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点马克思主义辩证》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点马克思主义辩证》
有网友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唯一标准。因为实践本身要接受时空的有限性检验。”，忽然就进一步想到，这里的问题，还真的值得好好思量。就哲学的角度，以前也多有争论，这里所包含的思辨资源，往往因为这样那样的现实障碍，没有下文，一切都在一种灰暗中流逝了。此刻，忽然重新想来，得这一些文字：
就当年特定的时空节点意义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为了适时改开经济搞活，破除业已日益脱离实际历史情理而教条化的“凡是”说，有一定意义。但，随后，由于它本身隐含关于对“真理”的追求与不确定性的背论，就必然带上它固有的局限性：居然没有确定性，何来检验真理之标准？因此，将实践本身定义作“标准”，就在逻辑上完全将“实践”纯粹形而上地概念化，构成一种对“实践”本身的形而上绝对性异化：显然，这种异化而来的绝对实践观，与作为历史活动的实践本身的包含主客观随时互动的动态延伸性与变化性，完全相矛盾。直如一位网友指出的那样：其荒谬性在于，在“真理”之上生生架构一个超越“真理性存在”的“真理即实践”，于是就有了“一切实践都是真理”的荒谬逻辑推论！而就日常具体的社会实践论：实践/检验/理论，什么样的边界条件下，往往就会有不同的有效性。
就“实践检验真理”本身，这没有问题，人们认识事物的真理性，确实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进行检验，否则就不成其为真理，所谓真金不怕火炼。这里的“真理”观，恰好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观，而非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即，“真理”本身是一种展现事物演进本质特征的过程性体现，而非一时一境之形而上绝对结论。问题在于“标准”，“实践”本身怎么可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本身？构成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身，无不是一种由历史中主客观互动走来，带着一定经验的局部真理性的人，构成着一定自信的主观意识，参与着具备一定自觉性的现实历史运动，这种运动的后延效应，既有对已知的验明或证伪，又有对未知的探示，因此，“实践”与“真理”，是一对始终伴随于人类进程之中相附相成的伴侣，怎么可以分割而立谁主宰着谁的形而上化的“标准”说？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因此，就实证学科精确角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说话，其实是缺乏概念与逻辑严密自洽性的-----比如，进入某一具体的科学实践，一定是在设定的条件下进行的科学活动，其准确性，也必然与设定边界条件相关，越出设定条件边界，就不存在绝对准确性。而进入某一具体社会活动，同理，你不能按照无设定边界条件地把“打人”定义作“罪行”的“唯一标准”------一切得搞清楚，谁打了谁，为什么而打，法律如果界定这个打的性质，等等。再如，你不能不论黑白地把“赚钱”定义作“成功”的“唯一标准”，总得搞清楚，怎么赚的？
而作为共产党人，重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首先，关于“实践”这一概念本身，通俗一说，即指人的社会活动。那么这个“人”，是有意识有觉悟有一定理念的人，还是完全盲目的人？且剔除盲目的人不论，就具备一定主观意志介入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论，这实践主体，即具备一定成长理性与实践经历的人，既有的一定意识一定理念一定觉悟本身，对于不同现实的人，一定也是有展时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必将在延时性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展现。也正因此，马克思又在一般性的实践概念之上，特别提出了这一命题：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觉相一致，即主观与客观的力争同步进化，称之谓“革命性的实践”！
由此可见，是否真正领会马克思关于“革命性的实践”这一命题，才是共产党人之所以为实践的共产党人的真正证明！而不是一般的什么社会实践自然就成检验真理的标准，更不可以带着任何唯心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印记，任性投身社会的任何实践活动。若不区分马克思主义定义的这个“革命性的实践”与一般社会实践的本质差别，那么，“实践”这一观念，就掉入纯粹主观任性的泥潭：利己主义当然带着他们的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观念，理所当然地投向于他们的利己实践，资产阶级当然带着他们金钱就是唯一的标准，理所当然地投身于他们的资本谋利实践，封建专制主义当然带着他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理所当然地投身于他们的专制实践！那么，这种种任性的实践，又可能检验什么样的真理？充作什么样的标准？！
由此可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性的实践观，可不简单啊！几十年来，关于这一点，几乎就被一个笼统的“实践唯一观”给有意无意地无限模糊了界限，甚至演绎成后来的另一种教条与凡是，凡是实践就是唯一真理，凡是实践就是唯一正确。后果，当然也是可观的，什么好的坏的，都被“实践”检验了出来。
