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事（1）】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
1、红卫兵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专院校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接着，红卫兵蔓延到全国机关、厂矿和农村。这些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抓，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就像当年受到慈禧太后支持的义和团那样，中了邪魔，超级疯狂。红卫兵的标准形象是：左臂套着红布袖章，上面印着黄色毛体“红卫兵”三个大字，上面还有一行黄色印刷体小字，是其所在“革命组织”的名字，比如“卫东彪战斗队”、“全无敌造反兵团”等等；身穿绿布军装样式的衣服，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头戴绿色军帽（无帽徽），腰系皮带，肩背绿布书包，书包上用红丝线绣着毛体字“为人民服务”，脚穿绿色解放胶鞋；一律短发，女孩子有的梳着两只短发辫；手持“红宝书”（毛泽东语录），狂热地口喊革命口号、唱着“语录歌”。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喊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横眉立目、一脸杀气，一群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就变成了这幅邪教徒模样。
红卫兵首先出现于清华附中。
1966年5月初，清华附中“预科65级一班”（预65(1)班）的部分学生与校方产生分歧，严重对立。在五•一六通知的鼓舞下，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最积极、最自觉地参加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受到校方的阻止。
1966年5月29日（星期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十来个高年级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一致决定使用张承志曾用过的的笔名“红卫兵”来署名大字报，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这十来个学生的小团体，就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6月2日，他们贴出100多人签字的“红卫兵”大字报《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以相应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引来北京众多中学的观看和“红卫兵”署名支持。
在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清华附中先后贴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篇大字报。断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宜誓：“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其中7月4日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三篇大字报8月被《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11期全文刊出，迅速成为全国文革群众运动的冲锋号。
前两篇大字报于7月28日前后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首日亲笔回复，对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红卫兵运动于8月份从校园杀向了全社会。
十一中全会8月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其中明确指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宋伯林、韩平最早于天安门城楼上休息室中碰见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我坚决支持你们！”。师大女附中一名女红卫兵（宋彬彬）上前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并照相，在场红卫兵们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
9月起，当“文革”的风暴开始冲击到这些中学生红卫兵（他们号称是“红五类”子女，但骨干更是领导干部子女）的父辈们，他们开始有所保留。这些老红卫兵成为“保皇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引导下，大学生和社会群众成为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即“新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转由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为主力军。其它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也都分裂成两派——“保皇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成了文革初期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专院校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接着，红卫兵蔓延到全国机关、厂矿和农村。这些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抓，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就像当年受到慈禧太后支持的义和团那样，中了邪魔，超级疯狂。红卫兵的标准形象是：左臂套着红布袖章，上面印着黄色毛体“红卫兵”三个大字，上面还有一行黄色印刷体小字，是其所在“革命组织”的名字，比如“卫东彪战斗队”、“全无敌造反兵团”等等；身穿绿布军装样式的衣服，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头戴绿色军帽（无帽徽），腰系皮带，肩背绿布书包，书包上用红丝线绣着毛体字“为人民服务”，脚穿绿色解放胶鞋；一律短发，女孩子有的梳着两只短发辫；手持“红宝书”（毛泽东语录），狂热地口喊革命口号、唱着“语录歌”。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喊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横眉立目、一脸杀气，一群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就变成了这幅邪教徒模样。
红卫兵首先出现于清华附中。
1966年5月初，清华附中“预科65级一班”（预65(1)班）的部分学生与校方产生分歧，严重对立。在五•一六通知的鼓舞下，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最积极、最自觉地参加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受到校方的阻止。
1966年5月29日（星期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十来个高年级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一致决定使用张承志曾用过的的笔名“红卫兵”来署名大字报，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这十来个学生的小团体，就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6月2日，他们贴出100多人签字的“红卫兵”大字报《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以相应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引来北京众多中学的观看和“红卫兵”署名支持。
在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清华附中先后贴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篇大字报。断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宜誓：“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其中7月4日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三篇大字报8月被《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11期全文刊出，迅速成为全国文革群众运动的冲锋号。
前两篇大字报于7月28日前后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首日亲笔回复，对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红卫兵运动于8月份从校园杀向了全社会。
十一中全会8月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其中明确指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宋伯林、韩平最早于天安门城楼上休息室中碰见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我坚决支持你们！”。师大女附中一名女红卫兵（宋彬彬）上前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并照相，在场红卫兵们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
9月起，当“文革”的风暴开始冲击到这些中学生红卫兵（他们号称是“红五类”子女，但骨干更是领导干部子女）的父辈们，他们开始有所保留。这些老红卫兵成为“保皇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引导下，大学生和社会群众成为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即“新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转由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为主力军。其它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也都分裂成两派——“保皇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成了文革初期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2、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1）
骆小海先生当年在清华附中读书，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员，他回忆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及清华红卫兵演化过程，摘录如下：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名为“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到了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时另有大批红卫兵和其他人士在广场上集会，号称百万。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为最高当局所承认。
多年前，清华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经问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是否有内线？意思是，是否有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操纵。人们对红卫兵的不解或误解有多么深重！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几十年过去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１９６４年，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中共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壮起来。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国际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苏。一度阴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３〕。他也确实像卡斯特罗一样，常作政治报告，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异军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从一大”〔４〕，共青团员上跑道，建立体育专业集训队等方式开展全校体育运动，在中学运动会上夺锦一年比一年多，直到逼倒一Ｏ一中〔５〕，跃居魁首。教学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体系，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有每周一次的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了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活动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著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如高中二年级的邝桃生，杨磐，阎阳生和张承志，组织了“红鹰”小组，学习高三课程，志在提前一年报考大学。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清华附中的军训活动五花八门，有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都是现役军人。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炸药。和现役军人接触，也熏染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个风波。一个是与北朝鲜交换节目。朝鲜给中国话剧 《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国给朝鲜唱剧〔６〕《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１９６３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打仗吗？爱好越剧的我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星期天，我和预科６５２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论。虽然文中有对邝桃生不敬的话，但他还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预科６５１班的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争论。大家关心报刊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官问题，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等。我是不大同意报上的批判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则比较理解，说“仁”有“大仁义”“小仁义”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之别。邝在政治上比较早熟些，我和卜当时都尊他为我们的“启蒙者”。这次海瑞罢官的问题，我还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讲道理”。这次谁也没说服我。不过，我们在教育界革命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对照毛泽东几次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对照军队的榜样，大家都认为，教育界问题很大。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３日，我们预科６５１班的１１位男女同学借著学校放４天假的机会，带著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和挂面到北京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也是巧合，就在野营过程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颗信号弹。回去以后，这批人成了预６５１观点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卜骆邝三人，其余都不是干部家庭出身。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应提到圆明园。四十年前，清华附中的外周还是一片乡野。西面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广阔的圆明园废墟遗址。那时还没有任何围墙遮拦，是谁都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可以说是清华附中的后花园。里面绿树成林，泉水淙淙，野花遍地，猬兔出没。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玩，谈心，复习功课。远瀛馆的残柱断壁，有著奇特的激发效应。让人总觉得它在与你对话。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骆小海先生当年在清华附中读书，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员，他回忆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及清华红卫兵演化过程，摘录如下：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名为“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到了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时另有大批红卫兵和其他人士在广场上集会，号称百万。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为最高当局所承认。
多年前，清华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经问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是否有内线？意思是，是否有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操纵。人们对红卫兵的不解或误解有多么深重！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几十年过去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１９６４年，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中共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壮起来。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国际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苏。一度阴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３〕。他也确实像卡斯特罗一样，常作政治报告，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异军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从一大”〔４〕，共青团员上跑道，建立体育专业集训队等方式开展全校体育运动，在中学运动会上夺锦一年比一年多，直到逼倒一Ｏ一中〔５〕，跃居魁首。教学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体系，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有每周一次的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了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活动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著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如高中二年级的邝桃生，杨磐，阎阳生和张承志，组织了“红鹰”小组，学习高三课程，志在提前一年报考大学。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清华附中的军训活动五花八门，有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都是现役军人。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炸药。和现役军人接触，也熏染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个风波。一个是与北朝鲜交换节目。朝鲜给中国话剧 《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国给朝鲜唱剧〔６〕《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１９６３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打仗吗？爱好越剧的我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星期天，我和预科６５２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论。虽然文中有对邝桃生不敬的话，但他还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预科６５１班的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争论。大家关心报刊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官问题，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等。我是不大同意报上的批判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则比较理解，说“仁”有“大仁义”“小仁义”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之别。邝在政治上比较早熟些，我和卜当时都尊他为我们的“启蒙者”。这次海瑞罢官的问题，我还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讲道理”。这次谁也没说服我。不过，我们在教育界革命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对照毛泽东几次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对照军队的榜样，大家都认为，教育界问题很大。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３日，我们预科６５１班的１１位男女同学借著学校放４天假的机会，带著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和挂面到北京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也是巧合，就在野营过程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颗信号弹。回去以后，这批人成了预６５１观点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卜骆邝三人，其余都不是干部家庭出身。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应提到圆明园。四十年前，清华附中的外周还是一片乡野。西面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广阔的圆明园废墟遗址。那时还没有任何围墙遮拦，是谁都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可以说是清华附中的后花园。里面绿树成林，泉水淙淙，野花遍地，猬兔出没。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玩，谈心，复习功课。远瀛馆的残柱断壁，有著奇特的激发效应。让人总觉得它在与你对话。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3、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2）
