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值得尊敬的小人物？



马伯庸(╮(╯▽╰)╭估计我不给留名会被喷。。。



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老头，在 半岛附近画了一个圈。


他刚刚将全日本纳入自己的控制下，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一海之隔的李朝，以及李朝背后的大明。于是在秀吉的命令下，整个日本都开始动员起来，厉兵秣马，准备对半岛发动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侵攻。


这场在一年之后爆发的战争，被称为壬辰战争，前后持续了足足七年，规模巨大，伤亡惨重，将中、朝、日三方都卷了进去，对东亚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为了筹备战争，提前一年在距离 最近的九州地区开始囤积大量物资、士兵，修建名护屋、打造火器、兵器和战船，蓄势待发。至于李朝和大明，他们对此全无觉察，没人注意到即将飘过来的战争阴云。



但也不是完全没人觉察。


日本人在九州的频繁活动，引起了一位中国人的注意。


这个人叫做许仪后，又名许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为生。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作生意，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寇之手。因为他擅长医术，便幸运地活了下来，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本土。


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在官方分类里，被称为“逋逃之种”。在“逋逃之种”里，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他精通医术，没怎么受到虐待。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大为感激的藩主岛津义久把他留在了身边，担任御用医师。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娶妻生子。


许仪后这个人，天生古道热肠。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秀吉进攻九州之时，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他去觐见秀吉时，许仪后也随侍左右。见到秀吉之后，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


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便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达倭寇取缔令，发兵剿灭海贼。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愈加重视，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视为心腹。


进入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后，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出现了大量外藩武士与足轻。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应该是属于本州、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他久居岛津家，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政治嗅觉十分灵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再无战事。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海外用兵。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 。


是大明的藩国，倘若 被攻击，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许保仪虽只是个医师，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识到，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许仪后对大明很了解，傲慢自大又迟钝，不能指望朝廷主动对日本的举动有所警惕，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许保仪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秀吉的目标不是 ，而是大明。


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无论从公从私，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


他知道，大明对于日本的了解近乎于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未必会引起重视。因此，许仪后决定要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要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以便祖国参考。


于是，他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并完成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里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林林总总，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之详尽。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比真正爆发战争的日期只差一个月——以及日本的侵攻路线图：“翌春渡高丽，征辽东，取北京城”。


报告是写完了，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却是一个问题。许仪后本来打算“亲奔告陈”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根本无法脱身，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保仪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


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 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 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 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了一份绝大的功劳。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


这时距离距离日本向 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 、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许仪后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 日夜并杀。斯时也, 倭不及饱食, 丽不及为应, 途分主客, 后无援兵, 不习水战, 不敌火攻。”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 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 合如契卷内中所云” 。这份报告传到 后， 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 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甚至朝鮮国王和臣下聊天，都把许仪后挂在嘴边：


《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四日。上曰：“賊有添兵之勢乎？”忠謙曰：“觀許儀后書，則言日本之地六十六州，而來寇我國者，只六州云。若六十州有餘丁，則秀吉兇狡有餘，豈不繼援乎？許議后言六十六州，不如中原之一州，


《宣祖实录》二十八年二月六日。上曰：“然。倭賊本是禽獸，其於天朝求封，有何關乎？”經世曰：“倭賊通書于中朝曰：‘日出處天子，寄書日沒處天子’云。自爲一方天子，此乃犯順之意也。”上曰：“以許儀后上書見之，則可知矣。”


当时还是兵部尚书的石星，仔细地研读了朱均旺带来的许仪后报告，又综合了 以及明军搜集来的各路情报，惊奇地发现，日军开战前后的动向，与许仪后的报告惊人地吻合。


石星心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人才，他应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于是他提笔给福建巡抚许孚远写了封信，让他派精干的人前往日本九州，去会一会这位许仪后。许孚远接到石星的请求以后，很快召见了两个锦衣卫的指挥使，一个叫沈秉懿，一个叫史世用。沈秉懿老不堪用，很快被淘汰，许孚远见史世用这个人器宇轩昂，谈吐不凡，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


