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0月10日的晚上，湖广总督瑞澂匆匆逃出了总督署，登上了长江上的兵舰楚豫号。

11日的上午，眼见武昌大势已去，瑞澂急忙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自然就是马上向北京以及各省求救。

讽刺的是，24小时以前，瑞澂刚刚给清廷发过已经查获乱党、挫败未遂政变的报喜电报，因此此刻的京城里，11日出版的各大报纸还在刊登着清廷对瑞澂及其手下的嘉奖内容。

瑞澂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通过领事馆请求列强干预。

此刻的汉口有美国等九个国家的领事馆，至于英、法、德、俄、日五国更是既有租界又有领事馆，因此英、法、德、俄、日、美这六个国家的态度和倾向性，对武昌起义的成败有极大的影响。

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列强由于有租界、商务贸易等更多的利益在武汉，因此他们也都倾向于维护局面的稳定，这一点与清廷的目标一致，所以在对革命党的防范和打击方面，他们与瑞澂是密切合作的。

但一旦起义真的发生后是否出兵武力干预？这就不像派几个巡警抓抓乱党那么简单了，或者说这也不是几个领事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因此他们暂时都没给瑞澂明确的答复，大家一面观察局面，一面在频频向各自祖国发电请示策略。

10月12日，北京的皇城内也在争论不休，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不会放过这个打击后党系的机会，力主将临阵脱逃的瑞澂押来京城予以法办。当然，瑞澂的小舅子载泽以及载泽的小姨子隆裕皇后肯定是坚决反对。

隆裕是个见识不多的女人，策略是胡搅蛮缠，反复强调的理由是“八国联军进京时咱们大家不是都跑了？”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搞得大家都有些尴尬。

好在载泽头脑还算清楚，提出了此刻的瑞澂正在游说西方各国的事实，各国的军舰都在长江上游弋，一旦汇集武汉炮击起义军，局势很有可能逆转，现在把瑞澂抓来，谁在那边运作此事？

最后载沣决定，名义上免去瑞澂的湖广总督职务，但还是让他继续在原岗位戴罪立功，也就是说，如果真的靠洋人的军舰收复了武昌，瑞澂的乌纱还有望保住。

但就在这一天，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也没闲着，一份写有七条内容的照会被送往各领事馆，具体内容为：

一、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二、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
三、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
四、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
五、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供（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六、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搜获一律没收；
七、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
以上七条，特行通告各友邦，俾知师以义动，并无丝毫排外之性质参杂其间也。相应照会贵领事，转呈贵国政府查照。



前四条无疑是给列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而后两条则是提出了要求，告诫列强保持中立，不可暗助清廷。

这个照会不卑不亢、先礼后兵，作为民国史上的第一次外交战，确实出手不俗。

果然，到了13日，各国领事在汉口开会讨论此事，除了德国坚决主张出兵帮助清廷外，其他各国均持反对态度。由于在庚子年的义和团事件之后，列强间约定必须各国一致同意才能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任何一家不能单独动手，因此瑞澂的靠洋人兵舰剿灭武昌起义的计划彻底搁浅。

大部分洋人不愿出兵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就是新政府的策略得体。瑞澂为了说动洋人出兵，一直把起义军描述为新的义和团，极力鼓噪说这些革命党必定会对洋人发难，但无论湖北军政府的照会还是其实际行动都表明，他们与义和团的区别很大：义和团是只反洋人不反清廷；而革命党正相反，只反清廷不反洋人。

而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与当时一战爆发前的世界格局息息相关。

德国是在经历了俾斯麦时代以后开始大幅扩张的，其脚步落在英法诸强之后，因此唯恐天下不乱，它才好处处插手以便重新划分码头。同时，德国与清廷在军事上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在武器军火购买还是人员培养上都合作颇多，因此力主出兵支持清廷。

而英法已经感到德国在欧洲、北非、中东等地带来的压力，因此他们不想在远东陷入太深，既不愿意自己投入兵力、也不愿意德国投入兵力后改变现有的秩序，所以他们对军事干预持反对态度。

持有同样态度的还有美国，他们不愿介入中国太多，同时也不希望德、日、俄等国家趁机染指中国。

而日、俄两国其实是最想插手中国的，毕竟中国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海外利益那么简单，而是具备极高战略地位的近邻，但一战前的形势又迫使他们的立场倾向于和英法美保持一致，因此这次也只好强按住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无奈地表态不支持德国的提议。

洋人不插手，于是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清廷需要自己动手来解决武汉问题；第二、瑞澂没有价值了。

而这两个后果都迫使清廷走向了另一个选择：启用袁世凯。

早在12日，清廷就宣布了由荫昌带队讨伐武昌叛军。荫昌能当上陆军大臣不是因为他有军事才能，而恰恰因为他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吹拉弹唱的庸才，所以载沣兄弟才会放心。现在需要真刀真枪的打仗，荫昌可就成了赶鸭子上架了。

由于一开始的清廷对于武昌起义的判断还是基于瑞澂的汇报，因此只是将其视为一次士兵哗变，一旦洋人的兵舰轰上几炮，清廷的水陆两路大军再兵临城下，武昌的叛军不用费多大力就可以轻易解决，所以清廷也好、荫昌也罢，并没觉得有太大的难度。

应该说这种判断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此刻的武汉三镇的军队里，还有张彪率领部分忠于大清的军队驻守在刘家庙车站。即使在已经起义的将士中，持观望态度的也有很多，包括新政权的一把手黎元洪都督。因此一旦发现势头不利于义军，除了少数铁杆革命党，更多人随大流再次倒戈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但13日的汉口领事会议后，清廷不得不重新审视局势，从而发现相当一部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革命党并不是完全排斥的，甚至抱有暗中欣赏乃至愿意接受的态度，这就令清廷不寒而栗，因此必须拿出强悍的态势来对武昌军政府这个新势力拼死打压。

那么，荫昌的能力显然无法胜任这个职责了，因此到了14日，清廷被迫宣布启用袁世凯，同时又对袁的权力有所限制，他只是“会同调遣” 荫昌统领的讨伐大军。也就是说，袁相当于参谋长，负责拿出作战方案，但没有权力直接调动军队，兵权还是掌控在荫昌这个总司令手里。

而给袁的报酬呢？就是湖广总督。刚刚说过了，因为请不出洋人的大炮，瑞澂也就彻底失去了继续占着这个位置的最后筹码。

但不管是湖广总督，还是荫昌的副手，早就满足不了袁世凯的胃口，因此他冷冷拒绝。

没有袁世凯保驾，荫昌也心里没底，12日得到命令的他慢悠悠地直到17日才抵达到河南信阳，然后居然就停了下来以此作为临时指挥部。一个讨伐武昌起义的总指挥，连湖北省都没有进入，只是给前方打打电报联络，和留在北京有什么区别？

也不好全怪荫昌，他知道这个事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就看清廷给袁开出什么样的价位了。

就在清廷与袁世凯心理博弈、荫昌的队伍按兵不动的时候，武昌的起义军先动手了，目标就是刘家庙车站。

刘家庙车站就在现在汉口的二七街永和里，在当时是从汉口出市区后的第一个火车站。清军还掌控着这个车站，就意味着从北方调来的所有军队和军火可以很轻松地直达汉口，从而立刻投入进攻。而对于武昌义军来说，眼皮底下有这么一个敌方据点也是如鲠在喉，早就想打了，但又不敢马上动手，为何？刘家庙离着租界区只有1公里，投鼠忌器。洋人只是承诺不帮助清廷主动打义军，但一旦义军开火，洋人有了借口趁机干预怎么办？

所以，还是要靠外交战。直到17日，领事们终于联合照会武昌军政府，承认起义军为合法的交战团体，对于他们与清政府军方所发生的交火，洋人们将严守中立。

见到了这个公文，义军终于可以动手了。18日，双方开始激战，19日，刘家庙车站被义军攻克，张彪沿铁路退到了10公里以外的滠口。义军希望乘胜夺下滠口，但受阻于三道桥。

此后的一周，双方就僵持在了这里。义军想推进但实力不够，清军则是慢慢地用火车运来一拨拨军队和军火、给养，然后囤集在祁家湾车站以及滠口车站，同时等待着他们的真正指挥官的出现。

再说武汉的江面上，此刻的瑞澂在楚豫号中度日如年。本来海军部成立后军舰就不隶属地方政府管辖了，更何况现在的他又已经被革职，更属于寄人篱下了。

到了10月20日，船上的补给愈加困难。船要烧煤、人要吃粮，可是两岸都是义军的天下，无法靠岸补充，租界里的洋人也要遵守对武昌新政府的承诺，无法给军舰提供补给。无奈之下，瑞澂征得了海军司令萨镇冰的同意，楚豫号开往九江去补充给养，一方面九江是距离武昌最近的重镇，另一方面瑞澂当过九江道台，也算对那里轻车熟路。

楚豫号到了九江，刚装好新补充的粮食和燃料，九江起义就爆发了，好在岸上的陆军与江中的海军之间似有默契，井水不犯河水，并未发生冲突。楚豫号以及九江江面上的其他军舰既不愿站在清廷一面炮击起义部队，但也不愿马上就跟随着一同起义，因此纷纷驶离九江前往武汉的江面，去和萨镇冰统领的海军大部队汇合。

不过，瑞澂却留了下来，偷偷找了个理发店剪了辫子、剃了胡子。

到了26日，他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客船。在发往北京的电报中，他解释说因为革命党在高价悬赏通缉自己，所以楚豫号上的将士不愿留他在船上，怕惹火烧身。

这种说法也许有点道理，武汉的义军向江中的军舰开炮时，确实都是只瞄准楚豫号的。

总之，瑞澂对自己此刻的处境很清楚：由于杀了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革命党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同时，由于捅了那么大的篓子，清廷也会治自己的罪。所以说，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彻底没有指望了，能保住肉体生命就算万幸，除了跑路，别无二法。

