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今天，中国踏上了第一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旅程
本来是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年，想回忆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结果诸位朋友盖楼，有左有右（这个右是做左的人封的），看起来有点歪了。
歪就歪吧，只要大家说出自己想说的，不歪曲事实，再嗨一点就更好了。
继续正题。
歪就歪吧，只要大家说出自己想说的，不歪曲事实，再嗨一点就更好了。
继续正题。
高考过关的这一部分人，是学霸那是毋容置疑的，但是思想的幼稚和社会经验的缺乏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弥补的。
参观了老外的做派，听了出国考察的报告，大家除了羡慕还是羡慕，这个时候基本上没人想过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群体怎么追赶他们。我们需要带头人。
而一两年后大量回城的知青群体，是这些人曾经脱胎于此的母体。没考上的，往往被考上的低看一眼，这是正常的。
这个群体，本来也不是情商高，而是他们在回城后的环境被逼出情商的。
所以我基本可以肯定地说，在77到79级这三个年级的大学毕业生，在其后的十多年间，个人发展上比他们当年的伙伴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但是归纳一下，这些人在科技上的取得成就的几率就比后来的大学毕业生呀高得多。这其中还是有些规律的。
先说个人发展。有先哲说过，人在极端情况下，能发挥最大的潜力。
而回城的知青，就具备了这种条件。
第一部分，他们回城后，部分由父母提前退休，空出岗位来人他们上岗，这是一种均贫富的方法，降低父母收入，用于后代的收入。这在那时叫“顶班”或“接班”。
但是很多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这也是现在很多毛主席的崇拜者津津乐道的一件事），顶班的坑不够怎么办？事实上，谁也不知道怎么办。
除了居委会街道办了许多什么蔬菜社，之类的门市外，还办了不少街道的，市属的集体所有制的因地制宜的小工厂。
我毕业后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就是市属集体企业。在81年左右，由烟斗社和蒸笼社蜡染社组合而成，地皮是抢占的园林局的地皮，是以前的校场坝，埋死人的地方。刚刚报道时 ，厂办公室抽屉里还有不少挖出来的金银玉器。
参观了老外的做派，听了出国考察的报告，大家除了羡慕还是羡慕，这个时候基本上没人想过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群体怎么追赶他们。我们需要带头人。
而一两年后大量回城的知青群体，是这些人曾经脱胎于此的母体。没考上的，往往被考上的低看一眼，这是正常的。
这个群体，本来也不是情商高，而是他们在回城后的环境被逼出情商的。
所以我基本可以肯定地说，在77到79级这三个年级的大学毕业生，在其后的十多年间，个人发展上比他们当年的伙伴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但是归纳一下，这些人在科技上的取得成就的几率就比后来的大学毕业生呀高得多。这其中还是有些规律的。
先说个人发展。有先哲说过，人在极端情况下，能发挥最大的潜力。
而回城的知青，就具备了这种条件。
第一部分，他们回城后，部分由父母提前退休，空出岗位来人他们上岗，这是一种均贫富的方法，降低父母收入，用于后代的收入。这在那时叫“顶班”或“接班”。
但是很多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这也是现在很多毛主席的崇拜者津津乐道的一件事），顶班的坑不够怎么办？事实上，谁也不知道怎么办。
除了居委会街道办了许多什么蔬菜社，之类的门市外，还办了不少街道的，市属的集体所有制的因地制宜的小工厂。
我毕业后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就是市属集体企业。在81年左右，由烟斗社和蒸笼社蜡染社组合而成，地皮是抢占的园林局的地皮，是以前的校场坝，埋死人的地方。刚刚报道时 ，厂办公室抽屉里还有不少挖出来的金银玉器。
在这以后的好几年，才号召人们提高商品意识，有商品意识的人（即那时说的会做生意的人）就成了香饽饽，登上了领导岗位。
这些人就是现在毛主席的崇拜者随时都挂在嘴边的第一批复辟的腐败分子和回来的资本家还乡团。
说实在的，这些人的相当一部分还真的是以前做生意的富人后代。他们耳濡目染，从他们长辈的口中和邻居的调侃中对于资本的认识比起一般的工农后代肯定深刻得多。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
在85年，我回家探亲，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区委副书记，他们那时有任务，必须贷出多少款才能过年，不然年终的待遇要降一大段。
他找到我，只要把文凭给他，两天之类可以贷款140万，这不是天方夜谭，问一下六十岁左右的人都知道有段时间是这样做的。
更天方夜谭的是，我和老爸老妈（他们都是57年参加工作的教师和医务人员）商量了一晚上，总觉得每月利息就要四千，是我们一家四口（那时弟弟还没工作，我和大哥都是大学毕业生）一年半的总收入，没想过用这些钱可以赚多少，心里根本就没有买卖的这个词。现在回想起来悔之不及，哭笑不得。
敢肯定的是，那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一样的。剩下的百分之一后来都成了富人。
这些人就是现在毛主席的崇拜者随时都挂在嘴边的第一批复辟的腐败分子和回来的资本家还乡团。
说实在的，这些人的相当一部分还真的是以前做生意的富人后代。他们耳濡目染，从他们长辈的口中和邻居的调侃中对于资本的认识比起一般的工农后代肯定深刻得多。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
在85年，我回家探亲，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区委副书记，他们那时有任务，必须贷出多少款才能过年，不然年终的待遇要降一大段。
他找到我，只要把文凭给他，两天之类可以贷款140万，这不是天方夜谭，问一下六十岁左右的人都知道有段时间是这样做的。
更天方夜谭的是，我和老爸老妈（他们都是57年参加工作的教师和医务人员）商量了一晚上，总觉得每月利息就要四千，是我们一家四口（那时弟弟还没工作，我和大哥都是大学毕业生）一年半的总收入，没想过用这些钱可以赚多少，心里根本就没有买卖的这个词。现在回想起来悔之不及，哭笑不得。
敢肯定的是，那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一样的。剩下的百分之一后来都成了富人。
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洗脑运动，这些知青思想及其单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和争斗，这一代人都很听话。
对上级听话不等于对同等的伙伴顺从。在单位，这个时候没了革委会，中央也不分派了。因为没有人压制，意见不同的人们为了按照自己的想法以便立功往上升迁，又开始在单位内部分派排队了。
在此以前的文革，所有的派系打着的大旗都是要捍卫伟大领袖和他的路线的，斗觉得自己有理，等斗到差不多，由中央文革鉴定或按照领袖指示宣布那一派是革命派而打倒一方归于一统。
在单位就不一样了，以前的这些经验都用了上来。用人时，当权者都用以前一派的，因为没怨没仇，好沟通，以前的对立面就不怎么敢用了，万一要报仇，那就麻烦了。
有些年轻的网友不会理解，难道都必须在某一派吗？我所在的城市我敢说，这是基本肯定的。为什么叫基本肯定，是因为那些五类分子和子女以及占人口百分之五以下的宁愿被人看不起的逍遥派。
年老点的网友就更不能否定了。那个年代，划线站队搞了不止一次，这是和平时期自己搞的分裂，怪不得别人。
