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性成熟期，双胞胎率和繁殖策略

东亚人达到性成熟的年龄较迟，也是其寒带起源的一个旁证。不同人群的平均性成熟年龄随着当地气候、种族和营养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气候炎热的地区的居民的性成熟较早，而寒冷地区的居民则相反。

虽然曾经有人把东亚人较迟的性成熟期归咎于营养不足，但有研究表明，这个特点主要是基因造成的。即使在同样的营养条件下，这个人群的平均性成熟期依然比其他种族要迟。比如一项对美国各族裔女孩的初潮年龄的调查发现：非洲裔的初潮年龄最早，欧洲裔次之，而东亚裔最晚 [5]。这个次序也反映了在热带、温带和寒带演化出的人类各分支在性成熟年龄上的差异。

性成熟期的差异，其实反映的是繁殖策略的差异。在生存条件较为宽松的热带地区，性成熟较早的妇女可以留下更多后代，形成优势基因。但在较为严峻的寒带环境里，子女成活率取代了生育率成为自然选择的首要条件，幼年子女的养育就需要更有经验和能力的母亲，这就相对有利于性成熟较晚的基因类型。

在双胞胎率和孕期长度上，东亚人体现出的同样的寒带特征。平均而言，非洲裔人群的同卵双胞胎率最高，欧洲裔次之，东亚裔最低。妇女的平均孕期长度以非洲裔为最短，半数以上可以在第38周分娩，欧洲裔次之，东亚裔最长。可见东亚人群生理特点所体现的繁殖策略不仅是晚生，也是少生。

与热带和温带环境下植物性食物的丰富稳定供应不同，寒带环境下主要依赖的猎获物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尤其在长夜漫漫的冬季。而且每个人的御寒装备和居住空间都要耗费大量的劳动。这使得东亚人的远古祖先必须采用”少生，精养“的繁殖策略。

所以，说句题外话：那种认为中国人口多是因为“中国人生育能力强”的观点是不对的。在古代，人口多寡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生育能力，而是粮食供应能力。现代中国人口多的主要原因是中古时代我们的农业生产率较高，生产粮食的能力是世界第一。当然“土地面积大”、“政治大一统”等等都是原因之一。但可以预见的是，由于固化在基因里的特质，在同等的社会发展水平上，东亚国家的生育率将是相对最低的。

（六）汗腺和毛发 东亚人的汗腺

较不发达，体味较轻。这一方面是因为寒冷的气候使得散热的压力减轻了，另一方面，体味做为吸引异性的“化学武器”，在穿着厚厚衣物的人群里鲜有用武之地。有意思的是有的人类学家发现东亚人脸部皮肤的汗腺却相对较多，这应当也是长期只有脸部暴露于外的寒区适应结果。

耳垢的类型也有显著的种族差异。干耳垢在东亚人中的比例是95%，湿耳垢却在其他种族中占据绝对优势。有的研究发现耳垢的干湿和汗腺分泌量的多少相联系，所以有着干耳垢的人群与汗腺不发达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

体毛稀少也是东亚人的特征之一。人类体毛的功能主要是散热和排汗，体毛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汗腺最多的地方，体毛的退化和汗腺的退化是同步的。

对于东亚人明显较少的胡须，人类学家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与维生素D的需求有关，胡须较少可以暴露更多面部皮肤，这在全身常年覆盖衣物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种意见认为，在极寒环境里胡须较少可以减少呼气结冰所导致的冻伤。胡须的温度比皮肤低得多，又临近口鼻，人呼吸出的水汽在低温环境下会迅速在胡须上凝结成冰。而且会越结越多，呼吸不止，结冰不止。在阿拉斯加冬季野外气喘吁吁长途步行的人们经常发现他们的胡子上结满了密密层层的“冰溜子”，嘴巴周围完全被冰封住了，像戴了个冰围脖。

对需要长期生活在野外的古代猎人来讲，严重的呼气结冰会导致面部冻伤，而在那个严酷又缺少援助的极端环境里，一个小小的冻伤就可能会导致丧命。所以较少的胡须是一个有利的特征。在考验人类极限生存能力的低温环境下，每个细节都可能会决定生死，从而造成基因选择的优势。有一部分东亚人的上唇须呈八字形，俗称“八字须”，靠近鼻孔下端的地方不长胡须，可能是进一步的适应性变异。