想当年，这一口号，之所以获得对知性与蒙昧的两重完胜，既一时赢得了知识界，也赢得了大数群众，其实是因为恰好贴切地迎合了当时政情时势的需要，对政治空洞化教条化的厌烦，在这种厌烦情形下，社会的热情无法切实激活，一时极需要将人们的思维与情感，从文革的革命教条标准中解放出来。一切过来人，其实心知肚明：一个实用主义的当时经典之用。
大概是当时当即，大众的思维水准，知识界的被惊缩状态，还普遍处于一种革命的蒙昧与丧失自主思维时即，以其本质上破除一切现世标准意义的“实践”观本身，突破一时已被实际政治运动演绎成思想紧固的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标准，再恰当不过。因为，实践本身，永远在实证的路上，永远不会纠结在具体的理念上落下反毛的把柄。
（据说，这“唯一”两字，还是二代亲自加入的，而不是原作者开始之标。原作者介绍，当年他个人还是有点不确定的，是不敢于断定“唯一”的，可见当时相对时势之用、心之明确）
现在，时过境迁，离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提出，已经接近四十年了。这近四十年来的实践本身，又检验了多少真理？还真一时说不祥道不明的。又，这四十年间，前后不断涌现的“真理”“理论”，被检验得怎么样了呢？近四十年前的那个决议，要不要用这四十的实践本身来检验检验呢？而二百年实践的马克思，到今年的纪念会上，被强调，是对的！
这个世界，时势、因物质与精神的变迁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怎么检验，如何标准，什么被证实依然具有真理性，什么已经被证伪，一切，又到了在即的有自觉意识能力的人们，重新开始细细辩证的时候了。
尤其在进入信息化、大数据、智能化、系统化、学科交叉纠缠化，人类发展的崭新细节及多重可能性，被极大性放大之后的今天，如果还凭着古典政治家的逻辑-----即纯凭个人见识修养阅历经验构成的政治直觉，决策一切，拍板一切，恐怕更是要容易失之毫厘谬以之千里的。设想，现代这个日益精细化的生活生产方式，若不带着尽力思维之能，并与已有经验互为印证，从而获得周密论证武装起来的有自主意识的头脑，仅凭经验主义直觉，多少盲目地进入事关人类命运前途的自身实践活动这个伟大瓷器店，怎么可以？！
显然，纯凭经验直觉的古典政治家时代，正在成为人类历史的过去，作为拷古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但作为指导在即的社会实践，显然是越来越不合智能化时代之节拍。代之以而来的，必将是科学政治家的操作时代。相同步的，旧式哲学文科思维的逻辑，也应该来到彻底洗心革面，虚心向理工科的实证精神好好学习，不要那么武断，不要那么概念，不要那么简单线性，不要那么模糊哲学，不要那么经验直觉，不要那么“唯一”独断，更不要那么势利而为！
最后，有朋友指出，“既是真理便无须检验，需要检验的是我们在特定条件环境下认识而得到的理论。”
是的，如果陷入词语概念绝对性的形而上争论，将永无结论。所以，我一般就习惯于在日常言说中，尽力避免直接用“真理”两字来表达与指代什么，而代之以“一定的真理性”-----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的思辨，与隐含独断倾向的政治家的实用势利逻辑，是无法达成通约的。在这个问题上，随便各人各识吧。
马克思说，一切在理论上导致神秘化的东西，都可以在活生生的生活的具体实践中获得确切的解释。无论什么“真理”，什么“理论”，什么“实践”，无论在词汇概念的确立上堆积多少智性，都会在现实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中获得合情合理的解决，而不必指望就概念到概念上获得可怜的争胜。
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既不在“实践”，也不在“真理”----真理之所谓真理，当然需要与经得起实践检验，也不怕实践检验，否则何成其人类认识世界的真理？问题在于最后这个词：“标准”------由这整句话对这个词本身，从概念到当时历史的实际针对性的包装，从而在后来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演绎出的实实在在的权力话语解释学------谁的实践？如何的实践？为了达到什么样目的的实践？相对什么样的真理？得出什么样的真理？谁来度量这一切？基准在哪？
再一次回到马克思：“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
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1845年春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ā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指费尔巴哈学识）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的结论）
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有网友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唯一标准。因为实践本身要接受时空的有限性检验。”，忽然就进一步想到，这里的问题，还真的值得好好思量。就哲学的角度，以前也多有争论，这里所包含的思辨资源，往往因为这样那样的现实障碍，没有下文，一切都在一种灰暗中流逝了。此刻，忽然重新想来，得这一些文字：
就当年特定的时空节点意义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为了适时改开经济搞活，破除业已日益脱离实际历史情理而教条化的“凡是”说，有一定意义。但，随后，由于它本身隐含关于对“真理”的追求与不确定性的背论，就必然带上它固有的局限性：居然没有确定性，何来检验真理之标准？因此，将实践本身定义作“标准”，就在逻辑上完全将“实践”纯粹形而上地概念化，构成一种对“实践”本身的形而上绝对性异化：显然，这种异化而来的绝对实践观，与作为历史活动的实践本身的包含主客观随时互动的动态延伸性与变化性，完全相矛盾。直如一位网友指出的那样：其荒谬性在于，在“真理”之上生生架构一个超越“真理性存在”的“真理即实践”，于是就有了“一切实践都是真理”的荒谬逻辑推论！而就日常具体的社会实践论：实践/检验/理论，什么样的边界条件下，往往就会有不同的有效性。
