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痛！深度解析《红楼梦》“褒女贬男”思想
作者：慧读古典
《红楼梦》中“男浊女清”的男女观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从而歧解叠出，令人一头雾水。然而，如果把《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定位明末清初，作者为明遗民，吹散作者故意设置的迷雾，其深意就令人振聋发聩。
书中是这样写的。子兴冷笑道： “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第2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宝玉这句话的中心意思都是“褒女贬男”，和古代主流社会里的“男尊女卑”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于是，有的红学家说这是作者思想进步的表现。因为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女子处于从属地位，在家族中是没什么地位的，重男轻女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作者大胆提出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笔者认为，不管是重男轻女，还是重女轻男，这样的社会观念都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还是从历史上寻求问题的答案吧。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虽然“男尊女卑”的思潮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重女轻男”的思潮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这样的思潮不止出现过一次。比如唐代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这样写道：“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为什么白居易会这样写呢？这是因为杨家出了一个杨玉环，成为皇帝的贵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她的远房亲戚杨国忠这样的废柴都做了宰相，自己的亲姐妹都被封为国夫人，一时间杨家权势薰天，显赫非常。这也让许多家庭眼红，指望能出一个杨玉环式的人物，让整个家族兴旺。我们能说这样的“重女轻男”是思想进步吗？
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兵车行》里他这样写道：“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 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这里的“重女轻男”显然也不是正常社会的反映，而是因为战乱发出的无奈声音。如果生男儿的话就会去服兵役，极有可能战死沙场；而生了女儿，还可以嫁给邻居，虽然可能会守寡，但好歹还能活着。这是多少父母内心里的一种无奈和绝望？
在宋代也出现过“重女轻男”的思想观。北宋承平时期，京城开封有这样一种生育风俗，据洪巽《暘谷漫录》记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南宋，据宋理宗时期的文人陈郁《藏一话腴》记载，首都杭州“风俗尚侈，细民有女则喜，生男则不举”（不举即是丢弃的意思）。
由此可见，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在京城生活的老百姓都偏爱生女儿，女儿一生下来就被当成掌上明珠，要是生了儿子反而会很不开心，有些狠心的爹娘甚至会把男婴丢掉。宋朝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习俗呢？这显然也不是正常社会的情况，而是跟当时的娱乐业有关。
宋朝娱乐业非常发达，达官显贵和富商大贾家里往往养着私人娱乐班子，包括唱曲的歌伎、跳舞的舞伎、演剧的优伶、说书的先生。北宋时期著名宰相晏殊的家中就曾养有许多歌伎，而其子晏几道更是和这些女孩子打得火热，为她们作了许多诗词。晏几道的词作多局限于花前月下的相思缠绵，格调不甚高。在《小三词自序》中，晏几道自己也承认，“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此处的“莲、鸿、苹、云”，指的是沈、陈两家的四名歌女。《小山词》以大量篇幅讲述了自己与四名歌女之间的缠绵悱恻、风花雪月，好几首词作还被后人津津乐道，推为婉约词经典。
苏轼有一好朋友叫陈季常（就是那个怕老婆而有“河东狮吼”典故的受气包），他既是官二代（其父亲陈希亮做过凤翔知府，是苏东坡的顶头上司），又是大商人（常年贩运丝绸和药材），家里非常有钱，晚年在湖北黄州定居，光歌伎就养了三十名。
元兵攻宋以前，文天祥家里也养着一整套娱乐班子，《宋史》上说他“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还真是一个非常懂得享受的人，吃饭的时候有丫鬟侍候，喝酒的时候有歌伎助兴。
而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代表辛弃疾就更不用说了，他连任高官，俸禄优厚，在江西铅山盖别墅，小妾养了六个，歌伎养了十一个，舞伎养了三十六个。小妾、歌伎、舞伎都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女生。光辛弃疾一个人就需要雇佣几十个多才多艺的女生，说明宋朝经济繁荣，高官享受着十分优厚的薪水。整个社会有那么多高官，那么多阔佬，女生需求量自然十分惊人。