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的文章，抨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党的系统修正主义色彩已经明朗。５月１０日，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万邦儒利用广播系统向全校作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报告。这一报告当即引起了预科６５１班部分学生对学校党支部的批判。他们提出了三条口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认为，党支部没有领会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种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种观点被称为“预６５１观点”。预６５１观点与日后的阶级路线无涉，预６５１班不同政见者多数都不是干部子女。批判是以墙报为形式的。署个人真名或笔名，往往结成小组。
预６５１观点引起了许多班级同学的关注。赞成预６５１观点的学生，互相交流，在各班纷纷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墙报，在内容上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党支部教育路线的抨击。方式还是很温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后来成为红卫兵领导人高中三年级的王铭就认为预６５１批评党支部为“实用主义”有点过头了。然而党支部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不久，传来了毛泽东５月７日给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家认定，党支部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５月２０日，王铭和张晓宾写了一份文件，题目就叫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基于高６４２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的“红卫兵”一名被采纳〔７〕。次日，５月２９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５月２９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５月３０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坊间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２０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８〕
当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党支部的严厉压制下，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悲观，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出了退缩的策略。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６月２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梦初醒，决定重新采取攻势，于６月２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因为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名。结果签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见者外，又多出几十新同志。此后，红卫兵的大字报便频频出击。
在新形势下，党支部不敢对“右派学生”贸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继续鼓动师生围攻红卫兵。殊不知这时红卫兵已经广泛联络外校、报社、家长，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学生到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猛烈抨击党支部是修正主义。６月８日，外校学生３００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但始终限于言辞，并无武力冲突。红卫兵和支持者们决心坚持到底，１０小时后，校方终于打开大门。外校支持者们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多以本校“红卫兵”名义署名。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
就在６月８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人不知鬼不觉地进驻了清华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左派。形势急转直下。校党支部被作为“黑帮”打倒了，全校变成一边倒地声讨校领导。红卫兵组织急剧扩大。
然而，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独立于党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说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刘少奇党中央〔９〕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
在这种情势下，红卫兵一部分骨干分子，于６月２３日下午在二楼办公室聊天，说到了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于聊得入神，大家忘记了开灯。两位女同学说，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第二天，６月２４日，一张标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出现在教学大楼门厅。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在当时还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责难纷纷。
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的文章，抨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党的系统修正主义色彩已经明朗。５月１０日，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万邦儒利用广播系统向全校作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报告。这一报告当即引起了预科６５１班部分学生对学校党支部的批判。他们提出了三条口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认为，党支部没有领会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种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种观点被称为“预６５１观点”。预６５１观点与日后的阶级路线无涉，预６５１班不同政见者多数都不是干部子女。批判是以墙报为形式的。署个人真名或笔名，往往结成小组。
预６５１观点引起了许多班级同学的关注。赞成预６５１观点的学生，互相交流，在各班纷纷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墙报，在内容上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党支部教育路线的抨击。方式还是很温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后来成为红卫兵领导人高中三年级的王铭就认为预６５１批评党支部为“实用主义”有点过头了。然而党支部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不久，传来了毛泽东５月７日给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家认定，党支部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５月２０日，王铭和张晓宾写了一份文件，题目就叫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基于高６４２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的“红卫兵”一名被采纳〔７〕。次日，５月２９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５月２９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５月３０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坊间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２０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８〕
当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党支部的严厉压制下，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悲观，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出了退缩的策略。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６月２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梦初醒，决定重新采取攻势，于６月２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因为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名。结果签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见者外，又多出几十新同志。此后，红卫兵的大字报便频频出击。
在新形势下，党支部不敢对“右派学生”贸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继续鼓动师生围攻红卫兵。殊不知这时红卫兵已经广泛联络外校、报社、家长，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学生到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猛烈抨击党支部是修正主义。６月８日，外校学生３００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但始终限于言辞，并无武力冲突。红卫兵和支持者们决心坚持到底，１０小时后，校方终于打开大门。外校支持者们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多以本校“红卫兵”名义署名。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
就在６月８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人不知鬼不觉地进驻了清华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左派。形势急转直下。校党支部被作为“黑帮”打倒了，全校变成一边倒地声讨校领导。红卫兵组织急剧扩大。
然而，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独立于党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说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刘少奇党中央〔９〕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
在这种情势下，红卫兵一部分骨干分子，于６月２３日下午在二楼办公室聊天，说到了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于聊得入神，大家忘记了开灯。两位女同学说，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第二天，６月２４日，一张标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出现在教学大楼门厅。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在当时还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责难纷纷。
4、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3）
６月２５日，红卫兵之外的张曙平、刘刚等同学把这张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校园里，支持当时被清华大学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其实，当时不过是提倡一种精神，给大家鼓鼓劲，换个面貌而已，并非特有所指。
为了回答责难，《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也准备好了。其中强调我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后来这句口号改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７月４日贴出。特别是引经据典，把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话找了出来。这条鲜为人知的语录是在６月９日被人民日报的一则国际评论披露，
注意的人不多，而红卫兵却记下了，不过在写前一篇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中没有提，就想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此后，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就弄得尽人皆知了。
７月１日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的左派学生（即受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邀请各校左派学生代表去参加庆祝晚会。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里气象不凡，大开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绿军装，耀武扬威，这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提倡百姓装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个个都是干部子女，我们虽然也以干部子女为主，但是毕竟还有一批非干部子女的元老。在晚会上，他们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隔离在观众席外围，大大突出了阶级界限。询问之下，方知他们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这个晚会的一大功绩是首次唱出日后红卫兵运动的战歌《造反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原是“干部子弟举红旗”，我建议改为“革命后代举红旗”，得到采纳。
工作组为了分散红卫兵的力量，７月中旬把卜大华等大批红卫兵骨干分子调出北京去军训。我等留在学校的人不觉十分郁闷。却不知形势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开始找刘少奇和工作组的问题。７月２６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学宣布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号召学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传来，原来谨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立刻决定全线出击，于７月２７日凌晨发表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王铭同时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精神永远需要，由我修改后发表。瞬息间，党的化身工作组成了过街老鼠。同学们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著红卫兵”的大标语。
７月２８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于７月３１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
清华附中的人当时并不知情。８月２日，我们才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听说。他们用电话逐字给我们传达了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全文。我们将信将疑。８月３日，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和卜大华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才看到了作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过，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也没有收到这封信。
这时，北京的中学几乎都有了类似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一般有两派。总有一派叫“红卫兵”，另一派就叫个别的的名字，以“红旗”较为普遍。其他的名字如“赤飙”“红红红”是较为独特的。但是在全北京市来说，并非同名就是同一派。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师大女附中“红旗”，石油附中“赤飙” 关系好；北大附中“红旗”却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关系好。清华附中倒只有一派。
这两派的分歧在８月１３日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的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区几个中学坚持要把大会的主题定为斗争据说是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反对涉及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四十七中红红红和师大女附中红旗则主张大会应当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为主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最后王任重出来打圆场，说可以斗小流氓，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你们就不要发言了，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处理团中央负责人。所谓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员的莅临下，被押到有十万人出席的体育场草坪上，接受辱骂和拳打脚踢。李富春也如约宣布胡耀邦等三位胡姓书记停职反省。
军装袖章在这时开始流行。这个风气是北大附中红旗带起来的。七一晚会时，只有军装尚无袖章。到了８月，红袖章出现在北大附中红旗的胳膊上。确实好看神气。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对北大附中红旗的美学意识感到钦佩，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平民著装的传统，只有在接见外宾场合才临时换装。袖章则长期阙如，直到后期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一些个人才自制了一些袖章。
１９６６年７、８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和造反精神而已。它一方面受到主流的强大影响，身不由己而跟随；另一方面，也挣扎著与主流抗衡，企图纠正那些偏差。
６月２５日，红卫兵之外的张曙平、刘刚等同学把这张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校园里，支持当时被清华大学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其实，当时不过是提倡一种精神，给大家鼓鼓劲，换个面貌而已，并非特有所指。
