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斯大林时期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笔者查阅关于苏联特权腐败问题的资料时，在《同舟共进》杂志2016年第6期上看到了一篇郑异凡[1]写的《苏联的“在册权贵”》（以下简称“《苏》一文”），这篇文章声称斯大林“消灭了民主的基本原则”，使苏联出现了一批“在册权贵”，郑异凡所说的“在册权贵”，是指以按苏联“职务名册”任命的官员为核心的特权阶层。
Ⅰ.《苏》一文称职务名册是俄共据以配备和任命高级干部的制度，职务名册共有三个：
1号名册是根据中央的决定编制的，包含约3500个最重要的职位，包括人民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团和部务委员成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合作社机关的领导，还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总管理局局长，托拉斯、辛迪加、大工业企业的领导人。
2号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分配部批准的，包括总管理局、管理局副局长以及其它职务。
未进入1号和2号名册的职务，由各国家机关编制，并由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形成3号名册，或部门职务名册。
列入1号和2号名册干部的调动和任命，必须通过中央组织分配部报请中央批准，党的地方机关不能自行调动。[2]
Ⅱ.《苏》一文列举了“在册权贵”享有工资、生活待遇、休假等一系列特权，还提到斯大林时期有一个发“红包”制度，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金”，按照级别和“贡献”发放，通常为月工资的1-2倍，按照文章的说法，“高工资和特权特供实际上是一种收买”。文章又援引莫洛托夫的几段话：
“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没有限制，按需要领。够用，仅此而已。就是这个限度。”[3]
“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们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4]
接着文章又说：
直到被逐出权力核心之后，莫洛托夫才关心起养老金，知道他起初每月养老金是120卢布，1967年提到250卢布，后来又增加到300卢布。这时他的别墅已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给领导写信要求别墅，结果把位于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长会议的别墅给了莫洛托夫。别墅里的餐具打碎后，只要出示碎片，就可以免费换新的。每年可以在疗养院休养26天。有食品卡，每月付60卢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塔尼娅(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周去一趟，领回食品，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当然领的食品实际上大大超过60卢布，至少超过1倍。保姆塔尼娅由国家付工资。[5]
Ⅲ.《苏》一文在“斯大林的特权”一节中声称，斯大林的月工资从1921年到1935年的225卢布涨到1947年底的10000卢布，而当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80卢布，最低工资为220卢布。文章还这么写：
对斯大林来说，从1930年代起工资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的工资袋堆得高高的，都没有打开过。他从来不花钱——没处花，没有需要购买的东西。克格勃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管这件事，设有专门的会计室。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回忆说，1947年货币改革后，政治局委员的亲属的吃穿不再由国家开支，斯大林开始给她钱，但他并不知道新币值多少，或者物价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卢布的旧价值，那时候给100卢布已经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当他递给女儿2000或3000卢布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笔钱能用多久，还以为给的钱值100万呢。
据统计，斯大林在全国各地有20多处别墅。有的别墅是专门为斯大林建造的，但他一次也没有住过。有的别墅他自己不住，就用来送人，例如送给伏罗希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等。[6]
同样引用莫洛托夫的话：
“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7]
此节还格外强调，“我们讲斯大林的特权，不仅仅是斯大林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标杆”。
问题是，郑异凡的这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注释去标明自己的资料来源。现在有三件事情需要我们证实：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是什么、“在册权贵”在斯大林时期是否真实存在、斯大林是否真的如《苏》一文描写的那样作风腐化。下面笔者将尽力抽丝剥茧，对这三点作逐条陈述。
