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将标志人口政策新时代的开始

中山水寒/易富贤

2018年机构改革，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最近彭博社又传出2018年底或2019年初将彻底废止生育限制的消息。我认为这则信息可靠性大。事实上，我在2006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预测2018年中国必将彻底取消生育限制。
从2017年3月到2018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智库月刊《中国经济报告》（China Policy Review）发表了我5篇文章，呼吁尽快取消生育限制，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如果2018年废止生育限制，将标志着一个“视人口为负担”的旧时代的结束，一个“尊重生命、保障人权、视人口为财富、将人当人看” 崭新时代的开始！

人口结构满目疮痍
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物质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由此取得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同时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却挖了一个人口坑，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生育率从1989年的2.29跳跃性下降到1991年的1.8、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2015年的1.05，使得中国从一个少年中国变成了中年中国，很快就要变成老年中国。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就越强。中位年龄反映了经济活力，日本、欧盟、台湾、韩国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劳动力/老人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198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是22岁、印度20岁、美国30岁、俄罗斯31岁、欧盟33岁、日本33岁、世界（除中国外）23岁，2015年中国38岁、印度27岁、美国38岁、俄罗斯39岁、欧盟43岁、日本46岁、世界28岁；2030年中国高达46岁、印度只有32岁、美国40岁、俄罗斯43岁、欧盟47岁、日本52岁、世界32岁，2050年中国更是高达56岁，印度只有40岁，美国44岁、俄罗斯44岁、欧盟50岁、日本55岁、世界36岁。可见，未来上百年，在相互竞争的主要大国中，中国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
过去是青年中国追赶中年美国，两国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今后是老年中国追赶中年美国，两国的差距将继续拉大。印度凭借年轻的人口结构，经济增速已经超过了中国，2060年前后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欧盟由于低生育率导致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社会和经济活力不断减弱。而2000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比欧盟、日本还要低，今后的人口危机也更严重。
2015年65岁以上老人不到1.3亿，1个老人对应6.9个20-64岁劳动力，养老金已经开始初现危机；而到2030年老人增至2.3亿，1个老人只对应3.6个老人；2050年老人增至3.5亿，1个老人只对应1.7个劳动力，而印度、美国、俄罗斯、世界的1个老人则还对应4.4个、2.4个、2.4个、3.9个劳动力。
可以说，几十年视人口为负担的计划生育（尤其是生育率从1990年的2.3跃降到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经济下行和今后长期衰落、社会危机的人口学基础。今后三亿多老人老无所养，数亿病人病无所医，四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上千万失独家庭对生活丧失希望。今后很多社会问题可用一句话来概况：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果断决策

总书记当政以后，一改过去几十年“视人口为负担”的执政理念，而是认为人口是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而“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 明确指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
由于这种新的执政理念，在政局初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果断决定于2014年开始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迟迟不动的人口政策终于“动”了起来。之所以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主流人口学家和国家卫计委预测，如果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将反弹到4.4、4.5，每年将出生4700万、4995万人；即便是单独二孩，生育率也将反弹到2.4。面对这种人口恐吓，即便秦皇汉武也不敢全面二孩，更不敢停止计划生育。于是中央决定先只实行单独二孩。当时国家卫计委预测单独二孩后每年会多生两百万人，生育率将反弹到1.8。
但是《统计公报》公布，单独二孩出生高峰年的2015年反而少生了32万人；《卫生统计年鉴》则显示，2015年比2014年少生了64万人，比2012年少生了90万人；2015年“小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8，更不是2.4。
单独二孩低于预期后，尽管国家卫计委仍然宣称“符合预期”，但国家领导人迅速决定于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之所以只实行全面二孩，是因为国家卫计委预测，全面二孩后，2016年、2017年、2018年的生育率将分别为1.63、2.0、2.1（与两三年前所预测4.4、4.5呈天壤之别）；2017年会比2015年多出生455万人，比2016年多出生343万人。
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只比2015年多生68万人，比2016年还少生63万人。2016年的年度抽样调查则显示，该年的生育率只有1.24而不是1.63；2017年的出生人数比2016年还少3.5%，那么生育率只有1.22左右，根本没有2.0。
全面二孩再次遇冷，尽管国家卫计委领导仍然宣称“全面两孩政策的政策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根本不值得担忧，可以说，中国未来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内都不缺劳动力”，而主流人口学家也宣称要等到2020年之后才能再次调整人口政策。但是国家领导再次果断决策，迅速在2018年两会期间宣布从国务院部委中拿掉“计划生育”。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行全面二孩，2016年1月1日政策就开始实施，可见中央领导人的心情之急切。2018年3月13日宣布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5月就传出将彻底取消生育限制的消息，笔者相信在取消生育限制之后不久还将出台修养生息的政策。