为了回答责难，《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也准备好了。其中强调我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后来这句口号改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７月４日贴出。特别是引经据典，把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话找了出来。这条鲜为人知的语录是在６月９日被人民日报的一则国际评论披露，
注意的人不多，而红卫兵却记下了，不过在写前一篇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中没有提，就想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此后，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就弄得尽人皆知了。
７月１日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的左派学生（即受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邀请各校左派学生代表去参加庆祝晚会。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里气象不凡，大开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绿军装，耀武扬威，这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提倡百姓装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个个都是干部子女，我们虽然也以干部子女为主，但是毕竟还有一批非干部子女的元老。在晚会上，他们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隔离在观众席外围，大大突出了阶级界限。询问之下，方知他们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这个晚会的一大功绩是首次唱出日后红卫兵运动的战歌《造反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原是“干部子弟举红旗”，我建议改为“革命后代举红旗”，得到采纳。
工作组为了分散红卫兵的力量，７月中旬把卜大华等大批红卫兵骨干分子调出北京去军训。我等留在学校的人不觉十分郁闷。却不知形势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开始找刘少奇和工作组的问题。７月２６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学宣布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号召学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传来，原来谨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立刻决定全线出击，于７月２７日凌晨发表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王铭同时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精神永远需要，由我修改后发表。瞬息间，党的化身工作组成了过街老鼠。同学们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著红卫兵”的大标语。
７月２８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于７月３１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
清华附中的人当时并不知情。８月２日，我们才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听说。他们用电话逐字给我们传达了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全文。我们将信将疑。８月３日，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和卜大华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才看到了作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过，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也没有收到这封信。
这时，北京的中学几乎都有了类似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一般有两派。总有一派叫“红卫兵”，另一派就叫个别的的名字，以“红旗”较为普遍。其他的名字如“赤飙”“红红红”是较为独特的。但是在全北京市来说，并非同名就是同一派。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师大女附中“红旗”，石油附中“赤飙” 关系好；北大附中“红旗”却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关系好。清华附中倒只有一派。
这两派的分歧在８月１３日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的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区几个中学坚持要把大会的主题定为斗争据说是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反对涉及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四十七中红红红和师大女附中红旗则主张大会应当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为主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最后王任重出来打圆场，说可以斗小流氓，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你们就不要发言了，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处理团中央负责人。所谓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员的莅临下，被押到有十万人出席的体育场草坪上，接受辱骂和拳打脚踢。李富春也如约宣布胡耀邦等三位胡姓书记停职反省。
军装袖章在这时开始流行。这个风气是北大附中红旗带起来的。七一晚会时，只有军装尚无袖章。到了８月，红袖章出现在北大附中红旗的胳膊上。确实好看神气。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对北大附中红旗的美学意识感到钦佩，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平民著装的传统，只有在接见外宾场合才临时换装。袖章则长期阙如，直到后期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一些个人才自制了一些袖章。
１９６６年７、８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和造反精神而已。它一方面受到主流的强大影响，身不由己而跟随；另一方面，也挣扎著与主流抗衡，企图纠正那些偏差。
5、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4）
阶级路线是红卫兵运动的显著标志，体现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著名对联上。这副对联似乎是从外语学校传出来的。清华附中不同政见的学生，主体是干部子女。虽然预６５１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干部子女，所提出的纲领也未涉及阶级路线，但预６５１观点的领头人却是该班少数干部子女。不久，这个不同政见的运动就被清华附中原来已经存在的干部子女圈子所吸纳，也不免要讲阶级路线。当对联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多数人赞成，少数人有所保留。当时红卫兵领导层的看法是：符合当时运动的需要，但不是党的根本政策。因此，也有人参与了推动对联的外校辩论。但对红卫兵骨干成员以“齐向东”名义发表的《阶级路线万岁》一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了修改，并对该成员做出了停职反省的处分。修改稿当然还是鼓吹阶级路线的，不过锋芒减弱了很多。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其他做法，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头发，禁美丽服饰等，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是不赞成或不感兴趣的。对这些活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是明确反对的。
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说是符合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不过信息不大灵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并不知晓，于８月１３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再次散发《呼吁书》。据说北京四中学生组织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在八一三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８月下旬，北京已进入红色恐怖高潮。对此深感不安的红卫兵领导层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来钓鱼台写一写吧。８月２６日，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张晓宾。王任重说内容由我们自己决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对新市委的态度，以及做事要先动口再动手。这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新市委的政令不如中学红卫兵或西城中学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灵光。中学红卫兵为所欲为，已经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颇有点象义和团进京。例如，取缔民主党派，就是中学红卫兵擅自宣布的，根本想不到要向党中央请示。
我们一共写了十条意见，除了王提示的外，主要内容有：呼吁红卫兵正视自己的错误；反对打人，打人“只能触及皮肉”，应该“讲道理”；纠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内部应该团结；团结非红五类，“不可笼统地叫作狗崽子”，他们也可以被吸收进红卫兵，恢复“重在表现”政策；反对胡乱串联；反对抄家、剪头发、禁卖点心等一类以破四旧为名目的破坏活动。意见的总标题是卜大华定的：《十点估计》，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第二天，８月２７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红卫兵组织人马乘坐数十辆卡车到北京市内的红色恐怖的重灾区进行大规模宣传，并了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
《呼吁书》和《十点估计》在民间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为此，我们收到了无数的感谢信，人们还敲锣打鼓上门致谢。也收到了许多控诉。遗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日，打人风潮波及清华附中，发生了自杀事件。这些日子，北京市经常传来 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色恐怖被这些传闻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８月２５日，又传来红卫兵被杀的消息，整个北京市发疯了。清华附中也被卷入了阶级复仇的狂潮中。
至于抄家，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一部分人也干了。他们尖锐批评红卫兵领导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连抄家都不愿意。就自己干起来了。当然规模要比其他学校小多了，也晚多了。无论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红卫兵领导层曾经反对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初衷只是那时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对那些后来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种种激越行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心理准备。工作组走后，整个八月，红卫兵在学校里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不过，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个人所能控制的，更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著强大的政权力量的支持或纵容。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清华附中三人与毛谈话的具体情节可见宋柏林日记。这里补充几点。上天安门我们本有五十个名额，然而在阶级路线思想的指导下，把凡是家长被定为黑帮的红卫兵都剔除在外。这样只上去了二十六个人。进入天安门休息厅，是自发的行动。当时毛正在与哈军工的女学生李晶谈话。本来在外面的摄影和电影记者一见我们闯进去，就像苍蝇一般跟著一涌而入，霎时强光齐明，镁光灯频闪。见了毛，除了那些致敬的话外，我想总该说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还没收到，我就问：主席，听说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毛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有些红卫兵骨干没有参加八一八接见，是因为他们前几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邝桃生去了兰州。据说那里的兰州大学出了反革命事件。有个叫李贵子的，被全国通缉。以至后来外地学生大批涌入北京，到处拦截车辆，连中央文革的车都敢截，声称要抓李贵子。奇怪的是，邝等去兰州，火车居然不要钱。后来才明白，铁道部接到密令，学生坐车不准收钱；但这个决定不公布，让学生们自己口耳相传。这就是所谓“大串联”的开始。
阶级路线是红卫兵运动的显著标志，体现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著名对联上。这副对联似乎是从外语学校传出来的。清华附中不同政见的学生，主体是干部子女。虽然预６５１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干部子女，所提出的纲领也未涉及阶级路线，但预６５１观点的领头人却是该班少数干部子女。不久，这个不同政见的运动就被清华附中原来已经存在的干部子女圈子所吸纳，也不免要讲阶级路线。当对联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多数人赞成，少数人有所保留。当时红卫兵领导层的看法是：符合当时运动的需要，但不是党的根本政策。因此，也有人参与了推动对联的外校辩论。但对红卫兵骨干成员以“齐向东”名义发表的《阶级路线万岁》一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了修改，并对该成员做出了停职反省的处分。修改稿当然还是鼓吹阶级路线的，不过锋芒减弱了很多。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其他做法，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头发，禁美丽服饰等，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是不赞成或不感兴趣的。对这些活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是明确反对的。
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说是符合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不过信息不大灵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并不知晓，于８月１３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再次散发《呼吁书》。据说北京四中学生组织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在八一三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８月下旬，北京已进入红色恐怖高潮。对此深感不安的红卫兵领导层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来钓鱼台写一写吧。８月２６日，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张晓宾。王任重说内容由我们自己决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对新市委的态度，以及做事要先动口再动手。这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新市委的政令不如中学红卫兵或西城中学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灵光。中学红卫兵为所欲为，已经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颇有点象义和团进京。例如，取缔民主党派，就是中学红卫兵擅自宣布的，根本想不到要向党中央请示。
我们一共写了十条意见，除了王提示的外，主要内容有：呼吁红卫兵正视自己的错误；反对打人，打人“只能触及皮肉”，应该“讲道理”；纠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内部应该团结；团结非红五类，“不可笼统地叫作狗崽子”，他们也可以被吸收进红卫兵，恢复“重在表现”政策；反对胡乱串联；反对抄家、剪头发、禁卖点心等一类以破四旧为名目的破坏活动。意见的总标题是卜大华定的：《十点估计》，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第二天，８月２７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红卫兵组织人马乘坐数十辆卡车到北京市内的红色恐怖的重灾区进行大规模宣传，并了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
《呼吁书》和《十点估计》在民间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为此，我们收到了无数的感谢信，人们还敲锣打鼓上门致谢。也收到了许多控诉。遗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日，打人风潮波及清华附中，发生了自杀事件。这些日子，北京市经常传来 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色恐怖被这些传闻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８月２５日，又传来红卫兵被杀的消息，整个北京市发疯了。清华附中也被卷入了阶级复仇的狂潮中。
至于抄家，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一部分人也干了。他们尖锐批评红卫兵领导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连抄家都不愿意。就自己干起来了。当然规模要比其他学校小多了，也晚多了。无论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红卫兵领导层曾经反对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初衷只是那时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对那些后来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种种激越行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心理准备。工作组走后，整个八月，红卫兵在学校里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不过，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个人所能控制的，更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著强大的政权力量的支持或纵容。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清华附中三人与毛谈话的具体情节可见宋柏林日记。这里补充几点。上天安门我们本有五十个名额，然而在阶级路线思想的指导下，把凡是家长被定为黑帮的红卫兵都剔除在外。这样只上去了二十六个人。进入天安门休息厅，是自发的行动。当时毛正在与哈军工的女学生李晶谈话。本来在外面的摄影和电影记者一见我们闯进去，就像苍蝇一般跟著一涌而入，霎时强光齐明，镁光灯频闪。见了毛，除了那些致敬的话外，我想总该说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还没收到，我就问：主席，听说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毛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有些红卫兵骨干没有参加八一八接见，是因为他们前几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邝桃生去了兰州。据说那里的兰州大学出了反革命事件。有个叫李贵子的，被全国通缉。以至后来外地学生大批涌入北京，到处拦截车辆，连中央文革的车都敢截，声称要抓李贵子。奇怪的是，邝等去兰州，火车居然不要钱。后来才明白，铁道部接到密令，学生坐车不准收钱；但这个决定不公布，让学生们自己口耳相传。这就是所谓“大串联”的开始。
6、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5）
我是９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还给我们看了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求救信，上面写著：“主席，救我一命。” 据王文革后说，毛指示：“李达这个人很坏，连国民党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 但结果李达还是死了（说是自杀）。李达自恃与毛是老友，是唯一见了毛泽东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个“润之”。在五十年代，居然顶撞毛泽东，说毛是唯心主义。
