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与女性的解放（三）

阴阳交合，大道流行。“至阳”或者“至阴”估计都不能算是和谐，正所谓“孤阴不长，孤阳不生”。柏拉图讲过一个寓言，说很早的时候，人都是双性人，身体像一只圆球，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后来被从中间劈开了，所以每个人都竭力要找回自己的另一半。这个寓言深刻地告诉我们：从本原上说，两性特质并存于每个人身上，因此，一个人越是蕴含异性特质，在人性上就越丰富和完整。过于刚猛，或者过于柔顺，也许都不能说明人的丰富本质。在一定意义上，最优秀的男女都是雌雄同体的，既赋有本性别的鲜明特征，又巧妙地揉进了另一性别的优点。大自然仿佛要通过他们来显示自己的最高目的——阴与阳的统一。
个人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如果承认阴阳平衡乃是宇宙万物发展的规律，而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又完全符合阴阳两端的属性，那么父系社会发展到极致，则一定要转向“阴”的一面转化。当今社会真可谓“阳”到家了，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科学技术打造了一个如此光亮的世界，以至于让人无法睁开眼睛。当“刺眼的阳光”让我们的心灵没有藏身之地的时候，便出现了后现代思潮、环保思想等一系列反现代的东西。面对今天如此严重的环境危机和人文危机，人类开始质疑理性的能力，拒绝抽象虚拟的生活，否定光亮的世界。很多人把“后现代”称为人类的反思，但从阴阳平衡的观点来看，这并非倒退或否定，而是阴阳恢复平衡的前兆罢了。 “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未必代表腐朽落后，“敢叫日夜换新天”也未必代表人类的自强不息，因为就构成宇宙的阴阳两极要素来说，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仅仅是此消彼长吧了。所以，不要嘲笑老子的“无”为思想，也许在几千年后，人类可能会重新回到母系氏族状态。 因为当现代生活让人类的神经绷到极致时，大概除了休息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就好比弹簧，总有一个疲劳界限。
如果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时放置毫无人烟的荒山野地，让他们看不到丝毫生还的希望。我相信，首先崩溃的肯定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同样，在同样没有食物的情况下，首先饿死的还是男人。米兰•昆德拉也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为人民的苦难为奔走呼号，这个人一定是女性。女性，也许是世界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正如歌德所说的：“永恒的女性，带领我们飞升”。大自然把生命孕育和演化的神秘过程安置在女性身体中，此举非同小可，男人当知敬畏。与男性相比，女性更贴近自然之道，她的存在更为圆融，更有包容性，男人当知谦卑。
以老子为代表道家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女性主义者。它一贯旗帜鲜明地歌颂女性，到底是“恋母情结”，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预见和洞察？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了。但是，老庄的思想对今天我们这个光亮冰冷的世界无疑是一味绝好的“泻药”。也正因为此，我们总是到老庄思想中去获得一丝清凉和慰藉。中国的文化是早熟的。但“早熟”，并不是不成熟，只不过是过早地洞察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至今我们仍然没有走出老庄，没有走出其对女性价值的洞察。

道家对《易》的发挥和引申
——“负阴抱阳”的辩证法

殷道亲亲 周道尊尊
道家和儒家在中国的文化长河中都是“显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观。我们经常说“儒道互补”，正是说这两种思想学派满足了中国人的不同境遇下的不同选择。儒家讲究入世，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而道家讲究出世，是一种超越的人生观。前有儒，中国人可以将自己的个人价值同社会抱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后有道，在人生失意或者万念俱灰之际，道家的思想便打开了方便之门，给与受伤的心灵以慰藉，给无情的世界以意义。这样，中国人向前可以寄托于社会，大展宏图，向后可以寄托山水，怡然自得，真可谓左右逢源，张弛有度，进退有节。正因为此，我们中国人很少患“心理疾病”，也很少为人生意义的匮乏而寂寞无聊，更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因为失去了上帝的庇护而“自杀”。
儒道互补，首先是因为二者的观点截然相反，针锋相对。正是“相反”，才造就了“相成”。但二者因世界观的不同有着互补的价值，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说明二者有互补的可能。我们后面所谈到的墨家思想也和儒家思想针锋相对，为什么二者没有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互补，而单单是儒道形成了互补的态势？但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儒道之所以能够互补，是因为二者有着共同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我们在第一篇所提到的《易经》（《易传》是一门儒家经典，不是道家思想的方法论源头）。我们知道，儒家的经典是“五经”，即《易经》、《尚书》、《诗经》、《春秋》。那么，道家的经典呢？按照魏晋以后的说法，道家的经典是“三玄”，即《易经》、《老子》和《庄子》。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在历史上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儒、道两家，竟都把《易经》作为作为本门派的“教科书”和“秘籍”。这是后人争相以前人的经典装点门面，还是儒、道两家本来就同出一源？
这个谜团，我们还是要到《易经》中去寻找答案。
我们知道，夏、商、周分别有自己的《易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易经》，仅仅是周朝的《易经》，也就是《周易》。据说，夏朝的易经为《连山》，商朝的易经为《归藏》。可惜，这两部易经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失传了。但根据依稀可考的资料，《归藏》和《周易》在体系建构方面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是以乾卦开始，而《归藏》则是以坤卦为开始。按照南宋罗沁在《路史发挥》中“论三易”的说法：“初坤、初乾、初离、初坎、初兑、初艮、初震、初巽，此《归藏》之易也。” 孔子也说：“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体会孔子语意，知《坤乾》反映殷道。据汉人说，《坤乾》就是《归藏》。
为什么商《易》从坤卦开始，而周《易》却从乾卦开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如我们在第一篇所说的，“—”、 “--”两爻不过是上古人类从天地万物的“交合活动”中获得的原始意象，而“易”也不过十以伏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观乎人文，以化天下”的产物。商代大量保存了母系氏族的社会制度，一切以女性为主，所以《归藏》从坤卦开始；而周朝完全摆脱母系氏族，构建起君臣分等，秩序森严的父系社会制度，所以才继承并改造了《归藏》，从乾卦开始建构理论体系，也就有了所谓的《周易》。《史记》中说 “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自君位继承制度而言，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从父亲的统系看，应当父死子继，从母亲方面看，应当“兄终弟及”。也就是说，哥哥死了，上位的应该是弟弟，因为他们是“一奶同胞”。这里显然是重视母系，父亲仅仅让人尊重，但却让人感觉不到亲情。正所谓“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可见，殷道亲亲是以母统为重，周道尊尊是以父统为重。《周易》古经首乾次坤，显然以父统为重，而殷道亲亲是以母统为重，《归藏》更是首坤次乾，显然是以母统为重。
其实，周道用“尊尊”来替代“亲亲”，其中已经包含了人文教化的味道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被母亲生出来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到整个生殖过程中来。母亲十月怀胎，含辛茹苦，在新生儿的诞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肯定比父亲大。所谓“母子连心”，正是表达了新生儿和母亲之间这种血肉相连的亲情关系。相反，父亲的角色要弱化的多。所以，选择亲情，首选的也应该是母亲，而不是父亲。据现代社会生物学家实验证明，父亲和孩子之间其实并不存在那种天然的血缘意识，所谓“父子天性”仅仅具有生理学上的意义。而父亲对子女的爱和关心，仅仅来自一种“占有”的心理，即“这个孩子是我的”。无论父亲对儿女多么疼爱，当他一旦得知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就会由疼爱转向仇恨。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正是说明父亲和儿女之间的亲情并不是出自天然情感，仅仅是一种自我意识。当这种自我意识通过社会文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后，就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周道尊尊”，所谓“尊尊”远没有“亲亲”天然和本能。只不过是文化的作用，使得父亲的地位空前提高和强化。比如今天，尽管我们法律规定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大多数孩子还是随了父姓，随母姓的寥寥无几。说到底，还是“尊尊”胜过了“亲亲”，文化这一社会遗传基因，而非生理基因起了决定作用。所以，人类社会早期，远古人类由于对血缘的崇拜顺利成章地进入母权社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当时人类尚处于野蛮时期，文化的作用还没有发挥，自然是生理基因起了决定作用；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社会角色分工过程中的作用的提高，再加上父亲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有女人是生不出孩子的，尽管孩子是女人生的）的发现，社会就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重新塑造男人的角色和地位。于是，“尊尊”自然替代了“亲亲”。

