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雷斯塔·克劳利生平补充
本贴为克劳利生平的其他相关补充，涵盖了克劳利的信仰与思想，政治观点，魔法学与神秘学思想，个人生活，对后世的影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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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思想
克劳利的信仰体系——泰勒玛（Thelema），被学者们描述为一种宗教。更具体地说，是一种新的宗教运动，和一种“魔法-宗教教义（magico-religious doctrine）”。它也被界定为隐秘主义与现代异教信仰的一种形式。虽然以1904年写成的《法之书》为核心文本，但在1904年之后许多年后泰勒玛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克劳利的信仰体系——泰勒玛（Thelema），被学者们描述为一种宗教。更具体地说，是一种新的宗教运动，和一种“魔法-宗教教义（magico-religious doctrine）”。它也被界定为隐秘主义与现代异教信仰的一种形式。虽然以1904年写成的《法之书》为核心文本，但在1904年之后许多年后泰勒玛才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他的自传中，克劳利说他的人生目标是“将东方的智慧带到欧洲，以更纯粹的形式恢复异教（bring oriental wisdom to Europe and to restore paganism in a purer form）”，但他所说的“异教（paganism）”是什么意思并不清楚。克劳利的思想并不总是有内聚力的，受到各种各样的来源的影响，包括东方的宗教运动与实践，比如印度教瑜伽与佛教，还有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 naturalism），西方隐秘主义的各种流派，其中包括仪式魔法、炼金术、占星术、蔷薇十字（Rosicrucianism）、喀巴拉（Kabbalah）和塔罗牌。他沉迷于他从黄金黎明的赫尔墨斯结社中学到的秘传教义，但是依靠他自己的解释与策略，将黄金黎明所做的更进一步。克劳利将来自南亚宗教传统的概念和术语，如瑜伽和密教（Tantra）融入他的泰勒玛体系之中，认为东西方的精神系统之间有着潜在的、根本的相似之处。历史学家亚历克斯·欧文（Alex Owen）指出，克劳利一生都坚持颓废主义运动的“做法（modus operandi）”。
克劳利认为，20世纪标志着人类进入了荷鲁斯时代，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将越来越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认为，这个时代接续在奥西里斯时代（Aeon of Osiris）之后，在奥西里斯时代，基督教、伊斯兰教（Islam）和佛教（Buddhism）这样的家长式宗教统治着世界。而奥西里斯时代又是接续在伊西斯时代（Aeon of Isis）之后，伊西斯时代里，母系与女神崇拜控制着。他相信，泰勒玛是荷鲁斯时代的适合宗教，他还认为自己是这个新时代的先知。泰勒玛围绕着这样一个观点：每个人类都有自己的真实意志（True Will），他们应该去发现和追求，并且这种意志与遍及宇宙的宇宙意志（Cosmic Will）和谐共存。克劳利提到了寻找和发现个人的真实意志的过程，存在于“伟大工作（the Great Work）”的过程中，或者是获得“神圣守护天使的智慧与沟通（knowledge and conversation of the Holy Guardian Angel）”的过程中。
“对于（克劳利）来说，魔法师的最大目标是与联系着宇宙源泉的更高的力量融合在一起，但他并没有一惯地去费太大的力气去定义这种力量。有时是神（God），有时是唯一（One），有时是女神（goddess），有时是你自己的神圣守护天使（Holy Guardian Angel）或更高的自我（higher self）。在最后的分析中，他满足于神性的本质仍然是一个谜。因此，他有时像无神论者，有时像一神论者，有时又像多神论者。”
个人生活
克劳利认为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历史学家罗纳德·赫顿说，在克劳利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任性而浮夸的年轻人（a self-indulgent and flamboyant young man）”，“故意藐视和挑衅社会和宗教规范（set about a deliberate flouting and provocation of social and religious norms）”，同时由于继承的财富而免受“愤怒的公众舆论（outraged public opinion）”的伤害。赫顿还说，克劳利有一种“无法平息的欲望（unappeasable desire）”想要控制他所属的任何组织，而且有一种与那些挑战他的人进行“野蛮争吵的倾向（a tendency to quarrel savagely）”。