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到武汉。却发现已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先于我们而到，被湖北省委当宝贝供养在高级宾馆。她们发表了声明，支持湖北省委。不过我们不想在没有了解情况前就发言。其实其中有一个女生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团队中有人认为，根据文革的原则，不必调查就可以炮轰省委。我和卜大华还是觉得慎重些好。几天后，我们认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应打倒。但是他们排斥对抗外地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据此，我们写了传单，题目就叫“炮打司令部”。湖北省委碍著面子，硬著头皮给我们印了。我们还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希望他能劝说湖北省委改变抵触态度。在重返武汉途中，北京传来了新消息：林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还不能算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把题目改为“访汉声明”。
以后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条”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让红卫兵领导层着实兴奋了一阵，觉得革命还有目标。后来就看出中央并不想搞巴黎公社，而搞什么斗批改，路线斗争，我觉得极为无聊，于是决心退出文革，潜心读书，好好学习。
１０月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说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在６月就应该把大学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学生从斜旯里杀出，成了事实上的文革先锋。大学更像跟班的。
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主要人物有刘菊芬，刘泽鹏，陈元，贺鹏飞，刘涛等。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
但也可以解释成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工作组进校后，刘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对象。在蒯大富问题上，虽然中学有人抄了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到清华园支持老蒯，但红卫兵领导层还是与大学的战友们保持一致，即认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组下台后，周恩来于８月４日到清华大学讲演，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会场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学生公然对抗周恩来，大喊口号：“打倒蒯大富！” 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面。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学生果然世故，马上就猜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出了问题。可是中学生们却浑然不觉。我当时也不以为然，觉得大学生在胡猜。共产党怎么会搞排座次这种封建玩意儿？其实，早在８月６日天桥会议上，卜大华就目睹了江青训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卜大华觉得很奇怪，但谁也没往刘少奇失势的思路上去想。
８月下旬，清华园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大概也捎带了周恩来。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中红卫兵，认为是右派捣乱，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记中８月２４日十二校红卫兵大闹清华园的那一幕。我本人虽然参与起草清理行动的《告示》，但并未身历其境。对其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数十年后才与闻。现在回顾起来，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大学红卫兵要挑战毛的意图。不过，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我们那时是不感兴趣的。对整个文革大概都丧失了兴趣。什么破四旧，什么斗批改，什么路线斗争，统统没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现实所嘲弄。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游。红卫兵的存在，只是为了义气，也为了生存。
我是９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还给我们看了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求救信，上面写著：“主席，救我一命。” 据王文革后说，毛指示：“李达这个人很坏，连国民党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 但结果李达还是死了（说是自杀）。李达自恃与毛是老友，是唯一见了毛泽东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个“润之”。在五十年代，居然顶撞毛泽东，说毛是唯心主义。
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到武汉。却发现已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先于我们而到，被湖北省委当宝贝供养在高级宾馆。她们发表了声明，支持湖北省委。不过我们不想在没有了解情况前就发言。其实其中有一个女生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团队中有人认为，根据文革的原则，不必调查就可以炮轰省委。我和卜大华还是觉得慎重些好。几天后，我们认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应打倒。但是他们排斥对抗外地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据此，我们写了传单，题目就叫“炮打司令部”。湖北省委碍著面子，硬著头皮给我们印了。我们还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希望他能劝说湖北省委改变抵触态度。在重返武汉途中，北京传来了新消息：林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还不能算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把题目改为“访汉声明”。
以后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条”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让红卫兵领导层着实兴奋了一阵，觉得革命还有目标。后来就看出中央并不想搞巴黎公社，而搞什么斗批改，路线斗争，我觉得极为无聊，于是决心退出文革，潜心读书，好好学习。
１０月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说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在６月就应该把大学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学生从斜旯里杀出，成了事实上的文革先锋。大学更像跟班的。
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主要人物有刘菊芬，刘泽鹏，陈元，贺鹏飞，刘涛等。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
但也可以解释成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工作组进校后，刘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对象。在蒯大富问题上，虽然中学有人抄了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到清华园支持老蒯，但红卫兵领导层还是与大学的战友们保持一致，即认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组下台后，周恩来于８月４日到清华大学讲演，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会场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学生公然对抗周恩来，大喊口号：“打倒蒯大富！” 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面。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学生果然世故，马上就猜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出了问题。可是中学生们却浑然不觉。我当时也不以为然，觉得大学生在胡猜。共产党怎么会搞排座次这种封建玩意儿？其实，早在８月６日天桥会议上，卜大华就目睹了江青训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卜大华觉得很奇怪，但谁也没往刘少奇失势的思路上去想。
８月下旬，清华园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大概也捎带了周恩来。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中红卫兵，认为是右派捣乱，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记中８月２４日十二校红卫兵大闹清华园的那一幕。我本人虽然参与起草清理行动的《告示》，但并未身历其境。对其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数十年后才与闻。现在回顾起来，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大学红卫兵要挑战毛的意图。不过，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我们那时是不感兴趣的。对整个文革大概都丧失了兴趣。什么破四旧，什么斗批改，什么路线斗争，统统没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现实所嘲弄。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游。红卫兵的存在，只是为了义气，也为了生存。
7、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6）
１９６６年秋冬，生存问题果然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８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中也冒出了反对派：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他们一般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批判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以那个对联为标志的阶级路线，当时被称为“血统论”。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尽管红卫兵在主观上反对极端行为，也着实作了努力， 但想到实际上发生的红色恐怖，想到极端的阶级路线， 红卫兵部分成员还是心服口服地承认了错误。
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使各校红卫兵们认识到，承认错误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团结起来垂死挣扎，或许还有活路。于是，原来的分歧放在一边，各校代表酝酿组织一次联合大会，以壮声势。这种联合形式拟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后来对立势力却用“联动”为简称，也就约定俗成了。筹备委员会定于１２月２６日即毛泽东生日那天召开大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参加。
清华附中代表发言的主题是《破私立公，继续革命》。但大会上悲情笼罩了一切。在二踢脚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轰炸声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会中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观众跟著影片中大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中央文革并没有出席大会。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并没有形成红卫兵内部策略派所希望的与三司联合的局面。这次大会只是加深了三司与红卫兵的对立，促进了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决心。１９６７年１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其实是为以三司为首的对立面以武力镇压各校红卫兵大开绿灯。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卜大华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在军队的配合下，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非法捕走。熊钢在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游览颐和园时，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绑架。其他学校也有大批红卫兵被捕。其间，曾发生著名的红卫兵多次冲击公安部拯救弟兄的事件，也成为红卫兵的罪状。据说其中有几次冲击是三司派人假冒红卫兵干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绑架事件发生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看来小丫头的面子比老帅大，毛终于发了恻隐之心，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４月２２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红卫兵这时面临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学的舞台已被新兴的“四三”“四四”派占据。有一部分红卫兵就在学校里和他们争权夺利。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说，这也是为你奋斗。这是争将来的分配权。我回答说：文革所有的事务都是昙花一现的。将来的分配权不可能由某一个群众组织把持。现在有时间不如游山逛水，或者读书，多学点本事。
的确，除了在学校里苦斗的战友外，还有宋柏林这样的红卫兵就像我主张的一样过著逍遥自在的日子，人称“逍遥派”。或旅游；或读书；或办报；或演剧；或写诗写小说；或组织小团夥打架斗殴，拍婆子（交女朋友）。总之，那一样都比在学校强。
我虽然在１９６６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红卫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在红色恐怖发生和达到高潮时，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曾经发出警告。但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否定。现在他们又以此为由，扶植反对派，镇压红卫兵。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在这里的作用，只是觉得中央文革小组在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１９６６年冬天我在医院里写了不少批判中央文革的文章。有的通过熊钢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给学校红卫兵希望发表。其中有一篇题为《问罪中央文革》，被传到学校。邝桃生看到后，把题目改为《致中央文革》，不顾个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义抄成大字报发表后流亡外地。在后来的武斗中又被造反派绑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斗。这篇文章现在看来，要比三论造反精神一类成熟得多。顾及到红卫兵组织的安全，当时红卫兵领导层是反对发表这种文章的。宋柏林还警告我：再写这类东西，就会被踢出红卫兵。
我也真正地游离了学校。１９６７年２月，北京一0一中素不相识的初二女生胡宝朋神神秘秘地找到我，说“踢开中央文革”，“毛泽东已经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我心想，这个女孩子也太大胆了。跟我素不相识，就敢说主席的坏话。要是在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当成反革命了。而现在，她的无忌童言，倒是我启蒙的新起点。从她那里，我读到了不少过去内部发行的书。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现通译吉拉斯）的《新阶级》。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和宝朋一起拜见了已经下野的原三司首领、地质学院东方红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领袖气质，有著难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叶帅的宝贝女儿会投到他的怀抱里。这个曾协助中央文革小组重新组织左派队伍打击红卫兵的络腮胡子大汉此时满腹牢骚，说“蒯大富是顺著我的大腿爬上来的”。谈到中央文革，他说：我掌握的材料一抛出去，他们就完蛋。谈到刘少奇，他说：刘少奇才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就错了吗？朱无语。当收音机里传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 时，朱厌烦地一下把收音机关掉。后来听说，朱曾经单独审过彭德怀。此后，朱就变了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觉得也该收笔了。文革的故事几乎是讲不完的。能够帮助理解宋柏林日记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怎样看待那个时期的红卫兵，是不是也该说说呢？我没有办法说别的红卫兵，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参与的那个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不管其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家，里面的成员是我永远的亲人。的确，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 草 ４月１９日改定
〔１〕 该书首先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宋乔，实为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小海注
〔２〕 该书为批判蒋介石的传记作品。但内容多不可靠。继《侍卫官杂记》之后，亦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唐人，实为香港新晚报报人严庆澍。－－小海注
〔３〕 古巴革命领袖，大胡子。海外译为“卡斯楚”。现仍在位。喜作长篇讲演，惹人生厌。－－小海注
〔４〕 体育训练口号：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小海注
〔５〕 北京一Ｏ一中学当时是北京顶尖级的学校，在中学运动会上一直是龙头老大。－－小海注
〔６〕 朝鲜唱剧：２０世纪初从朝鲜清唱（乐师配单人演唱）发展起来的民族戏剧。－－小海注
〔７〕 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张承志小组原名是“红卫士”，在决定统一署名时则定为“红卫兵”。不过，张承志和卜大华均记得张的墙报笔名从来就叫“红卫兵”，与我有分歧。但是宋柏林的日记明确记载为“红卫士”，似说明我的记忆并非空穴来风。－－小海注
〔８〕 这段话现在无法证实是毛泽东的。－－小海注
〔９〕 当时工作组一般汇报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处。有时也传达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工作组时期，我们听到的中央领导人指示，往往来自刘少奇。－－小海注。
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56-3.html
１９６６年秋冬，生存问题果然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８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中也冒出了反对派：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他们一般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批判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以那个对联为标志的阶级路线，当时被称为“血统论”。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尽管红卫兵在主观上反对极端行为，也着实作了努力， 但想到实际上发生的红色恐怖，想到极端的阶级路线， 红卫兵部分成员还是心服口服地承认了错误。
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使各校红卫兵们认识到，承认错误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团结起来垂死挣扎，或许还有活路。于是，原来的分歧放在一边，各校代表酝酿组织一次联合大会，以壮声势。这种联合形式拟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后来对立势力却用“联动”为简称，也就约定俗成了。筹备委员会定于１２月２６日即毛泽东生日那天召开大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参加。