社会有了需求，自然会出现供应。中下层平民生了女儿，倘若姿色稍微好看一些，就送她去学歌舞，以便长大了去富人家里挣钱，也顺便给自己的家中补贴。如果生了儿子，那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养育儿子的成本要远高于女儿，而且将来赚到的钱也不见得就比女儿多，为家庭作出的贡献不见得比女儿大。权宜之下，自然中下层平民要“重女轻男”了。这不是什么思想进步，而是出于精致的利己主义。
如此看来，这些“重女轻男”思想的出现，并不是思想进步的标志，只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反而从另一个方面映衬出整个社会依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不管是因为女儿成为贵妃、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要服务于达官贵人，本质上还都是要为男权服务。
笔者认为，真正进步的思想，应该是像明代中后期的著名思想家李贽所提倡的“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因为男人和女人，有的只是性别上的不同以及因此造成的社会差异，在人格上应该是完完全全平等的，单纯褒扬一方而贬低另一方都是偏颇的，而“重女轻男”观念的出现一定是极端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那么《红楼梦》中是不是也这样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我们“吴氏红学”认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书中有“褒女贬男”的思想观念一点也不奇怪。
在清军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杀人如麻，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清廷推行剃发易服恶政，民众奋起反抗。反抗的主体当然是男子，而女子处于从属地位。
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只有一百三十六人。这一百三十六人中，还包括吴梅村、钱谦益这样不想为清廷效力而被迫无奈入仕的士大夫。但是，死于抗清的忠臣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遗民杜撰的，而是在乾隆朝《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中华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临危不惧，挺身赴难，不屈不挠，杀身成仁。这些人中间有史可法、阎应元、李定国、陈子龙、夏完淳、左懋第、张苍水、何腾蛟……每一个光辉灿烂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对于这些中华好男儿，我们能说他们是“浊**人”的吗？
那些反抗清廷的中华英烈们殉国后，在存活下来的人中，有一些苟且偷生之辈。这些人目睹英烈们的顽强抗争和视死如归，心中也很钦佩，然而他们当初却不敢和英烈们一起与清军作殊死搏斗，而是选择了苟且偷生，内心十分不甘地做了清廷的顺民。他们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们做了异族的奴隶，心里能没有丝毫的波澜吗？而女子因为属于从属地位，没有这样的思想包袱。两相比较，那些苟且偷生的男子难道不是“浊**人”吗？在作者眼里，女子自然也就是“清爽”的了。
这样看来，《红楼梦》中的“褒女贬男”的思想观念并不是红学家们所说的历史的进步，而是那段血腥历史的写照，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红楼梦》作者“女清男浊”观念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当时士大夫们普遍“失节”心态的批判。
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邓汉仪在途经武汉桃花庙时，面对数千年前葬于此的息夫人，不由得感慨万千，写了一首《题息夫人庙》的名篇。“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其中这两句诗脍炙人口。
息夫人，姓妫，春秋时期著名的美女之一。她出生于陈国宛丘（今河南周口淮阳），是陈庄公之女，因嫁给息国国君，故称息妫。息妫归宁探亲时（一说出嫁时），借道蔡国，却被姐夫蔡侯纠缠戏弄。息侯闻知后与楚国设计报仇。楚文王借机俘获蔡侯，又知息夫人美貌，亲征息国欲霸息夫人。危难时刻，息夫人甘以一己之身换息国百姓免遭涂炭，嫁入楚国，成了楚王夫人。
息夫人进入楚宫三年，为楚文王生下两个儿子。然而，息夫人却从未主动说过话。在再三追问之下，息夫人回答说：“我一个女人，侍奉过两任丈夫，即使侥幸，又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息夫人身为一个女子，嫁了两次，虽是迫不得已，但按古代礼法已属失节。然而，她又不能一死了之，否则之前所有的牺牲就全白费了。在这种失节的煎熬之中，她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邓汉仪作为生活在明、清两代夹缝中的文人，最为悲哀的事情莫过于苦守了大半辈子的民族节操一朝丧失。在清康熙十八年，他六十二岁时参试博学鸿词，加授内阁中书舍人，身被污点。在途经息夫人庙时，他联想到息夫人的处境和自己惊人的相似，不由得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
因“失节”而内疚忏悔的士大夫们在清初有很多，钱谦益是最著名的代表。
钱谦益在明末和弘光朝号称“清流”，他身为东林党领袖，在弘光朝廷中任礼部尚书。清军兵临城下，钱谦益献城投降。当时其爱妾柳如是曾劝他自杀殉国，激奋之下，他步入湖中要自沉。岂料，水刚刚沾湿鞋袜，他就掉转头往岸上走，边走边絮叨：“湖水太冷，不好死，等等再说……”而柳如是果断投水，后被救起。
