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游沈阳，赏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国宝书画
十二、心经行书册（元.赵孟頫）
百度百科没有这个词条，找了一篇书法网站上的
尊古而生新
撰文／刘宗汉
转自《中华遗产》2004年第2期
旧时训幼童习字 首要从欧、柳、颜、赵四家楷帖中择一而临， 打好基础，成人后，或改习他家，或沿袭所学继续发展。其中 “赵” 就是元代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雪松道人.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南宋高宗无子，过继这一宗支的赵慎为子，并传以皇位，是为孝宗。这样，赵孟頫的祖上在南宋得以世为大官。他本人19岁时.即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后，在家读书力学。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经程钜夫推荐入仕元朝。赵孟頫仕元后，从儒家思想出发，对元朝的弊政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大部分为元世祖所接受。但赵孟頫的意见，往往遭到蒙古大臣的反对。元代是一个以蒙古人、色目人为统治基础的国家，礼遇汉人知识分子、部分接受汉人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策略需要，一旦矛盾尖锐，皇帝必须偏袒蒙古人。这使得赵孟頫惴惴不安，便在至元二十九年改求外任。此后，直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去世，虽然一度还朝，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外省任职。赵孟頫在元代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死后追赠魏国公。
赵孟頫在书画两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从这里介绍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心经》册页装，3开。第1开前1开,是白描观音大士像。第3开后第1开.是白描韦陀像，后面第2—3开是明王稚登、清张英、张照、励宗万等人跋和原梁清标题签。每单开纵288厘米,横108厘米。此册原为清张若蔼旧藏，有“炼雪鉴定”、“晴岚居士”等印。乾隆时入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藏印。《心经》原为手卷,入清宫后改为册页，并加装檀香木雕花夹板。《心经》前后的《观音像》、《韦陀像》是清人所绘。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
这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赵孟頫的一件代表作品。它运笔自如，清润流畅，自成面貌，但细分析起来，却又感觉它笔笔字字都自有来历。我们知道，宋代书画艺术到南宋末年已走向衰退。马远、夏珪末流的画风，大多空阔粗疏，韵味全无。书法也早已失去了北宋的生动神韵，传世的赵孟坚《自书诗帖》、文天祥《木鸡集序》，都说明了这种情况。生活在这一时代的赵孟頫，力图矫正时弊，有所作为。如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托古改制一样，他在书画上，也以提倡“贵有古意”，来振兴颓势。在书法上，他用心临摹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的字帖，力求从魏晋人的作品中吸取营养。但宋末元初时，已没有东晋人那种以玄风为背景的风韵。赵孟頫临摹的拓本字帖，与钟、王、智永原写本的神采也已有距离。这样，赵的书法也只能是古人的影子，而不可能是古人的再现。加之晋人席地而作、悬空书写，与元代端坐高椅、据案书写的姿势截然不同，书写效果判若有别。这样，赵孟頫虽主观上追摹古人，而实际上却产生了一种貌似古人的新的书风。赵孟頫一心尊古、规模古人点划的临帖方式，对明清以来的书学影响很大。至于他借鉴行书的笔法与小楷的结体来写大楷，创造出一种别于欧、柳、颜体刚性楷书的柔性赵体楷书，则因其适应性强，大可书写匾额，小可誊录殿试大卷，影响就更大，试看元代刻书一律通行赵体，就可知赵字的风行程度了。
赵孟頫所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非只一本，此册是写给中峰和尚的。中峰释名明本，号中峰，元代高僧， 主持吴兴弁山幻住庵。元仁宗曾赐号佛慈圆照禅师。圆寂后谥普应国师。中峰小赵孟頫九岁，但赵对中峰执礼甚恭。自北朝以来，佛教的信士往往自己写经或雇人写经以为功德。但所写经卷。均用楷书，赵孟頫用行书写《心经》。在写经史上是一个创例。
本册明王稚登跋说：“赵魏公平生好写佛经、禅偈，余所见甚多，指不可盛偻。盖其前身当是高僧，故津津于竺乾妙典，不一书而足也。”其实，在元代这一特殊的朝代，知识分子，不论是在野的，还是出仕的，精神都是有些苦闷的。他们或逃禅入道，或寄情山水，甚至流连风月，作为书会才人，编写杂剧。这些人不可能前身都是高僧。至于赵孟頫，一方面，因以赵宋宗室出仕元朝，受到遗民鄙视；另一方面，在元朝朝廷又受到蒙古大臣的排挤，以至于不得不向皇帝表白：“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在这种心境下，他写过一首《罪出》诗，说：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