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史世用把自己化妆成商人，和另外两位同伴张一学、郑士元乘坐海商许豫之船前往日本。他一路飘洋过海，最后在七月四日登陆于九州平户川的内浦港——顺便提一句，三十一年以后，一个叫做郑成功的中日混血，是在这里降生。


史世用登陆之后打听了一下，发现自己下船下早了。内浦和萨摩虽然同属九州，距离还是差的有点远。他再一打听，得知岛津义久和许仪后去名护屋去见秀吉了。他胆子不小，直奔名护屋而去。到了名护屋以后，他与张一学兵分连两路，史世用去找许仪后，张一学、郑士元负责去把名护屋的地理形势偷偷画下来。


名护屋是日军的侵朝大本营，军队补给俱从这里发出。有朝一日万一明军打过来，这些情报便有了用武之地。


专业的情报人员，素质就是不一样。史世用没费多大力气，就联络上了许仪后。许仪后对史世用的到来喜出望外，他万万没想到大明居然会派人来主动联络，这对于一个寂寞的海外赤子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安慰。


不过许仪后没有被喜悦冲昏了头。名护屋是秀吉的地盘，耳目众多，他让史世用先返回内浦，稍微联络。


八月十三日，秀吉跟岛津义久谈完了事，让他返回萨摩。许仪后找了个机会开小差，溜到了内浦，并于八月二十七日见到了史世用、张一学、郑士元和许豫。史世用向他提出来，听说岛津家对秀吉一直不满，能不能见一下。


岛津家当初在岛津义久的带领下，于户次川之战打败丰臣军，种下了祸根。后来秀吉亲自率大军讨伐九州，为了保全岛津家，义久不得不宣布出家归隐，把家督之位让给弟弟岛津义弘，投降秀吉。


在去年六月份的梅北一揆中，岛津义久在秀吉的逼迫下，不得不要求自己的三弟岛津岁久剖腹自尽。所以要说岛津义久对秀吉没有怨恨，是不可能的。


许仪后说，要见藩主不易，不如先亲近他身边的重臣。内浦港恰好属于岛津家重臣伊集院忠栋的领地，应该先去拜会一下他。


九月初三，许仪后带着许豫、史世用前往伊集院忠栋的府邸，名义上是作为客商拜访，由许仪后做翻译。伊集院忠栋老奸巨猾，一见许豫就眯着眼睛说：“我看你不像是商人嘛。”许仪后赶紧说：“也算是大明的一位武士吧。”两边都试探着说了几句客套话，没谈出什么实质内容。伊集院忠栋倒没细究，还送了一副铠甲给许豫。


没想到这次会面，不知为何被泄露出去了。到了九月十九日，有个叫玄龙的和尚跑来找许豫，说“你是不是大明福建官府派来侦查情报的呀？”许豫也是个有胆识的人，也不否认：“没错！你们侵略高丽，胡作非为。我们万历皇帝不愿意杀戮太重，派了沈惟敬来讲和。许军门派我过来调查你们的虚实，看你们有没有诚意。”这一番话半真半假，玄龙和尚也怕自己担上破坏和谈的罪名，只得悻悻离开。


在此之后，史世用感觉到有些危险，放弃了面见藩主的想法，一心一意搜集各类情报。


时间推移到十月份。当时岛津义弘驻扎在巨济岛，瘟疫流行，义久派了许仪后前往高丽去当医生。许仪后走了以后，史世用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也乘船离开归国。可惜他运气不好，中途碰到了台风，不得不返回九州。


很快岛津义久和伊集院忠栋派人来调查许豫，许豫坦坦荡荡地把自己对玄龙和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岛津义久点点头，没有扭送他去见秀吉，反而拿出一封信和一些礼物，请他转交给许孚远，算是官方答复。


这封信里没提及任何战事，只是说无论两国关系如何，贸易还是要开展云云。这是岛津义久留下的一点心眼，希望万一日军在 不利，也不至于波及岛津家的生意。


许豫得了岛津义久的批准，在万历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离开日本，史世用也在他出发前后不久乘坐另外一条船离开。他们前往日本的任务，算是顺利完成。


许豫于同年三月一日顺利返回福建，回来以后，他问许孚远，说史世用回来没有？许孚远一楞，我还正要问你呢。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同样是今年一月份出海的史世用，居然到现在都没动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答案是，他还在九州……