说了这么多，讲个划线站队故事轻松一下。
我才进厂时的一个工友，姓袁。82年我进厂时他是了不得的七级工，百来元工资的高收入阶层。他的工资是56年定的，跛脚，说话结巴，智商有点问题。为什么工资那么高？因为他父亲解放前开了一个电机铺子，是美国人帮助干起来的，地点就在鼎鼎有名的李公朴被刺杀地点三十米处，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北门书屋的隔壁。
这里的电机铺子不是卖电机的，连修电机都不是，而是一个电焊机铺子。这在刚刚解放没多少电的环境下，是十分前卫的行当了，老袁给我聊天时还说焊条都是香港进口的洋货。
56年公私合营，老袁是少老板，那时还小在学徒，没有分红 ，这时候他爹作为大股东改称为经理还是有权力的，就根据铺子收入，给他定了一个七级工，经过上级批准的。他爹后来没了分红（好像到58以后就没了），又被打倒，还得靠他养。铺子里的其他师傅后来成了领导阶级，因为解放前他爸为人很好，也很照顾他，工资照样很高，外界的人也不愿意欺负老实人，也没人有多少意见。
我进厂时，厂里百分之八十几都是知青，五级以上的只有几个人（全厂近二百人），老袁的工资是最高的，八二年又补发了一大笔，这补发的一笔就和划线站队有关。
在1968年武斗开始的时候，老袁作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文盲，自然没人理他，到了六九年（可能会记错），昆明的炮派（全称叫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兵团）和八派（叫八二六还是八二三造反兵团）（即遵照伟大领袖八二三指示成立的造反兵团）打的一塌糊涂。结果后来中央文革定案，八派获胜。
在宣布中央文革精神前，为了揪出隐藏在我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所有人必须划线站队。
等问到老袁，老袁不知道什么事。本身脑子也不清楚，不知道哪里听来的一句口号，就结结巴巴的说：“炮。。炮兵团的旗帜。。永远。。。永远飘扬”。
这下闯祸了，没过几天，就被下放街道监督劳动，每月发生活费18元一直改造到75年才回到单位。工资也不提怎么办，18元拿到79年才恢复七级工工资。
一直到了两千年，见到退休的老袁，工友们都还学一句结巴说话，炮炮炮兵团。。。
因为被扣发的工资不少，老袁上诉到八二年，一次性补发了一大笔钱，到农村娶了一个小他二十几岁的姑娘。
对上级听话不等于对同等的伙伴顺从。在单位，这个时候没了革委会，中央也不分派了。因为没有人压制，意见不同的人们为了按照自己的想法以便立功往上升迁，又开始在单位内部分派排队了。
在此以前的文革，所有的派系打着的大旗都是要捍卫伟大领袖和他的路线的，斗觉得自己有理，等斗到差不多，由中央文革鉴定或按照领袖指示宣布那一派是革命派而打倒一方归于一统。
在单位就不一样了，以前的这些经验都用了上来。用人时，当权者都用以前一派的，因为没怨没仇，好沟通，以前的对立面就不怎么敢用了，万一要报仇，那就麻烦了。
有些年轻的网友不会理解，难道都必须在某一派吗？我所在的城市我敢说，这是基本肯定的。为什么叫基本肯定，是因为那些五类分子和子女以及占人口百分之五以下的宁愿被人看不起的逍遥派。
年老点的网友就更不能否定了。那个年代，划线站队搞了不止一次，这是和平时期自己搞的分裂，怪不得别人。
说了这么多，讲个划线站队故事轻松一下。
我才进厂时的一个工友，姓袁。82年我进厂时他是了不得的七级工，百来元工资的高收入阶层。他的工资是56年定的，跛脚，说话结巴，智商有点问题。为什么工资那么高？因为他父亲解放前开了一个电机铺子，是美国人帮助干起来的，地点就在鼎鼎有名的李公朴被刺杀地点三十米处，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北门书屋的隔壁。
这里的电机铺子不是卖电机的，连修电机都不是，而是一个电焊机铺子。这在刚刚解放没多少电的环境下，是十分前卫的行当了，老袁给我聊天时还说焊条都是香港进口的洋货。
56年公私合营，老袁是少老板，那时还小在学徒，没有分红 ，这时候他爹作为大股东改称为经理还是有权力的，就根据铺子收入，给他定了一个七级工，经过上级批准的。他爹后来没了分红（好像到58以后就没了），又被打倒，还得靠他养。铺子里的其他师傅后来成了领导阶级，因为解放前他爸为人很好，也很照顾他，工资照样很高，外界的人也不愿意欺负老实人，也没人有多少意见。
我进厂时，厂里百分之八十几都是知青，五级以上的只有几个人（全厂近二百人），老袁的工资是最高的，八二年又补发了一大笔，这补发的一笔就和划线站队有关。
在1968年武斗开始的时候，老袁作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文盲，自然没人理他，到了六九年（可能会记错），昆明的炮派（全称叫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兵团）和八派（叫八二六还是八二三造反兵团）（即遵照伟大领袖八二三指示成立的造反兵团）打的一塌糊涂。结果后来中央文革定案，八派获胜。
在宣布中央文革精神前，为了揪出隐藏在我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所有人必须划线站队。
等问到老袁，老袁不知道什么事。本身脑子也不清楚，不知道哪里听来的一句口号，就结结巴巴的说：“炮。。炮兵团的旗帜。。永远。。。永远飘扬”。
这下闯祸了，没过几天，就被下放街道监督劳动，每月发生活费18元一直改造到75年才回到单位。工资也不提怎么办，18元拿到79年才恢复七级工工资。
一直到了两千年，见到退休的老袁，工友们都还学一句结巴说话，炮炮炮兵团。。。
因为被扣发的工资不少，老袁上诉到八二年，一次性补发了一大笔钱，到农村娶了一个小他二十几岁的姑娘。
因为这一批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天之骄子与他们同时代的那一群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得不一起说。
毕竟伟人也说了，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是起次要作用，也是有作用的。
按照我所知道的，77级在科技方面出的科研成就不如78和79级的多，他们比较多的是后来成为高校的老师和教授。因为后来对教授评定的标准需要多少论文而且必须发表在一些正规（是不是知名就不知道了）杂志上，就开了学术造假的先河。
确实，经历了屁股都遮不住的艰苦，考上大学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脸要来干什么？这肯定是那一部分人的想法。
毕竟伟人确立的政治体制和23级工资制度是关系本人和全家能不能过好日子的保证。
至于听说的国外那种聘用制，按实际水平开工资，一个失误和污点影响一辈子的事，多半轮不到自己头上。
这个时候习惯已经在斗争中养成，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大家彼此彼此，而且看不到也遇不到以后那种像互联网之类的会让满世界疯传的效果，虽然心里忐忑，还是有不少人这样干的。
当然这种人是很少的，不代表大多数。大量的教授得益于中国科研的落后，比如我学的工科，很多是解决了生产中的实际困难而获得晋升，而这时的工业从落后开始追赶，有很多的机会。
众所周知，目前全世界来说学术造假最多的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缺乏信仰的又一铁证。
毕竟伟人也说了，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是起次要作用，也是有作用的。
按照我所知道的，77级在科技方面出的科研成就不如78和79级的多，他们比较多的是后来成为高校的老师和教授。因为后来对教授评定的标准需要多少论文而且必须发表在一些正规（是不是知名就不知道了）杂志上，就开了学术造假的先河。
确实，经历了屁股都遮不住的艰苦，考上大学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脸要来干什么？这肯定是那一部分人的想法。
毕竟伟人确立的政治体制和23级工资制度是关系本人和全家能不能过好日子的保证。