瑞澂离开军舰的消息传入京城，这次载泽和隆裕就算有一万条理由也保不住他了，上次逃离总督署后好歹还可以狡辩说毕竟他还在清廷的军舰上、毕竟他还在武汉的江面上、毕竟他还在为夺回武汉而奔走效力，但这一次，他可是百分百的临阵脱逃了。

10月29日，要求尽快查处瑞澂下落的谕旨从京城发出，一式两份，一份自然给了顶替瑞澂职务的新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袁世凯，另一份则是给了江西巡抚冯汝骙，因为最后发现瑞澂出现的地点是隶属于江西省的九江。

（四）

南昌的巡抚衙门里，看着清廷发来的电报，冯汝骙不免苦笑：九江早在六天前就独立了，如何派人去追查瑞澂？况且，不要说九江，就连眼皮底下的南昌，估计也是危在旦夕了。

冯汝骙其实是个思想开明的人物，以前在各地从政的口碑都还不错。武昌起义爆发后，冯汝骙向张人骏建议：不仅应该按兵不动不去驰援，而且还应该密切联系洋人，实在不行就效仿1900年时的东南互保。

而在听到九江的53团起义后，驻扎袁州、萍乡的54团也很快躁动起来，团长齐宝善致电冯汝骙请示对策，冯的回复居然是“萍事不能遥制，望体贴兵心民心办理。”换句话说就是，反就反了吧，咱们也没辙。

但另一方面，作为大清的一省最高官员，他还要尽职尽责。

起码，自己坐镇的南昌要保住。

由于大部队53团、54团都在外地，此刻南昌的新军就只有27混成旅旅部直属的骑兵营、炮营、工兵连等部队。为了防止他们造反，冯汝骙让兵备处总办（在清末这个职位相当省军区二把手，而全省党政军的一把手都是巡抚一肩挑）张季煜设计软禁起来了27混成旅的旅长吴介璋。

吴介璋并非革命党，本身也没有造反之意，但冯汝骙担心万一他像马毓宝那样被下面军官裹挟着起义了呢？

同时，由于巡防营改编的55团在九江的表现太不得力，因此冯汝骙又从上饶调刘懋政统领的巡防营尽快来南昌护驾。

再说新军这边，骑兵营、炮营、工兵连的那些营长、连长等基层军官们都已经在蔡公时的策动下跃跃欲试。而在九江光复的消息传来后，江西咨议局及南昌城内的部分民间团体都曾来劝告冯汝骙和平易帜，但冯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军官们决定在10月30日晚起义。

起义的过程和九江一样简单轻松，55团也好、上饶巡防营也罢，全都选择了明哲保身的观望态度，冯汝骙等官员们见大势已去也不再抵抗，整个光复当晚最激烈的行为也就是烧了巡抚衙门门口的亭子和旗杆。

第二天天亮后，55团和上饶巡防营也相继选择跟随起义，南昌彻底光复。

起义各方马上开会组建新政府，而在大都督的人选上，呼声最高的居然还是原巡抚冯汝骙。

但对于冯汝骙来说，让他像黎元洪那样彻底告别旧体制加盟新体制，这个华丽转身动作的难度系数还是太高，因此他谢绝了各方的邀请，坚决不做新的江西都督。

11月1日，各方觉得必须选出一个都督来，这才能像个新政府啊，由于以议长谢远涵为首的咨议局人士也不愿意插手这个职位，最后只能是旅长吴介璋担任了都督。

新政府定铁血十八星旗为国旗、黄帝纪年为新的年号这些流程就不说了，就说一段插曲：由于江西是产铜大省，因此清廷在江西设立了铜元局（相当于现在的印钞厂），而光复后的江西铜元局特意发行了新钱币——辛亥大汉铜币。

在1912年清廷正式退位、新的民国政权建立之前，虽然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同时为了显示与满清的决裂，旗子也换了、年号也换了、官员称号也换了、政府机构也换了，但不管你是革命党还是老百姓，每天花的钱却还是要继续用人家大清的。所以说江西发行的这些为数寥寥的大汉铜币，起码在当时也算极具象征意义。

南昌城接下来发生的复杂故事我们以后再说，先说原巡抚冯汝骙，他悄然离开南昌，登上一艘小火轮，穿过了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来到了九江。冯汝骙准备由此进入长江，再沿江而下去安庆以及南京。

但在已经光复的九江，冯汝骙还是被义军扣了下来并且被软禁，虽没有行动自由，但起码衣食无忧，甚至他提出的想抽大烟的条件都得到了满足。

11月9日这天的晚上，大烟送到后，他没有抽，直接吞了下去……

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汉族高级官员里面自杀殉节于大清的，冯汝骙是唯一一人。

如果冯汝骙一定要誓死与大清共存亡，那为何不在南昌光复那天（如果按照冯的大清官员的角度，更应该叫南昌沦陷那天）就在自己的巡抚衙门岗位上殉节呢？更何况从前面他与张人骏、齐宝善的通信中已经看到，冯汝骙决不是那种一根筋的大清死忠。

而另一个疑问就是，南昌的义军对冯汝骙很优待，先是推举他做都督，他不愿做也不勉强，起码还有人身自由，想走就走。但为何九江的义军就偏偏要扣住他呢？

在九江码头上扣住冯汝骙的行为出自两个基层军官，他们这么做是很正常的，起码要先把人留下，随后交到军政分府，由领导们去处置。而领导们到底是怎么商量的也就无从知晓了，马毓宝没有留下过文字，当时的九江政府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参谋长李烈钧和总参议吴铁城倒是在回忆录里承认他们都参与处理过此事，但也是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而九江方面负责看守冯汝骙的人，据说事后也都跑了。那么，冯汝骙的死，就更扑朔迷离了。

越是高级官员，往往越容易 “被自杀”、甚至“被病故”。

（五）

如果冯汝骙确实是自杀，那么肯定是出于心灰意冷和绝望：从11月3日到11月8日，短短数日内，华东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安庆全线爆发起义，除了南京暂时失利，其他各地全部易帜。

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独立，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外交上，对清廷的打击都是致命的，而成功打响第一枪的，就是上海。

清末的上海还不是直辖市，而是江苏省下属的设置道台的一个县，如果按现在的规格，相当于副省级别的地级市。

由于市内租界林立，因此大清的军队都零散地分散在城市外围的浦东、吴淞、宝山、枫泾等地区，负责维护上海中心市区秩序的主要力量就是警察，以及上海城自治公所及其下属的商团。

上海城区自治是其他城市很少出现过的状况，也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清末的上海得风气之先、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进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情的价值决不低于那些枪炮齐鸣的起义暴动。

1905年的时候，以李平书为首的一批上海名流士绅组建了一个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这个工程局的职责就是对当时上海城区中的华人区进行市政建设，包括修马路、建桥梁、通电灯、通自来水等大量工作。

当时的上海一把手道台袁树勋对此当然是极为支持的，此刻的华人区与租界区相比，无论从外观、设施到市容、卫生，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太丢我大清的脸面了。

但建设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啊？可此刻的大清国库连养军队枪杆子的钱都不富裕，哪里还有余力搞什么市政建设？无奈之下，袁树勋只能让李平书他们自筹资金。同时，作为补偿，政府不掏钱就只好放权，因此将建设好的城市的大量管理职权也下放给了总工程局这个民间机构。

最终工程局获得了户籍、房屋、税收、路政、治安、消防……乃至细化到市内交通、食品卫生等等的大量行政管理权力。同时，作为总工程局一把手、领袖总董的李平书其实际权力已经跟一个上海副市长差不多了。

对于这样一个民间力量的崛起，袁树勋和他背后的清廷并不是没有顾虑，但他们也有另一种考量：从义和团开始，慈禧就希冀借助中国民间的力量来对付、牵制洋人，只不过那次是弄巧成拙了，但这种策略的大方向还是被很多满清高层们认可的。同时，清廷的官员们在直接博弈中对付不了洋人，但他们对付治下的中国人自认还是很有把握的，因此可以适度纵容民间力量的壮大来打压洋人的气焰，这也就是清末中国独特的“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现象。

1905年，上海曾经爆发了中方政府与英租界之间的激烈冲突，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大闹会审公廨事件。随后，在这个事件中郁郁不平的中方政府以及袁树勋开始支持李平书所代表的华人区民间力量，来牵制租界区的洋人。

1907年，袁树勋升官了，接手上海道台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原九江道台、几年后的湖广总督瑞澂。

初来乍到的瑞澂想在上海滩完成一个禁毒打黑的运动，为了以后的升职做业绩，但很快发现上海滩的水很深，仅仅靠官府的力量远远不够，于是他开始借助李平书的总工程局，更确切地说，是总工程局下属的商团。

商团最初只是上海的各大商会建立起来的体育组织，李平书等人牵头将这些体育组织整合成为了一个准民兵类、可以配备少量武器的力量。

最终，商团配合瑞澂与当时上海滩的各种黑道势力死磕，一举荡平了大批烟馆，并且随后多次在各种年节、活动、集会中有效地维持了治安，从而具备了相当大的合法性和公开性。

某种意义上，有点像以黑打黑、再合法漂红。

随着上海总工程局的实力逐渐壮大，1909年改名为上海城自治公所，李平书还是一把手。

说完了自治公所和商团的背景，我们来到1911年看一下此刻上海城内的两大反清力量，同盟会和光复会。

先说同盟会，7月底的时候，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重点工作就是策动长江流域各个省份的起义。由于谭人凤、宋教仁等都是两湖人士，主要精力侧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起义，因此上海当地的事情是由陈其美来负责。