东亚人头发的特点也与寒冷环境适应性有关，首先是它的材质。这种发丝直而粗，角质层厚，但是生长却比较迅速。原因可以在显微镜下看到：它的孔隙率较高。这使得它的绝热保温性能更好。另一方面，这种高孔隙率的头发一旦打湿了就不太容易干，所以它最适应的是极低温下特别干燥的气候。

其次是它的笔直型态。笔直头发在保温方面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它密集排列起来可以做到绝无空隙，卷发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第二是它最大程度扩展了头发的覆盖面积。这种头发厚厚地披覆在头顶和两鬓，能构成更好的挡风和保温效果，这在衣帽不齐的场合能大大提高生存概率。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群的头发蜷曲程度最高，只覆盖在头顶，这是为了保护头顶不受阳光的直射。欧洲居民的头发卷曲程度居中，是温带的适应特征。但在北欧，直发的比例比南欧要高。

东亚人的眉毛和睫毛都不算发达，也是寒区适应的结果。眉毛和睫毛的主要功能是阻挡额头的汗水进入眼睛，眉毛是第一道防线，睫毛是第二道。笔者多年前曾经旅居一个位于赤道上的国家，并且不幸于炎炎烈日之下开展油漆刷墙的工作。在双手被占用，无法擦汗的情况下，额头滚滚的汗水很快就漫过了防线，又咸又涩的汗水流进眼睛里，刺激得眼泪迸发，立时丧失了工作能力。可以想见，对于热带和温带的烈日下追逐猎物的人们来说，额头滚滚而出的汗水确实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需要最为坚固的防线。但在寒冷的气候下，“迫在眉睫”的威胁却不是来自汗水，而是呼气导致的在眉毛睫毛上的结霜成冰。所以自然选择的力量让在最寒冷环境下生存的人们不再生有浓重的眉毛和睫毛。

人呼吸出的水汽在低温环境下会迅速在胡须上凝结成冰。而且会越结越多，呼吸不止，结冰不止。

（七）皮下脂肪的分布特点

一个东亚人如果胖的话，会胖得十分“均匀”。在其他种族中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女性同时有丰腴的髋部和纤瘦的足胫。但这种脂肪高度集中于某些局部的现象在东亚人中是极少见的。

一般来讲，东亚种族的体脂呈现一种以御寒为目的的分布状态。在同等体重条件下，重要脏器周围的皮下脂肪的平均厚度，以东亚人为最大。199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下属的一个医疗营养学研究中心对东亚人和白人的皮下脂肪厚度做了比较性测量。测量对象超过六百人，在上臂三头肌，二头肌，胸，肩胛，前腰（suprailiac），脐，小腹，大腿这八个测量点中，有七处东亚人的皮下脂肪厚度超过白人，都是在上半身。只有在大腿处，两种族男性无显著差异，而白人女性在此处显著超过东亚女性[6] 。

上半身是重要脏器所在，最需要保持温度，而大腿处却是最不怕冷的部位。东亚型的相对均匀的脂肪分布显然是最有利于防寒的优化结果。而在温带和热带进化出来的人类的脂肪分布很可能是性选择的结果。另外，虽然这项测量不包括小腿处，但日常经验似乎显示，亚洲人无论男女，都少见欧洲人和非洲人那样纤瘦的小腿，均匀分布的“东亚原则”同样适用于下半身。

白种人可以做到胖身子不胖脸（故而白人经常无视身体上的肥胖，而导致体重不断增加直至超重）

而黄种人既胖身子也胖脸，胖得十分“均匀”（黄种人的脸一旦变胖，立马开始脸变丑，于是提醒了黄种人要控制体重的不断增加）

（八）肤色与维生素D

尽管有时被称为“黄种人”，但相当一部分东亚人的皮肤色素并不比同纬度的欧洲人更多。只是因为表皮最外层的角质层较厚，给皮肤添加了黄色调（角蛋白是黄色）。另外厚实的角质层也常常掩盖了毛细血管透出的血色。

