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主义理论与财政、货币政策 (三)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经过了以上的分析，信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其重要意义已不言而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信用永远是依托在社会再生产之上的，脱离了现实经济的信用只会形成投机，而过度的投机又发展为泡沫，对现实生产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信用危机的发生固然不需要以生产过剩的危机或其它社会再生产的不能顺利进行为前提，但信用危机一旦形成并且发生，则必然会破坏社会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再生产得不到恢复，信用危机不会真正消除。
这是我们理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键。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单纯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它们起作用的机制也与西方经济学各个派别的解释完全不同。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派别只是空洞的分析，什么变动将引起什么变动，怎样变动，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样变动，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定这样变动。
从上边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所谓充分就业是多么的荒谬。在一个经济繁荣的阶段，在一个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的社会，理论上完全可以不存在失业。凯恩斯认为充分就业时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当需求再继续增加时，国民收入已无法增加，只有引起通货膨胀。而事实上，无论资源是否充分利用，总需求与国民收入怎样增加，在经济繁荣的阶段，在信用与货币的共同作用下，一定会有通货膨胀现象。况且，资源不是一个常量，资源本身就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扩大的。当然，纯以自然资源而论，它扩张的速度是远远跟不上生产的扩张的。
在一个生产过剩的阶段，凯恩斯主义从菲利浦斯曲线的原理出发，认为失业与通胀是不可并存的，主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样，通胀固然在情理之中，可是再生产本身，生产的过剩却不能因此而改变，剩余的社会产品不会因此而消失，而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又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更是对再生产雪上加霜。于是，滞胀出现了。
这并不等于说财政政策无效。财政政策有效无效，要具体的看它是否针对了当时具体的经济形势，是否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进行，是否有利于信用危机的调整。以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政策而言，就有的有效，有的无效。像征收利息税，完全没有用处。因为这笔税是专门用于补助经济困难家庭的，所以一些人的损失就成了另一些人的收益，并不增加或者减少居民消费能力。虽然一般贫困家庭支出的倾向比较大，但是，在利率已经如此之低的前提下，这笔钱在数量上首先是有限的，其次这样刺激消费的效果不会理想，希望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始终是种浪漫的幻想。另外，如果企图以此引导人们投资，那么，一来银行和其它警容机构本身就可以进行投资活动，二来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有多少人因为利息少了几个钱就去投资市场上操作呢？像扩大财政支出大搞基础建设一类的做法，肯定有效。但是效果如何还不好说，而且有引发类似美国滞胀的危险的可能。
而且，最严重的，凯恩斯完全错误的理解了利率。庸俗经济学完全否定劳动价值论，单纯认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当凯恩斯同样用对资金的供求来解释利率，从而企图用利率的高低来调节资金的供求时，他犯了一个大错。首先，人们不是为了供求而供求，供也好求也好，第一个必须有利可图。在一个萧条的市场上，利率再低也没有必要去借贷。其次，真正决定利率高低的是社会平均利润率，利率低只能说明社会平均利润率低，利率是高了还是低了要与社会平均利润率去比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利率一降再降，却即不能刺激消费，也不能刺激投资的根本原因。
所以，凯恩斯整个围绕着利率展开的学说都是错的，有几个正确结论，也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本能使然。
货币主义者天才的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尽管同样不了解决定利率的根本原因，却意识到了货币政策无法限定利息率，利率会把人引入歧途。货币政策不应该是一项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而应该是作为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失调的根源的政策。这样，要根据经济增长，按一定比率增加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主义者也仅仅走到这里，随后就发了昏的认定实际因素对总需求的影响不大，通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发行的过多。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通胀的原因有很多，影响需求的根本原因也不是货币发行的过多。依照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总需求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决定的，如果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多而导致通胀，这根本与需求无关，完全是由于货币的供给过多而导致的货币贬值。况且，在当代社会，通胀也不单纯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更主要的一种信用现象。有一部分顽固的货币主义者反对把一些金融创新引入货币需求函数中，而宁可忍受由此带来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巨大偏差。这是一种典型的固步自封，站在真理的面前墨守成规，对事物的本质视而不见。货币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孤立的看待货币与信用现象，似乎可以脱离现实生产抽象的谈论货币与信用，而他们又要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和解决现实生产。
关于需求的问题，似乎值得讨论得详细一点。一般的说，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需求取决于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再具体一些，与这个阶段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等密切相关。但是，与货币发放量肯定无关。乍一看，似乎货币持有量增加，需求就会增加。但是，社会产品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在各个阶级、阶层、群体之间的分配，整个社会并不因此而增加供给或者支付使用价值的能力。这种货币的增加，如果在本来货币供给已经合适的前提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是一种虚假的幻象，是一种欺骗，似乎货币有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而事实上，一个社会的需求能力，首先取决于这个社会有多少产品可供使用，其次取决于这些产品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如何分配。再次，取决于经济是活跃还是萧条。最根本的，是社会产品总量，但在某一个具体阶段，最重要的，社会产品如何分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际贸易的流向。
