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者，人亦杀之
（第6句）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隐公四年九月，卫国人在陈国的濮地杀死州吁。）
卫国国君州吁怎么会死在陈国？卫国和陈国不是铁杆兄弟吗？卫、陈等诸侯联军不是把郑国打得落花流水吗？怎么卫国的国君就在这胜利的日子被人杀死了呢？
原来，州吁虽然发动了对郑战争，但还是不能安定他的百姓，心急如焚，就派当初与他一起弑君篡位的石厚（卫国大夫石碏之子）去请教德高望重且已告老还乡的石碏。石碏对州吁和石厚狼狈为奸、弑君祸国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了。因为卫桓公的母亲是陈国人，陈国对卫桓公被害一直耿耿于怀。为安国定民，石碏想到假借陈国人之手来除掉这两个卫国败类的办法。于是，他对石厚说：“如果州吁朝觐周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石厚问：“如何才能去朝觐呢？”石碏说：“陈恒公正受到周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正关系和睦，如果先拜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就一定成功。”石厚就高兴地陪同州吁到了陈国。这时，石碏又暗中派人去请求陈桓公说：“卫国地方狭小，我这个老头子已80多岁，不中用了。州吁和石厚这两人确实弑了我们的国君，拜托您帮助处置他们。”因此，陈国便把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请卫国派人来陈国处理。石蜡果断地派家臣右宰丑在陈国的濮地杀死州吁，又毅然派管家獳（nòu）羊肩在陈国杀死儿子石厚。

“卫人杀州吁于濮”，有三层大义。一用“人”字和“杀”字（不用“弑”字），并直呼州吁其名，是表示《春秋》不承认弑君篡位的州吁是国君，由“人”所杀，死有余辜；二称在陈国的濮地杀死州吁，是讽刺卫国人未能及时讨伐犯上作乱的人；三点明“杀人者，人亦杀之”的因果关系。

大义灭亲、废暴立贤的卫国君子
（第7句）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隐公四年冬季十二月，卫国人拥立公子姬晋为国君。）
杀死州吁后，石碏便顺应民意，派人到邢国迎回作人质的公子姬晋，毅然拥立这位不是嫡长子但颇得民心的公子晋为国君，是为卫宣公（卫庄公之子，卫桓公之弟，卫国第15任国君，前718年—前700年在位）。
《公羊传》和《谷梁传》对“卫人立晋”解释很有意思。——为什么说“立”呢？说“立”其实就是表示不应当立。这里为什么要称“人”呢？为了表示众人要立他的意思。然而，究竟是谁立他的呢？是石碏立了他。石碏立了他，为什么还要称“人”呢？因为这也是众人都想立他的缘故。众人虽然想立他，但立他是不合礼法的。——按《春秋》的看法，诸侯应当传位给嫡长子，而不是传位给贤明的人。也就是说，公子晋不是嫡长子，不是国君的合法继承人。这解释，看上去有点矛盾，但却颇有深意。
卫国人立公子晋为国君，虽然不合当时的礼制，但《春秋》还是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因为公子晋深得民心。换言之，《春秋》表面上维护周朝礼制，但当制度与民心发生矛盾冲突时，《春秋》还是支持“民心所向”的一方。这也许是《春秋》最隐秘的“大义”！

当然，能立公子晋为国君，关键人物是“能爱人能恶人”、“大义灭亲”的石蜡。在古今中外的社会舞台上，不时出现一些乱臣贼子、暴君逆子的角色，搞得人神共愤，但有时又让人无可奈何。一是其权势大、气焰盛，常人不敢犯其锋芒；二是人情（亲情）与利益纠缠复杂，难以割舍。还好，在这历史关键时刻，在道义面前，石蜡敢于挺身而出、主持正义，废暴立贤、摒弃愚忠，大义灭亲、难舍能舍，把“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的崇高人格演绎得淋漓尽致。
石碏为国除害的正义行为为卫国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卫国后人树立了君子的榜样，使卫国后世享有得到“卫多君子，其国无患”的美誉。（孔子周游列国14年，其中10年在卫国，这是因为“卫多君子”，容得下孔子。）
“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爱恶的标准是道义，是民心。石碏为中华民族树立了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纯臣”典范！

