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庾华：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
毛泽东扭转了“新文化运动”单向度的“西化”方向（包括党内的“洋教条”）， 批判的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并促使其不断地向现代和未来转型。又尤其是他领导亿万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和这位“巨人中的巨人”对世界的强烈影响，才真正在全球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化。
毛泽东是超意识领域的先行者，是和老子、孔子、佛陀有着相同意识真理信仰的人，在超个人领域中，前者更偏于理论，毛泽东更努力实践。我们世人所看到的都是他实践的功绩。古今中外，超个人领域的先导者不乏其人，但作为实践家，凤毛麟角者只有毛泽东一人。
毛泽东扭转了“新文化运动”单向度的“西化”方向（包括党内的“洋教条”）， 批判的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并促使其不断地向现代和未来转型。又尤其是他领导亿万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和这位“巨人中的巨人”对世界的强烈影响，才真正在全球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化。
虽然传统下的毛泽东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作为接受中国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颠覆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在20世纪发生社会制度的革命的同时又发生了精神价值的革命。毛泽东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而这种改变恰是别人做不到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制度变革的基础之上的。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曾进行过彻底的大批判，但这仅局限于在知识层面对西方文化价值进行宣传、介绍和研究，以便形成一个新的价值标准。而毛泽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运用政权的力量把思想价值领域的革命运动转变为改造社会现实的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社会政治革命的实践，以马列主义为基本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气度宏大的整合，从而实现了宏伟的“文化转型”。
从总体上看，这次文化转型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向。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把上古价值作为最高尚的准则，道家思想也表达了对原古文化的回归。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向社会过去看的，按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来看，是一种“趋古文化”。古代的价值优于现代的价值，祖先的东西优越于后人的东西。毛泽东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改变了这种趋古文化模式，创造了一种“前景文化”。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取代了传统文化中崇天的静态文化模式，也就是人类能够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并能够利用该规律改造客观世界。可以说，“毛泽东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对终极价值的文化指向，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趋古精神’变为一种‘前景精神’。”[1]P373在建国后，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哲学在宣传中带有僵化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一部分，体现的是科学理性的精神，这与传统中国文化重感性经验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使科学理性的思想深入人心，这在思想层面上无疑有助于现代化的推