道家眼中的理想社会
当然，从“亲亲”到“尊尊”，不仅仅是男人取代女人那么简单，就像“阳”和“阴”不仅仅代表男人和女人一样。它引起的是个人价值取向的转变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从“殷道亲亲，周道尊尊”这句话中，我们能读出什么呢？这个“亲”自然指母亲，而“尊”则是父亲。自古我们就有“严父慈母”的形容，古人更是称自己父亲为家严，母亲为家慈。但事实果然如此吗，父亲就一定是严厉的吗？生活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很多家庭中母亲在子女眼里是严厉不容易接近的，而父亲则有可能很慈祥。“严父慈母”的概念，正是来自最基本的阴阳观——既然父亲是阳的代表，那么他就一定是刚健严厉的，而母亲一定是柔顺慈祥的，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规定。在这里，严父慈母已经不是某个家庭人员的性格问题，而是一种深深根植于社会成员头脑中的一种固有理念。
人类是以母系氏族体系拉开序幕的，母系氏族是什么样的？思维感性，人性混沌、人员平等、关系舒缓、不讲究秩序、不刻意安排制度、一切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充满神秘，这一切都是阴的属性。再看一眼，这不就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吗？每个现代人都会评判老子的思想是消极的，岂不知，道家思想几乎符合母系氏族社会的每个元素，可谓“阴”到家了，怎么能不消极呢？“殷道亲亲”，亲亲，亲乃发自天然，真情流露，这是由阴的平和、柔顺决定的。
而人类转向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呢？一切都开始颠倒了：崇尚理性、严格等级、尊卑分明、讲究秩序、一切以制度安排、不听天，惟创造，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一切都是阳的属性。再仔细想想，这不正是儒家所宣扬的“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吗？“周道尊尊”尊乃敬，敬而生畏，敬而远之，这是由阳的秩序、等级决定的。
我们可以儒、道两家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中看出这两个学派的分野。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都有一种“法先王”的政治情结。所谓“法先王”，就是把过去出现过的某一历史阶段看作视为值得模仿和效法的理想社会。但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是如此的不同。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微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微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于年代的久远，夏、殷两朝的“礼”到底具体说了些什么，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据王国维先生考据，殷代卜辞中有大量祭祀先妣（先祖之母）的内容，而在周礼中，先妣是和祀祖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祭祀先祖的时候，捎带着祭祀先妣。从这个考据，更加印证了《史记》中“殷道亲亲，周道尊尊”的说法，孔子在这里倡导的周礼是与殷时代不同的纯粹的男权之礼。作为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也经常谈到周朝的政治制度：“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仅仅看“幼而无父曰孤”，就有父权的味道，为什么不说“幼而无母曰孤”？不管孟子眼中的“文王之治”有多少理想的成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那一定是一个男人为主体的父权社会。但老子的理想却不是这样的。老子眼中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 ，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种“结绳而用”、“鸡犬相闻”的生活方式，很可能就是一个美化了的母系社会。庄子是老子的继承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会能够印证我们的猜测：“神农之世，卧而居居，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这种“耕而食，织而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肯定就是母系社会了。

庄子是老子的继承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会能够印证我们的猜测：“神农之世，卧而居居，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这种“耕而食，织而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肯定就是母系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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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或许能够佐证本人的观点

横看成岭侧成峰

对社会理想的憧憬目标不同，其理论建构肯定就会相去甚远。我们不是经常说吗？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因此，儒、道虽然都重视《易》的方法论，但侧重点却不一样，发挥引申的方向也不一样。道家重视的是商《易》之“亲亲”，而儒家重视的则是周《易》之“尊尊”。前者肯定女性价值，怀念母系社会的纯朴与自然，所以重视“阴阳”之“阴”；后者肯定男性价值，认可的是男权社会“郁郁文乎哉”的文明和修养，所以更重视“阴阳”之“阳”。于是，两个学派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对《易》进行了看似片面实则是具体的发挥和解读，得出了截然然相反的结论。
反过来说，《易》本身的模糊性，也为儒、道两家的发挥和引申提供了平台。唯有模糊性的东西才能够发挥，清楚明白的东西永远也没有发挥的空间。比如科技论文，很难产生歧义，但也没有发挥的空间。正因为此，西方人总说我们中国没有科学，讽刺我们的经典著作没有逻辑、不讲语法、模棱两可、词不达意，根本没有“实证性”！但没有科学和“实证性”又如何呢？我们虽然没有科学，但我们有智慧，而智慧有像白开水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海德格尔曾经说过：“模糊性是智慧固有的美德”。《易》作为中国文化源头智慧的经典之作，模糊性更大，其中不仅蕴含着阴阳转化的方法论，也暗含着阴阳之间关系的世界观！比如，《易》中讲“阴阳交合”，却并没有对“阴”和“阳”二者的地位和关系进行论证和说明。在“阴阳交合”的过程中，是“阳”战主动，还是“阴”占主动？二者谁的地位更高些，而另一方只是从属和附庸地位？所有的这些，《易经》中都没有讲，只是说“阴”离不开“阳”，“阳”也离不开“阴”，唯有二者的“相交”，才能化衍万物。
“阴”和“阳”之间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为儒、道两家的发挥和引申留下了空间和余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宣扬的是“天尊地卑”、“男尊女卑”，把“阳”凌驾于“阴”之上，企图建立一个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和谐社会，为文明的进程提供一个“和而不同”的路径；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却主张“上善若水”、“贵柔守雌”、“不敢为天下先”，强调“阴”的主导地位，企图建立一个“鸡犬相闻，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自然的社会。在个人的价值选择上，儒家强调“阳”的刚猛，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入世情怀；而道家却看重“阴”的滋养作用，主张在一种“知其白，守其黑”、“天地与我并作，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中培养一颗出世的心灵。由此看来，儒道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是相反相成，都不是对那个暗藏着无尽玄妙的“阴阳鱼”进行了发挥而已。就这样，共同的方法论，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使得儒道之间的互补不仅必要，而且成为可能。