克劳利的传记作者马丁·布斯（Martin Booth）描述克劳利“自信、无礼、古怪、自负、高度聪明、傲慢、机智、富有，如果适合他的话，他还很残忍（self-confident, brash, eccentric, egotistic, highly intelligent, arrogant, witty, wealthy, and, when it suited him, cruel）”。同样，理查德·斯彭思（Richard Spence）指出，克劳利“在身体和情感上都有极大的虐待能力（capable of immens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ruelty）”。传记作者劳伦斯·苏廷指出，克劳利表现出“勇气、技巧、不屈不挠的精力和非凡的集中力（courage, skill, dauntless energy, and remarkable focus of will）”，与此同时他表现出“盲目的傲慢、小题大做和对自己同事能力的蔑视（blind arrogance, petty fits of bile, [and] contempt for the abilities of his fellow men）”。泰勒玛信徒朗·米洛·杜克特（Lon Milo DuQuette）指出，克劳利“根本不完美（was by no means perfect）”，“经常疏远那些最爱他的人（often alienated those who
克劳利认为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历史学家罗纳德·赫顿说，在克劳利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任性而浮夸的年轻人（a self-indulgent and flamboyant young man）”，“故意藐视和挑衅社会和宗教规范（set about a deliberate flouting and provocation of social and religious norms）”，同时由于继承的财富而免受“愤怒的公众舆论（outraged public opinion）”的伤害。赫顿还说，克劳利有一种“无法平息的欲望（unappeasable desire）”想要控制他所属的任何组织，而且有一种与那些挑战他的人进行“野蛮争吵的倾向（a tendency to quarrel savagely）”。克劳利的传记作者马丁·布斯（Martin Booth）描述克劳利“自信、无礼、古怪、自负、高度聪明、傲慢、机智、富有，如果适合他的话，他还很残忍（self-confident, brash, eccentric, egotistic, highly intelligent, arrogant, witty, wealthy, and, when it suited him, cruel）”。同样，理查德·斯彭思（Richard Spence）指出，克劳利“在身体和情感上都有极大的虐待能力（capable of immens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ruelty）”。传记作者劳伦斯·苏廷指出，克劳利表现出“勇气、技巧、不屈不挠的精力和非凡的集中力（courage, skill, dauntless energy, and remarkable focus of will）”，与此同时他表现出“盲目的傲慢、小题大做和对自己同事能力的蔑视（blind arrogance, petty fits of bile, [and] contempt for the abilities of his fellow men）”。泰勒玛信徒朗·米洛·杜克特（Lon Milo DuQuette）指出，克劳利“根本不完美（was by no means perfect）”，“经常疏远那些最爱他的人（often alienated those who
种族与性别观点
克劳利是双性恋，对女性表现出性偏好，他的同性恋关系在他的生命中比较少，且集中于早期。特别是他对“异国情调的女人（exotic women）”很有吸引力，并且声称自己曾多次坠入爱河。卡钦斯基说：“当他爱的时候，他会全身心投入，但这种激情通常是短暂的。” 即使到了晚年，克劳利仍然能够吸引年轻的波希米亚女人做他的情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在同性肛交中，他通常扮演被动角色，布斯认为这“吸引了他受虐的一面”。 克劳利争辩说，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不应该压抑自己的性取向，评论说一个人“如果碰巧内心是同性恋，就不应该感到羞耻或害怕成为同性恋；他不能因为希望扭曲他本愿的公众舆论、中世纪道德或宗教偏见而试图违背自己的真实本质（must not be ashamed or afraid of being homosexual if he happens to be so at heart; he must not attempt to violate his own true nature because of public opinion, or medieval morality, or religious prejudice which would wish he were otherwise）” 。在其他问题上，他采取了更为保守的态度，他以道德为基础反对堕胎，认为任何遵循自己真实意志（True Will）的妇女都不会希望堕胎。