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庙堂都没有了，泥菩萨还能撑几天？“计划生育”从国务院部委中剔除了，意味着中国将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发展”。虽然2018年宪法修正案仍然保留了“计划生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职责也包括“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但是此“计划生育”非彼“计划生育”。

控制生育的计划生育是一抓就灵，鼓励生育是百求不应。控制人口，成立一个部门（计生委），依赖一门学科（人口学）就足够了。废止生育限制应该很快就可以实现，但是重建一个发展人口的新体系却任重道远，是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参与的系统工程，人口学反而显得无足轻重。只盯着“人口”，可以“制造人口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人口问题的。
有人认为，既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职责包括“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那么今后鼓励生育也将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来承担，让原计生委系统的人员和主流人口学家去落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生育率不但不可能提升，反而会不断下降。一方面，发展人口并非靠单一部门就能完成的。美国、英国都没有专门负责人口政策的部门，但是生育率却能稳定在1.8-2.1。而日本有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负责鼓励生育，但是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3、1.4；德国有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负责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只有1.3左右；韩国有卫生与福利部负责鼓励生育，但是2002-2017年生育率一直波动在1.1、1.2的超低水平。
另一方面原计生委系统的人员和主流人口学家长期接受的是“人口是负担”的教育，思维方式很难改变，对于人口发展来说，他们是负起点，比零起点的普通人更低。屠夫是不可能改行为接生婆的。
笔者相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所负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只是与生育相关的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建议将原计生人员则临转岗分流，善后处理计划生育的后遗症，比如给失独家庭、老无所养的老人提供看护服务，这样他们也不用担心失业了。
人类文明的主轴就是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在甲骨文里，“帝”字象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天有生育万物之功，故称为帝，可见最高 ）的首要职责就是发展人口。现在中国人口结构满目疮痍，鼓励生育的难度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更大，笔者建议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成立人口安全领导小组，由 总书记担任组长，统筹人口再生产，力挽狂澜，收拾人口残局。
《易》：“日新之谓盛德”；《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到现在从国务院部委中撤销“计划生育”的户口，再到今后出台修养生息政策，人口政策的不断“日新”、“维新”，标志着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错能力、还有活力。
经济政策是五年政策，政治制度是百年政策，人口政策是千年政策。看似波澜不惊的人口政策调整，其实是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大转折，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十一届三中全会！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虽然中国早已错过了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但是如果能够大刀阔斧对经济、政治、社会、卫生、文化、教育、伦理、城市规划等进行综合改革，有效提升生育率，那么给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注入持续的活力，将改变无数家庭的命运，改变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今后数十年、数百年国运，功近而德远！

附录：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
1950年代初，中国与欧美国家一样是限制节育和堕胎的。但是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开始担心人口增长影响经济增长了。