较浅的肤色曾经被认为是高纬度地区的适应性特征，有利于皮肤在阳光较弱的情况下制造足够的维生素D。但奇怪的是，高纬度地区的土著民族的肤色却并不特别浅。比如北欧的萨米人和西伯利亚以及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他们的肤色都比白人要深一些。这是因为维生素D的获取量，与食物结构的关系更大。

如果一个人群可以在食物中获取足够的维生素D，就不需要把肤色变浅。维生素D在动物性食物中含量最丰富，尤其是动物肝脏。而东亚人的远古祖先和寒带的土著居民一样，是纯肉食的人群，并没有很强的朝向浅肤色的选择压力。你可能已经从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推测到了这个食物结构，但我们还将在关于牙齿形态和酒精、血糖的代谢特征的章节里详细讨论这个话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浅肤色的形成与西亚一万多年前开始的农业革命有因果关系，它导致了对皮肤制造的维生素D的强烈需求。欧洲北部比同纬度的亚洲北部更加多云多雨，缺少阳光，并且由于大西洋暖流的暖化，农业线更靠北，从而在中北欧造成朝向浅肤色的最大选择压力。

（九）酒精代谢的启示

东亚人对酒精的代谢能力不强，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这是乙醛脱氢酶的相关基因变异造成的。这也是这个人群的寒带起源的一个有力的证据。为什么呢？

动物界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不同动物之间的“酒量”差异极大，对肉食动物来讲，酒精几乎相当于毒药，猫和狗误饮少量的酒精就会导致严重的肾损伤乃至死亡，所以它们对酒精味道非常厌恶和恐惧。而杂食和草食动物的酒精耐受力就较强，这是因为它们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难免会不同程度地发酵。大部分食草动物对草的消化过程都包含胃内发酵这一环节，少量酒精是发酵的副产品之一（碳水化合物的缺氧发酵会产生酒精）。

熟透的富含糖分的果实，在秋天炽热的阳光下也会发酵产生大量的酒精，吸引很多杂食和草食动物来大快朵颐。很多人乐于拍摄动物们醉倒时的可笑场景。在youtube 上如果你输入关键词“drunk animals fermented fruit”来检索一下，就会看到很多此类录像。不仅是猴子，甚至大象和长颈鹿吃了大量发酵的果子之后，走路也像醉汉一样趔趔趄趄的，十足滑稽。正是碳水化合物与酒精的密切联系使得杂食和草食动物们拥有强大的酒精代谢能力，目前有一种解酒药物的主要成分就是从马肝中提取的。

虽然我们人类很早就会用粮食酿酒了，但是跟漫长的进化时光相比，农业史只是短短一瞬。最早的酒都是大自然酿造的，比如秋天发酵的甜果子就是自然界的水果酒。如果蜂巢掉进积满了雨水的树窠，蜂蜜也会发酵，酿出一树窠的蜜酒。饮用果酒和蜜酒的历史在欧洲和西亚源远流长，而东亚则没有这个传统，虽然在这里并不缺乏果树和蜂巢，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如果我们假设，东亚人的祖先来自于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那里缺乏可供发酵的富含糖分的物质，或者缺少有利于发酵的炎热气候，所以他们的生活跟酒精几乎没有交集，那么上面所述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东亚人的远祖在走出非洲的时候，作为热带杂食动物，他们拥有与其他族群一样的酒精代谢能力。但在漫长的寒带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乙醛脱氢酶功能退化性变异，其原因当然是碳水化合物的缺乏使得酒精代谢能力的选择压力消失了，而这些变异可能是某些优势变异的附带效应，也可能仅仅是由于一次人口瓶颈效应造成的。

