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当务之急：重建社会信仰体系
中国改革当务之急：重建社会信仰体系
当下有一种最流行的观点，认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阻力源自既得利益集团。显然此论内含的推论是：现有关于改革的方略、指导思想、具体措施都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问题出于外在的阻力，不在于改革本身。事实上，改革的真正阻力源自现有的指导思想、理论出现问题了。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了吗？很不幸，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无法有序有效运行。可见30多年来的改革成果很难令人满意，令人信服。原因在于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的本质研究、认识严重不足；并没有弄明白一个运行有序有效的市场经济体需要什么样的支撑系统。众所周知，经济系统只是社会统一复杂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系统、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共同构成这一社会大系统。如果抽离出经济系统，那么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便成了经济系统的支撑环境，即基础。没有这些相应的支撑系统，市场经济无法有序高效运行。而我国理论界对这一层面研究严重不足。本文只论述：一个有效的信仰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一、中国最大危机：道德沉沦、社会失心
我们先看看目前社会现实。总的来说，社会溃败了。具体来说，包括资本溃败、权力溃败和知识分子溃败。
资本溃败可见诸于发生于我们身边的，丧尽天良的兽化事件，诸如，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事件等等，还有风传的，耸人听闻的人肉胶囊事件。这表明资本露出了原始的吃人的本性了。
至于权力腐败，正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民怨为之沸腾，政府的权威诚信也因之扫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贪污腐败不断在滋生漫延，不断升级。有学者认为已经演进到“三化”状态，即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可见我们依然处在中国几千年的大循环之中，即腐败——革命——再腐败。显然在官员心目中，良知和正义一文不值了。
更为甚者，学术腐败，精神沉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疾呼：“当今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世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等，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研究生招生中，存在万恶的潜规则：学权交易，学钱交易，学色交易。
本来，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背骨。在任何社会，知识体系都是正义力量，是良知和崇高的守护神。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最有担当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正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化身，维系着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但今天在崇尚权力、金钱和肉欲之风的涤荡下，知识界已乌烟瘴气，支撑社会的栋樑坍塌了。中国当前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此。
这些严重的事实表明，当前中国缺失有效的约束机制，权力没有制度约束，资本缺失应有的约束，而全社会缺失道德约束。显然，利己主义泛滥了，成了社会的信仰，导致崇尚权力、金钱、肉欲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可见，利己主义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不可能保证市场有序有效运行，而负面作用很大，甚至罪恶沉重！
换言之，社会溃败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社会失心。所谓社会失心是指缺失了正义心、诚信心、廉耻心、责任心，也即缺失了良知、良心。而泛滥了猎财心、猎色心、和权欲心。众所周知，正心是中国几千年来维系和构筑社会秩序的基石。如果说中华曾创造最有效的人治制度，那么秘方就在于此。熟悉儒家学说的读者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正心。儒学中有一大分枝就是心学，由孟子发端，明朝的王守仁是最后的大集成者。从明朝历史可知，王守仁生活在明季中叶，正逢上了明朝最荒唐的皇帝正德帝朱厚照。兼之，当时天灾连续不断，全国土地已经集中于少数豪强手中，人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鋋而走险，纷纷揭杆而起。王守仁面对如此不堪的时局，终日筹谋救世之策，最终在贵州龙场大彻大悟：救世必须正心。后来发展成了儒学中的心学，王守仁也成了大哲学家，中华圣人。
显然正心首先是正皇帝之心，正统治者之心，正社会精英之心。当然此中是一个大论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在此只点到即止。为什么能正心呢？这又关涉到价值观，世界观的问题了，也即属于信仰问题，没有高尚信仰，很难正心。而在儒学中正心天经地义。
现在我们来探讨为什么目前中国社会会失心。从上文论述可知，此中关涉信仰问题。即目前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失心，因为成了没有信仰的国度。也许有人要说，中国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当下不是正在鼓吹马克思主义主义大众化？是的，这些都是事实。但问题正出于此。众所周知，马克思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人类的正义事业，其高尚伟大的人格足可以同辉日月。如果说耶稣是西方的大圣人，孔子是东方大圣人，他们行止处处闪耀着良心良知，是人类万世圣师；那么马克思足可侧身其间。但我们那些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职业的专家又怎样？可能笔者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发现这些为数不少的专家有谁能以人格著称于世。恰恰相反，以秽行惊世者不少。例如，目前网上疯传的前中央编译局长衣俊卿，此君可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位高名重！但不管我们对他的秽行怎样冲洗，也找不出半点马克思的怀抱情怀！我敢说衣俊卿事件只暴露了冰山一角。可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一些人的工具了，成了名利敲门砖。有人要从马克思的故纸堆里，寻找片言只字来证明某些合法性，但任何合法性都不是理论能证明的，只是人心向背问题。如果马克思泉下有知，也会无地自容，也不知究竟谁在作孽了！可见马克思主义无法成为中国的有效信仰，无法化育国人，只会成了一些人的名利场所。总之，今日中国社会失心，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了，根本原因在精英无心了。