柳如是名列秦淮八艳之一，她十六岁时喜欢上了松江举人当时已经是复社领袖的陈子龙，两人情投意合，过了一段男欢女爱的甜蜜生活。在此期间，陈子龙曾作过一首《春日早起》诗：“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 身在桃花万树中。”诗里充满了温馨、甜蜜和浪漫。但很快就因为陈子龙家庭的原因，两人缘尽分手。陈子龙后来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并于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被俘，不屈而投水自尽。不得已，柳如是主动找到了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钱谦益，甘愿做妾。钱谦益以正妻的礼节将她娶进门。
一介女流尚知亡国恨，钱谦益作为一代名流、朝廷重臣，却贪生怕死，很令人不齿。柳如是对他也很无奈，劝他退出官场，永不仕清。在写给钱谦益的信中，柳如是这样写道：“不意河山变迁，家国多难。相公勤劳国家，日不暇给。奔走北上，跋涉风霜。从此分手，独抱灯昏。妾以为相公富贵已足，功业已高，正好偕隐林泉，以娱晚景。江南春好，柳丝牵舫，湖镜开颜。相公徜徉于此间，亦得乐趣。妾虽不足比文君、红拂之才之美，藉得追陪杖履，学朝云之侍东坡，了此一生，愿斯足矣。”
柳如是劝钱谦益退隐山林，而她愿意学朝云（苏轼爱妾）伴随苏轼那样，永远伴随在他的身边。然而，钱谦益再一次让柳如是失望，他选择了投靠清廷，入朝为官。不仅如此，他还亲笔操刀，发檄四方，谕命降顺。
自从柳如是嫁给钱谦益后，她勤俭持家，为钱谦益打理一切。她本指望钱谦益能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保持民族气节，哪怕是以死殉节，她也会追随而去。然而，钱谦益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她失望。
柳如是悲痛万分，她不愿面对大明故国灭亡的事实，又不得不接受丈夫妥协的态度。为了宣泄对钱谦益降清的不满，柳如是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她和江南的一位郑姓公子私通。钱家大公子知道后，将郑姓公子杖责至死。据时人笔记记载：“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荷闸丛谈》）
钱谦益得知此事后十分惭愧，他狠狠地训斥大儿子说：“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从这番话可以看出，钱谦益对自己降清的行为是十分惭愧的。
钱谦益终究和开关叩盗的吴三桂之流不同，他还是想追回做人的底线。在柳如是的劝说下，他在京城仅半年就称病回家了，秘密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洪流之中。
顺治三年冬，好友黄毓祺反清起事，急需钱粮，希望他能慷慨解囊。钱谦益二话没说，马上照办。不料事情败露，钱谦益被捕入狱，经柳如是等人营救方才幸免于难。出狱后，他仍旧冒着生命危险继续秘密抗清。从永历四年（顺治七年）起，他多次冒险赶赴金华，策反总兵马进宝。此间，他多次入狱，但始终不改其志，与姚志卓等人联络东南、西南抗清势力，策划了长江之役。在反清行动之外，钱谦益还用自己的笔鞭挞清朝统治者，咒骂其为“奴”、“虏”、“**”等等，大力颂扬抗清志士的英勇事迹，与之前那个贪生怕死的钱谦益判若两人。
钱谦益前后反差如此之大，追根究底是他的民族情怀尚未泯灭。清廷的嗜杀本性和无数华夏志士的宁死不降，再加上别人对他不断的羞辱和嘲笑，使钱谦益内心所剩不多的良心觉悟了。因此，晚年的他明知有性命之忧，依然奋力抗争，算是多少抚慰了自己的良心。
钱谦益晚年散尽家财，不顾老病之躯投入反清大业中去，是因为他心里有着强烈的“失节”之叹，竭力想弥补自己的过失。我们不能因为之前他有过大的过失，就否定他暮年的义举。他的反清活动是出于真心，绝非沽名钓誉。人性之复杂，在钱谦益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同样，“失节”的情绪也在《红楼梦》创作集团中尽显无疑，“畸笏叟”的笔名即是明证。由于他们也抱有同样的“失节”心态，身为士大夫却选择了苟且偷生，甚至做了清朝官员，他们的内心是痛苦的，他们会痛责自己的“浊臭不堪”，而认为那些女子“清爽”。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他们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而作！
笔者认为《红楼梦》中“褒女贬男”思想观念的形成，还应该和“剃发易服”有关。
《红楼梦》中“男浊女清”的男女观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从而歧解叠出，令人一头雾水。然而，如果把《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定位明末清初，作者为明遗民，吹散作者故意设置的迷雾，其深意就令人振聋发聩。