至于听说的国外那种聘用制，按实际水平开工资，一个失误和污点影响一辈子的事，多半轮不到自己头上。
这个时候习惯已经在斗争中养成，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大家彼此彼此，而且看不到也遇不到以后那种像互联网之类的会让满世界疯传的效果，虽然心里忐忑，还是有不少人这样干的。
当然这种人是很少的，不代表大多数。大量的教授得益于中国科研的落后，比如我学的工科，很多是解决了生产中的实际困难而获得晋升，而这时的工业从落后开始追赶，有很多的机会。
众所周知，目前全世界来说学术造假最多的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缺乏信仰的又一铁证。
77级的知青学霸居多，而78级就只占三分之一以下了。
我的同学中，有三人已经年过七旬，五零后也不少。
他们经历了那种说话不注意都要被打倒的环境，要他们有很多创造性确实强人所难，哪怕是提出学术新观点，也得三思而后行。前车之鉴未远，谁愿意再去过那种千夫所指的日子？
所以老三届大学生我一直认为他们也被耽误了多半。起码思想的开放程度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教书育人也是谨小慎微，起到的作用也仅限于传授知识而已。
当然这些都是在教学科研领域的那一少部分人。步入政界的不少，那些奇葩的贪官也多出自这一部分人。
他们上山下乡的同伴，有工作的后来都感觉自己很悲催，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老了的坏人（或是坏人变老了），历经计划生育下岗住房医疗市场化，反正没遇到几件好事。
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比当知青的时候好万倍。只不过在当时以为自觉在同类人中比不过别人自己说服不了自己便大叫不公平而已。
在这篇帖子里还有几个这样心态的人，他们眼里只看见自己受了一些苦，就想起来那个时代的所谓公平，对农民和知青来说，那时真的公平吗？可能他们答不出来。
我的同学中，有三人已经年过七旬，五零后也不少。
他们经历了那种说话不注意都要被打倒的环境，要他们有很多创造性确实强人所难，哪怕是提出学术新观点，也得三思而后行。前车之鉴未远，谁愿意再去过那种千夫所指的日子？
所以老三届大学生我一直认为他们也被耽误了多半。起码思想的开放程度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他们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教书育人也是谨小慎微，起到的作用也仅限于传授知识而已。
当然这些都是在教学科研领域的那一少部分人。步入政界的不少，那些奇葩的贪官也多出自这一部分人。
他们上山下乡的同伴，有工作的后来都感觉自己很悲催，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老了的坏人（或是坏人变老了），历经计划生育下岗住房医疗市场化，反正没遇到几件好事。
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比当知青的时候好万倍。只不过在当时以为自觉在同类人中比不过别人自己说服不了自己便大叫不公平而已。
在这篇帖子里还有几个这样心态的人，他们眼里只看见自己受了一些苦，就想起来那个时代的所谓公平，对农民和知青来说，那时真的公平吗？可能他们答不出来。
本来新年到了，以为大家都在高兴，关心我的帖子上来一看，还挺热闹的。既然大家都不休息，我就再来写上一段，不枉网友们争论一场。
前面说到了高考恢复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知青和他们的大部分进入工作岗位的伙伴，还有一批在八九十年代独领风骚的人还没有提到。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个体户。
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二十几年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批判和分类，人民把生意做的大的称为资本家，解放后被民主党派吸收基本都叫民族资本家，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状况稍好，虽然劳动改造是免不了的，要他们的命就影响太大了，很多都活了下来。
生意小一点的，相当于现在的小微企业的所有者，就是正宗资本家了。他们没有名气，死就死了，这部分人从战战兢兢地公私合营，拿了两年的股息，说不给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外加运动一来，必须拉出来清算剥削劳动人民的种种劣行，到文革结束，这些人基本已经烟消云散了，以至于后来国家清查返还部分查抄物资时十分轻松。
最次一档，叫小业主，当造反派心情不好时，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这时就要小心了。这一批人基本属于运动的逍遥派，因为谁都看不上他们，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多数侥幸没被搞死。后来返还住房铺面的时候，他们成了最好过的那一批人。
因为哲学原因，那时的社会主流心理是当老板为耻的。因为一旦当上，剥削阶级是妥妥地。无产阶级造起反来，必须死无葬身之地。
有一部分知青，回城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其中家里孩子多的占多数，还有一部分家庭出身高的（比如地主资本家子女），在以前表现不好的，有前科的，或有反革命嫌疑的就被个单位拒之梦外，居委会老太太还经常耳提面命，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
恰恰是这一部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以最早跳进商品经济大潮中，成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前面说到了高考恢复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知青和他们的大部分进入工作岗位的伙伴，还有一批在八九十年代独领风骚的人还没有提到。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个体户。
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二十几年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批判和分类，人民把生意做的大的称为资本家，解放后被民主党派吸收基本都叫民族资本家，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状况稍好，虽然劳动改造是免不了的，要他们的命就影响太大了，很多都活了下来。
生意小一点的，相当于现在的小微企业的所有者，就是正宗资本家了。他们没有名气，死就死了，这部分人从战战兢兢地公私合营，拿了两年的股息，说不给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外加运动一来，必须拉出来清算剥削劳动人民的种种劣行，到文革结束，这些人基本已经烟消云散了，以至于后来国家清查返还部分查抄物资时十分轻松。
最次一档，叫小业主，当造反派心情不好时，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这时就要小心了。这一批人基本属于运动的逍遥派，因为谁都看不上他们，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多数侥幸没被搞死。后来返还住房铺面的时候，他们成了最好过的那一批人。
因为哲学原因，那时的社会主流心理是当老板为耻的。因为一旦当上，剥削阶级是妥妥地。无产阶级造起反来，必须死无葬身之地。
