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光明
摘录部分简单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背景和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的含义。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著名原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体系一样，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应当从分析马克思的时代开始，以便首先弄清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存在”孕育出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意识”。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时代作出了大量论述，它们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够原封不动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对那一时代的认识，而应当根据从那时起至今100多年中大大丰富起来的历史经验，来重新认识他们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以蒸汽机为核心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人类在重大技术革新基础上阔步迈进到工业社会的时代，也是尚未成年的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

工业革命是一场决定性的历史大变动，它的影响远不止于使用机器、改进工艺、建立工厂等等，它还是一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思想观念的全面革命。它打破了农业的统治地位，确立了近代工厂制度，奇迹般地建立起巨大的城市；它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不可阻挡地摧毁了一切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历史后果，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动荡不已的、永远以追求变革为目标的时代。

在这场革命中首先获利的是新生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是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的拥有者；他们挟工业革命之势到处扩大市场，聚敛财富，在经济上愈来愈占据优势，同时也就在政治上愈来愈强大，从而能够不断地从国王、贵族、教会等旧势力手中夺得权力。在这一资产阶级发迹、封建势力衰微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比起封建主义社会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不但给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推动，而且为废除等级特权、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全新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当时简直就是一场社会大灾难。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工厂、矿山、铁路建立起来，先前安谧的农村为喧嚣的城镇所代替，居民们从闭塞停滞的生活中突然被抛了出来，一下子卷入动荡不已的工业社会生活方式之中。一个新的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出现了，他们靠出卖自己的体力和精神为生，收入微薄，忍饥挨饿，生活恶劣。当然，有证据表明，随着19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如工作、生活和卫生条件等比起以前毕竟还是逐步改善了而不是更恶化了，死亡率也随之下降了。然而，跟先前农夫虽然贫穷但相对平静松弛的生活比起来，工厂工人的劳动更紧张更不安全，更消耗人的精神和耐力，他们的饭碗更无保证，更有可能随时被抛入失业大军，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与此相联系，在工业化中骤然崛起的工商业资本家同广大雇佣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别给人以深刻印象。一边是不可思议的财富积累和穷奢极欲，另一边是触目惊心的贫困、愚昧和粗野，这种巨大反差造成了极具威胁性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各派思想家的深切关注。大约从19世纪40年代起，人们开始愈来愈多地对工业革命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命运感到关注。1845年，年轻的恩格斯写了一本后来被公认为产业工人问题研究开山之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大量触目惊心的材料描写了工人劳动、生活、教育、卫生状况的恶劣，并预言这种状况一定会引起深刻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恩格斯警告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P278)

那么，在如此尖锐的问题面前，工商业资产阶级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应当说，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中，只要是具有诚实的理论良心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手造成的根本矛盾去解决。资产阶级当时基础未稳，实力不足。增值资本、扩大市场、推销商品、积累财富，是它的压倒一切的追求；冷酷的利益打算，肆无忌惮的剥削，是它的唯一的手段。它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的。正像恩格斯所说的，“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1](P412)

既然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无法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那么，这样的方案就一定会以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形式，由它之外的政治力量提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对社会矛盾的反应，作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而出现了。它产生于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起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小思潮，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逐渐壮大；到马克思恩格斯登上社会主义思想家舞台时，它已经扩展为引人注目的力量，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上层”，成为西欧学者书斋、社交厅堂中的经常话题。

社会主义起初具有浪漫主义的历史倒退色彩。在早期社会主义者(莫尔、摩莱里、温斯坦莱等)那里，往往充满了对近代资本主义物质进步，对工业化准备过程的控诉与诅咒以及对昔日停滞保守生活的向往与美化。随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进，社会主义思想也在向前发展，它开始使自己与时代进步融合起来，努力把自己建立在严谨的论证基础之上。这时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接过理性主义的武器来揭露资产阶级和宣扬自己的主张。这个特点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用人的天性的名义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摆脱了早期社会主义的那种禁欲的、怀古的倒退色彩，注意到了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并使自己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建立在工业进步的基础上。社会主义这时的另一个特点是力图使自己具有科学的形式，其做法是尽力利用学术界的最新思想成果来支持自己。例如，圣西门已经表现出力图使自己的主张立足于科学认识之上的倾向；而“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则直接利用当时经济学的最高成就——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从中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总之，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已开始模糊地追求“科学”了。

