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马哲吧】揭露托洛茨基的真面目
长期以来，托洛茨基主义的追随者以斯大林激烈的反对者的面貌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我们切不可忽略托洛茨基主义的另一面：尽管它口头对斯大林的道路嗤之以鼻，它实际却同“斯大林主义”共享着诸多视野和问题，自身蕴含着比“斯大林主义”更大的弊端和危机。在经济政策的倾向上，托派同斯大林的主张是类似的。例如在30年代，斯大林就采纳了很多左翼反对派的主张，并付诸于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有人甚至评价“斯大林主义”只是“没有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主义”。在托派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官僚化”“民主”等问题上，他们也谈不上提供了什么深刻的洞见。与其说托派们是“真心实意地追求民主”，还不如说那首先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话语需要。以托派们的祖宗托先知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洗刷工会、劳动军事化、枪指挥党、利用严酷纪律镇压反对派等来看，就算当年托洛茨基上台了，似乎也不会比他们咒骂的“暴君斯大林”好到哪儿去。
我们摘自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第五章的这篇文章，恰恰揭露了长期被神化的托洛茨基的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侧面。一来是他本人的狂妄自大和专断，这种习气使得他的失败并非偶然；二是他对民主理解的极度政治实用化，最终也只可能扳倒斯大林主义者，让他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统治而已；三是托洛茨基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斯大林主义”的种种因子。科拉科夫斯基的《流派》这本书虽然在不同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但对于扩展视野是有益的。
托派历来抱怨斯大林“刻意掩埋了先知”，殊不知，当他们总是用一堆故弄玄虚的理论词汇和号称“揭示了历史真相”的野史把他们的托先知加以包装，附上光鲜的外表，把他抬高到不恰当的位置当做“先知的话句句是真理”而加以膜拜的时候，真实的那个托洛茨基同样被他们掩埋了。
为给热衷于新的造神运动的托派们浇点水冷静下他们过热的头脑，马列之声策划了本期系列文章，扒一扒托先知的那些“黑材料”。
我们摘自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第五章的这篇文章，恰恰揭露了长期被神化的托洛茨基的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侧面。一来是他本人的狂妄自大和专断，这种习气使得他的失败并非偶然；二是他对民主理解的极度政治实用化，最终也只可能扳倒斯大林主义者，让他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统治而已；三是托洛茨基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斯大林主义”的种种因子。科拉科夫斯基的《流派》这本书虽然在不同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但对于扩展视野是有益的。
托派历来抱怨斯大林“刻意掩埋了先知”，殊不知，当他们总是用一堆故弄玄虚的理论词汇和号称“揭示了历史真相”的野史把他们的托先知加以包装，附上光鲜的外表，把他抬高到不恰当的位置当做“先知的话句句是真理”而加以膜拜的时候，真实的那个托洛茨基同样被他们掩埋了。
为给热衷于新的造神运动的托派们浇点水冷静下他们过热的头脑，马列之声策划了本期系列文章，扒一扒托先知的那些“黑材料”。
掌权时契卡就已出现并发挥作用——当然是这样，但契卡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一个必要武器，现在斯大林则用它来消灭“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以把二者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至于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一事，怎么能期望无产阶级政府把一个重要的要塞让给一伙反动的农民士兵呢？那些人当中还可能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至于禁止党内形成派系，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所有非布尔什维克政党被取缔后，社会上仍然存在的敌对势力必然要在党内的不同倾向中寻求代表。以上清楚的说明，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不存在什么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民主制问题，或者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的、法律范围内的个人自由问题。由此可见，他是忠于列宁的，与斯大林也没有区别。如果政权由“历史进步的”阶级掌握（自然是通过其先锋队），那么从定义上讲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哪怕是各种形式的镇压和强制也正是时代规则的其他方式，因为这一切都属于进步事业。但是，自从政权被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官僚政治接管的那一刻起，同一类政府就自动变成反动的，因而也是“反民主的”。在1931年一篇题为《右派-左派集团》（The Right – Left Bloc）的文章中，托洛茨基写道：“我们说，恢复党的民主的含义在于，党内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核心赢得抑制官僚政治制度的权力，赢得真正整肃党的权力。清除党内的主要热月党分子，以及根据上司指令投票的，无原则的有个人野心的同伙，清除党内的尾巴主义倾向和各个奉承派别的倾向。这些人的名称不应来自希腊语或拉丁语，而应是来自真正的俄语‘奉承’一词，是在其当代的、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化的形式上所说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民主的原因。”[《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0-1931）,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57页]因此便清楚了，托洛茨基的“民主制”之含义是由表达无产阶级的历史愿望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进行统治。