昔为海上鸥，令为笼中鸟。
一个“笼中鸟”向空门寻些寄托，与其前身是否高僧，恐怕没什么关系。更何况赵孟頫还写过《洞玄自然九天升神章经》这类道教经典，那就更与高僧无关了。王稚登是晚明所谓“山人”之流。当时人沈德符在所著《万历野获编·山人》中。对王曾加以讽刺。此册王跋之陋，足证沈的讽刺是颇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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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古而生新
撰文／刘宗汉
转自《中华遗产》2004年第2期
旧时训幼童习字 首要从欧、柳、颜、赵四家楷帖中择一而临， 打好基础，成人后，或改习他家，或沿袭所学继续发展。其中 “赵” 就是元代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雪松道人.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南宋高宗无子，过继这一宗支的赵慎为子，并传以皇位，是为孝宗。这样，赵孟頫的祖上在南宋得以世为大官。他本人19岁时.即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后，在家读书力学。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经程钜夫推荐入仕元朝。赵孟頫仕元后，从儒家思想出发，对元朝的弊政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大部分为元世祖所接受。但赵孟頫的意见，往往遭到蒙古大臣的反对。元代是一个以蒙古人、色目人为统治基础的国家，礼遇汉人知识分子、部分接受汉人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策略需要，一旦矛盾尖锐，皇帝必须偏袒蒙古人。这使得赵孟頫惴惴不安，便在至元二十九年改求外任。此后，直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去世，虽然一度还朝，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外省任职。赵孟頫在元代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死后追赠魏国公。
赵孟頫在书画两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从这里介绍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心经》册页装，3开。第1开前1开,是白描观音大士像。第3开后第1开.是白描韦陀像，后面第2—3开是明王稚登、清张英、张照、励宗万等人跋和原梁清标题签。每单开纵288厘米,横108厘米。此册原为清张若蔼旧藏，有“炼雪鉴定”、“晴岚居士”等印。乾隆时入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藏印。《心经》原为手卷,入清宫后改为册页，并加装檀香木雕花夹板。《心经》前后的《观音像》、《韦陀像》是清人所绘。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
这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赵孟頫的一件代表作品。它运笔自如，清润流畅，自成面貌，但细分析起来，却又感觉它笔笔字字都自有来历。我们知道，宋代书画艺术到南宋末年已走向衰退。马远、夏珪末流的画风，大多空阔粗疏，韵味全无。书法也早已失去了北宋的生动神韵，传世的赵孟坚《自书诗帖》、文天祥《木鸡集序》，都说明了这种情况。生活在这一时代的赵孟頫，力图矫正时弊，有所作为。如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托古改制一样，他在书画上，也以提倡“贵有古意”，来振兴颓势。在书法上，他用心临摹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的字帖，力求从魏晋人的作品中吸取营养。但宋末元初时，已没有东晋人那种以玄风为背景的风韵。赵孟頫临摹的拓本字帖，与钟、王、智永原写本的神采也已有距离。这样，赵的书法也只能是古人的影子，而不可能是古人的再现。加之晋人席地而作、悬空书写，与元代端坐高椅、据案书写的姿势截然不同，书写效果判若有别。这样，赵孟頫虽主观上追摹古人，而实际上却产生了一种貌似古人的新的书风。赵孟頫一心尊古、规模古人点划的临帖方式，对明清以来的书学影响很大。至于他借鉴行书的笔法与小楷的结体来写大楷，创造出一种别于欧、柳、颜体刚性楷书的柔性赵体楷书，则因其适应性强，大可书写匾额，小可誊录殿试大卷，影响就更大，试看元代刻书一律通行赵体，就可知赵字的风行程度了。
赵孟頫所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非只一本，此册是写给中峰和尚的。中峰释名明本，号中峰，元代高僧， 主持吴兴弁山幻住庵。元仁宗曾赐号佛慈圆照禅师。圆寂后谥普应国师。中峰小赵孟頫九岁，但赵对中峰执礼甚恭。自北朝以来，佛教的信士往往自己写经或雇人写经以为功德。但所写经卷。均用楷书，赵孟頫用行书写《心经》。在写经史上是一个创例。