有一部分知青，回城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其中家里孩子多的占多数，还有一部分家庭出身高的（比如地主资本家子女），在以前表现不好的，有前科的，或有反革命嫌疑的就被个单位拒之梦外，居委会老太太还经常耳提面命，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
恰恰是这一部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以最早跳进商品经济大潮中，成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本来新年到了，以为大家都在高兴，因为关心自己的帖子上来一看，还挺热闹的。既然大家都不休息，我就再来写上一段，不枉网友们争论一场。
前面说到了高考恢复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知青和他们的大部分进入工作岗位的伙伴，还有一批在八九十年代独领风骚的人还没有提到。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个体户。
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二十几年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批判和分类，人民把生意做的大的称为资本家，解放后被民主党派吸收基本都叫民族资本家，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状况稍好，虽然劳动改造是免不了的，要他们的命就影响太大了，很多都活了下来。
生意小一点的，相当于现在的小微企业的所有者，就是正宗资本家了。他们没有名气，死就死了，这部分人从战战兢兢地公私合营，拿了两年的股息，说不给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外加运动一来，必须拉出来清算剥削劳动人民的种种劣行，到文革结束，这些人基本已经烟消云散了，以至于后来国家清查返还部分查抄物资时十分轻松。
最次一档，叫小业主，当造反派心情不好时，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这时就要小心了。这一批人基本属于运动的逍遥派，因为谁都看不上他们，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多数侥幸没被搞死。后来返还住房铺面的时候，他们成了最好过的那一批人。
因为哲学原因，那时的社会主流心理是当老板为耻的。因为一旦当上，剥削阶级是妥妥地。无产阶级造起反来，必须死无葬身之地。
有一部分知青，回城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其中家里孩子多的占多数，还有一部分家庭出身高的（比如地主资本家子女），在以前表现不好的，有前科的，或有反革命嫌疑的就被个单位拒之梦外，居委会老太太还经常耳提面命，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
恰恰是这一部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以最早跳进商品经济大潮中，成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前面说到了高考恢复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知青和他们的大部分进入工作岗位的伙伴，还有一批在八九十年代独领风骚的人还没有提到。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个体户。
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二十几年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批判和分类，人民把生意做的大的称为资本家，解放后被民主党派吸收基本都叫民族资本家，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状况稍好，虽然劳动改造是免不了的，要他们的命就影响太大了，很多都活了下来。
生意小一点的，相当于现在的小微企业的所有者，就是正宗资本家了。他们没有名气，死就死了，这部分人从战战兢兢地公私合营，拿了两年的股息，说不给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外加运动一来，必须拉出来清算剥削劳动人民的种种劣行，到文革结束，这些人基本已经烟消云散了，以至于后来国家清查返还部分查抄物资时十分轻松。
最次一档，叫小业主，当造反派心情不好时，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这时就要小心了。这一批人基本属于运动的逍遥派，因为谁都看不上他们，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多数侥幸没被搞死。后来返还住房铺面的时候，他们成了最好过的那一批人。
因为哲学原因，那时的社会主流心理是当老板为耻的。因为一旦当上，剥削阶级是妥妥地。无产阶级造起反来，必须死无葬身之地。
有一部分知青，回城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其中家里孩子多的占多数，还有一部分家庭出身高的（比如地主资本家子女），在以前表现不好的，有前科的，或有反革命嫌疑的就被个单位拒之梦外，居委会老太太还经常耳提面命，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
恰恰是这一部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以最早跳进商品经济大潮中，成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说起那个时候做生意创业，要把现在的创业大学生羡慕的恨不得早生四十年，那不是容易，那是相当容易，十分容易。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记忆，成都是荷花池，后来我到了昆明，那就是青年路，不知道其他城市叫什么路。不过基本都在市中心和居民集中区。
那时只要你能拿到货，无论是紧缺点的稀有农产品，还是公鸡母鸡鸡蛋，布匹鞋袜，都能在青年路摆地摊卖，最不济从街头买来到街尾去卖，只要有差价就行（这种生意方式在成都叫穿穿）。
城管？还没这个词，工商？市工商局才二十来个人，以前一年只管办几十个证，能有几个人？税务局更是见不到，税率多少连他们都整不懂。什么食药监，什么文化，统统的没有。
确实没有生意头脑的，搞个火炉几只桶，几个大盆，煮面条卖，也能赚钱。这个行当还有一个区别，这就是懂和不懂的差别了。如果知道政策的，去居委会开个证明，工商局办个证，就能买到不用票证的粮食（米面）。所以后来那些收粮票的面摊完败于几家懂行的。懂行的后来都成了饭店老板。哈哈，好玩吧？
也许有人说我吹牛，赶集一样的状况在省会城市，会不会交通阻塞？真不会。在我工作之后的好几年，整个昆明市没有一个红绿灯，只有两个交通岗亭，交警在上面拿根红白相间的棍子指挥交通，那时云南省第一运输公司有八十来辆车。
不用说我们没机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十来年，像我们这种情商，错过了无数次机会。怪谁不如怪自己，不然要找人算账，估计又得造次反。
不过也是，有些人说那是个纯真的年代，真他娘的，只会干活，太纯真了。哈哈。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记忆，成都是荷花池，后来我到了昆明，那就是青年路，不知道其他城市叫什么路。不过基本都在市中心和居民集中区。
那时只要你能拿到货，无论是紧缺点的稀有农产品，还是公鸡母鸡鸡蛋，布匹鞋袜，都能在青年路摆地摊卖，最不济从街头买来到街尾去卖，只要有差价就行（这种生意方式在成都叫穿穿）。
城管？还没这个词，工商？市工商局才二十来个人，以前一年只管办几十个证，能有几个人？税务局更是见不到，税率多少连他们都整不懂。什么食药监，什么文化，统统的没有。
