或一种蚕子，胜似一万吨谈主义的文章”（见《年谱》第 181页）。可见，他对“主义”（实际上是指的马列主义）“大道理”之憎恶。
4、胡适支持代表旧制度、旧秩序的南方军阀陈炯明，反对革命的孙中山。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胡适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他写道：“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到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胡适胡说“陈炯明这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后来，革命军反击陈炯明，胡适又反对，他写道：“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 并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胡适全集》第2卷第5 2 6、5 3 8、5 59、5 0 6页和《年谱》第112、113页）
5、胡适反对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和发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宣言，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胡适立即出来公开反对。胡适在10月1日《努力》第22号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认为“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他完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宣扬现在应“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全集》第2卷第49 5页和《年谱》第117页）这是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
6、胡适支持代表旧秩序的北方军阀段棋瑞，反对革命的孙中山。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北方军阀段棋瑞策划召开“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胡适参加段琪瑞策划的“善后会议”对抗孙中山。他在19 2 5年1月17日《日记》中写道：“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胡适全集》第30卷第189页和《年谱》第135页）
7、胡适崇拜袁世凯。直到1929年，胡适仍然崇拜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胡适在给张骞《传记》作《序》写中国近代史上有八位“伟大的英雄”人物，在这八条名字中是袁世凯列首位，张骞列第四位，孙中山列末位。张孝若为父亲出版《传记》时，担心如此对孙中山不敬，会引起国民党“找麻烦”，才擅自把孙中山调到首位。（《胡适全集》第3卷第782页）这不只是贬低孙中山的问题，而是把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并列，是严重颠倒是非的问题。
8、胡适反对“种种革命”。1930年4月10日，作为一个顽固的改良主义者的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就明白无误地宣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指反帝、反封、反资等“种种革命）”……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只能“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胡适全集》第4卷第468页）胡适认为“种种革命”都属“扰乱”，都是改良主义者要打倒的“五大敌人”之一。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白无误地写道：“抗战以前十年之中，国内有共产党的‘扰乱’……”（《胡适全集》第20卷第627页）；胡适就是为了消灭“扰乱”而坚决支持蒋介石“十年剿共”的。
胡适说“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第6 5 9页）。他认为讲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等于“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足见他把他的“改良主义”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是看作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认为革命并不绝对排斥改良，但与改良不同的改良主义是排斥革命的。
胡适认准蒋介石统治集团已彻底背叛革命，他也就投靠过去了。
（二）胡适在蒋介石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1、胡适在蒋统治集团中拟任和所任官职情况
（1）19 31年10月胡适与丁文江去南京晋见蒋介石，从此投身蒋介石统治集团，“与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建立了直接联系”。（见《年谱》第194页）
（2）1931年11月胡适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有经济实权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蒋介石（《胡适全集》第32卷第156、157页）。
（3）1933年3月31，汪精卫致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胡未就而荐王世杰，得汪同意（见《年谱》第210、211页）。
（4）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在致傅斯年信中说：“昔日即得蒋先生电劝……明知非群小所喜，但终不忍推辞，故廿七日决心允任。”（《胡适全集》第24卷第405页和《年谱》第2 6 7页）他任大使只是尊蒋的旨意，而不谈国家和抗日的需要。
（5）1942年9月国民党政府聘胡适任行政院高等顾问。辞未就。但致信蒋介石表示：“愿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见《年谱》第3“页）
（6）1945年4月胡适作为蒋政府代表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亦有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会议期间，胡适与董必武辩论，要求中共“放弃武力”，受到董必武反驳。（《胡适全集》第25卷第160页和《年谱》第320页）