一、苏联职务名册制度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词最初源于拉丁语nomenclatura“名册”，除了“职务名册制度”，也被翻译作“罗名制”“官册制度”官员花名册”“职官名录制度”“官职等级名录制度”等等，说法不一。《苏》一文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中译”一节里声称这一词有两义：其一指制度，即俄共中央编制的“职务名册”，或叫“官名录”，俄共据此配备和任命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可直接译作“职务名册”。另一个含义是指人或群体，即担任“职务名册”中规定职务的官员，可以意译为“在册权贵”。[8]据笔者了解，后者的含义最早出自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Восленский[9]1970年所写的论述苏联特权阶层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书。在确定后者真实与否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前者，也就是“职务名册制度”到底是什么。
郑异凡极力想告诉读者：斯大林背叛了列宁的干部制度原则，设立职务名册是为了巩固他的个人独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其他学者的著作进行参考。黄立茀[10]在《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中提到，在职务名册设立前，苏联对领导干部的选拔、配置经历了基层选举制→动员+粗放任命制→登记选择+相对任命制的变化，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苏维埃政权曾一度由基层群众选举产生苏维埃代表，但是布尔什维克很快放弃了直接选举领导干部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
①内战的紧迫形势不允许；
②俄国群众文化落后、政治自觉意识差，直接选举不符合国情。
基于这两点，1919年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工作》正式确立了干部任命制，列宁强调：“如果取消中央调配人员的权力，它就不能指导政治。”[11]
而且在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在人事方面依然力不从心。起初是动员和人才，黄立茀以1920年的苏联运输业举例，当时处于危急状态的运输业需要动员5000名共产党员，结果总共才动员了1000人，其原因是“地方党组织往往不把最有经验的组织人员、经过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调给运输业”。经济恢复也急需发挥专家的作用，以至于不光是支持党的专家，还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的专家。[12]现有的动员能力和人才数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后来是干部选拔、使用的无序状态，比如中央任命托拉斯的主席，外贸部却做了一系列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领导干部的任命。这种局面下中央对干部的个人信息、配置知之甚少，干部任命的规范化显得尤为紧迫。
可见，早在列宁时期种种现象就已经表明：任命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必要的，这与斯大林的野心没有半毛钱关系。
《苏》一文列出的3个职务名册中1号名册里有“托拉斯、辛迪加、大工业企业的领导人”，有同志据此质疑名册内容的真实性，其实时值新经济政策，工业部门托拉斯化、辛迪加化也是就是其中一项。其他学者也佐证了3个职务名册是存在的，其中黄立茀《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还引用了俄文资料[13]，可信度应该很高。
这3个职务名册并不是同时出台的，普遍说法是先有1、2号，后来加上3号,且1号名册由中央直接提名、任命；2号名册由部门提名，报请中央批准后任命；3号名册须经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14][15][16]职务名册决定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任免，之后又经过了多次修改，日趋完善。
在对苏联职务名册建立后的人事变化的立场上，郑异凡与同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的戴隆斌[17]出奇地相似。他们异口同声地称斯大林控制着1、2号甚至还有3号名册的官员，消灭了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1924年的中央委员有94％被清洗出统治集团，取而代之的是服从斯大林的人，却又不约而同地对大规模清洗各级正直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青眼有加。[18][19][20]他们都对职务名册的政治审查深恶痛绝，指责因为“政治挂帅”，被任命的大多是缺乏专业知识、素质低下的底层工人和农民出身，知识分子的比例降低了[21][22]，戴隆斌表达的更加露骨：
