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另一个症状是他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疯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28
这类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评毛泽东及其政策上的讽刺文章频频出现，表明这是由高层人物指导的协调动作。由于这三个合作者均为北京市政府的成员，毛泽东一派认为，他们背后的人显然是北京市市长彭真或党内职务更高的某些人。毛泽东准备发起反击，但北京市长将北京控制得密不透风，以至毛泽东觉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291965年夏天，他悄然出京，前往上海，九月份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部门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号召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作好了准备。在毛泽东及其夫人的授意下，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以批判"海瑞罢官"剧本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吴晗被批判为鼓吹"人道主义"，缺乏"阶级观念"，因为他坚持说统治阶级中的官员海瑞能够理解并帮助另一个阶级，也即农民阶级。其它针对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的批判也接踵而至，这三个人被冠以"黑帮"称号。他们的罪名是伪造历史人物来讽刺伟大领袖，鼓惑人民学习旧的封建道德，混淆阶级斗争，鼓吹复辟土地

毛泽东选择吴晗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也是与邓拓和廖沫沙为伍的重要知识分子，对他进行声讨必然会牵出另外那两个人，或许还能牵出市长彭真。如果能证明彭真是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成员的话，彭真的保护人刘少奇也就逃脱不了关系。由于他们对毛泽东经济措施和"个人崇拜"做法的批评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很相像，他们就能被斥责为修正主义者。这样，一场文学和文化的革命就扩大成一场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残酷的权力斗争。
4.全面清洗
吴晗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在1965年12月30日做了检讨，承认在剧本中没有运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派的人仍不满意，坚持要查明"真相"。刘少奇显然不知道这场批判运动的深浅，也相信自己能控制党的机构运转，他在1966年3月26日离开北京，按预定计划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进行国是访问。就在他离京这一天，身为副总理和政治局第八号人物的北京市长彭真销声匿迹了。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军队支持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明确宣言。在刘少奇出访期间，毛泽东派的人围攻中共北京市委，要求黑帮认罪。5月初，毛泽东在上海的代言人姚文元控告说，刘少奇一派人企图用彭真来取代周恩来，并想要牺牲林彪来为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及其修正主义路线平反。5月16日，由毛泽东的私人秘书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刊登一篇文章，其中质问说"谁在包庇邓拓及其一伙？"6月1日，毛泽东派的势力接管了《人民日报》，该报随后便姗姗来迟地加入了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健康看上去有了好转：1966年7月，他畅游长江以显示他的活力，并鼓励年轻人与他一道"乘风破浪"，体验革命经验。30毛泽东证明自己在体力上有能力指挥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依靠军队来冲击党，这使林彪的权力和威信迅速上升。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此时林彪及其军队已确保了北京无虞，林彪成了铁腕人物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顶梁柱。8月1日，毛泽东提名林彪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也即权力阶梯中的第二号人物，而刘少奇则跌落到第八号。毛泽东和林彪肩并肩检阅了正在成立的"红卫兵"，毛泽东亲切地称林彪为他"最亲密的战友"。8月5日，毛泽东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七项重要决定。这次会议将"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定为打倒对象。它号召建立"红卫兵"，作为推广运动的"战斗队"，使革命从北京扩大到各省--绕开由刘少奇控制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它号召建立各级长久性的"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运用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阶级斗争和矛盾论的思想。1966年11月22日，成立了一个十七人的中央文革小组，由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红旗》杂志总编)担任主任，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这个委员会与林彪控制的军队和周恩来控制的国务院一起，成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头马车。林彪的权力尤其大，在文化大革命后半期，他似乎接管了搞清洗的大权。
年轻的红卫兵把自己看成是"革命接班人"和"革命造反派"，献身于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他们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决心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修正主义倾向。他们写大字报，没收私人财产，招摇过市，改换街名，批斗衣着打扮时髦的人，羞辱外国外交官。到1967年春，红卫兵的胡闹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31
红卫兵批判刘少奇是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强迫他和夫人接受公开批斗。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他的住处周围游行，要求将他撤职。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刘少奇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其它一些重要官员也受到冲击，遭受羞辱，被撤销职务，接受改造。他们中有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红军的创始人朱德、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以及几百个党政领导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周恩来自始至终扮演了一个卓越的"冲突调解人"的角色。他支持毛泽东，与林彪的军方和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过得去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努力发挥缓冲力量，以图将混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多次公开反对红卫兵的过激行动。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调解，在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成立了由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班子--这样就在各种不同派别中间达成了某种调和，不然的话，它们将会自行其是，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周恩来还保护了一些受红卫兵冲击的官员和将军。1968年冬春之际，他保护了指导先进武器研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聂荣臻，使其免受好战派分子干扰原子弹研究和武器计划的威胁。总之，周恩来孜孜不倦地使文化大革命得到约束。