■“党内民主”问题上的两面派
对于党内民主，托洛茨基也是很明确的。在斯大林的党内，当托洛茨基自己的派别处于反对派时，他自然要求有党内自由讨论，甚至有组织“派系”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又捍卫他自己和其他人在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颁布的派系禁令，理由为，这一禁令是一个“非常措施”。只能说，这意味着当派系是错误的时候禁止它们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的组织绝对不能禁止，因为它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否则就很难解释。他在流亡期间还试图把“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强加给他的支持者中的一些小团体；他不停地谴责所有偏离他自己的著述的现象，命令开除那些在任何问题上抵制他的权威的人，并且在每一紧要关头都宣布共产主义集中制的学说。他斥责巴黎的苏瓦林“共产主义民主派”组织，说这个名字就表明他们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也许是正确的）。1935年，当纳维尔（Naville）的组织在左派反对派内宣布其自己的纲领时，他也痛斥了他们。他谴责过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袖路西亚诺·加利西亚（Luciano Galicia），后者忘记了集中制，在第四国际内要求彻底的言论自由。他还愤怒地抨击美国的托洛茨基者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此人说，所有理论都必须被怀疑的接受。托洛茨基说：“宣扬理论上的怀疑主义的人是叛徒。”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伦、G.布莱特曼编，1973年版，第341页）当伯纳姆和沙施曼最终开始怀疑苏联是不是工人的国家，说苏联人入侵波兰、与芬兰开战是帝国主义行径时，他对他们宣布了不可挽回的判决。这次，他拒不同意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党内进行一次投票（据多伊彻的说法，这个党有成员一千人，好像是第四国际各支部中最大的），理由为党的政策不是“各个地方决议的简单数学加减”[《为马克思主义辩护》（In Defence of Marxism），1942年版，第33页]。
这种绝对主义使他的运动萎缩，越来越像一个小小的宗教派别。但这根本没有使托洛茨基忧虑，他相信他的人，且只有他的人必定要成为救世主，而且又一次说到1914年的列宁如何如何，他还与列宁持有相同的“辩证”观点：真正的或“潜在的”多数并不是那些碰巧是多数的人，而是那些正确或代表历史进步的人。他似乎真心相信世界的工人群众在内心深处是与他站在一起的，即使他们自己现在还不知道也一样，因为历史规律清楚的表明事情必须如此。
对于党内民主，托洛茨基也是很明确的。在斯大林的党内，当托洛茨基自己的派别处于反对派时，他自然要求有党内自由讨论，甚至有组织“派系”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又捍卫他自己和其他人在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颁布的派系禁令，理由为，这一禁令是一个“非常措施”。只能说，这意味着当派系是错误的时候禁止它们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的组织绝对不能禁止，因为它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否则就很难解释。他在流亡期间还试图把“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强加给他的支持者中的一些小团体；他不停地谴责所有偏离他自己的著述的现象，命令开除那些在任何问题上抵制他的权威的人，并且在每一紧要关头都宣布共产主义集中制的学说。他斥责巴黎的苏瓦林“共产主义民主派”组织，说这个名字就表明他们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也许是正确的）。1935年，当纳维尔（Naville）的组织在左派反对派内宣布其自己的纲领时，他也痛斥了他们。他谴责过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袖路西亚诺·加利西亚（Luciano Galicia），后者忘记了集中制，在第四国际内要求彻底的言论自由。他还愤怒地抨击美国的托洛茨基者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此人说，所有理论都必须被怀疑的接受。托洛茨基说：“宣扬理论上的怀疑主义的人是叛徒。”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伦、G.布莱特曼编，1973年版，第341页）当伯纳姆和沙施曼最终开始怀疑苏联是不是工人的国家，说苏联人入侵波兰、与芬兰开战是帝国主义行径时，他对他们宣布了不可挽回的判决。这次，他拒不同意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党内进行一次投票（据多伊彻的说法，这个党有成员一千人，好像是第四国际各支部中最大的），理由为党的政策不是“各个地方决议的简单数学加减”[《为马克思主义辩护》（In Defence of Marxism），1942年版，第33页]。
这种绝对主义使他的运动萎缩，越来越像一个小小的宗教派别。但这根本没有使托洛茨基忧虑，他相信他的人，且只有他的人必定要成为救世主，而且又一次说到1914年的列宁如何如何，他还与列宁持有相同的“辩证”观点：真正的或“潜在的”多数并不是那些碰巧是多数的人，而是那些正确或代表历史进步的人。他似乎真心相信世界的工人群众在内心深处是与他站在一起的，即使他们自己现在还不知道也一样，因为历史规律清楚的表明事情必须如此。
■用刺刀强行引进“革命”
托洛茨基在民族压迫和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态度与以上问题的路线相仿。他的著作中有几处提到斯大林压制乌克兰以及其他民族人民的民族愿望。同时他又强调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决不能让步，乌克兰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决不许与乌克兰人构成“民族阵线”。他甚至说，乌克兰人由于分处在四个国家，已经构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这个问题与马克思眼中的19世纪的波兰问题同样棘手。但是，他却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用武装入侵的方式给其他国家带来“无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应受谴责的。在1939年至1940年，他愤怒地向沙施曼和伯纳姆解释，说苏联入侵波兰与那里的革命运动巧合，说斯大林官僚政权给予了波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股革命推动力；还说芬兰也一样，与苏联交战唤醒了革命情绪。的确，这是“一种特殊的”革命，因为它是用刺刀的尖刃来引进的，而不是源于人民内心深处，但它仍然是一种真正的革命。