（7）1947年2月6日胡适致信傅斯年说，蒋先生要我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之事，“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年谱》第343页和《胡适全集》第25卷第220页）
（8）1947年12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转达蒋介石意，希望胡适“改行”从政，且有请他参加总统竞选或出任行政院院长的意思。胡适辞而未就。（《年谱》第359页）
（9）1948年3月30日，蒋介石内定胡适为总统，请王世杰劝驾；胡适终于接受了，并高兴地在当天和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蒋公）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我接受了。”（《胡适全集》第 33第 683、684页和《年谱》第 364—365页）
据当时参与其事的《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记者陆铿在其《回忆与忏悔录》中记载：“胡适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这时也有些得意忘形，他甚至还对他的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最后谈到对共产党的态度；我问他，你当了总统以后，是否重开谈判？想不到他的反共态度比蒋似乎还坚决。用英文说：‘绝不’。”（转引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第2 0页）
台湾出版的胡适年谱所记述与陆铿说的一致，并且更详细说到胡适告诉他的秘书说：“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部谈了很久。……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 2024页）
后因为在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未得多数元老赞成票胡适才没有当上即将到手的总统。
（10）1948年4月，胡适任蒋政权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 。
（11）1948年11月24日，蒋介石派陶希圣北上邀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院长。胡以心脏病辞。并请陶向蒋介石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见《年谱》第374页）胡适在《日记》中写到“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胡适全集》第33卷第700页）这反映出了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12）1949年1月15日，蒋介石聘胡适为“总统府资政”。（见《年谱》第3 78页）
（13）1954年至台湾，胡适任蒋介石操纵的第二次“国民大会”临时 ，又一次把“总统证书”交到连任“总统”蒋介石手中。（《胡适全集》第34卷第331页和《年谱》第393－394页）
（14）胡适在1954年7月16日，被蒋介石当局聘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年谱》第395页）。这是由于他反共最坚决。
在五十年代，蒋介石一度对“反共复国”丧失信心，有通过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意向。胡适给蒋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此信直到1997年台湾的《联合报》才公布），分析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成功之处，并劝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研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失败的教训”。胡适说孙中山的“联俄客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转引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第20页）。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去美国马歇尔将军来华，要国民党政府与中共谈判，组成“联合政府”是“一个本质上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个“天真的理想主义政治家”马歇尔将军也遭到了“失败”。（《胡适全集》第22卷第73 0、731页）他这是劝蒋介石总结失败的教训，不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到底。
胡适积极参加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活动，这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记载。（《胡适全集》第34卷第510、512、613、715页）
在台湾国民党不少上层人士对“反攻大陆”丧失信心时，胡适发表演讲说：“反攻大陆不但是台湾一千多万人的希望和象征，也是海外几千万同胞的希望和象征；还可以说是大陆几万万同胞的希望和象征。”（转引自《名人传己》杂志，19 9 8年第5期第39页，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
这些都证明胡适被聘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够资格的。
（15）1957年9月，受台湾当局委派，胡适出席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发表《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演说，要求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他在9月26日《日记》中写道：“我在联合国为中国代表团作大会辩论的演说，费时43分。用的是英文，总算还成功。”胡适在美国，在联合国无数次发表演讲和文章，要“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反对准许那个政府进入联合国，取得中国的席次。” 叫嚣“解放被征服的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东欧、中欧”、“解放苏俄”。（见《胡适全集》第34卷第481 页和《年谱》第380、3的、407、387、388页）