1959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声称，避孕“不是正当的政治或政府活动、职能或责任”。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推翻了早先的禁令，使避孕行为合法化。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中，将堕胎合法化。这一判决影响之大，甚至被人称之为“第二次内战”。国会曾经想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但以失败而告终，于是1976年通过另外一项法律，禁止将联邦医疗补助方案用于堕胎服务。美国共和党一直试图推翻“罗诉韦德案”。美国国会在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次通过了限制堕胎法案，然而都被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否决。2003年国会以64票对34票通过了禁止后期堕胎的法案（Partial-Birth Abortion Ban Act）。小布什总统随后他签署了这一法案，称这个法案“结束了恶行，重塑了美国的生活文化”。
1950年4月20日，中国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曾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但邓小平副总理于1953年8月要求卫生部改正，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担忧：“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人多，……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954年5月28日，邓小平在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的来信上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当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他指示卫生部放宽对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的限制、对进口避孕药的限制。这是我国建国后提倡计划生育的开端。
1954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提议传播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避孕方法，供应避孕药品。
1954年11月10日，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售，不加限制。”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委员长在一次关于节制生育的会议上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并指示以卫生部为主，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轻工业部、商业部、全国妇联等部门配合做好节育知识的宣传、技术指导、避孕药具的生产、供应等项工作。
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递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明确表示：“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我们认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
1956年是一个转折年，开始公开、频繁提倡“避孕节育”并首次提出“计划生育”的说法。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29条第3项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
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要求，“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1957年3月，中华医学会成立了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卫生部妇幼卫生司设有1名工作人员兼管避孕节育工作。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毛主席还说：“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3月1日，马寅初按照大会安排的发言，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思想，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表示拥护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观点的发言共有1000字，约10分钟。这就是30多年来被主流人口学家所乐道的“马寅初中南海向毛泽东谏言”。
其实即便从未实行计划生育，2007年人口连15亿都达不到（占世界比例将从1950年的22%下降到21%），绝不可能达到马寅初所预测的26.19亿。如果当初采纳马寅初理论实行二孩政策，那么1957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中有2/3是不能出生的，中国经济早已因为老年化而崩溃。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心中还是很犹豫的，最后在1957年6月1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计划生育的讲话内容全部删除，而是强调：“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认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但他仍然强调：“我是赞成节育的。”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少年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1959年、1960年《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批驳马寅初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人口论）。马寅初也毫不妥协，1960年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说批他的文章“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1960年78岁的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仍继续履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和职责，其他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
1959-1961年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停止增长。1959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大公报》 记者费彝民时说：“中国人口多，任何东西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六亿五千万，就不多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六亿五千万，数字就不少了。”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 1962年末卫生部妇幼卫生司设立计划生育处，具体负责管理全国的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
1963年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计划生育问题，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要求“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1964年1月，国务院召集有关部委、群众团体、解放军总政部负责人开会，研究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节育宣传、技术指导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
196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计划生育专业组，统一组织协调全国的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工作。
1968年11月，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被取消，计划生育工作仍由卫生部承担。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人口多是贫穷的原因。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由于节育的宣传和避孕措施的普及，加上1960年代中期以来中学教育的跨越性发展，导致1970年代初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3年的4.54。
但是由于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5岁延长到1973年的64岁，总人口也从1950年的5.5增加到1973年的8.9亿。
1973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兼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机构，依然由卫生部代管。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73年12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正式提出了“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的计划生育政策。避孕药具在国内已经批量生产的基础上扩大供应，费用由“ 减、免”改为一律免费，并要求送药具上门；卫生部修订了《节育手术常规》，规范了节育技术指导工作，并规定节育手术的受术者不仅实行免费还有带薪假期；在一些地方的中学开设了青春期生理卫生课和人口教育课，广泛宣传计划生育。1979年生育率继续下降到2.75。
在陈云的支持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副总理在1979年就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并在部分地区试行。
1979年9月15日，为马寅初平反，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成立，选举马寅初先生为名誉会长。
1980年宋健等人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40亿（其实即便彻底废止计划生育，总人口也只能达到16亿，然后会下降）。于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在全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只有习仲勋主政的广东实行二孩政策）。
1981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90年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生育率从1989年的2.3跳跃性下降到1991年的1.8、1995年的1.46。也就是说，1991年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至少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1994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并承诺遵守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的《行动纲领》：放弃“人口控制”，尊重自愿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暴力，反对奖励和惩罚，反对设立生育的配额和指标。而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1994年只有1.5了，早就该废止计划生育了。但是彭佩云并没有依据《行动纲领》建议国家领导人放弃“人口控制”；相反，《行动纲领》对中国秘而不宣（中国民众和领导人无从知道开罗会议《行动纲领》），至今联合国人口基金关于开罗会议的专门网站只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版本，独独没有中文版（中文也是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之一） 。
2002年美国认为中国没有遵守《行动纲领》（一胎化是最严格的配额，且是强制的），而拒绝给联合国人口基金捐款。2002年11月，彭佩云在赵白鸽（国家计生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和顾宝昌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国际合作部部长）陪同下，参加联合国关于实施《行动纲领》的国际议员会议，为中国进行辩护。2003年《人口研究》发表了顾宝昌等人的文章，认为中国不是一胎化， 而是多元化的生育政策。2004年7月15日，赵白鸽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强迫性的，是自愿的。
200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说明不但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了。但是国家计生委将生育率修改为1.8， 预测继续独生子女政策，总人口将在21世纪中叶达到16亿（其实即便停止计划生育，总人口也达不到15亿）；并推动在2001年出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3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其实是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的，知道“计划生育”是不能长期生存，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
2004年成立了由300多人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将1.2左右的生育率修改为1.8，2006年得出结论，预测独生子女政策下总人口将在2033年达到15亿（其实即便停止计划生育，总人口也达不到14.5亿），建议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18，但国家计生委将之修改为1.63，并推荐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建议“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2013年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4年1月开始单独二孩政策。理论依据是2012年蔡昉、李建民、王丰等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完成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预测：如果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将反弹到4.4，每年将出生4700万人，峰值人口将达15.35亿人；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将反弹到2.4（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2015年，实际生育率只有1.05）。
2016年1月开始全面二孩政策。理论依据王培安、翟振武等人完成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反弹到2.1（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2017年，实际生育率只有1.2）。
2018年3月，宣布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本文发表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5期：
www.china-policy.com/DF/Document/DocumentDetailView?docid=71224&chid=2&leafid=102
从全球视角探求中国人口新政
易富贤