就“实践检验真理”本身，这没有问题，人们认识事物的真理性，确实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进行检验，否则就不成其为真理，所谓真金不怕火炼。这里的“真理”观，恰好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观，而非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即，“真理”本身是一种展现事物演进本质特征的过程性体现，而非一时一境之形而上绝对结论。问题在于“标准”，“实践”本身怎么可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本身？构成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身，无不是一种由历史中主客观互动走来，带着一定经验的局部真理性的人，构成着一定自信的主观意识，参与着具备一定自觉性的现实历史运动，这种运动的后延效应，既有对已知的验明或证伪，又有对未知的探示，因此，“实践”与“真理”，是一对始终伴随于人类进程之中相附相成的伴侣，怎么可以分割而立谁主宰着谁的形而上化的“标准”说？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因此，就实证学科精确角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说话，其实是缺乏概念与逻辑严密自洽性的-----比如，进入某一具体的科学实践，一定是在设定的条件下进行的科学活动，其准确性，也必然与设定边界条件相关，越出设定条件边界，就不存在绝对准确性。而进入某一具体社会活动，同理，你不能按照无设定边界条件地把“打人”定义作“罪行”的“唯一标准”------一切得搞清楚，谁打了谁，为什么而打，法律如果界定这个打的性质，等等。再如，你不能不论黑白地把“赚钱”定义作“成功”的“唯一标准”，总得搞清楚，怎么赚的？
而作为共产党人，重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首先，关于“实践”这一概念本身，通俗一说，即指人的社会活动。那么这个“人”，是有意识有觉悟有一定理念的人，还是完全盲目的人？且剔除盲目的人不论，就具备一定主观意志介入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论，这实践主体，即具备一定成长理性与实践经历的人，既有的一定意识一定理念一定觉悟本身，对于不同现实的人，一定也是有展时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必将在延时性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展现。也正因此，马克思又在一般性的实践概念之上，特别提出了这一命题：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觉相一致，即主观与客观的力争同步进化，称之谓“革命性的实践”！
由此可见，是否真正领会马克思关于“革命性的实践”这一命题，才是共产党人之所以为实践的共产党人的真正证明！而不是一般的什么社会实践自然就成检验真理的标准，更不可以带着任何唯心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印记，任性投身社会的任何实践活动。若不区分马克思主义定义的这个“革命性的实践”与一般社会实践的本质差别，那么，“实践”这一观念，就掉入纯粹主观任性的泥潭：利己主义当然带着他们的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观念，理所当然地投向于他们的利己实践，资产阶级当然带着他们金钱就是唯一的标准，理所当然地投身于他们的资本谋利实践，封建专制主义当然带着他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理所当然地投身于他们的专制实践！那么，这种种任性的实践，又可能检验什么样的真理？充作什么样的标准？！
由此可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性的实践观，可不简单啊！几十年来，关于这一点，几乎就被一个笼统的“实践唯一观”给有意无意地无限模糊了界限，甚至演绎成后来的另一种教条与凡是，凡是实践就是唯一真理，凡是实践就是唯一正确。后果，当然也是可观的，什么好的坏的，都被“实践”检验了出来。
想当年，这一口号，之所以获得对知性与蒙昧的两重完胜，既一时赢得了知识界，也赢得了大数群众，其实是因为恰好贴切地迎合了当时政情时势的需要，对政治空洞化教条化的厌烦，在这种厌烦情形下，社会的热情无法切实激活，一时极需要将人们的思维与情感，从文革的革命教条标准中解放出来。一切过来人，其实心知肚明：一个实用主义的当时经典之用。
大概是当时当即，大众的思维水准，知识界的被惊缩状态，还普遍处于一种革命的蒙昧与丧失自主思维时即，以其本质上破除一切现世标准意义的“实践”观本身，突破一时已被实际政治运动演绎成思想紧固的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标准，再恰当不过。因为，实践本身，永远在实证的路上，永远不会纠结在具体的理念上落下反毛的把柄。
（据说，这“唯一”两字，还是二代亲自加入的，而不是原作者开始之标。原作者介绍，当年他个人还是有点不确定的，是不敢于断定“唯一”的，可见当时相对时势之用、心之明确）
现在，时过境迁，离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提出，已经接近四十年了。这近四十年来的实践本身，又检验了多少真理？还真一时说不祥道不明的。又，这四十年间，前后不断涌现的“真理”“理论”，被检验得怎么样了呢？近四十年前的那个决议，要不要用这四十的实践本身来检验检验呢？而二百年实践的马克思，到今年的纪念会上，被强调，是对的！