确实没有生意头脑的，搞个火炉几只桶，几个大盆，煮面条卖，也能赚钱。这个行当还有一个区别，这就是懂和不懂的差别了。如果知道政策的，去居委会开个证明，工商局办个证，就能买到不用票证的粮食（米面）。所以后来那些收粮票的面摊完败于几家懂行的。懂行的后来都成了饭店老板。哈哈，好玩吧？
也许有人说我吹牛，赶集一样的状况在省会城市，会不会交通阻塞？真不会。在我工作之后的好几年，整个昆明市没有一个红绿灯，只有两个交通岗亭，交警在上面拿根红白相间的棍子指挥交通，那时云南省第一运输公司有八十来辆车。
不用说我们没机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十来年，像我们这种情商，错过了无数次机会。怪谁不如怪自己，不然要找人算账，估计又得造次反。
不过也是，有些人说那是个纯真的年代，真他娘的，只会干活，太纯真了。哈哈。
前面说的已经是八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做小生意的有，但是都躲躲闪闪。
在成都读书时，星期天经常去春熙路或者城隍庙逛街，因为没钱，只能逛，有新电影时如果还能买到票，就看一场，只要一毛钱左右。
这个时候真理讨论还没完，什么解放思想这个名词还没出来。街上那些做小生意的都是胆大包天之徒。
在著名的九眼桥上，那时有两个知青，骑了一辆三轮车，一个火炉煮面条卖，在自行车道上（这是很先进的，机动车分道），经常引起交通堵塞，我们逛完街，如果肚子饿了，去吃上一碗，同样的粮票价格，比馆子里的分量多得不是一点点。
一碗面条受五分钱加工费，一把面条煮十碗，大家看着煮，童叟无欺，和现在的开放厨房一样，可惜无遮无挡，两桶洗碗水用一晚上，那卫生状况比起楼上那些人说的地沟油更恶心。
五分钟挣五毛钱的加工费，成本只是煤炭和水，在人均收入一元钱的城市，那利润可想而知。据说这两个知青后来生意做得很大。
这时其他的知青还在到处托关系，在春熙路买外汇卷送礼找工作，还在嫌弃人家每天挣他们一个多月两个月工资的同伴。
在成都读书时，星期天经常去春熙路或者城隍庙逛街，因为没钱，只能逛，有新电影时如果还能买到票，就看一场，只要一毛钱左右。
这个时候真理讨论还没完，什么解放思想这个名词还没出来。街上那些做小生意的都是胆大包天之徒。
在著名的九眼桥上，那时有两个知青，骑了一辆三轮车，一个火炉煮面条卖，在自行车道上（这是很先进的，机动车分道），经常引起交通堵塞，我们逛完街，如果肚子饿了，去吃上一碗，同样的粮票价格，比馆子里的分量多得不是一点点。
一碗面条受五分钱加工费，一把面条煮十碗，大家看着煮，童叟无欺，和现在的开放厨房一样，可惜无遮无挡，两桶洗碗水用一晚上，那卫生状况比起楼上那些人说的地沟油更恶心。
五分钟挣五毛钱的加工费，成本只是煤炭和水，在人均收入一元钱的城市，那利润可想而知。据说这两个知青后来生意做得很大。
这时其他的知青还在到处托关系，在春熙路买外汇卷送礼找工作，还在嫌弃人家每天挣他们一个多月两个月工资的同伴。
我分配到昆明后，被公司下派到了一个厂里，工资46大元外加5元边疆补贴，到工厂后有五元的奖金，这时候在同龄人看来应该是牛逼哄哄的人物。
虽然自己战战兢兢，充满恐惧，外人怎么看我不知道，自己心里是拔凉拔凉的。离家太远，环境陌生，刚刚脱离一个熟悉的群体，对于一个从未踏入社会的20岁的少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至于什么开放意识，商品意识，更是丁点没有。
这个时候去国外考察回来的公司经理（那时含有资本主义意识的什么董事长总经理都没人敢用）决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在市经委（他们负责从中央搞外汇指标）的支持下，整合以前的各种社（蒸笼的，烟斗的，电焊机铺子的电机社，蜡染，缝纫）组成了从二厂到九厂的若干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一厂是经理的根据地，全民所有制，这些乌合之众就别想进了。
别说那时没有应该破产的厂。我去的那个单位在合并蒸笼社蜡染社等之前，是为知青安置办的一个农用轴瓦厂，刚刚成立三年，抢占的园林局九亩多地皮，有职工一百多人，车床四台，镗床两台以及辅助设备。年产拖拉机轴瓦约二十万套。
到现在这点产量绝对是个笑话。但在那个时候是真实的状况，还能养活那么多人，还能不宣布倒闭，不知道代表人民的政府输了多少从人民身上抽的血。
更可笑的是，就这二十万套轴瓦，由国家统一销售，还卖不掉，因为云南确实没有那么多拖拉机来坏掉换轴瓦，也没有那么多新造的柴油机、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些吹嘘那时伟大成就，什么农业机械化的，我还可以找到当时的生产科长和销售科长证明为什么只有那点产量和销量。
厂长（那时还叫革委会主任）找不到了，是个转业军人，据说人家可以不负责任，升官了。
虽然自己战战兢兢，充满恐惧，外人怎么看我不知道，自己心里是拔凉拔凉的。离家太远，环境陌生，刚刚脱离一个熟悉的群体，对于一个从未踏入社会的20岁的少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至于什么开放意识，商品意识，更是丁点没有。
这个时候去国外考察回来的公司经理（那时含有资本主义意识的什么董事长总经理都没人敢用）决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在市经委（他们负责从中央搞外汇指标）的支持下，整合以前的各种社（蒸笼的，烟斗的，电焊机铺子的电机社，蜡染，缝纫）组成了从二厂到九厂的若干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一厂是经理的根据地，全民所有制，这些乌合之众就别想进了。
别说那时没有应该破产的厂。我去的那个单位在合并蒸笼社蜡染社等之前，是为知青安置办的一个农用轴瓦厂，刚刚成立三年，抢占的园林局九亩多地皮，有职工一百多人，车床四台，镗床两台以及辅助设备。年产拖拉机轴瓦约二十万套。
到现在这点产量绝对是个笑话。但在那个时候是真实的状况，还能养活那么多人，还能不宣布倒闭，不知道代表人民的政府输了多少从人民身上抽的血。
更可笑的是，就这二十万套轴瓦，由国家统一销售，还卖不掉，因为云南确实没有那么多拖拉机来坏掉换轴瓦，也没有那么多新造的柴油机、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些吹嘘那时伟大成就，什么农业机械化的，我还可以找到当时的生产科长和销售科长证明为什么只有那点产量和销量。
厂长（那时还叫革委会主任）找不到了，是个转业军人，据说人家可以不负责任，升官了。
这一批人到一起有热闹了。
领导基本轮不到知青来当的，他们见过的不多，技术主力还是那些建厂是带头的老工人，行政领导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知识化了，把一厂的一个技术员调来当厂长，原来的厂长上吊（工人语）。
新厂长是一个六三年考上大学的大学生，是我的本专业校友学长（我们专业办的不多，那时每年全国就两个班）。他们以前是学霸，可惜在刚刚进入专业学习时就赶上停课闹革命，又延迟了两年毕业，没事就谈恋爱，他们那些年分配来云南的总共十来个人，就有四对。
说起这个时候的商品供应和对比国外的技术，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不适，未满十八周岁智商发育不全的请谨慎观看，并且不要拿那些不成熟的思维和不通的言辞进行攻击。
这个时候美元的汇率是2.8元，我厂（算吧？）花了大约25万美金，引进两条生产线，一条因为不适应本地国情基本无用，（产品太先进，本地没有单位用得起），在九十年代初被废弃。
另一条就不得了，在本公司花了近百万美金引进的生产线中，稳稳地数第一，让这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厂在一年之内成了明星工厂，改革开放的第一朵大红花。
在83年底，结算利润过百万，职工月平均奖金超过十八元，每个职工发过年钱四十元，春花牌自行车（本地产）一辆，灰涤卡冬装一套，仓库里还放着夏天的短袖厂服。