陈其美走的是江湖路线，联络了大量帮会人士组成了敢死队。不过一开始的他并没有在上海起义的规划，一来手头的力量远远不够，二来原籍浙江的他也有先策动杭州的设想。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敢死队本来是准备去那里支援黎元洪的，后来在另一位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当时他在上海重点负责办报纸）的劝告下才留在了上海伺机而动。

上海的另一股革命势力就是光复会，在第一章里面提到过，光复会本来也是同盟会成员，后来因为不满孙中山而另起炉灶。由于光复会本身就是起源于江浙地区，自然不会放弃上海这个大本营，他们组织了一个锐进学社做基地，实质上就是光复会的上海支会，领导人叫李燮和。

湖南人李燮和最初是黄兴的华兴会会员，后来因为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成为好友，因此又同时加入了光复会。当然，殊途同归，最后这几个组织在东京都合并成为了同盟会，随后李燮和在印尼担任了同盟会南洋支部的负责人。

1907年，原光复会成员与同盟会的老大孙中山发生矛盾，曾发动倒孙运动，但未获成功。到了1908年，他们又重组了新的光复会，其中作为新会长的章太炎只是个精神领袖，具体的事宜由陶成章主持，同时新光复会的活动中心放在了李燮和所打理的南洋华侨地区，因此李燮和也成为了光复会中仅次于陶成章的二号实权人物。

光复会反孙，但是不反黄，特别是李燮和与老同乡黄兴还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因此孙、黄组织同盟会的黄花岗起义时，作为光复会的李燮和还应黄兴的请求出钱出力。毕竟，反清排满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李燮和转而重点经营上海，他手里有一个优势：上海警察界的人脉。上海的警界基本是湖南人袁树勋任道台时一手打造的，里面的官员几乎都是他的老乡，据说进入位于闸北的上海巡警总局里，满耳都是三湘之音，居然听不到一句上海话，因此那里一度有湘军再世之称。而李燮和则充分利用同乡关系，联络了陈汉钦、黄汉湘等一大批驻守闸北、吴淞、浦东等地的警官和巡防营，从而相当于掌控了上海北部的大部分军警势力。

但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市中心地段还牢牢掌控在以李平书为首的上海当地实力派手中，而且同盟会也与李平书开始联手。由于自治公所里的议员中的沈缦云、叶惠钧等人本身就是同盟会，他们在李平书和陈其美之间建立了联络通道，只不过最初的联络还只是一种打招呼、通通气，并没有实质性的动手举措。

对于李平书等人来说，排满独立的想法是有的，但他们毕竟不是革命党，而且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就算起义后上海当地的零散清军可以被搞定，可周边的苏杭、南京等地还都有清廷的重兵，因此还是要相机行事，不可妄动。

好在随后又有两位上海人士先后归来，促使李平书等人下定了起义的决心以及商团、同盟会、光复会这三家的联合，那就是钮永建和李英石。

钮永建是老资格的留日士官，在日本期间曾牵头发起组织过“拒俄义勇队”，黄兴、蔡锷等人都曾是其成员。回国后钮永建任职于广西军界并担任广西陆军小学总监，门下学生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

1907年，孙中山、黄兴发动镇南关起义，已经秘密加入同盟会的钮永建暗中协助。起义失败后钮永建被清廷怀疑其身份，他也不得不流亡德国，直到辛亥年才秘密回到家乡，刚刚抵达上海，武昌起义的消息就传来了。

再说李英石，他也是留日士官出身、思想进步，而且他此刻还拥有着正式的大清军官身份，徐绍桢的新军第9师下属骑兵团第1营的营长。武昌起义爆发后，徐绍桢派遣曾在武昌新军中任过职的李英石去打探情况。

李英石先回了趟家乡上海，觉得大有机会，于是暂时留了下来。他的父亲生前与李平书私交甚佳，因此李平书是将李英石当做自己的侄子一般看待，这个侄子的到来也给了李平书很大的信心：首先，得知了南京的第9师也有很大的起义可能性，因此心里更有谱了；其次，李英石个人的军事能力刚好可以为商团所用。

李英石和钮永建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两个人都是上海闵行人，家乡只相距几里地，又同是留日士官，李英石对于比自己年龄大12岁、资格阅历也丰富很多的钮永建十分信服。

另一方面，作为同盟会员的钮永建与光复会那边的关系也不错，光复会中已经牺牲的大名鼎鼎的徐锡麟最早就是在钮永建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

在钮永建的引荐下，李英石与李燮和见了面，除了共商起义大计，后者还邀请李英石加盟光复会；随后，听说了此事的同盟会也力邀李英石加入。

拿不定主意的李英石去征询钮永建的意见，因为他知道，这位同乡老大哥虽然本身是同盟会人，但一定会摈弃门户之见，帮他全盘考虑。

钮永建的建议是：无论同盟会还是光复会哪个都不要入，毕竟你在官方已经有了那么好的公开身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而这两个会都是被大清通缉的秘密组织，你一旦加盟，起义万一又没搞成，你就有身份暴露的危险。

钮永建的此番话完全是出于好心，李英石也觉得言之有理，因此婉拒了那两家的邀请。只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李英石后半生的坎坷与憋屈就此埋下伏笔。

11月1日，上海商团举行检阅，由于此刻还没公开造反，因此这次检阅的目的对外宣称是为了保境安民，同时邀请大清的军官李英石来指导操练。检阅后，李英石也众望所归地被推举为商团的临时总司令，毕竟商团只是由体育健身组织发展而来，需要由正规军事人才来领导。

当天晚上，同盟会与商团的高层们在自治公所内秘密集会，同盟会在会上提出了不再观望苏杭、南京等地的动向，马上在上海起义、打响华东第一枪的策略，既“上海先动，苏杭应之”。

同盟会如此着急的原因来自于武汉形势的吃紧，此刻袁世凯已经出山，北洋系在武汉战场发力，汉口马上就要沦陷，汉阳、武昌也岌岌可危，因此迫切需要其他地方尽快起义来分散武汉的压力。

上海必须马上起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有先后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苦心经营，一度有远东第一兵工厂的美誉的江南制造局，此刻的制造局里面有大量的枪支弹药，清廷和革命党都急需这批军火。

同盟会提出起义后，商团高层们略有迟疑，他们不是不想动手，但比较顾忌驻扎苏州、枫泾两地的清军，好在钮永建表示这些队伍他都有人脉，完全可以放心，这才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这两家的意见统一了，马上找第三家光复会商议，李燮和那边已经有了11月5日在闸北、吴淞等地起义的初步计划，因此一拍即合，三家决定一起在5日那天动手。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汉口彻底失守，黄兴、宋教仁、黎元洪等纷纷密电到同盟会、光复会等处，催促上海立刻动手、不要再等了，于是三家一起将起义时间提前，定在了11月3日的下午。

3日的上午，位于闸北的上海巡警总局内发生了一点小意外，起义人员不得不提前动手，但无碍大局，大部分巡警都已经被策反，因此很快获得成功；随即驻扎吴淞等地的军队也宣布独立，上海北部被李燮和为首的光复会轻松光复。

同时，商团得到讯号后也在上海城厢动手，同样不费吹灰之力，道台刘燕翼和知县田宝荣都跑到租界躲了起来。

于是整个上海的地面上就剩下了江南制造局这块硬骨头，按照事前的约定，这个是由同盟会来负责。

黄昏时分，陈其美带着敢死队来攻打制造局。当时他手下的敢死队有两支，一支来自帮会人士和江湖艺人，另一支则是热血青年学生，此外还有少量的商团人员助阵，但这些人都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强的战斗力，被守卫的清军很快击败。

突然间，陈其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孤身进去劝降守军。

众人面面相觑，陈其美随即叫上了手下的高子白，两人赤手空拳走进制造局谈判，结果呢？羊入虎口，不仅劝降未成，俩个人还都被扣了下来。

江南制造局的负责人叫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在整个上海几乎绝大部分军队、警察都响应起义的形势下，他还是坚持忠于大清，之前无论光复会、同盟会、还是商团对他的试探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张士珩很难背叛大清，那么陈其美为何逞一时之勇上门送死去呢？他脑子缺根弦吗？但事后证明，这恰恰是陈其美的高明之处。

三家联手造反，一旦得手后就要分食新的权力蛋糕。论实力，商团有数千民兵，光复会更是有了万余名起义的军警，而同盟会只有区区几百人的民间散兵游勇；论业绩，整个上海租界以北是光复会摆平的，租界以南是商团轻松拿下，同盟会寸功未立。

所以说，陈其美和同盟会必须通过拿下制造局来获得资本，才好在即将到来的权力分配中获得话语权，因此陈其美去劝降张士珩，就是抱着侥幸心态去赌一下，赌赢了，自然是立了头功。

现在虽然效果不佳，人也被捕了，但未必是输，起码姿态和架势已经做出来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过，这也是一招险棋，万一被张士珩一怒之下砍了头呢？所以说，陈其美还是有些混江湖的搏命本色的。

当然，陈其美此招也是一石二鸟，除了对外，还有对内的考虑。自己手下聚拢的是一批江湖兄弟，比整体力量远远不如光复会和商团，那么只能出奇制胜，比斗狠、比玩命，你作为老大如果都不敢赌命的话，手下的弟兄们如何为你卖命？

陈其美被抓后，李平书大惊失色，连夜来到制造局面见张士珩，希望他放掉陈其美。看到这也许有人会不解：难道李平书自己不怕也被张士珩扣下吗？

话说李平书本人其实还同时兼任着制造局提调的职位，由于他平日主要在自治公所办公，这个相当于二把手的提调职务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真正的制造局主管工作都是一把手张士珩来负责，但也起码证明了李平书在上海滩的地位和威望。

