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使者《鸿胪井刻石题记》石刻——“靺羯”（Mo Jie）

靺鞨族世代居住于白山黑水之间,是我国东北地区著名的古老民族之一。从文献记载看, “靺鞨” 一词始于隋代。到唐朝武则天统治时期, 其粟末部逐渐强大, 于公元698 年建立“ 震国” 。这就是后来被誉为“海东盛国” 的渤海王国的前身。其后靺鞨人的后裔一一女真及满人, 又先后建立了金国和清朝, 在我国的历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
大祚荣为首的渤海政权最初以“靺鞨（即靺羯）”为国号，渤海政权为靺鞨人的国家。“靺鞨”之称来自于“靺羯”，“靺羯”一词又来自于“勿吉”，是“勿吉”一词的同音异写，“靺鞨”一词读音只能读作mojie（末杰）。关于“靺鞨”读音发生变异及其原因，学术界已有论述，最新考古发现也为“靺鞨”读作mojie（末杰）提供了实物证据。

唐书北狄传: “ 黑水靺鞨居肃慎地, 亦曰挹娄, 元魏时日勿吉” 。其对“鞨”字的注音则为“何葛切, 音葛( 即合)” 。近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 中华书局重印本)、《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版) 及《古代汉语常用字典》( 商务印书馆1 9 7 9年版) 等书, 也都把“靺鞨”的“鞨” 字, 注音为he。此外, 日本学者也大抵把“ 靺鞨” 读成“末合” 音; 于是问题似乎成了 “靺鞨” 读作“末合” 。其实, 这是很成问题的。单就“鞨”字本身, 在其他场合下的确读为“合”( he) , 但是, 当它与“靺”字相连成为东北地区这个著名古老民族的专有名称时, 就只能读作“ 杰( jie ) , 而不发“合( he) 音了。理由如下：


第一, 靺鞨系由南北朝时期的勿吉族发展而来。有不少学者指出, “靺鞨” 与“勿吉” “ 是同一语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音转译字形式” ① , 即所谓的同名异译。有的则直接了当地宣称“靺鞨”一词实际上就是“勿吉” 的音转。翻检史册,上述诸说证据不少。有关的文献, 如《魏书》、《壮史》、《隋书》、《旧唐书》、《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等, 不但明确指出了“ 靺鞨”与“勿吉”的继承关系, 而且对“勿吉”或“靺鞨” 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至语言习俗等方面的记载, 也几乎完全一致。 ② ; 《北史通典· 边防典二》勿吉条称:“勿吉, 又曰靺鞨” 。尤可贵者, 这个观点还得到了近年来东北各地、特别是黑龙江一带的地下考古资料的证实。绥滨县蜿蜒河遗址出土的勿吉时代陶器同附近同仁遗址出土的靺鞨时代陶器相比, 在器形上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反映它们的主人在经济文化上是一个前后衔接的共同体, 只不过在时间上有早晚罢了。既然二者是一个民族, 其称呼也就必然保持相对稳定、前后一致。在这方面, 《北史》和《隋书》的记载是很说明问题的。

《北史·勿吉传》称: “ 其部类凡有七种: 其一号粟末部, 与高丽接, 胜兵数千, 多晓武, 每寇高丽; 其二伯咄部, 在粟末北, 胜兵七千; 其三安车骨部, 在伯咄东北; 其四拂涅部, 在伯咄东, 其五号室部, 在拂涅东; 其六黑水部, 在安车骨西北; 其七白山部, 在粟末东南, 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 。


《隋书·靺鞨传》: “凡有七种: 其一号粟末部, 与高丽相接, 胜兵数千, 多晓武, 每寇高丽中; 其二日伯咄部, 在粟末东北, 胜兵七千, 其三日安车骨部, 在伯咄东北; 其四日拂涅部, 在伯咄东; 其五日号室部, 在拂涅东; 其六日黑水部, 在安车骨西北, 其七日白山部, 在粟末东南, 胜兵并不过数千, 而黑水部尤为劲健。”

《北史》的作者李延寿, 《隋书》作者魏征等人, 皆为唐初人物。二书的撰成时间也大体相同,而且李延寿本人还参加了《隋书》纪传部分的编纂。这就难怪在上面引文中出现了惊人的“ 一致” ,说明取材同一来源。当然, 这也有力地表明“靺鞨” 与“ 勿吉”确实是同名不同音转。既然组成这“二个” 联盟的七个部落的名称、地域完全一样, 那么, 由它们所组成的联盟整体也就只能是一个共同体, 并且只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 靺鞨” , 还是“勿吉” , 之所以出现了不同的译名, 乃是不同人的翻译所致。而尽管有不同的译语, 其原来的译音则应是接近或相似的。由于“勿吉”一词出现在前, “ 靺鞨” 的读音也就势必接近`勿吉, 。但是, 目前通行的词书字典所作的注音mohe( 末合), 则与“勿吉”( wuji) 相差过远,特别是第二个字, he与ji的音韵完全不同, 实难音转。这就使人们怀疑, 它是否背离了古代翻释作者们的原译。