本册明王稚登跋说：“赵魏公平生好写佛经、禅偈，余所见甚多，指不可盛偻。盖其前身当是高僧，故津津于竺乾妙典，不一书而足也。”其实，在元代这一特殊的朝代，知识分子，不论是在野的，还是出仕的，精神都是有些苦闷的。他们或逃禅入道，或寄情山水，甚至流连风月，作为书会才人，编写杂剧。这些人不可能前身都是高僧。至于赵孟頫，一方面，因以赵宋宗室出仕元朝，受到遗民鄙视；另一方面，在元朝朝廷又受到蒙古大臣的排挤，以至于不得不向皇帝表白：“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在这种心境下，他写过一首《罪出》诗，说：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
昔为海上鸥，令为笼中鸟。
一个“笼中鸟”向空门寻些寄托，与其前身是否高僧，恐怕没什么关系。更何况赵孟頫还写过《洞玄自然九天升神章经》这类道教经典，那就更与高僧无关了。王稚登是晚明所谓“山人”之流。当时人沈德符在所著《万历野获编·山人》中。对王曾加以讽刺。此册王跋之陋，足证沈的讽刺是颇有道理的。
行书心经册，辽博文字介绍：“此册是赵孟頫为中峰和尚所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共六开，行笔急速流转，纯法二王，册后有明王穉登登跋，《秘殿珠林续编》著录。”
十三、行书王安石诗卷（元.鲜于枢)
百度百科：
鲜于枢(1254－1322)，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大都（今北京）人，一说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先后寓居扬州、杭州，曾任浙东都省史掾。大德六年(1302)任太常典薄。早岁学书，未能如古人，偶于野中见二人挽车淖泥中，顿有所悟。他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鲜于枢兼长楷书、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其书多用中锋回腕，笔墨淋淳酣畅，气势雄伟跌宕，酒酣作字奇态横生。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 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鲜于枢代表作有《老子道德经卷上》、《苏轼海棠诗卷》、《韩愈进学解卷》、《论草书帖》等。
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鲜于枢代表作有《老子道德经卷上》、《苏轼海棠诗卷》、《韩愈进学解卷》、《论草书帖》等。
辽博介绍文字：“此卷行书王安石《题侍郎山水》等诗四首，字大如拳，刚健挺拔，用笔流畅，时有勾连，一气呵成。书于元至元辛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作者时年三十六岁。卷后元明邢侗跋，曾经《石渠宝笈》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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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枢(1254－1322)，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大都（今北京）人，一说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先后寓居扬州、杭州，曾任浙东都省史掾。大德六年(1302)任太常典薄。早岁学书，未能如古人，偶于野中见二人挽车淖泥中，顿有所悟。他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鲜于枢兼长楷书、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其书多用中锋回腕，笔墨淋淳酣畅，气势雄伟跌宕，酒酣作字奇态横生。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 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鲜于枢代表作有《老子道德经卷上》、《苏轼海棠诗卷》、《韩愈进学解卷》、《论草书帖》等。
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鲜于枢代表作有《老子道德经卷上》、《苏轼海棠诗卷》、《韩愈进学解卷》、《论草书帖》等。
辽博介绍文字：“此卷行书王安石《题侍郎山水》等诗四首，字大如拳，刚健挺拔，用笔流畅，时有勾连，一气呵成。书于元至元辛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作者时年三十六岁。卷后元明邢侗跋，曾经《石渠宝笈》著录。”
一、簪花仕女图（唐.周昉）
百度百科：
簪花仕女图
《簪花仕女图》传为唐代周昉绘制的一幅粗绢本设色画。 [1] 作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2]
