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绘心——黄建新<?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简报



黄建新在中国内地的电影导演当中是一“个案”。毫无疑问，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从始至终如此倾力去表现中国底层知识份子的精神世界。他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看似平凡实则犀利的叙事角度，他了解中国的现实并善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那些琐碎但却极具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故事，相对于同时代的导演，他的电影风格更为平和、朴实，他不事张扬只会努力去选择那种最恰当而非最夺人耳目的表达形态，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电影可以“润物细无声”一般渗入社会的真实状况当中。他捻熟中国特色的人际网络，人情练达即成文章。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将他自己融入了他的电影当中，融入了中国特色的电影圈里。他以低调但又极为简洁方式迅速适应了崭新的时代，他稳稳地坐在自己应在的位置上，所思所想、所指所为则已摇身一转，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空间当中。



从《黑炮事件》开始，黄建新通过他的一系列作品呈现了一个卷轴一般缓缓打开的群像。他的笔触生动而细腻，所触及的社会层面具备广泛的代表性，尤其是对于“单位人”的书写更加准确到位。他的电影具备显而易见的轻喜剧的元素，利用令人们能够感同身受的幽默细节来准确地塑造他笔下的人物。每一部黄建新的电影都会贡献一个生动有趣的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群像。他懂得如何通过那些人们原本就已经很熟悉的面孔——比如冯巩、比如吕丽萍、比如牛振华、比如范伟这样的具备喜剧特质的电影演员甚至小品明星，通过他们与日常生活的那种亲近感将观众迅速引入到特定的情景当中，他的电影极少有生死离别爱恨情仇的大冲突，更多的是徐徐展开的平凡而细腻的日常生活画卷，这让他的电影具备了平和的力量并有着书卷气和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特有方式，同时他电影的讽刺性并没有因为这种书卷气而更为减少。当然，黄建新的电影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他尽管迈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层面，但却没有充分地深入其中，很多情节和处理方式尽管生动而有趣但却有流于表面之嫌。这实际上仍然可以从他所依赖的那种平和但却不免有些枯燥的情节剧方式当中展露出来。他囿于多重因素所限，当然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也都同样没能做到最好。尽管如此，黄建新和他的电影对于近三十年中国电影的创作而言仍然是极其宝贵的。这也正是我们要将他的系列创作重新梳理的原因所在。



第一章 携黑炮，望轮回



１９８６年的处女作《黑炮事件》奠定了黄建新那不动声色中进行辛辣讽刺的电影风格。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黄建新的电影总能将那些的纷繁琐碎的家长里短、毫无必要的勾心斗角、无关痛痒的苦乐悲喜在电影情节的不断推进中逐渐撕破，露出一些这些世态炎凉背后那些深邃而本质的东西。



《黑炮事件》的故事带有极强的荒诞意味。一家国营矿山的工程师赵书信去邮局发了封电文内容为寻找“黑炮”的电报。这封电报因为“黑炮”二字而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并由此对赵书信进行秘密调查。就在这个时候，联邦德国的工程专家汉斯•施密特来中国支援矿山建设，他提出要精通德语的赵书信为他做翻译。但因为有关部门正在审查赵书信，厂领导只好派了另外一名翻译去协助德国专家。但这位翻译因为不懂技术，在工作过程中多次出现失误，德国专家汉斯再次提出要求，恳请中方派赵书信来做翻译。



德国专家的请求令矿山公司大伤脑筋，赵书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发一封寻找“黑炮”的电报？难道这里面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矿山公司经理李任重是个重视员工业务能力的人，眼看因为翻译的问题影响到与德国公司的合作，他心急如焚地去找党委领导商议让赵书信接替翻译的工作，可他得到答复依然有些模棱两可。



这事情到底是简单还是复杂呢？李任重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偶然的机会，李任重在赵书信的家里发现了一副象棋，从这副象棋他才真正明白了所谓“黑炮事件”的真相。



