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种文化，和外在的功利和目的无关。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家是对周围的世界感到诧异才开始思辨生活的：“不论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只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他们起初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较大的问题。”哲学家们，就是生活在这些问题中。他们思考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以外，没有其他目的。
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有一次夜观天象，不慎跌倒在一个水坑里。一个婢女就嘲讽他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却总是想那些没用的事情。”对此，泰利斯一时竟无法反驳。事实上，泰利斯是后来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名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的橄榄将获丰收，他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果然，他的知识没有欺骗他，——橄榄丰收了。于是泰利斯便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泰利斯的行为证明，哲学家如果想发财是很容易的，可惜，他的志向并不在于此。正如他所说出的那句名言：“别人为食而生存，我为生存而食。”毕达哥拉斯，这位兼哲学家和数学家于一身的天才，毕其一生都在探究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据说，他为了庆祝“勾股定理”的发现，曾举行“百牛大祭”，即杀掉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在当时毫无实际用途的数学定理。
说到底，西方的科学是一种信仰，信仰的是造物主的神奇，信仰的是宇宙的和谐关系。也许希腊人眼里，只要能发现了宇宙中的一个秘密，就离上帝更近了一步。
爱因斯坦说的好。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
源头智慧这本书，我过段日子想继续写下去，到时候我会详尽地谈这个问题。当然，前面我已经有所涉及。我的观点是，对现实生活产生巨大作用的科学，从来就不是服从于实用的，而是思辨的结果。中国，恰恰相反，一开始就强调的是实用，反而没有得到科学。
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

是非本来就是心之妄念。西方人重法律，恰恰是重是非。因为他们的是非早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了。法律的是，就是他们的“公意”，法律的非也是“公意”。所以，他们才会死板地遵从法律。而中国的人有是有非，但我们眼中的是非是变动不居的，没有规定，没有厘定，一切因时而变。

有些地方写的是比较糟糕，也比较不成熟。如果有机会，再完善。楼上的青睐，再一次表示感谢。

我之所以说西方的科学是一种文化，是说西方的科学在源头上仅仅满足的是心灵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题，亚历士多德的三段论，获得的是一种思维的快感，根本不是功利的需要。正如中国的道德意识不是为了实际利益一样。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就在于给人以安身立命之本，超越功利。
至于西方的这种思辨性的演绎科学，到了近代，接触到了经验主义。一旦碰到了实验、经验这些东西，演绎科学就爆发出了无以伦比的物质力量。科学于是向技术转化。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欧洲出现，不是偶然的。没有科学传统的积淀，没有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怎么会有工业革命？但是，西方的科学目前也有着向技术化方向发展的倾向。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福科所说的“科层制”和”官僚体制”，就是这样。
中国人今天一方面迷信科学，另一方面又不知科学为何物，实在是悲哀。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是借鉴不来的，是学习不来的，因为你没有土壤。很简单，我们没有科学精神，没有思辨的乐趣。北大的理科到现在还不受欢迎，清华的工科却时髦得很。殊不知，没有基础的科学学科，哪里有技术的突飞猛进？

关于科学和宗教的问题，我在续写这本书的时候还会详细谈。说到底，在思维的内容上，西方的感性和理性是彻底分裂的，正如灵魂和肉体上分裂的一样。理性的片面发展使得西方有了一个纯粹思辨的科学传统，而感性的彻底发展演绎出了西方的体育精神。前者可以说是精神的沉醉，后者可以说是肉欲的迷狂。在西方，不仅科学是一种宗教，体育也是一种宗教。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一种宗教精神，他们对肉体极限的追求并不是为了得金牌，更不是为了为国争光，仅仅是向人的极限挑战。
恰恰相反，中国的理性和感性并没有分裂，而是纠缠在一起。所以，中国既没有严格的科学精神，也没有彻底的体育精神。那么我们中国有什么？感性和理性的纠缠，使得中国成为了一个艺术的民族。只有中国有真正的艺术。精技近乎艺，就是中国的“道”。我们比较一下汉字和英语就会明白这一点。
不展开了，等续写的时候再详细说吧

对于中国文化，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道，天地之正道，一种是术。前者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后者是权衡博弈的权术、谋略和智慧。有道有术，可以称之为上等人，有道无术次之，有术无道更次之。谋国者上等人，谋身者下等人。

