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昆明市，虽然地处边陲，那也是省会城市。
最高建筑是昆明-饭店的新楼，好像是五层，全省唯一的客用电梯就在哪里。
至于地标建筑百货大楼只有三层，邮电大楼四层。
其余的就只剩下云南大学解放前盖的会泽楼了。好像是军阀唐继尧干的，不能宣传，不过看起来比昆明-饭店要值钱得多。
现在的各银行和大商业大厦林立的人民中路，那时还多半是木结构瓦顶的二层楼，解放前的，我厂所有的耶稣堂用了混凝土，是最好的三层建筑。
当然也有一条最宽阔的双向四车道，那就是正义路了，那是省政府门口的路，有个坡，路面平直，小朋友玩滑滚车的天堂

盖办公楼的过程，如果现在的古董贩子和收藏家知道，肯定会痛心疾首。
连我都悔不当初。哈哈。
挖地基时，（那时省建公司没挖机，网友肯定不相信）挖出一座坟来，有青砖墓道，厂长赶快通知文物管理部门，人家来了两个人，下去鼓捣了半天，把合在一起的墓志（两块石板）拿走，就完事了。
在这之前两年，隔壁开关厂进驻时挖出了一个清朝的贵妇人的坟来，人还栩栩如生，根本没烂，被那几个胆大的把嘴里的身上的各处堵窍的玉石挖走，柴油灌满，烧了一天一夜，到处香喷喷的。后来都估计那棺材是楠木的。
厂里也有几个胆大的，有一个开心果老豆胆子最大，下去不知道拿了什么东西。我只看见了一对蚊帐勾，银的。
那是老豆过了几天，拿出来到制版车间的酸槽里清洗，还求着车间主任把这东西镀上铬，抛光后亮闪闪的，煞是好看。
时间过了几十年了，不然干文物的抓住他，肯定打不死他，哈哈。

几个美工室的小弟弟刚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捡了一个完整的骷髅头，洗的干干净净，还刷上清光漆，放在办公室画素描。
有一次，几个小鬼头把着骷髅头叼上一支烟，戴上蛤蟆镜，用布盖起来吓人，弄得办公室尖叫不断，扣了他们不少奖金。
最可恨的就是老豆了。
老豆是后来大家客气的叫法，这个时候香港把老爸叫老豆还没人知道。他的外号叫稀豆粉，是因为他家祖上几代都是卖稀豆粉的世家。叫稀豆粉实在不雅观，所以都叫老豆。
稀豆粉是昆明的一种小吃，用豌豆粉煮出来的糊糊，加上油辣子芫荽等各种调味料，用来泡油条，很是好吃。
这人十分聪明，学习能力及其强大。喜欢养动物。他养的一只画眉，还在后来某一年得过昆明市的第二名。
在轴瓦厂时，他敢把全厂工人叫到北门街头的大兴坡，每人收两分钱打赌，用自行车带着女朋友从坡顶不用刹车冲下去到翠湖边转弯，不能翻车摔跤。
他因为出生比较高，挨了饿，个子很小，只有一米六左右。
我才到厂里时，他养了一条大狗，体重估计比他还重。每天早上，他牵着这条狗从家里来上班，挣着绳子，故意做出快拉不住的样子，北门街一条街的人都被吓得不轻，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后来这条狗被战友杂技团花三百元买了去做什么表演。
说远了。老豆在办公楼挖地基这段时间，把所有的骷髅头集中起来，有二十几个，排成一排，组织一帮胆大妄为的小年轻，比赛砖头的准头，把一帮食堂的老太太一边念佛，一边骂这帮“小半截”。
昆明人把这些半大不大的小孩子称为“半截老爹”，意思是像老爹一样不敢得罪。