“代替大部分出身于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技能等家庭的，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家庭和没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家庭培养出来的人，这一类人的心理、传统、习俗和世界观，明显地带有更多的苏联传统文化色彩，具有更多的皇权主义传统，也更容易助长个人崇拜的升温。”[23]
另外，把斯大林死后出现的现象归咎于斯大林，两人也是大同小异。一言蔽之，斯大林把非布尔什维克清扫出党，提拔年轻有为的工农子弟，于是他成了“暴君”；赫鲁晓夫反其道而行之，却博得了“改革家”的美名。
照戴隆斌这么说，某沙皇大可把贵族和知识分子都撵走，换上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杜马，便能皇权永固了。大家都清楚，阶级社会里任何选贤举能，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政权。职务名册建立前，俄共经历了一段大量小资产阶级、富农涌入的时期，因为管理人才匮乏，军政干部队伍里也不得不起用大量旧社会的人物，这群人入党、任职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政治投机，他们甚至公然拉帮结派反对党的政策，如果党员和干部根本不拥护社会主义，不管多么有教养、多么有水平，他们都只是在给苏维埃埋下定时炸弹。台湾陈厚文在《苏联“职官名录”制度之研究》中持反共立场，然而他也承认：
“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比蓝领阶级更热衷于在党部建立自己的仕途。他们入党较积极，如此一来，党内便会造成专业人员的天下，这和苏联意识形态所标榜的‘工人祖国’形象相矛盾。”[24]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未站稳脚跟前，必然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任用旧人便成了权宜之计；等到根基稳固了，工农联盟就必须牢牢掌握权力，他们才是最可靠的政治力量，这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尽的义务，这一大政方针怎么就与“助长个人崇拜的升温”挂钩了呢？党内成分改变带来的平均教育水平下滑，书生都能看出来的问题，苏联的领导人难道就看不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联开设了大量党校及其他干部培训机构，干部队伍文化水平很快得到了回升，干部素质至关重要，但这个重要首先建立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之上。
要说职务名册制度是一个错误，说它用任命取代选举，说它暗箱操作，那么西方的公务员制度要比苏联悠久的多，他们的公务员同样也不是选举产生的，人事档案也不是公开的。前面已经说过苏联尚不具备完全选举公职人员的条件，那么实行并完善任命制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当务之急，郑、戴两位先生若对历史问题还秉持学者应有的态度的话，大可不必厚此薄彼。
关于“斯大林把持职务名册”的问题，我们放到下一部分谈。
二、斯大林时期党政干部的特权腐败
关于斯大林时期特权腐败问题的渲染屡见不鲜，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叶利钦的《我的自述》、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斯维特兰娜的声明[25]等等。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都是污蔑，但修正主义官僚和叛逃者的一面之词难免存疑，这里我们姑且不谈。《苏》一文引用莫洛托夫的话语确有出处，全部出自苏联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的《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笔者手头有一本199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通过比照发现原文集中于612-615页，莫洛托夫是一位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他的话比赫鲁晓夫、叶利钦等人的可信得多，可见斯大林时期特权腐败确实很严重。此外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也是常被拿来反映上述问题的材料。
Ⅰ.《苏》一文称职务名册是俄共据以配备和任命高级干部的制度，职务名册共有三个：
1号名册是根据中央的决定编制的，包含约3500个最重要的职位，包括人民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团和部务委员成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合作社机关的领导，还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总管理局局长，托拉斯、辛迪加、大工业企业的领导人。
2号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分配部批准的，包括总管理局、管理局副局长以及其它职务。
未进入1号和2号名册的职务，由各国家机关编制，并由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形成3号名册，或部门职务名册。
列入1号和2号名册干部的调动和任命，必须通过中央组织分配部报请中央批准，党的地方机关不能自行调动。[2]
Ⅱ.《苏》一文列举了“在册权贵”享有工资、生活待遇、休假等一系列特权，还提到斯大林时期有一个发“红包”制度，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金”，按照级别和“贡献”发放，通常为月工资的1-2倍，按照文章的说法，“高工资和特权特供实际上是一种收买”。文章又援引莫洛托夫的几段话：
