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满清屠杀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关于葛剑雄、曹树基这两位编着的《中国人口史》的明清时期部分，我过去在明朝灭亡原因的书稿中就说了

“仅仅以中国人口史明代卷以及清代卷开头为例，到处都充满了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论证。许多地方连基本的考证都谈不上，往往是凭借他们自己的主观认定，想确定哪个数字就哪个数字，想采用哪条记载就采用哪条记载，而且基本的理由也不给出，唯一的理由大概也就是某个数字看上去更符合他们的需要。”

“在他们的著作中许多地方对明代的记载都粗暴否定，而又不给出起码的反驳意见，一句不可信，或者不可能，就算了事。在关于明末清初人口大减少的问题上，更是指鹿为马，为清朝大屠杀极尽开脱之能事。对他们的人口著作，应该很值得写一篇专门的文章加以仔细辨析，不过这并非是这里的任务，所以还是暂且放下吧。”[1]

说是值得写一篇专门的文章，但实在懒虫入骨，所以好几年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动手。现在感谢南湖_秋水此人的鞭策，总算在这里要写一下了。

葛剑雄、曹树基两人为了给满清屠杀的罪行开脱，竭力无限度夸大明朝崇祯时期灾害战乱的人口损失，炮制出了所谓崇祯时期就损失人口四千万的谎言，竭力压低满清入关后屠杀造成的人口损失，宣称仅仅是据点式的破坏。凡是能够往流寇，南明身上推的就尽量往上面推，实在推不了的，就往瘟疫上推。总之，他们要达成的结论就是满清屠杀是小意思，算不了什么的。

有些地方颠倒黑白的程度，甚至可以让他们几百年前还稍微能承认一点事实的满清主子都自叹不如的地步。

比如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明代卷，有这么一段话：

“清兵入关以后，南明军队以川中南部为基地，坚持抗清。南明军队对地方的残害，并不亚于张献忠部、‘摇黄’部对人民的屠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张献忠屠蜀’可以理解为明末清初少几十年间四川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也就是他们的意思是，人口的死亡主要是抗清的南明军队，摇黄部残害的，至于清军如何，他干脆在这段话里避而不提。

而实际上所有抗清力量无一例外都有大量平民的自发组织参与(见后文)。自己屠杀自己，自己毁掉自己的支持基础，能下这种论断，只能说是维护满清的心理已经到过度偏执和歇斯底里的程度。

把清军罪行抛在一边，无法全部栽赃给张献忠，就进一步栽赃给南明军队，这是尚有点廉耻的几百年满清御用文人都无法诉诸笔墨的谰言，葛剑雄和曹树基这两个现代人却说出口来了。

满清头子雍正自己在一段话里都承认清军屠杀平民对整个人口损失的巨大影响，在，雍正谈到清初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除了把责任归咎到流贼头上，也不得不承认满清军队的疯狂屠杀行为

“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3]

注意，雍正这里还只是说的杀戮良民，也就是那些愿意屈服在满清淫威之下的百姓尚且都有许多被满清兵丁所杀。对雍正这样的满清统治者来说，如果是杀戮不肯剃发的百姓，那就是杀得合理，杀得应该了。

即便仅仅从满清统治者的自供来看，已经可以想见满清屠杀规模之骇人听闻到什么程度。而葛剑雄、曹树基这两人居然连满清统治者自己都承认的东西都要讳饰掩盖！

而曹树基之流在疯狂夸大李自成、张献忠等叛乱军队杀人时，大量引用清朝官方修的地方志，并说顾诚等人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所以故意降低所谓“农民起义军”的杀人数量。以便用此来论证人口损失大部分是崇祯期间内战造成的，清军入关与之相比不算什么。

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同样仇视痛恨“农民起义军”，痛骂李、张为流寇的民国李光涛的话来看看。李光涛虽然在袁崇焕、毛文龙问题上有自己的偏见，但他是编辑明清大内残余原始档案的第一线参与者，对流寇、建虏都无好感，并无特别偏袒某一方。