史世用出海以后，满心以为可以尽快返回福建，上报情报。可他万万没想到，船还没走多远，居然又遭遇了强台风，真是太倒霉了。在大自然的暴虐天灾之下，船队全都沉没，张一学在海难中丧生，只剩下他跟郑士元两个人幸免于难，被海浪推送回了九州。


两个人身无分文，语言又不通。此时许仪后已经离开日本，许豫也不在了。举目无亲的两位间谍，在日本渡过了无比凄惨的七个月。


到了这一年的八月底，两位琉球的使者到日本拜访秀吉，顺便侦查情报。他们走到萨摩的时候，忽然被两个乞丐拦住。这两个乞丐穿着破烂不堪，口称是大明指挥史世用与承差郑士元，希望能得到帮助返回福建。


比起日本，琉球毕竟还是亲近大明。使者当即把两人藏匿起来，带上船返回琉球。琉球人对史世用颇为照顾，特意派遣了朝贡船给他送回国。史世用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回总算他娘的可以回家了。


然后，然后他又遭遇了风暴……


朝贡船快接近福州的时候，遭遇了风暴，把船只一口气吹到了泉州泉州府平湖山附近海域，吹的是人仰马翻，几乎全船罹难。史世用福大命大，硬生生熬过了这一劫，被大明官府救援下来。


九死一生的史世用回到国内以后，振作精神，把搜集来的日本情报汇篡成《倭情备览》一书。这本书是大明第一次主动派员前往日本搜集的专业书籍，里面论及日本情势，相当精辟，还附带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件，比起许仪后报告更加专业。


此书甫一刊行，即被视为对日研究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大明御史还是 国王，对此都赞叹不已。言官上书要引用，兵部决策要参考，甚至杨镐给秀吉写信预言日本国内形势，都是拿着这本书现学现卖。


说回到许仪后。


战争持续到了万历二十一年，中朝联军与日本停战，双方坐下来和谈。日方的小西行长和大明方面的沈惟敬，两人联手搞了一个惊天大骗局，试图把两边都瞒住。（这是另外一个大故事了）


当时许仪后就在巨济岛，对前线动静很了解。虽然他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骗局细节不清楚，但他了解秀吉，知道秀吉绝不可能放弃战争。他送了一封密信给当时的大明援朝总经略宋应昌，里面直截了当地说：“关白虽求贡，其实欲明年窥狭大明”，一句就道破了实情。


宋应昌接到许仪后的密信以后，很是赞叹，称赞他“具仰妙算”，恰好这时候大明使团打算前往名护屋，宋应昌特意安排使团里一个姓郑的官员，让他到日本后设法联系到许仪后。


可惜这个使团出使很不成功，没几天就灰溜溜地回来了，那位姓郑的官员没时间去找。


没时间去找，不要紧，我会主动说。


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份，一个叫做吴景禧的 人找到全罗道防御使李时言，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吴景禧自称是万历二十一年被俘去日本的奴隶，他在萨摩碰到一个中国人，叫许仪后。在他的安排下吴景禧被送回 。吴景禧说许仪后让我给大明带一句话：“众贼候天使信来, 当于八月中尽欲回还等因。”


那么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秀吉老年得子秀赖，欣喜若狂，日军主力开始从 按部就班地渡海回国。由此可见，许仪后的洞察力十分惊人，他敏锐地预见到秀吉得子与日军撤退之间的必然联系，特意安排了 俘虏回国，希望大明能够提前对日军这一动向有所准备。


虽然他传递的这份情报送到大明时，已经过时了，但许仪后这无时无刻不强烈跃动着的爱国之心，实在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赞叹。


请允许我再贴一次许仪后在万历二十年送别朱均旺的诗作。我想无论古今，正是有无数这样几乎湮没于史料的义士的存在，才能扛过一次又一次危难。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 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 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 惟道斯民苦尚忧。