画中描写了六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及其侍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 [3] 画作不设背景，以工笔重彩绘仕女五人，女侍一人，另有小狗、白鹤及辛夷花点缀其间。 [1] 全图六个人物的主次、远近安排巧妙，景物衬托少而精。两只小狗、一只白鹤、一株辛黄花使原本显得孤立的人物产生了左右呼应、前后联系的关系。半罩半露的透明织衫，使人物形象显得丰腴而华贵。而用笔和线条却细劲有神，流动多姿。浓丽的设色，头发的钩染、而部的晕色、衣着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较好地表现了贵族妇女的细腻柔嫩的肌肤和丝织物的纹饰。
《簪花仕女图》是周昉贵族人物画风格的代表。同时也体现出贵族仕女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游戏于花蝶鹤犬之间的生活情态。 [4]
中文名：簪花仕女图
创作年代：唐代（存疑）
作者：周昉
画作类型：设色画
规格：纵46厘米，横180厘米
现收藏地辽宁省博物馆
材质：绢本
画作内容
画面左端开始婷婷而立的是一个贵族妇女，体态丰硕，发髻高大，上插牡丹花一枝，髻前饰玉步摇，那珍珠在不停地摇晃。她头上的髻发和短鬓，茸茸地分披在丰满的额前和耳边，显得青春焕发。她圆润的而庞，浮起了淡薄的红晕；瓜子形的黛画短眉，浓淡适宜地斜峙在粉额之前，眉间金色花子的点饰如豆般大小，朱唇小到恰好与整个而庞隐隐相称，她侧身作向右倾斜的姿势，外披紫色纱罩衫，衫上的龟背纹尚隐约可辨。朱色的长裙上，画有斜格纹样。紫绿色花纹的洁白丝绸衬裙，长过纱衫，拖曳到地而上。右手摆向前侧，靠着纱衫；左手执纬子前伸，纬穗的摆动，逗引着小狗作戏，而小狗深通人意，它朝纬穗不停地张嘴摆尾，作出扑跳的姿态。
画面左起第二位妇女身材娇小，神情庄重，身着朱红披风，外套紫色纱罩，从远处巧移莲步而来。发髻上插海棠花，脖子饰金质云纹项圈。白裙上的紫色团花，从纱衫的下面透出，显得十分艳丽。破子从后肩向两臂平分下垂，双手抓紧薄纱，掩着帔子，同时也紧束了宽大的衣服。
画面左起第三位贵族女人髻插荷花，身披白花格子纱衫，胸前束朱色斜格长裙曳于地而，紫色帔子上有粉和青花枝纹样。她右手略向上举，反掌拈红花一枝，左手髻上取下金钗朝着右边移去，目光注视新折下来的花枝，凝神遐思，准备将它插上发髻最显眼的地方。在她的面前有一只举足欲行的丹顶鹤，似乎引不起她一点兴趣。
画面左起第四位侧立着的侍女执长柄团扇，团扇上绘着盛开的牡丹，红花绿叶相衬托，格外亮丽。她的妆扮，有异于卷中的其他贵族仕女。她也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梳成两个十字相合的发髻，中间用红缎带把那个髻子束在一起。她穿的朱色菱角纹的斜领处露出一部分，白色圈花的纱带，绕过纱衫一圈之后，在腹前打了个结子。白色的软底鞋尖，从彩色的衬裙下露出，它的形制不同于其他几位贵族妇女所穿的重台履。她的表情安祥却又若有所思，在当时嬉戏场合形成鲜明的对比。
画面左起第五位仕女，发髻上插的红瓣花枝，纱衫上有深白色的菱形纹样。胸下的夹撷长裙曳于地而，紫绿色的团花平均分布在鲜明的朱红的地子之上，显得典雅、富丽；经纱衫掩盖过的部分，颜色相应减退。紫色的帔子上，彩绘着云风纹样，往后垂了下去，她轻举右手，用纤细的食指和拇指提起贴在脖肩上的纱衫领子，似有不胜初夏闷热气候的样子。她左手从纱衫的侧面伸出，手指向背而嬉戏的小狗打招呼，希望小狗也来给她逗趣。
画面左侧起最后一位髻插芍药花的贵族仕女，浅紫色的纱衫上，有以四个斜角田宇为一组的菱纹。白地帔子绘有彩色云鹤，从肩后身向前胸下垂。她右手举着刚捕捉的蝴蝶，左手提起帔子，使它成为垂直。她上身往前微倾，以迎接向她跑来的小狗。
在贵族仕女们嬉游处的尽头，树立着一而玲珑石。石后有盛开的辛夷花，紫色的花朵，陪衬着少许的绿叶。石头下的地上有一丛绿油油的杂草，一起点缀着视野广阔的空间。 [5]
卷无作者款印，亦无历代题跋及观款。 [1]
创作背景
安史之乱以后，当代统治阶级为了粉饰太平，提倡所谓“文治”，也止好吻合了当时人民历经战乱、渴望安宁社会的生活的心情，宴游的风气从此大开，奢侈之风成为天宝以后统治者崇尚的对象，到了贞元年间，这种风气就更为突出。杜牧当时这样描述：至于贞元末，风流悠绮靡。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正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画家如实的描绘了在奢靡风气支配下的唐代宫廷仕女嬉游生活的典型环境。 [6]
最早著录此卷的是清安岐《墨缘汇观》，认为是唐周昉所绘，其后《石渠宝笈·续编》及《石渠随笔》皆沿用该观点，俱著录为《周昉仕女图》，然近代研究亦有持异议者。 [1]
1972年，对此图进行重新装裱时，有人发现此图系后拼接而成，较明显者为左数第二个比例较小的仕女为后嵌入，而白鹤与画左小狗亦为剪裁而来，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其原为屏风画。 [1]
作品创作的时代问题也存在争议。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唐代说、五代南唐说和宋代说。 [7]
艺术鉴赏
主题思想
作品从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将现实生活中的贵族妇女，画得雍容华贵，画出一种闲适无聊的生活本质，表现出娇、奢、雅、逸的气息和女性柔软、温腻、动人的姿态，赋予作品鲜明的时代感。
作品渲染的快乐而又略带懒散的情绪和气氛，正是恰当地层示了属于那个时代整个贵族有闲阶级的时代气氛；在表面华丽雍容的物质繁华背后，隐藏着人物内心深深的凄寂和幽怨。 [5]