这个世界，时势、因物质与精神的变迁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怎么检验，如何标准，什么被证实依然具有真理性，什么已经被证伪，一切，又到了在即的有自觉意识能力的人们，重新开始细细辩证的时候了。
尤其在进入信息化、大数据、智能化、系统化、学科交叉纠缠化，人类发展的崭新细节及多重可能性，被极大性放大之后的今天，如果还凭着古典政治家的逻辑-----即纯凭个人见识修养阅历经验构成的政治直觉，决策一切，拍板一切，恐怕更是要容易失之毫厘谬以之千里的。设想，现代这个日益精细化的生活生产方式，若不带着尽力思维之能，并与已有经验互为印证，从而获得周密论证武装起来的有自主意识的头脑，仅凭经验主义直觉，多少盲目地进入事关人类命运前途的自身实践活动这个伟大瓷器店，怎么可以？！
显然，纯凭经验直觉的古典政治家时代，正在成为人类历史的过去，作为拷古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但作为指导在即的社会实践，显然是越来越不合智能化时代之节拍。代之以而来的，必将是科学政治家的操作时代。相同步的，旧式哲学文科思维的逻辑，也应该来到彻底洗心革面，虚心向理工科的实证精神好好学习，不要那么武断，不要那么概念，不要那么简单线性，不要那么模糊哲学，不要那么经验直觉，不要那么“唯一”独断，更不要那么势利而为！
最后，有朋友指出，“既是真理便无须检验，需要检验的是我们在特定条件环境下认识而得到的理论。”
是的，如果陷入词语概念绝对性的形而上争论，将永无结论。所以，我一般就习惯于在日常言说中，尽力避免直接用“真理”两字来表达与指代什么，而代之以“一定的真理性”-----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的思辨，与隐含独断倾向的政治家的实用势利逻辑，是无法达成通约的。在这个问题上，随便各人各识吧。
马克思说，一切在理论上导致神秘化的东西，都可以在活生生的生活的具体实践中获得确切的解释。无论什么“真理”，什么“理论”，什么“实践”，无论在词汇概念的确立上堆积多少智性，都会在现实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中获得合情合理的解决，而不必指望就概念到概念上获得可怜的争胜。
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既不在“实践”，也不在“真理”----真理之所谓真理，当然需要与经得起实践检验，也不怕实践检验，否则何成其人类认识世界的真理？问题在于最后这个词：“标准”------由这整句话对这个词本身，从概念到当时历史的实际针对性的包装，从而在后来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演绎出的实实在在的权力话语解释学------谁的实践？如何的实践？为了达到什么样目的的实践？相对什么样的真理？得出什么样的真理？谁来度量这一切？基准在哪？
再一次回到马克思：“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
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1845年春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ā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指费尔巴哈学识）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的结论）
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马克思辩证的、能动的、置入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真正有力之处在于，把在即的一切主观与客观要素，都嵌入到整个历史活动过程是来对待，从中获得实践的真切意义。而这一切,来到毛泽东的中国化实践升华，就是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谁丧失了其中的任何一点，谁就根本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实继承者!
承认不承认，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决议创造历史，这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根本：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认可不认可，人民答应不答应，这是检验一切的标准！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革命的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根本真理性的地方！
-------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相一致，构成人的自觉，这种革命性的实践，不是谁主宰谁，而是两相协调进化，这一点特别重要。
-------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相一致，构成人的自觉，这种革命性的实践，不是谁主宰谁，而是两相协调进化，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些年围绕“文革”的尖锐争论究竟说明着什么？
近些年来，关于文革的“全盘否定”与“翻案”文章，总是被形形色色势力反复持久炒作，背后究竟有多少猫腻，往往真是让人看不清道不明。
当年的文革，确实存在种种错乱环节，但，作为历史的文革，无疑已成过去时，尤其对新生代，曾经的文革，就象美国的南北战争，己经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相对当前的中国人民，与其纠结文革，不如纠结中国人会不会被西方人从经济到文化到整个精神系统彻底奴役式征服。相对这种真正有意义的大历史层面，当今世界村，一国内的曾经的种种折腾，己经没有什么意义。