一瞬间，厂长成了追逐对象想要调入的如过江之鲫，在第二年，职工总数从200左右直接上升至340多人，其中不乏高管子弟。包括昆明市计委主任家的孩子，省政协副主席的孙女等等。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想起的，并且以此对这些单位最后破产耿耿于怀，说国家资产被贱卖的依据。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领导基本轮不到知青来当的，他们见过的不多，技术主力还是那些建厂是带头的老工人，行政领导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知识化了，把一厂的一个技术员调来当厂长，原来的厂长上吊（工人语）。
新厂长是一个六三年考上大学的大学生，是我的本专业校友学长（我们专业办的不多，那时每年全国就两个班）。他们以前是学霸，可惜在刚刚进入专业学习时就赶上停课闹革命，又延迟了两年毕业，没事就谈恋爱，他们那些年分配来云南的总共十来个人，就有四对。
说起这个时候的商品供应和对比国外的技术，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不适，未满十八周岁智商发育不全的请谨慎观看，并且不要拿那些不成熟的思维和不通的言辞进行攻击。
这个时候美元的汇率是2.8元，我厂（算吧？）花了大约25万美金，引进两条生产线，一条因为不适应本地国情基本无用，（产品太先进，本地没有单位用得起），在九十年代初被废弃。
另一条就不得了，在本公司花了近百万美金引进的生产线中，稳稳地数第一，让这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厂在一年之内成了明星工厂，改革开放的第一朵大红花。
在83年底，结算利润过百万，职工月平均奖金超过十八元，每个职工发过年钱四十元，春花牌自行车（本地产）一辆，灰涤卡冬装一套，仓库里还放着夏天的短袖厂服。
一瞬间，厂长成了追逐对象想要调入的如过江之鲫，在第二年，职工总数从200左右直接上升至340多人，其中不乏高管子弟。包括昆明市计委主任家的孩子，省政协副主席的孙女等等。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想起的，并且以此对这些单位最后破产耿耿于怀，说国家资产被贱卖的依据。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厂的遭遇，实际上和那时多数企业一样，一段时间在国家扶持下和外界的需求双重推动下，确实红火过一段时间。
外界的需求是中国人很久没有见到能让人省心省力的日用品了。原因在正常人看起来是太穷，冠冕堂皇的话（也是这以前的宣传口径）就是我们为了准备打仗，钱都要保证重工业发展，必须牺牲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活质量。
至于为什么准备打仗，是全世界占主流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敌视我们，还是我们敌视（或假装敌视）人家，在天涯争论已久，文章很多，欢迎观阅。
那时我厂从日本引进了一条生产如今大家深恶痛绝的塑料购物袋生产线，价值约五万美元。由日本最著名的塑料机械公司制造。后来山东辽宁两家大公司仿制（连栏杆位置空格开档都一模一样的仿制）其设备，在2000年以前，就成了全国同行业最大最著名的公司。
那时有多先进不好形容，反正到现在都貌似没追上。这套设备的主机，一直用到现在还在运转，而且各项指标不输于现在新出的设备，妥妥的用两代人。
可惜那时来安装和售后的那些日本鬼子已经退休了，不然联系一下卖回去，他们的博物馆应该很欢迎吧？
在此之前，哪怕前几年在自卫反击战期间，蜡染社开始购进塑料薄膜做尸体袋这样的军用品，每天十几个女工用脚踩高频机（现在名字也洋气了叫高周波设备）每天加起来不过做六七千个塑料袋，成本效率不是俺们考虑的。
而日本设备第一天试车，就达到了班产三万五千个，三班开起来稳稳当当十万只。把一帮官员（计委经委主管局公司）看的目瞪口呆，忧心起卖给谁的问题来了。
外界的需求是中国人很久没有见到能让人省心省力的日用品了。原因在正常人看起来是太穷，冠冕堂皇的话（也是这以前的宣传口径）就是我们为了准备打仗，钱都要保证重工业发展，必须牺牲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活质量。
至于为什么准备打仗，是全世界占主流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敌视我们，还是我们敌视（或假装敌视）人家，在天涯争论已久，文章很多，欢迎观阅。
那时我厂从日本引进了一条生产如今大家深恶痛绝的塑料购物袋生产线，价值约五万美元。由日本最著名的塑料机械公司制造。后来山东辽宁两家大公司仿制（连栏杆位置空格开档都一模一样的仿制）其设备，在2000年以前，就成了全国同行业最大最著名的公司。
那时有多先进不好形容，反正到现在都貌似没追上。这套设备的主机，一直用到现在还在运转，而且各项指标不输于现在新出的设备，妥妥的用两代人。
可惜那时来安装和售后的那些日本鬼子已经退休了，不然联系一下卖回去，他们的博物馆应该很欢迎吧？
在此之前，哪怕前几年在自卫反击战期间，蜡染社开始购进塑料薄膜做尸体袋这样的军用品，每天十几个女工用脚踩高频机（现在名字也洋气了叫高周波设备）每天加起来不过做六七千个塑料袋，成本效率不是俺们考虑的。
而日本设备第一天试车，就达到了班产三万五千个，三班开起来稳稳当当十万只。把一帮官员（计委经委主管局公司）看的目瞪口呆，忧心起卖给谁的问题来了。
日本人调试完成，职工培训搞了一个星期便大功告成。
我有幸成了跟日本人学习技术的人之一，也学到了一点点日本人的认真。
日本技工撤退前，给每个参与调试培训的职工发了个纪念品--一把美工刀。不是我们见识浅，那种一次性日用刀具的锋利程度以前是很少见的见过的（专用的剃刀除外），塑料把颜色很鲜艳，有家室的拿回去放在桌子上做摆设。领导的就不一样了，每人一个电子打火机，不过不敢拿出来显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参加调试的人庆功时还闹了个笑话，电工老董杀鸡时用那美工刀把自己指头割了一个大口子，放了半天的血，也不觉得痛，因为那是一双长满老茧当年能上大学的手，结果那半碗鸡血只有浪费了。
因为后来参与过几次进口设备引进谈判，这时候开始到后来的几年时间，引进设备的谈判购进都是三部曲，谈判模式基本一样，流行全国。
第一，按照老外的报价，降低百分之十五还价，最多百分之二十，第二，首付百分之八十，第三，安装调试验收完成后，再提出多给一些配件后付完全款。
重大项目情况我不知道，像这种那时还算有点规模的厂引进设备，回想起来吃了多少亏，只有卖设备的老外知道。
这也是现在有人诟病的卖国的开始，根子在哪里？真不会做生意，又眼馋人家的先进技术。闭关锁国多年，不吃亏才闹鬼了。
因为喷我这篇帖子的人有好几个，所以还是解释一下这句闭关锁国。
综合前段时间看的数字，76年以前，和我们建交的国家数量不少，但是中国往欧洲的航班只有北京--布加勒斯特一条航线，去哪里都要从这里中转，每星期三班。不是帝国主义封锁不让过，他们再反动也不会打民航飞机，而是没有必要，因为没那么多人出国。
76年前的二十年，除了外交途径，正常出境的人数为15万人，不如现在的一天的出境人数，这是几亿人的大国，无论如何粉饰都是说不过去的。
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高官，都有许多没见过外国变成了什么样，出现了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伸长脖子参观美国军舰的丢人画面。
我有幸成了跟日本人学习技术的人之一，也学到了一点点日本人的认真。
日本技工撤退前，给每个参与调试培训的职工发了个纪念品--一把美工刀。不是我们见识浅，那种一次性日用刀具的锋利程度以前是很少见的见过的（专用的剃刀除外），塑料把颜色很鲜艳，有家室的拿回去放在桌子上做摆设。领导的就不一样了，每人一个电子打火机，不过不敢拿出来显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参加调试的人庆功时还闹了个笑话，电工老董杀鸡时用那美工刀把自己指头割了一个大口子，放了半天的血，也不觉得痛，因为那是一双长满老茧当年能上大学的手，结果那半碗鸡血只有浪费了。
因为后来参与过几次进口设备引进谈判，这时候开始到后来的几年时间，引进设备的谈判购进都是三部曲，谈判模式基本一样，流行全国。