对照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是如何分道扬镳的，并且为何得出那么多相互矛盾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方向上继续前进，所以在财政政策理论上贡献颇大；货币主义在信用理论上有所收益，对货币政策认识的深刻。但是它们在现实生产和信用的衔接上都做得不够，而且理论基础就不正确，所以总是出现问题：无论做多少个图表，画多少个坐标，用什么样的曲线，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97年后的经济困难实质上是初步的危机。这表现在生产的呆滞，失业率的上升，消费不旺，投资乏力，一句话，经济萧条。这场危机的关键在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就其实质而言，是场生产过剩的危机。随着经济的萧条，信用也在紧缩，所以尽管采取了多种手段而仍不能使货币流通量增加，因为这是经济自身的调整，谁也改变不了。指望单单靠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与投资，如前所述，纯粹是一相情愿的幻想。并且，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来并没有真正解决我国产业失衡的问题，二来在过剩产品消费或销毁之前，很难彻底启动经济。而且，非常不幸的，我国的过剩产品，大多是没有太多消费潜力的产品或者是劣质产品。如果仅仅推动了个别产业的发展，那么对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太多的好处。纺织业改造成功了，而钢铁呢？农业呢？造船呢？汽车呢？如此等等。总之，只有改善社会再生产状况的财政政策才有用；只有扩大信用而不是单单发放货币的货币政策才有用。因为社会再生产得不到调整，整个经济不能好转；是信用而不是货币支持、作用于现实生产（货币现象说穿了也是一种信用现象），信用才能够推动社会再生产。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都是在基本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基础上起作用的，不是几条曲线一画，就有了效果。而且我国人民还幸运的没有被彻底资本化，对利率不那么敏感。
我国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其实早就存在了。由于出口一直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出口推动型经济。一方面产品可以大量出口，一方面社会再生产得到了平衡。所以，很久以来并没有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质上是牺牲了国内的需求去满足国外。90年代后国有经济持续的衰落，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打下了基础。长期以来的不良债务，又使得信用水平低下，信用能力不强。随着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终于引发了积蓄已久的种种矛盾的激化。也就是说，我国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很久以来一直存在着，只是由于97年后出口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破坏才暴露出来而已。而一旦暴露，就引起了连锁反应，终使经济内部矛盾激化并且爆发（与国内改革密切相关），终于不是简单的扩大什么就可以解决的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是一味的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便又回到了老路上去，结果即是85年至97年历史的重演。
要真正解决我国的经济危机，必须采取如下几个办法。其一，调整产业结构。官方说法是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可事实上，许多产品是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均不平衡或者市场上根本供不应求的。比如房地产业，我国有多少人尚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啊。比如交通业，我国根本不适合美国式的道路，根本不应该鼓励个人购车，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一个大量私车的社会。相反，应该大力加强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向北欧学习。比如一般服务业，我国人民享受的服务无论从品种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十分有限。比如咨询业，我国目前的信息不畅，早就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瓶颈。比如钢铁业，大量的劣质钢材，如此等等。其二，发展公有制经济。我已经指出，如果不想认真的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唯一可以避免危机的办法就是积极、主动的在各个可能的行业中发展公有制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成分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同于简单的股份制），成为法人，有自主权，国家不应干涉其经营业务，这样，公有制经济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一方面可以为国家积蓄收入，一方面可以满足人民各种需求。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国家可以依靠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加强国家计划，调整和引导社会再生产，力图避免或减少危机的破坏。其三，要扩大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要在法律上加强对信用行为的规范，在实践上引导信用的良性发展，扩大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的作用，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业务。这样，信用才能够真正成为经济的基础，我国经济才能够成熟起来。其四，必须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考虑减免几年对农民的税收、征粮等等。增加农民的收入渠道，加强农业产品的商品化，让农民加入到社会经济运作中来，开发这个真正广大的市场，让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娱乐上和其它各方面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其五，开发西部，而且是真正的开发，新起点、高水平的开发，不是东部落后产业的简单向西部转移。
这其中，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一个关键。公有制经济搞好了，社会主义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其它经济成分，你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也好，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好，它们只有在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带动下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否则，它们根本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我们必须明白，这是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能否保持稳定和国际地位的前提。
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探讨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分析，到此结束。