托洛茨基对波兰东部和芬兰发生的事情的了解自然不是基于任何经验事实，而是基于“历史规律”：苏联国家尽管已经堕落，却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人民群众一定会支持入侵的红军。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肯定不能被指责为偏离了列宁主义，因为“真正的”民族利益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利益是一致的。由此便可推出，哪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掌了权（纵令处于“官僚堕落”状态），哪里的民族自决权也就实现了，群众也就必须支持其国家事务，因为理论就是这么要求的。
托洛茨基在民族压迫和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态度与以上问题的路线相仿。他的著作中有几处提到斯大林压制乌克兰以及其他民族人民的民族愿望。同时他又强调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决不能让步，乌克兰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决不许与乌克兰人构成“民族阵线”。他甚至说，乌克兰人由于分处在四个国家，已经构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这个问题与马克思眼中的19世纪的波兰问题同样棘手。但是，他却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用武装入侵的方式给其他国家带来“无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应受谴责的。在1939年至1940年，他愤怒地向沙施曼和伯纳姆解释，说苏联入侵波兰与那里的革命运动巧合，说斯大林官僚政权给予了波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股革命推动力；还说芬兰也一样，与苏联交战唤醒了革命情绪。的确，这是“一种特殊的”革命，因为它是用刺刀的尖刃来引进的，而不是源于人民内心深处，但它仍然是一种真正的革命。
托洛茨基对波兰东部和芬兰发生的事情的了解自然不是基于任何经验事实，而是基于“历史规律”：苏联国家尽管已经堕落，却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人民群众一定会支持入侵的红军。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肯定不能被指责为偏离了列宁主义，因为“真正的”民族利益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利益是一致的。由此便可推出，哪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掌了权（纵令处于“官僚堕落”状态），哪里的民族自决权也就实现了，群众也就必须支持其国家事务，因为理论就是这么要求的。
■法西斯问题上的极左主张
托洛茨基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说，以前第三国际一直反对绥靖主义，而不仅仅是社会爱国主义，一直谴责谈论裁军、仲裁、国际联盟等等，而现在它却承认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的方针。《人道报》（L’Humanité）在号召人们保卫“法国文明”时，就表明它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而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请求工人们帮助自己的政府同德国帝国主义作战。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主张当前的主要危险来自纳cui主义是愚蠢的。“在这条路上，人们很快得出结论，把对法国民主制本身的理想化与希特le德国对立起来。”（《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G.布莱特曼、B.司各特编，1971年版，第293页）
大战前一年，托洛茨基宣传，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剥削的两个可替换的工具，其他的全是欺骗。
的确，一个由帝国主义民主制国家组成的反希特le军事集团会意味着什么呢？凡尔赛锁链的新版本，甚至还要沉重、还要血腥、更令人不可忍受。……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相当清楚的表露出，法西斯主义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存在的，它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民主制”是其另一个工具。帝国主义在这二者之上产生，它根据需要安排两者的用途，有时让二者对立，有时又使二者修好。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而向法西斯主义开战同与魔鬼联盟去打魔鬼的瓜子或犄角毫无二致。[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8——1939），G.布莱特曼、B.司各特编，1971年版，第21页]
总之，不存在民主制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斗这种东西。国际条约不能说明这种假敌对，即英国可以与意大利达成协议，波兰人可以与德国人达成协议。不论争斗的双方是谁，即将来临的战争都会引起一场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历史规律。人类忍受这场战争不会超过几个月，由第四国际领导的对各国政府的反抗都会在各个方面发生。无论如何，战争会一下子扫除民主制的所有迹象，所以谈论保卫民主制的价值是很荒唐的。
巴勒斯坦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提出，法西斯主义是当时要抵制的主要威胁，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中宣扬失败主义是错误的。在给他们的答复中，托洛茨基写道：他们的态度不比社会爱国主义好多少。对于所有真正的革命者来说，主要敌人总是国内的。在另一封信中（写于1939年7月），他宣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重要的，但资本主义的死亡挣扎更为重要。法西斯主义促进新的战争，战争将极大的促进革命运动。如果发生战争，那么每个小的革命核心都能够也必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G.布莱特曼、B.司各特编，1971年版，第349页）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第四国际将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相同，但这一次资本主义的垮台是彻底的、最终的。“是的，我不怀疑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会引起世界革命，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G.布莱特曼、B.司各特编，1971年版，第232页）