“主静”、“居后”的示弱哲学
道家“贵母”；自然注重由坤卦开始的“商易”《归藏》；道家“主阴”，在对《易》的引申和发挥上自然重视“阴”。在道家这里，尽管阴阳还是不可剥离的，但二者的关系已经有了侧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充气以为和”。如果仅仅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估计儒家和道家都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大道流行，自然显现为阴阳，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离开阴阳更无道”。道就在阴阳之中，而不是在阴阳之上的东西。阴阳相反相成，相交相合，有了“生”，即一个不同于阴，也不同于阳，但又和阴阳有着密切关系的“第三者”。这也就是“二生三”。就好比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才会孕育出一个作为“第三者”的新生命。但这里的关键是阴和阳的地位，也就是二者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道家重“阴”，自然把“阴”放在了比“阳”更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才说“负阴以抱阳”，负者，载也。也就是说，阴占主要位置，是第一性的，主动地；阳是第二性的，被动的。
不仅如此，道家这种“贵母”、“主阴”的思想撒播在方方面面，贯穿在整个思想脉络中。对于强弱而言，道家“守弱”。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越不敢为天下先。” 如果说“慈”、“俭”还带有赞扬女性的味道，可是一句“不敢为先下先”，则是守“弱”了。对于先后而言，庄子说：“人皆取先，己独取后。” 对于动静而言，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清静为天下正”、“致虚极，守静笃。” 对于黑白、雄雌而言，老子说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对于清楚和明白而言，老子说：“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 ……总之，阳的一方面虽然光亮、积极、刚强、但它们都产生于“阴”黑暗、消极、柔弱的一面。顺应天下大道，就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即使处于光亮、刚强、积极的势态中，也不应忘记黑暗、消极、柔弱、安静乃大道之根本。所以老子主张“贵柔”、“守雌”、“居后”、“抱一”。
高怀民先生《先秦易学史》说：“孔子的一生表现了乾之健，老子的一生表现了坤之顺。”孔子主“阳”，自然 强调“乾之健”；而老子守“阴”，自然重视“坤之顺”。当然，说“坤之顺”有点不妥，因为道家的“坤”不是“顺”，是要“守”。而守住“坤”也不是跟在“乾”的屁股后面，而是要“无为而无不为”， “以柔弱胜刚强”，后来者居上。所以说，道家的思想既是“道”，又是“术”。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详细谈。但就儒、道两家而言，确实是因为对《易》之阴阳的发挥和侧重不同，而表现出了一系列的针锋相对。比如，《易传》中说：“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意思是说，阳为君，阴为民，阳卦一阳爻两阴爻也即一君二民，为君子之道。相反，则是小人之道。而老子在《道德经》中却说：“人之所恶，唯孤、寡、不彀,而王公以为称”意思是说，人们最讨厌的是孤独寡德凶残之人，而王公却以此做为自己的称谓。《易传》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意思是说，天的尊贵与地的卑贱是已经规定好的，没有任何更改之理。而《庄子•天下篇》里却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以道观之，则山泽均平，天地一致”。意思是说，任何有限的事物，其高低贵贱都仅仅是相对的。山高，与比它高的山比，就是“泽”了。因此，以道观之，它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孔子说：“吾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而老子却说：“吾有三宝，持而守之，曰慈，二曰俭，三越不敢为天下先。” ……
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如此。《论语》中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道德经》中却说：“牝常以静胜牡。” 别看女人柔弱，其实却是以静制动，男人反而服服贴贴。《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君子就应该行大道之刚强，积极入世进取。《道德经》中却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不胜。 木强则共。 强大处下。 柔弱处上。”意思是说，越是刚强的东西，越容易受挫折，正所谓太刚则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论语》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即使明知道没有什么效果，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表现出一种悲壮性的努力和进取精神。而《道德经》中却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则常德不离”。至于命运，庄子说：“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孟子说：“我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其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老子却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
儒道互补的格局，之所以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是因为二者在各个层面都体现出相反相成的态势，以至于根本无法将二者剥离。正如陈炎先生所说的，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那么这个大鸟的头部就是儒家，尾部就是道家。没有头部，也就无所谓尾部，相反亦然。正因为此，我们想了解儒家，估计就要将之放到与道家的对比平台上。反之，我们想了解道家，则就要将之与儒家相对比。在此，儒、道两家对《易》的发挥，通过阳和阴、雄和雌、刚和柔，主动和被动、有为和无为的相互排斥，不仅表现了儒、道两家在两性文化上的差异，也反映在它们对《易》之“—”、“--”两爻的侧重不同的引申和发挥上。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易》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易》道广大，真是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

从辩证法到诡辩论（一）
儒、道两家不仅在对《易》的理解和解释方面存在着“主阳”和“主阴”的不同，而且在“阴阳交合”的运动模式上也存在着分歧。前者表现为两家在世界观方面的分野，后者则表现为两家在方法论上差别。
我们在上一篇论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时候说过，《易》是一种从生殖文化中引申出来的一种二元的“阴阳”世界观。而阴阳相交相和而衍生万物，其运动模式又是一种朴素而自觉的辩证法。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辩证法对立统一的思想，在《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阴”和“阳”，作为生殖能够发生的共同根源，彼此不能剥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说它们对立，是说二者具有绝对的差异性和不可调和性，阴就是阴，阳就是阳。说它们统一，是说二者具有相对的互补性和共生性。正如莱布尼茨所说的那句名言：“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它自己，是因为它不是别的东西”。 “—”、“--”两爻，我们要理解“—”，就必须将之放在与“--”的对比之中。单纯地说什么是“--”，没有任何意义。反之亦然。男人不是女人，女人不是男人；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男女结合才能生儿育女的，即产生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好理解，估计每一个人都知道。而我们的古人正是在这种最明了、最简单的生活现象入手，演绎了八卦，引申出了阴阳，不仅成为了《易经》的核心思想，而且也对儒、道两家的方法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们知道，儒家是入世的。而一切入世的哲学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个体和类（社会）的矛盾是人类永恒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永恒解决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标志。何谓个人和社会的冲突？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所需要的规则、秩序之间产生的冲突。比如，我们喜欢自由自在，喜欢随心所欲，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随心所欲，都自由自在，社会就乱套了，结果反而是：每个人都不能自由自在，都不能随心所欲。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要和其他人构成的“他者”产生“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此，每个人都不能有绝对的自由，也不可能毫无顾忌他者。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的自由，又能使得社会和谐有序？这就是个人和社会的统一问题。我们可以用今天的高考制度来举例。高考是为了选拔人才，采取的手段是考试，达到分数的就录取，达不到分数的就淘汰。这是社会的规矩。有了这个规矩，国家和社会在选拔人才方面就有了一个标准，能够操作了。但作为个人的考生而言呢？就必须迎合这个社会标准，争取能够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考出好成绩。但这样问题就来了：有的考生很聪明，也很有才气，但就是不善于考试，一考试就犯蒙。可想而知，这样的考生肯定是要在高考中被淘汰的。还有一些考生，平时成绩很好，可是就在高考那一天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挥好，结果也可想而知，照样被淘汰。我们现在看，社会和国家的高考制度其实是压抑了这一部分人的。由于社会和国家高考制度的存在，那些不善于考试的聪明孩子和那些在当时没有正常发挥的孩子被压抑了。但反过来说，我们取消高考制度不行吗？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压抑上述人群了？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有高考制度，会压制一部分人，取消高考，压抑的人群更大。比如以平时成绩作为标准，通过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的理想是好的，是为了不让考生的命运系于高考的今天，通过平时的表现来决定哪些是品行兼优的孩子。岂不知，当选拔没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弄虚作假就会甚嚣尘上，让那些家里有钱有势，善于讨老师欢心的孩子迈进了大学的门槛，而那些刻苦学习、但又家境贫寒的孩子，无疑就会受到排挤和压制。与奉行高考制度相比，取消高考，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压制的人才将会更多。所以说，社会选择任何一个标准，任何一个制度，都会压抑一部分个体。没有一个标准和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这里关键的是要把压抑的人群降低到最少，把代价降低到最低。
在这里，个人和社会就是一对矛盾，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则都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个体的所有需求；但在另一方面，社会又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它的制度和规则又不是凭空产生的。如何能让二者以最佳的方式统一起来呢？这估计是孔子苦苦思索的问题。随后，孔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两个字——中庸。这种“致中和”的辩证法反对用矛盾的一方去压制或取代矛盾的另一方，而是要让“阴”和“阳”互相维持在平衡状态，反对激变或者断裂。正因为此，儒家一方面倡导“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之道，但又反对激化对立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因为阴阳之间不仅对立，而且还互相依存。失去了臣，就无所谓君；失去了子，就无所谓父；失去了妻，也就无所谓夫。水能载舟，也是能覆舟的。君待臣无礼，臣侍君就会不忠。因此，对立面的阴阳平衡才是最重要的，“中庸之道”发挥到极致和最佳状态，就是君恩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天下大治。这里，既要讲究上下之序，又不能忽视和睦融融，既要重视人文教化，又不能过于粉饰，对人造成过多的压抑。总之，凡事都要讲平衡，这就是儒家对阴阳互动模式的一种理解。
这种关于“中”的哲学，发轫于尧舜时期的“允执其中”，经由孔子的“中庸之道”，子思的“致中和”，再到孟子的“君轻民贵”，最终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庸之道”，完成了“中”哲学体系。“中”哲学，说穿了就是辩证思想的一种中国模式。当然这种辩证模式也有着自身的缺陷，因为它从维护现存等级制度的社会观出发，过于强调了阴阳均衡，而没有看到二者彼此否定和相互转化的规律。我们知道，“易”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层意义就是“变易”，不“变”那里来的“易”，不“易”又哪里来的“生”，不“生”又哪里来的“新”？儒家过于对立面的相互依存，最终走向了了保守主义和凝固论。