“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没有限制，按需要领。够用，仅此而已。就是这个限度。”[3]
“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们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4]
接着文章又说：
直到被逐出权力核心之后，莫洛托夫才关心起养老金，知道他起初每月养老金是120卢布，1967年提到250卢布，后来又增加到300卢布。这时他的别墅已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给领导写信要求别墅，结果把位于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长会议的别墅给了莫洛托夫。别墅里的餐具打碎后，只要出示碎片，就可以免费换新的。每年可以在疗养院休养26天。有食品卡，每月付60卢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塔尼娅(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周去一趟，领回食品，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当然领的食品实际上大大超过60卢布，至少超过1倍。保姆塔尼娅由国家付工资。[5]
Ⅲ.《苏》一文在“斯大林的特权”一节中声称，斯大林的月工资从1921年到1935年的225卢布涨到1947年底的10000卢布，而当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80卢布，最低工资为220卢布。文章还这么写：
对斯大林来说，从1930年代起工资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的工资袋堆得高高的，都没有打开过。他从来不花钱——没处花，没有需要购买的东西。克格勃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管这件事，设有专门的会计室。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回忆说，1947年货币改革后，政治局委员的亲属的吃穿不再由国家开支，斯大林开始给她钱，但他并不知道新币值多少，或者物价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卢布的旧价值，那时候给100卢布已经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当他递给女儿2000或3000卢布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笔钱能用多久，还以为给的钱值100万呢。
据统计，斯大林在全国各地有20多处别墅。有的别墅是专门为斯大林建造的，但他一次也没有住过。有的别墅他自己不住，就用来送人，例如送给伏罗希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等。[6]
同样引用莫洛托夫的话：
“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7]
此节还格外强调，“我们讲斯大林的特权，不仅仅是斯大林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标杆”。
问题是，郑异凡的这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注释去标明自己的资料来源。现在有三件事情需要我们证实：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是什么、“在册权贵”在斯大林时期是否真实存在、斯大林是否真的如《苏》一文描写的那样作风腐化。下面笔者将尽力抽丝剥茧，对这三点作逐条陈述。
一、苏联职务名册制度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词最初源于拉丁语nomenclatura“名册”，除了“职务名册制度”，也被翻译作“罗名制”“官册制度”官员花名册”“职官名录制度”“官职等级名录制度”等等，说法不一。《苏》一文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中译”一节里声称这一词有两义：其一指制度，即俄共中央编制的“职务名册”，或叫“官名录”，俄共据此配备和任命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可直接译作“职务名册”。另一个含义是指人或群体，即担任“职务名册”中规定职务的官员，可以意译为“在册权贵”。[8]据笔者了解，后者的含义最早出自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Восленский[9]1970年所写的论述苏联特权阶层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书。在确定后者真实与否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前者，也就是“职务名册制度”到底是什么。
郑异凡极力想告诉读者：斯大林背叛了列宁的干部制度原则，设立职务名册是为了巩固他的个人独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其他学者的著作进行参考。黄立茀[10]在《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中提到，在职务名册设立前，苏联对领导干部的选拔、配置经历了基层选举制→动员+粗放任命制→登记选择+相对任命制的变化，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苏维埃政权曾一度由基层群众选举产生苏维埃代表，但是布尔什维克很快放弃了直接选举领导干部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
