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东西方交流与风俗文化
长安东西方交流与风俗文化
www.xawb.com 2007-08-27
葛承雍
“丝绸之路”的交流涉及了建筑、服饰、艺术、科技、体育、风俗各个领域。可以看出，这是东西文化持久的交流，同时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兼容并包的大度，成为文化交流史上灿烂的一页。从风俗影响上看，异域胡人和其它国家的服饰饮食、歌舞杂技、宗教信仰等，甚至连胡床、胡帐、胡坐等都对长安人产生很大影响。从西汉到隋唐，各国的特产源源不断输进长安，大宛国献汗血马，大秦国贡花蹄牛，月氏国进返魂香，身毒国（古印度）献连环羁，黄支国运犀牛，弱水国献香料，波斯国送玻璃，大食国输沉香，西海国献胶裘，条支国运鸵鸟，黎轩国进眩人（称幻人的魔术师），都卢人表演缘竿杂技，西域风尚遍及长安许多领域。
在建筑上，宫室第宅采用西亚风格和建筑材料，有唐玄宗模仿拜占廷引水上屋、悬飞流如瀑的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太平坊王钅共私宅中建自雨亭，夏天檐上飞流四注，凉爽的凛若高秋；杨国忠用沉香、檀香、麝香和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建造类似西亚的“四香阁”；中宗的宰相宗楚客造新宅，以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代宗的宰相元载造芸辉堂，用于阗芸辉香草捣碎泥墙。这些私宅建筑无疑吸取了西方外域宫殿以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的建造方法。
在服饰上，长安受西域风气感染极深，远自波斯、吐火罗，近至突厥、吐谷浑和吐蕃都为唐人模仿的对象。贞观初年的胡帽、纱仿自波斯人的缯帛大帔；永徽年间的帷帽来自吐谷浑的长裙缯帽和吐火罗的长裙帽，开元天宝时期露髫浅帽和女着男装更是尊卑难分、胡汉难辨。仿自印度的女子披肩巾，沿袭中亚各国的翻领折襟衫，流行回鹘装的小腰身和出自吐蕃的面赭、髻堆，都在长安不同时期风行流传。现在西安出土的陶俑、壁画都清楚显示了唐代士庶好衣胡服胡帽的风貌。
在饮食上，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平康坊的姜果店，长兴坊的饣毕饣罗店、升平坊的胡饼铺等都非常著名。“饣毕饣罗”是中亚、印度等国盛行的抓饭，“胡饼”外沾芝麻内包馅，“烧饼”则用羊肉、葱白、豉汁和盐熬炙而成。“搭纳”即油酥饼。《唐语林》卷六说：“时豪家食饮，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此外，于阗烤全羊，回纥“腩”（烤肉片）等西域风俗饮食都传入长安；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西域龙膏酒等均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绘画上，侨居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是隋代作为“质子”到内地的，他们和康国画家康萨陀一起将印度的凹凸画法传入中原，用铁线细描和重视设色的表现技法，发挥了西域画风的特色。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卢棱伽等都受此画法影响，对中国画风的变革起着深刻的作用。从现在西安出土的艺术品来看，如忍冬纹镜、海兽葡萄镜、石榴荷叶纹琉璃盘、镶金玛瑙牛首杯、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等，都具有鲜明的西域风格装饰图案，说明外来艺术的渗入非常普遍。
在乐舞上，隋唐广泛吸收西域各国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十部乐”中西凉、天竺、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音乐占了大多数，许多乐器系从波斯、印度和埃及等传来，筚篥、五弦琵琶、箜篌、横笛、金钲、胡笳、羯鼓等都起源于西域。在长安的胡乐名家更是西域人，来自西方的拂蘂、柘枝、胡旋、胡腾、阿辽等舞蹈，分为健舞、软舞等多种，连演出都是“肌肤如玉鼻如锥”的石国、康国、米国、安国等舞蹈家。各国多次进献胡旋舞女，每每在长安引起轰动。
在体育娱乐上，源出波斯的泼寒胡戏经常出现在长安街头，跳舞乞寒者裸体跣足，挥水投泥，互相嬉戏，连唐中宗也率百官到街坊观看。波斯传来的波罗毬戏（击鞠）是一种马上击运动，连许多皇帝都是酷似名手，长安城四处争筑毬场，左右神策军、文人学士也均以鞠杖击毬为能。源于大食的双陆棋弈，流行于长安皇宫、民间，甚至在长安西市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赌博竞技的骰子。每年正月十五，长安居民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男女尽情欢庆，竖立的彩灯达五万盏，火树银花也是按西域格调布置和制造的。