战争实际来临时，托洛茨基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加强了。在第四国际的宣言中（发表于1940年6月），他宣称：“今天参加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者扮演的角色与冒失地去保卫封建政治制度时代的农民一样，封建政治制度是农民自身的枷锁。”（《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伦、G.布莱特曼编，1973年版，第190页）谈论保卫民主制而反对法西斯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产物。必须保卫的不是任何“祖国”，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然而，在战争中第一个要征服的是腐朽透顶的民主制。在其决定性的垮台中，民主制要拽上所有作为其支柱的工人组织。不会给改良主义工会留有余地。资本主义的反动会无情的捣毁它们。”（《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伦、G.布莱特曼编，1973年版，第213页）“‘但是，目前条件下的工人阶级不是必须帮助民主制政府同德国法西斯主义进行战斗吗？’各主要小资产阶级党派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对这些人来说，无产阶级永远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这一或那一作用的辅助工具。我们愤慨的拒绝这一政策。自然，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政权之间存在区别，就像一列火车不同车厢的舒适程度不同一样。但是，当整列火车冲进深渊时，腐朽的民主制与残暴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崩溃面前也就消失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胜利与希特le和墨索里尼的胜利对于人类的最终命运同样充满了威胁。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不可救药的。工人若帮助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外国法西斯主义，那只能加速本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伦、G.布莱特曼编，1973年版，第221页）
托洛茨基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说，以前第三国际一直反对绥靖主义，而不仅仅是社会爱国主义，一直谴责谈论裁军、仲裁、国际联盟等等，而现在它却承认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的方针。《人道报》（L’Humanité）在号召人们保卫“法国文明”时，就表明它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而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请求工人们帮助自己的政府同德国帝国主义作战。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主张当前的主要危险来自纳cui主义是愚蠢的。“在这条路上，人们很快得出结论，把对法国民主制本身的理想化与希特le德国对立起来。”（《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G.布莱特曼、B.司各特编，1971年版，第293页）
大战前一年，托洛茨基宣传，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剥削的两个可替换的工具，其他的全是欺骗。
的确，一个由帝国主义民主制国家组成的反希特le军事集团会意味着什么呢？凡尔赛锁链的新版本，甚至还要沉重、还要血腥、更令人不可忍受。……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相当清楚的表露出，法西斯主义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存在的，它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民主制”是其另一个工具。帝国主义在这二者之上产生，它根据需要安排两者的用途，有时让二者对立，有时又使二者修好。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而向法西斯主义开战同与魔鬼联盟去打魔鬼的瓜子或犄角毫无二致。[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8——1939），G.布莱特曼、B.司各特编，1971年版，第21页]
总之，不存在民主制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斗这种东西。国际条约不能说明这种假敌对，即英国可以与意大利达成协议，波兰人可以与德国人达成协议。不论争斗的双方是谁，即将来临的战争都会引起一场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历史规律。人类忍受这场战争不会超过几个月，由第四国际领导的对各国政府的反抗都会在各个方面发生。无论如何，战争会一下子扫除民主制的所有迹象，所以谈论保卫民主制的价值是很荒唐的。
巴勒斯坦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提出，法西斯主义是当时要抵制的主要威胁，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中宣扬失败主义是错误的。在给他们的答复中，托洛茨基写道：他们的态度不比社会爱国主义好多少。对于所有真正的革命者来说，主要敌人总是国内的。在另一封信中（写于1939年7月），他宣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重要的，但资本主义的死亡挣扎更为重要。法西斯主义促进新的战争，战争将极大的促进革命运动。如果发生战争，那么每个小的革命核心都能够也必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G.布莱特曼、B.司各特编，1971年版，第349页）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第四国际将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相同，但这一次资本主义的垮台是彻底的、最终的。“是的，我不怀疑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会引起世界革命，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G.布莱特曼、B.司各特编，1971年版，第232页）