从辩证法到诡辩论（二）
海德格尔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对于儒、道两家而言，儒家哲学所忽略的，正是道家要大力发挥的。正因为此，儒、道才显示出互补的态势。正如对《易》中的阴阳关系，儒家的“中庸”过于强调阴阳之间的平衡，而忽略了阴阳之间的彼此否定和转化。而道家恰恰相反，在阴阳关系的彼此否定和转化方面大做文章，使得辩证思想呈现出另外一种模式。
和儒家一样，道家的辩证法也致力于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统一。但是，和儒家不同，道家不是入世的，而是出世的。因此，它看重的不是人和社会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统一，而是人和自然的统一。老子说：“反者道之动”，意思是说，“道”本身就包含着相反的东西，从而成为“道”之运动、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所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其中“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都不是孤立地产生的，它们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其相反的东西。不仅如此，人世间的一些东西也是这样“成对”出现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美和丑，善与恶，也仅仅是相对的。要知道什么是美，就要知道什么是丑；知道什么是善，就要知道什么是恶。世界上并不存在单纯的美与善，也不存在单纯的丑和恶。
从这些论述上，我们还看不到儒、道之间的差别，似乎都在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可是，庄子及其后学进一步阐发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将对立面之间的差别进一步相对化，甚至抹煞了这种差别，过于片面地强调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 “至阴肃肃，至阴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在庄子看来，世间的任何事物不仅都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而且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向对立面的转化，那么，对立面之间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不恃而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由此看来，世界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但以道观之，都不过是“道”的显现，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所以庄子说：“万物皆一也”，“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按照“齐物论”的逻辑，庄子进一步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 是非观念所产生可以不可以，是从我们的主观来的，我们的认识，你认为可以就可以，你认为不可以就不可以，宇宙间没有一个真正的离开身心以外的是非观念。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以道观之，万物其一，是非不清，贵贱又何足论呢？所谓的贵贱不过是人的一种感觉或幻象。“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生死也是如此，人生在世，梦过一生，如白驹过隙，自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人就开始迈向死亡，所谓“相死而生”。如此看来，死也不过是生，因为人生的梦醒了；生也不过是死，因为生都是朝向死的。就这样，对于差别相对性的强调，使得道家学派由老子发轫，经由庄子的“齐万物”、“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最终打破了世间万物的一切差别，完成了其“变”的哲学体系。
静止是相对的，变化才是永恒的。在道家看来，既然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既然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要想把对立面维持在儒家所谓“中庸”的平衡状态，简直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物壮则老”，事物总是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与其像走钢丝一样勉为其难地维持一种“中庸”的平衡状态，还不如无欲无求，顺其自然。所以，道家宁肯“无为”，要不“中庸”。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你越想得到什么，就越得不到什么，你越是有为，事情的结果可能和你想得恰恰相反。“执者，失之；为者，败之”，只有“彷徨于尘垢之外”，才能够“逍遥于五为之业”。所以老子说：“以奇治兵，以正治国，以无为取天下”。没有勋章的将军也许才是最好的将军，所以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在老庄看来，“道”，本来就在处于玄秘之境，黑暗之中，任何人为地的切入和规定都无异于对“道”的阉割和扭曲。因此，与其把世界划分成“多”，使其光亮、明朗起来，然后再去维持均衡，还不如守住那个主次不分、昏暗不明的“一”。正如庄子所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对于天地之大“道”，越是费尽心机，浪费人力，绞尽脑汁，距离就会越远。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在老庄看来，要想“归根”、“复命”，最大的障碍就是知识和文明。知识是智慧的天敌，知识是后天习得的，智慧才是先天的。后天的东西越多，先天的东西也就越少。老子说：“为学日久，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知识如此，所谓的文明也是如此。人文教化无非是对人的本质强行进行规定，使人远离了自己的丰富本质。人的文明程度越高，受到的束缚也就越大，受异化的程度也就越深。“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在老庄看来，世间一切本无差别，正是圣人的出现，给这个世界制造出了高低、贵贱、贫富、上下等等一系列差别，使人从此有了执著之心，从此陷入了无休止的痛苦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圣人作为整个世界和社会秩序的建立者，就是人世间一切纷乱争夺的罪魁祸首：“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就人的生存和生活而言，人本来生活在无知无欲的状态，生活的很快乐，可是圣人偏偏要用情感、忠信、仁义这些东西向人的头脑中灌输，结果“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人们失去了亲人会痛苦，失去了朋友会伤心。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正所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只要采取“坐忘”、“心斋”的办法，就能冲破功名利禄、人伦情感、肉体欲望的三重境界，就能进入“乘物以有心、“安时以处顺”的逍遥游境界。
就这样，对于《易》中的阴阳关系，老庄一派否定了打破了阴阳之间这种主次关系的僵死格局，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辩证法的否定精神。但是，道家学派从反对现实秩序的逆反心理出发，刻意打破了矛盾双方的对立格局，对阴阳之间的彼此否定和转化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发挥，结果从一个片面走向了另外一个片面，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只看到了阴阳作为矛盾双方之间的彼此转化和永恒运动，而没有看到这种转化和运动的条件和根据，最终陷入了极端的相对主义，由辩证法不可避免地滑变为诡辩论。
如此看来，儒、道两家对《易》中那个暗藏无限玄机的“阴阳鱼”都进行了深化。但历史的吊诡在于，任何一种深化，同时也就是片面化。而所谓的“全面的丰富性”，估计只能到历史中去完成了。