五、隐公五年（周桓王二年，癸亥年，前718年）
原文（共8句）：五年春，公观鱼于棠。夏四月，葬卫桓公。秋，卫师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邾人、郑人伐宋。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郑，围长葛。
札记：《春秋》记载隐公五年8件历史大事，共56字。

有点任性的鲁隐公
（第1句）五年春，公观鱼于棠。（隐公五年春天，鲁隐公到边远的棠邑观赏捕鱼。）
鲁隐公“观鱼”这样的小事，《春秋》为什么也记载？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其实不然，《春秋》借此来讥讽鲁隐公开始“君不君”，即批评隐公作为国君没有恪守和履行国君的本分和职责，做了国君不应该做事。国君到边远地区观赏捕鱼，看热闹，是一种轻率的任性的行为，不合礼制。《春秋》意在警示：如果不注意防微杜渐，就会发展为玩物丧志。
当时，鲁国公子彄臧僖伯（鲁孝公的儿子）就明确表态反对隐公去棠邑观鱼。他劝谏说：“做事要讲规矩法度，否则就叫做乱政。乱政屡次执行，国家将由此败亡。人各有职责本分，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能随意逾越。至于捕鱼等事，这是渔民的事情，有关官吏的职责，不是国君应该参与的事。”隐公不听，借口视察边境，就动身前往棠邑观赏捕鱼场面。臧僖伯只好托病，并不跟随前往。

鲁隐公“观鱼于棠”，受到《春秋》谴责。当今社会，如果一个国家（或单位）的领导人做了一些与其身份（本分）、职责不相符的事情，那么也一定会受到社会谴责。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开了坏风气，下面的人也就会随意仿效。正是因为这样，社会才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
“观鱼”是小事，但破坏规矩是大事。《春秋》在此警示：如果不敬畏和恪守自己的本分和职责，轻率任性，为所欲为，不注意防微杜渐，就会发展为玩物丧志，甚至于破坏规矩，造成秩序混乱。
（后记：人民网2015年11月16日报道，吉林敦化市委书记开网店推销当地土特产。“开网店”，恐怕不 是“市委书记”的本分和职责吧。长此以往，官将不官，商将不商。）

死后一年才安葬的卫桓公
（第2句）夏四月，葬卫桓公。（隐公五年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
卫桓公在上年四月被州吁所弑，到这一年四月才被安葬，时隔一年，大大超过了“诸侯五月下葬”的期限。这是因为卫国发生了动乱，所以迟缓了。《春秋》记录诸侯下葬者共51人，首例是宋穆公，第二例是卫桓公。

战乱开始成为家常便饭
（第3句）秋，卫师入郕。（隐公五年秋季，卫国军队侵入郕国。）
自鲁隐公四年多国联军侵伐他国以来，战乱便开始成为春秋时期的家常便饭了。
当卫国发生动乱时，郕国人入侵卫国，现在卫国报复郕国，攻入郕国。（郕国，史书又作成、盛，姬姓，伯爵。始封君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叔武。前408年被齐国所灭。）

《左传》补记三场战争。补记1：隐公五年春，晋国内乱，曲沃庄伯（晋国第9任国君晋穆侯之孙，曲沃桓叔之子，晋武公之父）贿赂周王室，联合郑国、邢国攻打翼城，周桓王派大夫尹氏和武氏出兵协助曲沃庄伯，晋鄂侯战败，逃奔随国。
晋国宗室的内斗背景和过程：前781年，晋穆侯的太子仇杀死篡位者晋殇叔（晋穆侯之弟），自立为国君，是为晋文侯，居于都城“翼”；晋文侯的弟弟公子成师被晋文侯之子晋昭侯封于“曲沃”，世称“曲沃桓叔”。曲沃桓叔家族势力越来越大，便多次发生“小宗”篡夺“大宗”的宗室内斗事件。曲沃小宗先后逐杀大宗晋昭侯、晋孝侯、晋鄂侯、晋哀侯、小子侯、晋侯缗六任国君。前678年，曲沃武公（曲沃桓叔之孙、曲沃庄伯之子）最终取代晋侯成为大宗，是为晋武公，史称“曲沃代翼”。
补记2：隐公五年四月，郑国人入侵卫国郊外，报复上年“东门之役”。卫国人联合南燕军队进攻郑国。郑庄公的两个公子曼伯和子元在虎牢关击败燕军。
补记3：隐公五年秋季，曲沃背叛周桓王，周桓王命令虢公攻打曲沃，而在翼地立哀侯为晋国国君。
周天子开始参与诸侯混战，加速了春秋乱局的演变。