二、基督教精神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
近日笔者仔细阅读了李义平先生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三期的文章《为什么必须选择市场经济？》。此文被列为该期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李义平先生的观点深得编者认同。文中李义平先生明确认为，利己心是构建市场经济伦理学前提。换言之，他断言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其实，此论并非李义平的独家之见，有普遍的代表性。在上世纪90年代樊刚先生也在《读书》发表高论《“不道德”的经济学》。樊纲先生此文的深刻意蕴也是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这并非偶然，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经济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化身。如果经济人假设被抽离，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就不成立了。自然而然，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信仰。近期张维迎先生出版了《市场的道德》一书，对这一信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论述。总之，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信仰。可以说30多年来，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其实，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诚信，并非利己主义。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款约经济，而款约的基础是诚信，没有诚信，款约不能订立、执行。而且，现在信息经济学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无法有效运行。必须依靠信誉，即品牌、商誉等，才能提高市场的效率。可见诚信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众所周知，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博弈，此博弈充分说明利己主义无法实现社会效率，自私自利，结果是大家皆输，没有赢家。
马克斯.韦伯证明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源于新教伦理。即基督教精神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谈及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不能不关注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的富兰克林，他是被公认的资本主义精神化身的伟大人物，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话“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如果我们精读《富兰克林自传》；那么便会发现富兰克林光辉的人生没有半点利己主义色彩，反而他为美国和人类的利益无私无畏，献身于公益，献身于科学。他在自传中阐述了人生十三条戒律，也即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表述，此中也没有利己主义的意蕴。在此，我们不妨列举诚信和正义这两条规戒。诚信：不害人，不欺诈；思想坦荡，公正，说话实事求事。正义：不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永不沾边；利公利民的应尽义务切勿放手。可见资本主义精神和利己主义似乎是两码事，风牛马不相及。
实际上，在西方宗教的作用得到更广泛而具体的研究。比如马克.肖勒在辛克莱.刘易斯的《灵与欲》的《跋》中写道：“当R.H.托尼研究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时，他把实业上的成功与灵魂的得救联系起来。接着，在美国的通俗文化中，这些实业的成功又会把红利付给那些得救的灵魂；而在H.L.门肯看来，清教主义的压抑与美国中西部边远地区福音传道迅猛发展有着明显的联系；最后，对服务的信仰（即商人对社会公众的服务）也变成了《圣经》福音的等价物。”“在此，人们不禁要想起将近一百年前托克威尔所发表的论断。当时，他在美国的物质资源中寻找美国的力量所在，然而，他却在美国的教堂中找到了这种力量。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说美国一旦停止行善，它就再不伟大了。”
三、信仰能扩拓人生价值、缓解社会矛盾
虽然博弈论主要研究非合作博弈问题，也研究另一类博弈，即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博弈双方或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合作互利共荣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佳选择。但合作博弈的存在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旁支付系统。
何谓旁支付系统，简而言之，比如一盘棋局的对赌中，除了双方的注金，来自外部的补贴，就是这盘棋局的旁支付。更准确的定义，请查阅有关博弈论的教科书。
但在现实的物质价值体系中，很难存在这样的旁支付系统。而在《论语》中，父子，君民等等之间的关系；或称博弈都是纯合作性质的。而事实上，这些博弈是合作博弈吗？孔子首先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论语》才能自完其说。那么孔子怎样自完其说呢？孔子通过“正名”，即通过扩拓人类的非物质利益的人生价值来为人类构筑一个恢弘的旁支付系统，促成人类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成合作博弈。从而和谐、小康、大同便成儒家的必然理想了。可见儒学有极为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也是《论语》最显无垠无涯之处。这一点被世人漠视了，于丹也未明此中深意。由其可知，很多人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仅仅局限于表面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儒家学说如此，宗教也如此。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如此。即都试图为人类构筑一个可行的旁支付系统，从而实现人类合作博弈，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冲突和纷争。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对这一旁支付系统的解释和赋予的内涵不同而矣。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旁支付系统是否合乎人性，是否可行。