极好，记号！
有件事要麻烦楼主，请注意错别字的问题
特别是引用的古语里面，还是写正确为好！
谢谢你！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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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这次漫长的写作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对不起大家了。嘿嘿，如果哪位朋友发现错误，给俺指出来，省去俺以后的麻烦，那我就太高兴了

孤独而深刻的叛逆者
—— 道家何以偏激地反文明


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和儒家唱得是对台戏。儒家要建构什么目标，道家非要瓦解这个目标不可。儒家讲“名正言顺”，道家非说“名可名，非常名”，瓦解语言符号的意义；儒家注重道德修养，提倡“仁者爱人”，道家非要揭穿道德的虚伪，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儒家重视学习的终身性和持续性，提倡“生无所息”、“学无止境”，道家却把知识看作是一种负担，说“为学日久，为道益损”；儒家主张礼乐文化的教化和熏陶作用，提倡“博学于文，约之于礼”，而道家非要说礼乐符号是虚伪，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从这样一些激进的言论看，道家确实是偏激的，它一开始就是作为文明的怀疑和叛逆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在这种偏激和怀疑的背后，却是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对文明、对艺术深刻的洞察和观照。

人类的文明和人的异化
卢梭曾经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里的枷锁是什么？是文明。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应付大自然的斗争中，摆脱了愚昧的生活，建立了制度，树立了情感，有了文明，开始了专属于“人”的生活。于是，人和动物有了区别，人不能在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了。他们必须遵循社会的各种制度，他们必须扮演好自己在社会中的各种角色，必须按照理性去思考，按照社会所许可的所谓文明的方式行动。如此一来，人在变得文明的同时，也给自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而这种枷锁是人自己心甘情愿地给自己戴上的，而当自己感到不适想摘掉这个枷锁的时候，钥匙却已经找不到了。除非已经无法忍受，人是不会和枷锁同归于尽的。人的可悲之处在于，即使人打破了一个枷锁，又会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另外一个枷锁。也许，自从人类进入了文明，自从人类第一次给自己戴上枷锁，就已经进入了“枷锁时代”。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枷锁，但却不能完全抛弃枷锁。这如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一生下来，就会被戴上枷锁。所谓的自由，对人来说原来仅仅具有理论的意义。
马克思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这就是异化，当人类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到最后成为压迫自己的东西时，人的本质也就异化了。而所谓的文明，就是人类异化的最大根源。比如在原始社会，人是何等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充沛的精力和原始的欲望随时都能像山泉一样尽情的流淌。但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便不得不用后天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压抑自己的情欲，从而把那种最初支配人们感性行为的原始而真实的驱动力压抑到意识底层，以至于形成了那种暂且屈服于理性和道德，但又随时准备犯上作乱的潜在心理力量。于是，我们这些所谓已经开化了的文明人，在无人看管的时候，在夜色朦胧的夜晚，都愿意褪去披在身上的虚假外衣，抛弃所谓的道德和理性，做一个真实的人，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哪怕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从这个意义上，文明和进化实则一对孪生兄弟。文明的程度越高，内伤受得越深，受异化的程度就越厉害。对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来做一个佐证。我们在此分析的是人类，而弗洛伊德分析的是个人，道理都是一样的。其实，弗洛伊德对个人的“意识/无意识”分析不过是人类的“文明/异化”研究的缩影罢了。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以研究人的潜意识著称的。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冰山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结构实则就是一座冰山，我们看到的部分，即人的逻辑意识、理性意识、道德意识，只不过是冰山露出海水的部分，实则冰山一角。而海水下面不为我们所知的冰山部分，才是整个冰山部分的主体。弗洛伊德借此比喻人的潜意识。对人的行为而言，其支配作用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意识部分，而是潜伏于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这一部分意识由于受理性、道德等文明因素的压抑，已经进入到了意识的最底层，即使自己也意识不到了。只有在特定的情景，在特殊的条件下，这部分意识才会显露。比如，人在做梦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所梦到的东西都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它不讲常规，没有逻辑，违反常识，而且时间和空间的一切差别都已经打破。弗洛伊德说，梦中的东西对人来说才是真实的存在，而那时的你才是真正的自我，因为当时支配你的不是在海平面之外的意识，而是隐蔽在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梦的内容之所以不讲道德（弗洛伊德说性意识是潜意识的主要内容，而性动力是人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我们今天的道德，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与强调性的禁忌），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是反道德的；梦的内容之所以是不讲逻辑的，是因为逻辑在本质上是对人丰富性的一种阉割；梦里的东西之所以是不现实的，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想超出有限，进入无限。正因为此，弗洛伊德在心理治疗上抛弃了古老的催眠术，代之以自由联想，也就是让患者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由此发现隐藏的病因。
不仅如此，弗洛伊德还在其精神病理学分析的基础上将人的人格分成了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我们人格中隐秘的、不易接近的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混乱的，像一口充满了沸腾着的各种兴奋剂的大锅。”但是， “本我”唯一的原则就是寻求自我的满足，根本不考虑这种满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带有盲目性和冲动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本我往往会在盲目的冲动中遭遇挫折，甚至危及自身。于是“本我”的要求与现实世界之间就有了冲突，这个时候，“本我”不得不考虑现实，不得不将策略，不得不把自己赤裸裸的目的暂时收敛，采取迂回的方式得到满足。这个时候，“自我”出现了，它是理智的象征，改变着“本我”满足自己的野蛮方式。其职责就是在“本我”和现实世界之间进行调解，对“本我”的盲目性进行遏止，使得“本我”既能得到满足，也能不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如果说“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的理智内容，那么，“超我”就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道德内容。前者是个人与自然世界交往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也就是知识和经验；后者则是个体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文化积淀，就是道德和价值。文明显示为文化，一个人只有被自己的文化所接纳，才能会称之为一个“文明人”。而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方眼里可能就是不“文明”的人。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个道理。西方人看我们中国人很多地方可能“不文明”，而我们中国人看西方人很多地方也可能不“文明”。归根到底，这只是一种文化认同感的不同罢了。文化会让其群体中的人意识到怎么做才是一个“人”，如何作不像“人”，怎么做会得到群体的认可，哪些事又会让人羞愧不已。于是，文化对人在道德上的约束，使得“本我”就必须在文化许可的范围内满足自己，而不是漫无章法。就这样，“本我”就又多了一个看管者——“超我”。于是，人由于“自我”而有了经验和知识，让人在浩瀚的宇宙中不至于摸索着前行，而是点燃了一盏灯；人又由于“超我”而有了道德感和羞耻感，成了文化的存在，超越的存在，因而不再靠本能活着，而是靠信仰和价值。
人就是这样走进文明的。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思路，老庄估计估计也不会反对。仅仅在于，老庄不认为人的“本我”只是一堆疯狂地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是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和无限可能性。它可以不明了，不清晰，但却不能不全面，不丰富。更为甚者，不仅人如此，世界万物都是如此。而知识却非要让世界清晰、光亮起来，岂不知规定的同时也是阉割，光亮的同时也是遮蔽。对人来说，理性和道德非要让人文明起来，岂不知任何的人文教化对人的丰富性都是一种宰制，对人的本质都是一种强暴。于是，一个反文明、反道德、反知识的道家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人类的文明和人的异化
卢梭曾经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里的枷锁是什么？是文明。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应付大自然的斗争中，摆脱了愚昧的生活，建立了制度，树立了情感，有了文明，开始了专属于“人”的生活。于是，人和动物有了区别，人不能在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了。他们必须遵循社会的各种制度，他们必须扮演好自己在社会中的各种角色，必须按照理性去思考，按照社会所许可的所谓文明的方式行动。如此一来，人在变得文明的同时，也给自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而这种枷锁是人自己心甘情愿地给自己戴上的，而当自己感到不适想摘掉这个枷锁的时候，钥匙却已经找不到了。除非已经无法忍受，人是不会和枷锁同归于尽的。人的可悲之处在于，即使人打破了一个枷锁，又会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另外一个枷锁。也许，自从人类进入了文明，自从人类第一次给自己戴上枷锁，就已经进入了“枷锁时代”。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枷锁，但却不能完全抛弃枷锁。这如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一生下来，就会被戴上枷锁。所谓的自由，对人来说原来仅仅具有理论的意义。
