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云形象对传统武侠小说的解构
纵观全书，卢云是孙晓用力最深、刻画最好，形象最鲜明的人物。而卢云的意义，实不在于空洞的“正道”口号，以及这口号对他的塑造，而在于他鲜明的解构性，通过卢云，孙晓极为尖锐地质疑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叙事逻辑。
这篇文章主要着力于讨论卢云形象对传统武侠小说的解构之功，但在探讨这一具体的问题之前，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因此需要在前面多费些口舌，以便能更清楚地展开这一问题。
一、卢云的形象的原型、卢云形象是什么
以上两个问题各自关乎一个向度，分别回答了卢云形象来自哪里、卢云形象呈现什么状态两个重要的问题。
关于四大主角的人物原型问题在吧内时不时还会被提出来，读者们也都各有各的看法，但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值得过多讨论，因此在这里也只能简单提及一点。吧友们有根据卢云“正道”的口号而把卢云与王阳明联系起来，也有人从本书的背景土木堡之变中捕捉到了于谦的影子，也有人根据孙晓自己的文字、由他推崇的文天祥而展开联想，但这三者要真说起来都有点似是而非，王阳明一生四处为官，四处剿灭寇匪，“致良知”思想也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人要讲良知，而是对宋明理学中“致知”的反叛，因此在经历（卢云为官仅几十天）和主张（正道）上都不具有可比拟性；文天祥为理想信念而殒身不恤的殉节倒与卢云的臭脾气有几分类似，但文天祥主要是献身于一种集体意识，卢云则更多地秉有一种个体的关怀，他救伍、秦、杨，甚至于阿秀都不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准则，而往往诉诸于道德的直觉与判断；于谦的出场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以上三者甚至于更多的历史人物，即使曲为之解恐怕也只能找到一部分的相似性，这反而反映了卢云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的真实，一部力图对人物形象有所塑造的小说是必然要得之于文学形象真实性上的，如同王国维所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作者大可以从历史上的某个人物身上获取创作灵感，但这种灵感只能是灵感的原因就在于：如果完全复制，那就成为传记文学了，文学评论关注的是他怎么改造这一人物原型，想要在这人物身上承担什么。唯能超越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之形象，方有韵味可以回味。
以上两个问题各自关乎一个向度，分别回答了卢云形象来自哪里、卢云形象呈现什么状态两个重要的问题。
关于四大主角的人物原型问题在吧内时不时还会被提出来，读者们也都各有各的看法，但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值得过多讨论，因此在这里也只能简单提及一点。吧友们有根据卢云“正道”的口号而把卢云与王阳明联系起来，也有人从本书的背景土木堡之变中捕捉到了于谦的影子，也有人根据孙晓自己的文字、由他推崇的文天祥而展开联想，但这三者要真说起来都有点似是而非，王阳明一生四处为官，四处剿灭寇匪，“致良知”思想也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人要讲良知，而是对宋明理学中“致知”的反叛，因此在经历（卢云为官仅几十天）和主张（正道）上都不具有可比拟性；文天祥为理想信念而殒身不恤的殉节倒与卢云的臭脾气有几分类似，但文天祥主要是献身于一种集体意识，卢云则更多地秉有一种个体的关怀，他救伍、秦、杨，甚至于阿秀都不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准则，而往往诉诸于道德的直觉与判断；于谦的出场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以上三者甚至于更多的历史人物，即使曲为之解恐怕也只能找到一部分的相似性，这反而反映了卢云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的真实，一部力图对人物形象有所塑造的小说是必然要得之于文学形象真实性上的，如同王国维所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作者大可以从历史上的某个人物身上获取创作灵感，但这种灵感只能是灵感的原因就在于：如果完全复制，那就成为传记文学了，文学评论关注的是他怎么改造这一人物原型，想要在这人物身上承担什么。唯能超越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之形象，方有韵味可以回味。