艺术特色
人物
《簪花仕女图》中作者对人物神态抓得较好，注重挖掘仕女精神上的苦闷和空虚，反映了贵族奢侈生活后面的精神困境。其中，有别于其他五位的那个执扇侍女，表情相当安详，默默中若有所思的神情，与其他五位仕女的神态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出唐代后期审美意趣由宏丽转向婉约的变化。
另外，体态动势也是表达人物内心精神的重要因素，如果把动态处理得宜，也可以加强人物精神性格的表现。就画中人物的姿态而高，各不相同。左起第一位仕女因为有摇头摆尾、深通人意的小狗在其右侧，作为逗引小狗作戏的她，侧身玉立，上身向右倾斜，右手无意识地摆向前侧，左手执拂子向前伸向小狗，接养右侧的是一位婷婷玉立披白色纱衣的仕女，她漫不经心地举养右手，用纤细的食指和拇指提起贴在脖子上的纱衫领子，似有不胜闷热气候的沉重之感。她左手从纱衫的侧而伸出，似乎在向背着她作戏的小狗打着招呼。接着就是右后方侧立着执长柄团扇的侍女，她闲静自然。侍女的右前方也相当于她的左侧之处，是一位持花的仕女，她右手略向上举，反掌拈红花一枝，左手从发髻上取下金钗朝右边移去，似乎要把它插在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从远处姗姗而来的是一位身材小巧的仕女，她双手紧操着薄纱，掩着帔子，紧束着宽大的衣服，作向前迈步的姿势。最后一位仕女右手举着一只蝴蝶，左手提着帔子，要迎接从后而向她跑过来的小狗，她上身往前微倾，头往右微侧，在丰韵之中又平添了窈窕婀娜之态。由此可见，作者在人物姿态的处理上，为避免相同，又不失统一，颇费心思。 [6]
构图
画家在全幅构图中以相等的间隔安排了几位贵族妇女，一段一段地看去，仿佛每个妇女形象从眼前一幕一幕地移动，这种构图的规律，看完了整个场景，仿佛同画面人物一起游完了庭园。人物之间似有联系，又似独自悠闲。所以《簪花仕女图》的画而完整性并不是依靠空间、时间上的一致性诉诸观者的，它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呼应和所营造的整个闲适和谐的气氛，这样一个独特的形式传达给观者的。在画而中，横列的散点视线之内，多半用静穆的姿态分战了适当的位置；又把她们之中的两位妇女安置在距离较远的后方，因之增大了广阔的视野，也就扩展了空间，不至于把观者的视线囿于狭小的画而之中。庭园里不藉更多什物作为衬托，但它的趣味并不因此而显得单调和贫乏，反而觉得愈益接近事物的真相。这种构图上的独特风格，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除了画面的并序排列外，《簪花仕女图》在人物比例的处理上也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观者可以发现画面左起第二个妇女的比例是按照近大远小的原则安排的。从她的服饰和仪态来看，她是画家为了扩展观者的视野、开拓空间，而刻意安排在较远的地方，并不是因为身份的关系“近大远小”与按身份安排人物比例两种构图方法同时出现在一张画面上的。 [5]
线条
《簪花仕女图》画面上独到之处是精致细腻的画笔，作者以线造型，成功地描绘了妇女身上轻柔透亮的薄纱披肩，以及薄纱下隐约可见的手臂，并自始至终毫无变化地使用定型的线描，对仕女面部和手的描制，下笔稳重准确，力求匀称，衣裙图案花纹的用笔，信笔而成，转折处若断若续，似规整但又非常流动，使通常流于对称刻版的图案，重新赋予了灵巧而生动的活力。至于仕女的髻发和鬓丝，精细过于毫毛，根根可数，笔笔有飞动之感。对人物画的手部刻画，甚是到位。《簪花仕女图》中的贵族仕女袒胸露臂，双手毫无遮蔽，描绘起来，实非易事。作者用简洁遒劲的线条，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手势，骨法用笔的线条对作品产生了决定性的意义。《簪花仕女图》的线条达到了“骨法用笔”的高度统一，使之成为独立的存在，支配着整幅画的灵魂。
色彩
《簪花仕女图》在赋彩的技巧上，恰当地运用了复杂的色调，重复中不觉得单调。紫色纱衫的一再出现，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紫色与花青一并涂施，历有“青间紫，不如死”之说，而此图作者对其运用，似乎不受限制和约束。在紫色桩上有两处用花青勾画纹样，反而觉得十分典雅，正是作者在克服色彩运用矛盾的独到之处。从色彩的搭配到赋彩的层次，画家用纯净透明的白色穿插在各种色彩之中，使黑、白和许多明丽的色彩相互衬托又相互制约，形成了沉着和明快相结合的矛盾统一。赋彩上的层次清晰，分开丝绸间的叠压关系，使之有空气流动之感。纱衫笼罩下的肌肤和衣裙就如一层薄雾所掩盖，因而原来的肌肤和衣裙随之改变了颜色，但它却不因此而使人离开肌肤和衣裙原有色调的联想力。如此，各种颜色所涂成纱衫的质感，更深刻地映入观者的脑海里。 [5]
后世影响
《簪花仕女图》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认定的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除了唯一性之外，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很高，是典型的唐代仕女画标本型作品，是能代表唐代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作品。 [1] 《簪花仕女图》这种仕女画风格在当时画坛上颇为流行，极大地影响了唐末乃至以后各朝代的仕女画坛和佛教艺术 [8] 。该作展现了极为浓郁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气息，是中国传统绘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9]