清华附中代表发言的主题是《破私立公，继续革命》。但大会上悲情笼罩了一切。在二踢脚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轰炸声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会中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观众跟著影片中大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中央文革并没有出席大会。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并没有形成红卫兵内部策略派所希望的与三司联合的局面。这次大会只是加深了三司与红卫兵的对立，促进了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决心。１９６７年１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其实是为以三司为首的对立面以武力镇压各校红卫兵大开绿灯。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卜大华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在军队的配合下，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非法捕走。熊钢在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游览颐和园时，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绑架。其他学校也有大批红卫兵被捕。其间，曾发生著名的红卫兵多次冲击公安部拯救弟兄的事件，也成为红卫兵的罪状。据说其中有几次冲击是三司派人假冒红卫兵干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绑架事件发生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看来小丫头的面子比老帅大，毛终于发了恻隐之心，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４月２２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红卫兵这时面临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学的舞台已被新兴的“四三”“四四”派占据。有一部分红卫兵就在学校里和他们争权夺利。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说，这也是为你奋斗。这是争将来的分配权。我回答说：文革所有的事务都是昙花一现的。将来的分配权不可能由某一个群众组织把持。现在有时间不如游山逛水，或者读书，多学点本事。
的确，除了在学校里苦斗的战友外，还有宋柏林这样的红卫兵就像我主张的一样过著逍遥自在的日子，人称“逍遥派”。或旅游；或读书；或办报；或演剧；或写诗写小说；或组织小团夥打架斗殴，拍婆子（交女朋友）。总之，那一样都比在学校强。
我虽然在１９６６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红卫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在红色恐怖发生和达到高潮时，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曾经发出警告。但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否定。现在他们又以此为由，扶植反对派，镇压红卫兵。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在这里的作用，只是觉得中央文革小组在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１９６６年冬天我在医院里写了不少批判中央文革的文章。有的通过熊钢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给学校红卫兵希望发表。其中有一篇题为《问罪中央文革》，被传到学校。邝桃生看到后，把题目改为《致中央文革》，不顾个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义抄成大字报发表后流亡外地。在后来的武斗中又被造反派绑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斗。这篇文章现在看来，要比三论造反精神一类成熟得多。顾及到红卫兵组织的安全，当时红卫兵领导层是反对发表这种文章的。宋柏林还警告我：再写这类东西，就会被踢出红卫兵。
我也真正地游离了学校。１９６７年２月，北京一0一中素不相识的初二女生胡宝朋神神秘秘地找到我，说“踢开中央文革”，“毛泽东已经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我心想，这个女孩子也太大胆了。跟我素不相识，就敢说主席的坏话。要是在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当成反革命了。而现在，她的无忌童言，倒是我启蒙的新起点。从她那里，我读到了不少过去内部发行的书。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现通译吉拉斯）的《新阶级》。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和宝朋一起拜见了已经下野的原三司首领、地质学院东方红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领袖气质，有著难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叶帅的宝贝女儿会投到他的怀抱里。这个曾协助中央文革小组重新组织左派队伍打击红卫兵的络腮胡子大汉此时满腹牢骚，说“蒯大富是顺著我的大腿爬上来的”。谈到中央文革，他说：我掌握的材料一抛出去，他们就完蛋。谈到刘少奇，他说：刘少奇才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就错了吗？朱无语。当收音机里传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 时，朱厌烦地一下把收音机关掉。后来听说，朱曾经单独审过彭德怀。此后，朱就变了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觉得也该收笔了。文革的故事几乎是讲不完的。能够帮助理解宋柏林日记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怎样看待那个时期的红卫兵，是不是也该说说呢？我没有办法说别的红卫兵，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参与的那个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不管其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家，里面的成员是我永远的亲人。的确，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 草 ４月１９日改定
〔１〕 该书首先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宋乔，实为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小海注
〔２〕 该书为批判蒋介石的传记作品。但内容多不可靠。继《侍卫官杂记》之后，亦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唐人，实为香港新晚报报人严庆澍。－－小海注
〔３〕 古巴革命领袖，大胡子。海外译为“卡斯楚”。现仍在位。喜作长篇讲演，惹人生厌。－－小海注
〔４〕 体育训练口号：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小海注
〔５〕 北京一Ｏ一中学当时是北京顶尖级的学校，在中学运动会上一直是龙头老大。－－小海注
〔６〕 朝鲜唱剧：２０世纪初从朝鲜清唱（乐师配单人演唱）发展起来的民族戏剧。－－小海注
〔７〕 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张承志小组原名是“红卫士”，在决定统一署名时则定为“红卫兵”。不过，张承志和卜大华均记得张的墙报笔名从来就叫“红卫兵”，与我有分歧。但是宋柏林的日记明确记载为“红卫士”，似说明我的记忆并非空穴来风。－－小海注
〔８〕 这段话现在无法证实是毛泽东的。－－小海注
〔９〕 当时工作组一般汇报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处。有时也传达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工作组时期，我们听到的中央领导人指示，往往来自刘少奇。－－小海注。
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56-3.html
8、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1）
1966年8月初，工作组撤走了。
工作组进校时，曾宣布代行校党委职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信息，告诉人们工作组要在学校较长时间地待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关键时刻，工作组突然走了，出乎人们意料。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人拥护工作组，也有人反对工作组，有人要挽留工作组，也有人要赶走工作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上有人在辩论，集会上有人在演说，谈论的焦点都是工作组问题。
从大字报上得知，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各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同志宣布了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大意是：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还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们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这个信息既使我对工作组撤走的原因心中有了底，又使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成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晓得文化大革命怎样革呢？据大字报披露：毛主席说工作组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由师生中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对于他讲的这个办法，觉得有道理，我赞成但又担心：学校党组织瘫痪了，工作组撤走了，谁来领导？只靠群众自己能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吗？这使我想起了1948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崇拜群众自发性，"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出现那种倾向，重复那种错误呢？在我思想上一直挂着这个问号。
学校几千名党员照交党费，支部、总支机构都在，但没有工作也没有组织生活，实际上党组织已经瘫痪。学校由工作组在时成立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些机构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缺乏经验，没有威信，不起什么作用，学校里实际上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起为标志，大学里也纷纷建立这类组织。清华附中的学生5月29日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这也是全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6月24日，他们贴出了类似宣言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称："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7月4日、7月27日，又贴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重申和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造反"理论，并且表示他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看到了这三篇大字报，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毛主席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毛主席的信张贴在中学和大学校园里。主席的支持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刹那间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在清华园像雨后春笋般成批成群地冒了出来。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市各个中等、高等学校，而后再到各省、市、区，红卫兵运动迅猛地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
在清华园里众多的红卫兵中，蒯大富的战斗队虽是少数派，但却是"佼佼"者，因为他是反工作组的，是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平了反的"英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学校大多数师生员工曾是拥护工作组的，他们虽是多数派，并且很多人也是红卫兵，但却灰溜溜的。在无领导的情况下，我们几位副书记和副校长分别接受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文化革命筹备组"的监督和管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把我们交给系里，由同学管理，我被分到电机系。在系里，停止了我们的学习，由同学带领全天参加劳动，这是近两个月来最为平静的一段生活。平静当中似乎蕴藏着不平静，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劳动，心情也常常处于沉重和不安之中。
1966年8月初，工作组撤走了。
工作组进校时，曾宣布代行校党委职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信息，告诉人们工作组要在学校较长时间地待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关键时刻，工作组突然走了，出乎人们意料。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人拥护工作组，也有人反对工作组，有人要挽留工作组，也有人要赶走工作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上有人在辩论，集会上有人在演说，谈论的焦点都是工作组问题。
从大字报上得知，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各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同志宣布了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大意是：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还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们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这个信息既使我对工作组撤走的原因心中有了底，又使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成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晓得文化大革命怎样革呢？据大字报披露：毛主席说工作组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由师生中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对于他讲的这个办法，觉得有道理，我赞成但又担心：学校党组织瘫痪了，工作组撤走了，谁来领导？只靠群众自己能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吗？这使我想起了1948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崇拜群众自发性，"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出现那种倾向，重复那种错误呢？在我思想上一直挂着这个问号。
学校几千名党员照交党费，支部、总支机构都在，但没有工作也没有组织生活，实际上党组织已经瘫痪。学校由工作组在时成立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些机构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缺乏经验，没有威信，不起什么作用，学校里实际上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起为标志，大学里也纷纷建立这类组织。清华附中的学生5月29日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这也是全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6月24日，他们贴出了类似宣言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称："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7月4日、7月27日，又贴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重申和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造反"理论，并且表示他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看到了这三篇大字报，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毛主席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毛主席的信张贴在中学和大学校园里。主席的支持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刹那间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在清华园像雨后春笋般成批成群地冒了出来。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市各个中等、高等学校，而后再到各省、市、区，红卫兵运动迅猛地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
在清华园里众多的红卫兵中，蒯大富的战斗队虽是少数派，但却是"佼佼"者，因为他是反工作组的，是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平了反的"英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学校大多数师生员工曾是拥护工作组的，他们虽是多数派，并且很多人也是红卫兵，但却灰溜溜的。在无领导的情况下，我们几位副书记和副校长分别接受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文化革命筹备组"的监督和管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把我们交给系里，由同学管理，我被分到电机系。在系里，停止了我们的学习，由同学带领全天参加劳动，这是近两个月来最为平静的一段生活。平静当中似乎蕴藏着不平静，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劳动，心情也常常处于沉重和不安之中。
9、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2）
8月9日，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政策以及相关的问题都作了规定。文件一发表，到处欢呼庆祝，接着是组织学习。文件我读了好几遍，主观上也想按照文件去做，但总觉得和我距离太远，再努力也接近不了。文件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就肯定了大、中学生斗党委、斗校长、斗老师、斗工作组，不但正确，而且始终正确；不但从头到尾正确，并且整个文化大革命都将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这就把一些青少年捧上了天。在那些年月里，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文件中把学校的领导分为四类：一类是"敢"字当头；二类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三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字当头的；四类是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文件号召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是这个分类是主观臆想的，还是来自实际的？在我看来，完全是臆造的。比如把清华、北大划入了第四类，这符合实际吗？既然上面把我们划入第四类，你"敢"字当头有什么用呢？基层的领导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归根结底决定于中央和新市委。如果领导先定了调子，说某个学校的领导是第四类，而实际上即使你是第一类，也"敢"不起来。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文件中说，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文件接着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就等于是号召群众用土地革命时期对待地主阶级的办法来对待党的各级干部。文件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横扫党的各级领导层。文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少数，说得都很对，仔细一想，是谁不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首先是从中央到新市委就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蒋南翔、陆平、匡亚明、李达、彭康、江隆基是谁给他们定为"黑帮"的呢？把这些为党和人民作出过贡献的教育界知名的老同志当做敌人对待，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吧？但当时，我只能在自己心里这么想想而已！
8月10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主席当天7时15分独自一人到中南海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的消息，详细报道了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情景。这是继7月16日主席在武汉和群众一起畅游长江后，在北京又一次和群众在一起。这则消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认为这是党的领袖用行动来教育全党，要支持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我作为共产党员，应当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我已经被罢了官，被当做"黑帮"，是革命的对象，如何参加呢？想革命，却不得其门而入，便又心冷意灰了。