书中是这样写的。子兴冷笑道： “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第2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宝玉这句话的中心意思都是“褒女贬男”，和古代主流社会里的“男尊女卑”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于是，有的红学家说这是作者思想进步的表现。因为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女子处于从属地位，在家族中是没什么地位的，重男轻女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作者大胆提出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笔者认为，不管是重男轻女，还是重女轻男，这样的社会观念都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还是从历史上寻求问题的答案吧。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虽然“男尊女卑”的思潮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重女轻男”的思潮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这样的思潮不止出现过一次。比如唐代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这样写道：“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为什么白居易会这样写呢？这是因为杨家出了一个杨玉环，成为皇帝的贵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她的远房亲戚杨国忠这样的废柴都做了宰相，自己的亲姐妹都被封为国夫人，一时间杨家权势薰天，显赫非常。这也让许多家庭眼红，指望能出一个杨玉环式的人物，让整个家族兴旺。我们能说这样的“重女轻男”是思想进步吗？
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兵车行》里他这样写道：“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 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这里的“重女轻男”显然也不是正常社会的反映，而是因为战乱发出的无奈声音。如果生男儿的话就会去服兵役，极有可能战死沙场；而生了女儿，还可以嫁给邻居，虽然可能会守寡，但好歹还能活着。这是多少父母内心里的一种无奈和绝望？
在宋代也出现过“重女轻男”的思想观。北宋承平时期，京城开封有这样一种生育风俗，据洪巽《暘谷漫录》记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南宋，据宋理宗时期的文人陈郁《藏一话腴》记载，首都杭州“风俗尚侈，细民有女则喜，生男则不举”（不举即是丢弃的意思）。
由此可见，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在京城生活的老百姓都偏爱生女儿，女儿一生下来就被当成掌上明珠，要是生了儿子反而会很不开心，有些狠心的爹娘甚至会把男婴丢掉。宋朝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习俗呢？这显然也不是正常社会的情况，而是跟当时的娱乐业有关。
宋朝娱乐业非常发达，达官显贵和富商大贾家里往往养着私人娱乐班子，包括唱曲的歌伎、跳舞的舞伎、演剧的优伶、说书的先生。北宋时期著名宰相晏殊的家中就曾养有许多歌伎，而其子晏几道更是和这些女孩子打得火热，为她们作了许多诗词。晏几道的词作多局限于花前月下的相思缠绵，格调不甚高。在《小三词自序》中，晏几道自己也承认，“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此处的“莲、鸿、苹、云”，指的是沈、陈两家的四名歌女。《小山词》以大量篇幅讲述了自己与四名歌女之间的缠绵悱恻、风花雪月，好几首词作还被后人津津乐道，推为婉约词经典。
苏轼有一好朋友叫陈季常（就是那个怕老婆而有“河东狮吼”典故的受气包），他既是官二代（其父亲陈希亮做过凤翔知府，是苏东坡的顶头上司），又是大商人（常年贩运丝绸和药材），家里非常有钱，晚年在湖北黄州定居，光歌伎就养了三十名。
元兵攻宋以前，文天祥家里也养着一整套娱乐班子，《宋史》上说他“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还真是一个非常懂得享受的人，吃饭的时候有丫鬟侍候，喝酒的时候有歌伎助兴。
而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代表辛弃疾就更不用说了，他连任高官，俸禄优厚，在江西铅山盖别墅，小妾养了六个，歌伎养了十一个，舞伎养了三十六个。小妾、歌伎、舞伎都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女生。光辛弃疾一个人就需要雇佣几十个多才多艺的女生，说明宋朝经济繁荣，高官享受着十分优厚的薪水。整个社会有那么多高官，那么多阔佬，女生需求量自然十分惊人。
社会有了需求，自然会出现供应。中下层平民生了女儿，倘若姿色稍微好看一些，就送她去学歌舞，以便长大了去富人家里挣钱，也顺便给自己的家中补贴。如果生了儿子，那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养育儿子的成本要远高于女儿，而且将来赚到的钱也不见得就比女儿多，为家庭作出的贡献不见得比女儿大。权宜之下，自然中下层平民要“重女轻男”了。这不是什么思想进步，而是出于精致的利己主义。
如此看来，这些“重女轻男”思想的出现，并不是思想进步的标志，只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反而从另一个方面映衬出整个社会依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不管是因为女儿成为贵妃、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要服务于达官贵人，本质上还都是要为男权服务。
笔者认为，真正进步的思想，应该是像明代中后期的著名思想家李贽所提倡的“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因为男人和女人，有的只是性别上的不同以及因此造成的社会差异，在人格上应该是完完全全平等的，单纯褒扬一方而贬低另一方都是偏颇的，而“重女轻男”观念的出现一定是极端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那么《红楼梦》中是不是也这样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我们“吴氏红学”认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书中有“褒女贬男”的思想观念一点也不奇怪。