陈其美虽然手下有点黑帮人士，但在上海滩没什么名号，来劝降张士珩时还只能凭借他报社记者的公开身份，张士珩及其手下根本没把陈其美放在眼里。但对于李平书这个本地大佬，作为外来的淮军系统的张士珩还是要礼让三分的，虽然没给面子放出陈其美，但起码也不敢动扣下李平书的念头。

当天晚上李平书曾先后两次进入制造局谈判，都徒劳无功，最后只好兵戎相见了。时间已经到了4日凌晨1点，李平书授意商团总司令李英石攻打制造局。

商团在人数上占优，但制造局工事坚固、武器充足，还有江边的军舰助阵，如果众人一心一意的话，实际上还是能坚守一段时间的。不过此刻的守军们士气已散，并没有全力抵抗，张士珩见形势不妙急忙求助海军舰艇炮火支援，但海军态度暧昧。并未加入战斗。

到了凌晨4点左右，李燮和率领着吴淞、闸北的起义军警也赶来助阵，张士珩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抵抗，乘小火轮逃走。到天亮时，制造局被义军彻底拿下，陈其美二人也被救出。

就在制造局附近，还有一个重要部门，就是大清海军的总司令部。有关清末海军的故事后面还会详细讲到，在此先简单说一下。隶属于内阁的海军部虽然在京城，但海军总司令部却是必须设在上海的，此刻的海军分为巡洋、长江两大舰队，作为海军总司令的萨镇冰坐镇上海才能随时登上舰艇东出海、西巡江，而海军部的王爷们则只能在帝都的昆明湖、中南海里面荡荡小舟。

武昌起义爆发后，总司令萨镇冰、长江舰队司令沈寿堃率领着大批军舰都去了湖北，配合陆军打仗，加上此前巡洋舰队司令程璧光已经率当时清军的第一大舰“海圻”号出访欧美各国，因此留守上海看家的只有少部分舰艇，而看管司令部的则是临时代理巡洋舰队司令职务的吴应科。

吴应科明哲保身，同意起义军建立新政权后将陆地上的司令部和平移交，但江面的军舰他做不了主。

这些军舰里有的舰长决心起义，有的舰长弃船逃走，最终个别暂时持观望态度的军舰驶离上海前往上游，留下的军舰则全部选择归顺义军，不经意间，新的上海军政府也成为了民国中第一个拥有海军的政权。

当然，这个军政府的成立过程也是勾心斗角、暗藏杀机。

6日这天，李平书主持上海各界代表开会，内容就是成立新政权。

耐人寻味的是，起义三方中的光复会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据说是李燮和因为太疲乏带着手下先回他们的大本营锐志学社休息去了。而另一方面，召集这个会议的李平书以及他背后的大批上海本地士绅们似乎也不愿意让李燮和为首的湖南人士继续插手权力分配。

当然，同盟会一方乐不得如此，能先挤掉一个竞争对手出局总是好事。

由于已经有了自治公所的良好基础，大部分职务的分配倒是波澜不惊，民政部长李平书、财务部长沈缦云、外交部长伍廷芳等等都是众望所归。

唯独在最关键的都督宝座上，同盟会成员力挺陈其美，理由就是其孤身进入制造局劝降清军的光辉事迹，但这个理由被商团方面嗤之以鼻：商团司令李英石带队既拿下整个上海城厢，又打下制造局救出了陈其美，现在寸功未立的陈其美居然也来跟李英石争都督，简直是贻笑大方。

理屈词穷的同盟会开始玩狠的，纷纷拔枪出手，商团的军官们也针锋相对掏出抢来，随即陈其美手下的刘福彪大闹会场，掏出炸弹恐吓要和大家同归于尽，最终在一片混乱中李平书只得将会议草草结束，都督人选悬而未决。

随后，在李平书的斡旋下，双方又开始讨价还价。李平书方面提出了另一个人选钮永建：论资格，钮永建既是同盟会员，又是上海本地人，双方都可以接受；论业绩，他兑现诺言，策反了驻扎枫泾的新军第23混成旅，令上海免去了后顾之忧。

对这个提议同盟会态度暧昧，圆滑老道的钮永建也表示坚决不肯接受。因为他知道：首先，陈其美对此职务势在必得；其次，钮虽然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但毕竟和现在的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不是一码事，因此暂时还是不要蹚这股浑水、与陈其美之间关系搞僵。

最终双方妥协，陈其美如愿拿到都督职位，但做出的让步是：第一，民事问题由民政总长李平书全面负责，陈其美不插手；第二，都督府的军务部长原定的是正部长钮永建，副部长李英石，但钮不愿上任，由李英石全权代表，而这个位置所负责的上海当地的军事事宜李英石只需请示李平书即可，无需请示陈其美。

那么陈其美这个军政府都督的权力是什么呢？就是对外的军事事宜，而目前的重点是招兵买马北伐南京。

这两家瓜分蛋糕完毕，那么第三家光复会呢？李燮和则带队伍去了吴淞另立山头，成立了吴淞军政分府，并将旗下各部整合成为了光复军。由于此刻的江苏省会苏州也光复了（具体情况后面再说），李燮和强调由于上海只是隶属于江苏省下面的县，所以他们吴淞军政分府根本不承认上海都督府，只承认江苏都督府。

李燮和也好，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恩怨乃至仇杀也好，后面还会慢慢讲到，此处暂时按下不表，说说另一个人物李英石。

等到孙中山回国、南京政府成立后，钮永建多次提出重用李英石，但始终没能如愿。一来李不是同盟会员，二来他又和陈其美争过都督位置，因此始终不被孙中山视为嫡系。

国民党（同盟会）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李英石的位置更加尴尬，既无法取得赢家北洋系的信任，又无法与输家孙中山、钮永建、陈其美等流亡海外图谋东山再起。

最终李英石选择离开政界和军界，解甲归田经营实业。虽然他呕心沥血，但恰逢军阀混战的乱世，因此也是惨淡经营。

到了1928年，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后，李英石的日子更不好过。当时已经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国民党的老大蒋介石是被陈其美一手提携的，掌管党务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更是陈其美的侄子，因此他们利用权力对于已经去世的陈其美大肆吹捧，将其描述成为了一人光复上海的超级英雄。

由于李平书、李燮和都已经在1927年去世，因此只剩李英石成为了老蒋和陈氏兄弟的眼中钉、肉中刺，被百般刁难。

1933年，52岁的李英石郁闷成疾含恨去世。


正所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流氓们的。

（六）

1911年11月4日的早晨，上海。

邮船部高等实业学堂的门口（就是现在的华山路上海交大徐汇校区），来上课的教务长辜鸿铭与一群激昂的学生相遇了。

这个学校在中国的近代教育史上可是赫赫有名，它就是著名的南洋公学，也是上海交大的前身，在1906年隶属于邮传部后改名为邮船部高等实业学堂，辛亥后又改名为南洋大学堂。

武昌起义爆发后，辜鸿铭曾公开在报纸上撰文反对革命，将革命党人视为祸国殃民的毒瘤。而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热血青年，看到此文当然不满，因此与辜鸿铭展开了激烈辩论，学富五车的辜鸿铭能言善辩：“你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推翻专制统治，实现人人平等、言论自由吗？那么，不让人发表不同观点，就不配是真正的革命党。”

轻轻一招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学生们哑口无言。

随后，留日前既在南洋公学上过学、又当过老师的老校友钮永建回来了，他马上发动起众多母校学生组成武装直接参与了革命。而此刻上海已经革命成功了，那些进步青年怎能轻易放过辜鸿铭？

当然，暴力冲突并没有发生，双方又是争论不已，学生们对辜鸿铭的才华还是敬佩有加的，只是要求他起码为骂过革命党一事公开道个歉，大家才好有个台阶下。

但倔老头辜鸿铭是绝不会服这个软的，最终，辜鸿铭向匆匆赶来的校长唐文治提出辞职，然后扬长而去。

他没有回到位于学校附近的虹桥路上的寓所，而是吩咐马车夫去了北京西路上的海藏楼。

海藏楼的主人，就是郑孝胥，实际上，虹桥路的房子也是郑孝胥的。辜鸿铭和郑孝胥私交甚好，两人都曾在张之洞门下充当幕僚，而且还是福建同乡（辜鸿铭虽出生于马来西亚，但祖籍福建），因此辜鸿铭任教于上海期间也就借住在老友郑孝胥的房子里。

与一生只做学问的辜鸿铭不同，郑孝胥的实际操作能力更全面，除了精通各种官场的文字、制度、章程外，他对于铁路、实业、外交甚至带兵剿匪无一不精，因此一度有卧龙再世的美誉。

在1905年，刚刚45岁的郑孝胥从广西边防督办（四品）的位置毅然辞职，归隐到上海做了寓公。按他自己的说法，“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吾欲行其志，非疆吏不为。”

其实就是不想总是扮演助手、高参这类角色了，不管地盘大小，要做就得做一把手。可见，闲云野鹤只是姿态，待价而沽才是目的，这一点倒是和诸葛亮也挺像。

随后的郑孝胥在上海结交名流，致力于立宪，并且和张謇、汤寿潜等民间人士于1906年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他是会长，张謇、汤寿潜则是副会长。

清廷后来用正三品的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等职务先后邀郑孝胥出山，都被他婉言谢绝。

然而，随着这几年清廷开始羞羞答答地进入立宪轨道，张謇当上了江苏咨议局局长、汤寿潜当上了浙江咨议局局长，唯独当初风头最劲的郑孝胥还被排除在舞台之外，这也终于让他按耐不住了。

刚好此刻盛宣怀推动铁路国有化，端方也因此复出任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后面会有专门的章节讲这段事），他们两人对于郑孝胥都十分赏识，因此一起说动了郑出山，任湖南省布政使（从二品）一职。