大约是8月15日，清华科学馆的墙壁上出现了传抄的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传抄者注明是毛主席8月5日写的贴在中南海的大字报。毛主席亲自写出大字报，问题提得如此严重，语言如此尖锐，实是震撼人心。
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指的是谁呢？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指的又是谁呢？起初我猜可能指的是邓子恢和各有关的同志，但仔细一想现在这样大的动作，又觉得不像。那是谁呢？1962年少奇和小平同志曾经支持和赞成实行包产到户，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二十三条"时，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少奇同志同主席有过争论，那时主席就曾经有所批评，有可能指的是他们两位。如果真是，这就太严重了，中央主席怎么能给中央副主席、中央总书记贴大字报呢？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意见或者批评，而要捅到社会上呢？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要触动党中央的最高层──中央常委呢？显然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越想觉得越严重，我有点害怕了，担心这样下去国家会出大乱子，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会不会乘虚而入，钻我们的空子。
8月13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人们最关心的中央人事问题，没有透露。8月18日，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呢？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站在毛主席身边，排到周恩来之前，名列第二，刘少奇排到了第八位，邓小平排在陈伯达之后。报道中只有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就是林彪。这等于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变动。这时，我对于毛主席大字报的矛头所向已完全清楚了。
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仍然站在高层领导行列之中，我为之庆幸，但愿今后太平。长期"患病"既怕"风雨"又怕"阳光"的林彪，一反常态，精神抖擞，以他特有的怪腔怪调在大会上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林彪这个打倒一切、大破一切、改革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的讲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下去，还有更大的风暴在后头。
摘编自《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作者：刘冰
8月9日，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政策以及相关的问题都作了规定。文件一发表，到处欢呼庆祝，接着是组织学习。文件我读了好几遍，主观上也想按照文件去做，但总觉得和我距离太远，再努力也接近不了。文件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就肯定了大、中学生斗党委、斗校长、斗老师、斗工作组，不但正确，而且始终正确；不但从头到尾正确，并且整个文化大革命都将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这就把一些青少年捧上了天。在那些年月里，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文件中把学校的领导分为四类：一类是"敢"字当头；二类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三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字当头的；四类是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文件号召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是这个分类是主观臆想的，还是来自实际的？在我看来，完全是臆造的。比如把清华、北大划入了第四类，这符合实际吗？既然上面把我们划入第四类，你"敢"字当头有什么用呢？基层的领导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归根结底决定于中央和新市委。如果领导先定了调子，说某个学校的领导是第四类，而实际上即使你是第一类，也"敢"不起来。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文件中说，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文件接着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就等于是号召群众用土地革命时期对待地主阶级的办法来对待党的各级干部。文件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横扫党的各级领导层。文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少数，说得都很对，仔细一想，是谁不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首先是从中央到新市委就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蒋南翔、陆平、匡亚明、李达、彭康、江隆基是谁给他们定为"黑帮"的呢？把这些为党和人民作出过贡献的教育界知名的老同志当做敌人对待，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吧？但当时，我只能在自己心里这么想想而已！
8月10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主席当天7时15分独自一人到中南海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的消息，详细报道了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情景。这是继7月16日主席在武汉和群众一起畅游长江后，在北京又一次和群众在一起。这则消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认为这是党的领袖用行动来教育全党，要支持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我作为共产党员，应当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我已经被罢了官，被当做"黑帮"，是革命的对象，如何参加呢？想革命，却不得其门而入，便又心冷意灰了。
大约是8月15日，清华科学馆的墙壁上出现了传抄的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传抄者注明是毛主席8月5日写的贴在中南海的大字报。毛主席亲自写出大字报，问题提得如此严重，语言如此尖锐，实是震撼人心。
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指的是谁呢？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指的又是谁呢？起初我猜可能指的是邓子恢和各有关的同志，但仔细一想现在这样大的动作，又觉得不像。那是谁呢？1962年少奇和小平同志曾经支持和赞成实行包产到户，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二十三条"时，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少奇同志同主席有过争论，那时主席就曾经有所批评，有可能指的是他们两位。如果真是，这就太严重了，中央主席怎么能给中央副主席、中央总书记贴大字报呢？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意见或者批评，而要捅到社会上呢？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要触动党中央的最高层──中央常委呢？显然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越想觉得越严重，我有点害怕了，担心这样下去国家会出大乱子，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会不会乘虚而入，钻我们的空子。
8月13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人们最关心的中央人事问题，没有透露。8月18日，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呢？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站在毛主席身边，排到周恩来之前，名列第二，刘少奇排到了第八位，邓小平排在陈伯达之后。报道中只有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就是林彪。这等于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变动。这时，我对于毛主席大字报的矛头所向已完全清楚了。
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仍然站在高层领导行列之中，我为之庆幸，但愿今后太平。长期"患病"既怕"风雨"又怕"阳光"的林彪，一反常态，精神抖擞，以他特有的怪腔怪调在大会上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林彪这个打倒一切、大破一切、改革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的讲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下去，还有更大的风暴在后头。
摘编自《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作者：刘冰
10、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之所以支持红卫兵运动，是为了进一步消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也有防止和平演变的考虑。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造反的学生，正是杜勒斯[1]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并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8 月18 日，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手持《毛主》[2]、高唱“造反有理”等歌曲的红卫兵挥手致意，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和各地普遍建立。
8 月中下旬，北京的红卫兵率先冲出学校，走上街头，破除“四旧”[3]。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热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激昂的热情投入到造反的行列中。这些青少年幼稚而狂热，单纯又盲从，没受过基本的法制教育，没有基本的法律意识，不受任何法制的约束。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以简单、粗暴、蛮横的行动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使“打碎”、“火烧”、“砸烂”等口号和行为风行一时。城市的街道、商店、医院、学校等地方许多有影响的老名称、老字号招牌被当作所谓“封、资、修”货色，统统取消或砸掉，
换上含有“兴无灭资”等内容的新招牌、新字号。例如:北京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路”，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名为“反修路”，王府井百货大楼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等等。许多城市的主要街道被涂满造反标语和毛主，形成所谓的“红海洋”。
一些红卫兵以“血统论”相号召，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街头巷尾到处发生抄家、打人、砸文物、烧“坏书”、剪长发、剪烫发等严重违法行为。这些由破“四旧”引发的行动，得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赞赏。他们称颂红卫兵的做法“好得很”[4]。
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到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直至全国各地，打人、砸物、抄家之风愈演愈烈。各地红卫兵还将一些遗存千百年的珍贵文物、古迹，或捣毁、或焚烧，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一些
红卫兵组织还肆意冲击、抄掠许多享有很高名望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民族宗教界人士的住所，甚至向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下达无条件“解散”的“最后通牒”。
1966 年9 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红卫兵也分赴各地“点火”，号称“大串连”。从8 月18 日到11 月下旬，毛泽东共计8 次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达1100 万。至此，“大串连”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大串连”不仅给全国铁路交通造成严重混乱，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而且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
在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大串连”遍及全国时，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仍努力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要求红卫兵注意政策，不搞武斗，不要影响生产。毛泽东在8 月29 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一开始便强调:“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为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1966 年9 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下，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就维护工农业生产问题连续发出通知，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岗位，完成好生产任务，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不搞群众直接“罢官”，等等。
11、我经历的红卫兵运动
博主题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我亲身经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活动。此文主要以我个人的经历，真实记录我的红卫兵生涯。
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于1966年8月4日，但红卫兵的酝酿则早在此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了。6月份，北京个别学校已经有一批干部子弟组织了起来，清华附中、四中的组织叫红卫兵，北大附中的名称是“红旗”。一天，我去同学家见到他姐姐。他姐姐对我说：干部子弟要在文化革命中起到先锋作用，因为干部子弟家庭影响好，中央指示知道的早，领会中央精神快，革命意志坚定，所以要把领导掌握在真左派手里，干部子弟应该是骨干，是领导，还要依靠和团结其他出身的广大学生一起革命。她说清华附中、四中的主要领导都是干部子弟，还说育英学校干部子弟平时在学校很淘气，也娇气，但运动中表现非常坚决。我当时也觉得干部子弟一定要大胆地站出来，积极参加和领导运动，否则阶级敌人卷土重来，干部子弟首先就人头落地。我们这一代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和继续革命的关键。
同学姐姐的话对我启发很大，可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坚定了领导我班文革运动的信心。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好像是两个班的文革小组），与另外两个人秘密组成了一个核心，准备实际领导我班的运动，同时串联其他班。为了划清出身，我们搞了一份班上40个同学的名单，上面记录了家庭出身情况。我们开始秘密发展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秘密活动不久就被班上的其他人发现了，有人说我们搞小团体，搞秘密活动，甚至还知道了我们手中有一份神秘的名单。
7月中旬，我校有人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我校不贯彻阶级路线”，明确提出了革命左派应该是五类人（红五类）：1、工人子弟，2、贫下中农子弟，3、革命干部子弟，4、革命军人子弟，5、革命烈士子弟。
正当我们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学校接到通知，7月18日开始放暑假，全校哗然。虽然说放假了，但很多人并没有回家，即使回家了也常来学校。我们班的小团体就定时回校开会，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8月1日，初三九个同学，联名贴出一份《八一宣言》，署名“红向东”，是我校跨班级的红卫兵最初组织。高三俄语班的钟德鲁等几个人和他们商量，说有更多同学也在酝酿准备成立红卫兵，应该大家一起干。于是在8月4日晚上开会，正式宣布成立外语附中红卫兵。当时为取名字还有过分歧，有人提出取名红向东，后来觉得其他学校称红卫兵的居多，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各校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其中军队干部子弟特别多，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就都穿上军装。
我的一位同学对文革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也是最早的红卫兵，他在分析为什么成立红卫兵时说：
“在我印象里，具体原因大概有四：一是知道清华附中有了红卫兵，而且好像已经看到了他们的三论（至少是前两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二是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支持。三是当时跨班级的串连已经展开，围绕着反还是保校党委，此前两个月已经在学生里分成了不同观点。四是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北京市委已经宣布工作组从学校撤出。”
除了这四点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出现了鼓吹血统论的“对联”。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校园出现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各校红卫兵都积极拥护对联，围绕着对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
8月1日晚，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 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
2日下午，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校内游行，以对联为主要口号。红卫兵是以“红五类”出身学生组成，实际上的领导权是落在一批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手中，感觉领导文化革命非我莫属，当仁不让。这个对联立刻在全北京风靡，为各校成立红卫兵组织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时很多班里都有类似我们班这样秘密组织，成立红卫兵只是振臂一呼的事了。
我校红卫兵成立后，首先就是为支持、拥护这幅对联组织了好几天的大辩论。
8月3日，我校红卫兵全体出动，首先去外语学院参加辩论会。主持会议的是京工附中和十九中的红卫兵。红卫兵以压倒的声势获得很大成功。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学校红卫兵学会了唱“造反歌”。
那天下着大雨，红卫兵在外语学院校园里冒雨游行，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上，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
歌声嘹亮，队伍雄壮。
8月4日，我们又去了音乐学院参加大辩论，红卫兵有几千人，坐在会场南面，对方坐北面。主持会议的一个是音乐学院反对联派头头和师大二附中一个红卫兵头头，会上气氛一直对我方不利，后来十九中红卫兵增援赶到，立刻夺过会场主动权，在那次会上，红卫兵宣读了毛主席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回信，信中毛主席完全赞成红卫兵的行动，明确表示了支持。会场群情激奋，红卫兵又获得辩论胜利。
连续几天一直忙着参加辩论大会，5日我们还去了中央芭蕾舞学院参加大辩论。7日，女四中、男八中和100中的红卫兵来我校求援，要求我们去良乡100中参加对联的大辩论。我奉命和几个人作为先遣队半夜出发赶往100中。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那时的路不好走，我们骑了好几个小时，天快亮了才到。上午就集合队伍到电气技工学校进行大辩论，因为对方百般阻挠我们开会，双方动手打了起来，由于我们人多势众，虽没开成会，但仍然是胜利而归。
博主题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我亲身经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活动。此文主要以我个人的经历，真实记录我的红卫兵生涯。