在清军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杀人如麻，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清廷推行剃发易服恶政，民众奋起反抗。反抗的主体当然是男子，而女子处于从属地位。
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只有一百三十六人。这一百三十六人中，还包括吴梅村、钱谦益这样不想为清廷效力而被迫无奈入仕的士大夫。但是，死于抗清的忠臣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遗民杜撰的，而是在乾隆朝《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中华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临危不惧，挺身赴难，不屈不挠，杀身成仁。这些人中间有史可法、阎应元、李定国、陈子龙、夏完淳、左懋第、张苍水、何腾蛟……每一个光辉灿烂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对于这些中华好男儿，我们能说他们是“浊**人”的吗？
那些反抗清廷的中华英烈们殉国后，在存活下来的人中，有一些苟且偷生之辈。这些人目睹英烈们的顽强抗争和视死如归，心中也很钦佩，然而他们当初却不敢和英烈们一起与清军作殊死搏斗，而是选择了苟且偷生，内心十分不甘地做了清廷的顺民。他们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们做了异族的奴隶，心里能没有丝毫的波澜吗？而女子因为属于从属地位，没有这样的思想包袱。两相比较，那些苟且偷生的男子难道不是“浊**人”吗？在作者眼里，女子自然也就是“清爽”的了。
这样看来，《红楼梦》中的“褒女贬男”的思想观念并不是红学家们所说的历史的进步，而是那段血腥历史的写照，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红楼梦》作者“女清男浊”观念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当时士大夫们普遍“失节”心态的批判。
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邓汉仪在途经武汉桃花庙时，面对数千年前葬于此的息夫人，不由得感慨万千，写了一首《题息夫人庙》的名篇。“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其中这两句诗脍炙人口。
息夫人，姓妫，春秋时期著名的美女之一。她出生于陈国宛丘（今河南周口淮阳），是陈庄公之女，因嫁给息国国君，故称息妫。息妫归宁探亲时（一说出嫁时），借道蔡国，却被姐夫蔡侯纠缠戏弄。息侯闻知后与楚国设计报仇。楚文王借机俘获蔡侯，又知息夫人美貌，亲征息国欲霸息夫人。危难时刻，息夫人甘以一己之身换息国百姓免遭涂炭，嫁入楚国，成了楚王夫人。
息夫人进入楚宫三年，为楚文王生下两个儿子。然而，息夫人却从未主动说过话。在再三追问之下，息夫人回答说：“我一个女人，侍奉过两任丈夫，即使侥幸，又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息夫人身为一个女子，嫁了两次，虽是迫不得已，但按古代礼法已属失节。然而，她又不能一死了之，否则之前所有的牺牲就全白费了。在这种失节的煎熬之中，她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邓汉仪作为生活在明、清两代夹缝中的文人，最为悲哀的事情莫过于苦守了大半辈子的民族节操一朝丧失。在清康熙十八年，他六十二岁时参试博学鸿词，加授内阁中书舍人，身被污点。在途经息夫人庙时，他联想到息夫人的处境和自己惊人的相似，不由得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
因“失节”而内疚忏悔的士大夫们在清初有很多，钱谦益是最著名的代表。
钱谦益在明末和弘光朝号称“清流”，他身为东林党领袖，在弘光朝廷中任礼部尚书。清军兵临城下，钱谦益献城投降。当时其爱妾柳如是曾劝他自杀殉国，激奋之下，他步入湖中要自沉。岂料，水刚刚沾湿鞋袜，他就掉转头往岸上走，边走边絮叨：“湖水太冷，不好死，等等再说……”而柳如是果断投水，后被救起。
柳如是名列秦淮八艳之一，她十六岁时喜欢上了松江举人当时已经是复社领袖的陈子龙，两人情投意合，过了一段男欢女爱的甜蜜生活。在此期间，陈子龙曾作过一首《春日早起》诗：“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 身在桃花万树中。”诗里充满了温馨、甜蜜和浪漫。但很快就因为陈子龙家庭的原因，两人缘尽分手。陈子龙后来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并于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被俘，不屈而投水自尽。不得已，柳如是主动找到了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钱谦益，甘愿做妾。钱谦益以正妻的礼节将她娶进门。
一介女流尚知亡国恨，钱谦益作为一代名流、朝廷重臣，却贪生怕死，很令人不齿。柳如是对他也很无奈，劝他退出官场，永不仕清。在写给钱谦益的信中，柳如是这样写道：“不意河山变迁，家国多难。相公勤劳国家，日不暇给。奔走北上，跋涉风霜。从此分手，独抱灯昏。妾以为相公富贵已足，功业已高，正好偕隐林泉，以娱晚景。江南春好，柳丝牵舫，湖镜开颜。相公徜徉于此间，亦得乐趣。妾虽不足比文君、红拂之才之美，藉得追陪杖履，学朝云之侍东坡，了此一生，愿斯足矣。”