从总体上看，这次文化转型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向。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把上古价值作为最高尚的准则，道家思想也表达了对原古文化的回归。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向社会过去看的，按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来看，是一种“趋古文化”。古代的价值优于现代的价值，祖先的东西优越于后人的东西。毛泽东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改变了这种趋古文化模式，创造了一种“前景文化”。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取代了传统文化中崇天的静态文化模式，也就是人类能够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并能够利用该规律改造客观世界。可以说，“毛泽东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对终极价值的文化指向，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趋古精神’变为一种‘前景精神’。”[1]P373在建国后，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哲学在宣传中带有僵化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一部分，体现的是科学理性的精神，这与传统中国文化重感性经验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使科学理性的思想深入人心，这在思想层面上无疑有助于现代化的推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家学说以仁为本，以礼为用，仁体礼用的思想被他的得意门生整理成文，形成一部传之后世的《论语》。
儒家学说与孔子人格被前尊孔派尊奉得无复以加，后现代的后尊孔派的阐释形成了新一轮的床上架屋，尾巴主义跟随，颂歌主义齐飞，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批孔批儒的否定主义几乎销声匿迹。
可笑的是后尊孔派亦自诩为拿来主义者，自称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他们百分之百地鼓吹所谓的精华，千分之千地闭口不谈其糟粕，遇到少数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激进派人士，群起而攻之，置之死地而后快。
更可笑的是他们以只谈精华取代也谈糟粕的时候，互拾唾沫，以旧扬旧，以讹传讹，以不同的语言风格唱出雷同的高调，复制他人的同是也被他人复制，滚滚滔滔的儒学阐释话语全是换汤不换药的克隆文本。
我信奉斗士派余杰在《铁屋中的呐喊》中的一句呐喊：那些肯定性的写作，什么也肯定不了，唯一的效果是肯定了自身的无耻和无价值。
后尊孔派对孔子与儒学的肯定性阐释，反而肯定了孔子与儒学的无边无际的无穷无尽的虚无，也肯定了真理对他们自身的否定。
任何一种学说都值得从否定面予以批判，这是起码的常识。为什么我们连常识都丧失了？丧失了常识的前后尊孔派的言论都值得怀疑。
余杰的呐喊使我皈依了否定派与怀疑派，走向寂寞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寂寞在呐喊，呐喊在燃烧着寂寞，我在冰与火里听见加缪的召唤：愈是否定性的作品愈是肯定了真理，它们对于我们悲悯而崇高的生活表达了敬意。
然而历史与现实过于残酷，歌颂是歌颂者的通行证，批判是批判者的墓志铭，把传统文化捧上天的余秋雨频频在电视里作秀，成为媒体宠物；而余杰则选择了马克思所说的以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与现实文化，结果早早被逐出作家协会，最后流亡异国他乡。
尽管北岛是伪斗士，我还是听见了他冒充斗士的一句最强音：如果这世界有一千名挑战者，我愿成为第一千零一个。
基督新约的创始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就是光，不藉着我，没人能抵达上帝那里去。
挑战者应该具有这样的风骨：挑战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就是光，不藉着挑战，没有能抵达真理的天堂那里去。
对权威的美化就是对权威的屠杀，后尊孔派以尊孔的方式屠孔，难道就不许非孔派以非孔的方式复活传统吗？州官可以放火，难道就不许百姓点灯吗？
辛弃疾词曰：醉里挑灯看剑。
灯亮了，剑出鞘。
儒家学说与孔子人格被前尊孔派尊奉得无复以加，后现代的后尊孔派的阐释形成了新一轮的床上架屋，尾巴主义跟随，颂歌主义齐飞，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批孔批儒的否定主义几乎销声匿迹。
可笑的是后尊孔派亦自诩为拿来主义者，自称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他们百分之百地鼓吹所谓的精华，千分之千地闭口不谈其糟粕，遇到少数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激进派人士，群起而攻之，置之死地而后快。
