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得大名”一词，古已有之。余英时加在胡适头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一节，题“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开头说：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现代学人与学术》第2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余英时还进一步发挥说，梁启超最初是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运动而成名的；胡适则是“全无凭借”，真是史无前例的天纵英才。但只要将史料稍作梳理，这个神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一

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胡适的大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公众自发奉献的，而是“善假于物”谋干出来的。其所假之物有三：一曰北大，二曰媒体，三曰洋人，加之官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皖籍人士与留美海归的人脉，构成了不可复制的“暴得大名”的轨迹。

先说北大。荣登中国最高学府，是胡适一生关键的一着。但要跨进北大之门，就得“善假于物”——美国的博士头衔。鲁迅1920年进北京大学，只能以“教一点钟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就是缺了那张“羊皮之纸”。胡适如果坦承未拿到美国博士，绝对成不了北大教授。唐德刚说得好：“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大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仕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个‘博士著’字样。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谁要来这么一下，别人会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却是另外一个时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轿太大，迎亲之夕，要拆门而入，在那时是顺理成章的。中个土举人，祠堂门前尚且要加一对旗杆，况高中洋进士乎？那时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个留学七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重洋归来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们是那个文化真空时代里浪头上的风云人物，所以胡适在他的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适杂忆》第43-4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世上第一位大学教授，肯定不是大学毕业生；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肯定不是博士出身。怎奈中国还没有新式大学的时候，外国已经有了；中国还没有新式博士的时候，外国也已经有了：那些在外国得到学位的人，便占了便宜。而所得外国学位，又有欧美日本之分，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金字招牌，胡适自然更占了便宜。博士明明不曾到手，还处处投刺自称“博士”，这就是“善假于物”。非怪钱济鄂嘲讽道：“吾真艳羡民初之留学生，赴国外居几天，外情一概不知。回国，即可视为专家，鱼跃龙门，身价百倍。”（《中国文学纵横谈》第171页）

纵然进了北大的门，立住脚跟却大不易。严重的挑战，固在“鸿儒硕彦”的竞争，更在赢得好挑剔学生的认可。1918年2月18日，胡适第一次上西洋哲学史课，开场白是：“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来源不一，有师承旧说；有对于前人学说的反动；有受人攻击产生的，如我写白话诗；有自己的怪僻才性的结果；有受当时的学术限制，所以看得差了；还有是眼光太远，当时不能适用后世却可实行的；也有针对时弊下猛药，只可施手一定的时代。总之，研究哲学史，须要有历史的眼光。”（转引自朱洪：《胡适与北大文友》第30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如今要讲不熟知的西洋哲学史，只好东拉西扯来掩饰。以教学来衡量教授，约可分为几类：一是学问好、口才也好；一是学问好、口才不好；一种是学问不好、口才好；一是学问不好、口才也不好。从胡适开课情形看，可归于学问不好、口才却不错的一类。他的高明处，在以“历史的眼光”吸引学生的眼球。学问有大小，有深浅，有厚薄；在胡适那个时代，又有了新旧。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劝学篇•设学第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怎么又分了新旧？原来，胡适们将擅长的“新方法”标榜为“新学”，那些不会或不屑于“新方法”的，便归到“旧”的营壘了。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回忆他听北大哲学史的情形道：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顾颉刚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赶走。身为学生领袖傅斯年听了几次以后，告诉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三字经》云：“教不严，师之惰。”学问好的教授，对学生要求往往甚严；学问差的教授，就尤其注重对学生的态度。靠着“书虽然读得不多，但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的印象，胡适得到了学生的认可，留在了北大哲学系。但学问不多，总是一大心病。沈尹默回忆说：“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胡适这个人》，香港《大公报》1952年1月5日）对美国选举有研究的胡适，知道笼格多数的重要，学生便成了树立威望、排斥同道的“善假之物”。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1912年更名北京大学。但有关“百年北大”的叙述，大都从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讲起，仿佛第一任严复（1912年2月-1912年10月）、第二任何燏时（1912年12月-1913年11月）、第三任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都是庸夫俗子；在此之前的教授，都是酒囊饭袋，唯有待到陈独秀、胡适加盟，才带来无限光明。

徐子明著《胡祸丛谈》，有民主出版社1965版，其跋语略云：

徐先生子明，少耽国故，稍长，值清廷变法，始治外文。年甫及冠，即笃志远游。洊历美、德两国黉序，因得博究西方文史。计乔居异域，凡七载而返国。民国四年，先生始任教于北京大学。时同事诸公如刘师培、黄晦闻、汤辜生（鸿铭）、黄季刚之伦，齿皆长于先生，而过从无迕。自国府定都金陵，先生乃移教于中央大学。旋因东夷猾夏，先生流寓蜀中累年。既而寇退还都，则赤氛已厉。于是渡海来台，暂同市隐。感怀往事，遂与李君焕桑刊行《胡适与国运》一书。当时众议纷纭，与敓不一。岁月徂征，兹事几同陈迹。然而踵门问讯，求知事故之源者，未尝无人也。先生为释疑起见，特依问作答。问者随时笔录，或长或短，计凡十篇，而总名之为《胡祸丛谈》云。窃按此书指陈学术之弊，可谓慨当以慷。若夫见仁见智，则阅者自决焉可也。

生于1888年的徐子明，比胡适大三岁；1908年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胡适早一年；1915年北京大学执教，比胡适早两年。在北大期间，与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有所交往，据说黄侃欲请徐子明教儿子英文，先要考考老师，抓起一把头皮问这玩意英文叫什么，徐应声曰“dandruff”，黄侃查过字典，笑称“你在英文小学上，下过工夫”，始放心让儿子就学。《胡祸丛谈》披露了不少有关胡适初进北大时的内情：

以西洋学术而论，有精通希腊拉丁和美德法意文字的辜鸿铭，他对这几种文字里的有名作品，头头是道，当时在北大的外国教员见他都恭敬异常。以中国学术而论，那就更多：就中如福州的陈衍，桐城的姚永朴、姚永概兄弟，瑞安的陈介石、林次公、林公铎，象山的陈汉章以外，还有仪征的刘师培和章炳麟的高弟蕲春黄侃等。这些人对中国的学术文章，多是研究极深，很少匹敌。你想胡适除了用破坏的阴谋，怎能拿真学问和他们对抗？所以他就用奇计来分化学生，使中西两派的名师自然站不住脚。因为有实学的人总有些傲脾气，对学生不会敷衍。胡氏就迎合学生的心理，和他们称兄道弟，来讨论各位先生的长短。有时亦很恭维他们，但结论总可惜他们的见解太旧，又不会用科学方法研究。且说读些死书对二十世纪亦无用处。故辜鸿铭先生的博学虽被外人推崇，而从胡适看起来不过是一个西式的古董，不足钦佩。至於那些国学名师，他又笑他们抱残守缺，喜在故纸堆里做活计，从未到新大陆去学科学方法，又没有听过杜威的高论，实在可怜得很。所以他言必称杜威哲学，弄得当时的学生七颠八倒，对美国有可望而不可即的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