一、未来上百年中国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
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只有1.22。2015年、2017年分别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是生育率只有1.05、1.2，远低于预期的1.8、4.4。可见，人口危机出乎想像。
日本、欧盟由于低生育率导致经济活力减弱。而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比欧盟、日本还低，2010-2015年中国只有1.17，日本、欧盟、俄罗斯、美国、印度分别还有1.42、1.58、1.68、1.88、2.37。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降到1950年的22%、1980年的22%、 2018年的17%。2050年、2100年总人口将降至10.8亿、4.8亿，占世界的比例将降至11.9%、5.4%。人口总量下降也必然导致结构恶化。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则是阻力。日本、欧盟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劳动力/老人（20-64岁/65+岁）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15-29岁的青年是最有社会活力的人群。老龄化指数是指100个儿童（0－14岁）对应的老人 (65岁及以上)数，越高说明老龄化越严重。



“世界”指除中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可见，未来上百年，中国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
表1假设今后中国的生育率稳定在1.2；其他国家则将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图1来源各国官方数据。图2、3、4、5和表2的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OECD）。

二、欧美国家生育模式的转变
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超前中国上百年，人口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生育意愿下降，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避孕套普及率不断提高，欧美国家生育率不断下降。法国在一战期间、美国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生育率曾跳跃性下降。二战后，生育率上升，出现婴儿潮。

1960年之后，美国的生育模式发生了质变。第一，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第二，社保制日臻完善。第三，1960年口服避孕药上市。第四，“性解放”运动弱化了家庭价值。第五，1967年后各州相继实行无错离婚法，离婚率攀升。第六，1973年堕胎合法化。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降到1970年的2.48、1976年的1.74。
卡特总统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家庭价值，并制定了有利于生育的经济政策，离婚率下降，生育率上升到1990年的2.1。
男性在工农业上占有优势；但在服务业上，男女差别较小。美国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50年的49%升至2017年的81%，于是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养家能力下降，婚内生育率下降。

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养孩能力提高。而政府又不断提高儿童和社会福利，比如说美国联邦用于儿童的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0.6%增至1980年的1.4%、2010年的2.6%；公共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30年的0.6%提高到1960年的6.2%、2016年的19.3%。很多妇女靠自己和社会福利就可以养孩子，于是非婚子比例从1960年的5%上升到2009年的41%。

法国和北欧的社会福利比美国好，女性劳动参与率和非婚子比例也更高。非婚子比例，还与文化传统有关，东亚、以色列、穆斯林国家低，而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高；2015年美国全国、白人、黑人、拉美裔分别为40%、29%、70%、53%。