布政使虽然相当于一个省的二把手了，但距离郑孝胥的一方封疆大吏的理想还是有差距的，于是盛宣怀等人（肯定还包括了盛宣怀背后的载泽）承诺：湖南巡抚的乌纱帽稍等一段时间马上也会拿到，最终郑孝胥在1911年6月接受了任命，而他的出山甚至引来了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的关注和评论。

此时，湖南的一把手还是巡抚杨文鼎，当然，他的位置很可能坐不长了。至于缘故，还必须从一年多以前的长沙抢米风潮谈起。

当时由于天灾，湖北、湖南两省的大米都歉收，由于湖北的位置更重要、经济更发达、物价也更高，因此大量的湖南大米都被发往湖北销售，导致湖南当地的大米奇缺，于是湖南的士绅们要求禁止当地大米出省销售，但未获批准。

随后，长沙百姓闹事抢米，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要知道，街头群体事件和打砸抢历来都是一线之隔，很容易越界。长沙的百姓就不止抢了米，还砸了洋行、教堂、银行、税关等大量洋人的机构，酿出了外交事端。

这时的湖南巡抚叫岑春蓂，他是岑春煊的弟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岑春蓂只能下台，接替善后者则是原湖北布政使杨文鼎。

这个任命又在湖南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抢米事件的背景本身就是湘鄂两省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于杨文鼎来说，在原湖广总督陈夔龙调走、新总督瑞澂没来之前，就是他代理湖广总督，而就在他代理总督期间，为了保证湖北的大米供应，他和岑春蓂一起否定了湖南士绅们提出的禁止大米出省方案。

果然，上任后的湖南巡抚杨文鼎与当地的士绅以及咨议局之间一直矛盾重重；转过年来、也就是1911年的上半年，又赶上了保路运动，这次的杨文鼎怕矛盾激化，因此和当时的四川代理总督王人文一样采取了帮地方势力说话的立场，结果又把朝廷、特别是后党系得罪了。可想而知，杨文鼎的湖南巡抚绝对是干不长了。

不过由于并没有犯错，以此朝廷也没有理由免去杨文鼎的职务，只是让他与刚刚当上陕西巡抚的余诚格互换了位置。

不过这时的杨文鼎已经心灰意冷：从去年的抢米到今年的保路，他们这些地方大员不可谓不尽心尽力，但不是得罪朝廷就是得罪地方势力，根本没有两全之策。

最终杨文鼎以身体欠佳为理由没有去陕西上任，直到西安光复前，陕西巡抚一直由布政使钱能训代理。

而来到长沙上任的余诚格的故事已经在前面的第三章详细讲过，我们接着说郑孝胥。

虽然最终也没能如愿坐上湖南巡抚的位置，但郑孝胥并不着急，他顶着湖南布政使的帽子，但是一直是留在京城的。此刻端方正受命入川平定保路运动，他一心想把郑孝胥带上作为帮手，但盛宣怀坚决不放，执意将郑留在身边出谋划策。郑孝胥也乐得如此，一旦盛宣怀的铁路国有化举措推进成功，载泽凭经济上的业绩得分抢到下任内阁总理的宝座，那么郑孝胥的政治前景就远不是省一把手那么简单了。

然而武昌起义爆发后形势突变，庆党系咄咄逼人为袁世凯复出造势，捅了篓子的后党系一落千丈，郑孝胥也被朝廷要求尽快去湖南赴任，不可滞留京城。

于是郑孝胥只好到天津坐船先去上海，再设法入湘，等他到了上海后才发现湖南已经光复，根本没必要再去了。

随着10月下旬袁世凯出山、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后党系彻底失势，郑孝胥的政治前景也丧失了希望，只好继续蛰伏上海等待机会。

11月4日的海藏楼内，惨淡的夕阳下，辜鸿铭与郑孝胥愁眉不展。他们都是大清的死忠，对革命党深恶痛绝，然而就从这一天开始，他们脚下的上海滩也成了革命党的天下了。

当然，此刻他们二人还有一点同病相怜就是：随着光复的到来，他们都失业了。

辜鸿铭还好，全国各地学府的聘书络绎不绝；至于郑孝胥，恐怕只能在家赋闲了。

当然，在家赋闲并不意味着没有收入，郑孝胥的书法名扬天下，他的书桌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每天上门求字的人拿着真金白银还要排队。

但问题在于，既然被人誉为当代的诸葛亮，那就不能只是满足于衣食无忧，应该做些安邦定国的大事啊。

于是大家都知道，后来的他终于等来了做大事的机会，只不过，这个大事留下了……千古骂名。

就在辜鸿铭与郑孝胥长吁短叹之际，在他们南面只有一街之隔的哈同花园里，同样坐着一个满面愁容的人，那就是前湖广总督瑞澂。

瑞澂坐镇武昌时，武昌起义爆发；他随着楚豫号到了九江，结果九江起义爆发；现在他偷偷跑到了上海，结果上海起义爆发……毫无疑问，他很好地扮演了大清头号丧门星的角色。

得知他去了上海的消息后，10月29日，清廷立即致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让张将瑞澂“拿解来京，交法部严讯治罪”；30日，张人骏将这个任务布置给了上海的负责人道台刘燕翼；11月2日，刘燕翼回复张人骏说，他亲自去了瑞澂位于哈同花园里的临时寓所，但由于那里是租界，因此华人政府也无权抓人，他只能劝瑞澂主动归案，瑞澂则说自己目前身体有病，一旦健康好转，一定赴京请罪。

瑞澂毕竟做过上海道台、结识了十里洋场的不少洋人，现在这些关系当然该用上了。

再说了，刘燕翼这次去租界，名义上是劝瑞澂尽早归案，说不定私下也是取经，因为24小时之后上海起义爆发，刘燕翼轻车熟路、也跑到租界躲起来了。

躲在租界里的瑞澂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过得并不开心。即使清廷退位之后，所有的遗老遗少们依旧拿他当做大清垮台的罪魁祸首，由于那时已是民国，无法将其治罪，因此众人纷纷写信或者托人传话给瑞澂，劝他赶快自尽以谢祖宗。

想那瑞澂当年也是著名的“京城三少”之一，肥马轻裘、春风得意，呼朋唤友、风光一时的人物啊，如今却众叛亲离，落到这步天地……

四年后，刚刚52岁的瑞澂郁郁而终，




1911年11月4日，上海。

就在辜鸿铭、郑孝胥以及瑞澂的北面不到2公里以外的康定东路上，当年与瑞澂并称“京城三少”之一的岑春煊（另一人为劳子乔，不过他后来的地位及知名度远远逊色于瑞澂和岑春煊）同样在密切关注着时局。

岑春煊与郑孝胥也有交集，郑当年能坐上广西边防督办就是岑的保举；此外，郑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而岑春煊则是这个公会的幕后出资赞助人。

10月14日，岑春煊被任命为新的四川总督，但由于武汉、九江等长江上的重镇都已经光复，因此岑春煊无法走水路入川，不得不滞留在上海自己的公寓内。

当然，和袁世凯一样，他也要和清廷好好讲讲条件、讨价还价一番。不过此刻连上海都已经光复，那么，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在大清提供的平台上做一番事业？这就值得商榷了。

这点他和袁世凯也很像。




1911年11月4日，上海。

位于十六铺太平码头的新舞台剧场里，昨晚一夜未眠的梨园名伶潘月樵正在小憩。

昨天上海城厢光复时，由于兵不血刃，因此戏院照常演戏，热闹依旧。然而晚上散戏后又传来消息，商团及众多起义人马要连夜攻打江南制造局，于是，潘月樵等一批伶人来不及卸妆也都匆忙加入了战斗。

凌晨，江南制造局被攻克。潘月樵的左腿也受了伤，好在不算严重，今天为了庆祝上海光复，他还要带伤出演。

1912年民国正式成立后，潘月樵被任命为沪军都督府调查部部长，授少将军衔。

艺人能当上将军的，潘月樵算是第一个吧。




1911年11月4日，上海。

距离新舞台不远处小东门的一个低等妓院门口，一个拉皮条的年轻人正在百无聊赖地削着水果，对于惊天动地的改朝换代他丝毫不敢兴趣，不管任何世界，捞钱才是王道。

他叫杜月笙。




1911年11月4日，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上。

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再过十几个小时，杭州起义就要爆发，这个年轻人也将参与其中，尽管后来的很多资料将他的身份夸张为敢死队指挥官，其实他的真实角色只是个信号兵。

他叫蒋中正。




1911年11月4日，上海。

东余杭路的一座宅子内，男主人正在印刷机前校对着刚刚印出来的书刊。身为牧师的他薪水不是很足，还要开办印刷厂来补贴家用。

门外，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跑了进来，兴奋地说：“爹地，外面在庆祝光复大游行，别干活了，我们去看看吧。”

男主人摇摇头置之不理。

女儿抱怨道：“你们整天就懂得赚钞票，真无聊。”

男主人面对不悦：“你现在总算喝完洋墨水回来了，你那两个妹妹还在美国读书，将来你的三个弟弟也要去美国读书，这些难道不用钞票？”

女儿嘻嘻笑道：“从今天开始世道不同了，以后我们三姐妹都嫁给革命党的大人物，说不定比以前的妃子皇后还风光，弟弟们留学那点钞票小开司了。”

男主人被女儿的异想天开逗得哈哈大笑……

对了，这个家庭姓宋。




1911年11月4日，上海。

黄浦江水依旧静静流淌，淡定从容。

也许江水知道，就在十年后、十六年后，更多的石破天惊，还将激荡在……浦江之畔。







（第五章全文完）

家里有事，将近一年没有更新，居然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着这个帖子，谢谢大家。

请大家放心，我没有忘了这个楼，一直在酝酿着。

第五章原定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多事之秋（下）》，现在挪到了第七章，新的第五、第六两章将是《秋水长江五色天》的（上、下）。