他的判断是什么呢？

在甲申之前，清军就曾经有四次通过长城绕道进关，杀戮抢掠地方。李光涛在引用明代官员的描绘清兵在地方上杀戮惨况的档案奏疏之后，有这样的评论“各书皆言李自成、张献忠，残忍嗜杀，亘古未闻，而此乃云‘虏变视流寇万万不同’，即此可以证明建祸实比流寇为烈”。

他引用的“虏变视流寇万万不同”这句话出自原任工科都给事中的王猷，说的是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关，包括王猷家乡赵州在内的北直隶幅员三千里地方被“焚杀异甚，惨毒未有”。所以王猷要和以前“流寇”进犯的时候对比，流寇来的时候，不过是杀了些举人：“流寇犯赵，举人李让等死焉”，而现在是“虏破之余，城内士民不满三百”。这才导致王猷强调“虏变视流寇万万不同”。

这些明代原始档案中的记录，却是满清的御用文人和走狗所篡改不了的，而葛剑雄、曹树基之类自然宁可把顺治、康熙、乾隆一直到光绪这类满清官府下令修纂的县志大引特引，对真正原始档案的记载能避就避。

是否满清在1644年正式入关之后，屠杀行径就收敛了点呢？非也！大量原始档案表明，清军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疯狂地进行屠杀。

李光涛说“凡此屠掠，后来顺治中，更酷烈无比。即如多尔衮入关之初，据《（明清史料）丙编》页497，犹有‘论一省一城，□不剃头者，即发兵进剿’之令。于是前前后后之许多屠城，皆与此言为一事。即如顺治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高明之屠，据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凡系蓄发者，尽行诛戮’诛尽之后，于是始‘传令封刀’，见丙编页六三九”

“据《明清史料甲编》二至六，凡五本，《丙编》五至十，凡六本，共十一本，此十一本之史料，几于页页俱杀人纪事。而此杀人之本章，所蒙之朱批，大都又皆曰：知道了，有功官丁，兵部察奏”

“此十一本史料，如以当初整个顺治朝之全部档案计之，其所占之数量，只仅仅千中一二而已、千中之一二，杀人之酷烈，犹如此可畏。”

“清人之杀人比之流寇之杀人，更残忍，更无数。虽然，此残忍嗜杀之结果，于彼亦不利。【丙编】页六五三户部题本（以下题本内容是江西被屠之后杳无人踪的惨况）”
以上还仅仅是笼统而谈，下面我们不妨针对更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葛剑雄、曹树基二人在明末清初的人口损失问题上撒了多少的谎！

第一节、曹树基炮制的崇祯时期四千万人口损失怎么来的？

曹树基等人为掩盖粉饰满清屠杀罪行，真是煞费苦心，对崇祯时期所谓的人口损失浓墨重彩，大做文章。

他们无非是希望利用人们的一个错觉，既然是崇祯时期的人口损失，那自然就只和明朝，和流寇有关了，没有满清的什么事情，再在这个基础上，任意夸大渲染，就可以达到目的。

但机关算尽太聪明，恰恰就是在崇祯时期人口损失的论述上，就已经暴露露出了他们篡改历史的行径。

在阐述明末人口减少时，所引用的资料几乎都是清修地方志，而这些清朝官修的地方志本身就对满清罪行极尽粉饰掩盖之能事，妄图把人口减少都栽赃到明末时期。

在明末人口减少这一个章节中，标明引用的119条文献注释中，只有两条是万历时期的地方志，而且还是用来说明瘟疫造成的后果，一条是引用史语所明清档案明亡后汉奸骆养性的话证明天津的瘟疫，还有零星几条是清初声讨流寇的著作如彭孙贻的《流寇志》，郑廉的《豫变纪略》之类（其引用还是篡改原意，断章取义性质，这点我们后面会说明。剩下一百多条就清一色全是清朝官方修纂的地方志，随便翻到某一页，看下面的注释，触目所见几乎都是顺治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地方志等等。