原来所谓“黑炮”是指象棋中的一个“黑炮”的棋子，痴迷中国象棋的赵书信在出差时丢失了一枚棋子，所以才给朋友发了封电报想请对方帮助寻找。这个谜底令之前所有的调查、分析、开会讨论全都变得荒唐可笑。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按理说已经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但对于事实真相是否如此，矿山领导们的意见却仍然不一致。



出现于1986年的《黑炮事件》是黄建新的导演处女作。这部电影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影片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对国营企业当中呆板、僵硬的机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其对于现实的观察方式和解析方式显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电影的影响，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电影的气质上，黄建新接受到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乃至安东尼奥尼的现代主义风格。教堂之内的这个片段，集中体现了黄建新将这个奇特的世界引入到哲学层面进行思考的努力。这一点，在伤痕、反思夹杂着盲目乐观但却缺乏必要的理性的1986年显得有些鹤立鸡群——毕竟哪怕是在之后的1987年人们还仍在为《红高粱》这样的极度宣扬个性解放的电影而痴迷。



令人钦佩的一点还在于，尽管在电影语言上有相当的欧洲气质，但黄建新电影所探讨的问题却能够深入到中国的现实生活当中。这一点也是他日后创作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影片的最后有一个看似与剧情毫无关系但却耐人寻味的段落。赵书信在草地上看一个孩子在“多米诺骨牌”的游戏，这个段落很像是安东尼奥尼《放大》的结尾，它似乎让一切故事都停止下来，留出了一个空白的地带，让人们的思绪缓缓向四方铺展，它使得《黑炮事件》这个故事有了无数种解释的可能，或者说有了不必做任何解释的可能。在一个急速变化和盲从的年代当中，仍然有人愿意放慢脚步，走到众人之外开辟一片冷静的空间，供人们去思考一些更接近本质的命题，这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显然弥足而珍贵。



1986年黄建新还拍摄了影片《错位》，这部影片的主角仍然是由刘子枫饰演的赵书信。这几乎是一部科幻片，全片充满了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同时也延续了《黑炮事件》当中那极为强烈的讽刺精神。在八十年代后期，黄建新几乎就是中国先锋电影的代名词。同时关于他的电影脱离现实生活，晦涩难懂的指责也不绝于耳。



影片 《轮回》



1988年，黄建新导演了根据王朔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轮回》。这是他的一部极为少见的表现城市边缘人群的作品。此时的黄建新似乎仍然沉浸在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熏陶之中。除了完成王朔原作小说对于爱情和死亡的探讨之外，这部电影在色调、空间造型、演员表演等等诸多方面，都显得相当冷峻，影片当中大量出现乐主人公石芭粉刷房子的镜头，这些色彩的表达呼应了人物的内心，同时也使得影片显得更为抽象。很多人都会记得这一场面，影片的最后石芭用拐杖在黑色的墙壁上画出自己的一个强悍的影子。继而他从自家阳台上坠楼身亡。



因为《轮回》之后紧接着的是1989这个时代的拐点，黄建新的电影风格也会在即将到来的九十年代当中发生一个貌似波澜不惊但却很重要的转变。所以《轮回》几乎成了黄建新在八十年代创作当中的一个“阑尾”，研究者很难就这部电影来确定，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黄建新的创作风格将会走向何处。



《黑炮事件》、《错位》和《轮回》，黄建新于八十年代拍摄的这三部作品，可统称为“先锋三部曲”。

第二章打左灯，向右转

影片《站直了，别趴下》

《轮回》之后，黄建新于1990年附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1992年回国。在此之前，他的三部电影《黑炮事件》、《错位》和《轮回》都具有强烈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同时他的电影与现实的关系则以批评和讽刺为主。这种风格使得他的创作在九十年代初期已经难以为继。但黄建新显然迅速适应了国内的新的形势，回国仅一年之后，他的都市三部曲的第一部《站直了，别趴下》就面世了，黄建新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新的重心所在。

《站直了，别趴下》当中，黄建新仍然在为提供给观众的是一种“中国人的体制化生存”的状况，不过相对于他八十年代的那三部作品而言，他的取材空间已经更为贴近底层生活。他的电影故事的主角不再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者是高级别的官员，而更多则变为略微带有一些“公务员属性”的普通人。更确切的说，他的电影由“知识分子气质”转变成为了“市民生活口味”。