《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多事之秋》这个段落的内容是写辛亥秋天各省的独立，但为了写的更充实，大家看到更过瘾，我决定将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这几处抽出来单独成章，也就是《秋水长江五色天》，毕竟这几处的光复都是互相有所牵连，而且同时还涉及着武昌的战事以及长江上的大清海军态度的转折。

此外，从《秋水长江五色天》开始，不准备拘泥于前四章里面将每章文字控制在一万字到一万两千字左右的自我规定，以故事本身为核心，以讲明白为目的，第五章就写了两万多字。

嗯，国庆期间一定推出《秋水长江五色天》的下半部。

@黑铁崖 2012-09-29 12:55:51
楼主节日快乐，加油赶进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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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快乐，如无意外，这个长假期间会完成第六章。

楼主一直在写，第六章会有将近4万字。

@黑铁崖 2012-12-15 21:32:21
楼主，可以再接着更新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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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章四万多字写得差不多了，预计明天全部发出来。

第六章 秋水长江五色天（下）




1911年的时候，顾颉刚、叶圣陶还都不是什么大师，他们只是苏州城内两个十七八岁的青葱小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这两个好朋友就读的学校叫苏州草桥中学，他们的校长叫袁希洛。袁是同盟会员，几个月后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就是他代表独立各省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授予了孙中山。

三十多年后，抗战结束时，已经年逾古稀的袁希洛还一直在为促成国共和平相处、避免同胞相残而四处奔走呼吁，差点跑到延安去绝食。

新中国创立时，袁希洛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且一直与主席有书信往来。1955年，袁希洛进京参观国庆典礼，9月21日这天，他第一次见到了主席。

耄耋之年的袁希洛主动请命，希望可以去到台湾，以老同盟会员的身份去游说蒋介石，促成两岸和平统一。

主席沉吟了一下，关切地说：“北京的秋天冷死个人，老先生穿得太少，要发烧的。”

第二天，袁希洛收到了主席派人送来的御寒衣物。

10月12日，主席在袁希洛写来的信件后批道："此人书生气很重，人是好人。"

沐浴在新中国温暖下的袁希洛活得很滋润，86岁才去世，死因甚至不是生病，而是煤气中毒。


回到1911年，我们接着说草桥中学。得益于袁希洛这样的校长，这个学校的思想风气很开明，学子们都博览群书，中外文化兼容并蓄，学生中除了顾颉刚、叶圣陶后来在国学、教育领域都如雷贯耳，同时期的郑逸梅、吴湖帆等也都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文学大家、书画大家。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苏州后，顾颉刚和叶圣陶十分兴奋，天天都关注着时局。由于每天上海出版的报纸经火车下午1点就可以到达苏州，因此他们在下午课间休息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偷偷溜到街上去买报纸，如《时报》、《申报》、《新闻报》等等，回来争相传阅。随着南方响应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但苏州还是没有动静，少年们不免心中焦急。

不料到了11月5日的早晨，正在吃早饭的叶圣陶忽然听街上回来的大人说：苏州已经光复了。

叶圣陶找到顾颉刚，他们没有和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而是直奔位于书院巷的江苏巡抚衙门（现在的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所在地）。

赶上了这样的大事件，这让两个少年既兴奋又好奇，他们想知道，所谓的改朝换代，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苏州的江苏巡抚衙门旧址

（一）苏州篇


1911年10月15日，南京。

上一章里面讲到，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希望说服两江总督张人骏能出兵援鄂以及上书清廷敦促立宪，但张人骏态度冷淡，对这两个建议都不感兴趣。

无奈，张謇失望而归，然而，回到湖南路上的咨议局后，一封刚刚自苏州发来的电报又让张謇大喜过望：江苏巡抚程德全邀请他尽快赶到苏州，共商大计。

看到这里时，不知有没有读者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两江总督府和江苏咨议局都在南京，为何江苏省的最高管理机构巡抚衙门却跑到苏州去了？那么，清末时江苏省的省会到底是南京、还是苏州？

甚至于还有另一个问题：江苏省为何还有巡抚一职？

清朝的时候，巡抚是一省的最高负责人，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巡抚下面的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当然是每个省都必须设置的职务。但从1905年开始，清廷实施官制改革，凡是总督与巡抚同处于一个城市的，巡抚这个职务陆续被撤销掉，由总督兼任了该省巡抚的职能。比如我们谈到武昌起义时，大家就会发现里面从没有出现过湖北巡抚这个角色，因为湖北巡抚的职责已经被湖广总督同时承担了，同理，坐镇广州的两广总督相当于兼任了广东巡抚，坐镇昆明的云贵总督也就兼任了云南巡抚……其实这就是一种精简机构，可以裁员掉数名巡抚的编制。

回过头来，我们接着说说江苏这个省的特殊情况。

清朝初年的时候，江苏与安徽还是同一个省份，称为江南省，省会是南京，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所管辖的两江，就是指江南省、江西省这两个“江”。

随着长江下游、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经济体量的飞速增长，江南省的管理难度不断增加，因此到了康熙时期，江南省被划分为了江苏省和安徽省两个省份，其中，江苏的命名是从省内两大城市江宁（现在的南京）以及苏州各取一字得来，同理，安徽则是得名于安庆和徽州。

新设置的江苏省省会放在了苏州，但南京依旧是江苏、安徽、江西三个省的最高管理中心。

而到了乾隆时期，眼看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太富庶了（包括现在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上海等），无论种粮、渔业、漕运、手工还是商贸，仅这一个地区每年为国库带来的钱粮赋税都是其他省份全省数额的多倍，因此朝廷也需要在行政上强化这一区域的管理，这样一来，江苏省又同时设置了两个布政使（相当于省长）来管理经济民事等事宜，这两个布政使分别叫做江宁布政使和江苏布政使，前者驻南京，辖区是南京以及整个苏北，后者驻苏州，辖区是除南京以外的整个苏南地区，这样一来，江苏事实上也就有了两个省会，但巡抚还是只有苏州的一个。

（事实上，在1905年时，清廷曾经准备将江苏省彻底一分为二，苏南部分还叫江苏省，苏北则成立新的江淮省，只不过出于一些行政管理上不好操作的原因，最终该计划搁浅。）

由于江苏巡抚所在地是苏州而非南京，因此两江总督也就无法同时兼任他的职能，这也是辛亥年间江苏省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的原因，全国仅此一例。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江苏的咨议局、也就是“人大”是何种状况呢？

最初的江苏省内，由于其民事行政上相当于两个省，因此也是江宁咨议局与苏州咨议局两个机构分别存在的，后来江苏人士为了避免议员票数分散，不利于联合行动，因此向朝廷力争将两家合并成为江苏咨议局，总部设立在南京。

当江宁咨议局与苏州咨议局合并后，它也就超越浙江省成了全国第二大的咨议局，仅次于直隶，从而赢得了更大的声势和话语权。（直隶省则因为包括了京津，因此其咨议局席位数量肯定是遥遥领先其他各省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分配给各个省的议员份额并不仅仅是根据各省的人口决定，还与各省的科举成绩息息相关，也就是说，那些读书风气重的省份是可以多得席位的，这也是江浙两省气势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程德全

背景梳理清楚后，我们接着说江苏巡抚程德全。他本是奉天巡抚，后因这个位置被取消（因为东三省总督也坐镇奉天），于是被调到了江苏。程德全思想开明，拥护立宪，因此一到江苏后立刻与立宪派首领张謇情趣相投、关系密切。

武昌起义爆发，程德全与张謇在督促清廷尽快立宪来平复民愤的意向上一拍即合，张謇于16日赶到了苏州，二人商定由程德全牵头，联合各省督抚上书朝廷，内容则由张謇草拟。

张謇回到所住的惟盈旅馆后，马上带着手下的杨廷栋、雷奋（二人都是江苏咨议局议员、前留日学生）连夜赶出了一份奏折，内容包括恳请朝廷解散皇族内阁、下罪己诏、实施立宪等等。第二天（17日）一早，程德全开始将稿件内容通电各个省份的督抚们，征集在此奏折上的签名。

然而，那些官场老油条们大都支支吾吾，语焉不详。

就在一年前，除了张人骏、赵尔丰等少数几个人，这些督抚们中的大多数还曾联合上书敦促清廷尽快立宪，但此刻的他们偏偏却又开始观望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

由于此刻的朝廷压力很大，如果再上这份奏折，貌似有点火上浇油的味道，万一清廷剿灭了武昌起义，等局势稳定了秋后算账呢？那时候位列这份奏折上的封疆大吏们，恐怕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无奈之下，直到22日，程德全才将这份应者寥寥的奏折通过电报发往京城，但为时未晚，此刻湖南、九江、陕西等地的起义相继爆发，朝廷上下已经乱作一团，忙碌于邀袁世凯出山前的讨价还价，因此这份奏折没能引发更大的反响。

到了10月27日，张绍曾等军官发动滦州兵谏，其上书的核心内容与这份程德全的这份奏折大同小异，但人家手握枪杆子，又毗邻京师，加上那时全国已经动荡不已，因此起到的效果更加明显，清廷不得不下罪己诏并解散皇族内阁，同时将权柄交到了袁世凯的手里。

再说程德全，虽然奏折并未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他个人的倾向性已经昭然若揭。到了11月3日上海独立时，上海道台刘燕翼在逃往租界前曾电报请示两江总督张人骏以及江苏巡抚程德全这两位上级讨教应对之策，张人骏的回复是“无论乱党、商团，擒获者悉数正法”，而程德全的回复则是“目前以保全中外商民产业为第一要义，即速邀集地方绅商会商各国领事，设法维持，无任糜烂。”

二人的态度，泾渭分明。

再说苏州这边，听到上海光复的消息后，各界名流乡绅代表纷纷面见程德全，劝他主动发动独立、避免让苏州城内爆发战火，程德全自然愿意顺水推舟，于是又找来了驻守苏州的新军45团团长刘之洁商议。