克劳利是双性恋，对女性表现出性偏好，他的同性恋关系在他的生命中比较少，且集中于早期。特别是他对“异国情调的女人（exotic women）”很有吸引力，并且声称自己曾多次坠入爱河。卡钦斯基说：“当他爱的时候，他会全身心投入，但这种激情通常是短暂的。” 即使到了晚年，克劳利仍然能够吸引年轻的波希米亚女人做他的情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在同性肛交中，他通常扮演被动角色，布斯认为这“吸引了他受虐的一面”。 克劳利争辩说，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不应该压抑自己的性取向，评论说一个人“如果碰巧内心是同性恋，就不应该感到羞耻或害怕成为同性恋；他不能因为希望扭曲他本愿的公众舆论、中世纪道德或宗教偏见而试图违背自己的真实本质（must not be ashamed or afraid of being homosexual if he happens to be so at heart; he must not attempt to violate his own true nature because of public opinion, or medieval morality, or religious prejudice which would wish he were otherwise）” 。在其他问题上，他采取了更为保守的态度，他以道德为基础反对堕胎，认为任何遵循自己真实意志（True Will）的妇女都不会希望堕胎。
克劳利还表现出“一般的厌女症（general misogyny）”，布斯认为这是由于他和母亲关系不好。苏廷指出，克劳利“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维多利亚时代性学中隐含的观点，即女性在智力和情感上属于次等社会存在（largely accepted the notion, implicitly embodied in Victorian sexology, of women as secondary social beings in terms of intellect and sensibility）”。克劳利把妇女描述为“道德低等（moral inferiors）”，必须得到“坚定、善良和公正（firmness, kindness and justice）”的对待。
隐秘主义学者沃特·汉尼格夫（Wouter Hanegraaff）断言克劳利是“神秘主义的黑暗面”的极端表现，还说他是“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神秘主义魔法师”。 哲学家约翰·摩尔（John Moore）认为，与乔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P.D.乌斯宾斯基（P.D. Ouspensky）、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或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等其他杰出的神秘主义人物相比，克劳利作为一名“现代大师（Modern Master）”脱颖而出。他还将克劳利描述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浮士德（Faustian Man）》的“活生生的化身（living embodiment）”。传记作家托拜厄斯·丘顿认为克劳利是“意识研究的先驱（a pioneer of consciousness research）”。赫顿指出，克劳利在现代西方对东方精神传统的反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苏廷认为他对西方的瑜伽研究做出了“明显的原创贡献（distinctly original contributions）”。
克劳利死后，泰勒玛继续发展和传播。1969年，O.T.O.在格雷迪·路易斯·麦克默特里的领导下在加利福尼亚州重新崛起。1985年，O.T.O.对自己名称的权利在法庭上遭到了竞争对手团体东方圣殿教协会（Society Ordo Templi Templi Orientis）的挑战，但成功保住了名字，该协会由巴西泰勒玛信徒，马塞洛·拉莫斯·莫塔（Thelemite Marcelo Ramos Motta）领导。另一位美国泰勒玛信徒，影视制片人肯尼斯·安格尔（Kenneth Anger），他从小就受到克劳利作品的影响。在英国，肯尼斯·格兰特通过他的组织“Typhonian O.T.O.”，传播一种名为Typhonian Thelema的传统，后来该组织改名为Typhonian Order。同样在英国，一位称为阿玛多·克劳利（Amado Crowley）的神秘学者声称是克劳利的儿子，这已经被学术调查驳倒。阿玛多争辩说，现在被传播的泰勒玛是克劳利为了隐藏他真正的秘传教导而创造的一个虚假宗教。