有时回味觉得：文革的伤害，其实并不在于文革中的苦难炼狱，因为，这样的炼狱，已经在七六年的一声粉碎，顺利翻页。对人心真正的伤害，恰恰在于全盘否定文革，定义十年浩劫，对全体人民参与的污化后的扭曲宣传，以至不仅没有真正使人们公正吸取经验与教训，反尔在一种无限伤痕的宣泄癫狂中，通过对文革中特殊个体创伤的无限放大，成全民族的创伤，强化了自我精神扭曲，丑化全体人民，不仅没有获得崭新文化层次上的进取，反尔助长了新封建主义的沉碴泛起，尤其助长了另类历史虚无主义，比如，国内外一切企图彻底变天的反华势力，便利于借全盘否定文革之口实，行全盘否定人民中国全部革命史与建国史为终极标的，为处心积虑全盘变天，创造言论机会。
我总有一种直觉，现在，网上操纵文革争议的实际势力，绝大多数，估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为了现实特定利益势力，甚至特定买办势力，刻意搅乱意识形态，撕裂人心，实现持殊文化争夺的舆论折腾深刻一环。
显然，多少年来，关于“文革”言论的网上攻防战，完全越出纯粹历史研究的学术意义，而变相成事实上的现实力量之间的较量的一个特定借口。
而众所周知，当今全球文化战争年代，文化解决一个民族，是最彻底的解决：苏联的解体，是世界大历史中最近最基夲的血淋淋的参照。
中国，自不厚事件暴炸，随后一系列高层腐败案暴出，昭示，改革开放，事实上接近全面崩溃的边缘----因此，休嘲笑西方人喊了十几年的中国崩溃论幼稚！五年前，就中国的运行状态，尤其大量两面人化精神状态的彻底投降主义买办主义渐入主流，完全可能如美国愿，成就第二个苏联。
有人乐观地说，从过去历史看，中国不会亡国，至多不过换个政治统治集团。我得说，过去的千年史也许是这样，但将来的千年史未必。在信息流武器射程将整个地球缩小成一个村之后，贪婪的有人家，完全可能一有机会就彻底肢解了你七八块，再不让你集合成一个中国！因为，肢解成了七八个，然后各个便于操纵，相互卖买军火，相对打打乱乱，军火商从此赚钱永无休止，多好！西方操纵奶头乐的大人们，最大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彻底终结历史，一手操纵全球，一有机会，可不能还让你再中国！
又有人说，你怎么知道，再来一次文革要不要亡国？我说呀，不可能再来一次文革，只可能再来一次分崩离析彻底天下大乱。因为，原理上，文革无论存在多少实际的错乱，都不过是理念与历史现实力量之间的复杂较量，是由自上而下纯粹理念驱动下的天下大乱，是理念与历史实际之间的折腾；一旦理念切换，一切易于收拾。但，现在中国，不再具备这种理念凌驾于历史之上的基本面，只剩疯狂的纯粹利益驱动，一旦大乱，就不可收拾。因此，设想中国“再来一次”，只可能是亡国之乱，不可能有任何理念的文化意义。
现代中国的精神折腾伤口很多，从个体私怨得失角度，无论文革受伤者，还是改革下岗几千万，大概既成史实，永远无解，但相对百年来由生产力生产方式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来的亡国灭种之危，相对整个民族危亡，此种种伤口，都可以看作不过是上天命定，遭遇中苏之间，中美之间，东西方之间，世界性矛盾与绞杀力量之间的机缘逼迫，一一炼獄，实在是掩盖不了中华复兴大历史的基本上升逻辑。
如此，相对亡国，重回一百年前被肢解惨状甚至更惨之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中的其他一切，皆属枝节，实不足论道。
而中国要是亡了国，就是东西南北中全面开裂，然后美国武器随便卖，枪炮连天无休止，资本发财成大宴，当然，到时，再无可能中国-----因为，谁还允许你中国？！
因此，当年的文革，其实是向咱们现代中国人出了一道难题，“如何才能不亡国？”，而它的实际的大乱过程，则着实考验了一下当代中国人的人性方方面面。是的，文革是炼狱！这才是确切的。
于是，我忽然来了一个命题：如果可以选择，你选看似美妙无比的苏联式亡国解体，还是选纵使千错万错却总之未有亡国之危的文革反修防修?！
当然，如果有第三选项，比如全面法治建设，我当然前两者都舍弃，从而综合考量，选择更优的自主创新出路。
近些年来，关于文革的“全盘否定”与“翻案”文章，总是被形形色色势力反复持久炒作，背后究竟有多少猫腻，往往真是让人看不清道不明。
当年的文革，确实存在种种错乱环节，但，作为历史的文革，无疑已成过去时，尤其对新生代，曾经的文革，就象美国的南北战争，己经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相对当前的中国人民，与其纠结文革，不如纠结中国人会不会被西方人从经济到文化到整个精神系统彻底奴役式征服。相对这种真正有意义的大历史层面，当今世界村，一国内的曾经的种种折腾，己经没有什么意义。
有时回味觉得：文革的伤害，其实并不在于文革中的苦难炼狱，因为，这样的炼狱，已经在七六年的一声粉碎，顺利翻页。对人心真正的伤害，恰恰在于全盘否定文革，定义十年浩劫，对全体人民参与的污化后的扭曲宣传，以至不仅没有真正使人们公正吸取经验与教训，反尔在一种无限伤痕的宣泄癫狂中，通过对文革中特殊个体创伤的无限放大，成全民族的创伤，强化了自我精神扭曲，丑化全体人民，不仅没有获得崭新文化层次上的进取，反尔助长了新封建主义的沉碴泛起，尤其助长了另类历史虚无主义，比如，国内外一切企图彻底变天的反华势力，便利于借全盘否定文革之口实，行全盘否定人民中国全部革命史与建国史为终极标的，为处心积虑全盘变天，创造言论机会。
我总有一种直觉，现在，网上操纵文革争议的实际势力，绝大多数，估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为了现实特定利益势力，甚至特定买办势力，刻意搅乱意识形态，撕裂人心，实现持殊文化争夺的舆论折腾深刻一环。
显然，多少年来，关于“文革”言论的网上攻防战，完全越出纯粹历史研究的学术意义，而变相成事实上的现实力量之间的较量的一个特定借口。
而众所周知，当今全球文化战争年代，文化解决一个民族，是最彻底的解决：苏联的解体，是世界大历史中最近最基夲的血淋淋的参照。
中国，自不厚事件暴炸，随后一系列高层腐败案暴出，昭示，改革开放，事实上接近全面崩溃的边缘----因此，休嘲笑西方人喊了十几年的中国崩溃论幼稚！五年前，就中国的运行状态，尤其大量两面人化精神状态的彻底投降主义买办主义渐入主流，完全可能如美国愿，成就第二个苏联。