他可真是个小人物啊。
他生于1913年，家境贫寒，从13岁便给人打短工，家里更没有钱让他念书。
1944年因为生活实在维系不下只得跑到天津做了个三轮车夫，跟祥子差不多的车夫。
1974年退休，此前并无光辉事迹，似乎再过几年，这个已经六十岁的老人就要了此余生。
1987年74岁的他决定做这辈子他一直想做的一件事——让贫困孩子能上学。
他这么一做就坚持了十八载，不论春夏秋冬，你若在天津看到一个已经七八十岁老人骑着三轮车，热了就用毛巾擦把脸，那个人就是他。
他就是白方礼，这个名字是他户口本上的正确写法。
其实就算他最后坚持了十八载，也不过是区区三十五万元，对如今这个社会来说，一顿饭都能吃几万元，三十五似乎并不值得拿出来说。
值得拿出来说的是年近九十岁的他没有力气再骑三轮车，就替人看车，把一毛两毛钱放到饭盒，存够五百元后捐给学校。
当捐完钱他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
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默默想了许久。
你说他怎么能算历史上呢，你也许一定不知道他已经在2005年9月23日走了。
今年是他走的第十二年。

烽火一直敬佩这位津门大侠，一直没忘。希望许多人记住他

没有“感动中国“，却真的感动了中国

顺便多扯一句，几年后才知道，感动中国老人票数一直排第二，最后一刻被两个上天的人给顶替了，没有老人，当时一片哗然，感动中国不敢发一言，真犯了众怒

2016年2月4日，经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复查并发出再审建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莆田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蔡金森抢劫一案，并当庭宣判四人无罪。此刻，最早蒙冤的蔡金森，已经入狱22年。

看过这件事情的新闻报道，满篇的刑讯逼供。

寡言的蔡金森也有唠叨的时候。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当年被刑讯逼供的过程。开始被打是在南日岛边防所，被吊起来打，先用拳头打，又用木棍打，把木棍都打断了。疼得实在忍不住想喊叫时，被用擦桌子的抹布堵住嘴巴。后来到了莆田刑警队，被轮班打，用夹报纸的夹子打，用扳手打肋骨，不让吃饭睡觉，有时一天就给吃一碗稀饭。


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名字，戴建成。

其实，早在此案发生不久的1994年，福建省莆田县检察院检察员戴建成承办此案时，就坚决不同意批捕许玉森、张美来、蔡金森、许金龙四人。戴建成是1968年从部队转业到厦门市公安局任预审员的，1985年调回原籍莆田县，在县检察院批捕科。许金龙案呈报批准逮捕后，戴建成于1994年8月19日至9月21日分别提审了许玉森、张美来、蔡金森和许金龙，他们都向戴建成反映被刑讯逼供的经过，许玉森、张美来、蔡金森都向戴建成说明没有抢劫作案，案发当天晚上的活动都有人证明，到案后被打得没有办法，才按照办案人员的提示作出有罪供述。戴建成结合全案证据，认为案件疑点太多，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但公安局办案人员说：“你要的证据找不到。”戴建成说：“找不到就不能批捕。”县检察院两次召开检察委员会，戴建成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疑点太多不能批捕。他说：“你们科长、检察长认为应该逮捕，你们就批准逮捕，但是我不签字。”


这或许是当时整个办案过程中唯一的亮色，然而体制运行起来的力量是无人能够阻挡的，检察院更换办案人后，许金龙等四人被批准逮捕，后被提起公诉。

后来，戴建成找领导谈，说自己可能不适合做批捕工作，请求将其调到驻看守所检察室。从此，戴建成被安排做民事申诉检察工作，直到退休。


当时有个政策，检察官可以以正科级待遇退休，但是戴建成最终以科员的待遇退休，工作30年，终生没能在仕途上前进一步。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满国冤狱，何谈民心？

我相信每一个人，但不相信人群； 爱国者的责任是保卫国家不受政府的侵害。

最近看到的一个小人物。

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傅雷夫妇的遗体被送到了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是不能收留骨灰的。

这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的“干女儿”，领取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以傅怒安（傅雷的原名）的名字，送到永安公墓存放。之后，她还做了一件更危险的事情——匿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傅雷夫妇是如何含冤离世的，反映她的身边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悲剧。