在宗教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西域各国的僧侣源源不断进入秦陇地区，长安集中了大量的印度高僧大师，译经、传教、研究经典的外国僧侣极多，仅印度僧侣名字见于记载者就达100多人；入唐求法的新罗、日本、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骠国（今缅甸）僧侣也十分频繁。唐政府兼容并蓄的政策，使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传入秦陇及长安。唐朝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京官时，受祆教信仰影响，给儿子起名叫“穆护”。
在科技上，长安输入了大量的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廷科学知识。隋代已传进大量的印度天文历算书，据《隋书•经籍志》共有七种六十卷，如《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婆罗门阴阳算历》等。侨居长安的印度天文学家迦叶、瞿昙、俱摩罗三个家族中，世代服务于司天台，长期任司天监。当时用天竺历改进的朔法，运用极广，一直到唐晚期仍是中国天文学家参考的蓝本。来华的高僧大都兼通医术，印度术士那罗延娑婆寐还在玉华宫为唐太宗造药。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均多次进献本国药物，波斯和阿拉伯人将贵重药物贩运到长安市场上寻找买主。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出土的药物、药具中，就有上乳、明砂、珊瑚、琥珀等外来药品，足可证明。
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明，10世纪以前的长安是东西方古代文明交流的桥梁和荟萃点，更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特别是6~9世纪的唐朝曾吸引了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它具有各国交流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威慑、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式发型的新潮，所以它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影响和推动着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反思一千年前外来文明的传播，对我们今天联系世界不同文明的纽带，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贡献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资料
葛承雍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
www.xawb.com 2007-08-27
葛承雍
“丝绸之路”的交流涉及了建筑、服饰、艺术、科技、体育、风俗各个领域。可以看出，这是东西文化持久的交流，同时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兼容并包的大度，成为文化交流史上灿烂的一页。从风俗影响上看，异域胡人和其它国家的服饰饮食、歌舞杂技、宗教信仰等，甚至连胡床、胡帐、胡坐等都对长安人产生很大影响。从西汉到隋唐，各国的特产源源不断输进长安，大宛国献汗血马，大秦国贡花蹄牛，月氏国进返魂香，身毒国（古印度）献连环羁，黄支国运犀牛，弱水国献香料，波斯国送玻璃，大食国输沉香，西海国献胶裘，条支国运鸵鸟，黎轩国进眩人（称幻人的魔术师），都卢人表演缘竿杂技，西域风尚遍及长安许多领域。
在建筑上，宫室第宅采用西亚风格和建筑材料，有唐玄宗模仿拜占廷引水上屋、悬飞流如瀑的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太平坊王钅共私宅中建自雨亭，夏天檐上飞流四注，凉爽的凛若高秋；杨国忠用沉香、檀香、麝香和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建造类似西亚的“四香阁”；中宗的宰相宗楚客造新宅，以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代宗的宰相元载造芸辉堂，用于阗芸辉香草捣碎泥墙。这些私宅建筑无疑吸取了西方外域宫殿以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的建造方法。
在服饰上，长安受西域风气感染极深，远自波斯、吐火罗，近至突厥、吐谷浑和吐蕃都为唐人模仿的对象。贞观初年的胡帽、纱仿自波斯人的缯帛大帔；永徽年间的帷帽来自吐谷浑的长裙缯帽和吐火罗的长裙帽，开元天宝时期露髫浅帽和女着男装更是尊卑难分、胡汉难辨。仿自印度的女子披肩巾，沿袭中亚各国的翻领折襟衫，流行回鹘装的小腰身和出自吐蕃的面赭、髻堆，都在长安不同时期风行流传。现在西安出土的陶俑、壁画都清楚显示了唐代士庶好衣胡服胡帽的风貌。
