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会做人，李鸿章会做事
曾国藩会做人，李鸿章会做事
《读者》杂志刊登了游宇明《术道之间》的文章，介绍了曾国落李鸿章二人在做人做事上的区别：曾国藩做人以诚实为本，李鸿章则长于玩弄权术。曾国藩提拔将领，不仅看重军事素质，更看重其操守和学问。李鸿章则用人看重军事才能，更注重金钱利益笼络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当年天津发生了捣毁教堂，杀害洋人的教案。朝庭先派曾国藩处理。曾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所谓洋人教士杀婴的事，纯属谣传。于是，他先向洋人道歉，又决定将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可是洋人并不满意。他们要将这些官员杀了抵命。最后曾只得决定判死刑26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还赔款49万两白银，并派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决定一出，全国哗然。于是，朝庭只得派李鸿章复查。李一接手，立即表现出与曾国藩全然不同的做事风格。一方面与洋人讨价还价，又暗地与俄国勾通。因俄只要赔偿经济损失，不要求人命相抵。于是李趁机改动判决，将死刑改为16人，还令人从监狱找来16名死刑犯杀了忽悠外国人；那些流放官员也在避过风头之后，一一招了回来。据此，游宇明下结论道：李鸿章只学了曾老师的“术”，无视了曾老师的“道”。还煞有介事地分析了曾重道，李重术的原由。
我对游的观点却不甚赞同。我认为李鸿章并非只学了曾国藩的术，而无视其道。事实上，曾国藩就是一个很会做人，而不善做事，重视做人之道，而不精通做事权谋之术的人。李鸿章正好相反，是一个不善做人，却深谙做事权谋之术，很会玩弄权术的人。古人说：做人贵直，做事贵曲。说的就是做人做事上的区别。曾李二人恰恰就是一个懂得做人贵直，一个深谙做事贵曲的人。而这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并非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后天的培养，更可能在于先天的禀赋，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能力。
曾国藩会做人，做到了极致。正直，诚实，厚道，与人相处，肝胆相照，表里如一。不以欺骗手段利用人，耍阴谋鬼计糊弄人。这样当然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和尊敬，给人一种可以信任、值得依赖的感觉。对人就有一种凝聚力，能够以自己为核心团结大批人，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正因为此，并不善于用权谋诈术做事的曾国藩，也能在晚清洪扬革命，清王朝摇摇欲坠之时，挺身而出，号召湖湘子弟起来平定洪扬之乱。并迅速组建起湘军，炼成一支勇冠天下，成为清王朝中流砥柱的强大军队。成功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使清王朝又得以苟延残喘数十年。也成就自己晚清中兴名臣之名。
李鸿章不善做人，但善于做事。深知做事贵曲的道理。他不管阴谋阳谋，只要对自己有利，让自己事业有成的法子，能用尽用；耍权谋用诈术，金钱笼络，武力威胁，美色勾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李鸿章正是靠自己的权谋之术，成了晚清慈禧离不开的重臣。尤其在与列强抗争的外交上，李鸿章要算满清王朝的股肱之臣了。他几乎肩负起了当时所有重大的外交使命。呕心沥血，忍辱负重，甚至被后世骂为卖国贱。可李当时所起的作用，又有谁能够取代？
不过话说回来，曾国藩李鸿章靠会做人或会做事，做到极致，成就了自己的美名，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到底他们不是既会做人又会做事的全才，而只是擅长其中之一的偏才。所以，他们的才能尽管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得到充分发挥，也无法挽救满清王朝覆灭的命运。看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当时北洋海军的舰力绝不亚于日本，也最终避免不了惨败的结局。甲午战争，中国算是在日本面前真正输了。如果李鸿章是一个既会做事又会做人的全才，能够把北洋水师训练好管理好，使官兵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而不沦为一支纪律松弛，军心涣散，官兵吃喝嫖赌，日本人断定不堪一击的舰队。肯定甲午海战，鹿死谁手还是个问题。这样，中华民族悲惨的任人蹂躏的近代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曾李何等了不起的人物，居然也不是全才。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孔夫子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凡事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圣人吾不得而见之”。我们切不可做了一点事情，取得一点成绩，就忘乎所以，志得意满，以为了不起。曾经沧海难为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要明白做人做事的艰难。少些心浮气躁，多些沉稳踏实。老成持重，不好高骛远，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得之不喜失之不悲，顺其自然，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样，我们才可能做好自己。