办公楼要盖半年，所有的科室搬到各车间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搬来的是那帮美工。
美工的任务是塑料袋印刷的图案设计，那时厂里每月大约有五六个新客户，需要重新设计，比起以前，这已经翻了很多倍了。中国终于开始批量生产日用品了。
就这几个稿，美工室七八个人干，不够塞牙缝的。图案画成什么样不要紧，那文字就麻烦了，必须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很不规范。没办法，只有去印刷厂排铅字印刷出来，再照相放大缩小到合适大小，一个字一个字的贴出来。这个时候一套稿子找他们做要一百五十块，贵吧？
那么多人没事，就把他们临时办公用的乒乓球桌拉开，每天十来个人打起了乒乓比赛。我的乒乓球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厂长看见也无可奈何，找不来活干，和人家无关。
我因为专业对口，经常有些技术上的外联，和昆明有些老牌企业打过一些交道。
说句实话，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因为关系资本家的生死存亡，做的确实好。
比如昆明的石龙坝水电站，好像是中国第一座，那水轮机是德国西门子的，现在都还在用，一百多岁了。
昆明著名的信箱厂，生产枪的，那几台日本昭和多少年的抗战时期机床，比起著名的昆明新机床，毫不逊色。
昆明是机械加工的宝地，懂材料的人都知道，热处理后的钢材，时效和加工时的温度稳定是很重要的精度保证条件。而昆明那几个生产武器的厂，山肚子里的温度都是机械加工最适宜的地方。这是苏联专家和抗战时期的美国专家的共同选择。
到现在，著名的国有企业昆明机床厂已经发展成集团公司，扩大了不知几百倍。那些妄言国有企业被搞垮的人，不相信可以来参观参观。

这段时间，几乎全国都在抓轻工产品开发。经历了近二十几年的票证制度，人民北压抑许久的消费欲望如同天河之水，汹涌直下。
而外资经过几年的观察，也看上了这一块巨大的潜力，国家被一些军工企业和国有企业拖累也正在寻找出路。
这个时候自卫反击战已经转入两山轮战，武器需求量极小，况且那些武器的图纸也太老了，ak-47的中国版，已经没了什么技术含量，况且生产了几十年，库存估计快撑破仓库了。
于是昆明的几个以抗战大后方的枪械修理厂为底子在解放后投入巨资建成的军工企业，除了引进资金，没了别的出路。
于是，做工具铣床的，做注塑机的，做民用望远镜的，一下子成立了很多合资企业，确实，天下太平几十年了，国家与国家间不是一站二战那个时代，人们对如何制止战争已经有了共识，对资源掠夺不像以前那样赤裸裸，而是通过经济手段，这也是邓大人的远见。
后来我在想，如果邓大人这些人一直在台上不被打倒，经常和别国交流，中国能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半段，中国人民该会多有福气。

昆明成立了一个三聚磷酸钠厂，简称五钠厂，专门生产洗衣粉和洗衣粉原料，是和德国合资的，规模远超以前的洗衣粉厂。
这么多洗衣粉，肯定要包装。这个时候，我厂是云南唯一的可以批量生产塑料袋的厂，不用说，五钠厂的塑料袋必须到我厂制作，必须的，杠杠的。这是计委发文规定的。

厂里这时生产能力就捉襟见肘了，决定自己动手上新设备。因为设备太贵，好像这时美元已经涨到五块多了。主机购买上海挤出机厂的最顶尖设备，辅助设施自己想法解决。
辅助设备的设计制造，就把我的性子磨成了一个小老头，知道了为什么那些老工程师为什么总是慢悠悠的了。
单工序来讲，我们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程序。比如我的设计，技术科长审核后，描图，晒图，复检一次交由技术副厂长终审，每张图纸签上好几个人的名字，盖上两三个章。这个过程要走好多天。
然后材料采购。成立制作小组。厂里专门有个机修车间，设备没有多少，连电工共有十五六人，这帮人基本没什么事，天天在车间门口吹牛抽大烟筒。
他们的状态有形容：站死的车工，蹲死的钳工，闲死的电工。。，哈哈，很形象。
最可恨的是外联。那时的加工手段，非标机械加工都得求那时技术力量最先进的某百号信箱单位。
没办法，我是设计者，这活又是我的。
那时的电话是四位数的，一个省城，有几门电话请自行脑补。我厂好不容易加了一部在销售科，厂长打电话都得请移贵步。
和这个单位的联系按照长途处理，把销售科那个电话长途锁打开，打过两次，厂长不干了。找人都得二十分钟，人家没图纸，又说不清楚，电话费耐不住。干脆叫我去人家单位。
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山里，受到了热情接待，时代不同了，拿着介绍信送钱来的肯定欢迎。
后来几天，就比较折磨人了，他们没标准刀具的，让我改图纸，我毕业没多久，基本没有多少实践经验，虽然参与过日本设备的安装，也测绘过，根据工具改图纸，还是没什么把握。
实在不想改，对方才答应专门制作刀具（铣刀）。他们有方圆几百里唯一的一台工具磨床，说白了，就是想加钱钱。
我一个懵懂人，哪知道哪些套路。也不知道多花了多少钱，反正不是我的。
从这件事的艰难程度，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倪志福为什么搞了个钻头就能当全国总工会主席了，哈哈，不是开玩笑哦，办事不易啊。
他们也不好意思，请我去打枪。他们的产品都有个实验验证环节，我兴趣满满地去开了几十枪，从那以后再也不想摸了。一百斤左右的体重，实在没肉缓冲那后坐力。