三、欧美国家目前的人口政策难以持续


生育率、公共支出是2013年数据。产假、育儿假是2016年的数据。空格是资料缺失。很多国家还有父亲的育儿假，比如日本可休52周，薪率为58%，但是只有2%-5%的父亲休假。美国没有带薪产假，只有12周无薪假。
“家庭”指为家庭提供的公共支出（如儿童支付和津贴，育儿假福利和托儿服务）。法国、英国、北欧福利国家用于家庭福利和公共教育占GDP比例高，有助于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生育率较高；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则相反。社会福利制度对稳定生育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难以持续。

可见，加大对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投入有利于提升生育率；而公共养老金、用于老年的社会支出越多，生育率越低。

图6的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是2015年人口上百万、人均GDP上1万美元的国家，卫生总开支是2014年的数据，老龄化指数是2015年的数据。
美国的老龄化指数将从2015年的76%升至2050年的151%，“在世的”老人福利必将压制“未出生的”的儿童福利，生育率将下降。
美国联邦用于儿童福利的支出占GDP比例从2010年的2.5%降到2016年的2.1%，预计将降到2027年的1.8%。而用于成人的社保、医保、医补，占GDP的比例将继续快速增加。

2014年美国政府（联邦、州、地方）用于每个老人的福利是儿童的2.3倍。而65+岁老人数还将从2015年的4684万人增至2050年的8613万人。并且老人参政热情高，比如2000-2012年四次总统选举，18-29岁、30-44岁、45-59岁、60+岁选民的平均投票率分别为42%、58%、67%、70%。
美国的生育率已从2007年的2.12降到2012年的1.88、2017年的1.76了，法国从2010年的2.02降到2017年的1.85，北欧福利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也从2010年的1.98、1.87、1.87、1.95、2.20降到2017年的1.79、1.77、1.49、1.62、1.71。

四、回到传统家庭的防线内
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在远古时代，以集体的力量生产物质和人口，实行群婚制，“知母不知父”。男性缺乏养孩动力，人口难以增加，也无从产生文明。
在新石器和金石时代，男子在物质生产的优势扩大，出现了私有制，建立了婚姻制（没有建立婚姻制的部落则消亡了），人口和物质再生产完美地统一在家庭，妻子分享丈夫的“物质产权”，男性获得了“人口产权”，由于母亲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各文明都实行父系姓氏。这是最伟大、最成功的女权运动，给男人套上了养幼的“精神缰绳”，人口增加，产生了人类文明。
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赖特说：“自然选择发明父母之爱的惟一理由就是给予后代以好处。现在许多孩子不能与亲生父母生活，将带来最宝贵的进化资源的浪费，即爱的浪费”。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利他主义”。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认为，“利他主义”主导家庭，可提高家庭成员抵御灾变和其他不测事件的能力，分散风险和损失；“利己主义”主导市场，可提高市场效率，而“利他主义”在市场上却没有什么收益。
在传统家庭模式下，父母“各子其子”，孩子“各亲其亲”，因此“货、力为已”。但是社会养老使得“不亲其亲”，儿童福利使得“不子其子”，纳税人既当“公共父亲”，又当“公共儿女”，类似于远古群婚制，这种大锅饭是低效的。男人的生育动机和劳动积极性都下降。
云南摩梭人是在最近几百年才衍化为母系社会，但是人口增长极慢，现在生育率也很低，老年化严重。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福利国家摆错了自己的位置，补助单亲家庭，是把养家的责任从缺失的父亲处不公平地转移给纳税者，国家充当“父亲”，从而产生更多的单亲家庭。
将人口再生产的重担压在单亲母亲脆弱的肩膀上，是不公平的。失去丈夫大帮手，很多单亲母亲生活在底层，也没有自由选择职业的余地，将不堪重负，生育率将下降，进而导致老龄化。而妇女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长7岁。
传统家庭模式下，“利他主义”的父母尽量不给孩子添负担。离婚率低，进入中年后如果有病，能得到配偶的照顾。而社会养老是“利己主义”的，并且离婚率高，“公共父亲”会不断扩充老人福利，相当于“易子而食”。
美国一些政治家（尤其是共和党）意识到社保难以持续，比如2012年美国总统参选人佩里认为社保是庞氏骗局。
美国比欧洲更保守，共和党支持者更加恪守传统的家庭价值，支持“小政府、大家庭”，家庭完整，非婚子比例低，生育率高。将各州2012年、2016年2次总统选举对共和党、民主党的支持率平均，各州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正相关，而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与生育率负相关。欧洲政党的理念与美国民主党类似。美国在社会福利、税负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生育率较高，今后提升生育率的制度空间还较大，而法国和北欧的空间小得多。