1984年3月，中国邮电部特别发行《簪花仕女图》特种邮票和小型张。 [10]
历史传承
此卷曾经南宋内府收藏，南宋末归贾似道所有，元、明间流传无考，清初为梁清标、安岐收藏，后入清内府。 [1]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出宫，但在此前，他用了一年时间整理了1000余件举世罕见的书画作品。在溥仪逊位前，溥仪便以“恩赐”名义，将内府所藏珍贵字画赏赐给其弟溥杰、溥佳，让他们利用每日下学出宫机会，用黄绫包袱将书画带出，《簪花仕女图》就在其中。 盗运出宫的书画起初存放在醇王府内。1925年，在日本人协助下，这批书画被运抵天津，随溥仪先后在日租界内的张园、静园收藏。1934年，溥仪到长春做了伪满洲国皇帝，这批书画被运至当时的长春伪皇宫小白楼内。“小白楼”是一幢二层日式钢筋水泥楼，是日本人为溥仪修的保存善本图书及古玩字画的库房，内存藏品总数约1300件，对外名曰“图书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前，日本关东军准备将伪满洲国迁到通化。8月17日，溥仪乘飞机企图逃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俘获，其携带的一部分书画和珠宝由苏联红军查扣，并转交东北民主联军，几经辗转后，《簪花仕女图》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11]
重要展览
2017年7月，辽宁省博物馆举办《艺术·生活——辽宁省博物馆研发文创作品展》，展出镇馆之宝《簪花仕女图》。 [12]
作者简介
周昉，生卒年不详，唐代画家，字仲朗，一字景玄，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曾官越州长史、宣州长史别驾。好属文，穷丹青之妙，擅画肖像、尤工仕女，初学张萱而加以写生变化，多写贵族妇女，所作悠游闲适，容貌丰腴，衣着华丽，用笔劲简，色彩柔艳，为当时宫廷、士大夫所重，称绝一时。 [13]
百度百科：
簪花仕女图
《簪花仕女图》传为唐代周昉绘制的一幅粗绢本设色画。 [1] 作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2]
画中描写了六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及其侍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 [3] 画作不设背景，以工笔重彩绘仕女五人，女侍一人，另有小狗、白鹤及辛夷花点缀其间。 [1] 全图六个人物的主次、远近安排巧妙，景物衬托少而精。两只小狗、一只白鹤、一株辛黄花使原本显得孤立的人物产生了左右呼应、前后联系的关系。半罩半露的透明织衫，使人物形象显得丰腴而华贵。而用笔和线条却细劲有神，流动多姿。浓丽的设色，头发的钩染、而部的晕色、衣着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较好地表现了贵族妇女的细腻柔嫩的肌肤和丝织物的纹饰。
《簪花仕女图》是周昉贵族人物画风格的代表。同时也体现出贵族仕女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游戏于花蝶鹤犬之间的生活情态。 [4]
中文名：簪花仕女图
创作年代：唐代（存疑）
作者：周昉
画作类型：设色画
规格：纵46厘米，横180厘米
现收藏地辽宁省博物馆
材质：绢本
画作内容
画面左端开始婷婷而立的是一个贵族妇女，体态丰硕，发髻高大，上插牡丹花一枝，髻前饰玉步摇，那珍珠在不停地摇晃。她头上的髻发和短鬓，茸茸地分披在丰满的额前和耳边，显得青春焕发。她圆润的而庞，浮起了淡薄的红晕；瓜子形的黛画短眉，浓淡适宜地斜峙在粉额之前，眉间金色花子的点饰如豆般大小，朱唇小到恰好与整个而庞隐隐相称，她侧身作向右倾斜的姿势，外披紫色纱罩衫，衫上的龟背纹尚隐约可辨。朱色的长裙上，画有斜格纹样。紫绿色花纹的洁白丝绸衬裙，长过纱衫，拖曳到地而上。右手摆向前侧，靠着纱衫；左手执纬子前伸，纬穗的摆动，逗引着小狗作戏，而小狗深通人意，它朝纬穗不停地张嘴摆尾，作出扑跳的姿态。
画面左起第二位妇女身材娇小，神情庄重，身着朱红披风，外套紫色纱罩，从远处巧移莲步而来。发髻上插海棠花，脖子饰金质云纹项圈。白裙上的紫色团花，从纱衫的下面透出，显得十分艳丽。破子从后肩向两臂平分下垂，双手抓紧薄纱，掩着帔子，同时也紧束了宽大的衣服。
画面左起第三位贵族女人髻插荷花，身披白花格子纱衫，胸前束朱色斜格长裙曳于地而，紫色帔子上有粉和青花枝纹样。她右手略向上举，反掌拈红花一枝，左手髻上取下金钗朝着右边移去，目光注视新折下来的花枝，凝神遐思，准备将它插上发髻最显眼的地方。在她的面前有一只举足欲行的丹顶鹤，似乎引不起她一点兴趣。
画面左起第四位侧立着的侍女执长柄团扇，团扇上绘着盛开的牡丹，红花绿叶相衬托，格外亮丽。她的妆扮，有异于卷中的其他贵族仕女。她也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梳成两个十字相合的发髻，中间用红缎带把那个髻子束在一起。她穿的朱色菱角纹的斜领处露出一部分，白色圈花的纱带，绕过纱衫一圈之后，在腹前打了个结子。白色的软底鞋尖，从彩色的衬裙下露出，它的形制不同于其他几位贵族妇女所穿的重台履。她的表情安祥却又若有所思，在当时嬉戏场合形成鲜明的对比。