作者：少年心　回复日期：2009-05-27　18:12:59
楼主好，人在香港，还没能买到书，看网上的连载到第9页，不知能否讲讲中国哲学思维在古代艺术中的影响和对现代艺术可能性的启发在哪里。万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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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上的支持和垂青。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感性和理性混杂在一起的思维。理性中掺杂着太多的感性，所以没有纯粹抽象的概念。而感性中又掺杂着理性，所以又没有赤裸裸的宣泄。这种思维恰恰是艺术的生发地。艺术需要的正是这种感性和理性的纠缠。它从不规定真理，而是让真理显示。这一点，我们去读读中国的唐诗宋词，去看看兵马俑，就会有切身的体验。艺术说到底，是一种体验，而不是一种知识。去听一首音乐，如果我们问别人：你听懂了吗？ 这个问题说不大清楚，我准备在续写这本书的时候再详细说。

谋略与法律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再严苛的法律也无法约束谋略，越高明的谋略越远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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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说到底是“道”和“术”的纠缠，“体”和“用”的不分。西方拙于谋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消解了谋略。直来直去的思维崇尚的是规矩，不仅仅是法律，还有契约。一旦相信契约，自然就没有了谋略的地盘。同样，中国人拙于法律，是因为消解了法律，一切都凭道德自觉，用法律让人们循规蹈矩有什么意义？没有了规矩，谋略自然大行其道。而阴阳思维又主张了谋略的横行，从而造成了大面积的虚伪。

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在一起看，才有意义。谋略的精通首先必须是一个规矩意识的欠缺。中国人崇尚“德”和“自觉”，导致了规矩意识的欠缺。而这正是谋略产生的前提。再加上阴阳思维，使得中国人更加精通此道。但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纠缠在一起的。阴阳，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全混在一起了，一盆酱子。

楼上所说法律是为了预防犯罪，在我看来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律最根本的目的并不是预防犯罪，而是一种契约关系。更进一步，它则是体现了社会生活的一种理解。以个体为本位是法治诞生的前提，这是“普遍主义”的结果。而所谓的“人治”和“德治”则是“特殊主义”的产物。说到底，这是两种文化的表征。中国没有法治，如果有，也是律制。因为中国没有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基础。而西方也不可能出现人治和德治，因为他们没有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生活。正因为一种契约精神，西方人重视规矩，无论是建立政府，还是个体的合作，都要丑话说在前面，白纸黑字。正因为此，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说美国其实是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是什么？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可以暂时达成协议，规定权利和义务。这个目的达到以后，协作关系就可以解体。这种人际交往模式，就不可能给谋略以存身之地。谋略都是诞生在没有规矩的地方。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因为有契约，有规矩，就有漏洞。
中国人重视德化，自上而下的教化，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德不能量化，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抓手，没有标准，以至于我们无法知道是真道德还是假道德，真君子还是伪君子。正因为此，谋略才得以产生和横行。不是孙子要装孙子，不是好人要装好人，都是谋略的运用。

在这个帖子里，我好像针对“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这一对概念有过阐释。总之没有关系，我续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专门针对信任系统这个题目来写的。中国是没有法治的，最起码不相信法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西方是不相信道德的。道德再好，看不见摸不着，寄希望于人的道德，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个分野，正体现着中西方文化的一些差异。

素有“报中之报”之称的《中国新闻出版报》6月12日刊载专栏书评：到中华文化的源头找智慧——评《读国学用国学》。现将全文刊载如下：





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
——评《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



刚拿到这本书，乍一看题目，还以为是《小故事大道理》之类的通俗书。可是，看完了序言，又翻了翻目录，才意识到自己被这个夺取读者眼球的书名哄骗了：这哪里是一本故事书，而是一本对中国文化正本清源，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学术书！于是，一路读了下去，逐渐被作者随意撒播的思想火花和智慧光芒所吸引，以至一发而不可收，读的精疲力尽而又兴奋不已。

繁琐冗长的学术著作总是让人感到枯燥，退避三舍，有不敢亲近之感。但是，这本书却没有给我们这种感觉。因为这本书虽然是学术书，但又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书。作者一改学院派令人厌烦的考据和论证，而是采取了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将那些令人头疼的概念和术语玩弄于鼓掌之间，不但不让人生畏，还给人几分亲切之感。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过于玄虚者，皓首穷经，曲高和寡，书斋里的革命，使得书写的内容逐渐褪掉了血肉，成为了一堆毫无感性内容的乱码。这种研究无论如何高深，再貌似于真理的占有者出现，仍然是更高层面的弄虚作假。而过于媚俗者，在一些历史和传统故事里徘徊，不管情节如何曲折，语言如何幽默，都不能改变其就事论事的底色。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庸的道路，即在玄虚和媚俗的夹缝中行走，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