中国人中儒毒的三个表现
1． 等级制。所谓的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君尊臣卑。
所谓的上智下愚、上尊下卑等等
所谓的圣人、君子、小人、野人、愚民、禽兽等等，这就是把人划成不同的等级，然后分而治之。
中国人经常说：西方也有等级，为什么中国等级制度就是祸害呢？
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象中国人搞尊卑观。圣经里描述了妓女帮助犹太民族，耶稣把通奸的女人无罪释放，表示了信仰耶稣的西方人不会搞什么男尊女卑，更不会去扼杀女婴。
2． 家长制或一王制
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儒家的典籍《书.多方》(约公元前1020年)，其一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里的“民主”，指的是君王成汤。春秋时代，词意更明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民之主”是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就是君主专制嘛！西方的“民主”是“民为主”，“民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
皇帝也称为王天子，古书云：“王，天下所归往也”；“王者尊，故称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称呼皇帝，既表达了君权至上，又显明了普天之下要服从一人的统治。
《礼记.坊记》记载,“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遵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无二主”，自然是“民无二王”而“定于一尊”了。
儒家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而且一直都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太阳成了君主的象征。孔子的“天命观”宣扬“天无二日”，天确实只有一个太阳，但这只是太阳系中的情形，怎能轻易断定别的星系没有二个太阳呢？天无二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就是国无二君[西方古代国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当家作主]，“天意”只能由一个人来代表。这就根本上扼杀了分权民主制度诞生的可能。
《礼记.文王世子》记录：“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这是“臣为君死”之意，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三纲五常”。一切围绕君来转，“朕意即天意”，一切以君上的是非为是非，一切以君上的好恶为好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3． 谎言制
儒教是一个设计精致的愚民工具。梁启超指出，中国几千年政治，无非愚民、柔民、涣民、驯民之术，无非“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中国积弱溯源论》）。
每个独裁者都要在愚民上花很大的精力，统治者愚民的手段有千万种，但其本质却只有两个字：欺骗！为此，他要编造出所谓的“理论”（披上“科学”外衣），操纵宣传机器，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手段，一步步地把谎言变成深入人心的“真理”。皇帝利用儒教让别人做君子[雷锋似的螺丝钉]，自己做小人[风流人物]。
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里没有一个“真”字，更谈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儒家的“智”在中国演变为鬼计、权谋，“信”被牺牲。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论语.卫灵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高尚的人，说出的话没必要守信，所办的事没必要有结果，只要符合道义就行了）（《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君子不亮（同谅），恶乎执”（君子不守信用，认真固执是不好的）（《孟子·告子下》）！
哦！原来孔孟的诚信是针对百姓、小人说的，君子、大人是没必要遵守的，谁遵守，谁就成了“硁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这种针对百姓、小人的诚信，是奴才的诚信。的确，如果百姓、小人们不诚信，不老实，统治起来不就太困难了吗？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一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了，仅仅保留了一个零头——305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成为儒教的“五经”之一。
孔丘编《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极尽其篡改、歪曲历史之能事。“以一字为褒贬”，拿历史作工具，处处宣扬儒家思想。孔子编写《春秋》时有个原则就是“避讳”，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而说谎。由于倡导避讳，中国文化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撒谎文化。

由于儒教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很多学者把它称为“文化基因”，从它对国人行为模式的影响来看，这种比喻也算是非常贴切的。但也正是把它与人们自身混为一谈，使它成为国人思想的严重桎棝，并且使国民产生“讳疾忌医”现象，容不下任何对于儒教文化的批评。本人用“儒毒”来表示儒教文化对国民的危害性主要是因为它一方面具有病毒的“复制”特征，比如榜样文化，从众文化；另一方面它如同罂粟花一样，外表艳丽，却是毒品，儒教是具有完全相似效果的精神病毒。
本贴将个人观察到的儒毒社会特征用道家思想逐一解读，以揭露儒毒本质特征。从整体上看，儒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大领域，但由于一些话题较为敏感，尽量回避：
哲学上是造假的哲学；
政治上是专制人治与虚伪肆虐的思想根源；
文化上是关系为轴心的虚荣的礼教文化（与政治密不可分）；
教育上是僵化的灌输式愚民教育；
管理上是阴谋论盛行的根源。
哭丧中的儒毒：
老年人去世，子女悲伤哭泣本是人之常情，自然之情，但是在儒毒“孝顺”的直接影响下，古代有比谁哭得狠而举荐为官的，近年则出现专业卖哭的职业，把这种礼教商业化，职业卖哭者还通过高音喇叭把哭声传到整个社区，以表示对死者的“孝顺”，这是多么可笑的表演，是儒毒虚伪文化的生动展示！