更可笑的是他们以只谈精华取代也谈糟粕的时候，互拾唾沫，以旧扬旧，以讹传讹，以不同的语言风格唱出雷同的高调，复制他人的同是也被他人复制，滚滚滔滔的儒学阐释话语全是换汤不换药的克隆文本。
我信奉斗士派余杰在《铁屋中的呐喊》中的一句呐喊：那些肯定性的写作，什么也肯定不了，唯一的效果是肯定了自身的无耻和无价值。
后尊孔派对孔子与儒学的肯定性阐释，反而肯定了孔子与儒学的无边无际的无穷无尽的虚无，也肯定了真理对他们自身的否定。
任何一种学说都值得从否定面予以批判，这是起码的常识。为什么我们连常识都丧失了？丧失了常识的前后尊孔派的言论都值得怀疑。
余杰的呐喊使我皈依了否定派与怀疑派，走向寂寞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寂寞在呐喊，呐喊在燃烧着寂寞，我在冰与火里听见加缪的召唤：愈是否定性的作品愈是肯定了真理，它们对于我们悲悯而崇高的生活表达了敬意。
然而历史与现实过于残酷，歌颂是歌颂者的通行证，批判是批判者的墓志铭，把传统文化捧上天的余秋雨频频在电视里作秀，成为媒体宠物；而余杰则选择了马克思所说的以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与现实文化，结果早早被逐出作家协会，最后流亡异国他乡。
尽管北岛是伪斗士，我还是听见了他冒充斗士的一句最强音：如果这世界有一千名挑战者，我愿成为第一千零一个。
基督新约的创始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就是光，不藉着我，没人能抵达上帝那里去。
挑战者应该具有这样的风骨：挑战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就是光，不藉着挑战，没有能抵达真理的天堂那里去。
对权威的美化就是对权威的屠杀，后尊孔派以尊孔的方式屠孔，难道就不许非孔派以非孔的方式复活传统吗？州官可以放火，难道就不许百姓点灯吗？
辛弃疾词曰：醉里挑灯看剑。
灯亮了，剑出鞘。
从毛泽东的个人史料记载上，很难理解这样一个出身于富农、一直是受知识分子礼仪影响的人为何会对贫苦的农民及体力劳动的弱势群体情有独钟。一些间接的记叙倒让人不由得猜测：是由于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挫折(如在北大时期被土包子似的看待)？但显然毛的人格基本上是健全的。是由于农村的生活阅历、农业文明自然环境的影响？这是有可能的（甚至于受到什么神秘力量的刺激与暗示），但这又不能完全令人理解。或者他生来就叛逆，具有侠的同情弱者与坚信反抗精神？只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既不同于传统士人的悲怜与同情,也与人性的博爱相去甚远。因为一个如此执着于暴力、权力，心灵受到鲜血、恐怖的震撼，却用臆想的未来来安慰自己的人，是与爱扯不上联系的。
或许有一个模糊一些的解释，即毛是在用个人乌托邦的信仰来支撑表面上对乡村、对农民的忠诚的。
然而，不管是乌托邦也好，对农民的忠诚也好，这都是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但这儿有一个疑问，究竟毛的志趣、行为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还是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边缘因素，而毛只是扩展了这一层面？
我接受的文化定义是指思维模式，而传统文化就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仍在发挥影响的习惯思维。当然，这里面就有主流的和另类的。众所周知，湖南自王夫之以后就有了“经世致用”的传统，从而出现了一股游离于科举之外的士人群体，他们或正经致读，或隐居山林，或豪游天下，但所涉猎的知识都远远超出八股所要求的范围，以晚清的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为代表。之后“西学东渐”，科举制明令废除，游离势力进一步拉开了与主流文化的距离，这其中就有纳入进步思潮的，如魏源、谭嗣同、宋教仁之辈。到了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民国初立，军阀统治混乱松散，言论虽仍受到限制，然而思想却是相当自由。毛本属心意开放叛逆之人，于是千挑百择，想的真理之大端。当时他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一方面固是体现了其志向鸿远，然而也恰恰说明了当时社会价值选择的严重分化与混乱。这给本就喜游离主流的湘楚士人才子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可见，毛本人的志向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自身决定的，时局固是混乱，百姓生活确是艰辛，但人各有志总不假，何况救民于水火可以说是稍有热血的知识分子的必然价值选择，只是各自的方法、道路不同罢了。
问题就在这里，毛个人的志向选择的初衷是没有脱离传统主流文化的。“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身边的萧子升、蔡和森、罗学瓒无不如此，只不过有可能“身有半文”而已。但后来的历史表明，毛不仅脱离了传统士人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也不同于任何一种游离士人形象。就以隐仕为例，毛本人虽对农业文明有所依恋，但他决不会像陶渊明那样终日与锄耕、南山篱菊为伴，他的入世信仰从未更改，尽管他具备隐仕生活的两项基本技能——劳作与吟咏。
