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里，明代的女人就是一尊尊活动金字塔，穿扮方式老实、简单、拘谨，毫无风雅可言，就连头饰——狄髻和冠儿也如同小帽子一般扣在最简单的发髻之上，全无前朝发型与发饰的风流；而明代的男人，必定是魏晋风流的反义词，刻板地按照服饰制度日复一日穿着相同的袍衫，从未改变。这种想象中的令人窒息的沉闷和看不到希望的恪守常规，再加上刻意强调的封建等级制度压迫和捏造出的贯穿明代的恐怖氛围，让某些青睐仕女风的服饰爱好者异常排斥。轻轻拂去各种阴谋论，仔细阅读风俗志，便能窥得被重重谎言掩盖的真实：他们是如此的鲜活，对美和时尚的追求是如此的执着，爱美的、大胆追求时尚的人，怎么会是拘谨无趣的呢？

真实与谎言：明代的女人是金字塔，拘谨呆板！
明代女人是活动金字塔的结论离不开《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不管是裙子两侧三角插片的作用还是马尾裙的功劳，夸张的裙摆、纹样华丽繁复的短袄、形似金字塔顶端的狄髻，这种成化年间的宫廷形象都令追求空灵的人彻底失望，进而对其他时代其他阶层明代女性装束产生抵触情绪。孔府旧藏展因疏忽将早期的袄子和晚期的裙子搭在一块展出，风格恰巧和这种宫廷形象吻合，短衣窄袖长裙的程式便成了“明制汉服”的标准配置，引发一轮又一轮追捧。除了用云肩通袖裙襕区分华丽和朴素，这种配置多年来居然变动不大。颇有几分任你流行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意味。


这种岿然不动却暗含一个偏见，古代怎么可能有时尚呢？古人怎么可以追求时尚呢？古代信息如此闭塞他们如何追求时尚呢？恪守常规、一代又一代穿着同样的服饰才是正常的吧？打开嘉靖年间的衣橱仔细端详，所有的谎言和偏见都变得那么可笑。

如果说宋元以来的对襟袄衫在明前期的改变如和风细雨般温柔，那么明中后期服饰变革便是全面突破，它终于消化掉前朝所有的影子，以成熟的姿态登上服饰史的舞台。这场突破性的服饰变革体现在嘉靖出土女服上，更多的是衣衫加长。出土文物的数据不仅显示出土女服的上身效果集中在膝盖或稍下的位置，还能表明同一地区女服由短变长的趋势在嘉靖年间得以加速：盛氏墓出土的两件比甲，一件长89厘米一件长103厘米；刘湘妻丘氏晚于盛氏离开人世，衣衫长度集中93-97之间，而更晚的徐氏，衣衫最长达到了113厘米。
相较不断增加的衣长，女人们的裙长到比较稳定，不超过93厘米。身高接近165厘米的女性，若将裙子束在肚脐的位置，93厘米的裙子堪堪遮住脚踝。古代女性束裙位置稍高，多在胸部以下腰部以上，站立行动便会露出膝裤，完全不用担心裙摆扫地也不用担心走光。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地处泰州和常州的女性在嘉靖年间已经走在衣长袖阔的路上，与河南太康县县志的描述“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相吻合。除了衣衫变得宽大，这些衣服由绸纱绢缎罗等垂坠感较好的料子裁成，穿在身上行动之间必是吴带当风、婀娜颀长。

贴上一张自己用CLO3D做的比甲。我刚刚学会几个最常用的功能，只会做些简单的对襟衣，连裙子和大襟衣都不会，只能用这张图表达一下女装上身的效果，大家凑合着看。


出土文物的款式还能体现泰州常州地区女性服装流行的相对滞后。众所周知，竖领袄衫在正德前后便以成熟的姿态在京城服饰舞台上展示，而频频出现在明中后期容像画中的竖领袄衫在此地连做内衣的资格都没有，女服被交领式袄衫牢牢把控。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丘淑贤墓中出土的一件作为内衣的圆领对襟袄和德安熊氏墓出土的圆领补袄尚能体现该江南地区努力追赶京城时尚的决心。