儒毒与送礼：
”无论拜见哪位长官都得送礼，即使是君主也不例外，这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惯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国是潜规则泛滥的文化，无论是官场还是官办社会机构，还是民间，无处不在的礼教病毒。血缘关系的爱是天然的感情，孔子的礼教为这种天然的感情设置大量细致的规矩，表面上是在强化，实则必激发造假行为；
更重要的是，强调亲情的价值，容易使这种价值在人们的意识中凌驾于法律之上，以亲情损害公义。“关系”型社会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中严重践踏法治精神的。

儒毒文化为西方每年输送千亿美元暴利：
当代中国是所谓的“世界工厂”，然而儒家面子文化下的中国人正在用血汗钱在最缺信用的市场环境下，以全球最高的绝对价格去购买用中国人自己低廉劳动力生产的“国际”品牌商品，这种情况在运动服饰品牌中屡见不鲜。
品牌“附加值”的真实意义
很多中国企业非常羡慕国际品牌的高附加值，因为绝大部分中国出口企业都从事缺乏自主品牌的产品代工，而这往往意味着低毛利水平。那么品牌的巨大溢价原因何在？个人认为主要包括两块：市场的信用环境与面子文化热衷程度。市场信用度越低，那么该市场中的品牌产品附加值也就越高，同时，越是热衷于面子，品牌溢价越多。 在中国，无论是信用还是面子文化，儒家思想都是主要根源，换言之，儒家文化是品牌附加值这个经济泡沫的主要载体。
畸形组合利润外流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由表及里”的思维模式，它一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必然演变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造假运动，因此市场经济下的儒家文化必然是造假横行的社会，这正是当前中国的真实写照。这就意味着国内的供应商的整体信用普遍受到消费者的质疑，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国际品牌的价值就凸显了出来。而儒家“面子工程”传统进一步加大了品牌溢价率。
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约为3.87万亿美元。保守估计每年因产品信用与虚荣因素流往国外的利润必在千亿美元以上。正因为这两大原因，中国企业只能给洋品牌“打工”，因为以国内企业难以取得消费者信任，同样做市场推广，国内企业要远高于洋品牌。而凭借高额广告“包装”出的品牌进一步损害在产品上投入水平，降低消费者体验，进一步形成恶性循环。
治理之道
只有清除儒家思想毒害，减弱面子工程影响，减弱依赖产品包装带来的销售，提高消费者体验，改善整体市场信用水平。

石述思：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官员要求太高，不是圣人是亚圣，逼出成批伪君子，装逼犯。假如设定他们也是吃五谷杂粮的凡鸟，就会觉得民选和监督比指望他们自觉崇高靠谱。别轻易骂这个畸形群体，换你，在现行体制下，十有八九也贪。
评：儒毒培养伪君子，道学则培养民主与法治。

胡适：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评：儒毒之“道德”祸害中国。没有老子之道德，就没有法治的规则。弃儒取道，唯一解药！

胡适：“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承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承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评： 儒毒文化正是推行“圣贤礼仪”之邦，为何事实总是相反？过去如此，现在何尝不是如此？根源就在于儒毒一切皆“劝善”，而劝善必伪善。很多人总以为那是因为儒学被学歪了，可是，儒学有多少神秘之处？都是具体的行为要求，怎么可能会被学歪了呢？并且古往今来无不证明推行它的效果就是正好与所“劝善”的要求相反！这绝非偶然，而是伪君子之学的必然！

王旭明(教育部语文出版社长)：有人问我人的最大弱点或曰人的劣根性是什么，我说就是享受着电脑之便利却瞧不起比尔盖茨，品尝着苹果之美味却挑剔说乔布斯吸毒。容得下成千上万个平庸乏味容不得一个半个创新冒尖，恨人有笑人无。至少在这一点上很多活着的人早就死了，而且腐烂发臭。
评：
"容得下成千上万个平庸乏味容不得一个半个创新冒尖，恨人有笑人无" ， 这是典型儒毒文化特征。儒毒为何僵化，从众而缺乏创新呢？因为它重视的是礼教的等级思想，注重的是表面的存在，注重形式，注重“有”而不注重“无”，所以是“有为”而不是“无为”。所以它能与“唯物主义”完美兼容。既然注重存在的现状，就必然是僵化而不变化，因为变化就意味着与现状不同啊。因此必然对创新形为极尽可能地压制它，贬低，嘲笑或孤立创新者，于是“枪打出头鸟”的思想很有市场。而以儒解道的学者又会把这种思想装入解老中，认为老子“不敢为天下先”正是这种思想，但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结果，不敢为天下先指是的作为“圣人”的领导者，不敢在利益分配上争先恐后，是在财富分配而非创造环节的不争。
因为儒毒注重外在，因此必然容易形成攀比文化，因为别人有什么，是具体的，可以看到的外在，从不是想着如何自己用自大的头脑通过创新去创造财富。弃儒取道，唯一解药！

