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与哲学的辩证（认识能力及知识综述）4
三 、认识活动产物（以文字为媒介的知识形式）：文学（历史）与哲学的辩证
1、“一字多意，粗别为二。一曰并行分训，如《论语·子罕》：“空空如也”，“空”可训虚无，亦可训诚悫，两义不同而亦不倍。二曰背出或歧出分训，如“乱”兼训“治”。“废”兼训“置”，《墨子·经》上早曰：“已：成，亡”；古人所谓“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然此特言其体耳。若用时而只取一义，则亦无所谓虚涵数意也。心理事理，错综交纠：如冰炭相憎，胶漆相爱者，如珠玉辉映、笙磬和谐者，如鸡兔共笼、牛骥同槽者，盖无不有。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如前所举“易”、“诗”、“论”、“王”等字之三、四、五义，黑格尔用“奥伏赫变”之二义，是也。”（《钱钟书集*管锥编》4）
2、“《庄子·齐物论》......以名辩之理，先有正言而后起反言，......是非之辨与彼此之别，辗转关生。《淮南子·齐俗训》：“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从我起二为二”，肇注：“因我故有彼，二名所以生”；足相参印。”7-9
3、“夫体用相待之谛，思辩所需；释典先拈，无庸讳说，既济吾乏，何必土产？”15-16
4、“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著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20-21
5、“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苟反其道，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通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笺；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23-24
6、“哲学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屈服于现实，即在痛苦和迷惑的想象中体现的现实，而是要克服种种想象，解释现实。”（《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39）
借助这些论述，再结合前文，我们可以看到：
1、辩证法（名辩学或符号学）乃是随着生活的需求而自然产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象表达实，是即象即体的、“体示意义之迹”也。此“体”即此象、此意，此意、此象即此体。如前述，“形象自是一个完整的形象，即其自有体。”这是语言文字的本性，即语言即艺术。
但是，我们还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道、表达体，即我们还要以字为概念、为符号、为“指示意义之符”，而实体又是成长体、历史体，所以，这个指示体之意义之符，其意要含有全部的用、全部的成长，无奈，一字多意来办吧。这样，这个字符、这个指示体之意义之符，要包含并行（多边）分训的统一(同时合训)，还要包含歧出（两柄）分训的统一，也即是包含体（字）、用（意）统一的。这三个统一的原则，乃是以文字表达道、表达体不得不建立起来的辩证原则，不遵守这三原则，就不能得正确的概念，不能得体之真意、不能“赅众理”。
这样，我们依感觉而得象，依知觉而辨实得名，再依这辩证法的原则而辩名得体、得道。因为这个道、体是成长体，而一般语言叙述是自然的，以名言道，必无名而多名，必须辩证才能得统一之体也。同一律、矛盾律都是为了确保区别的，即言其就是言其，不能自相矛盾。辩证法则是更进一步为确保统一的。因为区别出来的东西都是部分的，整体的（事物间的关系或共性）才是真理。区别是统一的前提、契机，是进步的开始。
2、对文字形象或历史事实，不可“超象揣形上之旨”，它是即此象（实）即此体的。
3、哲学求体求道，但它也是文学（历史）。都是用文字作媒介，所以“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
4、需求产生逻辑，大欲存焉、大道生焉。一切逻辑都是修辞法，逻辑正是从修辞中提炼总结出来，所谓“比喻包含的辩证关系”。
更奇妙的是，对于思想，辨清，才能辩明。不分反不合、越分反越合，越分别便越难综合、而综合了就越高级，对立反而能综合才是最高的综合。
“辨察而不拘泥，会通而不混淆”，则语言可以无碍地达象、达体也。
5、人类要是不能记忆该有多省心！过后就忘，不必辨别，则还何须辩证！能是功亦是累也。
1、“一字多意，粗别为二。一曰并行分训，如《论语·子罕》：“空空如也”，“空”可训虚无，亦可训诚悫，两义不同而亦不倍。二曰背出或歧出分训，如“乱”兼训“治”。“废”兼训“置”，《墨子·经》上早曰：“已：成，亡”；古人所谓“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然此特言其体耳。若用时而只取一义，则亦无所谓虚涵数意也。心理事理，错综交纠：如冰炭相憎，胶漆相爱者，如珠玉辉映、笙磬和谐者，如鸡兔共笼、牛骥同槽者，盖无不有。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如前所举“易”、“诗”、“论”、“王”等字之三、四、五义，黑格尔用“奥伏赫变”之二义，是也。”（《钱钟书集*管锥编》4）
2、“《庄子·齐物论》......以名辩之理，先有正言而后起反言，......是非之辨与彼此之别，辗转关生。《淮南子·齐俗训》：“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从我起二为二”，肇注：“因我故有彼，二名所以生”；足相参印。”7-9
3、“夫体用相待之谛，思辩所需；释典先拈，无庸讳说，既济吾乏，何必土产？”15-16
4、“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著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20-21
5、“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苟反其道，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通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笺；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23-24
6、“哲学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屈服于现实，即在痛苦和迷惑的想象中体现的现实，而是要克服种种想象，解释现实。”（《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39）
借助这些论述，再结合前文，我们可以看到：
1、辩证法（名辩学或符号学）乃是随着生活的需求而自然产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象表达实，是即象即体的、“体示意义之迹”也。此“体”即此象、此意，此意、此象即此体。如前述，“形象自是一个完整的形象，即其自有体。”这是语言文字的本性，即语言即艺术。
但是，我们还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道、表达体，即我们还要以字为概念、为符号、为“指示意义之符”，而实体又是成长体、历史体，所以，这个指示体之意义之符，其意要含有全部的用、全部的成长，无奈，一字多意来办吧。这样，这个字符、这个指示体之意义之符，要包含并行（多边）分训的统一(同时合训)，还要包含歧出（两柄）分训的统一，也即是包含体（字）、用（意）统一的。这三个统一的原则，乃是以文字表达道、表达体不得不建立起来的辩证原则，不遵守这三原则，就不能得正确的概念，不能得体之真意、不能“赅众理”。
这样，我们依感觉而得象，依知觉而辨实得名，再依这辩证法的原则而辩名得体、得道。因为这个道、体是成长体，而一般语言叙述是自然的，以名言道，必无名而多名，必须辩证才能得统一之体也。同一律、矛盾律都是为了确保区别的，即言其就是言其，不能自相矛盾。辩证法则是更进一步为确保统一的。因为区别出来的东西都是部分的，整体的（事物间的关系或共性）才是真理。区别是统一的前提、契机，是进步的开始。
2、对文字形象或历史事实，不可“超象揣形上之旨”，它是即此象（实）即此体的。
3、哲学求体求道，但它也是文学（历史）。都是用文字作媒介，所以“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
4、需求产生逻辑，大欲存焉、大道生焉。一切逻辑都是修辞法，逻辑正是从修辞中提炼总结出来，所谓“比喻包含的辩证关系”。
更奇妙的是，对于思想，辨清，才能辩明。不分反不合、越分反越合，越分别便越难综合、而综合了就越高级，对立反而能综合才是最高的综合。
“辨察而不拘泥，会通而不混淆”，则语言可以无碍地达象、达体也。
5、人类要是不能记忆该有多省心！过后就忘，不必辨别，则还何须辩证！能是功亦是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