第二个问题—卢云是侠吗？好像是有点像的，他第一次见面就决定救下伍定远而不假思索上就透露出侠者“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特质，但这一问题恐怕更加复杂，我将在第二部分如何解构中阐释，吧友朱九渊曾提出“侠儒”与“儒侠”分看的观点很有见地，我同意其中的很多观点，但事实远远更为复杂，他看到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与现实的学说之间的对立，较过往以吟诗作赋为儒的武侠叙事相比，卢云的形象无疑更具有儒者的特色，但小说毕竟不是思想史，孙晓也没有把思想史写进去的想法，他对儒家的体贴到底如何恐怕也是个问题。因而其在具体的语境中又会呈现出更复杂的意蕴，正如怒苍山的抉择一样，卢云的身上集中体现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伦理的挣扎，他的选择就不是单纯的儒者之选择了，而像一个新旧不断冲突的场域，这点仍有待于后面的阐释，但无论如何，卢云的形象已成为一种尝试，如何将传统的儒家伦理与武侠小说结合？章太炎考订最早的侠或出于子张氏之儒，如今论者多以侠出于墨，然而墨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较儒家强调自身奉献不求回报比起来恐怕还是后者对侠者形象的塑造更深一点，如何从侠的文化意蕴中寻觅失落的儒家因子？孙晓有意识地加入儒家文化的成分之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卢云形象意味着什么？他如何解构过往的武侠叙事传统？
英书评论集《云在青天水在瓶》中的一篇文章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古龙之前，金庸与梁羽生的时代里，金庸被视为“洋才子”；古龙出现之后，他接过“洋才子”的大棒，金庸反而摇身一变成为传统的代言人了。这样的解释其实力有未逮，有自身的问题，它基于把传统与现代之争单纯地视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伦理之争的立场，从而视讲反清复明的梁羽生比金庸更传统，讲侠客在家国天下处境下的金庸比古龙更传统，但这样的观点怎样看待古龙小说中女性的地位呢？较之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古龙小说中的女性无疑沦为了浪子剑客们的附庸，其地位之低反而更向传统退却了。在现代化更突显成为问题的七十年代，金庸写成了《鹿鼎记》，韦小宝一褪过往侠客们的光环，重女色而轻侠气，其实这不是向现在的网文靠拢，金庸借韦小宝的形象，阐述了他对武侠小说境遇的看法，直接点出了在过去武侠小说中一直潜藏着的野心—“美色”（女性问题）与“非理性”（法制问题和现代性问题），不爱国的韦小宝也有承载（传统“家国天下”伦理观的崩溃），这样的武侠小说如何面对新的世纪中更快速的现代化？如何直面身处现代性中我们每个人真实的生存处境？也因此，韦小宝对皇权（武侠小说的叙事传统）有反抗、有消解、有沉默，但最终迫于这隐藏着的“难言之隐”，不得不选择退出，韦小宝的形象由此而一别于金庸小说中过往道家之侠的退隐，金庸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用意也正在此，他不是鄙薄武侠小说的功用，而是指出“当人们把目光转回自己的现实境况，武侠小说对此帮助有限”。面对深厚的叙事传统，“侠”的文化独特性反而限制了武侠小说的发展，“侠文化”虽然是司马迁、《水浒》、梁羽生、金庸等人塑造的产物，但积习日久，等到金庸后来反省到其局限性时已经为时已晚，他对武侠小说面对现代性的结果是悲观的，而卢云的形象则为武侠小说指出了面对现代性的可能。
英书评论集《云在青天水在瓶》中的一篇文章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古龙之前，金庸与梁羽生的时代里，金庸被视为“洋才子”；古龙出现之后，他接过“洋才子”的大棒，金庸反而摇身一变成为传统的代言人了。这样的解释其实力有未逮，有自身的问题，它基于把传统与现代之争单纯地视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伦理之争的立场，从而视讲反清复明的梁羽生比金庸更传统，讲侠客在家国天下处境下的金庸比古龙更传统，但这样的观点怎样看待古龙小说中女性的地位呢？较之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古龙小说中的女性无疑沦为了浪子剑客们的附庸，其地位之低反而更向传统退却了。在现代化更突显成为问题的七十年代，金庸写成了《鹿鼎记》，韦小宝一褪过往侠客们的光环，重女色而轻侠气，其实这不是向现在的网文靠拢，金庸借韦小宝的形象，阐述了他对武侠小说境遇的看法，直接点出了在过去武侠小说中一直潜藏着的野心—“美色”（女性问题）与“非理性”（法制问题和现代性问题），不爱国的韦小宝也有承载（传统“家国天下”伦理观的崩溃），这样的武侠小说如何面对新的世纪中更快速的现代化？如何直面身处现代性中我们每个人真实的生存处境？也因此，韦小宝对皇权（武侠小说的叙事传统）有反抗、有消解、有沉默，但最终迫于这隐藏着的“难言之隐”，不得不选择退出，韦小宝的形象由此而一别于金庸小说中过往道家之侠的退隐，金庸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用意也正在此，他不是鄙薄武侠小说的功用，而是指出“当人们把目光转回自己的现实境况，武侠小说对此帮助有限”。面对深厚的叙事传统，“侠”的文化独特性反而限制了武侠小说的发展，“侠文化”虽然是司马迁、《水浒》、梁羽生、金庸等人塑造的产物，但积习日久，等到金庸后来反省到其局限性时已经为时已晚，他对武侠小说面对现代性的结果是悲观的，而卢云的形象则为武侠小说指出了面对现代性的可能。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孙晓的写作类似于陀夫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法，是一部复调小说，文中的人物的行为最终不是为了指向对作者理念的阐述，他们的斗争冲突反而成为了小说的重点，这是英雄志对过往武侠叙事理念的解构。但陀氏浸润了西方古典的宗教精神，小说中主人公们最终折衷于象征性的场域—教堂，而英书不同，英书的主人公们最终折衷的对象不在一个抽象的场域，而在于卢云身上，卢云通过“解救”来与其余三人发生关系，其余三人的精神也在他处发生了交汇，所有人的“解救”之途隐隐约约也在他身上得到了寄寓，这该怎么理解呢？