制作这些辅助设备，前后花了两个月。

上海的设备也到了，和日本设备一比较，那差距就不是一二十年可以形容的。这是国内此类设备制造老大的产品，其他不说了，那外形就和那种昭和机床一个风格的，机罩是园不笼耸的（四川话，实在不好形容），没有一点现代设备的直线条简洁样子。
科普一下，塑料挤出机的核心是一条螺杆，输送部件，和绞肉机一个原理，多了加热装置而已。
有个最关键的重要参数，叫长径比（长度除以直径）。上海挤出机这个参数是20，而日本设备的是28，为什么相差那么大？根子在材料。
那条日本螺杆，用了三十多年了，中间磨损了补镀过两次，至今任然还在使用，从来没有出过强度方面的问题。
而中国质量第一的上海货，长径比小受力小不说，使用时温度稍低，不注意就扭断螺杆报废。后来我们技术科为了保证设备安全，增加人手，和设备科费力不少脑筋，才落实了设备安全制度。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事，那时没有先例，弄得像个大工程。哈哈。
自造设备太费力鸟，钱钱一多，又尝到了引进设备的甜头，厂里决定还是靠引进吧。
这个时候，日本人的报价已经提高了，他们的设备在全国遍地开花，据我所知，买来做样品仿造的起码有五六家。特别是军工企业，只要有长程镗床（做炮筒的）的企业，他们的民用产品几乎都和塑料机械有关，云南的高峰机械厂便是一例，成功的最后也没有几家。
高价不想买，转而向香港方向，实际上也是为了多一个出国考察机会。那时出国，可以定做一套西装，每天有三十美元还是多少的生活补助，住宿实报实销（实际上是邀请单位出钱，我方只要发票），一去就是半个月二十天，肥啊！
香港的是一家叫ly的机器制造厂（那时香港人很谦虚，不叫什么公司），老板姓钱，是个潮汕人，解放前就去了香港，从做学徒开始干到有自己的工厂，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钱老板抗战时期在昆明当过苦力修机场，就是飞虎队所在的巫家坝机场，他那时还小，只知道每天拖着石磙压飞机跑道，对昆明人唯一的印象就是懒，每天很晚起床，起来后一大帮人在城墙下晒太阳。
香港人做生意就比日本人活泛的多了。参与谈判的，每人一个电子打火机，黑市卖一百多还没货的那种，金光闪闪沉甸甸的。这不算行贿，人家发的纪念品，我领了一个，得意了很长时间。

写这一段时，想起前段时间论坛里对运十下马的争议，那时的材料是不是过关是毋容置疑的，如果运十上天，国家咬牙采购，且不说成本如何，差不多掉下一架来，就没脸了。
不要脸不要紧，万一整到空军飞行员上天都提心吊胆，那就是亡国亡党的结果了。
所以鼓吹什么完整工业体系那时已经建成，纯粹是夜郎自大。
前两年中国人去日本买马桶，后来分析到根子上，还是中国的模具钢不过关。人家日本人把模具发过来，给点加工费，你干不干？让你仿造你都没办法。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夸大事实。学习该学的，埋头苦干，这才是取胜之道。