有人乐观地说，从过去历史看，中国不会亡国，至多不过换个政治统治集团。我得说，过去的千年史也许是这样，但将来的千年史未必。在信息流武器射程将整个地球缩小成一个村之后，贪婪的有人家，完全可能一有机会就彻底肢解了你七八块，再不让你集合成一个中国！因为，肢解成了七八个，然后各个便于操纵，相互卖买军火，相对打打乱乱，军火商从此赚钱永无休止，多好！西方操纵奶头乐的大人们，最大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彻底终结历史，一手操纵全球，一有机会，可不能还让你再中国！
又有人说，你怎么知道，再来一次文革要不要亡国？我说呀，不可能再来一次文革，只可能再来一次分崩离析彻底天下大乱。因为，原理上，文革无论存在多少实际的错乱，都不过是理念与历史现实力量之间的复杂较量，是由自上而下纯粹理念驱动下的天下大乱，是理念与历史实际之间的折腾；一旦理念切换，一切易于收拾。但，现在中国，不再具备这种理念凌驾于历史之上的基本面，只剩疯狂的纯粹利益驱动，一旦大乱，就不可收拾。因此，设想中国“再来一次”，只可能是亡国之乱，不可能有任何理念的文化意义。
现代中国的精神折腾伤口很多，从个体私怨得失角度，无论文革受伤者，还是改革下岗几千万，大概既成史实，永远无解，但相对百年来由生产力生产方式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来的亡国灭种之危，相对整个民族危亡，此种种伤口，都可以看作不过是上天命定，遭遇中苏之间，中美之间，东西方之间，世界性矛盾与绞杀力量之间的机缘逼迫，一一炼獄，实在是掩盖不了中华复兴大历史的基本上升逻辑。
如此，相对亡国，重回一百年前被肢解惨状甚至更惨之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中的其他一切，皆属枝节，实不足论道。
而中国要是亡了国，就是东西南北中全面开裂，然后美国武器随便卖，枪炮连天无休止，资本发财成大宴，当然，到时，再无可能中国-----因为，谁还允许你中国？！
因此，当年的文革，其实是向咱们现代中国人出了一道难题，“如何才能不亡国？”，而它的实际的大乱过程，则着实考验了一下当代中国人的人性方方面面。是的，文革是炼狱！这才是确切的。
于是，我忽然来了一个命题：如果可以选择，你选看似美妙无比的苏联式亡国解体，还是选纵使千错万错却总之未有亡国之危的文革反修防修?！
当然，如果有第三选项，比如全面法治建设，我当然前两者都舍弃，从而综合考量，选择更优的自主创新出路。
从文革的兴起到衰落，又从粉碎后科学的热忱，到十年后的悲剧，进而一波又一波崭新历史情景下的毛泽东热，历史的涨落与民情民心的起伏，个中，大有内在关系！短时段，或许，权力者们可以无视民众情绪，比如，文革后期，人们的革命热情明显日益消解，甚至对空头政治的厌烦日益滋长，张春桥们却还一个劲地鼓动，完全不合历史民情节拍，结果为后来被粉碎，邓的复出，埋下了广泛的民意伏笔。而前几年，趋于一种蛮不讲理式的硬维稳，野蛮拆迁，政府官员权力无限膨胀，不惜与民为敌，可谓触目惊心。长此以往，显然，恶缘孽积到不可控程度，迟早崩盘！就这种意义上，国外前些年炒作的中国崩溃论，决不是纯粹的痴人说梦，否则也太低估了人家的智商，当然，也自欺了自己的现实智商。事实上，官员一度极端野蛮化强横化无视百姓化时期，也恰恰是对自已身处的这个执政党内心最无信期，最无安全感期，由此，才会出现这样的奇观：安排亲属去国，悄悄转移资产，身怀外国卡片，两手准备，一家两制，随时准备溜出国门，成为一度最流行官场现象！
因此，人民史观，人民民主，无论从历史的正反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这也正是马列毛最坚持也是对历史最洞明的真理！
因此，人民史观，人民民主，无论从历史的正反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这也正是马列毛最坚持也是对历史最洞明的真理！
abc2918
发表于：18-05-30 17:23
古代人认为地面是平的，在当时就是真理，检验得出的结论也是平的。
再后来认为地球是圆的，否定了原先的认识，现在检验了，地球是圆的。真理改了
再未来或许能说地球是方的，等待未来的认识再说，到时真理再改。
真理是变的
我是小泥童
发表于：18-05-30 18:48 ：变化的逻辑，以及促使这个世界上事物发生变化的道理，就是构成了人对外在世界以及自己不断认识着的真理本身。不是真理是变的，而是变化本身就孕育着真理本身------这种变化的逻辑当然决不意味着可以凭主观好恶任性选择平方圆，恰恰意味着人对世界的认识服从着最基本的原则：从来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发生了问题，而总是我们人对它的认识不断在发生着真诚的变化，人是极其尊重世界性的智慧存在，而不是可以随意脱离这个实在世界的任性存在。
------这也正是马克思无论怎么强调人的能动性，恰依然将世界的物质性与历史性放在第一位的真正原因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确实是迄今这止最真诚的历史唯实主义者，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发表于：18-05-30 17:23
古代人认为地面是平的，在当时就是真理，检验得出的结论也是平的。
再后来认为地球是圆的，否定了原先的认识，现在检验了，地球是圆的。真理改了
再未来或许能说地球是方的，等待未来的认识再说，到时真理再改。
真理是变的
我是小泥童
发表于：18-05-30 18:48 ：变化的逻辑，以及促使这个世界上事物发生变化的道理，就是构成了人对外在世界以及自己不断认识着的真理本身。不是真理是变的，而是变化本身就孕育着真理本身------这种变化的逻辑当然决不意味着可以凭主观好恶任性选择平方圆，恰恰意味着人对世界的认识服从着最基本的原则：从来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发生了问题，而总是我们人对它的认识不断在发生着真诚的变化，人是极其尊重世界性的智慧存在，而不是可以随意脱离这个实在世界的任性存在。