①内战的紧迫形势不允许；
②俄国群众文化落后、政治自觉意识差，直接选举不符合国情。
基于这两点，1919年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工作》正式确立了干部任命制，列宁强调：“如果取消中央调配人员的权力，它就不能指导政治。”[11]
而且在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在人事方面依然力不从心。起初是动员和人才，黄立茀以1920年的苏联运输业举例，当时处于危急状态的运输业需要动员5000名共产党员，结果总共才动员了1000人，其原因是“地方党组织往往不把最有经验的组织人员、经过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调给运输业”。经济恢复也急需发挥专家的作用，以至于不光是支持党的专家，还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的专家。[12]现有的动员能力和人才数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后来是干部选拔、使用的无序状态，比如中央任命托拉斯的主席，外贸部却做了一系列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领导干部的任命。这种局面下中央对干部的个人信息、配置知之甚少，干部任命的规范化显得尤为紧迫。
可见，早在列宁时期种种现象就已经表明：任命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必要的，这与斯大林的野心没有半毛钱关系。
《苏》一文列出的3个职务名册中1号名册里有“托拉斯、辛迪加、大工业企业的领导人”，有同志据此质疑名册内容的真实性，其实时值新经济政策，工业部门托拉斯化、辛迪加化也是就是其中一项。其他学者也佐证了3个职务名册是存在的，其中黄立茀《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还引用了俄文资料[13]，可信度应该很高。
这3个职务名册并不是同时出台的，普遍说法是先有1、2号，后来加上3号,且1号名册由中央直接提名、任命；2号名册由部门提名，报请中央批准后任命；3号名册须经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14][15][16]职务名册决定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任免，之后又经过了多次修改，日趋完善。
在对苏联职务名册建立后的人事变化的立场上，郑异凡与同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的戴隆斌[17]出奇地相似。他们异口同声地称斯大林控制着1、2号甚至还有3号名册的官员，消灭了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1924年的中央委员有94％被清洗出统治集团，取而代之的是服从斯大林的人，却又不约而同地对大规模清洗各级正直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青眼有加。[18][19][20]他们都对职务名册的政治审查深恶痛绝，指责因为“政治挂帅”，被任命的大多是缺乏专业知识、素质低下的底层工人和农民出身，知识分子的比例降低了[21][22]，戴隆斌表达的更加露骨：
“代替大部分出身于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技能等家庭的，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家庭和没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家庭培养出来的人，这一类人的心理、传统、习俗和世界观，明显地带有更多的苏联传统文化色彩，具有更多的皇权主义传统，也更容易助长个人崇拜的升温。”[23]
另外，把斯大林死后出现的现象归咎于斯大林，两人也是大同小异。一言蔽之，斯大林把非布尔什维克清扫出党，提拔年轻有为的工农子弟，于是他成了“暴君”；赫鲁晓夫反其道而行之，却博得了“改革家”的美名。
照戴隆斌这么说，某沙皇大可把贵族和知识分子都撵走，换上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杜马，便能皇权永固了。大家都清楚，阶级社会里任何选贤举能，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政权。职务名册建立前，俄共经历了一段大量小资产阶级、富农涌入的时期，因为管理人才匮乏，军政干部队伍里也不得不起用大量旧社会的人物，这群人入党、任职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政治投机，他们甚至公然拉帮结派反对党的政策，如果党员和干部根本不拥护社会主义，不管多么有教养、多么有水平，他们都只是在给苏维埃埋下定时炸弹。台湾陈厚文在《苏联“职官名录”制度之研究》中持反共立场，然而他也承认：