第一，按照老外的报价，降低百分之十五还价，最多百分之二十，第二，首付百分之八十，第三，安装调试验收完成后，再提出多给一些配件后付完全款。
重大项目情况我不知道，像这种那时还算有点规模的厂引进设备，回想起来吃了多少亏，只有卖设备的老外知道。
这也是现在有人诟病的卖国的开始，根子在哪里？真不会做生意，又眼馋人家的先进技术。闭关锁国多年，不吃亏才闹鬼了。
因为喷我这篇帖子的人有好几个，所以还是解释一下这句闭关锁国。
综合前段时间看的数字，76年以前，和我们建交的国家数量不少，但是中国往欧洲的航班只有北京--布加勒斯特一条航线，去哪里都要从这里中转，每星期三班。不是帝国主义封锁不让过，他们再反动也不会打民航飞机，而是没有必要，因为没那么多人出国。
76年前的二十年，除了外交途径，正常出境的人数为15万人，不如现在的一天的出境人数，这是几亿人的大国，无论如何粉饰都是说不过去的。
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高官，都有许多没见过外国变成了什么样，出现了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伸长脖子参观美国军舰的丢人画面。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时势造英雄。
正在领导们为销售发愁时，两位从勐海回来的职工站了出来，要求各领一个小组进行推销。
在此之前，所有的工厂销售都是由需要的单位开出介绍信，派出采购去到对方城市，找到主管局由主管局介绍到某厂采购。
但是我们厂的产品是对人民大众的，总不成人家单位采购后给每人发几个塑料袋吧？
这两位因为在靠近缅甸的地方混过，有不少参加缅共的知青朋友，经常越境去资本主义国家赶场（那里叫赶摆）对于小商品推销特别熟悉，是最早发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类叫卖语言发明家，而且不怕难堪，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喊出来。在当时是难得的人才。
结果在闹市烧一大壶开水，弄几块砖头几把面条，搬一张桌子站上去，充分地对市民演示那塑料袋的耐高温和高强度特质。那现场，天天弄得人头攒动，群情汹涌，只一个星期，各路有点商品意识的零售商就开始来厂里开单提货了。
这两位带头的职工，让全厂职工另眼相看，论功行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销售科的副科长。
之所以另眼相看，还是因为许多人觉得这两人实际上是厂里那些不安分的，建功属于投机取巧。在后来他们把持销售权，在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肯定不会干净，最后在企业破产或新办企业和原单位竞争时他们的资金肯定占优。
所以他们属于现在有些人认为的第一批瓜分国家资产的资产阶级分子。
对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想一想了。
当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提着脑袋打天下时，你们的前辈在过小日子，所以他们成功了，当官了，那是人家奋斗出来的。而你肯定也成不了官二代或官三代。
这两位职工，把脸抹下来装在裤兜里干推销（他们自己的语言），你们在干什么？在旁边冷眼旁观，讥讽嘲笑，到最后你不如人家，就应该总结自己的不足，而不是怨天尤人。
当你们认为人家以很低的价格买进国家资产或者承包工厂时，已经输了第一次，你没钱没资格，怪谁？
正在领导们为销售发愁时，两位从勐海回来的职工站了出来，要求各领一个小组进行推销。
在此之前，所有的工厂销售都是由需要的单位开出介绍信，派出采购去到对方城市，找到主管局由主管局介绍到某厂采购。
但是我们厂的产品是对人民大众的，总不成人家单位采购后给每人发几个塑料袋吧？
这两位因为在靠近缅甸的地方混过，有不少参加缅共的知青朋友，经常越境去资本主义国家赶场（那里叫赶摆）对于小商品推销特别熟悉，是最早发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类叫卖语言发明家，而且不怕难堪，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喊出来。在当时是难得的人才。
结果在闹市烧一大壶开水，弄几块砖头几把面条，搬一张桌子站上去，充分地对市民演示那塑料袋的耐高温和高强度特质。那现场，天天弄得人头攒动，群情汹涌，只一个星期，各路有点商品意识的零售商就开始来厂里开单提货了。
这两位带头的职工，让全厂职工另眼相看，论功行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销售科的副科长。
之所以另眼相看，还是因为许多人觉得这两人实际上是厂里那些不安分的，建功属于投机取巧。在后来他们把持销售权，在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肯定不会干净，最后在企业破产或新办企业和原单位竞争时他们的资金肯定占优。
所以他们属于现在有些人认为的第一批瓜分国家资产的资产阶级分子。
对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想一想了。
当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提着脑袋打天下时，你们的前辈在过小日子，所以他们成功了，当官了，那是人家奋斗出来的。而你肯定也成不了官二代或官三代。
这两位职工，把脸抹下来装在裤兜里干推销（他们自己的语言），你们在干什么？在旁边冷眼旁观，讥讽嘲笑，到最后你不如人家，就应该总结自己的不足，而不是怨天尤人。
当你们认为人家以很低的价格买进国家资产或者承包工厂时，已经输了第一次，你没钱没资格，怪谁？
两个星期后，产品就开始供不应求了。其他的生产线是由局里的一个专门的机构分配生产量的，全厂三百多人，多半都靠这一条生产线养活。
厂子按照现在的规模来说不大，三百多人的厂，从计划科，生产科，技术科，设计室党团支部，质量科组织科，医务室，托儿所食堂，坐办公室的和脱产的占一百七十多人。
怎样养活这么多人还有利润，这里就有一个中国特色了，叫双轨制。
双轨制就是国有企业或者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原材料一律按照国家规定的调拨价结算，而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按市场调节价自由采购。
那时所有原材料都处于紧张状况，所以出现了第一批倒卖批文和物资供应指标的倒爷。现在被一些人都归于官二代，这一类行为在基层官二代占比很少，这是许多企业生存的来源，后来清理时因为多半是为了职工的生存，所以哪怕是在严打时，极少听说倒卖物资被判刑的。要知道那时两千元数额就算特别巨大，抓起来那还了得。
我厂的原料是进口的新加坡和沙特原料，到厂价2400元一吨，做成产品卖20000元一吨，平均每天八百公斤，这个进出差价，在人均工资月四十多元的时代不赚钱那是天理不容。
这是全国人民在养活我们还是市场饥渴养活我们，那就是经济学家该分析的事了。
这是那时很多工厂的赚钱之道，以至于到了最后国家断奶的时候，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纷纷倒闭贱卖。
厂子按照现在的规模来说不大，三百多人的厂，从计划科，生产科，技术科，设计室党团支部，质量科组织科，医务室，托儿所食堂，坐办公室的和脱产的占一百七十多人。
怎样养活这么多人还有利润，这里就有一个中国特色了，叫双轨制。
双轨制就是国有企业或者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原材料一律按照国家规定的调拨价结算，而街道企业和乡镇企业按市场调节价自由采购。
那时所有原材料都处于紧张状况，所以出现了第一批倒卖批文和物资供应指标的倒爷。现在被一些人都归于官二代，这一类行为在基层官二代占比很少，这是许多企业生存的来源，后来清理时因为多半是为了职工的生存，所以哪怕是在严打时，极少听说倒卖物资被判刑的。要知道那时两千元数额就算特别巨大，抓起来那还了得。
我厂的原料是进口的新加坡和沙特原料，到厂价2400元一吨，做成产品卖20000元一吨，平均每天八百公斤，这个进出差价，在人均工资月四十多元的时代不赚钱那是天理不容。