（16）195 8年胡适在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个学术研究部门，可是；在刚举行过就职典礼的当天院士会议上，在“总统训辞”后胡适致《答辞》说：“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要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从学术上反共、救国……”这个《答辞》在4月1日的《中央日报》、《联合报》上都有报道；在台湾出版的胡适的学生又兼秘书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65、2668页，以及耿云志编著的《胡适年谱》第409页均有记载。《胡适全集》却未收入。编《全集》的先生是否为了把胡适美化成一个单纯搞学术的“学者”而有意隐瞒呢？
从上述所举16例情况来看；国民党政权是信任胡适，借重胡适，封了胡适不少极重要的“官职”。这足以说明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了。
2、有道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胡适是“为谋其政”而故意“不就其位”，为的是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胡适在1931年3月18日《日记》中写道：“我在政治场外比在政治场内更有用。”（《胡适全集》第32卷第95页）
1933年4月8曰胡适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他“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是为了“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胡适全集》第24卷第161页和《年谱》第210页）
19 4 7年2月胡适请傅斯年转告蒋介石时又一次强调：他“不参加政府……是国家和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活，给他做面子。”（《胡适全集》第 25卷第 220、226、237页第31卷第 67页第33卷第 620、625页等均有此类表示）
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不进政府做“官”比做“官”所起的更大的作用吧：
（1）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也是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背叛。胡适表示：“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见《年谱》第157页）这绝非偶然，因为胡适本来就把1925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中国大革命称作“中国大动乱”，并说在那时“改良主义……成了罪人”。（《胡适全集》第34卷第73页，第20卷第607页）。
（2）1933年11月，陈铭枢、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要求反蒋抗日，胡适发表福建的大变局》的文章，指责说：“无论打出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胡胡适全集》第21卷第 682、683页和《年谱》第215页）
（3）1936年6月9日，“两广事变”发动者李、白等要求反蒋抗日时，胡适致电李宗仁、白崇禧、罗文干称：“今日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国家之大责任。”并发表《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评论说：“如果真要指着抗外的题目来做推翻中央政府的叛乱行为，我们当然应该主张中央明令讨伐。”还说，不能“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内战”，“我们不反对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 （《胡适全集》第24卷第301页、第22卷第50 7页和《年谱》第2 4 7页）
（4）在蒋介石十年“剿共”期间，胡适把“首重统一”作为《独立评论》的办刊方针，不断发表支持“剿共”和为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作辩护的文章。说什么“这几年之中，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国内不统一……所以不容易有整个的国防计划。”（见《年谱 第199、239页》）
（5）1936年12月12 日，西安事变爆发。胡适得悉后，即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如遇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并在12月20日的《大公报》上发表《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攻击张学良秀蒋抗日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同时攻击中共的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武装叛乱失败时的策略。”骂中共已是“残破不全的土匪”。（见《年谱》第2 51页）
胡适在1936年12月13 日《日记》中写道：“张学良在西安叛变……他的勾通共产党，政府久已知之……（张学良）围搜党部之举，其原因是党部搜得他勾结共党之证物。”“中央军队宜即进攻叛军，大约不难平。” （《胡适全集》第32卷第595页）显然，胡适若非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是不可能当12日发生西安事变后的13日他就已掌握上述绝密情报的。
（6）胡适始终反对抗日爱国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抗日运动爆发后，胡适在《冀察时局的收拾》一文中说：“鼓动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播弄一些无根据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他还发表《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说：“荒废学业……岂但与报国救国毫无益处，简直是放弃本身的责任，自己破坏国家……”；胡适不断向蒋介石政府提出瓦解学生爱国运动的方法。（《年谱》第39、143、144、2”、241、243页）
（7）胡适支持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侵占陕甘宁边区五个县。美国记者斯诺报道说边区的存在是合法的，国民党当局没有否认；胡适对此不满，写了给国民党当局的《意见》说：“究竟边区一词有何法律依据？” 不能“凭共产党之外国朋友瞎说” （《胡适全集》第22卷第636页）。
（8）胡适支持蒋介石消灭新四军。1941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消灭抗日有功的新四军。
胡适到纽约作演讲配合蒋介石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见《年谱》第295页）
