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月同天”到“与子同裳”：汉诗文在古今日本
汉诗如此，汉文也是如此。明治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1874年从法国留学归来，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翻译过来，却不是用日文翻译，而是用汉文！书名叫《民约论》，据说他的目的，不仅可以供日本人阅读，还可以让当时的中国人阅读。留学德国的文学大家森鸥外和留学英国的夏目漱石，都算是西欧派的维新人士，作品也充满了现代意识，却是写得一手纯熟的汉诗文。尤其是夏目漱石，他在26岁时用汉文写的《木屑录》中回忆说：“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或极意雕琢，经旬而始成，或咄嗟冲口而发，自觉澹然有朴气。”（《夏目漱石全集》第12卷445页，岩波书店1967年）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家吉川幸次郎，十分欣赏夏目漱石的汉诗，专门编选了一本《漱石诗注》。吉川在序文中指出，夏目漱石汉诗的语汇也许不如同时代的职业汉诗人那么华丽，在典故等的运用上，也显出非专业诗人的痕迹，但他在对汉语的驾驭能力上，恐怕还在职业汉诗人之上。
因此，当1877年底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和书记官黄遵宪等抵达日本时，中方都没有正式的日语译员，与日本的交往，很多都通过笔谈（日方已有华裔的译员），黄遵宪主要通过与日本人文字往来的方式以及文献的阅读和自己的亲身体验，获得了许多有关日本的信息和知识，后来据此出版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同样，日本在经历了漫长的锁国时代后，于1862年派往海外的第一艘官方商船“千岁丸”来到上海时，与中方的交往，也是通过笔谈，当年随船来到上海的高杉晋作，他撰写的旅行考察记《游清五录》，用的多半也是汉文。
1895年结束的甲午战争，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也是一个中国形象巨大的反转点。中国从此几乎成了日本的一个嘲笑对象，伴随的就是汉诗文地位的陨落。日本的教科书上，大幅削减了汉诗文的篇幅。到了大正时代，中国古典的学养，已经不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的尺度了，即便是文人学者，有些已经不能解读汉诗汉文，比如大正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吉野作造（1878-1933），自幼在西风美雨中浸淫成长，与中国的古典颇为疏远。1923年来到上海并出版了《魔都》一书的村松梢风（1889-1961），也缺乏中国汉诗文的造诣。当然，也是因人而异，1921年到上海来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因家庭熏陶和自己的喜好，不仅对汉诗文，且对中国的书画，也造诣不浅。进入昭和时代以后，蔑视中国的风气，也越加兴盛，东京帝国大学的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几乎都没有什么人考，后来成了著名的鲁迅研究家的竹内好（1910-1977），最初进入这一科，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兴趣，只是因为容易考，几乎没有什么竞争者，1932年在北京的两个月游学，使他对中国真正产生了兴趣，但他自己坦言，自己并不能阅读汉文（即文言文），于是便转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这一现象，在昭和时代变得越来越普遍。
1895年结束的甲午战争，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也是一个中国形象巨大的反转点。中国从此几乎成了日本的一个嘲笑对象，伴随的就是汉诗文地位的陨落。日本的教科书上，大幅削减了汉诗文的篇幅。到了大正时代，中国古典的学养，已经不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的尺度了，即便是文人学者，有些已经不能解读汉诗汉文，比如大正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吉野作造（1878-1933），自幼在西风美雨中浸淫成长，与中国的古典颇为疏远。1923年来到上海并出版了《魔都》一书的村松梢风（1889-1961），也缺乏中国汉诗文的造诣。当然，也是因人而异，1921年到上海来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因家庭熏陶和自己的喜好，不仅对汉诗文，且对中国的书画，也造诣不浅。进入昭和时代以后，蔑视中国的风气，也越加兴盛，东京帝国大学的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几乎都没有什么人考，后来成了著名的鲁迅研究家的竹内好（1910-1977），最初进入这一科，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兴趣，只是因为容易考，几乎没有什么竞争者，1932年在北京的两个月游学，使他对中国真正产生了兴趣，但他自己坦言，自己并不能阅读汉文（即文言文），于是便转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这一现象，在昭和时代变得越来越普遍。
战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健康而多元的时代，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评价，也回到了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纪元，可以说，对中国古典和文学的研究，在学术上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以岩波书店为首，出版了许多中国古典的注释本和现代文译本，研究著作，也是汗牛充栋。《论语》《老子》等中国的古典，被认为是凝聚了东方智慧的结晶，应该为东方人所共同享用。当然，一般的日本读者，大多已无法直接阅读汉诗文，他们更多的是阅读详尽的注释本或是日文译本，我在旧书店内也购买到许多种《论语》和《菜根谭》的注译本。在江户时期曾经用作儒学讲学所的今天的孔庙（日语一般称为“汤岛圣堂”）内，今天依然面向一般的日本人开设了十多门课程，除了日本汉诗文外，大多是《论语》《老子》、唐诗宋词、王阳明《传习录》等的讲读，稍微收一些费用，据我所知，听者颇众，不过多为上了年纪的人。
那么，今天日本学校中的汉诗文教育情形是如何的呢？自然，汉诗文在今天的日本，已经失去了实用的价值，只是作为一种教养，或者说是对于前人文化遗产的传承，今天的日本学校，自初中开始，在“国语”教科书中依然还有适当的安排。
我看到的一份最新的资料，在初二的国语教科书上，特别编入了一个“汉诗”的单元，里边收录了杜甫的《春望》和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汉语原文，但念法是日文的文言，尽可能保持了汉诗原来的韵味和格调，学生主要也是通过译文来理解原诗的涵义。高中收录汉诗文的课本，名叫《新探求国语综合 古典篇》，第一单元是“汉文入门”，介绍汉文的语法构成和日本式的训读法，内容包括这样几项，一是典故，诸如朝三暮四、塞翁失马等，二是诗文，诗里边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张继的《枫桥夜泊》等，文章有韩愈的《杂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等，还选录了历代史传中的一些精粹片段，思想部分则收录了《论语》的七章和《孟子》的三章。当然，日本的教科书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可由各家编写、各个出版社出版，但必须由文部科学省审定，内容出入不会太大。
我看到的一份最新的资料，在初二的国语教科书上，特别编入了一个“汉诗”的单元，里边收录了杜甫的《春望》和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汉语原文，但念法是日文的文言，尽可能保持了汉诗原来的韵味和格调，学生主要也是通过译文来理解原诗的涵义。高中收录汉诗文的课本，名叫《新探求国语综合 古典篇》，第一单元是“汉文入门”，介绍汉文的语法构成和日本式的训读法，内容包括这样几项，一是典故，诸如朝三暮四、塞翁失马等，二是诗文，诗里边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张继的《枫桥夜泊》等，文章有韩愈的《杂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等，还选录了历代史传中的一些精粹片段，思想部分则收录了《论语》的七章和《孟子》的三章。当然，日本的教科书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可由各家编写、各个出版社出版，但必须由文部科学省审定，内容出入不会太大。
在今年一月的国语高考试卷上，汉诗文部分考的是一首谢灵运的《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不同非一事，养疴亦园中……。谢灵运的诗，多少还是有些冷僻的，考的内容有词义解释，甚至还有填空，换言之，你如果不能背诵全诗，填空部分自然是无法得分了，这对于中国的高中生而言，恐怕也是极具挑战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