------这也正是马克思无论怎么强调人的能动性，恰依然将世界的物质性与历史性放在第一位的真正原因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确实是迄今这止最真诚的历史唯实主义者，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也不能说错，它的问题在于，总是可能在错与对的模糊地带无限扩展。
具体的真理性的一切，都可以在活生生的具体实践中获得答案，并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得更多意义的进展，公以公心婆以婆心论之在这里没有讨论意义。这里的问题是：已经被特定历史时空实践过程证明了的道理，在历史时空条件发生新的变化之后的新历时段实践中的位置应该在哪？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握真理的延时性与具体的变迁性效应。比如，群众路线，比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比如为人民服务，比如理论联系实际，比如实事求是，比如统一战线，比如政策与策略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等等。。。
在这里，脱离了关于“真理”的具体性内容而争，一切就陷入语词的虚掐，不会有任何出路。
具体的真理性的一切，都可以在活生生的具体实践中获得答案，并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得更多意义的进展，公以公心婆以婆心论之在这里没有讨论意义。这里的问题是：已经被特定历史时空实践过程证明了的道理，在历史时空条件发生新的变化之后的新历时段实践中的位置应该在哪？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握真理的延时性与具体的变迁性效应。比如，群众路线，比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比如为人民服务，比如理论联系实际，比如实事求是，比如统一战线，比如政策与策略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等等。。。
在这里，脱离了关于“真理”的具体性内容而争，一切就陷入语词的虚掐，不会有任何出路。
因此，“真理”与“实践”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互照互鉴的关系，一定历史中的人们，依照已被历史鉴定的真理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以便获得预期的价值，随着这种实践在展时性的历史时空中延伸，新的情况变化了的条件发生着崭新的增减量作用，导致原先的既认识真理发生破缺，于是人们就从这后延更生的实践中，获得了对真理认识与鉴定的增量。在这一过程中，显然，真理与实践完全是一种互动关联，而存在“标准”与否的意义。何为标准，工程学上，“标准”就是预先定制统一化数据尺度刻度表格，古典教育活动中，“标准”即戒尺，如此，持“标准”说者，于社会科学，更近一种棍子说！我定“标准”之说，即实棍子在手，并且还是“唯一”的，还有什么真理可言！
真理指导实践，更新的实践检验真理的增减，这本是人类自有自我意识以来的全部历史事实，因此，马克思才进一步明确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但，马克思在这个命题上从无谁是谁的“标准”之说，因为，“标准”之说本身在概念上就陷入了一种机械唯心主义！既设定一种“标准”尺度，又事实上不存在这种尺度，因为，实践多来不自动成为尺度！
真理指导实践，更新的实践检验真理的增减，这本是人类自有自我意识以来的全部历史事实，因此，马克思才进一步明确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但，马克思在这个命题上从无谁是谁的“标准”之说，因为，“标准”之说本身在概念上就陷入了一种机械唯心主义！既设定一种“标准”尺度，又事实上不存在这种尺度，因为，实践多来不自动成为尺度！
显然，真理与实践完全是一种互动关联，而不存在“标准”与否的意义。何为标准，工程学上，“标准”就是预先定制统一化数据尺度刻度表格，古典教育活动中，“标准”即戒尺，如此，持“标准”说者，于社会科学，更近一种棍子说！我定“标准”之说，即实棍子在手，并且还是“唯一”的，与脱离了真理的具体性后的“凡是”说一样，还有什么真理可言！
按照设计者设定的公差尺寸，加工实践者通过加工，并采用有精确刻度的量具，进行随时的检测，最后，以是否达到设计者的公差要求来衡量这加工实践的成果是否合格。这里，实践活动的合格与否的标准，不是实践活动本身，首先是设计者所确立的公差尺寸。从这种目标活动明确的工具实践意义上，是设计指导实践，而不是实践检验设计。
而对于一切前所未有的探索性实践领域，人类相对对象的规律，首先进入一种未知，也就不存在已识，唯通过不断试错而求真求规律。那么，这里，衡量探索性实践成果的标准就是：发现了什么真切的可以设定条件要素下复现的规律？但，标准仍然属于主观相对客观认识而设定的一种评价尺度，同样非实践本身。
总之，“实践”本身不可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标准”本身。因此，述说“实践”本身作为“标准”，作为一种哲学表达，可以说，纯粹是一种缺乏工具理性的习惯性的形而上概念错乱幻觉；而作为一种历史实用之权宜，则又事实上陷入了一种权力解释学的自我任性。
而对于一切前所未有的探索性实践领域，人类相对对象的规律，首先进入一种未知，也就不存在已识，唯通过不断试错而求真求规律。那么，这里，衡量探索性实践成果的标准就是：发现了什么真切的可以设定条件要素下复现的规律？但，标准仍然属于主观相对客观认识而设定的一种评价尺度，同样非实践本身。
总之，“实践”本身不可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标准”本身。因此，述说“实践”本身作为“标准”，作为一种哲学表达，可以说，纯粹是一种缺乏工具理性的习惯性的形而上概念错乱幻觉；而作为一种历史实用之权宜，则又事实上陷入了一种权力解释学的自我任性。