陈布雷将蒋介石以上反共情况电告驻美大使胡适；胡适在1941年3月7曰复电陈布雷称：“阳电奉悉。共党事，委座苦心应付，良深钦佩。” （《胡适全集》第24卷第“7页和《年谱》第296页）
（9）胡适配合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1945年毛 赴重庆谈判国内和平问题，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胡适致电毛泽东，要中共“痛下决心，放弃武力。” （《胡适全集》第25卷第160页和《年谱》第322页）
（10）19 4 7年，为了挽救蒋介石即将崩溃的统治，加紧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胡适以“国民大会 ”的身份“领衔提出《戡乱条例》”，把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当作“乱党”、“乱民”来戡杀；有了《戡乱条例》后，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动员令”，胡适又对记者发表谈话，拥护“戡乱动员令”，并说他的“家乡抗战八年未遭破坏，而共产党占领三日，即洗劫一空”，他要求“国军“到他的家乡“剿匪”（见《年谱》第352、359页）
（11）1949年4月21日，胡适至旧金山，次日发表谈话，拥护蒋何集团拒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谈条件。（见《年谱》第379页）
（12）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胡适在美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胡适全集》第34卷第690页和《年谱》第379页）
（13）1954年12月3日，胡适在纽约发表谈话，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表示“十分满意”。对蒋介石所谓“远东防线必需的一环现已铸成”的说法，“表示衷心同意”。（见《年谱》第3 9 7页）
（14）1960年11月18日，胡适晋见蒋介石。对蒋推心置腹地说：“十一年前我就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 （《胡适全集》第3 4卷第690页和《年谱》第431页）这既是对蒋表忠心，为蒋鼓气，又说明胡适是与蒋介石相依为命的。胡适所爱之“国”是蒋介石的“政府”，这个“政府”才是他安身立命之基。
以上也只不过又举了十四例，胡适这些言行果然比当“官”起的作用“更大”，都是在重要关头上帮国民党政府的忙。可惜历史无情，这仍然未能挽救一个反动王朝的覆灭。蒋介石和胡适都是在“光复大陆”、“反共复国”的“任务”尚未完成之时离开了人世。
（三）胡适对外迷信和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自轻自贱本民族，支持反动统治者
1、胡适始终支持《二十一条》卖国条约。1915年5月9日，日本强迫中国签字接受亡国的《二十一条》时，胡适在5月10日的《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并称赞说：“（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因此，他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后又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说他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胡适全集》第28卷第89、129页和《年谱》第39页）几年后，他还反对把日本强迫我国接受《二十一条》的“五九”这一天作为“国耻日”来纪念、他作了《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什么“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 （《胡适全集》第 29卷第 240页）这是胡适不愿刺激日本，害怕得罪日本。
2、胡适在言行两方面积极配合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19 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胡适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并说“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7、618页和《年谱》第211页）胡适还在当月，就聚集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自觉救国会”，宣言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宣称：“本会以联络各界觉悟爱国分子，组织团体，兴办实业，实行自救、救国为宗旨”。（《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和《年谱》第 194页）
3、胡适无理主张中国应对日本的侵略主动让步。1932年6月13 日，胡适向政府提议以“承认日本提出的五项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他认为如能“恢复东三省主权”，我国“不妨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见《年谱》第200－201页和《胡适全集》第24卷第233页）
4、胡适建议日本停止武力侵略，而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1933年3月1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42号上发表文章，说什么日本的侵略只会使“中华民族”更加“仇日”，他建议“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胡适全集》第21卷第6 03页和《年谱》第 210页）
5、胡适主张等候五十年再来解决东三省问题。胡适在《独立评论》第44号上发表文章《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5页和《年谱》第216页）。胡适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曾签约将两个省割让给德国，经四十八年后才收回为例，主张我国的东三省也可以等五十年后再说。实际上胡适是为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帮忙”；不惜让日本霸占、掠夺东三省五十年。
6、胡适不谴责侵略，反而说抵抗侵略将会“糜烂华北”。1933年5月，蒋何命黄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与日军“停战”。事前，何应钦先邀胡适等人商讨，然后才由蒋下令签订。这《协定》实际上意味着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占领，不准中国军民对日军抵抗。《协定》签订后。胡适在6月4日《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声称抵抗就会使华北‘糜烂’。” （《年谱》第211、212页）