“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比蓝领阶级更热衷于在党部建立自己的仕途。他们入党较积极，如此一来，党内便会造成专业人员的天下，这和苏联意识形态所标榜的‘工人祖国’形象相矛盾。”[24]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未站稳脚跟前，必然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任用旧人便成了权宜之计；等到根基稳固了，工农联盟就必须牢牢掌握权力，他们才是最可靠的政治力量，这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尽的义务，这一大政方针怎么就与“助长个人崇拜的升温”挂钩了呢？党内成分改变带来的平均教育水平下滑，书生都能看出来的问题，苏联的领导人难道就看不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联开设了大量党校及其他干部培训机构，干部队伍文化水平很快得到了回升，干部素质至关重要，但这个重要首先建立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之上。
要说职务名册制度是一个错误，说它用任命取代选举，说它暗箱操作，那么西方的公务员制度要比苏联悠久的多，他们的公务员同样也不是选举产生的，人事档案也不是公开的。前面已经说过苏联尚不具备完全选举公职人员的条件，那么实行并完善任命制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当务之急，郑、戴两位先生若对历史问题还秉持学者应有的态度的话，大可不必厚此薄彼。
关于“斯大林把持职务名册”的问题，我们放到下一部分谈。
二、斯大林时期党政干部的特权腐败
关于斯大林时期特权腐败问题的渲染屡见不鲜，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叶利钦的《我的自述》、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斯维特兰娜的声明[25]等等。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都是污蔑，但修正主义官僚和叛逃者的一面之词难免存疑，这里我们姑且不谈。《苏》一文引用莫洛托夫的话语确有出处，全部出自苏联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的《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笔者手头有一本199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通过比照发现原文集中于612-615页，莫洛托夫是一位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他的话比赫鲁晓夫、叶利钦等人的可信得多，可见斯大林时期特权腐败确实很严重。此外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也是常被拿来反映上述问题的材料。
郑异凡、戴隆斌这类人最叫人头疼的地方在于，他们总是回避当时的历史背景，而把一切都推到领袖的头上，这也是笔者为什么推崇黄立茀的《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的原因。有些人忘了，苏联职务名册制度的建立，恰恰发生在布尔什维克第二次清党期间（1922年-1928年），当时新经济政策下的腐化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别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判处贪污贿路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26]大家可能还记得，那段时期许多异己分子混入干部队伍和党内，他们徇私舞弊，严重损害了布尔什维克在群众心中的形象。那时候干部工资倒不比普通工人高多少，但这并不妨碍以权谋私的出现。国内外的紧迫局势、群众政治素养亟待提高决定了苏联现阶段不能直接选举公职人员，同样也决定了苏共保持本色的最根本途径是党内自律，而非群众监督。俄共展开了同贪污腐败的全面斗争，在反腐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不过只有反腐运动还不够，苏联需要一套长效制度遏制腐败。
首先要说明，笔者不是在给斯大林开脱什么，单纯运用国家机器打击犯罪不能彻底消灭腐化现象，与其给国家造成不可预计的灾难，还不如干脆摆到明面上，把损失调控在可预计范围内，这种情况下。“严刑峻法+高薪养廉”就成了一种可行方案，职务名册制度的推出，绝不意味着反腐斗争的失败，相反是在巩固斗争成果，斯大林给了公职人员丰厚待遇的同时，也从未停止过对腐败的惩治。
斯大林时期权贵阶层是不存在的，因为待遇无论何等优渥，都仅限于公职人员任内，一旦离职，将只能领退休金过活，戴隆斌自己也说过，卡冈诺维奇离职后，因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而遭到追查。[27]莫洛托夫退休后凭碎片换新餐具、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饭，那已经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事了。一个权贵阶层必然要“大王封诸侯，诸侯封大夫”，必然是封妻荫子，我们可以肯定：至少苏联高层没有这种现象，斯大林也未曾扶持过什么权贵效忠自己。陈厚文提到：
“职官名录体系之甄选是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劳工阶级、集体农场农人。由中央委员会委员之传记可得知，职官名录分子的出身很少来自莫斯科或大城市，也没有提携自己子女的现象。唯一的例外是一九八六年布里兹涅夫的儿子及女婿皆为中委会委员，但一九九〇年被逐出。但是上述的现象是以中央委员会为例，中、低阶层机关的用人并不如此，裙带关系相当严重。
职官名录体系有限制体系内人员自我甄选的功能，即位居要津的人员之子女很少克绍算裘，相反地，这些人员的子女有其特别的职业范圈。这是透过特别的教育体系形成，通常其子女常被训练成经济专家、外交宫、国际事务专长的记者。”[28]