对于这一点，此书的作者有着充分的自觉，正如他在引言中所说的：



“国学”和“文化”，估计是今天被炒得很热的两个词汇。讲国学、讲文化、讲历史的书琳琅满目，目不暇给。但是将国学、文化和历史结合在一起，让二者互相牵引、相互对话的书却是稀少的很。有的一谈国学，就是“之乎者也”，结果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把读者都吓跑了。而另外一种，则是把史书篡改成了“故事集”，其实就是快餐式的媚俗。无论是玄虚，还是媚俗，都是不可取的。



中国近代曾经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拯救兴国的情结已经深入国人的骨髓。于是乎，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知识学习迅速演变成了经世致用的技术训练。这使得我们的学习和教育至今还带有浓厚的“培训”色彩。教育取得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在“救亡情结”压倒“启蒙情结”的现代，太强的目的性预设和功利性色彩反而会让我们南辕北辙。正因为此，科学虽然在今天成为了一种时尚，但以自由为灵魂、崇尚独立思考、坚信真理高于一切的科学精神却在中国很难扎根。对待自身的文化也是如此。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作安身立命之本之信念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我们堂堂五千年文化，在今天的我们眼里，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

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中国文化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正如作者所说的：



文化的大众化，经典的世俗化，却有着严重歪曲经典的倾向，即过分迎合受众，过于强调实际应用，而忽视了其“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用。比如，很多人青睐国学，仅仅是为了“有用”，而忽视了我们文化中那种“安身立命”的信仰。正因为此，很多人对所谓的“谋略”、“智慧”、“君人南面之术”很感兴趣，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道”却是置之不理。我们的文化从源头开始，就是“仁”与“智”的纠缠，“体”和“用”的不分，“道”和“术”的难辨。如果仅仅把“智”、“术”、“用”从中单独抽取出来，而忽略了其中“道”、“体”和“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根本没有抓住中国文化的宏旨。



正因为此，作者说：“这不是一本推陈出新的书，而是一本向源头回归的书。”但在我看来，这本书中所体现的回归，并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要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展开创造性的对话。《尚书》中曾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更无法做到“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又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从多重视野对中国传统的源头文化进行观照，是此书最大的特色。作者不仅站在现代的角度阐述古代文化的现代价值，而且还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中的凸现中国文化的自身魅力，指出我们的文化优势是什么，劣势又在哪里。比如，在阐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时候，作者将中国人的“阴阳思维”与西方人的“直线思维”进行了对比。并指出，西方人在“直线思维”的影响下拥有了科学，而中国人在“阴阳思维”下拥有了智慧和谋略。科学不能替代智慧，智慧也不能替代科学，两种文化根本不能放在一个平台上来分辨优劣，只能说各有千秋。正如作者说的，文化本是“无待”的，没有对待，何谈优劣？

文化立国，首先是信仰立国。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更多的时候则是：精华往往是糟粕，劣势恰恰可能正是优势。一味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把文化这样一个有机体就行片面的拆解。所以说，一味地“用国学”，而不能心平气和地“讲国学”，仍然透视着我们这个从近代走来的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功利心态和自卑心理。“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所以，目前所迫切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这本《读国学 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在这方面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

书已经出了，楼上自己去找吧

学哲学出身。书的名字是《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新世界出版社。

书名是书商运作者起的，我是无可奈何。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纠缠，是中国文化的优势，也是症结。阴阳啊，动起来是方法论，不动了就是世界观。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真正伟大的著作并不是给人答案，而是要通过读者的阅读和读者进行对话，让读者感觉到“自己被带到一条道路上。”
如果我的这本书让读者有了这种感觉，证明它将永远是鲜活的。也证明我是成功的。至于它的命运，也许期待着更多睿智眼睛的发现，而不至于沦落为放置高搁的”木乃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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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个题目把内容的标题搞俗了。结果是：一看封皮就是烂书，不会拿起来。还有的想看烂书，结果翻翻看不懂。

真是造化弄人。

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人的私欲。人生只有不断挣扎、不断追逐、不断满足自身欲望并不断痛苦，才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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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始终不认为人类是靠私欲推动发展的。而且，所谓的发展，本人也持否定态度？今天比过去进步了？

楼上说的好，已经接触到了所有学问中最敏感的德部位，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体和类的冲突”。孔颜乐处，当然是一种内圣之学，好似并不能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楼上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没有偏差。这里也许仅仅是，这种所谓的“乐”并不是孔子的理想，孔子的理想是“内圣外王”，无一偏颇，不能偏废。所谓“孔颜乐处”，仅仅是孔子之后的儒者在“内圣”方面的偏执。孔子本人估计也不赞同这一点。
但是，学说的分化是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都无法逃避的命运，好似逃脱不掉黑格尔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