刘之洁最早的出身应该算北洋系，但随后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与吴禄贞、钮永建等思想激进的革命党成为同窗，他本人的政治倾向也逐渐开明。回国后刘之洁先在东北军中任职，后因与顶头上司陈宧不和而辞职。

（说到陈宧再插一句，这个人物在后来的袁世凯称帝时期赫赫有名，是让袁送命的“二陈汤”中的一陈，他的名字应该是陈宧（yí），而不是“陈宦”（huàn），不料在政治规格很高、经历了重重审查的献礼大片《建党伟业》里，从读音到字幕还是都被搞错了。）

任职奉天巡抚期间，程德全很赏识刘之洁，后来程调任江苏巡抚，恰好刘也从东北辞职，于是程又安排刘做了苏州的45团团长。苏州的军队配置是新军的第23旅，下辖45、46两个团，23旅旅长艾忠琦比较知趣，凡事装聋作哑，任由刘之洁越级同巡抚程德全直接汇报。

看到此刻天下已经大乱，于是刘之洁也支持程德全独立。有了军方和当地士绅两重保证，程德全下了决心，11月4日的晚上，他召集各级高官宣布独立，除了江苏按察使兼代理布政使左孝同（左宗棠之子）、巡警道吴肇邦等少数几人反对外，其他人均持支持态度。同时，上海方面的代表也赶了过来，通报说杭州、镇江等地的起义马上都将爆发，苏州绝无后顾之忧。

于是，到了11月5日上午，程德全通电全国宣布江苏独立，他也由大清的江苏巡抚摇身一变，成为独立后的江苏都督。

此前虽然有黎元洪、吴介璋等成为都督的先例，但他们还只是大清军官的身份，而从原大清体系内的封疆大吏直接180度华丽转身，成为新的民国政府一省最高领导的，程德全开了辛亥年的第一例。

大概是觉得整个独立过程一枪未放太平静了，程德全命令手下拿竹竿挑下了巡抚衙门屋顶上的三块瓦片，寓意改朝换代、与大清决裂，史称“挑瓦革命”。

瓦片落地，应声而碎……



再说顾颉刚和叶圣陶，他们赶到巡抚衙门时，门口已经围了很多看热闹的市民，两个少年只看到旗杆上挂起了白旗，大门口贴着一张独立的公告，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没有丝毫变化。

“这也太简单点了吧。”想看热闹的二人不免有点失望。

很快，他们注意到了地上特意围起来了几块碎瓦片供大家参观，同时，围观群众中有人说道：

“所谓江山社稷，不过就是一竿子的事。”





张謇

（二）杭州篇


1911年11月5日凌晨，杭州，抚宁巷。

浙江巡抚增韫望着衙门内的熊熊大火，不免一声叹息：“本不该如此啊！也许，就差了一个时辰……”


话说同盟会中部总会虽然设置在上海，但他们最初确定的起义地点并不是上海，而是杭州。陈其美的如意算盘是：先在杭州策动起义，一旦得手后，起义部队乘火车沿沪杭铁路八九个小时就可以到上海，然后胁迫上海军警起义；得手后再沿沪宁铁路进军苏州照方吃药，继而再去南京，这样一路推进全面掌控江浙两省。

陈其美之所以选择以浙江为突破点有两个原因：首先，诞生了光复会的浙江一直反清氛围浓重，出过徐锡麟、秋瑾这样血溅刑场的豪杰英烈；其次，陈其美自己就是浙江人，熟门熟路。

按照这个思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马上先去杭州与当地革命党密谋，但后来由于光复会的李燮和已经在上海策反了军警，结果上海的起义反倒是走到了杭州的前面。

上海已经动手的消息传到杭州后，新军中的军官们马上决定事不宜迟，在4日晚上起义。

驻扎浙江的新军是21师，师长萧星垣，下辖两个旅，41旅驻杭州，旅长蔡成勋；42旅驻宁波，旅长刘恂。41旅则下辖81、82两个团，81团代理团长朱瑞早就秘密加入了光复会以及同盟会，82团团长周承菼虽然不是革命党，但在其下属多人的影响下，也决定参加起义。

于是，驻杭州新军自团长以下的基层军官大部分有起义的意向，个别不愿造反的军官则通过辞职、出营不归等多种方式躲避起来，面对这种形势，师长萧星垣、旅长蔡成勋虽然不想起义，但也已经无力掌控下属。

3日的晚上，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沈钧儒面见巡抚增韫，劝告他尽快独立，以免杭州城内爆发战火，增韫并没有马上答应，他想再观望一下。

4日上午，增韫特意带着母亲、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人上街购物，并且只带两名侍卫步行跟随。这是由于全城都在谣传他已经跑路了，因此巡抚大人还是需要露露面来粉饰太平，但越是这样作秀，杭州市民越是确信：看来杭州是要变天了。

4日中午，回到巡抚衙门的增韫召集手下商议对策，尽管有乐观者认为新军两个团都驻扎在城外，每个士兵只有几发子弹，而忠于清廷的旗营和巡防营弹药充足，因此杭州还是很安全的，但更多的人对此不以为然，依旧忧心忡忡。

从前面已经讲过的各省独立经过里大家不难看出，清廷所依赖的用巡防营制约新军的策略可谓彻底失败了。一来巡防营毕竟不是正规军，战斗力不比新军；二来其人员构成繁杂、良莠不齐，巡防营士兵确实不像新军士兵那样读过书、思想激进，但这批老兵油子遇事见风使舵、打小算盘，因此也不会傻乎乎地为清廷拼命。

到了4日傍晚，增韫越来越觉得形势不妙，最后他下了决心：主动独立，以免玉石俱焚。在辛亥年里，作为封疆大吏中旗人附和独立的，增韫是唯一一例。然而，由于独立还没正式实施时，起义就连夜爆发了，因此这个事实也被后人有意无意地忽略。

毕竟，在打打杀杀中武力推翻前政权才更有革命的气氛。

4日晚上，增韫派人将写好后的独立通告送去旗营，一旦驻扎杭州的旗军最高统帅、杭州将军德济盖印后，这份通告连夜就会贴满杭州。

清朝时，驻防各地的旗人将军（并非每个省份都有）的名分很高，甚至要稍稍高于总督，更不要说巡抚了。到了清末，随着八旗军队的衰落，将军们也都成了空架子，但官场上的表面文章还必须要做，因此如果浙江巡抚增韫的这份独立通告上没有杭州将军的大印，其权威性就会大打折扣。

送信人赶到旗营时已经是晚上10点，营门已关闭，由于这几日的紧张气氛，为了安全起见，就算是来人是巡抚的信使，旗军也不给开门，结果这个事情就这么被耽误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就算当晚旗营开门让信使进来了，盖章这个事也办不成，因为杭州将军德济此刻正在日租界的妓院里快活着。

与此同时，增韫已经将独立的消息通知了师长萧星垣，萧星垣马上打电话要求各级军官连夜来师部开会，以便告知众人：既然巡抚已经同意和平光复了，那么大家就无需舞刀弄枪闹起义吧？

可惜这个通知来得太晚，下层军官中有些人担心这是缓兵之计，万一是鸿门宴，大家去了师部却被抓起来怎么办？于是众人决定，不管巡抚、师长们持什么态度，咱们先带兵杀进城内再说，把主动权抓在手里。

起义方如此有把握动武还有一个原因，驻守城内的宪兵连长童保暄以及工程营代理营长来伟良都是革命党，他们作为内应会先设法打开城门，因此义军不用担心被关在城外。于是到了5日凌晨1点左右，81团、82团浩浩荡荡开入市内，一路杀奔巡抚衙门，另一路直奔军械库。

守卫巡抚衙门的卫队根本没做抵抗，增韫及其全家被俘，随后被送到城里的福建会馆软禁起来，而巡抚衙门则被放火焚毁。

攻打军械库的那一路人马也没费多大周折，此外，巡防营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就选择了附和起义，到了5日清晨，除了西湖边上的旗营外，杭州全部落入义军控制。

由于师长萧星垣、旅长蔡成勋等高级军官见事态不妙都已经连夜逃走，因此起义后的新军推举周承菼担任了军方的总指挥。

随即，就是新都督的人选问题，光复当日所发的安民布告上签署的是童保暄都督，但那只是临时举措，因为童毕竟人微言轻、难当重任。

最终，各方开会讨论后推举出来了一个人选：此刻在上海赋闲的汤寿潜。



汤寿潜

前面已经讲过，1906年各界名流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汤寿潜就和郑孝胥、张謇一起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后来由于一心致力于建设铁路事宜，汤寿潜辞去了浙江咨议局议员的职务，然而他的地位及威望还是远远超过了议长陈黻宸、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常驻议员褚辅成等人，与张謇一起并列江南立宪派的领军人物。

作为浙江民间商办铁路公司的一把手，在汤寿潜的打理下，浙江省内的铁路建设花费少、成效高，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标杆。然而盛宣怀上台后推进铁路国有政策，势必与汤之间水火不容，汤寿潜公开上谕，要求朝廷撤销盛宣怀的职务，但面对后党系的咄咄逼人，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最终倒是汤被免去了浙路公司总理的职务。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汤因此也成为了浙江保路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民间的声望更加高涨。

不过，部分光复会的革命党人对汤寿潜是极为不满的，四年前的浙江巡抚张曾扬抓住秋瑾后，曾向汤咨询处理意见，汤主张杀一儆百。如此与革命党有血海深仇的人，杀掉他都不解恨，难道还请他做都督？！