经过了以上的分析，信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其重要意义已不言而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信用永远是依托在社会再生产之上的，脱离了现实经济的信用只会形成投机，而过度的投机又发展为泡沫，对现实生产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信用危机的发生固然不需要以生产过剩的危机或其它社会再生产的不能顺利进行为前提，但信用危机一旦形成并且发生，则必然会破坏社会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再生产得不到恢复，信用危机不会真正消除。
这是我们理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键。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单纯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它们起作用的机制也与西方经济学各个派别的解释完全不同。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派别只是空洞的分析，什么变动将引起什么变动，怎样变动，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样变动，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定这样变动。
从上边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所谓充分就业是多么的荒谬。在一个经济繁荣的阶段，在一个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的社会，理论上完全可以不存在失业。凯恩斯认为充分就业时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当需求再继续增加时，国民收入已无法增加，只有引起通货膨胀。而事实上，无论资源是否充分利用，总需求与国民收入怎样增加，在经济繁荣的阶段，在信用与货币的共同作用下，一定会有通货膨胀现象。况且，资源不是一个常量，资源本身就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扩大的。当然，纯以自然资源而论，它扩张的速度是远远跟不上生产的扩张的。
在一个生产过剩的阶段，凯恩斯主义从菲利浦斯曲线的原理出发，认为失业与通胀是不可并存的，主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样，通胀固然在情理之中，可是再生产本身，生产的过剩却不能因此而改变，剩余的社会产品不会因此而消失，而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又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更是对再生产雪上加霜。于是，滞胀出现了。
这并不等于说财政政策无效。财政政策有效无效，要具体的看它是否针对了当时具体的经济形势，是否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进行，是否有利于信用危机的调整。以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政策而言，就有的有效，有的无效。像征收利息税，完全没有用处。因为这笔税是专门用于补助经济困难家庭的，所以一些人的损失就成了另一些人的收益，并不增加或者减少居民消费能力。虽然一般贫困家庭支出的倾向比较大，但是，在利率已经如此之低的前提下，这笔钱在数量上首先是有限的，其次这样刺激消费的效果不会理想，希望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始终是种浪漫的幻想。另外，如果企图以此引导人们投资，那么，一来银行和其它警容机构本身就可以进行投资活动，二来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有多少人因为利息少了几个钱就去投资市场上操作呢？像扩大财政支出大搞基础建设一类的做法，肯定有效。但是效果如何还不好说，而且有引发类似美国滞胀的危险的可能。
而且，最严重的，凯恩斯完全错误的理解了利率。庸俗经济学完全否定劳动价值论，单纯认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当凯恩斯同样用对资金的供求来解释利率，从而企图用利率的高低来调节资金的供求时，他犯了一个大错。首先，人们不是为了供求而供求，供也好求也好，第一个必须有利可图。在一个萧条的市场上，利率再低也没有必要去借贷。其次，真正决定利率高低的是社会平均利润率，利率低只能说明社会平均利润率低，利率是高了还是低了要与社会平均利润率去比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利率一降再降，却即不能刺激消费，也不能刺激投资的根本原因。
所以，凯恩斯整个围绕着利率展开的学说都是错的，有几个正确结论，也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本能使然。
货币主义者天才的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尽管同样不了解决定利率的根本原因，却意识到了货币政策无法限定利息率，利率会把人引入歧途。货币政策不应该是一项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而应该是作为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失调的根源的政策。这样，要根据经济增长，按一定比率增加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主义者也仅仅走到这里，随后就发了昏的认定实际因素对总需求的影响不大，通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发行的过多。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通胀的原因有很多，影响需求的根本原因也不是货币发行的过多。依照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总需求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决定的，如果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多而导致通胀，这根本与需求无关，完全是由于货币的供给过多而导致的货币贬值。况且，在当代社会，通胀也不单纯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更主要的一种信用现象。有一部分顽固的货币主义者反对把一些金融创新引入货币需求函数中，而宁可忍受由此带来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巨大偏差。这是一种典型的固步自封，站在真理的面前墨守成规，对事物的本质视而不见。货币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孤立的看待货币与信用现象，似乎可以脱离现实生产抽象的谈论货币与信用，而他们又要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和解决现实生产。
关于需求的问题，似乎值得讨论得详细一点。一般的说，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需求取决于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再具体一些，与这个阶段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等密切相关。但是，与货币发放量肯定无关。乍一看，似乎货币持有量增加，需求就会增加。但是，社会产品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在各个阶级、阶层、群体之间的分配，整个社会并不因此而增加供给或者支付使用价值的能力。这种货币的增加，如果在本来货币供给已经合适的前提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是一种虚假的幻象，是一种欺骗，似乎货币有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而事实上，一个社会的需求能力，首先取决于这个社会有多少产品可供使用，其次取决于这些产品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如何分配。再次，取决于经济是活跃还是萧条。最根本的，是社会产品总量，但在某一个具体阶段，最重要的，社会产品如何分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际贸易的流向。