这是一种背叛。传统士人的一切价值取向都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它的前提是肯定整个士层的根本存在，然后依托“劳心者”，共同构筑自认为和谐统一的社会生活。而“劳力者”一开始甚至是忽略不计的。后来才渐渐有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利益维护，而且最终还进行了一种良性的沟通尝试，即科举制。不过这只是士人阶层的另一个胜利，最终使整个少数利益群体融洽相处，社会控制权力和话语权优势互补、相互流通。而就在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了两千多年后，忽然在耿介倜傥、执着向天发问的屈老夫子流放过的地方，出了这样一位风流人物，把两千年来的游戏规则全给打破了。他的理想，不再是“了却君王身前身后事”，也不再是“保卫名教”，而是要把这个民族里沉默了几千年的因子激活，要把这个民族几十年来的所有屈辱一举洗刷。这是因为，他已不再相信，那些不识五谷的“肉食者”还有能力治国兴邦，那些吃人的礼教还能使国民精神强健。他却自有妙方，泊来品当作信仰标签又何妨，只要我心中另有一套乾坤。
可见，毛泽东的志向选择是最终与传统士人抱负决裂的。天启式的个人信仰始终是激励其个人奋斗的力量，而这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士人知识结构的游离与社会动荡过程中高度的自由价值选择想结合的产物。
或许有一个模糊一些的解释，即毛是在用个人乌托邦的信仰来支撑表面上对乡村、对农民的忠诚的。
然而，不管是乌托邦也好，对农民的忠诚也好，这都是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但这儿有一个疑问，究竟毛的志趣、行为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还是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边缘因素，而毛只是扩展了这一层面？
我接受的文化定义是指思维模式，而传统文化就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仍在发挥影响的习惯思维。当然，这里面就有主流的和另类的。众所周知，湖南自王夫之以后就有了“经世致用”的传统，从而出现了一股游离于科举之外的士人群体，他们或正经致读，或隐居山林，或豪游天下，但所涉猎的知识都远远超出八股所要求的范围，以晚清的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为代表。之后“西学东渐”，科举制明令废除，游离势力进一步拉开了与主流文化的距离，这其中就有纳入进步思潮的，如魏源、谭嗣同、宋教仁之辈。到了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民国初立，军阀统治混乱松散，言论虽仍受到限制，然而思想却是相当自由。毛本属心意开放叛逆之人，于是千挑百择，想的真理之大端。当时他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一方面固是体现了其志向鸿远，然而也恰恰说明了当时社会价值选择的严重分化与混乱。这给本就喜游离主流的湘楚士人才子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可见，毛本人的志向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自身决定的，时局固是混乱，百姓生活确是艰辛，但人各有志总不假，何况救民于水火可以说是稍有热血的知识分子的必然价值选择，只是各自的方法、道路不同罢了。
问题就在这里，毛个人的志向选择的初衷是没有脱离传统主流文化的。“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身边的萧子升、蔡和森、罗学瓒无不如此，只不过有可能“身有半文”而已。但后来的历史表明，毛不仅脱离了传统士人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也不同于任何一种游离士人形象。就以隐仕为例，毛本人虽对农业文明有所依恋，但他决不会像陶渊明那样终日与锄耕、南山篱菊为伴，他的入世信仰从未更改，尽管他具备隐仕生活的两项基本技能——劳作与吟咏。
这是一种背叛。传统士人的一切价值取向都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它的前提是肯定整个士层的根本存在，然后依托“劳心者”，共同构筑自认为和谐统一的社会生活。而“劳力者”一开始甚至是忽略不计的。后来才渐渐有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利益维护，而且最终还进行了一种良性的沟通尝试，即科举制。不过这只是士人阶层的另一个胜利，最终使整个少数利益群体融洽相处，社会控制权力和话语权优势互补、相互流通。而就在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了两千多年后，忽然在耿介倜傥、执着向天发问的屈老夫子流放过的地方，出了这样一位风流人物，把两千年来的游戏规则全给打破了。他的理想，不再是“了却君王身前身后事”，也不再是“保卫名教”，而是要把这个民族里沉默了几千年的因子激活，要把这个民族几十年来的所有屈辱一举洗刷。这是因为，他已不再相信，那些不识五谷的“肉食者”还有能力治国兴邦，那些吃人的礼教还能使国民精神强健。他却自有妙方，泊来品当作信仰标签又何妨，只要我心中另有一套乾坤。