这是全国人民在养活我们还是市场饥渴养活我们，那就是经济学家该分析的事了。
这是那时很多工厂的赚钱之道，以至于到了最后国家断奶的时候，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纷纷倒闭贱卖。
这时的企业领导，是只唯上的。上级便是企业的娘，不然物资计划分配时稍微倾斜一下，保管吃不了兜着走。
虽然看起来不咋地，但是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这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了，如果过早过急地进入市场经济，估计中国应该和苏联差不多，早就千疮百孔了。
而当时关系到我们这些刚刚毕业不久的工科大学生的技术发展，且不说理论联系什么实际，有机会吗？顶多跟班熟悉设备和生产工艺，没有开发任务，没有资金。这时就避免不了的开始找门路改行了。
我们专业77级78级分配过来的各有两人，77级一个学姐改行在一个国营工厂里干起了管理工作，另一位和我们一样，是77级应届生考上的大学，不敢乱动，在岗位上实在无聊学起了中医。前不久朋友聚会，一见面就把舌头伸出来给我参观他保养得很好的舌苔，吓了我一跳，哈哈。
我和另一个78级应届生分配在公司的另一个厂。那个厂的厂长是三线建设时从上海疏散到云南的技术工人，在一厂的时候和一帮学校出来的同样搞技术的四川人斗的火星乱溅，这个同学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同学最后无可奈何，回了老家西昌。他家境尚好，父亲是老干部，我因为弟弟在那里读大专，去探望时去过他家一次，有权派出伏尔加接人的官应该不小。
对那时的西昌，凉山州府，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穷，比其他地方更为不堪。不说火车站蹲在地上披着查尔瓦的彝胞，那州第一人民医院居然是土坯的平房。
所以这几年我一看见那些吹嘘那时什么看病不要钱之类的伟大成就，就忍不住要去反驳一番。病都没地方看，谁会收钱？
我因为吃软不吃硬，厂长虽然若干年不给我涨工资，又是校友学长，自己也不懂社会上那一套，就一直在厂里一直干到厂长换人。
虽然看起来不咋地，但是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这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了，如果过早过急地进入市场经济，估计中国应该和苏联差不多，早就千疮百孔了。
而当时关系到我们这些刚刚毕业不久的工科大学生的技术发展，且不说理论联系什么实际，有机会吗？顶多跟班熟悉设备和生产工艺，没有开发任务，没有资金。这时就避免不了的开始找门路改行了。
我们专业77级78级分配过来的各有两人，77级一个学姐改行在一个国营工厂里干起了管理工作，另一位和我们一样，是77级应届生考上的大学，不敢乱动，在岗位上实在无聊学起了中医。前不久朋友聚会，一见面就把舌头伸出来给我参观他保养得很好的舌苔，吓了我一跳，哈哈。
我和另一个78级应届生分配在公司的另一个厂。那个厂的厂长是三线建设时从上海疏散到云南的技术工人，在一厂的时候和一帮学校出来的同样搞技术的四川人斗的火星乱溅，这个同学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同学最后无可奈何，回了老家西昌。他家境尚好，父亲是老干部，我因为弟弟在那里读大专，去探望时去过他家一次，有权派出伏尔加接人的官应该不小。
对那时的西昌，凉山州府，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穷，比其他地方更为不堪。不说火车站蹲在地上披着查尔瓦的彝胞，那州第一人民医院居然是土坯的平房。
所以这几年我一看见那些吹嘘那时什么看病不要钱之类的伟大成就，就忍不住要去反驳一番。病都没地方看，谁会收钱？
我因为吃软不吃硬，厂长虽然若干年不给我涨工资，又是校友学长，自己也不懂社会上那一套，就一直在厂里一直干到厂长换人。
本来我们这些青头，应该有老的知识分子带一下，后来我们几人在一起交流了一下，发现文革前分配过来的那些人的专业已经基本荒废了。
以我们厂长为例，最后取得的成绩也可能只剩下对工厂的管理和一些规章制度的完善了，专业词语都记不起来了，算不上技术特长。
我们公司的总工，文革前的大学生，后来省行业协会的秘书长，最大的专业成就就是设计了一个相当于现在大学毕业设计水平的辅助机械一炮而红的。
因为经常去公司，公司技术科的几位前辈对我都还不错。其中有一位很特殊，他的故事值得回味。
此人来头极大。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领头人黄兴在日本留学的同班同学，是比无产阶级的旗手鲁迅同专业高一级的学长，第一批医学救国的先行者，毛主席的哲学老师艾思奇的正宗同乡，当地最大的医院和制药厂的创始人。
在日寇从滇西攻入中国后，在他和日本妻子的斡旋下，避免了许多人被杀害，活人无数，解放后担任省政协副主席。
这位工程师含着金钥匙出生，哈工大五七年毕业生，本来应该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可人算不然天算，自从知识分子被伟大领袖划进可以改造的剥削阶级后，心理怕怕，加上那三年饿怕了，父亲还有点权力，就调回了昆明。
到了文革，他父亲就惨了。红卫兵认为，只要见到日本人，死就死了，哪怕是救人，也不能和他打交道。一个大叛徒大汉奸是跑不了的，批斗外加关押，最后死于狱中。
这位仁兄还好，不知道是怎样逃过这一劫的，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他两个哥哥，一个解放前就去了美国，一个三年困难时期去了泰国，在他父母的患者帮助下，成为某方面的大王，后来也没怎么帮助他。后来我们听他那些办公室的开玩笑，估计在那个时代，表了不应该表的态，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吧。
他母亲因为是日中友好人士，有党中央的尚方宝剑，是标志性人物，得以善终。
这些就是我们的前辈，在技术方面要他们帮助，想都别想。
以我们厂长为例，最后取得的成绩也可能只剩下对工厂的管理和一些规章制度的完善了，专业词语都记不起来了，算不上技术特长。
我们公司的总工，文革前的大学生，后来省行业协会的秘书长，最大的专业成就就是设计了一个相当于现在大学毕业设计水平的辅助机械一炮而红的。
因为经常去公司，公司技术科的几位前辈对我都还不错。其中有一位很特殊，他的故事值得回味。
此人来头极大。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领头人黄兴在日本留学的同班同学，是比无产阶级的旗手鲁迅同专业高一级的学长，第一批医学救国的先行者，毛主席的哲学老师艾思奇的正宗同乡，当地最大的医院和制药厂的创始人。
在日寇从滇西攻入中国后，在他和日本妻子的斡旋下，避免了许多人被杀害，活人无数，解放后担任省政协副主席。
这位工程师含着金钥匙出生，哈工大五七年毕业生，本来应该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可人算不然天算，自从知识分子被伟大领袖划进可以改造的剥削阶级后，心理怕怕，加上那三年饿怕了，父亲还有点权力，就调回了昆明。
到了文革，他父亲就惨了。红卫兵认为，只要见到日本人，死就死了，哪怕是救人，也不能和他打交道。一个大叛徒大汉奸是跑不了的，批斗外加关押，最后死于狱中。
这位仁兄还好，不知道是怎样逃过这一劫的，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他两个哥哥，一个解放前就去了美国，一个三年困难时期去了泰国，在他父母的患者帮助下，成为某方面的大王，后来也没怎么帮助他。后来我们听他那些办公室的开玩笑，估计在那个时代，表了不应该表的态，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吧。
他母亲因为是日中友好人士，有党中央的尚方宝剑，是标志性人物，得以善终。
这些就是我们的前辈，在技术方面要他们帮助，想都别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