若可行，便有强劲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下有一种最流行的观点，认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阻力源自既得利益集团。显然此论内含的推论是：现有关于改革的方略、指导思想、具体措施都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问题出于外在的阻力，不在于改革本身。事实上，改革的真正阻力源自现有的指导思想、理论出现问题了。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了吗？很不幸，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无法有序有效运行。可见30多年来的改革成果很难令人满意，令人信服。原因在于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的本质研究、认识严重不足；并没有弄明白一个运行有序有效的市场经济体需要什么样的支撑系统。众所周知，经济系统只是社会统一复杂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系统、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共同构成这一社会大系统。如果抽离出经济系统，那么文化信仰系统、政治系统便成了经济系统的支撑环境，即基础。没有这些相应的支撑系统，市场经济无法有序高效运行。而我国理论界对这一层面研究严重不足。本文只论述：一个有效的信仰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一、中国最大危机：道德沉沦、社会失心
我们先看看目前社会现实。总的来说，社会溃败了。具体来说，包括资本溃败、权力溃败和知识分子溃败。
资本溃败可见诸于发生于我们身边的，丧尽天良的兽化事件，诸如，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事件等等，还有风传的，耸人听闻的人肉胶囊事件。这表明资本露出了原始的吃人的本性了。
至于权力腐败，正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民怨为之沸腾，政府的权威诚信也因之扫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贪污腐败不断在滋生漫延，不断升级。有学者认为已经演进到“三化”状态，即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可见我们依然处在中国几千年的大循环之中，即腐败——革命——再腐败。显然在官员心目中，良知和正义一文不值了。
更为甚者，学术腐败，精神沉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疾呼：“当今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世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等，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研究生招生中，存在万恶的潜规则：学权交易，学钱交易，学色交易。
本来，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背骨。在任何社会，知识体系都是正义力量，是良知和崇高的守护神。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最有担当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正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化身，维系着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但今天在崇尚权力、金钱和肉欲之风的涤荡下，知识界已乌烟瘴气，支撑社会的栋樑坍塌了。中国当前的最大危机莫过于此。
这些严重的事实表明，当前中国缺失有效的约束机制，权力没有制度约束，资本缺失应有的约束，而全社会缺失道德约束。显然，利己主义泛滥了，成了社会的信仰，导致崇尚权力、金钱、肉欲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可见，利己主义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不可能保证市场有序有效运行，而负面作用很大，甚至罪恶沉重！
换言之，社会溃败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社会失心。所谓社会失心是指缺失了正义心、诚信心、廉耻心、责任心，也即缺失了良知、良心。而泛滥了猎财心、猎色心、和权欲心。众所周知，正心是中国几千年来维系和构筑社会秩序的基石。如果说中华曾创造最有效的人治制度，那么秘方就在于此。熟悉儒家学说的读者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正心。儒学中有一大分枝就是心学，由孟子发端，明朝的王守仁是最后的大集成者。从明朝历史可知，王守仁生活在明季中叶，正逢上了明朝最荒唐的皇帝正德帝朱厚照。兼之，当时天灾连续不断，全国土地已经集中于少数豪强手中，人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鋋而走险，纷纷揭杆而起。王守仁面对如此不堪的时局，终日筹谋救世之策，最终在贵州龙场大彻大悟：救世必须正心。后来发展成了儒学中的心学，王守仁也成了大哲学家，中华圣人。
显然正心首先是正皇帝之心，正统治者之心，正社会精英之心。当然此中是一个大论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在此只点到即止。为什么能正心呢？这又关涉到价值观，世界观的问题了，也即属于信仰问题，没有高尚信仰，很难正心。而在儒学中正心天经地义。
现在我们来探讨为什么目前中国社会会失心。从上文论述可知，此中关涉信仰问题。即目前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失心，因为成了没有信仰的国度。也许有人要说，中国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当下不是正在鼓吹马克思主义主义大众化？是的，这些都是事实。但问题正出于此。众所周知，马克思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人类的正义事业，其高尚伟大的人格足可以同辉日月。如果说耶稣是西方的大圣人，孔子是东方大圣人，他们行止处处闪耀着良心良知，是人类万世圣师；那么马克思足可侧身其间。但我们那些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职业的专家又怎样？可能笔者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发现这些为数不少的专家有谁能以人格著称于世。恰恰相反，以秽行惊世者不少。例如，目前网上疯传的前中央编译局长衣俊卿，此君可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位高名重！但不管我们对他的秽行怎样冲洗，也找不出半点马克思的怀抱情怀！我敢说衣俊卿事件只暴露了冰山一角。可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一些人的工具了，成了名利敲门砖。有人要从马克思的故纸堆里，寻找片言只字来证明某些合法性，但任何合法性都不是理论能证明的，只是人心向背问题。如果马克思泉下有知，也会无地自容，也不知究竟谁在作孽了！可见马克思主义无法成为中国的有效信仰，无法化育国人，只会成了一些人的名利场所。总之，今日中国社会失心，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了，根本原因在精英无心了。