自造设备刚刚刷完油漆，香港设备就到了。
同来的还有一个小伙子，主管设备调试的。
小伙也姓钱，是钱老板的侄孙了。因为调试阶段由我带领一帮操作工跟着他熟悉设备，一见面，小钱就又送我一个打火机，妈的，发财了。
这一次又被车间主任摆了一道。分给我的那几个人都是厂里有名的神人（昆明人对那些有毛病的叫雀神怪鸟），最后验收时，只有我一个人会操作。
我年轻，也不会多想，还以为被重用了，心里还暗暗高兴。
后来混熟了，小钱看见了我穿的难民西装和实习的时候在上海买的假衣领，害怕伤了我的自尊，主动说了他的来历。我经常去他住的昆明饭店蹭澡，所以被他看见。
难民西装后来留行全国，假衣领很多人没见过。那是上海人发明的，因为没布匹，要想穿西装领带，就做个衣领，下面参照女性内衣穿法，一块多一件。人民的创造力果然无穷，哈哈。
小钱是个逃港的潮州人。大概在79年，管制稍松的时候，从海上游过去的，因为叔爷老板在那边安排，倒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在老家时，比昆明更穷，毕竟是农民，渔民还好些。他妈是看见前些年冒着生命危险逃过去的都带钱带东西回来，才下决心让他投奔资本主义的。
就是这样一个学徒三年多的香港农民，撩妹的水平学的很好，拿我们受过多年的教育来看，属于流氓行为。
天天晚上到东风广场，都能找几个姑娘回去，至于是不是过夜，那就不知道了。
小伙穿得港，花T恤外加牛仔裤，发型板正，头发梳的溜光，干干净净，喷点香水，腰上挂一个巴掌大的放音机，耳朵上挂着耳机，再操一口广话，眼光再高的小姑娘，直接迷倒。谁叫我们自己还穿着补疤裤子呢？

小钱在昆明呆了一个多月，到后来设备还未验收就回去了。这人运气很好，国内已经在做严打开始的准备，开始调查了。
开放五年，泥沙俱下，有不少那时认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公开亲热，跳舞灯光太暗（叫熄灯舞），或者贴的太紧（叫贴面舞）都是打击对象，如果男女关系再乱一点，掉脑袋的也大有人在。
投机倒把比文革时期要轻一点，只要不是倒卖国家计划物资（比如钢材水泥香烟这些），一般就抓那些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靡靡之音磁带数量比较大的。
没有正规的法律，量刑也没有标准。死刑是肯定要判几个的，其余的领刑也在法官的一支笔，按各省文革时期的规定参照执行。这个时候有一条最震撼人心的处罚，吊销城市户口，所有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把户口丢了，不然去哪里吃饭？
昆明吊销城市户口的据说有些去了西北，最近的去了莫沙农场，我周围的都是乖娃娃，没人证实，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次引进的设备，也犯了过分超前的毛病。
引进两年，有一套设备只接到过一笔订单，其他操作工早已把操作忘到了九霄云外，不得已，我自己上阵，每道工序都干一遍，辛苦了一个星期。那些美元买来的设备，就放在那里生锈了。
另一套更死的冤枉。验收前，随机器带来的原料是新加坡生产的专用原料，国内根本没有。为每月几顿要去申请进口还得要低价外汇，想想都不可能。只有把机器改了做洗衣粉袋子。
这些设备在92年就被处理了，2007年我还在一个无证的小工厂里见到，那个亲切啊。
因为原料的双轨制，我们根本不在乎成本和浪费。那段时间提出质量管理，那产品要求就赛着提高标准。
特别是五钠厂的洗衣粉袋子，那淘汰率近四分之一，22项质量指标，少一点都不行。谁让你们让计委压着供货？价格还那么高？退起货来那是一大车一大车的。
有多少废品呢？厂里一个闲置的车间，约五百平方，堆了一米五高。
和香港机器一起进口的还有一台回收设备，后来厂长和我商量，把肥料回收造粒承包给我们团支部（我当上了机关团支部书记，管了三十几个团员）。
我们支部的团员轮换加班，每天两三个小时，干了一年多，一毛一公斤，挣了一万多，把其他几个车间支部眼馋坏了。
这个时候，我们五支部就牛逼了，五一国庆只要假期超过两天，都出去旅游。现在的石林都不稀罕了，大叠水瀑布路都没有，我们就游了两次，什么地下石林（那时叫芝云洞）我们打着手电都去了。那钱钱花完不容易。租个大客车，打着证明去，每天一百五六，便宜的要命。
算下来，废品造粒的数量就有一百多吨，放到现在，早就把厂子拖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