在饮食上，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平康坊的姜果店，长兴坊的饣毕饣罗店、升平坊的胡饼铺等都非常著名。“饣毕饣罗”是中亚、印度等国盛行的抓饭，“胡饼”外沾芝麻内包馅，“烧饼”则用羊肉、葱白、豉汁和盐熬炙而成。“搭纳”即油酥饼。《唐语林》卷六说：“时豪家食饮，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此外，于阗烤全羊，回纥“腩”（烤肉片）等西域风俗饮食都传入长安；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西域龙膏酒等均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绘画上，侨居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是隋代作为“质子”到内地的，他们和康国画家康萨陀一起将印度的凹凸画法传入中原，用铁线细描和重视设色的表现技法，发挥了西域画风的特色。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卢棱伽等都受此画法影响，对中国画风的变革起着深刻的作用。从现在西安出土的艺术品来看，如忍冬纹镜、海兽葡萄镜、石榴荷叶纹琉璃盘、镶金玛瑙牛首杯、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等，都具有鲜明的西域风格装饰图案，说明外来艺术的渗入非常普遍。
在乐舞上，隋唐广泛吸收西域各国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十部乐”中西凉、天竺、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音乐占了大多数，许多乐器系从波斯、印度和埃及等传来，筚篥、五弦琵琶、箜篌、横笛、金钲、胡笳、羯鼓等都起源于西域。在长安的胡乐名家更是西域人，来自西方的拂蘂、柘枝、胡旋、胡腾、阿辽等舞蹈，分为健舞、软舞等多种，连演出都是“肌肤如玉鼻如锥”的石国、康国、米国、安国等舞蹈家。各国多次进献胡旋舞女，每每在长安引起轰动。
在体育娱乐上，源出波斯的泼寒胡戏经常出现在长安街头，跳舞乞寒者裸体跣足，挥水投泥，互相嬉戏，连唐中宗也率百官到街坊观看。波斯传来的波罗毬戏（击鞠）是一种马上击运动，连许多皇帝都是酷似名手，长安城四处争筑毬场，左右神策军、文人学士也均以鞠杖击毬为能。源于大食的双陆棋弈，流行于长安皇宫、民间，甚至在长安西市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赌博竞技的骰子。每年正月十五，长安居民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男女尽情欢庆，竖立的彩灯达五万盏，火树银花也是按西域格调布置和制造的。
在宗教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西域各国的僧侣源源不断进入秦陇地区，长安集中了大量的印度高僧大师，译经、传教、研究经典的外国僧侣极多，仅印度僧侣名字见于记载者就达100多人；入唐求法的新罗、日本、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骠国（今缅甸）僧侣也十分频繁。唐政府兼容并蓄的政策，使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传入秦陇及长安。唐朝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京官时，受祆教信仰影响，给儿子起名叫“穆护”。
在科技上，长安输入了大量的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廷科学知识。隋代已传进大量的印度天文历算书，据《隋书•经籍志》共有七种六十卷，如《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婆罗门阴阳算历》等。侨居长安的印度天文学家迦叶、瞿昙、俱摩罗三个家族中，世代服务于司天台，长期任司天监。当时用天竺历改进的朔法，运用极广，一直到唐晚期仍是中国天文学家参考的蓝本。来华的高僧大都兼通医术，印度术士那罗延娑婆寐还在玉华宫为唐太宗造药。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均多次进献本国药物，波斯和阿拉伯人将贵重药物贩运到长安市场上寻找买主。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出土的药物、药具中，就有上乳、明砂、珊瑚、琥珀等外来药品，足可证明。
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明，10世纪以前的长安是东西方古代文明交流的桥梁和荟萃点，更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特别是6~9世纪的唐朝曾吸引了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它具有各国交流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威慑、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式发型的新潮，所以它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影响和推动着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反思一千年前外来文明的传播，对我们今天联系世界不同文明的纽带，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贡献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资料
葛承雍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