马克思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这就是异化，当人类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到最后成为压迫自己的东西时，人的本质也就异化了。而所谓的文明，就是人类异化的最大根源。比如在原始社会，人是何等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充沛的精力和原始的欲望随时都能像山泉一样尽情的流淌。但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便不得不用后天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压抑自己的情欲，从而把那种最初支配人们感性行为的原始而真实的驱动力压抑到意识底层，以至于形成了那种暂且屈服于理性和道德，但又随时准备犯上作乱的潜在心理力量。于是，我们这些所谓已经开化了的文明人，在无人看管的时候，在夜色朦胧的夜晚，都愿意褪去披在身上的虚假外衣，抛弃所谓的道德和理性，做一个真实的人，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哪怕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从这个意义上，文明和进化实则一对孪生兄弟。文明的程度越高，内伤受得越深，受异化的程度就越厉害。对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来做一个佐证。我们在此分析的是人类，而弗洛伊德分析的是个人，道理都是一样的。其实，弗洛伊德对个人的“意识/无意识”分析不过是人类的“文明/异化”研究的缩影罢了。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以研究人的潜意识著称的。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冰山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结构实则就是一座冰山，我们看到的部分，即人的逻辑意识、理性意识、道德意识，只不过是冰山露出海水的部分，实则冰山一角。而海水下面不为我们所知的冰山部分，才是整个冰山部分的主体。弗洛伊德借此比喻人的潜意识。对人的行为而言，其支配作用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意识部分，而是潜伏于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这一部分意识由于受理性、道德等文明因素的压抑，已经进入到了意识的最底层，即使自己也意识不到了。只有在特定的情景，在特殊的条件下，这部分意识才会显露。比如，人在做梦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所梦到的东西都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它不讲常规，没有逻辑，违反常识，而且时间和空间的一切差别都已经打破。弗洛伊德说，梦中的东西对人来说才是真实的存在，而那时的你才是真正的自我，因为当时支配你的不是在海平面之外的意识，而是隐蔽在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梦的内容之所以不讲道德（弗洛伊德说性意识是潜意识的主要内容，而性动力是人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我们今天的道德，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与强调性的禁忌），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是反道德的；梦的内容之所以是不讲逻辑的，是因为逻辑在本质上是对人丰富性的一种阉割；梦里的东西之所以是不现实的，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想超出有限，进入无限。正因为此，弗洛伊德在心理治疗上抛弃了古老的催眠术，代之以自由联想，也就是让患者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由此发现隐藏的病因。
不仅如此，弗洛伊德还在其精神病理学分析的基础上将人的人格分成了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我们人格中隐秘的、不易接近的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混乱的，像一口充满了沸腾着的各种兴奋剂的大锅。”但是， “本我”唯一的原则就是寻求自我的满足，根本不考虑这种满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带有盲目性和冲动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本我往往会在盲目的冲动中遭遇挫折，甚至危及自身。于是“本我”的要求与现实世界之间就有了冲突，这个时候，“本我”不得不考虑现实，不得不将策略，不得不把自己赤裸裸的目的暂时收敛，采取迂回的方式得到满足。这个时候，“自我”出现了，它是理智的象征，改变着“本我”满足自己的野蛮方式。其职责就是在“本我”和现实世界之间进行调解，对“本我”的盲目性进行遏止，使得“本我”既能得到满足，也能不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如果说“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的理智内容，那么，“超我”就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道德内容。前者是个人与自然世界交往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也就是知识和经验；后者则是个体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文化积淀，就是道德和价值。文明显示为文化，一个人只有被自己的文化所接纳，才能会称之为一个“文明人”。而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方眼里可能就是不“文明”的人。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个道理。西方人看我们中国人很多地方可能“不文明”，而我们中国人看西方人很多地方也可能不“文明”。归根到底，这只是一种文化认同感的不同罢了。文化会让其群体中的人意识到怎么做才是一个“人”，如何作不像“人”，怎么做会得到群体的认可，哪些事又会让人羞愧不已。于是，文化对人在道德上的约束，使得“本我”就必须在文化许可的范围内满足自己，而不是漫无章法。就这样，“本我”就又多了一个看管者——“超我”。于是，人由于“自我”而有了经验和知识，让人在浩瀚的宇宙中不至于摸索着前行，而是点燃了一盏灯；人又由于“超我”而有了道德感和羞耻感，成了文化的存在，超越的存在，因而不再靠本能活着，而是靠信仰和价值。
人就是这样走进文明的。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思路，老庄估计估计也不会反对。仅仅在于，老庄不认为人的“本我”只是一堆疯狂地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是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和无限可能性。它可以不明了，不清晰，但却不能不全面，不丰富。更为甚者，不仅人如此，世界万物都是如此。而知识却非要让世界清晰、光亮起来，岂不知规定的同时也是阉割，光亮的同时也是遮蔽。对人来说，理性和道德非要让人文明起来，岂不知任何的人文教化对人的丰富性都是一种宰制，对人的本质都是一种强暴。于是，一个反文明、反道德、反知识的道家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共产主义之后的人类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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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行线相交以后会怎么样呢？
2、无限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两个问题与楼上那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道可道，非常道
在老庄眼里，包含人在内的整个世界是从“无”开始的。《道德经》开篇第一章讲的就是：“无为万物之始，有为万物之母”。那么，老子的“无”是什么呢？有人批评老子的“无”是一种虚无主义，这其实是对老子哲学的误解。老子的思想中如果仅仅是一片“空无”，那么，就不会对我们的文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其实老子的“无”，并不是说什么也没有，而是说“无规定”，仅仅是一个逻辑的起点。正因为任何的“规定”都是“限定”，所以，如果想做到“万有”，最好不要去规定。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胶泥（当然，在城市中称之为橡皮泥），我们可以把胶泥捏成小狗，小猫、小老虎……可是，我们却无法将一块胶泥同时捏成小狗和小猫，这块“无定形”的胶泥，一旦定形就受到了限制，排斥了其他的可能性。在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就是借助一个碗来向郭靖解释“空”和“无”的玄妙的：碗是空的，所以什么也能装，如果碗不是空的，就什么也装不了。正如人生的选择，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可以自由的选择，而一旦选择，就没有了回头路，无法回到一开始那个充满了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开始。正所谓“弱水三千，人仅能取其一瓢饮”。那个看似什么也没有的“无”，在逻辑上看，不是包含着全部吗？
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就是以这个“无”作为逻辑起点来完成其哲学建构的。他说，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但这个“有”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无”。其实在老子那里，“有”就是没有没有任何规定的“纯有”，也就是“无”。一旦有所规定，就不是“纯有”了。“无”和“有”（纯有）在这里其实是一个东西，都是包含着一切可能性和丰富性的“大全”，因此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后面的那句话：“吾常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黑格尔在《小逻辑》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有”和“无”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而老子却用了二十几个字就有了异曲同工之效，让人实在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二人表达得其实是一个意思，只不过黑格尔称之为“辩证法”，而老子称之为“玄”。
在哲学层次上，道家一派对“无”或者说“纯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道家学派的中心词汇“道”不过就是这种“无”的形象表达。在老子看来，对于“道”是不能做任何规定的，你一旦规定就不是“道”了，因为“纯有”本来就是“无”，就是无限，一旦规定就是有限了。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这个意思了。比如说，我们问：“人是什么？”，这个提问本身就要求我们对“人”下一个定义。可是“人”是不能下定义的，无论怎么规定都无法涵盖人的丰富内涵。据说，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定义为：“没有毛、直立行走的动物”。他的弟子为了反驳他，就把一只鸡褪掉了毛，问老师这是不是人，弄得亚里士多德哑口无言。所以老子也很尴尬：“道”不能说，但又必须说。尽管言不尽意，但又必须“强说之”，因为你什么也不说，大家谁也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你闭着嘴，摇头晃脑，也并不代表你已经“得道”了。老子虽然说“道可道，非常道”，他还是模模糊糊地写了五千言，在让人感到滑稽得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了思想家的无奈。所以，对于“道”，老子采取了比喻和意指的方式，而没有用死板的语言进入到“道”中去：“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之为名曰大。”看来，把那个不能言说、不能加以规定的“无”，老子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将其形象地表达为 “道”、“母”、“大”这些词汇的。
正是出于对于“无”所代表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的守护，使得老子反对甚至厌恶对“道”任何形式的文饰、定义和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通过这句话把矛头指向的就是每个人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等类似的东西。抛开文化、制度等等因素不谈，语言却是普遍的东西，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说话，都要使用语言符号。可是，语言符号无疑要把世界划分出秩序，无疑是要把人类划分出等级，而这样的划分，虽然把人引向了一个光亮的、有秩序、有层次的世界，但同时也阉割了世界的丰富性、浑沌性和人的无限丰富的本质，正所谓“道隐无名”。在老子的影响下，庄子也看到了语言符号的局限性：“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 意思是说，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所说出来的“道”，都已经不是“道”自身了。正如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当我们想用体温计去测试水的温度的时候，温度计插入水中，就已经影响了水的温度，因此测不出来的水温已经不是确切的水温，而是水和温度计混合在一起的温度了。这里的“道”也是如此，任何外在的干预，都将会使“道”不再是自身了。