当然如果明末清初的史料只剩下清廷奴才爪牙纂修的这些地方志，那或许葛剑雄和曹树基之流还真能把谎言圆到底，但世界上的事终究是不能让他们这么如意的。

一、对清军四次入关屠杀人口数量只字不提

在崇祯年间，清军就有四次入关，在各地疯狂抢掠屠杀，由此造成的人口损失是极为巨大的，北直隶和山东尤其是重灾区。对此众多清朝官修的地方志自然绝口不提，但完全可以通过其它明清原始档案得到证实。

而葛剑雄、曹树基等人对此是一个什么态度呢？他们把大量档案记载当作不存在一般，甚至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顾，完全按照清廷奴才纂修的地方志的口径，说清军四次入关造成的人口损失是不值一提的。

曹树基说“北直隶、山西和山东三省大约有100万以上的人口被掳北上，其中北直隶地区的人口至少达50万人以上。清兵入境主要涉及北直隶的北部地区，且不发生于同一年份，若以一个标准时点进行计算，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并不很大。因此，对于这类人口损失暂不考虑。”

一个轻飘飘的暂不考虑，就把满清在崇祯时期就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平民的罪行掩盖无疑了，而实际上曹树基不是暂不考虑，而是压根不考虑！

所谓损失并不很大，光以他字面上所提及的100万人口掳掠来计算，就已经是很大的规模，更何况清军是只掳掠而不屠杀吗？

就算不掌握史料，仅从情理推断，即便是移民一百万人，如果安置工作不做好，就势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更何况是强行掳掠，有多少人是自愿背井离乡家破人亡被掳掠到苦寒的东北？因为反抗，被屠杀的人有多少？这些曹树基之流自然是完全不考虑的。

如果结合具体史料的话，就更可以看出曹树基等人在崇祯时期，山东和北直隶的人口损失问题上是如何撒谎造假！

关于崇祯时期北直隶的情况，曹树基说死了很多，都是瘟疫病死的，还有流贼杀死的。

山东的情况，曹树基是这样写的“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山东）受到明末战争影响较大的县份屈指可数，死于战争的人并不很多，加上迄今未发现崇祯年间山东境内有大的传染病流行，因此山东的人口损失，可能小于北直隶和河南。”

也就是崇祯期间，山东受战争影响死亡人口不多！

总之两地死亡人口，一个是和清军无关，一个就是所谓受战争影响死亡人口不多！

事实是截然相反，清军在崇祯十一年入关，崇祯十五年入关，北直隶和山东每次都是数百万平民被屠杀。对这些屠杀，李光涛在《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一文引用档案文件有初步论述，我在他的基础上，对其引用资料一一查对，并补充一些档案材料，以更进一步，更充分、更完整揭露满清屠杀罪恶。

1、崇祯十一年末到十二年初清军的大屠杀

我们先引用清修的《明史》《崇祯本纪》里对这次清兵入寇的记载

九月辛巳，“大清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

十一月戊辰，“大清兵克高阳，致仕大学士孙承宗死之。”

十二年春正月庚申，“大清兵入济南，德王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等死之”

二月乙未，“大清兵北归。三月丙寅，出青山口。凡深入二千里，阅五月，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

这是一个概况，关于这次清军行动，在辑录满清官修实录而成的《东华录》里有更详细的记载，崇德四年三月（即崇祯十二年三月）：

“左翼睿亲王多尔衮奏：臣等毁明边关入，两翼兵马，约会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燕京迤西千里内六府俱已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粮河，攻破山东济南府，至津南天津卫。克城三四十，降城六，败敌阵十七，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

“右翼贝勒杜度等疏云：臣等从明燕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东济南府，蹂躏其地，克城十九，降城二。败敌阵十六，杀其总督二，及守备以上官百余员。生擒亲王、郡王、奉国将军各一，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有三”[6]

综合多尔衮和杜度两人所奏，这次清兵蹂躏北直隶、山东，不屈服而被清军打下来城池合计五十九座，投降的城池八座，合计取城是六十七座，离明史所载七十余城还差几座城池，当以明史为准。掳掠人口则合计达到四十六万多。