二、基督教精神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
近日笔者仔细阅读了李义平先生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三期的文章《为什么必须选择市场经济？》。此文被列为该期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李义平先生的观点深得编者认同。文中李义平先生明确认为，利己心是构建市场经济伦理学前提。换言之，他断言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其实，此论并非李义平的独家之见，有普遍的代表性。在上世纪90年代樊刚先生也在《读书》发表高论《“不道德”的经济学》。樊纲先生此文的深刻意蕴也是利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这并非偶然，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经济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化身。如果经济人假设被抽离，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就不成立了。自然而然，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信仰。近期张维迎先生出版了《市场的道德》一书，对这一信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论述。总之，经济人，即利己主义，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信仰。可以说30多年来，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其实，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诚信，并非利己主义。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款约经济，而款约的基础是诚信，没有诚信，款约不能订立、执行。而且，现在信息经济学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无法有效运行。必须依靠信誉，即品牌、商誉等，才能提高市场的效率。可见诚信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众所周知，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博弈，此博弈充分说明利己主义无法实现社会效率，自私自利，结果是大家皆输，没有赢家。
马克斯.韦伯证明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源于新教伦理。即基督教精神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谈及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不能不关注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的富兰克林，他是被公认的资本主义精神化身的伟大人物，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话“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如果我们精读《富兰克林自传》；那么便会发现富兰克林光辉的人生没有半点利己主义色彩，反而他为美国和人类的利益无私无畏，献身于公益，献身于科学。他在自传中阐述了人生十三条戒律，也即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表述，此中也没有利己主义的意蕴。在此，我们不妨列举诚信和正义这两条规戒。诚信：不害人，不欺诈；思想坦荡，公正，说话实事求事。正义：不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行为永不沾边；利公利民的应尽义务切勿放手。可见资本主义精神和利己主义似乎是两码事，风牛马不相及。
实际上，在西方宗教的作用得到更广泛而具体的研究。比如马克.肖勒在辛克莱.刘易斯的《灵与欲》的《跋》中写道：“当R.H.托尼研究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时，他把实业上的成功与灵魂的得救联系起来。接着，在美国的通俗文化中，这些实业的成功又会把红利付给那些得救的灵魂；而在H.L.门肯看来，清教主义的压抑与美国中西部边远地区福音传道迅猛发展有着明显的联系；最后，对服务的信仰（即商人对社会公众的服务）也变成了《圣经》福音的等价物。”“在此，人们不禁要想起将近一百年前托克威尔所发表的论断。当时，他在美国的物质资源中寻找美国的力量所在，然而，他却在美国的教堂中找到了这种力量。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说美国一旦停止行善，它就再不伟大了。”
三、信仰能扩拓人生价值、缓解社会矛盾
虽然博弈论主要研究非合作博弈问题，也研究另一类博弈，即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博弈双方或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合作互利共荣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佳选择。但合作博弈的存在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旁支付系统。
何谓旁支付系统，简而言之，比如一盘棋局的对赌中，除了双方的注金，来自外部的补贴，就是这盘棋局的旁支付。更准确的定义，请查阅有关博弈论的教科书。
但在现实的物质价值体系中，很难存在这样的旁支付系统。而在《论语》中，父子，君民等等之间的关系；或称博弈都是纯合作性质的。而事实上，这些博弈是合作博弈吗？孔子首先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论语》才能自完其说。那么孔子怎样自完其说呢？孔子通过“正名”，即通过扩拓人类的非物质利益的人生价值来为人类构筑一个恢弘的旁支付系统，促成人类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成合作博弈。从而和谐、小康、大同便成儒家的必然理想了。可见儒学有极为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也是《论语》最显无垠无涯之处。这一点被世人漠视了，于丹也未明此中深意。由其可知，很多人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仅仅局限于表面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儒家学说如此，宗教也如此。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如此。即都试图为人类构筑一个可行的旁支付系统，从而实现人类合作博弈，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冲突和纷争。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对这一旁支付系统的解释和赋予的内涵不同而矣。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旁支付系统是否合乎人性，是否可行。若可行，便有强劲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