《读者》杂志刊登了游宇明《术道之间》的文章，介绍了曾国落李鸿章二人在做人做事上的区别：曾国藩做人以诚实为本，李鸿章则长于玩弄权术。曾国藩提拔将领，不仅看重军事素质，更看重其操守和学问。李鸿章则用人看重军事才能，更注重金钱利益笼络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当年天津发生了捣毁教堂，杀害洋人的教案。朝庭先派曾国藩处理。曾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所谓洋人教士杀婴的事，纯属谣传。于是，他先向洋人道歉，又决定将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可是洋人并不满意。他们要将这些官员杀了抵命。最后曾只得决定判死刑26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还赔款49万两白银，并派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决定一出，全国哗然。于是，朝庭只得派李鸿章复查。李一接手，立即表现出与曾国藩全然不同的做事风格。一方面与洋人讨价还价，又暗地与俄国勾通。因俄只要赔偿经济损失，不要求人命相抵。于是李趁机改动判决，将死刑改为16人，还令人从监狱找来16名死刑犯杀了忽悠外国人；那些流放官员也在避过风头之后，一一招了回来。据此，游宇明下结论道：李鸿章只学了曾老师的“术”，无视了曾老师的“道”。还煞有介事地分析了曾重道，李重术的原由。
我对游的观点却不甚赞同。我认为李鸿章并非只学了曾国藩的术，而无视其道。事实上，曾国藩就是一个很会做人，而不善做事，重视做人之道，而不精通做事权谋之术的人。李鸿章正好相反，是一个不善做人，却深谙做事权谋之术，很会玩弄权术的人。古人说：做人贵直，做事贵曲。说的就是做人做事上的区别。曾李二人恰恰就是一个懂得做人贵直，一个深谙做事贵曲的人。而这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并非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后天的培养，更可能在于先天的禀赋，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能力。
曾国藩会做人，做到了极致。正直，诚实，厚道，与人相处，肝胆相照，表里如一。不以欺骗手段利用人，耍阴谋鬼计糊弄人。这样当然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和尊敬，给人一种可以信任、值得依赖的感觉。对人就有一种凝聚力，能够以自己为核心团结大批人，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正因为此，并不善于用权谋诈术做事的曾国藩，也能在晚清洪扬革命，清王朝摇摇欲坠之时，挺身而出，号召湖湘子弟起来平定洪扬之乱。并迅速组建起湘军，炼成一支勇冠天下，成为清王朝中流砥柱的强大军队。成功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使清王朝又得以苟延残喘数十年。也成就自己晚清中兴名臣之名。
李鸿章不善做人，但善于做事。深知做事贵曲的道理。他不管阴谋阳谋，只要对自己有利，让自己事业有成的法子，能用尽用；耍权谋用诈术，金钱笼络，武力威胁，美色勾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李鸿章正是靠自己的权谋之术，成了晚清慈禧离不开的重臣。尤其在与列强抗争的外交上，李鸿章要算满清王朝的股肱之臣了。他几乎肩负起了当时所有重大的外交使命。呕心沥血，忍辱负重，甚至被后世骂为卖国贱。可李当时所起的作用，又有谁能够取代？
不过话说回来，曾国藩李鸿章靠会做人或会做事，做到极致，成就了自己的美名，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到底他们不是既会做人又会做事的全才，而只是擅长其中之一的偏才。所以，他们的才能尽管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得到充分发挥，也无法挽救满清王朝覆灭的命运。看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当时北洋海军的舰力绝不亚于日本，也最终避免不了惨败的结局。甲午战争，中国算是在日本面前真正输了。如果李鸿章是一个既会做事又会做人的全才，能够把北洋水师训练好管理好，使官兵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而不沦为一支纪律松弛，军心涣散，官兵吃喝嫖赌，日本人断定不堪一击的舰队。肯定甲午海战，鹿死谁手还是个问题。这样，中华民族悲惨的任人蹂躏的近代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曾李何等了不起的人物，居然也不是全才。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孔夫子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凡事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圣人吾不得而见之”。我们切不可做了一点事情，取得一点成绩，就忘乎所以，志得意满，以为了不起。曾经沧海难为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要明白做人做事的艰难。少些心浮气躁，多些沉稳踏实。老成持重，不好高骛远，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得之不喜失之不悲，顺其自然，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样，我们才可能做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