当造反派终于找到她的时候，不相信这个病弱的小女子有胆量做出这等事来，就追问她“是谁派你干的？你后面还有谁？” 姑娘回答道：“我怎样想，就怎样做，没人指使，没有后台。”“对傅雷的崇敬，对傅聪的爱慕，对他们一家的同情，我完全承认，这是我的全部认识和彻底交代。”

故事中的这位姑娘，名叫江小燕，与傅家毫无瓜葛，甚至还是本就被定为"思想右倾"的"危险"青年。但当人们对“自绝于人民”的傅雷一家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她却站出来，收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为此她自己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据报道，江小燕一生没有结婚，无儿无女。文革后，她拒绝傅雷后人的所有感谢，甘心寂寞寄居于上海某一老屋。

她渺小的身影在黑暗时代所绽放的人性之光，永远激励着弱者去追寻自己心中的希望之火。

这才是真正的勇者，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你们真的觉得这堵自欺欺人的墙能千秋万世屹立不倒吗？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有一天看一看你们在墙倒下的时候那张假装一脸无辜、恬不知耻的脸。

文革乍起，红卫兵对一个瓜农说：“西瓜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然后抱起西瓜就走。活学活用领袖语录竟然成为公开抢劫的理由！临走还不忘给瓜农来一句：“别了，司徒雷登。”书中还说江青到天津小靳庄，要求人人要会唱样板戏

这个已经证实是谣言了，请勿传播相信，希望拒绝此类谣言

1、不得批评县处级以上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以及行政级别相当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对没有明确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影响较大的非国有单位，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名单，列入同样不得批评的范围。

2、不得批评副处级以上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公职人员及其亲属，以及行政级别相当于副处级以上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对于社会名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名单，列入同样不得批评的保护范围。

3、不得批评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以及处级以上国有企事业单位出台的正式文件，或者做出的决定。对于其他级别较低的基层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影响较大的非国有单位所做的决定，只能由官方媒体提出批评，个人不得擅自批评。

4、对历史问题，不得散布与现行历史教科书不一致的言论；对现实问题，不得散布与省级以上官方媒体宣传口径不一致的言论。

5、严禁批评和嘲讽军队、司法机关；严禁批评和嘲讽军人、司法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登上「胡润富豪榜」首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记者问黄光裕：「你这个首富的头衔是否花钱买来的？」黄光裕当时回答：「我烦死胡润了，还给他钱？他的这个榜是个『通缉令』，谁上谁倒霉。」

据网友统计上榜的被官方查的达到一半以上，被抓达到几十名之多

现在的城管队员对付小商小贩的手段没有进化，也是没收他们叫卖的物品。当然现在城管队员的成果是我们那时候望尘莫及的，现在城管没收的很多物品是我们那时候从未见过的。几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个地铁出口附近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无照经营的三轮车夫，他们蹬着三轮车接送客人。同时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城管的卡车上堆满了没收的三轮车凯旋而归。我见到过几个伤心的三轮车夫，他们都是动用家里所有的钱或者向亲友们借了钱才购买了三轮车，卖力蹬车来养家糊口，还要供孩子上学。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挥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风里也是浑身汗水。当他们赖以生存的三轮车被城管没收以后，他们生活的前景也被没收了。这些年来，随着摊贩维持生计的三轮车、板车和物品经常被城管没收，小商小贩和城管队员之间的对抗愈来愈激烈，时常出现武力行为，可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直到一个名叫崔英杰的摊贩用刀刺死一名执法的城管队员，摊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终于引发了全国的震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讨论之后，很多人开始意识到，简单粗暴地没收小商小贩的板车和物品，其实就是变相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崔英杰，这个今天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表达了忏悔之意，他说：「首先我对受害人及家庭表示忏悔，我知道现在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本来我想靠自己的双 手，摆摊来改变我的生活。」一位城管被刺身亡后，城管队员的保护装备开始升级，配备起了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强光手电筒等。同时还请来了武警教官，教授城管队员如何徒手夺刀，对城管队员进行了包括如何解脱被抓衣领、抓头发、锁喉、抱腰的实际动作的培训。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牺牲品。他们遭受了各种冤屈和欺压，他们曾经满怀希望诉诸法律，希望中国的法官们能够还给他们公正，可是中国司法的腐败让这些人对法律完全绝望了。他们来到北京上访，期望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些人被称为是中国的「司法难民」。中国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外的信访制度，让蒙受不同冤屈的人有一个残存的希望，让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幻想还有清官的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清官的期盼超过对法律的信任。这些上访者倾家荡产地东奔西走，梦想着有一天会出现某个清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二00四年的时候，中国官方公布的上访案件已经高达一千万起。这些上访者的艰难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像乞丐一样被警察到处驱赶，还被少数生活优越的知识分子称之为精神病人。