一方面，英书四位主角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们各自“高扬理想，往往殒身不恤”，这使得他们区别于整日蝇营狗苟、混吃等死的庸人，平凡的心灵往往会被其理想性而震撼。但另一方面，四大主角们又具有鲜明的反思性（矛盾性），唯有有理想人物方能凌驾于现实，取得击败庸俗的效果，但有矛盾又让他们能够回落，从而为一真正有生气的人。其余三大主角的矛盾，不来自于他处，正来自于卢云。当伍定远面对饿鬼的迫近时，他心中焦虑于卢云会如何抉择。杨肃观在政变路上一去已经没有回头路，心中装满了冷酷与绝情，但还是时时念起卢云“仁”的随处指点，感怀他在自己危难时的救助，所以十年后把大掌柜令牌给了卢云；秦仲海怎样呢？十年后的他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怒王，为何却不敢与卢云相见？当卢云高扬正道，殒身不恤时，他得以成为四大主角中的一人，极具抽象性。但当卢云成为其余三人矛盾之处时，他又兼具具体性与抽象性，他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坚持迫使三人思考他们该如何安顿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如何面对这鲜活的个体生命？所以尽管卢云在文中又哭又闹，既自信又不自信，既有所抱负又不能实现其抱负，我们应该看到这正是这一人物形象的优胜之处，这是就卢云形象对英书的作用而言的，他使得英书区别于过往武侠文学中作为作者自身理念载体的“独白型小说”。
上文已经谈到过武侠小说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古龙为何承担不起现代化武侠小说的重担？难道他小说中的个人主义伦理还不够鲜明？这是因为古龙的“个人主义伦理”似是而非，如果说韩非子谈起侠客还只是立意于侠客的恣肆对法制推行之不利的话，当司马迁写作《游侠列传》时，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强调了侠对威权形象消解的一面（来自于他对于汉武帝复杂的感受），同样，古龙的“个人主义”伦理也不来源于他对个体生命感受真切的认同，而来源于他性格中不屑强权，不屑与群体为伍的那一面，这种叙事理念不来自于现代性（有西方中心主义的那一面，但已经不可阻挡），而正是继承于司马迁，所以古龙不但不是“洋才子”，他恰恰很传统。而英雄志中，每当卢云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他心中涌起的那种急切的正义感，恰恰就来源于传统武侠小说中缺乏的对个体生命的同情。尽管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同情（“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中也能够寻觅到，但在适用范围上，英雄志无疑更加偏向现代伦理一方，它的整体故事走向讲的是“复辟”之大势下每个人的选择与境遇，这种浓厚的历史目的论倾向正是一种与个体生命安顿格格不入的集体主义伦理，历史大潮之下安有完卵？而卢云的选择每每对这种历史大潮进行着嘲弄，如果伍定远被捕，江充或许就可以平乱于未乱之时，维持着景泰和平稳定的大势，但卢云救了伍定远；如果秦仲海成功被杀，正统朝就会少一个天生反骨的反贼，复辟的大势就不会被动摇，但卢云救了秦仲海；如果卢云不因为同情而告诉杨肃观天绝的箴言，景泰维持自己统治的大势就不会被推翻，但卢云救了杨肃观。相比之下，儒家对个体生命的同情，更加侧重于人从宗族出走后如何安顿自己与陌生人的关系，这绝非英书中个人伦理与集体伦理尖锐的冲突，也因此，卢云必然是一个从西方而来的理念之承载者，他集中体现了现代性对传统伦理的质疑。
也正是卢云这种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同情，才能使他收获胡媚儿的欢心，胡媚儿的经历向我们指示了—在传统以男性叙事为主导的武侠传统中，胡媚儿的经历会不断重复，妖女与侠客的对举或许会在《倚天屠龙记》等书中短暂的消除，然而根本的底子需要变革，武侠小说要通过尊重女性来获取女性的尊敬，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妖女”的形象。
但孙晓在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尝试上走得还不远，他没有忘记“侠”的民族性根源，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可能一度让他感到困惑，这样的矛盾心情反映在书中就是怒苍山之变的选择。是彻底向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回归还是一去不复返倒向完全的个人主义？这里的解释可以是多元的，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卢云其实没有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做选择，同时保留了传统与现代，他是一种“矛盾心灵”，英书全书也正是这种“矛盾心灵”，怒苍山之变的隐喻直接指向了传统武侠伦理观和现代性的激烈冲突，而在其中方子敬是完全的个人主义伦理观者，所以他选择了带走婴儿，“孩子，接下来的路你要自己走”，这句话到底是孙晓把解决矛盾的责任扔给卢云的暗示，还是自己已经找不到路可走，以待来人的寄托？另一方面，恐怕也可以把卢云的无所抉择视为孙晓的无所抉择，他不是兼具两者，而是一种对两者的逃避。
无论如何，我们从卢云身上看到了未来武侠小说发展的一种可能，如何发展这种可能，孙晓在书中也有指出，卢云一梦以后已是十年变迁，新的一代重新延续了父辈们的矛盾，这或许暗示的是他期待自己的后来人必将重整先辈旗鼓，焉知来者不如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