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于1966年8月4日，但红卫兵的酝酿则早在此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了。6月份，北京个别学校已经有一批干部子弟组织了起来，清华附中、四中的组织叫红卫兵，北大附中的名称是“红旗”。一天，我去同学家见到他姐姐。他姐姐对我说：干部子弟要在文化革命中起到先锋作用，因为干部子弟家庭影响好，中央指示知道的早，领会中央精神快，革命意志坚定，所以要把领导掌握在真左派手里，干部子弟应该是骨干，是领导，还要依靠和团结其他出身的广大学生一起革命。她说清华附中、四中的主要领导都是干部子弟，还说育英学校干部子弟平时在学校很淘气，也娇气，但运动中表现非常坚决。我当时也觉得干部子弟一定要大胆地站出来，积极参加和领导运动，否则阶级敌人卷土重来，干部子弟首先就人头落地。我们这一代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和继续革命的关键。
同学姐姐的话对我启发很大，可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坚定了领导我班文革运动的信心。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好像是两个班的文革小组），与另外两个人秘密组成了一个核心，准备实际领导我班的运动，同时串联其他班。为了划清出身，我们搞了一份班上40个同学的名单，上面记录了家庭出身情况。我们开始秘密发展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秘密活动不久就被班上的其他人发现了，有人说我们搞小团体，搞秘密活动，甚至还知道了我们手中有一份神秘的名单。
7月中旬，我校有人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我校不贯彻阶级路线”，明确提出了革命左派应该是五类人（红五类）：1、工人子弟，2、贫下中农子弟，3、革命干部子弟，4、革命军人子弟，5、革命烈士子弟。
正当我们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学校接到通知，7月18日开始放暑假，全校哗然。虽然说放假了，但很多人并没有回家，即使回家了也常来学校。我们班的小团体就定时回校开会，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8月1日，初三九个同学，联名贴出一份《八一宣言》，署名“红向东”，是我校跨班级的红卫兵最初组织。高三俄语班的钟德鲁等几个人和他们商量，说有更多同学也在酝酿准备成立红卫兵，应该大家一起干。于是在8月4日晚上开会，正式宣布成立外语附中红卫兵。当时为取名字还有过分歧，有人提出取名红向东，后来觉得其他学校称红卫兵的居多，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各校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其中军队干部子弟特别多，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就都穿上军装。
我的一位同学对文革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也是最早的红卫兵，他在分析为什么成立红卫兵时说：
“在我印象里，具体原因大概有四：一是知道清华附中有了红卫兵，而且好像已经看到了他们的三论（至少是前两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二是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支持。三是当时跨班级的串连已经展开，围绕着反还是保校党委，此前两个月已经在学生里分成了不同观点。四是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北京市委已经宣布工作组从学校撤出。”
除了这四点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出现了鼓吹血统论的“对联”。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校园出现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各校红卫兵都积极拥护对联，围绕着对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
8月1日晚，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 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
2日下午，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校内游行，以对联为主要口号。红卫兵是以“红五类”出身学生组成，实际上的领导权是落在一批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手中，感觉领导文化革命非我莫属，当仁不让。这个对联立刻在全北京风靡，为各校成立红卫兵组织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时很多班里都有类似我们班这样秘密组织，成立红卫兵只是振臂一呼的事了。
我校红卫兵成立后，首先就是为支持、拥护这幅对联组织了好几天的大辩论。
8月3日，我校红卫兵全体出动，首先去外语学院参加辩论会。主持会议的是京工附中和十九中的红卫兵。红卫兵以压倒的声势获得很大成功。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学校红卫兵学会了唱“造反歌”。
那天下着大雨，红卫兵在外语学院校园里冒雨游行，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上，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
歌声嘹亮，队伍雄壮。
8月4日，我们又去了音乐学院参加大辩论，红卫兵有几千人，坐在会场南面，对方坐北面。主持会议的一个是音乐学院反对联派头头和师大二附中一个红卫兵头头，会上气氛一直对我方不利，后来十九中红卫兵增援赶到，立刻夺过会场主动权，在那次会上，红卫兵宣读了毛主席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回信，信中毛主席完全赞成红卫兵的行动，明确表示了支持。会场群情激奋，红卫兵又获得辩论胜利。
连续几天一直忙着参加辩论大会，5日我们还去了中央芭蕾舞学院参加大辩论。7日，女四中、男八中和100中的红卫兵来我校求援，要求我们去良乡100中参加对联的大辩论。我奉命和几个人作为先遣队半夜出发赶往100中。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那时的路不好走，我们骑了好几个小时，天快亮了才到。上午就集合队伍到电气技工学校进行大辩论，因为对方百般阻挠我们开会，双方动手打了起来，由于我们人多势众，虽没开成会，但仍然是胜利而归。
11、我经历的红卫兵运动
博主题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我亲身经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活动。此文主要以我个人的经历，真实记录我的红卫兵生涯。
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于1966年8月4日，但红卫兵的酝酿则早在此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了。6月份，北京个别学校已经有一批干部子弟组织了起来，清华附中、四中的组织叫红卫兵，北大附中的名称是“红旗”。一天，我去同学家见到他姐姐。他姐姐对我说：干部子弟要在文化革命中起到先锋作用，因为干部子弟家庭影响好，中央指示知道的早，领会中央精神快，革命意志坚定，所以要把领导掌握在真左派手里，干部子弟应该是骨干，是领导，还要依靠和团结其他出身的广大学生一起革命。她说清华附中、四中的主要领导都是干部子弟，还说育英学校干部子弟平时在学校很淘气，也娇气，但运动中表现非常坚决。我当时也觉得干部子弟一定要大胆地站出来，积极参加和领导运动，否则阶级敌人卷土重来，干部子弟首先就人头落地。我们这一代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和继续革命的关键。
同学姐姐的话对我启发很大，可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坚定了领导我班文革运动的信心。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好像是两个班的文革小组），与另外两个人秘密组成了一个核心，准备实际领导我班的运动，同时串联其他班。为了划清出身，我们搞了一份班上40个同学的名单，上面记录了家庭出身情况。我们开始秘密发展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秘密活动不久就被班上的其他人发现了，有人说我们搞小团体，搞秘密活动，甚至还知道了我们手中有一份神秘的名单。
7月中旬，我校有人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我校不贯彻阶级路线”，明确提出了革命左派应该是五类人（红五类）：1、工人子弟，2、贫下中农子弟，3、革命干部子弟，4、革命军人子弟，5、革命烈士子弟。
正当我们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学校接到通知，7月18日开始放暑假，全校哗然。虽然说放假了，但很多人并没有回家，即使回家了也常来学校。我们班的小团体就定时回校开会，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8月1日，初三九个同学，联名贴出一份《八一宣言》，署名“红向东”，是我校跨班级的红卫兵最初组织。高三俄语班的钟德鲁等几个人和他们商量，说有更多同学也在酝酿准备成立红卫兵，应该大家一起干。于是在8月4日晚上开会，正式宣布成立外语附中红卫兵。当时为取名字还有过分歧，有人提出取名红向东，后来觉得其他学校称红卫兵的居多，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各校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其中军队干部子弟特别多，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就都穿上军装。
我的一位同学对文革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也是最早的红卫兵，他在分析为什么成立红卫兵时说：
“在我印象里，具体原因大概有四：一是知道清华附中有了红卫兵，而且好像已经看到了他们的三论（至少是前两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二是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支持。三是当时跨班级的串连已经展开，围绕着反还是保校党委，此前两个月已经在学生里分成了不同观点。四是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北京市委已经宣布工作组从学校撤出。”
除了这四点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出现了鼓吹血统论的“对联”。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校园出现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各校红卫兵都积极拥护对联，围绕着对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
8月1日晚，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 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
2日下午，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校内游行，以对联为主要口号。红卫兵是以“红五类”出身学生组成，实际上的领导权是落在一批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手中，感觉领导文化革命非我莫属，当仁不让。这个对联立刻在全北京风靡，为各校成立红卫兵组织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时很多班里都有类似我们班这样秘密组织，成立红卫兵只是振臂一呼的事了。
我校红卫兵成立后，首先就是为支持、拥护这幅对联组织了好几天的大辩论。
8月3日，我校红卫兵全体出动，首先去外语学院参加辩论会。主持会议的是京工附中和十九中的红卫兵。红卫兵以压倒的声势获得很大成功。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学校红卫兵学会了唱“造反歌”。
那天下着大雨，红卫兵在外语学院校园里冒雨游行，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上，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
歌声嘹亮，队伍雄壮。
8月4日，我们又去了音乐学院参加大辩论，红卫兵有几千人，坐在会场南面，对方坐北面。主持会议的一个是音乐学院反对联派头头和师大二附中一个红卫兵头头，会上气氛一直对我方不利，后来十九中红卫兵增援赶到，立刻夺过会场主动权，在那次会上，红卫兵宣读了毛主席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回信，信中毛主席完全赞成红卫兵的行动，明确表示了支持。会场群情激奋，红卫兵又获得辩论胜利。
连续几天一直忙着参加辩论大会，5日我们还去了中央芭蕾舞学院参加大辩论。7日，女四中、男八中和100中的红卫兵来我校求援，要求我们去良乡100中参加对联的大辩论。我奉命和几个人作为先遣队半夜出发赶往100中。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那时的路不好走，我们骑了好几个小时，天快亮了才到。上午就集合队伍到电气技工学校进行大辩论，因为对方百般阻挠我们开会，双方动手打了起来，由于我们人多势众，虽没开成会，但仍然是胜利而归。
博主题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我亲身经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活动。此文主要以我个人的经历，真实记录我的红卫兵生涯。
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于1966年8月4日，但红卫兵的酝酿则早在此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了。6月份，北京个别学校已经有一批干部子弟组织了起来，清华附中、四中的组织叫红卫兵，北大附中的名称是“红旗”。一天，我去同学家见到他姐姐。他姐姐对我说：干部子弟要在文化革命中起到先锋作用，因为干部子弟家庭影响好，中央指示知道的早，领会中央精神快，革命意志坚定，所以要把领导掌握在真左派手里，干部子弟应该是骨干，是领导，还要依靠和团结其他出身的广大学生一起革命。她说清华附中、四中的主要领导都是干部子弟，还说育英学校干部子弟平时在学校很淘气，也娇气，但运动中表现非常坚决。我当时也觉得干部子弟一定要大胆地站出来，积极参加和领导运动，否则阶级敌人卷土重来，干部子弟首先就人头落地。我们这一代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和继续革命的关键。
同学姐姐的话对我启发很大，可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坚定了领导我班文革运动的信心。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好像是两个班的文革小组），与另外两个人秘密组成了一个核心，准备实际领导我班的运动，同时串联其他班。为了划清出身，我们搞了一份班上40个同学的名单，上面记录了家庭出身情况。我们开始秘密发展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秘密活动不久就被班上的其他人发现了，有人说我们搞小团体，搞秘密活动，甚至还知道了我们手中有一份神秘的名单。
7月中旬，我校有人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我校不贯彻阶级路线”，明确提出了革命左派应该是五类人（红五类）：1、工人子弟，2、贫下中农子弟，3、革命干部子弟，4、革命军人子弟，5、革命烈士子弟。
正当我们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学校接到通知，7月18日开始放暑假，全校哗然。虽然说放假了，但很多人并没有回家，即使回家了也常来学校。我们班的小团体就定时回校开会，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8月1日，初三九个同学，联名贴出一份《八一宣言》，署名“红向东”，是我校跨班级的红卫兵最初组织。高三俄语班的钟德鲁等几个人和他们商量，说有更多同学也在酝酿准备成立红卫兵，应该大家一起干。于是在8月4日晚上开会，正式宣布成立外语附中红卫兵。当时为取名字还有过分歧，有人提出取名红向东，后来觉得其他学校称红卫兵的居多，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各校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其中军队干部子弟特别多，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就都穿上军装。
我的一位同学对文革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也是最早的红卫兵，他在分析为什么成立红卫兵时说：
“在我印象里，具体原因大概有四：一是知道清华附中有了红卫兵，而且好像已经看到了他们的三论（至少是前两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二是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支持。三是当时跨班级的串连已经展开，围绕着反还是保校党委，此前两个月已经在学生里分成了不同观点。四是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北京市委已经宣布工作组从学校撤出。”
除了这四点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出现了鼓吹血统论的“对联”。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校园出现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各校红卫兵都积极拥护对联，围绕着对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
8月1日晚，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 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
2日下午，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校内游行，以对联为主要口号。红卫兵是以“红五类”出身学生组成，实际上的领导权是落在一批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手中，感觉领导文化革命非我莫属，当仁不让。这个对联立刻在全北京风靡，为各校成立红卫兵组织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时很多班里都有类似我们班这样秘密组织，成立红卫兵只是振臂一呼的事了。
我校红卫兵成立后，首先就是为支持、拥护这幅对联组织了好几天的大辩论。
8月3日，我校红卫兵全体出动，首先去外语学院参加辩论会。主持会议的是京工附中和十九中的红卫兵。红卫兵以压倒的声势获得很大成功。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学校红卫兵学会了唱“造反歌”。
那天下着大雨，红卫兵在外语学院校园里冒雨游行，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上，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
歌声嘹亮，队伍雄壮。
8月4日，我们又去了音乐学院参加大辩论，红卫兵有几千人，坐在会场南面，对方坐北面。主持会议的一个是音乐学院反对联派头头和师大二附中一个红卫兵头头，会上气氛一直对我方不利，后来十九中红卫兵增援赶到，立刻夺过会场主动权，在那次会上，红卫兵宣读了毛主席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回信，信中毛主席完全赞成红卫兵的行动，明确表示了支持。会场群情激奋，红卫兵又获得辩论胜利。
连续几天一直忙着参加辩论大会，5日我们还去了中央芭蕾舞学院参加大辩论。7日，女四中、男八中和100中的红卫兵来我校求援，要求我们去良乡100中参加对联的大辩论。我奉命和几个人作为先遣队半夜出发赶往100中。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那时的路不好走，我们骑了好几个小时，天快亮了才到。上午就集合队伍到电气技工学校进行大辩论，因为对方百般阻挠我们开会，双方动手打了起来，由于我们人多势众，虽没开成会，但仍然是胜利而归。
12、关于“血统论”的回忆（1）
文革中颇多怪论，都很伤人。著名的“血统论”恶极一时，害了很多人。它曾广泛左右着人们的立场和观点，空前加深了各阶层人民的“阶级对立”。没受影响的人不觉得什么，受影响的人严重影响其一生，令人痛不欲生，有的甚至造成家破人亡。
1966年7月29日，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对联的意思很明了：他的父亲是高干，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
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立即产生“轰动效应”，迅速传遍了全市，乃至全国。文革前在农村已有的按阶级划分的等级观念，这时候就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界。“革命小将”立刻被分为三六九等。只有出身“红五类”（定义）的青年才可以参加红卫兵；一般出身的人只能参加“红外围”；出身“黑七类”（地富反坏右黑资）的人则只能“靠边站”。
“阶级队伍”并非一成不变的，否则怎么能符合辩证法呢！随着运动不断深入，各支队伍都在不断地“大分化，大改组”。例如：“红五类”中的“革命干部”，不断被揪了出来，成为了人见人批的“走资派”，“黑帮”，他家昨日还趾高气扬的子女立即灰溜溜地交出红卫兵袖章，也成为了“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
有的人原来自诩为出身“赤贫”，当年逃荒“挎小篮”出来的，现在被对立一方的造反派组织查出，原来是逃亡地主！当然是“挎小篮”出来的。
一时间，中国大地被“血统论”折腾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人们互相残杀，争斗打伐，六亲不认，人人自危，争着向领袖表忠心，唯恐站错了队。
这中间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父亲是革命干部（未被打倒的），爷爷是地主成分，你说孙辈该是什么出身？笔者的姑父就是背叛地主阶级家庭，38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其父在原籍缺衣少食，混不下去了，找到他当政委的军分区，他拒而不见，还是部下看不过，给了老人300元钱打发走了。
破四旧时，北京一位luo姓红卫兵女将，虽然父亲是高干，但姥姥却是地主成分。豆蔻年华的女孩居然把姥姥被她用皮带暴打时的惨叫声录了音，与革命战友共同欣赏！以此来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人性，何以被吞噬如是哉？
1966年8月1日，这副“血统论”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高等学校贴出，像核爆炸的链式反应一样迅速引起轰动。由此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残忍的“血统论”斗争——“红五类”与“黑六类”的对阵！斗争迅速引向全国，恶劣影响渗透到共和国的每一个犄角旮旯，并且顽强地延续了许多年。我们地处山沟的三线汽车厂也不例外。