7、胡适主张国际共管东三省。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后，所谓“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提出了十条“解决的原则及条件”，主张“东三省自治”。实际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胡适表示赞成，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主张由外国教练官协助训练一种特别宪兵”来“管”。（《胡适全集》第21卷第522、523页和《年谱》2 04页）。
8、胡适主张可以承认伪满洲国。胡适于1935年7月26日，写信给罗隆基说，他曾写信给外交部长王世杰“主张与日本交涉解决一切悬案；中国可以承认满洲国。”（《胡适全集》第24卷第233页）王世杰对胡适的复信说：“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日方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其侵略……”未采纳胡适的建议。（《胡适全集》第24卷第244页和《年谱》第2 3 7、2 35页）
9、胡适是汪精卫、蒋介石对日本妥协投降活动的积极参预者。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不久，汪精卫等一批汉奸投降日本，当时人们就怀疑胡适参与了投降活动；现在看胡适的多篇《日记》可以证明胡适确实是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投降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请看下面几篇《日记》：
（1）19 3 7年7月3 0日。“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程沧波等，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一是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二是时机很迫切，须由肯积极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1）以上《日记》说的“由高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是指打通一条国民党政府与东京之间的联系“路线”。接着国民党政府照办；让高宗武辞掉一切官方职务后去香港，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与东京日本统治者秘密谈和，——引者注）
（2）1937年7月31 日。蒋先生约午饭，……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京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
（3）1937年8月6日。“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4）1937年9月8日。“十点钟到铁道部官舍，见汪精卫先生……我劝他不要太悲观……十二点钟到高宗武家，我也劝他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
（5）1937年8月17日。“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陶希圣、傅斯年、胡适……。”
（以上五则《日记》见《胡适全集》第32卷第668、669、671、672、673、677、378页）
这段时期，胡适与汪精卫同伙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程沧波等所谓“低调同志”以及蒋介石等人为中日“和平”活动频繁。在胡适《日记》中都有记载。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被贪心不足的日方接受。胡适想造的“奇迹”未能出现。
而汪精卫忍不住了，不久，就与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去南京成立了汪伪政权。《毛选》第二卷《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及其注释就是揭露他们的投降活动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只要日本同意“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即可结束抗日战争，这实际上是胡适早就提出的主张。胡适虽未与汪、高、陶同去南京，但关系极为密切；在1932年汪就邀胡密谈，把密码本给胡，并约定联系暗号。高宗武到南京当汉奸后与汪发生矛盾出逃到美国，得到胡适大使和使馆的“照拂和维护”。陶希圣则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见《年谱》第212、274、287页）、从胡适以上这些言行活动以及同这些大汉奸的密切关系也就不难看出胡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10、胡适从形而上学历史唯心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对外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对内支持反动统治者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基本观点、基本态度，是密切关联的，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这有大量证据，除了以上的事实之外，再举几个突出的实例：
（1）胡适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如外国。胡适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胡适全集》第4卷第666、667 页）。所以。他“情愿亡国”，他认为祖国即使被列强“瓜分”，个人仍有出路。他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他说，这叫做：“去无道而就有道”；即：中国的总统袁世凯“无道”他就不选择做中国的公民；美国总统威尔逊。“有道”；他就选择做美国的公民（《胡适全集》第28卷第526页）。
（2）胡适还有个理论，认为中国这个民族永远也不能为反侵略而对日本作战。他认为日本又富又强、武器精良，如果我们对日“作战”，“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胡适全集》第23卷第76页）他还认为如果我方想靠“增兵备”来“救中国之亡”，彼方的“兵备”亦“必继长增高……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 （《胡适全集》第27卷第585页）这就是说等不到我“国富兵强”，敌国已“更富更强”，我们永远也不能对日本侵略者作战。汪精卫和胡适观点一致，他把中国对日“作战”叫做“焦土抗战”。认为“作战”的结果中国只剩余下一片“焦土”。因此，他们都认为降日“有理”，降日是为了避免作“无谓的牺牲”。