《站直了，别趴下》改编自邓刚的小说《左邻右舍》，讲述同一个单元里的三家人的故事。三个家庭分别是中层干部、对门的暴发户、中间夹着一个作家。在新时代新形势之下，三个家庭那原本确定的人物关系，却猛地倒置了过来。它们彼此横向碰撞，并最终确立起了一种崭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尽管看起来脆弱、不稳定，但却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新的社会的雏形。

在之前《黑炮事件》等三部作品当中，黄建新习惯于找到一个独立的命题，然后层层将之解析出来。这是主题先行的创作方式。而到了《站直了，别趴下》，黄建新则已经不再做过多的解释，而是展开一个长长的画卷，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去思考。在崭新的时代，在理想主义逐渐被实用主义所替代的年代，谁还在站着，谁已经趴下，谁又在冷眼旁观，这些疑问当中所影射的又岂止是门户相对的这几家人呢？

《站直了，别趴下》的结尾是这样的——在中层干部、暴发户、知识分子这三个邻里之间反反复复的矛盾冲突之后，冯巩饰演的作家被牛振华饰演的暴发户用利益和暴力清除出场。这一结局颇具象征意义。

更有趣的还在于全片最后的一场戏，就在冯巩饰演的作家即将离开的时候，牛振华饰演的暴发户却要张罗着邻居们合一张影。在这里，黄建新要用摄影机将一个时代纪录下来的想法再明确不过。可他纪录的方式像是开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个玩笑同样适用于他自己，也就是拍电影的过程。所以，一个被随意丢弃在地上的香蕉皮改变了人们正经危坐的形态，这张纪录一个时代的影像或许注定就是歪斜的。

影片《背靠背，脸对脸》

黄建新的城市三部曲当中，已故演员牛振华是一个最为突出的符号。他本是一个以电视小品而为广大观众所熟悉的喜剧笑星。而以这些喜剧笑星为自己电影的主演也是黄建新在九十年代之后的电影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用这种方式将自己影片那深刻而严肃的主题悄然隐藏起来，在表面的热闹和喜感背后，隐藏的是知识分子那态度鲜明的独立思考。不动声色地隐藏自己，这恐怕也是深谙世事的黄建新和他那深谙世事的电影人物最为相似的地方。

1994年黄建新“城市三部曲”的第二部——《背靠背，脸对脸》上映。在影片中，牛振华饰演的王双立做了三年的文化馆代理馆长，一直也没有扶正的机会。在这古色古香的庭院之中，王双立觉得有些憋屈，他努力表现，想要用事实向上级领导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他习惯性地把问题想的过于复杂，有时候就免不了会弄巧成拙。他想要拍领导的马屁，偏偏却结结实实拍在了马腿上。

《背靠背，脸对脸》仍然是一部表现中国人的“体制内生活”的影片。但我们应当注意到，黄建新在这部影片当中，精心地将他所认为的本质性的“体制弊端”埋藏在了那些徐徐展开的、饶有趣味的情节当中。他并非仅仅只是提供一个空间让观众自己思索，实际上很多时候，你能很明确地看出，作为导演，他忍不住会流露出些须态度。影片中的王双立做为一个确有些才能的小公务员，他在代理馆长的位置上一呆就是三年始终不能扶正，他试图当上正馆长，出发点其实再单纯不过，就是想要自己的能力得到社会的认可，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尊严，至于阴谋诡计恐怕也是大环境使然，不采取这样的手段，人恐怕永远处于被动的状态。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在仕途上却四处碰壁。无非是因为作为一个底层的官僚，他无法与真正的上层建筑勾连在一起，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始终无法进入到食物链上层那极具排他性的利益分配环节当中。黄建新并非是要替王双立这样的人来鸣不平，他是在慨叹，一个依赖“人治”来进行运作的体制是无法真正在内部形成通畅而良性的运转的。那些由大型升降机拍摄的，在夕阳中缓缓升起的长镜头就是黄建新的鲜明态度——文化馆的古老建筑同样具备显而易见的更为广博的寓意。借助这些镜头，作为一个有着充分的社会责任感的电影导演，黄建新在真诚地呼唤着民主和法制的精神。