附表格一：张盘龙墓出土衣衫。张盘龙，卒于嘉靖十一年，三品淑人



附表格二：盛氏墓出土衣衫。盛氏，卒于嘉靖十九年，赠孺人




附表格三：丘淑贤出土衣衫。丘淑贤，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处士刘湘之妻




附表格四：徐氏墓出土衣衫。徐氏，卒于嘉靖晚期到万历年间，封孺人

扑朔迷离：嘉靖年间的男人穿什么？



可能受现在绝大多数男人与时尚绝缘的影响，大家万万不敢把那个时代的男人和张扬甚至恣意联系起来。除了威严、端正以及和风流不羁挂了钩的飞舞青丝白色长衫，剩下的便是千百年来各路龙套那灰扑扑的短打。对这种标签最有力的反击很多，艳丽的色泽例如大红履浅红道袍绿伞，诡异难状的着装风格例如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装巾式，还有各种炫目的冠巾衣服：巾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玉台巾等，衣有褶儿、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小深衣、甘泉衣、琴面衣等。短短四十五年时间能玩出如此多的花样，不得不佩服明中后期男人对时尚的执着。


令人遗憾的是，出土的男服没有给出机会让我们体会那种张扬和恣意，不过很多细节倒能表明主人们并非沉闷无趣。贴里类男服虽然长时间受到各阶层青睐，明初明前期明中期的墓中均有出土，但其不断改变的细节譬如上下两截长度的改变（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和越发符合华夏传统审美的袖形褶子，仍能体现出它的生机与活力；深衣虽有吉服的功用，同事也是文人用尊崇古礼的名义标新立异的手段；徐蕃墓出土的两件看上去像是道袍雏形的长衫，更是彰显了明中后期在服饰上的创造力。

附表格五：徐蕃墓出土衣衫。徐蕃，卒于嘉靖九年，官至三品




附表格六：刘湘墓出土衣衫。刘湘，卒于嘉靖十一年，父亲捐粮得授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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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格七：森森庄明墓出土衣衫。刘鉴，无一官半职，下葬时间估计和盛氏相近

嘉靖时期明人着装风尚特点


结合文献，嘉靖时期服饰风尚具有僭越成风、追逐奢华，求新求异等鲜明特点。这两个特点折射出不同的消费心理，同时也预示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僭越成风追逐奢华，主要表现人们对权利的崇拜；而求新求异更多的则是审美情趣的多元化以及变革后的不安在服饰上的回应。前者由勋贵官员主导其他社会阶层跟风，后者则是由市民阶层与士人阶层的角力。这种由不同阶级引领的时尚，催生了南北两个辐射力巨大的时尚中心和两条时尚传播路线。

第一场时尚盛宴：僭越成风，追逐奢华


僭越逐奢的风尚早于求新求异，这场风尚的主导为勋贵官员，京城此时是毫无争议的时尚中心：“他方衣裳冠履之制，视诸京色而以时变异之”。勋贵官员带头逾制逐奢刺激着士庶阶层公然对抗等级制度，掀起整个社会对奢华的狂热追求。早在明初，京城庶民僭用龙狮飞鱼斗牛麒麟等纹样、穿戴金玉珠宝等贵重首饰的现象便屡禁不止。受京城的影响，恣意逐奢服饰僭越的情况在明中期便蔓延苏杭松江等江南繁华城市并且难以控制，浙江监察御史不得不上书请求朝廷整顿京城违禁之风以作天下表率。


出土衣服便是这场风尚蔓延的生动诠释。洪武五年制定士庶妻礼服为浅色团衫，而丘氏仅作为处士刘湘之妻却效仿命妇，拥有象征公候伯夫人的麒麟补袄和一二品夫人的圆领袍，印证了《西园杂记》《吴江县志》中士庶妻对朝廷命妇效仿记录的真实性：“非仕宦族有恩封者不敢用冠袍，今士民之家，遇嫁娶事，必假珠冠袍带以荣”、“习俗奢靡，故多僭越。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不能顿革也”。淑人徐氏胆子略大，效仿皇后王妃，花缎裙上使用了凤纹。相比之下，盛氏徐氏的补服在纹样上的僭越也就稍显平淡了。


与游离在政治之外明目张胆的妇女们相比，男人们显得规矩许多。虽用花缎花罗等奢侈衣料，但《西园杂记》记载的小吏戴忠静冠、《北窗琐语》记载的商贩市民模仿忠静冠制度戴凌云巾等款式的违禁行为并未在嘉靖时期的墓中找到实例，纹样上的僭越也未发生。似乎礼制对该地区的男性还有很大的约束力。