知者不言，言者无知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虽然有其偏激之处，但其对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和人的无限可能性“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守护，却表现出了一种早熟的深刻。就拿今天的我们来说，好像已经陷入了一个庞大的语言符号系统而不能自拔。现在的学生考试用的是答题卡，所谓的选择题，不过就是在A、B、C、D四个符号中选择其一罢了。我们今天的购物也不再是从兜里取出一把钞票，而是用自己的信用卡或者储蓄卡在POST机上轻轻一刷。就拿赚钱来说，我们也失去了一张张数钱的乐趣，我们的工资是打在工资卡里的，对我们而言，它们仅仅是一个数字，一个符号而已。此外，我们的生存也变得越来越虚拟，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发EMAIL进行信息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但好像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一封家书》中那种炙热的情感。现代的数字和符号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减少了我们的劳动量，带来了古人难以企及的便利。但是，我们是否在这种“便利”看到，我们的肉体在不断地萎缩，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感知世界的敏感，有时候惟有通过所谓的旅游才能感知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可惜，我们即使面对一个姹紫嫣红的世界，我们也作不出诗来了，因为我们的大脑中的那些词汇都是“大而空”的，怎么能捕捉大千世界的变动不居？
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经把这种所谓的“符号化生存”、“数字化生存”，当成我们真正的生存方式了，把语言和符号表达出来的世界看作世界本身了。正如庄子所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庄子•天道》

庄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世上人们所看重和称道的就是书。书的功能并没有超越言语，所以言语确有可贵之处。言语所可贵重的就在于它所表达的意义，而意义又有所指。意义的由来，是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的，然而世人却因为看重言语而传之于书。世人虽然看重它，我还是认为它不值得看重，因为它所看重的并不是真正可以看重的。所以，用眼睛看而可以看见的，是形和色；用耳朵听而可以听到的，是名和声。可悲啊，世上的人们满以为形、色、名、声就足以获得事物的实情！形、色、名、声实在是不足以获得事物的实情，而知道的不说，说的不知道，世上的人们难道能懂得这个道理吗？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庄子接下来又讲了一个著名的“轮扁论言”的寓言：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庄子•天道》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椎子和凿子走上朝堂，问齐桓公说：“冒昧地请问，您所读的书说的是些什么呢？”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轮扁说：“圣人还在世吗？”齐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么国君所读的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齐桓公大怒，说：“寡人读书，制作车轮的人怎么敢妄加评议呢！有什么道理说出来那还可以原谅，没有道理可说那就得处死。”轮扁说：“我用我所从事的工作观察到这个道理。砍削车轮，动作慢了松缓而不坚固，动作快了涩滞而不入木。不慢不快，手上顺利而且应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我不能用来使我的儿子明白其中的奥妙，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儿接受这一奥妙的技巧，所以我活了七十岁如今老了还在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跟他们不可言传的道理一块儿死亡了，那么国君所读的书，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从这些言语我们可以看出，老庄并不是要抛弃语言系统，而是提醒我们不要执著于语言系统。人是符号的动物，人不可避免地要用语言符号来凝固这个世界。老子一方面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还是写了五千言；庄子说虽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但还是写了《庄子》这么一本鸿篇巨著。这些事实都表明，没有语言，这个世界就无法言说，无法言说，就相当于“空无”，毫无任何意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能把语言符号中的世界当作唯一真实的世界，而是要借助语言来达到超越语言的意义。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所谓的哲学，不过是梯子，我们一旦进入到了必须沉默的“不可说”的领域，就必须把这个梯子一脚踢开。庄子也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思是说：竹笱是用来捕鱼的，捕到鱼后就忘掉了鱼笱；兔网是用来捕捉兔子的，捕到兔子后就忘掉了兔网；言语是用来传告思想的，领会了意思就忘掉了言语。老子也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知者不言，并不是说那些智者都闭着嘴不说话，而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得意忘言”；而言者不知，也并不是说那些夸夸其谈的人都是傻子，而是说他们仍然在语言中还没有抽身而出。正是由于语言和世界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老子告诫我们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在语言塑造的光亮中不要忘记充满丰富性的黑暗，在前进的时候不要忘记回家的路。