画面左起第五位仕女，发髻上插的红瓣花枝，纱衫上有深白色的菱形纹样。胸下的夹撷长裙曳于地而，紫绿色的团花平均分布在鲜明的朱红的地子之上，显得典雅、富丽；经纱衫掩盖过的部分，颜色相应减退。紫色的帔子上，彩绘着云风纹样，往后垂了下去，她轻举右手，用纤细的食指和拇指提起贴在脖肩上的纱衫领子，似有不胜初夏闷热气候的样子。她左手从纱衫的侧面伸出，手指向背而嬉戏的小狗打招呼，希望小狗也来给她逗趣。
画面左侧起最后一位髻插芍药花的贵族仕女，浅紫色的纱衫上，有以四个斜角田宇为一组的菱纹。白地帔子绘有彩色云鹤，从肩后身向前胸下垂。她右手举着刚捕捉的蝴蝶，左手提起帔子，使它成为垂直。她上身往前微倾，以迎接向她跑来的小狗。
在贵族仕女们嬉游处的尽头，树立着一而玲珑石。石后有盛开的辛夷花，紫色的花朵，陪衬着少许的绿叶。石头下的地上有一丛绿油油的杂草，一起点缀着视野广阔的空间。 [5]
卷无作者款印，亦无历代题跋及观款。 [1]
创作背景
安史之乱以后，当代统治阶级为了粉饰太平，提倡所谓“文治”，也止好吻合了当时人民历经战乱、渴望安宁社会的生活的心情，宴游的风气从此大开，奢侈之风成为天宝以后统治者崇尚的对象，到了贞元年间，这种风气就更为突出。杜牧当时这样描述：至于贞元末，风流悠绮靡。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正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画家如实的描绘了在奢靡风气支配下的唐代宫廷仕女嬉游生活的典型环境。 [6]
最早著录此卷的是清安岐《墨缘汇观》，认为是唐周昉所绘，其后《石渠宝笈·续编》及《石渠随笔》皆沿用该观点，俱著录为《周昉仕女图》，然近代研究亦有持异议者。 [1]
1972年，对此图进行重新装裱时，有人发现此图系后拼接而成，较明显者为左数第二个比例较小的仕女为后嵌入，而白鹤与画左小狗亦为剪裁而来，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其原为屏风画。 [1]
作品创作的时代问题也存在争议。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唐代说、五代南唐说和宋代说。 [7]
艺术鉴赏
主题思想
作品从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将现实生活中的贵族妇女，画得雍容华贵，画出一种闲适无聊的生活本质，表现出娇、奢、雅、逸的气息和女性柔软、温腻、动人的姿态，赋予作品鲜明的时代感。
作品渲染的快乐而又略带懒散的情绪和气氛，正是恰当地层示了属于那个时代整个贵族有闲阶级的时代气氛；在表面华丽雍容的物质繁华背后，隐藏着人物内心深深的凄寂和幽怨。 [5]
艺术特色
人物
《簪花仕女图》中作者对人物神态抓得较好，注重挖掘仕女精神上的苦闷和空虚，反映了贵族奢侈生活后面的精神困境。其中，有别于其他五位的那个执扇侍女，表情相当安详，默默中若有所思的神情，与其他五位仕女的神态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出唐代后期审美意趣由宏丽转向婉约的变化。
另外，体态动势也是表达人物内心精神的重要因素，如果把动态处理得宜，也可以加强人物精神性格的表现。就画中人物的姿态而高，各不相同。左起第一位仕女因为有摇头摆尾、深通人意的小狗在其右侧，作为逗引小狗作戏的她，侧身玉立，上身向右倾斜，右手无意识地摆向前侧，左手执拂子向前伸向小狗，接养右侧的是一位婷婷玉立披白色纱衣的仕女，她漫不经心地举养右手，用纤细的食指和拇指提起贴在脖子上的纱衫领子，似有不胜闷热气候的沉重之感。她左手从纱衫的侧而伸出，似乎在向背着她作戏的小狗打着招呼。接着就是右后方侧立着执长柄团扇的侍女，她闲静自然。侍女的右前方也相当于她的左侧之处，是一位持花的仕女，她右手略向上举，反掌拈红花一枝，左手从发髻上取下金钗朝右边移去，似乎要把它插在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从远处姗姗而来的是一位身材小巧的仕女，她双手紧操着薄纱，掩着帔子，紧束着宽大的衣服，作向前迈步的姿势。最后一位仕女右手举着一只蝴蝶，左手提着帔子，要迎接从后而向她跑过来的小狗，她上身往前微倾，头往右微侧，在丰韵之中又平添了窈窕婀娜之态。由此可见，作者在人物姿态的处理上，为避免相同，又不失统一，颇费心思。 [6]
构图
画家在全幅构图中以相等的间隔安排了几位贵族妇女，一段一段地看去，仿佛每个妇女形象从眼前一幕一幕地移动，这种构图的规律，看完了整个场景，仿佛同画面人物一起游完了庭园。人物之间似有联系，又似独自悠闲。所以《簪花仕女图》的画而完整性并不是依靠空间、时间上的一致性诉诸观者的，它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呼应和所营造的整个闲适和谐的气氛，这样一个独特的形式传达给观者的。在画而中，横列的散点视线之内，多半用静穆的姿态分战了适当的位置；又把她们之中的两位妇女安置在距离较远的后方，因之增大了广阔的视野，也就扩展了空间，不至于把观者的视线囿于狭小的画而之中。庭园里不藉更多什物作为衬托，但它的趣味并不因此而显得单调和贫乏，反而觉得愈益接近事物的真相。这种构图上的独特风格，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除了画面的并序排列外，《簪花仕女图》在人物比例的处理上也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观者可以发现画面左起第二个妇女的比例是按照近大远小的原则安排的。从她的服饰和仪态来看，她是画家为了扩展观者的视野、开拓空间，而刻意安排在较远的地方，并不是因为身份的关系“近大远小”与按身份安排人物比例两种构图方法同时出现在一张画面上的。 [5]