第二, 唐人留下的文物史迹证明: 当时中原人士对“靺鞨” 一词的读音是非常接近“ 勿吉” 的。旅顺万金山发现的唐鸿护卿崔沂的井栏题记, 证明了这个问题。公元7 13 年, 唐玄宗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密切中央政权同“震国” 的关系,派鸿护卿崔沂前往震国, 册拜其首领大作荣为左晓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 加授忽汗州都督③。崔沂完成使命后于翌年春渡海回返, 途经旅顺黄金山时, 凿井两口, 永为记验, 留下了二十九字: “救持节宣劳靺羯使, 鸿护卿崔沂井两口永为, 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


崔忻把自己出使宣劳的对象写作“靺羯（mojie）”, 而不是“靺鞨(mohe)” 。

另外，在2009年7月，由蒙古国蒙古游牧部落文明国际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蒙古西藏和佛教研究分院研究人员组成的蒙俄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中部省扎马尔县图尔河盆地，发现了一处7实际游牧部落贵族的宏大墓葬。墓主人是7实际图莱格王朝僕固部落的军事酋长，死亡时44岁。墓葬中发现了他的墓志和由750个汉字的铭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墓志铭文中出现“儀凰三年”的字样，说明墓葬落成于公元678年；
另一张上则赫然写有“东征靺羯西讨吐蕃”等8个汉字。众所周知，关于“靺羯”二字之出现于古代的刻石中，此前仅见于原刻于旅顺黄金山，后被日本人盗运到日本皇宫中的《鸿胪井栏石刻》文字中。毋庸赘言，刻写于开原二年（714年）五月十八日《鸿胪井栏石刻》字中的“靺羯”，即东北地区古老民族“靺鞨”，当一如许多学者们所认定的那样，确凿地证实大祚荣为首的渤海政权最初以“靺羯（即靺鞨）”为号、渤海国主体民族的族属为“靺羯”（即靺鞨），以及渤海政权之为靺羯人国家的第一手珍贵的考古资料。

第三, 继续探讨这一族名的称呼还会发现, 直到五代、辽、宋之际, 中原人士仍旧把“靺鞨”读作“末杰”的相似音。渤海亡于契丹, “靺鞨” 一名逐渐为“女真”所取代。但从零星记载中还可推知当时人对“靺鞨” 的称呼。这方面有二个例证。


一是《唐书. 北狄传》载: “ 黑水西北有思慕部，......稍东南行十日, 得莫曳皆部④ ” 。此“莫曳皆”部无疑为黑水靺鞨诸部中的一部。其读音近“末皆”，与“靺羯”谐音。故可反证“靺鞨”的“鞨”字,与“皆”音( jie ) 相近。


另一例是宋人路振由契丹处访得消息称：
“( 契丹) 北有秣苴国(“苴”音ju)、有铁骊国, 二国产貂鼠，尤为温润，岁输皮数千枚” ⑤。
这里提到的“秣苴（moju）”音近“末皆”， 也与“末杰” 相似，其名称的来源也当与始祖部落有关,故也可反证“鞨”音与“苴”音相雷同。《唐书》作者欧阳修、宋祁, 与路振都是宋人，足见当时中原人士和契丹人对“靺鞨”的称呼是接近唐人的发音的。

最后，这就是《通志》一书对“ 靺鞨” 一词的注音。该书卷一百九十四的勿吉条载: “勿吉， 一曰靺鞨......隋开皇初，靺鞨国有使来献。谓即勿吉也。”


紧接着这句话，通志的作者在小注中写道：“勿吉、靺鞨，其音相近”。也就是说，“靺鞨”的读音与“勿吉”是近相近的。“鞨”字是“吉”字的音转，在发音上应属于同韵。《通志》的作者郑樵，为南宋人。这就证明直到南宋时, 中原人士对“靺鞨”的称呼仍大体上与唐人对它的读音相近似。

基于上述论证可充分认定，“靺鞨”一词只能读为靺羯(mojie)。至于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所出现的这二个不同的译名，则是不同时代不同翻译人士的异译所造成的。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建议词书字典应改正对该词的注音，恢复它原来的称呼Mojie。

① 《满族简史》中华书局〔7 9 〕年版第5 页。
② 《北史》卷94 勿吉传。
③ 《旧唐书》卷1 9 下渤海传。
④ 《唐书》卷2 1 9 北狄传。
⑤ 《民族团结》1 9 7 2 年5 、6 期第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