传统家庭模式像森林的大树。而社会福利制像室内的盆景，好看，但长不大。但是现在经济社会化程度很高，尤其是中国将有大量老人老无所养，如果废弃社保，是“杨氏为我，是无君（社会）也”，将导致人道灾难和社会动荡；但是如果养老、养幼过度社会化，是“墨氏兼爱，是无父也”，难以持续。孟子认为：“无君无父，是禽兽（非人类文明）也”。应该建立“园林”模式，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家庭为主，社会为辅。

五、中国鼓励生育的难度最大
从各文明对生命的终极意义来看，父母“利他主义”强弱：佛教<基督教<儒学。佛教认为生命的延续不在于生育，而在于轮回转世。因此古代佛教地区（唐后的吐蕃、清代的蒙古）人口负增长。现在中国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如藏、蒙古、土、纳西等）生育率低。2000年、2009年印度的生育率为3.2、2.6，但是在印藏人只有1.7、1.18。
基督教认为信上帝，进天堂，得永生，“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儒家则认为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全心全力地抚育孩子；也通过孝文化，把生养、死葬、精神愉悦以及死后的祭祀都托付给了孩子，多子多福。古代寿命短，大多数父母其实只得到了“精神收入”，“儿童福利”优先于“老人福利”，有利于人口增长。
但是现在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2001-2015年，新加坡华人、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平均生育率分别只有1.11、1.15、1.06、1.00，原因如下：
首先，现代社会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不支撑中华生育文化。比如社会养老取代家庭养老，多子少福。基督教每周可以去教堂；而儒家却缺乏祭祖的条件，仪式感缺失，很多人没有了信仰。
第二，儒家父母强烈的利他主义，在高养育成本下，从传统的追求孩子数量转变为牺牲数量、追求质量。比如，儒家有孟母情节，教育成本高，降低家长的养育能力和生育意愿；受教育周期延长，挤压生育时间，婚育年龄全球最晚（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都达31岁，而美国只有26岁），提高不孕率和出生缺陷率。2010-2014年美国各州、2014-2016年日本各县的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率都是直线负相关。

第三，基督教传统有两个“父亲”（血亲和上帝），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社会福利），非婚子比例高。而儒家只有一个“父亲”（血亲），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非婚子比例都只有2%。
中国大陆除了这些共同的原因外，还因为计划生育改变了生育观念，理想子女数和一孩次生育率（生育环境的风向标）都是全球最低。社会、经济模式也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将惯性延续。而20-34岁育龄妇女则从2011年的1.52亿降至2035年的0.88亿。并且今后老龄化比欧美要严重的多，将无力增加儿童福利。
有人认为，古代战乱也曾导致人口锐减，照样度过了危机，人口政策“任其自然”就可以了。但是古代战乱，只是减少了人口（尤其是老弱病残）数量，并未破坏结构。并且当时人口有造血功能，能迅速恢复。而现在，中国人口结构老化，并且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水往低处流，涛涛岷江任“自流”，旱涝无常；“顺其自然”、有所作为，修建都江堰，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人性如流水，老年人数在快速增加，必将“自流”为“大社会、小家庭” ，人口减少、老化，文明衰落。
苏轼：“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难，以求成大功。”现在中国人口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危机，需要政治家勇于担当，力挽狂澜。