线条
《簪花仕女图》画面上独到之处是精致细腻的画笔，作者以线造型，成功地描绘了妇女身上轻柔透亮的薄纱披肩，以及薄纱下隐约可见的手臂，并自始至终毫无变化地使用定型的线描，对仕女面部和手的描制，下笔稳重准确，力求匀称，衣裙图案花纹的用笔，信笔而成，转折处若断若续，似规整但又非常流动，使通常流于对称刻版的图案，重新赋予了灵巧而生动的活力。至于仕女的髻发和鬓丝，精细过于毫毛，根根可数，笔笔有飞动之感。对人物画的手部刻画，甚是到位。《簪花仕女图》中的贵族仕女袒胸露臂，双手毫无遮蔽，描绘起来，实非易事。作者用简洁遒劲的线条，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手势，骨法用笔的线条对作品产生了决定性的意义。《簪花仕女图》的线条达到了“骨法用笔”的高度统一，使之成为独立的存在，支配着整幅画的灵魂。
色彩
《簪花仕女图》在赋彩的技巧上，恰当地运用了复杂的色调，重复中不觉得单调。紫色纱衫的一再出现，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紫色与花青一并涂施，历有“青间紫，不如死”之说，而此图作者对其运用，似乎不受限制和约束。在紫色桩上有两处用花青勾画纹样，反而觉得十分典雅，正是作者在克服色彩运用矛盾的独到之处。从色彩的搭配到赋彩的层次，画家用纯净透明的白色穿插在各种色彩之中，使黑、白和许多明丽的色彩相互衬托又相互制约，形成了沉着和明快相结合的矛盾统一。赋彩上的层次清晰，分开丝绸间的叠压关系，使之有空气流动之感。纱衫笼罩下的肌肤和衣裙就如一层薄雾所掩盖，因而原来的肌肤和衣裙随之改变了颜色，但它却不因此而使人离开肌肤和衣裙原有色调的联想力。如此，各种颜色所涂成纱衫的质感，更深刻地映入观者的脑海里。 [5]
后世影响
《簪花仕女图》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认定的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除了唯一性之外，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很高，是典型的唐代仕女画标本型作品，是能代表唐代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作品。 [1] 《簪花仕女图》这种仕女画风格在当时画坛上颇为流行，极大地影响了唐末乃至以后各朝代的仕女画坛和佛教艺术 [8] 。该作展现了极为浓郁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气息，是中国传统绘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9]
1984年3月，中国邮电部特别发行《簪花仕女图》特种邮票和小型张。 [10]
历史传承
此卷曾经南宋内府收藏，南宋末归贾似道所有，元、明间流传无考，清初为梁清标、安岐收藏，后入清内府。 [1]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出宫，但在此前，他用了一年时间整理了1000余件举世罕见的书画作品。在溥仪逊位前，溥仪便以“恩赐”名义，将内府所藏珍贵字画赏赐给其弟溥杰、溥佳，让他们利用每日下学出宫机会，用黄绫包袱将书画带出，《簪花仕女图》就在其中。 盗运出宫的书画起初存放在醇王府内。1925年，在日本人协助下，这批书画被运抵天津，随溥仪先后在日租界内的张园、静园收藏。1934年，溥仪到长春做了伪满洲国皇帝，这批书画被运至当时的长春伪皇宫小白楼内。“小白楼”是一幢二层日式钢筋水泥楼，是日本人为溥仪修的保存善本图书及古玩字画的库房，内存藏品总数约1300件，对外名曰“图书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前，日本关东军准备将伪满洲国迁到通化。8月17日，溥仪乘飞机企图逃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俘获，其携带的一部分书画和珠宝由苏联红军查扣，并转交东北民主联军，几经辗转后，《簪花仕女图》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11]
重要展览
2017年7月，辽宁省博物馆举办《艺术·生活——辽宁省博物馆研发文创作品展》，展出镇馆之宝《簪花仕女图》。 [12]
作者简介
周昉，生卒年不详，唐代画家，字仲朗，一字景玄，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曾官越州长史、宣州长史别驾。好属文，穷丹青之妙，擅画肖像、尤工仕女，初学张萱而加以写生变化，多写贵族妇女，所作悠游闲适，容貌丰腴，衣着华丽，用笔劲简，色彩柔艳，为当时宫廷、士大夫所重，称绝一时。 [13]
簪花仕女图是辽博绘画馆放在第一个展柜的展品，当时辽博正在录制节目，画面中扎着辫子的专家光这幅图讲了半个小时还多，主要是讲此图的流传和鉴定。目前就这副图的创作年代主要是两种说法：唐代说和五代说，都是顶级鉴定大家的意见，而且都拿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参证：敦煌壁画、五代墓葬……真要说起来，几本书都写不完。
不管存疑不存疑，现在世界上如果有唐代仕女画还留存至今，那《簪花仕女图》就是这唯一的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