一个女孩，她生病发烧了，额头很烫，请求父母带她去医院看病。父母说家里没有钱，而且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找工作，也没有时间带她去医院。女孩很懂事，就请求父母去向邻居借二十元给她，她可以自己去医院。父亲让母亲去借钱，母亲让父亲去借钱，两个人都不愿意去，就在家里争吵起来。这对贫穷的夫妇已经多次向邻居借钱，而且一直无力偿还，所以谁也不愿意再去借钱。女孩看到父母的争吵，就劝阻他们别吵了，说自己不去医院看病了。父母停止了争吵，女孩说自己发烧头晕，不想去上学，想进屋去睡觉。父母同意她这个要求，她走进了自己的屋子。父亲出门去找工作了，母 亲收拾一下厨房，准备出门时想去看看女儿睡着了没有，当她轻轻推开房门时，看到女儿用红领巾上吊了。这个女孩平时十分爱惜自己的红领巾，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将红领巾用手抚平后认真叠好，早晨站在镜子前再仔细将红领巾系在脖子上，她觉得红领巾是自己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饰物。

两个穷途潦倒的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绑架经验。他们寻找工作四处碰壁以后，决定铤而走险，既没有周密计划，也没有充分准备，在光天化日之下即兴绑架了这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他们捂住小学生的嘴巴，将挣扎的小学生拖进了一处正在拆除的厂房里。他们就在这个废弃的厂区安营扎寨，从小学生那里要了他母亲的手机号码，走到附近街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小学生的母亲打了电话，让她拿钱来赎人。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打这个索要赎金的电话，警方根据小学生母亲手机上留下的号码，锁定了绑架者所在的区域，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捉拿归案。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 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后来对警察说：「他们太穷了，放了他们吧。」，但还是因为罪大恶及被枪毙了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５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７０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乳房剪下。

在有關「知青史」的研究中，陳意新的論文〈從下放到下崗〉佔有重要的地位，該論文從社會正義的角度，建議國家對當年因下放而失去學習機會，缺乏謀生技藝，如今又遭下岗的原知青給予賠償，55陳意新的這篇文章被各網站轉載，引起了較大的社會關注，有的跟貼説：感謝作者為下鄉知青呼籲，沒有這段經歷的人根本無法理解，只會説風涼話。我是老三届知青，初中沒上完就被剝奪了受教育權，下鄉吃苦我不怕，只有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我們學校當年是重點，全省學習好的孩子經過考試來到這裏，其中也有農民的孩子，都是當地百裏挑一的。-場惡夢從此改變了我們的人生。因為父親有歷史問題，不論我怎樣努力都不可能成為工農兵學員。恢復高考時，我們已到了結婚生孩子的年齡。由於父母都年老有病，不忍心撇下他們，只能放棄參加高考，最後選擇了業餘學習的艱難道路。為了圓自己的夢，我離了婚，一個人帶着年幼的孩子，照顧着年老有病的母親，在42歲的時候拿到了本科文憑。如今我還在上班，沒有下崗，要知道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如今的年輕人，根本無法理解我們。農村孩子如果吃得了我們這樣的苦，也一定會成功的。當年我們下鄉時，當地農民都覺得我們比他們可憐，我們畢竟是背井離鄉，在那樣人煙稀少的窮山溝襄。我們用自己不多的知識，幫助當地農民，教他們孩子讀書，給他們打針、扎針灸，把城褢的文明告訴他們。第一次招工開始，全部招了農村青年，知青一個沒 有，據説是鍛煉年限還不夠。我現在只想告訴我的同齡人，相信吧，相信好人會有好報，如果你們有困難，只要我有能力，我一定會盡力。56我是鞍山市的知青，在遼寧蓋縣楊屯插隊近5年，挨了 5年大累。最難忘的是每年的4、5、6三個月沒糧吃。吃過豬食、馬料、野菜、樹葉。也全靠當地的貧下中農接濟我，經常給我一些粘點苞米麵的菜圑、土豆、地瓜等吃的，才使我能活到今天。我舊社會的苦沒有嘗到，新社會的苦卻嘗個遍。我萬分感謝和懷念與我同舟共濟那苦難歲月的貧下中農大爺、大娘和兄弟姐妹們！借此新春佳節之際為他們送去我衷心的祝福！祝各位貧下中農大爺、大娘和兄弟姐妹們新年好！並在新的一年裏，五榖豐登，蘋果能買個好價錢！ 57也有跟貼表達了強烈的「憤慨」的情緒：我是一個知青，我不知這一代人到底得罪了什麼人？世道總跟我們過不去！當我們長身體時，趕上了大饑荒，吃糠咽菜與樹根，叟[瘦]的皮包骨頭。當我們長知識時，有人告訴我們讀書沒有用！看那臭老九，讀書就是那個樣！如今成了知識的白丁。當我們結婚時，被要求男女相加60歲……當我們上有老下有小，正累的喘不過氣時，被人一腳踢出工廠的大門！天啊，我們究竟得罪了什麽人?!