柳如是劝钱谦益退隐山林，而她愿意学朝云（苏轼爱妾）伴随苏轼那样，永远伴随在他的身边。然而，钱谦益再一次让柳如是失望，他选择了投靠清廷，入朝为官。不仅如此，他还亲笔操刀，发檄四方，谕命降顺。
自从柳如是嫁给钱谦益后，她勤俭持家，为钱谦益打理一切。她本指望钱谦益能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保持民族气节，哪怕是以死殉节，她也会追随而去。然而，钱谦益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她失望。
柳如是悲痛万分，她不愿面对大明故国灭亡的事实，又不得不接受丈夫妥协的态度。为了宣泄对钱谦益降清的不满，柳如是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她和江南的一位郑姓公子私通。钱家大公子知道后，将郑姓公子杖责至死。据时人笔记记载：“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荷闸丛谈》）
钱谦益得知此事后十分惭愧，他狠狠地训斥大儿子说：“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从这番话可以看出，钱谦益对自己降清的行为是十分惭愧的。
钱谦益终究和开关叩盗的吴三桂之流不同，他还是想追回做人的底线。在柳如是的劝说下，他在京城仅半年就称病回家了，秘密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洪流之中。
顺治三年冬，好友黄毓祺反清起事，急需钱粮，希望他能慷慨解囊。钱谦益二话没说，马上照办。不料事情败露，钱谦益被捕入狱，经柳如是等人营救方才幸免于难。出狱后，他仍旧冒着生命危险继续秘密抗清。从永历四年（顺治七年）起，他多次冒险赶赴金华，策反总兵马进宝。此间，他多次入狱，但始终不改其志，与姚志卓等人联络东南、西南抗清势力，策划了长江之役。在反清行动之外，钱谦益还用自己的笔鞭挞清朝统治者，咒骂其为“奴”、“虏”、“**”等等，大力颂扬抗清志士的英勇事迹，与之前那个贪生怕死的钱谦益判若两人。
钱谦益前后反差如此之大，追根究底是他的民族情怀尚未泯灭。清廷的嗜杀本性和无数华夏志士的宁死不降，再加上别人对他不断的羞辱和嘲笑，使钱谦益内心所剩不多的良心觉悟了。因此，晚年的他明知有性命之忧，依然奋力抗争，算是多少抚慰了自己的良心。
钱谦益晚年散尽家财，不顾老病之躯投入反清大业中去，是因为他心里有着强烈的“失节”之叹，竭力想弥补自己的过失。我们不能因为之前他有过大的过失，就否定他暮年的义举。他的反清活动是出于真心，绝非沽名钓誉。人性之复杂，在钱谦益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同样，“失节”的情绪也在《红楼梦》创作集团中尽显无疑，“畸笏叟”的笔名即是明证。由于他们也抱有同样的“失节”心态，身为士大夫却选择了苟且偷生，甚至做了清朝官员，他们的内心是痛苦的，他们会痛责自己的“浊臭不堪”，而认为那些女子“清爽”。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他们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而作！
笔者认为《红楼梦》中“褒女贬男”思想观念的形成，还应该和“剃发易服”有关。
关于剃发易服的历史，想必绝大多数读者都知道，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段永远绕不开的血泪史、辛酸史、屈辱史，是永久的民族之痛。
“剃发易服”恶政的实行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清廷此举是为了摧垮中华民族的气节，其用意极为酷毒。其实，那时候的百姓跟现在一样极少关心政治，对他们来说，朝廷是可以换的，只要轻薄赋税、减免徭役，让他们有个安生日子，至于你皇帝姓张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呢？起初江阴百姓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降清了。
但剃发易服的情形就完全不同。剃掉飘逸的长发，丢弃汉家衣冠，看似无关紧要，然而民族习惯的传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信仰的表征。《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汉族来说，“剃发易服”就是不忠不孝的行为。而且清廷用武力强迫其他民族放弃本民族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是强加上一种屈服的标识，是想要摧毁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信仰，想使其他民族沦为猪狗不如的奴隶，以方便其统治。这就不是普通的“改朝换代”了，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亡天下”。
关于“亡国”和“亡天下”，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一条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先生实际上是在说，明朝亡于李自成，易姓改号，是亡国，只关乎肉食者的利益，和广大的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而清军入主中原，剃发易服，率兽食人，是亡天下，即使是卑贱的匹夫也要奋起反抗。亭林先生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是要号召全天下的人奋起反抗异族侵略，恢复中华大好河山。