男子头戴襦巾身穿襕衫、女子头戴金梁冠身穿白鹇补大红圆领袍，这张容像画僭越的情形应该就是刘湘这种家庭追逐风尚的最佳写照。




之前一直有人疑惑为何容像上的侍女穿戴如此华丽？这正是体现了正德时期富庶家庭纵容仆人逐奢的情形。针对这种情况，礼部尚书上奏皇帝提出治理措施：“军民、妇女进来用珠结盖额，缪称璎珞，或缀衣缘履，官员之家结成补子，甚违法制”。感谢@我欲飞飞飞共享的高清容像画。

女服新款竖领衫的流行是京城奢侈违禁风尚向全国扩散的侧写。除了华丽的纹样，竖领衫的主要装饰品便是钮扣。钮扣缀在对襟袄衫的领口和衣襟上，多为金银或金银镶嵌红蓝宝石，也有玉石等贵重材料，题材有蜂赶菊、蝶恋花、鱼戏莲、祥云捧日、福字万字四合云等吉祥如意纹样，贵重的材质、别出心裁的造型以及精细的做工，最大程度的炫耀了主人的财力，收到妇女们的追捧。正德十年的苇子坑明墓便出土了数件竖领对襟袄衫，正德年间的双林寺彩塑和容像画亦有内穿的竖领袄衫。离京城更远的江西、嘉兴、常州、泰州几个嘉靖年间的墓则要滞后些，只有不知是嘉靖晚期还是万历早期的徐氏墓出土了一件阔袖竖领对襟衫。

第二场时尚盛宴：求新求异


不同于上一场对权利崇拜和奢侈品的狂热，新一轮的时尚为求新求异。它显示出社会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引领时尚的接力棒也从勋贵官员移交到士人和市民的手中。衣被天下的松江和三吴地区是棉花生产基地和手工业发达城市，当之无愧成为新的时尚中心：“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江南地区的服饰创新经久不衰，吴风在晚明北上甚至影响了京城，比如发型一窝丝杭州攒。


复古是求新求异的一个体现。嘉靖年间社会追求复古潮流的心里是“自后以为烦”，于是改戴“有唐巾、程巾、坡巾、华阳巾、和靖巾、玉台巾、诸葛巾、凌云巾、方山巾、阳明巾”。由此可见，明人制唐巾、诸葛巾等，未必追求相似度，只是从传统题材或假借古物名挖掘灵感，满足求新求异的心里。这和现在设计师时不时借用各时代经典款式或元素标榜个性一样。等复古风潮一过，又会挖掘其他题材，“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晋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 联想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靠购买汉服来突显自己深谙传统文化的精髓；他们搭配随性，着装风格往往与场合格格不入，愈发显得他们是在借“复古”来标新立异。这让我担心当复古风潮刮过，大家视汉服皆称厌物，这场服饰热还会留下些什么？


除了衣冠织物的“复古”，求新求异还体现在服饰外观的怪异上：“一可怪，四方平巾对角戴。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三可怪，丝鞋上贴一块。四可怪，白布截子缀绿带。秉礼者痛之，建言于朝，遂有章服诡异之禁”。

士人的品味和样式总是很快便被庶民效仿，富民戴瓦楞骔帽、商人白丁戴效仿忠静冠的凌云巾、恶少穿儒家常服布袍等现象司空见惯，使得用冠服辨明社会阶层的作用大大削弱，严重刺激了士人的危机意识。不仅如此，市民阶层通过捐纳入仕、结交名流等方式积极提高社会地位，名正言顺威胁着士人的政治地位。为了维持士人的优越感，士人纷纷投入这场时尚，不断创造新的款式以显示自己的独特，例如士人制作凌云巾、陈继儒用两飘带束顶等；有的为了表达自己的豪放不羁，加入到富贵公子着女装的行动中：“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色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有的则屈从于社会风尚，“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但不免在笔记小说中记下几笔，表达自己对市民阶层崛起的酸葡萄心里和对礼制坍塌的无奈。


后人读风俗志，往往将服饰和社会变革割裂，也不愿看到社会阶层的变动带来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变化。在感叹人心不古之后，怒气冲冲把对喜爱古代服饰的行为强行贴上推销封建等级制度的标签。每每看到这种指责，我总想告诉他，你是否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个叫明中后期的时代，市井众生纷纷登台，轮番演绎社会复杂世态炎凉人性善恶。他们及时享乐，促使社会审美情趣多样化发展；他们积极进取，撬动社会结构。这种由社会下层推动的社会变革如此富有希望且充满人性为何总被人漠视或者扭曲呢？原本应为一场持久深入的服饰变革在现代人眼里怎么就变成维护封建礼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