女姓张，失其名，与予同巷。解 放初期，学扭秧歌，结识驻军营长何某，私心爱之。何营长率驻军离去后，张女渴念不已，遂疯。后嫁菜蔬社陈大爷，人犹以张姑娘呼之。头插鲜花，脸抹白粉，身着彩衣，日日守西街口电杆下。自云：“等何营长。”有军人过，必跟踪细察之。人叫她唱，便唱：“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此旧歌也。旋唱旋扭，了无羞色。年四十矣，犹作少女打扮，等何营长。人有欺之者指点何洁说：“她的哥哥就是何营长！”便跟踪何洁，来我家守候。何洁赠以红缎花鞋，当场穿上。小声问何洁曰：“他还好吗？”1966年底，本镇沈、王两负责人被造反派“褫衣”罢官，张姑娘在场看。人有吓之者说：“张姑娘，快回去！老干部都打倒了！”遂匿家中，不复等何营长于电杆下矣。

北街茶旅杜经理李国源，公务余暇，独往集市捉拿资本主义。查获一农叟
正在卖花生，便要押走。农叟提花生袋逃跑，李追之。农叟逃出北门，李仍穷追不舍，一路高呼：“前面抓住！资本主义！投机倒把！”奈何路上行人觉悟不高，竟无协助者。李稍胖，气喘咻咻。追之不及，而农叟愈逃愈远矣。适见一货三轮从后驰来，李呼停车。车停，李上。嘱蹬车人快速追之。追及，李厉声吼：“站住，老头儿！”农叟顽固不听，仍向前跑。货三轮超农叟而前驰已数丈，李回头向农叟大笑哈哈。随即背朝行车方向，飞身跳下。触地而仆，不再醒来。送入医院，急救无效，以脑震荡死亡。李国源经理系共产党员，思想正统，工作努力。多次只身捉获小偷扒手，为公安部门所倚重焉。文革初期，遭本镇红卫兵批斗，诬他开茶馆为牛鬼蛇神提供阵地，又诬他开旅馆暗杀外地来住宿之红卫兵两名。自身既挨左捧矣，又用左捧打他人。为此牺牲，光荣何在？半袋花生也是资本主义，怪哉！

两派打人，皆出毒手，亦伯仲之间耳。尖刀团一头头何某，忘其名，人呼何待诏，理发师也。“二月镇反”被否定后，造反派再崛起，尖刀团遂倒霉，何师亦被对方“触及皮肉”甚苦。同派战友，悲愤难泄，乃以门板抬何师走前头，示威游行。时予在南门溪边堆木场上解料，停锯观之。联手罗师傅说：“他的屁眼被人用刀旋了！”予惶悚而惧，觉肛门被割痛，遂不敢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