这说明斯大林乃至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苏共高层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制，特权不能终身享有也不能被继承，构不成固定的阶层。真正的权贵阶层要等到赫鲁晓夫时期才开始形成，赫鲁晓夫下放权力、搞改革，削弱了中央的制约力，地方大员加紧拉帮结派，裙带关系愈加根深蒂固，最终掀起了化公为私的逆潮。
莫洛托夫所说的“红包制”（又称“钱袋制度”“信封工资”），是斯大林另一项被诟病的制度。确实，红包是斯大林起的头，赫鲁晓夫取消的，可斯大林到底图什么呢？后面我们会讲到他为人清俭，亦不滥权。或许结合历史背景能为我们提供一点思路，职务名册制度没有彻底解决苏联的腐败问题，职务犯罪开始抬头。二战后内务部截获了一列火车，车厢载满来自柏林的奇珍异宝，这一火车本该交公的货物，竟然都是朱可夫元帅的“私人战利品”，这还是堂堂苏联元帅！因为卫国战争期间疏于对干部队伍的整治，再加上大量优秀干部的牺牲，干部整体素质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在笔者看来，红包与其说是一种“收买”，倒不如说是为了安稳人心的无奈之举。
至于“斯大林把持职务名册”，后来的解密档案显示，斯大林所钟意的人选最后不一定能够任职，他的提案都不见得能实现。1936年，斯大林希望借新宪法颁布之机实行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并构想一个不再直接控制社会，作用局限于鼓动和宣传并参与干部选拔的党，以根治苏共的官僚主义问题。这些提议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弹，加上不久后二战爆发，只得作罢。斯大林在最后几年里没有放弃尝试，他把中央政治局改为25人规模的主席团，以贯彻集体领导。就那么一个主席团，先是被赫鲁晓夫等人缩减规模，最后又被“斯大林化”的勃列日涅夫恢复为中央政治局。[29]或许那种“斯大林独揽大权”的传统偏见，是时候改改了。
首先要说明，笔者不是在给斯大林开脱什么，单纯运用国家机器打击犯罪不能彻底消灭腐化现象，与其给国家造成不可预计的灾难，还不如干脆摆到明面上，把损失调控在可预计范围内，这种情况下。“严刑峻法+高薪养廉”就成了一种可行方案，职务名册制度的推出，绝不意味着反腐斗争的失败，相反是在巩固斗争成果，斯大林给了公职人员丰厚待遇的同时，也从未停止过对腐败的惩治。
斯大林时期权贵阶层是不存在的，因为待遇无论何等优渥，都仅限于公职人员任内，一旦离职，将只能领退休金过活，戴隆斌自己也说过，卡冈诺维奇离职后，因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而遭到追查。[27]莫洛托夫退休后凭碎片换新餐具、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饭，那已经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事了。一个权贵阶层必然要“大王封诸侯，诸侯封大夫”，必然是封妻荫子，我们可以肯定：至少苏联高层没有这种现象，斯大林也未曾扶持过什么权贵效忠自己。陈厚文提到：
“职官名录体系之甄选是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劳工阶级、集体农场农人。由中央委员会委员之传记可得知，职官名录分子的出身很少来自莫斯科或大城市，也没有提携自己子女的现象。唯一的例外是一九八六年布里兹涅夫的儿子及女婿皆为中委会委员，但一九九〇年被逐出。但是上述的现象是以中央委员会为例，中、低阶层机关的用人并不如此，裙带关系相当严重。
职官名录体系有限制体系内人员自我甄选的功能，即位居要津的人员之子女很少克绍算裘，相反地，这些人员的子女有其特别的职业范圈。这是透过特别的教育体系形成，通常其子女常被训练成经济专家、外交宫、国际事务专长的记者。”[28]
这说明斯大林乃至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苏共高层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制，特权不能终身享有也不能被继承，构不成固定的阶层。真正的权贵阶层要等到赫鲁晓夫时期才开始形成，赫鲁晓夫下放权力、搞改革，削弱了中央的制约力，地方大员加紧拉帮结派，裙带关系愈加根深蒂固，最终掀起了化公为私的逆潮。
莫洛托夫所说的“红包制”（又称“钱袋制度”“信封工资”），是斯大林另一项被诟病的制度。确实，红包是斯大林起的头，赫鲁晓夫取消的，可斯大林到底图什么呢？后面我们会讲到他为人清俭，亦不滥权。或许结合历史背景能为我们提供一点思路，职务名册制度没有彻底解决苏联的腐败问题，职务犯罪开始抬头。二战后内务部截获了一列火车，车厢载满来自柏林的奇珍异宝，这一火车本该交公的货物，竟然都是朱可夫元帅的“私人战利品”，这还是堂堂苏联元帅！因为卫国战争期间疏于对干部队伍的整治，再加上大量优秀干部的牺牲，干部整体素质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在笔者看来，红包与其说是一种“收买”，倒不如说是为了安稳人心的无奈之举。
至于“斯大林把持职务名册”，后来的解密档案显示，斯大林所钟意的人选最后不一定能够任职，他的提案都不见得能实现。1936年，斯大林希望借新宪法颁布之机实行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并构想一个不再直接控制社会，作用局限于鼓动和宣传并参与干部选拔的党，以根治苏共的官僚主义问题。这些提议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弹，加上不久后二战爆发，只得作罢。斯大林在最后几年里没有放弃尝试，他把中央政治局改为25人规模的主席团，以贯彻集体领导。就那么一个主席团，先是被赫鲁晓夫等人缩减规模，最后又被“斯大林化”的勃列日涅夫恢复为中央政治局。[29]或许那种“斯大林独揽大权”的传统偏见，是时候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