（3）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胡适全集》第33卷第546页）胡适认为青年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时的那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烈士”精神，是贯串汪的“终身”的，这是投降“有理”论。
（4）胡适庇护投降日本的周作人。他让律师为这个汉奸作辩护。说什么北京大学曾委托周氏保管北大校产，胡适证明经历沦陷时期；“北大图书仪器及其它设备有增无减”。把周说成是“地下文化功臣” （《年谱》第333页）。这是汉奸“有功”
（5）胡适在对反动军阀杀害革命先烈李大钊的态度上，表明了他的反动立场。胡适自己承认是李大钊的“朋友”，在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后，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文章中写道：“‘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当日和我讨论的一个朋友（李大利）被杀死了……” （《胡适全集》第4卷第660、661页）擅长谴词造句的胡适在这里不用“遭杀害”而用“被杀死”这个词语，也不参加送葬，表明了他的立场。在李大利遭受杀害一年之后，胡适在“游香山”的《日记》中写道：“路过万安公墓时，进去看李宁常（大钊）坟。去年他葬时，我不曾去送……也无碑。当嘱梦麟补立一碑。” （《胡适全集》第32卷第261页）梦麟，即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后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秘书长、教育部长等职。从胡适可以“嘱梦麟补立一碑”这件事来看，胡适的身份和权势非一般人可比。那么，胡适对他“北大”的老同事李大钊被捕、被杀害，是否有过营救的言行呢？相反；他指责李大钊是因为不顾“谈主义”的“危险”才“被杀死的”。
（6）胡适在对蒋介石杀害杨杏佛事件的态度上；又充分表明了他的反动立场，杨杏佛，是人们尊敬的同盟会老盟员，国民党员，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秘书长，是宋庆龄会长的重要助手。他又是胡适上海南洋公学和留美哈佛大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杨杏佛只是因为要求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然而，胡适在1933年6月18日的《日记》中竞写道：杏佛一生结怨甚多，然何至于此！凶手至自杀，其非私仇可想。岂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未能救人而先招杀身之祸耶？似未必如此。
前日我与扬杏佛同车两次，第二次他送我的车即是今日被枪击的车。人世变幻险恶如此。
我常说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的快意……必至于无一个朋友而终不自觉悟，我早料到他必至于遭祸……
在新六家打了八圈牌……在上船检点（行旅）后，仍回到新六家，玩到半夜始上船……（《胡适全集》第32卷第213页）
从以上扬杏佛被杀害这天的胡适《日记》来看：胡适面对老同学“前日”“同车两次”平安无险，而“今日”突遭暗杀的飞来惨祸，不仅毫无惊骇之情；竟然说“我早料到他必至于遭祸”，这说明什么；稍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杨杏佛被暗杀，明显地是蒋介石派特务所干，胡适却指责“杏佛一生结怨甚多”，争“民权”“招摇太甚”；竟然为谋杀者开脱；胡适面对老同学为正义、为要求保障人权而牺牲了生命的悲壮现实，不仅毫无悲痛之忧 竟然兴致很浓地白天“打了八圈牌”还嫌不够，晚上又“玩到半夜”，这是什么感情；胡适还讥笑老朋友杨杏佛是“麻子”，有“麻子心理”，“多疑”而失了“朋友。这些既反映出胡适政治立场的反动性，又反映出他对待朋友的态度上道德品质的低劣。
（7）胡适还主张不能“全靠笔舌”。要“靠”“政府”来对付鲁迅等左翼文化人。十年内战时期，配合对中国工农红军的 “围剿”，蒋介石在政府辖区内搞镇压，“办法”就是将杨杏佛等人暗杀，还杀害左翼作家柔石等五烈士；进行文化“围剿”。那时候有个苏女士致信胡适，建议胡适应该回击鲁迅，“从左派掌握中夺回新文化”的领导权。胡适在回信中提出主张说：“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对这句话胡适加了重点）；左倾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我们当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笔舌”（转引自《新建设》1955年2月号候外庐评胡适的文章）。在这封回信中，胡适称鲁迅和左翼作家为“狺狺攻击我们”的“敌党”（转引自《胡适还是鲁迅》第345、34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这说得多么露骨，自己理缺词穷，没有信心靠“笔”战、“舌”战取胜，就主张靠“政府”用对付杨杏佛、柔石等人的办法来对付左翼力量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其用心何其狠毒！
在这里必须指出：有人还在宣扬：”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的旗手“（同上书第350页）可是胡适为他的老同学、老朋友杨杏佛和李大钊的”言论自由“和”人权“说过半句公道话吗？没有。相反，荒唐地指责被害者。他把“言论自由”和“人权”只给汪精卫之流和他们自己，绝不给正义的人们。
以上（一）（二）（三）三个部分的事实；是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史数十年中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是他在各个重要历史关头所扮演的角色，是他带有系统性全局性的政治亮相。历史也必然会形成一个对他的定论。
比的不说,光对清朝廷的迷恋这一点,胡适可是天下皆知,这和黄兴留辫子\毛泽东给扑仪做媒时称他皇上是同样性质吗?楼上的辩解实在太无力了吧?
再说,胡适反对革命还不只是针对无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连辛亥革命都反对,客观上就是你们所痛恨的专制的帮凶,楼上还觉得胡适先生多么光明吗?
再说,胡适反对革命还不只是针对无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连辛亥革命都反对,客观上就是你们所痛恨的专制的帮凶,楼上还觉得胡适先生多么光明吗?
楼上能不能举几个胡适怎么在满清时期或者辛亥革命前后抨击清廷的例子呢?借革命之名谋私利,好象楼上是金鱼吧?革命从来就是一部分人的私利,象楼上以及胡适等就是痛恨革命的,难道要革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