1667年（康熙六年）到北京的朝鲜使者回国之后，在向朝鲜国王的报告中感叹道：“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他说，当时的北京居民，见到他的衣服，低头哭泣，神情悲惨。“见臣等着冠耳，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垂头而泣，见来惨然矣。”（《李朝实录》）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剃发易服”对汉民族的感情伤害之深之大！
后来由于对“剃发易服”反抗实在过于激烈，清朝统治者为了收买人心，稍减反抗，颁布了所谓的“十从十不从”的法令。
一、“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头梳辫子，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满族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二、 “生从死不从”：活人必须剃发易服，死人可以身着汉家衣冠下葬，以至于流传了数千年的汉服成了“寿衣”。
三、 “阳从阴不从”： 既然“生从死不从”，那么阴间的事，如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汉族传统佛教、道教习俗办理，不从旗人习俗，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四、 “官从隶不从”：做官老爷的，吃皇粮办公事，观瞻所系，自然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旧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就是“官从隶不从”。
五、“老从少不从”：孩子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但一旦长成，还是要按清人的规矩办。
六、 “儒从而释道不从”，出家之人比如和尚和道士可以不从，这个规定也造成了许多不愿剃发易服的士大夫们纷纷出家做了和尚或者道士。
七、 “娼从而优伶不从”：娼妓从，唱戏演员不从。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饰怎么演？这简直就是废话。
八、 “仕宦从婚姻不从”：这条可参照前面讲的“男从女不从”。
九、“国号从官号不从”：改朝换代了，国号大清，叫大明当然不行。但官号就不必再另起炉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省却许多麻烦。
十、“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满人有满人的语言文字，跟汉语当然不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十从十不从”，根本就是清廷糊弄其他民族的一个把戏。最核心的还是这个“男从女不从”，也正因为如此，男子的发型成为令人作呕的“金钱鼠尾”，而满服则被当时的汉人称为“衣冠禽兽”。
大家想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女子依然身着汉家衣裳，保持故国衣冠髮髻，这是多么尊贵，多么清净！而男子身着满服——长袍、马褂、瓜皮帽，剃去头顶四周毛发，拖着一条豚尾，这是多么浊臭逼人！ 由此看来，《红楼梦》的女子至上主义，原来就是民族主义！也是在表现汉民族的屈辱史和辛酸血泪史！
贾宝玉更认为女儿和出嫁了的女人有绝大的分别：
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妈，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的。怨不得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宝玉又恐他们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们，看已去远，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由于男人的“剃发易服”，完全的满人装扮，在书中暗指清人；而女子仍旧一副汉家装扮，应该是指清爽的汉人。女子出嫁后，便是投顺了男子，因为女子有“既嫁从夫”的说法，这其实是影射投顺了清廷，自然也就一钱不值了。
这样说来，作者借宝玉之口“褒女贬男”并非是什么先进的思想观念，而是让我们记住民族的血泪史和屈辱史。《红楼梦》的“褒女贬男”思想，是明遗民作者从心底发出的无奈的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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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剃发易服”恶政的实行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清廷此举是为了摧垮中华民族的气节，其用意极为酷毒。其实，那时候的百姓跟现在一样极少关心政治，对他们来说，朝廷是可以换的，只要轻薄赋税、减免徭役，让他们有个安生日子，至于你皇帝姓张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呢？起初江阴百姓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降清了。
但剃发易服的情形就完全不同。剃掉飘逸的长发，丢弃汉家衣冠，看似无关紧要，然而民族习惯的传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信仰的表征。《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汉族来说，“剃发易服”就是不忠不孝的行为。而且清廷用武力强迫其他民族放弃本民族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是强加上一种屈服的标识，是想要摧毁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信仰，想使其他民族沦为猪狗不如的奴隶，以方便其统治。这就不是普通的“改朝换代”了，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亡天下”。