而在热带和温带的气候下，这种选择压力一直存在。举个例子，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热带地区，从非洲到印度，从缅甸到加勒比，人们普遍饮用一种叫棕榈酒（ palm wine）的天然酒精饮料。它几乎俯拾可得，在棕榈树干上钻一个小洞，插入一根导管，富含糖分的乳白色树汁就缓缓滴入下面接着的小桶里。一个晚上就能接满，热带气温使得它无可避免地发酵。两个小时之内，酒精浓度就会达到4%。饮用这种美味而易得的饮料是当地人们一种享受，其历史远比农业史要长的多，当始自狩猎采集的原始时代。而北方居民最初的饮酒行为则要等到农业和畜牧业发生之后了。所以热带和温带居民的乙醛脱氢酶选择压力，是北方寒带的原始居民所不曾经历的。对于温带和热带地区的人类而言，吃了发酵的甜果子或者喝了发酵饮料而不醉倒，可以造成很大的选择优势，因为这是最容易获得的大宗食物。如果饱餐一顿之后还能行动如常地逃避敌害和追逐异性，那么无疑能更有效地传承基因。而那些无法快速代谢酒精的基因，会在这样的环境下被逐渐淘汰。

所以，与普遍流行的印象相反，亚洲北方的居民并不比南方人具备更多能喝酒的基因。分子人类学家们发现与酒精代谢障碍相关的基因变异在亚洲东北部的中日韩人群中最为高频，而在东南亚却相对比较少见。比如与酒精代谢障碍有关的ALDH2基因变异在中日韩人群中比例为15-28%，而在泰国、马拉西亚和菲律宾人中的比例约为5% [7]。而另一个相关基因变异ADH1B的频率分布为日本70.19%，北方汉族59.22%，南方汉族54.76%，越南34.85%，傣族33.33% [8]，呈现同样的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可见，大多数人持有的东南亚人酒量更差的印象，是地方文化和生活习惯造成的，并非基因遗传因素。同时南北汉族之间差异不大，也印证了文献记载和分子生物学研究都揭示了的南方汉族的晚近北方移民性质。

结论

而东亚汉族的直系远古祖先，和寒带的土著居民一样，是“纯肉食”的人群，也即，来源于旧石器末期（距今一万年前）的北方狩猎民族，而不是来源于新石器早期（距今一万年内）的南方纯粹的农耕民族！

大约距今8000-7000年，东亚北方地区的旧石器末期的北方狩猎人群，接受了北上中原的南方稻作人群在黄淮流域发明（或启迪）的粟作农业（始于距今大约8000年），北方狩猎人群转型成为了北方/西北的粟作农业种植人群

大约距今4000多年的时候，北方/西北的气候开始变得干冷起来，越来越不利于纯粹的农业种植经济的发展，北方/西北的粟作农业人群又接受了来自于西方世界的畜牧文化/金属文化，又一次转型成为了“半农业半畜牧人群”

而这个“半农半牧”的西北/北方人群，正是现代汉族的直系祖先！

@坚定的长线1： 2017-11-01 22:00:09

而最早期的发源，应是多起源，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龙山文化等都是汉族各个支系的远期先祖。因为太远期，且难以有确凿的证据，因此，是无法断定哪一支是主要来源的。你贸然断定龙山文化是主要来源，只能说：你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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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祖先来自于距今大约四千多年前的西北地区的“半农半牧”人群（携带着西来的“青铜文化”）

而不是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古中原”的稻作粟作混作农业人群（比如，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

不是来自于新石器时代的“海岱地区”的稻作粟作农业人群（比如，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

不是来自于新石器时代的“东北地区”的粟作农业人群（比如，红山文化），

不是来自于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的稻作人群（比如，良渚文化）


汉族的祖先来自于距今四千多年的西北地区的【陕西龙山文化】！

陕西龙山文化，又称“客省庄二期文化”，或客省庄文化。主要分布于陕西的渭河、泾河流域

陕西龙山文化与“齐家文化”（西北甘陕地区早期的青铜文化）关系很密切，客省庄的高领折肩罐与甘肃永靖大何庄的同类器相似，客省庄的高领双耳罐也与永靖大何庄、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的同类器相似。客省庄的绳纹单把鬲便见于河南陕县三里桥文化

也就是说，汉族的直系祖先，与西北地区（甘陕地区）早期的青铜人群大有关系！

汉族的祖先是大约距今四千年左右，由于西北气候变干冷，从西向东迁徙的西北青铜人群，迁徙路径就是沿着“北方长城沿线”，也就是商人迁徙的路径

@坚定的长线1

“齐家文化”磨沟墓地古代居民头骨的分析结果

齐家文化居民和寺洼文化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具有一致性，与代表“现代”东亚人的华北组和华南组，以及代表“古代”甘青地区的西北古人，较为接近