为学日久，为道益损
让世界清晰起来、明亮起来的不仅有语言，还有我们的知识和经验。知识和经验不仅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可以支配，而且也让人在与世界打交道过程中找到了“抓手”。可是，和语言一样，知识和经验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便利，让世界变得光明，但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天地大道，阉割了人的丰富本质。由此，老庄对经验和知识进行了抵制，提出了“绝圣弃智”的观点。
对人来讲，过多的知识不仅无助于人体悟“道”，反而会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所以老子说：“为学日久，为道益损。” 学习，都后天增加的东西，仅仅是知识和经验。比如，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把手放在火里会烫伤。但在被烫了一次以后，我们就知道了，从此不再把手放在火里的。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太阳会在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但是我们观察的时间长了，就会把握这个规律。老子说，这些仅仅是“为学”。自从呱呱坠地那一刻开始，为了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分子，我们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从呀呀学语到一字一词，从言谈举止到道德规范，我们的脑子逐渐地接受许许多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相应的指挥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后天”一天天的在巩固，一天天在强大，而我们先天对于世界的敏感和诧异，却一天天的被深藏，被遗忘。
对于知识和经验，我们需要学习和总结。而对于世界和人生的体悟，恰恰需要超越知识。知识关乎自然，而智慧关乎人生。前者依靠的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而后者则需要破除一切“执著心”，保持一颗逍遥的心。佛家讲“转识成智”，即是此意。冯友兰先生曾经作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体悟不是吃大饼，今天吃一块，明天吃一块，总有一天可以吃完。体悟即是“顿悟”，一下子就悟道了，靠得是慧根和“当头棒喝”。我们在佛家的故事中见过很多“当头棒喝”的故事。所以，体悟和修行无关，和学习无涉。有的人念了一辈子经，敲了一辈子木鱼，结果仍然没有开悟。有时候不但没有开悟，反而离悟道越来越远。因为他们已经拘泥于佛法了，而佛的至高境界是要破一切“执”，最后连佛法、佛本身也不能执著。
所以，学者，虽看似有益，但却暗含着不益。道者，虽看似飘渺，但却有真正受益。故《道德经》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没有所学，就谈不到何谓所损。万物本就对立存亡。学的越深，受到的束缚可能就越大；受到的束缚越大，思维就容易定势，选择就会受到自身的限制。打一个比方，你身上的东西越多，放下就越不容易。老子说，这些都是文明的重负，都是知识的累赘，它扼杀的是世界的丰富多彩，阉割是人丰富的本性。
所以，在老庄看来，向外追求，还不如向内超越；保持高昂的求知欲，还不如在“无为”的心境下多体察人心。人生的真谛不在于疲于奔命地作加法，而是要“损而又损”地做减法，当损之无物可损，退到无处可退时，人之本心和道之澄明就会一起向我们显现。惟有“绝学”，才能真正地“无忧”。所以说，“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意思是说，行道（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之人，足不出户，可以知道天下事。不望窗外，可以见宇宙。不行道之人，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所以行道之人不行也能知，不见也能明，不为也能成。
老庄的思路虽然怪异，但却不乏深刻。尤其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更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如果扪心自问：我们现在的自我封闭、目光短浅，不正是学的知识太多了吗？知识太多了，难道就百害而无一例吗？不尽然。有时候，我们很多敏锐的思路和超远的眼光，可能正是来自于我们的“无知”。正因为我们无知，我们才无所忌惮，而不是前怕狼，后怕虎。笔者曾经认识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他说他的成功恰恰是来自“无知”。他是这么对笔者说的：

因为无知，我才敢进入我想进入的行业，才不会考虑什么进入门槛的高低，有没有这个或那个进入壁垒，竞争对手是谁，在哪里，有没有相对优势，而至考虑到最后决定不进入这个行业。
因为无知，我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高薪聘请有知识的专业人才而不会考虑什么成本核算，对人才的投入是否有产出，和投入产出比为几何？结果我成功了。
因为无知，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竞争阻力时，不懂得如何计算他的胜算有多大，不懂得设计什么精确的竞争方案，我只知道我要赢，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结果我真赢了。
然后，我得了第一桶金，我成了资本家，我雇用了一批高智商的职业经理人——那些当初因博学而放弃进入市场的人。

知道的多了，势必考虑的多，进而瞻前顾后，犹豫不前。北大有一位著名的教授，他在一次讲座中对下面的学生说，他写文章从来不看一些相关的二手资料，因为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二手资料浩如烟海，观点参差不齐，如果看得多了，就什么文章也不敢写了。还不如只看一手资料，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写，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领会，可能更有好文章出来。
我们再来说一个著名数学家高斯小时候的故事。1796年的一天，19岁的高斯吃完晚饭，开始做导师单独布置给他的每天例行的三道数学题。像往常一样，前两道题目在两个小时内顺利地完成了。第三道题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是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正17边形。高斯做着做着，感到越来越吃力。困难激起了青年的斗志：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画着，尝试着用一些超常规的思路去解这道题。终于，当窗口露出一丝曙光时，青年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做出了这道难题！
作业交给导师后，导师当即惊呆了。他用颤抖的声音对高斯说：“这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解开了一道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 阿基米德没有解出来，牛顿也没有解出来，你竟然一个晚上就解出来了！你真是天才！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题目时，不小心把写有这个题目的小纸条夹在了给你的题目里。”
多年以后，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总是说：“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一道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难题，我不可能在一个晚上解决它。”
世界上的知识是学不完的。每个人的知识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其他多数知识的无知实际上正是我们很多乐趣的来源。一个最简单的生活中的例子是：很多人喜欢吃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醋的酿造过程。如果你有幸去酿醋厂去看一看，我相信在一段时间内你是吃不下醋去的。我一个学医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从来不去欣赏什么人体艺术，因为他只要看到人体，首先想到的就是解剖台。
为什么人类成长最快的时候是在年轻时代？为什么大多数人出成绩是在40岁之前？除了生理上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时候的“无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所谓“不惑”，就是不再无知了，所谓知天命，就是连老天爷的事情都知道了。因此也就给自己套上了一具重重的“知识枷锁”。向东吗？不行，据我所知，东方有一座高山，向西吗？不行，我知道西边有一条大河。跑快些吗？不行，知识告诉我们，跑快了会摔跤的，而且可能会摔死。
还是老子说的好：“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在探明事理的时候，大脑保持无知、无欲的纯净状态。不把自己的所知所识当做绝对的真理，而是以完全客观，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永远像事情第一次遇到的情景一样去对待眼下所发生的一切事实。
而这些，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阴阳关系中不仅有世界观，也有方法论。《易经》中包含着一种类似马克思意义上的“原始的丰富性”，可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必然分化。阴阳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主阴，还是主阳？阴阳之间是如何运动变化的？是相互依存的“中庸”，还是“凡这道之动”的物极必反。总之，一团乱麻，搞不清楚

不是举例子，是要用寓言来“显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不是推敲，而是“显示”。其中有“象”

楼上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