但更多的人心里明白：改朝换代要想成功不能仅仅靠激进的革命者，还必须借助汤寿潜这种实力派人物才能成事，就拿此刻来说，要想解决尚未投降的旗军，就需要汤寿潜出面。

旗军中的官衔最高者虽然是将军德济，但实际掌控部队的是协领贵林，大概这也是无所事事的德济闲极无聊、终日寻花问柳的原因之一吧。

贵林是文人出身的武将，热心于教育以及立宪，因此与浙江咨议局议长陈黻宸的私交很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陈黻宸曾劝过贵林要早作打算，因此杭州起义的当晚，贵林要求部下守住旗营即可，不要出击与义军发生冲突。

5日白天的杭州城内，旗营与起义军处于对峙阶段，按当时一位浙江籍作家的说法：“战事是有的。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

义军对于能否顺利打下旗营并没有把握，或者说就算能拿下也会有伤亡，因此促使对方主动投降才是最佳选择，于是义军让被俘的增韫写了劝降书送进去。

旗军方面也不想鱼死网破，贵林出来与义军总指挥周承菼谈判，但双方的条件没有谈拢，局面再次僵持，随后旗营里放出的话是“愿受汤先生抚，否则力抗”。

无奈之下，最初反对汤寿潜当都督的革命党人也没了话说，各派势力的观点趋于统一：先让汤寿潜当上都督，收拾局面要紧。

不过，这边不舍得都督的宝座，但那边的汤寿潜还未必中意这个位置。

就在杭州起义爆发的数日前，清廷为了稳定浙江的局面重新启用汤寿潜，准许他设立团练局总办全省团练事宜，但此刻的汤已经对朝廷不报希望了，因此无动于衷。

同时，对于加入革命党的新政府，汤寿潜也在犹豫和观望，后来在各方的力邀下勉强同意出山，主要还是为了化解此刻杭州城内的战事，保一方平安。

汤寿潜赶到了杭州，与贵林谈好了条件：旗军放下武器，解散队伍，新政府则为他们发放三个月的薪水，以便脱下军装的他们有一段缓冲期，再去找别的职业来挣钱养家。

随着旗军归顺，杭州彻底光复，匆匆赶来的汤寿潜也暂时先回上海的家里去料理一下，然而趁着他不在，杭州城内又起事端。

立宪派里除了汤寿潜、陈黻宸等温和派以外，还有褚辅成、沈钧儒等激进派，而起义的新军也只是暂时借助汤寿潜、陈黻宸等温和派的威望来稳定局面，但并不希望他们分享过多权力，于是在军方的干预下，原定出任新政府民政部（政事部）部长的陈黻宸被迫辞职出走上海，这个职位被早就是革命党的褚辅成得到。

褚辅成不准备给旗军发放那三个月的薪水，以周承菼为首的军方也希望采取强硬的态度来彻底震慑住满人们，双方一拍即合，他们假借都督汤寿潜的名义将贵林父子以及旗军的另一位军官哈楚显召来，然后用隐匿军械、图谋不轨的名义将三人枪毙。

闻讯后的汤寿潜匆匆从上海赶来，由于手中不掌控实际军权，他对于贵林之死也很无奈，只有黯然神伤。

好在对于对方阵营里同样不掌控军权的巡抚增韫、将军德济两人，义军方面并未为难，汤寿潜马上将他们二人礼送出境，以免夜长梦多、再生变故。

1911年11月5日凌晨，杭州，抚宁巷。

按照计划，拿下巡抚衙门的义军应该发射信号弹通知其他友军，但原定的负责此事的那个军人还没出现，众人正焦急间，那个瘦高青年终于匆匆赶来，对天放了三枪，看着三颗红色信号弹划过杭州城的夜空，众人欢呼雀跃不已，也就没人去责备这个叫做蒋志清的军人。

1906年，浙江青年蒋志清第一次赴日留学期间，在那里结识了两位同乡，陈其美以及黄郛，三人一见如故，结拜为兄弟，陈其美是大哥，蒋志清则是最小的三弟。

1910年，黄郛从日本毕业回国，进入了军谘府就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军谘府居然是派黄郛去南方侦察革命党动向，黄郛心里乐开了花，顺势到了上海投奔大哥陈其美。陈其美成为上海军政府的都督后，任命黄郛为参谋长，这个消息已经公开登在了上海以及很多南方的报纸上，然而位于北京的军谘府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反倒是依旧每月通过黄郛的同事给他寄薪水。

如此重要的军事部门都尸位素餐到了这样的地步，大清岂有不亡之理？

再说三弟蒋志清，他去日本是为了学习军事，但由于不是清廷的陆军部公派，因此不被日本军校接收，只好进入普通学校学了半年日语，也就是这段时间结识了两位大哥。随后的蒋志清只能先回国考取了保定军事学堂，有了正式身份后再二次赴日留学。

武昌起义爆发时，蒋志清正在日本的炮兵部队实习，随后马上与好友张群一起回国，到上海投奔了陈其美。由于蒋是浙江人，因此陈其美安排他赴杭州，参加了在白云庵召开的起义筹备会议。

（白云庵的住持智亮和尚和他的徒弟意周和尚都同情革命，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当时杭州城内的一个反清秘密集会地，由于庙宇紧邻西湖，众人可以假借游湖之名从四周乘船而来，以便掩人耳目。这个白云庵就在现在的雷峰塔脚下，原址已经在1958年建西子宾馆时夷为平地。）

基于蒋志清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背景，会上有人将起义计划拿给他征求意见，但蒋不熟悉杭州的地形，也就没说什么。会议结束后，蒋回了上海向陈其美通报情况。

然而到了杭州起义爆发前，蒋又再次来到了杭州，这是因为杭州义军方面需要信号弹，求助于陈其美，于是陈派蒋前来负责此事，这才有了前面的那一幕。

一起参加光复杭州的武装除了新军外，还有敢死队，他们大都是浙江的农民和渔民，这支队伍从已经光复的上海集合后乘火车出发，与蒋同行，但并非隶属蒋的旗下，带队者包括王金发、张伯歧等人。

杭州光复结束后，王金发又带队杀到绍兴，成了绍兴军政分府的都督；张伯歧则被都督汤寿潜称为“光复杭州，以伯歧为首功”，随即被任命为镇海炮台统领。

寸功未立的蒋志清什么也没捞到，只好郁闷地回到了上海，好在上海的《民立报》是掌控在陈其美及同盟会手里的，随即在这张报纸报道的杭州光复事迹里，蒋志清被描写为敢死队的总指挥，甚至是活捉浙江巡抚增韫乃至光复整个杭州的最大功臣。

几年后，蒋志清改了名字，叫蒋中正。

当然，大家也可以认为《民立报》的报道以及蒋后来写的回忆录才是真实的，而信号兵的故事是假的。

何谓真相？答案在风中。





蒋志清与张群

1911年11月5日凌晨，杭州，抚宁巷。

攻打巡抚衙门的队伍中，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手持炸弹，惹人注目。

她叫尹维峻，与她的姐姐尹锐志在民国初年也算是赫赫有名，号称尹氏姐妹花。身为绍兴人的她们乃是老乡秋瑾的弟子，在秋瑾的带领下早早投身革命。参加光复会时，姐姐尹锐志年仅14岁，妹妹尹维峻更是只有9岁之龄。

秋瑾牺牲的前一年曾经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光复会的据点，叫“锐峻学社”，就是从这两姐妹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但因为锐峻这两个字不容易让人记住，因此后来又叫成“锐进学社”，取锐意进取之意。上一章我们讲到陶成章、李燮和等光复会大佬重组“锐进学社”策动上海起义，就是数年前秋瑾那个“锐峻学社”的延续。

上海光复前夕，姐姐尹锐志在法租界内的锐进学社制造炸弹时不幸受伤，先去了医院，随即被关进巡捕房，因此只剩妹妹尹维峻跟随敢死队回到杭州参加了起义。

1919年，年仅23岁的尹维峻死于广东汕头，当时她和丈夫裘绍（也是光复会成员）都在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她的死因有两个版本，一个说法是夫妻吵架动手，导致怀孕的尹维峻小产，大出血而死；另一个版本则来自裘家的后代，说是当时的浙江督军杨善德派人来刺杀裘绍，裘绍没在家因此逃过一劫，但尹维峻则在和刺客的搏斗中被踢伤，所以才会大出血导致死亡。

尹维峻死后的一个月，46岁的杨善德也病故了，所以此事也成了一桩死无对证的无头案。

再说姐姐尹锐志，她同样嫁给了光复会成员周亚卫，周亚卫同时也是裘绍的好友，后来官至国民党中将，并且与大佬陈诚私交不错。

不过在外面如此风光的周亚卫回到家里却是出了名的怕老婆，曾经被尹锐志挤兑得离家出走。

抗战胜利后，尹锐志曾在重庆重建光复会并担任会长，周亚卫是副会长，然而没过多久，57岁的尹锐志就因病去世。

和自己的妹妹一样，对于尹锐志之死到底是正常死亡还是另有隐情也是各有说法。虽然表面看尹锐志是病死的，但同样有传闻，其得病的根源是因为有人偷偷在她的食物里做了手脚。

至于谁是投毒者？猜测指向了国民党，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与光复会本来就是死对头，而在抗战胜利后的敏感时段尹锐志重组光复会，一旦她再与中共暗中携手，无疑是国民党的又一大敌。

尹的老公周亚卫后来就没有去台湾，而恰恰是投奔了共产党，建国后当过北京文史馆馆员和政协代表，直到1976年87岁高龄时才去世。

但是周的好友兼连襟裘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妻子尹维峻死后不到一年，33岁的裘绍在代表广州方面策反北方军队时被杀，身中数十弹，遗体成蜂窝状……

1915年，王金发也被当时的浙江都督朱瑞捕杀，这个朱瑞就是杭州光复时曾经与王金发并肩作战的81团代理团长。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浙江籍作家，曾写过下面一段话：“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个在当时就如此一针见血的作家，叫鲁迅。





尹锐志


尹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