按工程学照观，“凡是”说才是一种标准化现象，相当于建立了一整套已知革命理念下的标准化运作模式。但，当变化了的崭新的历史状态产生了崭新情况之后，已识旧标的革命教条固化，时常满足不了新形势下历史发展的要求，甚至制约社会更生的活力，那么，历史中的现实能量，就会本能地无可避免进入一种非标化的探索性实践突破。是故，一定时期的摸石头过河方式，也是在所难免，一时找不到桥嘛，停着等死又不能甘心。而这“摸”，就是探索，以便获得附合历史崭新进展的更新认识，形成新的标识。同样，随着时空的演绎，历史的进展，随着崭新社会矛盾的积压，当一种改革教标识趋于固化，成了利己主义的既得利益阶层制约更深层次更广泛层次的人民利益发展需要的话语权垄断，那么，它同样成为一种必须被人民突破的权宜花招。值此，在标准化与非标创造性之间，就构成了人类不断精益求精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无限轮回。
再比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总是在联系实际中体现自已的真理性，并按发展着的价值需求在理论上的确立，投入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活动中，同时不断明确与提升理论的有效性，达到理论于实践活动中的验明。但这一过程，不能说，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就是实际主导理论，实际就是检验理论的标准，因为所谓“符合实际的理论”，必是指代为了实现人的更新目标而行改造实际世界的有效性-----别忘了，“实际”本身也是包含在为了实现人的目标而需要被改造的基本任务之一。
实践凝结标识，标识指导实践，实践检验标识，去虚存实，去伪存真，去旧立新，得以提升标识的精准度及有效性。这一切，都可以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获得合理的理解。
从在即的实践角度，理念决定方向，思想决定行动，是人明确着已经掌握的真理，指导现实活动的展开。从事后的反馈角度，由于实践本身可能不断带入社会历史新情况新增量，实践由此检验着已知理念，检验着已知思想的正确性，使得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增进，提供了有效的事实信息。
实践，确实是验证我们人的主观世界相对客观世界变化规律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途经。简言之，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经。注意，是“途径”，无所谓“标准”。
再比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总是在联系实际中体现自已的真理性，并按发展着的价值需求在理论上的确立，投入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活动中，同时不断明确与提升理论的有效性，达到理论于实践活动中的验明。但这一过程，不能说，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就是实际主导理论，实际就是检验理论的标准，因为所谓“符合实际的理论”，必是指代为了实现人的更新目标而行改造实际世界的有效性-----别忘了，“实际”本身也是包含在为了实现人的目标而需要被改造的基本任务之一。
实践凝结标识，标识指导实践，实践检验标识，去虚存实，去伪存真，去旧立新，得以提升标识的精准度及有效性。这一切，都可以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获得合理的理解。
从在即的实践角度，理念决定方向，思想决定行动，是人明确着已经掌握的真理，指导现实活动的展开。从事后的反馈角度，由于实践本身可能不断带入社会历史新情况新增量，实践由此检验着已知理念，检验着已知思想的正确性，使得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增进，提供了有效的事实信息。
实践，确实是验证我们人的主观世界相对客观世界变化规律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途经。简言之，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经。注意，是“途径”，无所谓“标准”。
因此，在“实践”与“真理”的关系上，真实的问题是，具体的所指，具体的内容：什么样的实践？检验了什么样的真理？若脱离了这一问题，那么，关于“标准”的任何争论，都不过是一场话语主导权的政治争夺的言论表演。
而就当年历史际遇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完全是针对“凡是”标准说而发，事实上是为了突破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他晚年定下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就这种意义上，它的实践标准说标志着，全面夺回政治话语主导权，历史从此结束文革话语而进入改革话语主导的历史阶段，自有它的历史实际功劳。
那么，经过四十年后的曲折的改革，实践又检验了多少真理，就值得人们在崭新的历史时空间重新细细检点。
而就当年历史际遇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完全是针对“凡是”标准说而发，事实上是为了突破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他晚年定下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就这种意义上，它的实践标准说标志着，全面夺回政治话语主导权，历史从此结束文革话语而进入改革话语主导的历史阶段，自有它的历史实际功劳。
那么，经过四十年后的曲折的改革，实践又检验了多少真理，就值得人们在崭新的历史时空间重新细细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