鲁隐公开始僭越礼制
（第4句）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隐公五年九月，鲁国建成了仲子的庙，祭祀时，初次献上“六羽”乐舞。）
仲子是鲁隐公之父鲁惠公的宠姬，太子姬允（鲁桓公）的生母，宋武公的女儿，也就是那个一生下来手中就有“鲁夫人”字样掌纹的女子。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隐公与仲子曾有一段特殊的关系。“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当初，鲁惠公的原配夫人无子，惠公的贱妾生了儿子姬息。公子息长大后，惠公为他向宋国娶妻。宋国女子来到鲁国，惠公发现她太漂亮了，于是就父夺子妻，自己娶了仲子。仲子生了儿子姬允，惠公就立仲子为夫人，公子允为太子。）
隐公五年九月，建成了仲子的庙，意味着仲子的牌位进入室内，开始祭祀她。这时，仲子的儿子姬允（鲁桓公）还没立为国君，为什么就建庙祭祀她？因为鲁隐公是为了鲁桓公才立为国君的，所以隐公替桓公祭祀他的母亲。《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成全隐公让位的心愿。但是，“初献六羽”，则讥讽鲁隐公开始僭（jiàn）越了周朝祭祀的舞乐制度。周礼对舞乐规模有严格的规定：“天子八佾（yì），诸公六，诸侯四。”（天子享受八佾之舞，天子的三公享受六佾之舞，诸侯享受四佾之舞。）佾，是古时舞的行列。八佾，共八行，第行8人，共64人，这是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鲁隐公的爵位是诸侯，不是天子三公，只能享受“四佾”，而不是“六佾”（六羽）。也就是说，隐公开始僭越本分，仿效三公的地位。

此后，僭越礼制的风气越演越烈，“礼崩乐坏”就成为必然的结局。《论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到了孔子时代，鲁国大夫季孙氏竟然擅用天子的“八佾”舞礼，僭越礼制太过分了，孔子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连这个制度都敢僭越，那还有什么不能做出来。果不其然，季氏后来就想仿效天子封禅——祭祀泰山。只有天子（帝王）才有祭祀泰山的资格，一个诸侯国的大夫也想祭祀泰山，野心也太大了。
当今，不时有县委书记仿效国家领导人“阅兵”的新闻。若按传统观念看，县委书记阅兵，这是犯了僭越“天子礼”政治大忌的。如此行为，不是无知，就是无畏。

小国找来帮手
（第5句）邾人、郑人伐宋。（隐公五年，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
邾国是小国，隐公元年三月曾与鲁国结盟。为什么邾国和郑国攻打宋国呢？据《左传》记载，原来宋国人掠夺邾国的土地，邾国无力单独对付宋国，只好找宋国的对头郑国来做帮手。邾国派使者对郑庄公说：“请君王您攻打宋国，报仇雪恨，我国愿意做向导。”于是郑国人带领周天子的军队和邾军会合，一起攻打宋国，攻入外城，报复去年“东门之役”，这就是“入郛之役”。（郛fú，外城。）宋国告急，向鲁国求助。鲁隐公听说邾郑联军已进入宋国外城，打算出兵救援宋国，询问宋国使者说：“敌军到了什么地方？”使者欺骗他说：“还没有到国都。”隐公认为宋国忽悠他，心中不爽，于是拒绝出兵。
宋国受挫，是不会罢休的，报复之战会不断延续下去。

开始记载灾异事件
第（6句）螟。（隐公五年，鲁国发生了螟虫灾害。）
隐公三年，《春秋》开始记录“日食”。隐公五年，开始记录螟虫灾害。中国以农业立国，螟虫蝗虫等害虫对庄稼破坏极大，甚于蟊贼。螟灾蝗灾，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不可不记。