马克思恩格斯是上述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继承人，但他们已经站在更高的基地上，融合更新、更有力的思想来支持社会主义了。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有意识地使社会主义与道德批判脱钩，转移到科学基地上；他们为社会主义找到的，不是哪一种学术成果，而是那一时代最有力的思维方式。

19世纪是思维方式大变革的时代，科学地思维成为思想的主流，而这正是对那一时代科学技术已经全面显示其威力的特点的反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推进了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促进了工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有力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思想。它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了无比的信心，对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进行科学探索成为热切的追求；通过科学的认识将会更加理智地安排自己的一切成为坚定的信仰。在这样的基础上，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在此以前，理性主义是在反对中世纪神学式盲目信仰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曾在资产阶级战胜中世纪封建势力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但当它把理性本身看做是社会和自然立法的最后审判官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致命的弱点，因为理性本身如果不能得到科学的论证，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19世纪科学和工业的勃兴为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那就是理性主义必须以科学为支柱。从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到19世纪欧洲思想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发展的进程。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是理性至上论者，19世纪的思想家们则趋向于寻找思维着的理性背后的更深刻的东西，他们要求给理性作出明确的规定，确定合理的界限和基础。这必然引导到把社会当作科学认识的对象去研究，在马克思学说产生之前，欧洲的社会思想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即开始趋向于寻找社会现象之中的规律了。

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现实条件和思想发展造就了马克思学说。一边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尖锐劳资对立问题以及被这些问题所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另一边是近代西欧思想中孕育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个方面为马克思学说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批判地继承、改造和发展所有这些思想成果，比以往更彻底地运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去把握并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即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追求。

作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更合理社会的一种理想，马克思学说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是相通的，但它在方法上却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他们的学说不是用从头脑里构思出来的理想去代替现实，而是把自己的理想当作对现实社会内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之纯科学的、纯经验的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的理想不是“发明”出来而是“发现”出来的。他们确信自己的任务不是要迫使现实按照头脑中设想出来的原则去发展，而是要使头脑顺应现实去确定原则并依靠现实条件所能够切实保证的物质力量去实现这些原则。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学说是前所未有地把人类理想与现实主义结合了起来，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结合了起来。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叫做科学社会主义。

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中，“科学的”这个形容词有什么含义呢?

在今天的汉语日常语言中，“科学的”这个词已经泛化了，差不多已同“正确的”画上了等号。凡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就给它戴上“科学的”头衔，反之，则称为“非科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这个词在他们那里的含义，必须与19世纪的语言习惯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理解。当时在欧洲，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正在兴起，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即主张从能够用事实支持的确定知识出发，通过实验的、分析或归纳的手段，对观察到的对象进行批判的、理性的解释，并从中建立起由若干定律所支持的理论体系。正是这种方式使“科学的”与“情感的”、“宗教的”、“信仰的”等认识方式区分开来。由此可见，“科学的”一词在这里具有“以科学和理性方法进行缜密研究的”含义。在19世纪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献中，这种用法十分普遍，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是在这种含义上使用“科学”或“科学的”这两个词的。例如马克思曾说他希望以《资本论》一书“为我们的党争得科学上的荣誉”；又如恩格斯在谈到他的《反杜林论》时说，这本书是一部科学著作，不适合给普通工人看。在这里，“科学的”都与“学术的”、“学理的”等意思相近，而与“非学术的”、“情感的”意思相反。

“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形容词“科学的”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情感的、道德的、凭空设想的——总之，非科学的，而他们两人则是抛弃了这一传统，建立了一整套符合科学要求和规范的批判理论体系，把社会主义从愿望的领域转入了知识的和理智的领域。马克思本人说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2](P290)。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科学的”表示的只是一种不同于“空想的”的方法，并不意味着自诩绝对正确。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因为“空想的”涉及的只是主观想象的领域，是无须用科学方法去论证的；而一旦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之后，它所涉及的就是对事实的观察和分析了，判断它的结论是否正确，也正是要求人们根据事实去检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经得起科学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宣布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另一方面又承认：“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2](P426)这正是遵循了科学的态度。因为，所有科学的本性都是借助于经验观察和理论思维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在这方面，任何科学方法都不能保证科学家的工作必定是正确无误的。科学家们也会经常犯错误，他们的成果会被后来所发现的事实所证伪，他们的定理会被后来的经验所推翻。由此便不难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尽管不能保证自己是一直正确的，但仍有足够理由称自己是“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