战争实际来临时，托洛茨基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加强了。在第四国际的宣言中（发表于1940年6月），他宣称：“今天参加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者扮演的角色与冒失地去保卫封建政治制度时代的农民一样，封建政治制度是农民自身的枷锁。”（《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伦、G.布莱特曼编，1973年版，第190页）谈论保卫民主制而反对法西斯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产物。必须保卫的不是任何“祖国”，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然而，在战争中第一个要征服的是腐朽透顶的民主制。在其决定性的垮台中，民主制要拽上所有作为其支柱的工人组织。不会给改良主义工会留有余地。资本主义的反动会无情的捣毁它们。”（《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伦、G.布莱特曼编，1973年版，第213页）“‘但是，目前条件下的工人阶级不是必须帮助民主制政府同德国法西斯主义进行战斗吗？’各主要小资产阶级党派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对这些人来说，无产阶级永远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这一或那一作用的辅助工具。我们愤慨的拒绝这一政策。自然，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政权之间存在区别，就像一列火车不同车厢的舒适程度不同一样。但是，当整列火车冲进深渊时，腐朽的民主制与残暴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崩溃面前也就消失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胜利与希特le和墨索里尼的胜利对于人类的最终命运同样充满了威胁。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不可救药的。工人若帮助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外国法西斯主义，那只能加速本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伦、G.布莱特曼编，1973年版，第221页）
■靠托主义能阻挡法西斯吗
下面又是托洛茨基在希特le入侵挪威时，给挪威工人的指教：“挪威工人应该支持‘民主制’阵营反对法西斯阵营吗？……其实这是最赤裸裸的错误了……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既不支持同盟国阵营，也不支持德国阵营。自然，我们也没有丝毫的理由或正当理由支持它们两者在挪威自身内部的暂时工具中的任何一个。”（《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第172页）
所以，如果波兰、法国或挪威的工人读了托洛茨基的宣言并按此执行的话，当纳cui入侵时，他们就会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政府，因为被希特le统治还是被本国资产阶级统治没有什么两样。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谈论各阶级组成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线是荒唐的。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同样的方式宣扬过失败主义，你瞧，革命就爆发了。应当注意到，托洛茨基认为战争很可能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对付苏联的一场战争，因为前者是由阶级利益联合起来的。但是，如果苏联与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联盟而反对另一个资本主义强国，那么战争只能持续很短，因为战败的资本主义国内立即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就像1917年的俄国一样。这时，这两个敌对的强国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无产阶级的故乡。
下面又是托洛茨基在希特le入侵挪威时，给挪威工人的指教：“挪威工人应该支持‘民主制’阵营反对法西斯阵营吗？……其实这是最赤裸裸的错误了……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既不支持同盟国阵营，也不支持德国阵营。自然，我们也没有丝毫的理由或正当理由支持它们两者在挪威自身内部的暂时工具中的任何一个。”（《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第172页）
所以，如果波兰、法国或挪威的工人读了托洛茨基的宣言并按此执行的话，当纳cui入侵时，他们就会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政府，因为被希特le统治还是被本国资产阶级统治没有什么两样。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谈论各阶级组成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线是荒唐的。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同样的方式宣扬过失败主义，你瞧，革命就爆发了。应当注意到，托洛茨基认为战争很可能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对付苏联的一场战争，因为前者是由阶级利益联合起来的。但是，如果苏联与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联盟而反对另一个资本主义强国，那么战争只能持续很短，因为战败的资本主义国内立即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就像1917年的俄国一样。这时，这两个敌对的强国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无产阶级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