可见，毛泽东的志向选择是最终与传统士人抱负决裂的。天启式的个人信仰始终是激励其个人奋斗的力量，而这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士人知识结构的游离与社会动荡过程中高度的自由价值选择想结合的产物。
他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个体。他是人民大众的共同命运。他的生命，与人民大众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他走后，没有给儿女留下地位和财富，也没有从私情出发给他们留下权力保护。他的确已没有私心和特权观念，完全把自己和家庭看作是社会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了。
毛泽东是超意识领域的先行者，是和老子、孔子、佛陀有着相同意识真理信仰的人，在超个人领域中，前者更偏于理论，毛泽东更努力实践。我们世人所看到的都是他实践的功绩。古今中外，超个人领域的先导者不乏其人，但作为实践家，凤毛麟角者只有毛泽东一人。
事实上他不明白，一个整党，一个政权，就看你代表谁的利益。就像中国共产党，它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所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得人心就得天下。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呢？对人民不是给予，而是疯狂的掠夺，残酷的蹂躏，人民就会唾弃它，打倒它，就像蒋介自己说的：非失败不可。
庄子是我国古代伟大哲学家、思想家，他所著的文章为后人所传颂，影响着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道教，就以庄子文章作为自己的教义，形成“南华经”。
那庄子学说的奥义在哪儿？辩证法，一个事物的好坏、善恶都可以辩证着去看，在《盗 跖》里，孔子认为的大盗，是首恶之人，需要教化。而大盗却不这么认为，指斥儒家观点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主张返归原始，顺其自然。在《山木》中，才与不才之辩让人耳目一新，人们都认为成为人才是最好的结果，但成为人才，有时候就并非对自己就有利，庄子在山里问伐木者止在一棵树旁而不取，伐木者曰：“无所可用。”庄子就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棵树对伐木者无用，所以它得以延年益寿，如果有用呢？可能早被人砍伐，变成短命鬼。当然，事情是一分为二的，庄子学说从来不搞绝对论，那个不能打鸣的公鸡就被村民杀掉烹之，用来招待庄子了，说明你对人无用，那也会性命不长。
人们对庄子的这种辩证法确实首鼠两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不成材的树得以活命百年，没用的公鸡却被杀了，那到底做个有用的人还是做个没用的人好？其实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庄学里面有许多奥秘，野生的和圈养的区别，人们寻找有用的事物，但绝不会圈养无用的东西。如果那棵树是人们种植的，恐怕早给伐掉了，而不打鸣的野鸡，也没人会招惹它。
这上面提到的两篇是庄子弟子悟道所著，后面我们慢慢看庄子怎么说。
那庄子学说的奥义在哪儿？辩证法，一个事物的好坏、善恶都可以辩证着去看，在《盗 跖》里，孔子认为的大盗，是首恶之人，需要教化。而大盗却不这么认为，指斥儒家观点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主张返归原始，顺其自然。在《山木》中，才与不才之辩让人耳目一新，人们都认为成为人才是最好的结果，但成为人才，有时候就并非对自己就有利，庄子在山里问伐木者止在一棵树旁而不取，伐木者曰：“无所可用。”庄子就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棵树对伐木者无用，所以它得以延年益寿，如果有用呢？可能早被人砍伐，变成短命鬼。当然，事情是一分为二的，庄子学说从来不搞绝对论，那个不能打鸣的公鸡就被村民杀掉烹之，用来招待庄子了，说明你对人无用，那也会性命不长。
人们对庄子的这种辩证法确实首鼠两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不成材的树得以活命百年，没用的公鸡却被杀了，那到底做个有用的人还是做个没用的人好？其实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庄学里面有许多奥秘，野生的和圈养的区别，人们寻找有用的事物，但绝不会圈养无用的东西。如果那棵树是人们种植的，恐怕早给伐掉了，而不打鸣的野鸡，也没人会招惹它。
这上面提到的两篇是庄子弟子悟道所著，后面我们慢慢看庄子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