关于“亡国”和“亡天下”，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一条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先生实际上是在说，明朝亡于李自成，易姓改号，是亡国，只关乎肉食者的利益，和广大的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而清军入主中原，剃发易服，率兽食人，是亡天下，即使是卑贱的匹夫也要奋起反抗。亭林先生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是要号召全天下的人奋起反抗异族侵略，恢复中华大好河山。
1667年（康熙六年）到北京的朝鲜使者回国之后，在向朝鲜国王的报告中感叹道：“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他说，当时的北京居民，见到他的衣服，低头哭泣，神情悲惨。“见臣等着冠耳，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垂头而泣，见来惨然矣。”（《李朝实录》）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剃发易服”对汉民族的感情伤害之深之大！
后来由于对“剃发易服”反抗实在过于激烈，清朝统治者为了收买人心，稍减反抗，颁布了所谓的“十从十不从”的法令。
一、“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头梳辫子，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满族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二、 “生从死不从”：活人必须剃发易服，死人可以身着汉家衣冠下葬，以至于流传了数千年的汉服成了“寿衣”。
三、 “阳从阴不从”： 既然“生从死不从”，那么阴间的事，如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汉族传统佛教、道教习俗办理，不从旗人习俗，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四、 “官从隶不从”：做官老爷的，吃皇粮办公事，观瞻所系，自然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旧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就是“官从隶不从”。
五、“老从少不从”：孩子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但一旦长成，还是要按清人的规矩办。
六、 “儒从而释道不从”，出家之人比如和尚和道士可以不从，这个规定也造成了许多不愿剃发易服的士大夫们纷纷出家做了和尚或者道士。
七、 “娼从而优伶不从”：娼妓从，唱戏演员不从。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饰怎么演？这简直就是废话。
八、 “仕宦从婚姻不从”：这条可参照前面讲的“男从女不从”。
九、“国号从官号不从”：改朝换代了，国号大清，叫大明当然不行。但官号就不必再另起炉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省却许多麻烦。
十、“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满人有满人的语言文字，跟汉语当然不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十从十不从”，根本就是清廷糊弄其他民族的一个把戏。最核心的还是这个“男从女不从”，也正因为如此，男子的发型成为令人作呕的“金钱鼠尾”，而满服则被当时的汉人称为“衣冠禽兽”。
大家想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女子依然身着汉家衣裳，保持故国衣冠髮髻，这是多么尊贵，多么清净！而男子身着满服——长袍、马褂、瓜皮帽，剃去头顶四周毛发，拖着一条豚尾，这是多么浊臭逼人！ 由此看来，《红楼梦》的女子至上主义，原来就是民族主义！也是在表现汉民族的屈辱史和辛酸血泪史！
贾宝玉更认为女儿和出嫁了的女人有绝大的分别：
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妈，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的。怨不得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宝玉又恐他们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们，看已去远，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由于男人的“剃发易服”，完全的满人装扮，在书中暗指清人；而女子仍旧一副汉家装扮，应该是指清爽的汉人。女子出嫁后，便是投顺了男子，因为女子有“既嫁从夫”的说法，这其实是影射投顺了清廷，自然也就一钱不值了。
这样说来，作者借宝玉之口“褒女贬男”并非是什么先进的思想观念，而是让我们记住民族的血泪史和屈辱史。《红楼梦》的“褒女贬男”思想，是明遗民作者从心底发出的无奈的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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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