臧僖伯死了
（第7句）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隐公五年冬季十二月辛巳日，鲁国公子彄臧僖伯死了。）
臧僖伯，名彄，是鲁国第12任国君鲁孝公（前795年―前769年在位）的儿子，鲁隐公的叔父。鲁孝公是鲁武公的儿子，鲁懿公的弟弟。前807年，鲁武公的孙子姬伯御弑杀鲁懿公，自立为君，史称鲁废公。前796年，周宣王讨伐鲁国，杀死鲁废公，立鲁武公的儿子公子称为君，是为鲁孝公。前769年，鲁孝公去世，其子鲁惠公继位。前723年，鲁惠公死，传位给鲁隐公。
隐公五年春，臧僖伯直谏鲁隐公不要“观鱼于棠”，到了冬十二月，臧僖伯去世。鲁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他的忠诚。”于是下令将其丧礼“加一等”，以示褒奖。鲁隐公对待臧僖伯的态度明显不同于公子益师。隐公元年，公子益师死，鲁隐公连他小敛丧礼也没有参加。臧僖伯是鲁国君子、忠臣。他敢于直谏的精神传承给他的子孙后代，使臧氏家族世代兴旺发达，出现了臧哀伯、臧文仲、臧宣叔等名臣。这验证了《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古训。

六、隐公六年（周桓王三年，甲子年，前717年）
原文（共4句）：六年春，郑人来渝平。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长葛。
札记：《春秋》记载隐公六年的历史大事较少，只有3件，共29字。
鲁隐公六年，也就是齐僖公十四年，晋哀侯元年，卫宣公二年，蔡宣公三十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曹桓公四十年，陈桓公二十八年，杞武子三十四年，宋殇公三年，秦文公四十九年，楚武王二十四年。

郑国示好求和
（第1句）六年春，郑人来渝平。（隐公六年春季，郑国人来鲁国讲和。）《左传》写“渝平”，《公羊传》和《谷梁传》写“输平”，解释各自不同。“渝平”，指郑国意欲改变与鲁国的敌对关系，从而两国重新和好。“输平”，指毁坏和约，未实现和平。
郑国与鲁国有什么恩怨呢？在鲁隐公还是公子时，鲁国与郑国发生狐壤之战，他成为郑国的俘虏，因此鲁国与郑国结怨。隐公四年，鲁国公子翚联合宋、陈、蔡、卫一起侵伐郑国。而隐公五年，郑、邾两国攻打宋国时，鲁国并没有接受宋国的请求而攻打郑国。因此，郑庄公借此机会试图与鲁国弃怨结好。一者说明郑国面临外患压力很大，二者说明郑庄公善于在外交上处理好与列国的关系，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强敌。

齐鲁开始结盟
（第2句）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隐公六年夏季五月辛酉日，鲁隐公会同齐僖公在艾地结盟。）
隐公六年，随着郑国求和，齐鲁艾地结盟，齐国开始和鲁国正式缔结友好关系，国际局势也似乎有所缓和。

不愿弃怨结好，陈国吃了苦头
《左传》补记：五月庚申日，郑庄公入侵陈国，大获全胜。
往年，郑庄公请求与陈国讲和，陈桓公不同意。陈国大夫五父（公子佗）劝谏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亲近仁义而与邻国友好，这是国家宝贵的措施，君王您还是答应郑国的请求吧！）但陈桓公认为宋国和卫国才是陈国重点交结的国家，郑国没有结交的必要。于是就没有答应，错失了一次与郑国弃怨和好的机会。在此看来，陈桓公比不上鲁隐公有外交眼光和政治胸襟。因此，陈桓公受到历史的严厉批评：“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shān）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善不可丢失，恶不可滋长，这说的就是陈桓公吧！滋长了恶而不知悔改，马上就得自取祸害。即使挽救，又怎能办得到呢？《商书》说：“恶的蔓延，犹如大火燎原，不可以靠近，又怎能扑灭？”周任说过：“治理国和家的人，见到恶，就要像农民急于除杂草一样，除掉它并积聚起来肥田，挖掉它的老根，不要使它再生长，那么善的事物就能发展了。”）陈桓公好刚不好学，狂妄自大，不懂得“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良训，自取祸害，教训深刻。

《春秋》是反对愚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