1989年6月3-4日
1989年，蛇年。新年伊始，就出现了不祥的征兆，预示中国行将爆发的动荡。国家面临着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世风日下、普遍的腐败、官员渎职、少数特权阶层与普通群众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日趋淡薄。确实，这些现象在前几年就已经存在(参见第三十八章)，但潜在的不满浮现到了表面，现在到达爆发的边缘。全国许多地区充满了沮丧和不安的情绪。
民主和自由化的力量不停地与压制和专制的势力发生冲突，或是公开或是隐蔽，但紧张局势始终存在。鉴于国际政治中的两大趋势，这种冲突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这两大趋势是：在波兰、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自由民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共产主义却不断退却。即使在苏联，透明度和公开化也都正在改变共产主义的面貌。不稳定、动乱和妥协退让似乎成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特征，一些政治学家预言，共产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推动力。1
1989年也是意义巨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年10月1日)四十周年，五四运动(1919年)七十周年，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两百周年。任何一项纪念，都可能爆发要求民主的示威，唤醒那些两年前曾经追求政治民主化但遭阻止的大学生。政府感到惶恐不安，号召党员和军队加倍警惕，防止动乱，严防波兰式的团结工会运动在中国发生。
1.黑云压城
新年刚过，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便于1月6日向邓小平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方励之特别提出释放魏京生，此人是一名电工，1979年因宣扬民主为"第五个现代化"及警告说邓小平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毛泽东而被判处十五年监禁。方励之的信得到了五十一名海外著名华人学者和三十九名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联名签署。被激怒的邓小平和政府拒绝响应。
1989年2月下旬布什(George Bush)总统访问北京期间，民主事业遭遇挫折。按照里根总统前一年夏天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招待一批苏联异见人士的先例，布什邀请四名主要的中国自由化分子于2月26日星期天出席国宴，

这些客人包括方励之及其夫人李淑娴和另外三人，2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严厉批评保守派领导人。大多数中国人把这个邀请看作是美国支持中国民主和自由化的公开表示。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总理李鹏威胁称，如果方励之夫妇出席的话，他们将不参加宴会。但是，他们最终接受了这样的妥协：布什总统将不走到方励之夫妇桌前与他们干杯。但即便是这样安排，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在最后时刻，中国领导人改变了主意，派警察前往阻止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布什对这个意外一无所知，整个宴会期间一直以为客人中有方氏夫妇俩人。
政府的行为激怒了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等待机会发泄怒火，重新发起两年前遭到阻止的民主示威。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胡耀邦在1987年1月因对待学生的态度温和而被解职，他在许多人眼里成为坦率和政治开明的象征。学生们希望郑重其事地悼念他，也计划利用这个机会来坚持为他昭雪正名，并进而提出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及大力整治腐败的要求。北京大学贴出了歌颂胡耀邦和嘲讽保守派领导人的标语："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还没死"、"诚实的人去了，但虚伪的人还在"。
中共拒绝为胡耀邦正名，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所有将他解职的人都有错，包括邓小平和其它强硬派分子。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静坐，高呼"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腐败!"的口号。4月22日，三名学生做出讽刺政府的举动，他们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其中一人将一大卷写着他们的要求的纸轴高高举过头顶，高喊："这是向皇帝请愿的方式。现在是什么时代我们还必须用这种方式，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自由。"学生们纷纷罢课，在广场上持续进行了六个星期的示威，唤起了各省大学生和北京及外省的工人、知识分子、新闻记者、教授、研究人员、音乐家、演员、普通市民，甚至一些党员和军人越来越强烈的声援。到5月中旬，民主抗议的队伍人数超过了一百万，在其它二十三个城市也爆发了规模较小的示威。这百万之众已成为跨越阶级的抗议巨浪，引起了国内外电视观众的关切注视。5月30日出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彻底侮辱。这一天，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起了一尊三十英尺高的民主女神像，塑像大致模仿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这尊塑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的北部，正对着故宫的大门，傲然注视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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