在北京八中读初三时，我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和WJ,WFM很说得来，还曾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我出身职员；WJ父亲是五机部的正处级老干部，靠边站了，但没有被打成黑帮；WFM出身中国书店的资本家。67年底中学生开始分配工作后，我们一起去西城区委参加动员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会，目的地是黑龙江虎林。我们都跃跃欲试，好想来到这“反修”前线。可惜正因为地处边境，所以只批准了我和WJ。
三缺一？这可不行！我们两个也不去了。
68年2月，又有了陕汽的招工指标，我们三兄弟又一同报了名。结果因为是军工企业，仍然没有批准WFM，（我不明白其他出身不好的师兄弟是怎么入厂的）。
这次我和WJ不敢再耗下去了，WFM也很悲观，极力赞成分手。我们去陕汽后不久，他终于去了遥远的青海铸造厂。后来政治形势松动后，他以在国外出生的有利条件去了美国，读了双学历，拿了绿卡。然后回国进入外企。“出口转内销”了。八十年代，我收入150元人民币时，可恨他竟然收入1500美元来气我！
陕汽的师兄弟WYR，相貌堂堂，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为人友善，助人为乐，工作积极努力，为人随和，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按说这样的人品一定是党员，还会很早就被提干。但他不爱说话，给我的印象始终是郁郁寡欢。一般人很难走进他的内心。后来我知道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
文革中颇多怪论，都很伤人。著名的“血统论”恶极一时，害了很多人。它曾广泛左右着人们的立场和观点，空前加深了各阶层人民的“阶级对立”。没受影响的人不觉得什么，受影响的人严重影响其一生，令人痛不欲生，有的甚至造成家破人亡。
1966年7月29日，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对联的意思很明了：他的父亲是高干，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
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立即产生“轰动效应”，迅速传遍了全市，乃至全国。文革前在农村已有的按阶级划分的等级观念，这时候就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界。“革命小将”立刻被分为三六九等。只有出身“红五类”（定义）的青年才可以参加红卫兵；一般出身的人只能参加“红外围”；出身“黑七类”（地富反坏右黑资）的人则只能“靠边站”。
“阶级队伍”并非一成不变的，否则怎么能符合辩证法呢！随着运动不断深入，各支队伍都在不断地“大分化，大改组”。例如：“红五类”中的“革命干部”，不断被揪了出来，成为了人见人批的“走资派”，“黑帮”，他家昨日还趾高气扬的子女立即灰溜溜地交出红卫兵袖章，也成为了“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
有的人原来自诩为出身“赤贫”，当年逃荒“挎小篮”出来的，现在被对立一方的造反派组织查出，原来是逃亡地主！当然是“挎小篮”出来的。
一时间，中国大地被“血统论”折腾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人们互相残杀，争斗打伐，六亲不认，人人自危，争着向领袖表忠心，唯恐站错了队。
这中间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父亲是革命干部（未被打倒的），爷爷是地主成分，你说孙辈该是什么出身？笔者的姑父就是背叛地主阶级家庭，38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其父在原籍缺衣少食，混不下去了，找到他当政委的军分区，他拒而不见，还是部下看不过，给了老人300元钱打发走了。
破四旧时，北京一位luo姓红卫兵女将，虽然父亲是高干，但姥姥却是地主成分。豆蔻年华的女孩居然把姥姥被她用皮带暴打时的惨叫声录了音，与革命战友共同欣赏！以此来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人性，何以被吞噬如是哉？
1966年8月1日，这副“血统论”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高等学校贴出，像核爆炸的链式反应一样迅速引起轰动。由此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残忍的“血统论”斗争——“红五类”与“黑六类”的对阵！斗争迅速引向全国，恶劣影响渗透到共和国的每一个犄角旮旯，并且顽强地延续了许多年。我们地处山沟的三线汽车厂也不例外。
在北京八中读初三时，我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和WJ,WFM很说得来，还曾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我出身职员；WJ父亲是五机部的正处级老干部，靠边站了，但没有被打成黑帮；WFM出身中国书店的资本家。67年底中学生开始分配工作后，我们一起去西城区委参加动员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会，目的地是黑龙江虎林。我们都跃跃欲试，好想来到这“反修”前线。可惜正因为地处边境，所以只批准了我和WJ。
三缺一？这可不行！我们两个也不去了。
68年2月，又有了陕汽的招工指标，我们三兄弟又一同报了名。结果因为是军工企业，仍然没有批准WFM，（我不明白其他出身不好的师兄弟是怎么入厂的）。
这次我和WJ不敢再耗下去了，WFM也很悲观，极力赞成分手。我们去陕汽后不久，他终于去了遥远的青海铸造厂。后来政治形势松动后，他以在国外出生的有利条件去了美国，读了双学历，拿了绿卡。然后回国进入外企。“出口转内销”了。八十年代，我收入150元人民币时，可恨他竟然收入1500美元来气我！
陕汽的师兄弟WYR，相貌堂堂，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为人友善，助人为乐，工作积极努力，为人随和，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按说这样的人品一定是党员，还会很早就被提干。但他不爱说话，给我的印象始终是郁郁寡欢。一般人很难走进他的内心。后来我知道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
13、关于“血统论”的回忆（2）
有一天，大概是周末，人们都出去玩了。不知为何事我来到他宿舍，好像有个军人到他宿舍访友。我突然闯入他们所住的席棚，意外发现他一个人在聚精会神地照镜子。不知把谁的军帽戴上了，上边有鲜红的五角星。他神采奕奕，镜内镜外一对英俊威武的军人。我终于偷窥到了他的内心。我被震撼了，我被感动了，我为他深深地惋惜，他如果在部队，一定是个“好样的”！谁没有爱美之心？谁不想积极上进？这个“血统论”，唉！
出身好的可以参军，不参军在厂里也有资格当基干民兵。我的出身是职员，不好不坏，在北汽时，那年厂里发布了征兵的通知，那个年月可是非常光荣的事，青工们都踊跃报名。在下也非常想去，晚上在家里写决心书，听说写血书可以明志，但是拿着缝衣针对着手指迟迟下不了手，用牙咬或用针扎都很疼。最终还是用针扎破了手指，用蘸水钢笔蘸着挤出来的一点血写了“我要参军”几个字，算是血书。交上去后，虽然受到了表扬，但是终究没有当上兵，大约还是血挤得太少，心不诚的原因。反正那批入伍的青工全部出身“红五类”。
有一天，大概是周末，人们都出去玩了。不知为何事我来到他宿舍，好像有个军人到他宿舍访友。我突然闯入他们所住的席棚，意外发现他一个人在聚精会神地照镜子。不知把谁的军帽戴上了，上边有鲜红的五角星。他神采奕奕，镜内镜外一对英俊威武的军人。我终于偷窥到了他的内心。我被震撼了，我被感动了，我为他深深地惋惜，他如果在部队，一定是个“好样的”！谁没有爱美之心？谁不想积极上进？这个“血统论”，唉！
出身好的可以参军，不参军在厂里也有资格当基干民兵。我的出身是职员，不好不坏，在北汽时，那年厂里发布了征兵的通知，那个年月可是非常光荣的事，青工们都踊跃报名。在下也非常想去，晚上在家里写决心书，听说写血书可以明志，但是拿着缝衣针对着手指迟迟下不了手，用牙咬或用针扎都很疼。最终还是用针扎破了手指，用蘸水钢笔蘸着挤出来的一点血写了“我要参军”几个字，算是血书。交上去后，虽然受到了表扬，但是终究没有当上兵，大约还是血挤得太少，心不诚的原因。反正那批入伍的青工全部出身“红五类”。
张玉浦，西安交大毕业的高材生，与我们几乎同时进厂，也在大修工段，与大军是同一个师傅。后来我们都到了陕汽，仍然同在机修车间。老张非常能干，我们一起在大型设备安装中摸爬滚打，车身车间重型跨遍布我们的足迹，那时是分不出技术员和工人的。
在陕汽入党也要按出身排队。车间党支部书记，此君中“血统论”流毒颇深，虽然是他发展我入党的，虽然他是我师傅，虽然我们是朋友，但在回顾历史时，我无法“为师傅讳”。我们一次次向他进言，老张早就应该发展入党，但他就是固执己见，“严把质量关”。甚至在大厂提拔老张为我们设备科负责人后，他仍不松口，而且反问我们，“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总帮他说话”。
遇罗克写《出身论》指出血统论荒谬 1970年被枪杀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菁
核心提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出身论》(节选)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殉道者遇罗克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菁
核心提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出身论》(节选)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殉道者遇罗克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
14、遇罗克痛批“血统论”被枪决（1）
遇罗克简历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男，中国北京人。1959年从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毕业。曾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后做过代课教师等多种临时工。
遇罗克为资本家出身，父亲为水电部高级工程师。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他从小学到高三毕业，学习成绩和品行一直优异，因出身属于“黑五类”，他高中毕业后三次高考，成绩优异，却不被准许进入大学。
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家庭：
曾写《出身论》等一系列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的《出身论》一文，发表在《中学文革报》。遇罗克批判中国共产党当权以来一直用于引导社会主导思想的血统主义，亦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列举事实反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共产党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巨大。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27岁。其角膜在死后被移植给了一名劳动模范。[3]
1978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808.htm?fr=aladdin
遇罗克写《出身论》指出血统论荒谬 1970年被枪杀
2012年08月02日 14:22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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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出身论》(节选)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殉道者遇罗克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
遇罗克简历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男，中国北京人。1959年从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毕业。曾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后做过代课教师等多种临时工。
遇罗克为资本家出身，父亲为水电部高级工程师。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他从小学到高三毕业，学习成绩和品行一直优异，因出身属于“黑五类”，他高中毕业后三次高考，成绩优异，却不被准许进入大学。
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家庭：
曾写《出身论》等一系列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的《出身论》一文，发表在《中学文革报》。遇罗克批判中国共产党当权以来一直用于引导社会主导思想的血统主义，亦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列举事实反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共产党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巨大。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27岁。其角膜在死后被移植给了一名劳动模范。[3]
1978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808.htm?fr=aladdin
遇罗克写《出身论》指出血统论荒谬 1970年被枪杀
2012年08月02日 14:22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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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出身论》(节选)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殉道者遇罗克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
15、遇罗克痛批“血统论”被枪决（2）
殉道者
1968年1月5日，《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离家出门的那个清晨，除了冷之外，实在太过平常，以至于不管遇罗文还是遇罗勉，无论怎么面对本刊记者努力回忆，也找不出有任何预示意味的特别之处。“大哥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骑上自行车走了。”现在59岁的遇罗勉说。在上班的路上，遇罗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诀别。离家那天，遇罗克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刚刚写完的《工资论》。
其实很早就有苗头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我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在美国接受越洋电话采访的遇罗文回忆。若干年后遇罗勉则奇怪，那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但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个系统仍在运作，“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
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因为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羅’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论”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遇罗克显然认为是命运的新转机，“他接到通知就高兴地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遇罗文说。
那时候，已经开始号召学生到农村去，但尚未像后来知识青年下乡那么大规模，“他也感到很新鲜”，遇罗文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把他们推到与人民相对立的另一个阵营里。但在农村，“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也更残酷。“他回来跟我们提过，在农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他们用很形象的语言，称之为‘连根拔’。”遇罗文说，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再联系到整个社会，遇罗克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经衰弱很严重的遇罗克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回到北京后，我们也长大了，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两个弟弟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哥的读书，“爱看书，什么书都看”。遇罗勉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姥姥唠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电费是全院平摊的”。
遇罗克喜欢跟弟弟们分享他阅读的体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还有诸如“诡辩”一类的名词，“都是我从大哥那里听到的”。《流浪者》里的台词：“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里的：“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这些经典之语，都是遇罗克在和弟弟们讨论社会流行的“出身论”时提及的。
殉道者
1968年1月5日，《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离家出门的那个清晨，除了冷之外，实在太过平常，以至于不管遇罗文还是遇罗勉，无论怎么面对本刊记者努力回忆，也找不出有任何预示意味的特别之处。“大哥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骑上自行车走了。”现在59岁的遇罗勉说。在上班的路上，遇罗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诀别。离家那天，遇罗克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刚刚写完的《工资论》。
其实很早就有苗头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我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在美国接受越洋电话采访的遇罗文回忆。若干年后遇罗勉则奇怪，那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但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个系统仍在运作，“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
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因为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羅’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论”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遇罗克显然认为是命运的新转机，“他接到通知就高兴地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遇罗文说。
那时候，已经开始号召学生到农村去，但尚未像后来知识青年下乡那么大规模，“他也感到很新鲜”，遇罗文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把他们推到与人民相对立的另一个阵营里。但在农村，“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也更残酷。“他回来跟我们提过，在农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他们用很形象的语言，称之为‘连根拔’。”遇罗文说，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再联系到整个社会，遇罗克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经衰弱很严重的遇罗克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回到北京后，我们也长大了，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两个弟弟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哥的读书，“爱看书，什么书都看”。遇罗勉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姥姥唠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电费是全院平摊的”。
遇罗克喜欢跟弟弟们分享他阅读的体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还有诸如“诡辩”一类的名词，“都是我从大哥那里听到的”。《流浪者》里的台词：“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里的：“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这些经典之语，都是遇罗克在和弟弟们讨论社会流行的“出身论”时提及的。
16、遇罗克痛批“血统论”被枪决（3）
政治风暴中的“出身论”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遇罗文说，后来通常用“老红卫兵”来划分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注：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文革’一爆发，‘出身论’更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一开始，我们就变成‘混蛋’了。”遇罗勉说。
政治风暴中的“出身论”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遇罗文说，后来通常用“老红卫兵”来划分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注：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文革’一爆发，‘出身论’更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一开始，我们就变成‘混蛋’了。”遇罗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