六、中国人口政策需另辟蹊径
1、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统筹制定反危机措施。中国人口结构满目疮痍，要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应柔性设计，禁止强制。
2、开展人口危机的国情教育，修改教科书，纠正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所形成“人口是负担”的观念，废除不利于生育的法律条款。
3、强化家庭价值。信奉家庭价值的人，生育动机强，劳动积极性高，会将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用于扶养孩子。比如广西钦州、玉林、贵港以及广东茂名等地传统家庭价值保存的较好，2010年的生育率还在2.0以上；而东北则相反。美国各州政府的人均儿童投入，犹他州最少，但由于家庭观念强，生育率是全国最高。以色列的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但是坚守传统信仰，生育率高达3.0。现在儒家圈地区还很重视教育，非婚子比例低，说明重视家庭的文化基因尚存。传统家庭价值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建议对其进行“托古”（不偏离“自然法则”）、“改制”（洗去糟粕，保留精华，重建经济基础）。
4、平衡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保障妇女权益。战国时，从事商业能轻逸地获得更多利润，很多人便“舍本（农）而事末（商）”，商鞅为了让“农逸而商劳”、“能事本而禁末者富”，规定只有“农、战”才能获取秦爵，于是百姓便“喜农而乐战”。现在社保制让养幼与养老脱钩，“造物”有酬，“造人”无偿，于是越来越多人忙于“造物”而少（不）“造人”，也不精心“育人”。
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那么社保制应该与家庭建设结合，符合我国传统，是我国的一个好的制度资源，可以纠正西方社保制的弊端。建议让养老与养幼挂钩，多孩多得（从孩子和社保）。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共同纳税多，退休金也多。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生产物质（提高养孩能力）；既多生孩子，也养好孩子（避免不负责任生育）。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都高。离婚增加了该制度的设计难度，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核算平衡的制度，需要精细地设计以公平地保障妇女权益。
给妇女提供合理的带薪产假，由国家社保而非雇主支付，雇主就不会歧视女性。带薪产假可由祖父母分享（算工作、计工龄、缴社保），以便让母亲早返职场。多孩家庭可返税。医疗保险、公园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添孩不加银”。
5、平衡儿童福利和老人福利。发展型福利优先于消费型福利才利于社会持续发展。不可能取消社保，那么就应提供儿童福利；儿童福利再高，也只会是老人福利的零头。以色列的生育率远高于日本，原因之一是以色列的老人福利对儿童福利压制的较轻，日本则相反。比如公共支出用于家庭、教育的GDP占比，以色列为2.3%、5.7%，而日本只为1.5%、3.9%；而用于卫生、老人的GDP占比，以色列只有5.1%、4.7%，而日本却高达7.8%、10.7%。日本政府为了提升儿童福利，只好在2014 年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至8%，2019年再提高到10%。但是提高税率，会降低经济活力和养育能力。
今后中国劳动力减少，“面包”越来越少。应该设立红线，让社会养老只能获得红线内比例的“面粉”，养老产业、养老智库的职责是用这些“面粉”高效地制作出味美、足量的“面包”，而不是瓜分到更多“面粉”。
6、平衡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在农业社会，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同步。但是现在有生育能力时，无养育能力；有养育能力时，丧失了生育能力。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到17岁或16岁，目前英国是16-18岁，美国是18岁（在父母同意和/或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可在16-18岁；怀孕女性则可更早）。现在教育效率提高，应将小学缩短为5年，初中、高中共5年，10年义务免费教育。对男女实行差异化教育，推广网络教育，让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控制在25岁以内，多数妇女有条件在30岁前生三个孩子（也有利于优生），顺利进入职场。
为了缩小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的时差，政府应给予生育补贴。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42万日元，此后每孩每月补贴额：未满3岁者，1.5万日元；3岁到小学毕业，第一、二个孩子1万日元，第三个（或以上）孩子1.5万日元；初中生1万日元。在生育津贴里安插一笔“催婚费”，协助地方主办相亲活动，婚介利用“大数据”匹配分析。
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逐渐提升到5.5%，优先保障婴幼儿的营养、健康和早期教育。免费产检、分娩。建立更多便利的育儿中心、课后托儿班，3至5岁幼童免费入园、入托。鼓励退休老人参与幼托。限制课外补习班，加强课堂教育，淘汰不合格教师。完善大学贷款和助学金制度，创造大学生打工条件。
给年轻人提供优惠房贷、租房。增加城市土地供应，将建成区土地控制标准从每平方公里1万人降至4千人，可以降低房价、改善交通、缩短通勤时间。城市和住房设计应“宜生”，有利于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并照顾老人。
培育清纯的民风，降低婚嫁成本。保障饮食安全，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保护生育能力。
7、开展尊重生命的教育，限制中晚期堕胎。俄罗斯禁止怀孕12周以后堕胎（因强奸而怀孕则可推至22周），禁止堕胎的广告。美国有51%的怀孕是意外的，也是因为有限制堕胎的法律，生育率才维持在1.8-2.1。

今后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况：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