那么屠杀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先来看山东。

崇祯十三年正月《兵部题<山东巡抚王国宾题>稿》中说“据山东右布政使侯国安呈称：东省自罹虏乱，数百万钱粮，悉无可问。……本司于本年（当系崇祯十二年）六月初三日，方始入境，所过地方，由黄河以抵济南，计程数百，皆奴氛流毒，村落寥落，途次杳茫，遥闻率多号泣之声，不觉潸然泪下。沿路抚绥，于六月十一日到任。目击全齐皆灰，臭气道路，血积盈衢。所积零星残黎，尽髡发坏面，损股折肱。本司于灰烬之中，整顿安插”[7]

这段话里没有描述具体被屠杀的数字，但造成的人口损失已经达到“村落寥落，途次杳茫”，“臭气道路，血积盈衢”的地步，可以想见其规模之巨大，而且绝非仅仅限于对攻克城市的屠杀，农村人口所受之屠杀同样非常严重。

在崇祯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济南，就屠杀了百万人口！

这是否是夸张呢？

绝非夸张！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史料能证实这一点。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他父亲努尔哈赤曾经和毛文龙说过类似性质的话，总之是一种强盗逻辑。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李光涛评论蒲松龄的记叙，“因作于清初，避清所讳，故乃曲折其辞，托之鬼吏耳。至于抗尸百万之说，亦系记实之言”。

6、四川

曹树基把崇祯三年的四川人口定为735万，实际上南宋时期四川人口已经达到1400万左右。虽然******但明代经过移民，以及两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无论如何四川人口不会少于1200万。为计算方便，就取曹数据加个整数五百万，1235万。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这个数据调整，是因为后面辽东的情况同样调整，为保持和曹树基数据总数大致一样，所以这两个省一增一减微调一下，实际上明代四川人口总数远远高于一千二百万，我们后面有专门分析。

崇祯时期，四川虽然有流寇骚扰，但如前所述，基本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纵使加上一些局部的自然灾害以及瘟疫之类，也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

则到崇祯十七年，四川人口应该有1300万左右

7、湖广

曹树基定的崇祯三年，湖广北部人口800万，湖广南部人口700万，按照流寇造成人口7%损失计算，人口损失一百万左右，到崇祯17年，湖广还有人口1400万

8、南直隶

崇祯三年是3100万左右，曹树基引用清修地方志描述所谓瘟疫影响，说安徽、松江、苏州等等都发生几百万人死亡的大瘟疫，基本都属于无边夸大。其所谓的小袁营残虐毫州等地，前面就已经驳斥过了。

整个南直隶在崇祯时期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瘟疫影响当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即便以千分之三人口极低增长率计算，到崇祯17年，也达到3187万左右。

9、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这些南方地区，崇祯时期也大多出于和平状态，自然灾害远不如北方，一些小的战乱也不足以影响整个人口增长。

按曹树基低估的数据，福建是880万，浙江是2360万，江西1930万，广东780万，广西350万，云南240万，贵州250万，在崇祯三年合计也有6790万。

这些地区曹树基全部按照零增长率来计算，实际上在14年的时间里就算按千分之三的人口极低增长率计算，也达到7081万的人口，总计增长近300万的人口。

10、蒙古、西北（甘肃、青海）、西藏、台湾

这些地方尤其是甘肃，曹树基估计的人口也严重低于实际，但我们还暂且按照他的数据，崇祯三年是379万，崇祯17年仍旧按379万计算

11、辽东及以北地区

东北在崇祯三年的时候已经被满清屠杀一空，所以满清四次入寇，都要掳掠大量人口，但掳掠来的人口，基本上也被摧残至死，这些已经计算在山东和北直隶里了。曹树基把崇祯三年的辽东人定在350万显然过高，这里算崇祯三年和崇祯十七年都是一百万比较适合。