对照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是如何分道扬镳的，并且为何得出那么多相互矛盾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方向上继续前进，所以在财政政策理论上贡献颇大；货币主义在信用理论上有所收益，对货币政策认识的深刻。但是它们在现实生产和信用的衔接上都做得不够，而且理论基础就不正确，所以总是出现问题：无论做多少个图表，画多少个坐标，用什么样的曲线，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97年后的经济困难实质上是初步的危机。这表现在生产的呆滞，失业率的上升，消费不旺，投资乏力，一句话，经济萧条。这场危机的关键在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就其实质而言，是场生产过剩的危机。随着经济的萧条，信用也在紧缩，所以尽管采取了多种手段而仍不能使货币流通量增加，因为这是经济自身的调整，谁也改变不了。指望单单靠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与投资，如前所述，纯粹是一相情愿的幻想。并且，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来并没有真正解决我国产业失衡的问题，二来在过剩产品消费或销毁之前，很难彻底启动经济。而且，非常不幸的，我国的过剩产品，大多是没有太多消费潜力的产品或者是劣质产品。如果仅仅推动了个别产业的发展，那么对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太多的好处。纺织业改造成功了，而钢铁呢？农业呢？造船呢？汽车呢？如此等等。总之，只有改善社会再生产状况的财政政策才有用；只有扩大信用而不是单单发放货币的货币政策才有用。因为社会再生产得不到调整，整个经济不能好转；是信用而不是货币支持、作用于现实生产（货币现象说穿了也是一种信用现象），信用才能够推动社会再生产。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都是在基本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基础上起作用的，不是几条曲线一画，就有了效果。而且我国人民还幸运的没有被彻底资本化，对利率不那么敏感。
我国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其实早就存在了。由于出口一直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出口推动型经济。一方面产品可以大量出口，一方面社会再生产得到了平衡。所以，很久以来并没有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质上是牺牲了国内的需求去满足国外。90年代后国有经济持续的衰落，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打下了基础。长期以来的不良债务，又使得信用水平低下，信用能力不强。随着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终于引发了积蓄已久的种种矛盾的激化。也就是说，我国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很久以来一直存在着，只是由于97年后出口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破坏才暴露出来而已。而一旦暴露，就引起了连锁反应，终使经济内部矛盾激化并且爆发（与国内改革密切相关），终于不是简单的扩大什么就可以解决的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是一味的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便又回到了老路上去，结果即是85年至97年历史的重演。
要真正解决我国的经济危机，必须采取如下几个办法。其一，调整产业结构。官方说法是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可事实上，许多产品是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均不平衡或者市场上根本供不应求的。比如房地产业，我国有多少人尚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啊。比如交通业，我国根本不适合美国式的道路，根本不应该鼓励个人购车，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一个大量私车的社会。相反，应该大力加强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向北欧学习。比如一般服务业，我国人民享受的服务无论从品种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十分有限。比如咨询业，我国目前的信息不畅，早就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瓶颈。比如钢铁业，大量的劣质钢材，如此等等。其二，发展公有制经济。我已经指出，如果不想认真的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唯一可以避免危机的办法就是积极、主动的在各个可能的行业中发展公有制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成分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同于简单的股份制），成为法人，有自主权，国家不应干涉其经营业务，这样，公有制经济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一方面可以为国家积蓄收入，一方面可以满足人民各种需求。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国家可以依靠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加强国家计划，调整和引导社会再生产，力图避免或减少危机的破坏。其三，要扩大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要在法律上加强对信用行为的规范，在实践上引导信用的良性发展，扩大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的作用，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业务。这样，信用才能够真正成为经济的基础，我国经济才能够成熟起来。其四，必须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考虑减免几年对农民的税收、征粮等等。增加农民的收入渠道，加强农业产品的商品化，让农民加入到社会经济运作中来，开发这个真正广大的市场，让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娱乐上和其它各方面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其五，开发西部，而且是真正的开发，新起点、高水平的开发，不是东部落后产业的简单向西部转移。
这其中，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一个关键。公有制经济搞好了，社会主义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其它经济成分，你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也好，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好，它们只有在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带动下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否则，它们根本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我们必须明白，这是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能否保持稳定和国际地位的前提。
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探讨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分析，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