影片《红灯停，绿灯行》

1996年黄建新的“都市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红灯停，绿灯行》上映。本片原名叫做《打左灯，向右转》，讲述了几个不同身份的人一同在一所公安局开办的驾校里学车的故事。黄建新的都市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特征。他总会划定一个特定的空间，将几个不同身份和阶层的人放置在一起。让观众目睹他们面对同样的世界的时候，所作出的不同的反应。《红灯停，绿灯行》同样如此，在这所驾校的1025学员小组当中，分别有牛振华饰演的报社记者、句号饰演的公司老板、气壳饰演的无业青年、丁嘉丽饰演的下岗工人等几个颇具代表性的阶层。然而，当他们来到这所由国家正式开办的驾校中的时候，他们的社会身份在表面上会被抹去，代之以一个共同的身份——学徒。这或许正是黄建新之所以要拍这样一个题材的根本原因所在。1996年的中国社会，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之后，已经开始形成不同的阶层，贫富差距也在逐步的拉大。然而这些人，无论穷富，之于强大的体制而言，都是弱者，在表面上都必须依从于体制所划定的规则去行事，就好比学车考驾照这件再简单不过小事，其中所体现的人生百态却无不展露着鲜明的时代的特征。

驾校1025小组的每一个人——包括教练在内，似乎都在一个堂而皇之的规则之内生活，但实际上在表象的背后，他们无不在做着违背这个规则的营生。牛振华饰演的记者经常会去做有偿新闻，句号饰演的公司老板偷偷与小蜜鬼混，气壳饰演的无业青年是个瘾君子，一脸正气的教练总是想尽办法捞取好处。这些人来到驾校的时候，换了共同的身份，貌似能够按照规则进入体制的约束之中，一旦离开驾校回到各自的世界当中，则全部原形毕露。尽管是一个学车的小事儿，但聚集起的这一群人却意外地呈现了一个社会在断裂前夕各种关系看上去藕断丝连却又不免注定会分道扬镳的复杂状况。

黄建新的都市三部曲对于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而言极为重要。我们更愿意将黄建新与另一位强烈关注现实的剧匠联系在一起——黄建新和冯小刚，这两位在拍摄电影之初全都试图在语言和观念上有所建树的导演，在九十年代当中却全部选择了喜剧的路线。他们都是识时务、知天命的艺术家，若非有他们的创作，我们很可能无非留下那段时间之内的一个更为贴近真实的状况，尤其是黄建新的这三部电影，对于体制化生存的生动描绘，对于处于社会转型前夕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那一视同仁的深切关注，使得我们在回顾九十年代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珍贵的样本拿出来确定一些事情真正的来龙去脉。

影片《埋伏》

1997年黄建新拍摄了影片《埋伏》，这部电影仍然是“都市三部曲”所思考的问题的延续。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当中，总会有人在坚守着什么。可是这种坚守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呢？在这部影片当中，黄建新让冯巩饰演的造船厂保卫科干部叶民主躲在了一座水塔里面。因为公安机关曾经叮嘱过他们，犯罪分子随时可能出现在水塔下面的空地当中。为了协助公安局侦破杀人大案，叶民主承诺自己一定会坚守岗位，可这坚守到了最后似乎变得越来越荒谬，案情有了新的进展，但却没有人通知叶民主，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叶民主这个侦查哨所的存在，生活滚滚向前，叶民主却被一个诺言钉在了水塔当中。

《埋伏》所探讨的问题在深度上面要比“都市三部曲”更进一步。它强烈地将生活的荒谬感奉在前提之上。这里面不仅仅只是对制度的反思、对人性的拷问，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试图在摒弃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温情，并将事物那荒谬的本质呈现出来。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可以将这部作品与黄建新八十年代的“先锋三部曲”并列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