除了泰勒玛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西方神秘学传统也受到克劳利的影响。久尔捷维奇观察到“克劳利对20世纪和当代隐秘主义的影响是如此巨大”。杰拉尔德·加德纳（Gerald Gardner），Gardnerian Wicca的创始人，在创作Gardnerian的仪式礼拜时利用了许多克劳利发表的材料。澳大利亚女巫罗莎琳·诺顿（Rosaleen Norton）也深受克劳利思想的影响。更宽泛地说，克劳利成为了现代异教圈子中的“领导人物（a dominant figure）”。山达基的美国创始人，L.罗恩·哈伯德（L.Ron Hubbard），和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加入了泰勒玛。有人认为克劳利的思想影响了哈伯德的一些作品。
宗教学者Asbjørn Dyrendel、詹姆斯·R.路易斯（James R. Lewis）与杰斯珀·彼得森（Jesper Petersen）指出，尽管克劳利不是撒旦崇拜者，但是他在多方面体现了前撒旦崇拜对撒旦的隐秘主义描述，他的生活方式与哲学甚至都贯穿了撒旦崇拜，他的“形象和应该（image and ought）”成为对后来发展的宗教的撒旦崇拜的重要影响。例如，撒旦崇拜宗教的两位重要人物，安东·拉维（Anton LaVey）和迈克尔·阿基诺（Michael Aquino）均受到克劳利作品的影响。
克劳利在英国流行文化中也有更广泛的影响。当他在切法卢的日子使他引起了英国民众的注意之后，各种“文学里的克劳利”就出现了，即虚构作品里以他为原型的角色。最早的一个就是约翰·巴肯在1926年的小说《舞池（The Dancing Floor）》中的角色，诗人雪莱·阿拉宾（Shelley Arabin）。作家丹尼斯·惠特利（Dennis Wheatley）在他的小说《度过魔鬼（The Devil Rides Out）》中，把克劳利作为达米恩·莫卡塔（Damien Morcata）这个角色的部分原型，他是一个从事黑魔法的被免去牧师神职的秃头胖子。神秘主义者迪翁·福蒂纳（Dion Fortune），以克劳利为基础，她创作了1926年的《塔弗纳博士的秘密（The Secrets of Doctor Taverner）》和1935年的《长翅膀的公牛（The wings Bull）》中的人物。
克劳利被作为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的专辑《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1967）》的封面艺术人物之一，他的座右铭“为汝所欲”被刻在齐柏林飞船乐队（Led Zeppelin）的专辑《齐柏林飞艇III（Led Zeppelin III，1970）》的黑胶唱片上。
齐柏林飞船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吉米·佩奇（Jimmy Page）于1971年收购了博莱斯金，乐队的电影《歌声依旧（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的一部分就是在这里拍摄的。1992年他卖掉了它。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歌曲《流沙（Quicksand，1971）》的歌词中提到了克劳利。而奥兹·奥斯本（Ozzy Osbourne）和他的作词家鲍勃·戴斯利（Bob Daisley）则在1980年创作了一首名为《克劳利先生（Mr Crowley）》的歌曲。
齐柏林飞船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吉米·佩奇（Jimmy Page）于1971年收购了博莱斯金，乐队的电影《歌声依旧（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的一部分就是在这里拍摄的。1992年他卖掉了它。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歌曲《流沙（Quicksand，1971）》的歌词中提到了克劳利。而奥兹·奥斯本（Ozzy Osbourne）和他的作词家鲍勃·戴斯利（Bob Daisley）则在1980年创作了一首名为《克劳利先生（Mr Crowley）》的歌曲。
克劳利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他至今被许多人视为灵感的源泉，寻求精神上的启迪和/或魔法实践中的指导。因此，虽然在他的一生中，他的书几乎没有卖出去，他的门徒也从来没有很多。但是现在，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在不断地印刷出来，全世界有上千人把自己定义为泰勒玛信徒（即克劳利的新宗教的追随者）。此外，克劳利的影响超越魔法，流向新的宗教运动，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深远和广泛。例如，如果对克劳利的学说和思想没有扎实的了解，就很难理解盎格鲁-撒克逊新异教（Anglo-Saxon neo-paganism）和当代撒旦崇拜的某些方面。在其他领域，比如诗歌、登山技术和绘画，他可能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必须承认，在神秘主义的有限背景下，他发挥了而且仍然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