也即，现代的华北汉人和华南汉人，长得比较像距今四千年左右甘青地区的西北古人（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的居民）

而“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也即“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这就是为何，楼主判断，汉族的直系祖先应来自于距今四千多年的“陕西龙山文化”，楼主并没有在乱说～～～～

“齐家文化”磨沟古代遗址的居民，还与现代藏族的居民有着相对较近的关系，而汉藏本是同源关系（从语言学上存在“汉藏语系”），藏族的起源，应与先秦时期的古代西北甘青土著居民关系密切

也即，汉族与藏族的起源，均与距今四千年左右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齐家文化”的古代居民大有关系！

也即，汉族与藏族的起源，均与距今四千年左右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齐家文化”的古代居民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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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上面的这句话表述得不是很准确，现做如下修正：

1。由于汉藏具有一定的“同源性”，故而，现代汉族与现代藏族的体质特征是比较接近的；汉语和藏语也属于同一个语系，即“汉藏语系”

2。根据语言学上的分析判断，汉藏分离的时间大约于距今5000-4000年前

3。距今4000年以内的、位于西北甘陕地区的东亚早期青铜文化—-“齐家文化”，其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最为接近的是，现代汉族的华北组和华南组，也与古代同处甘青地区的西北古人较为接近

4。距今4000年以内的、位于西北甘陕地区的“齐家文化”，与距今4000多年之前的“陕西龙山文化”（也即“客省庄二期文化”），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5。并且，位于西北甘陕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齐家文化”，与距今4000-3500年前的、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朱开沟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关联

小结

“齐家文化”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后，受到西北地区气候干冷化的影响，定居农业经济逐步解体，出现了半游动性质的“畜牧经济”，出现的时间在距今3800年前后，与齐家文化晚期出现了青铜器的时间不相上下。而西北地区晚于“齐家文化”的“四坝文化”（也是西北比较早期的“青铜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呈现出多个古西北文化同时并存的局面

很显然，古西北地区的“畜牧化与青铜化”，差不多是在同时代（大约距今3800-3700年左右）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

在古代人骨的聚类分析中，“齐家文化”的磨沟组，除与甘青地区的古代组关系密切之外，还与代表周人族群的瓦窑沟组，代表殷商平民的中小墓2组，以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青铜时代的朱开沟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齐家文化”的磨沟组古代居民，向东迁徙的可能性，并对陕西关中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古中原地区的新石器古代土著居民的体质特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也即，距今4000年以内的、从西北地区沿着北方长城沿线，东迁而来的古西北青铜人群（也是“半农半牧”的北方畜牧人群），的确“横扫”了黄河中下游的古中原地区/古海岱地区的新石器农耕土著人群（也即，新石器时代南方北上的稻作人群），导致青铜时代的古中原人（比如殷商组），已经明显偏离了河南新石器本地农耕土著种系的人骨特征（虽然对中原本地的土著种系仍有一定的继承性），而是更偏向于古西北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说明商人的东迁路径，是从西北甘陕地区开始，沿着北方长城沿线东迁至东北，然后经河北再南下至河南中原地区

商朝之后的周秦之际，古中原人普遍更接近古西北古华北种系，暗示着周秦人群的向东扩张，伴随着西北种系血统在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的广泛混合，最终导致了现代汉族的体质特征，与青铜时代的来自于古西北的“半农半牧”的青铜人群的体质特征非常接近，而远离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古中原土著人群的体质特征，也即，发生了西北而来的青铜/半农半牧人群，逐渐地覆盖掉了古中原原有的农耕土著人群！

中原地区/海岱地区几乎同时表现出，在青铜时代开始与西北和北方长城沿线种系类似的特征（而与新石器时代的“古中原类型”相距较远的特征），并伴随着西来的“青铜文化/畜牧文化”在北方长城沿线的传播，以及随后进入中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相叠加，最终产生了中原“青铜文明”！

——-古文明的产生，是不同来源的文化（本地的“农耕文化”+外来的“畜牧文化/青铜文化”）相叠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