12、崇祯时期人口损失情况小结

以上合计，即便按照曹树基的口径，假设在崇祯三年时，全国总人口大约为19313万。此数据和曹树基在崇祯三年的数据扣除四川和辽东的不同之外，还有些微差异（他给出的崇祯三年表格里的全国人口数据是19251万），不过考虑到大体上相差不多，也就不必细究了。

再看崇祯十七年的全国总人口，把我上面所说的数据相加得到17728万。

相比崇祯三年时绝对减少了1585万，如果考虑前面把南方人口增长计入，则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损失为两千万左右。

其中属于被满清屠杀掉的人口有800万，另外1200万的人口损失，其中700万左右是灾荒瘟疫造成的死亡，流寇战乱造成了约5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

我们可以看到以绝对人口减少数字来算，崇祯时期满清四次入关屠杀造成的损失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把人口增长计入后占据的比例也高达百分之四十。

更不必说流寇祸害其实间接也是满清入寇导致边兵和勤王部队军饷不足变乱的结果。

另外再次强调一下，以上数据还仅仅是按照曹树基缩小的崇祯三年的人口数据来推算的。

第二节、明代人口总量在三亿到四亿

本来承接上面部分，我们可以直接论述满清入关后屠杀数量，以及整个明末清初满清屠杀人口数量的估计了。但鉴于明代人口总量，和城市人口数量的估计本身就有许多问题要加以澄清，否则后续部分也难以论述透彻，所以当中有必要插入这一节来。

一、明代册籍人口的严重失实

只有明初洪武时期登记的人口数字和实际情况比较接近（尽管实际登记中仍旧存在欺瞒隐漏的情况）。洪武二十六年官方在册人口数字是6052万左右。[1]到了万历时期，官方在册人口就只有五千六百多万了。

关于明代晚期官方册籍登记的人口数字和实际人口之间几乎毫无关系这一点，前人已经多有论述。

如《晚明社会变迁》中说：

“《明实录》所登录的户口数，也从一开始就出现变化无常，忽多忽少、无章可循的怪现象，根本不能反映客观实际。早在明前期洪武、永乐和宣德、正统以后已经是这样。对此，翻检一下当时的《明实录》就可以一目了然，毋需赘述。”

“到了明后期，户口登记制度更是‘今非昔比’，几乎毫无参考价值”

“尤其可笑的是数字连年照抄，毫无变化，甚至出现‘口半’的字样。可见到晚明户口统计已经名存实亡，绝大多数的年份没有户口统计，即使有统计数字的也是与实际脱节，年年‘抄旧’，毫无意义。王毓铨在谈到这种怪事时说：‘一户未增，一户未减。一人未生，一人未死。如或有生有死，则死亡口数不多不少正好相当。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怪事，但在官场中这都是典型的惯行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欲知全国人口实数，谈何容易。”

那些户口不增不减或者减少的固然是照抄或乱编的结果，那些户口看似合理增加的登记就是可信了么？

不然，所谓照抄不过是实在偷懒，连把数字造的看上去不那么荒谬的功夫都不肯花而已。有些情况，如果负责登记户口的地方官吏不好意思那么干，就会让人口略微增加一个似乎合理的数字，但这实际上仍旧是在胡编乱造，，根本不能以此认为是实际人口普查的结果。

明末清初的明代遗民谈迁说“户口繁于国初减于今日，何也？国初给户帖，子女若干、岁减获若干、指田若干亩、屋若干楹、牛若干头？丝毫毋隐，否者立死戍，故版籍为盛。彻是以降，法令寝弛，势得以容其奸，凡登于版籍俱男不妇，主而不仆。虽详明之吏，不能家阅而户悉也……户口之不可问也，所由来渐矣。林林总总薮为私橐，安得严御如国初，顿洗其弊哉。”

王世贞说“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何也？”“然则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茅元仪说“天下户口不入版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故（黄）册不过纸上之霜，户（丁）皆空之影。”

何炳棣根据各种地方志的记载得出了相同的判断，明代官方册籍中的人口数字和实际人口基本毫无关系，都是连年照抄或者干脆在原有数字加以增减胡编乱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