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姐姐
妈妈一生共生育六子三女，存活下来二子二女，老大是在朝鲜的大哥（1936年出生），大姐（1947年出生），二姐今年（1954年出生），我是老九，1959年出生。由于很久没有大哥音讯了，不知他是否尚在人世。
哥哥读书不多，却是我家唯一掌握四国语言的人。首先是本民族的朝鲜语，还有就是华语，大哥在大兴安岭学习工作好多年，一口东北话说的很溜。又因为小时候生活在日本奴化教育只能说日语的东三省，上学的课本都是日文，所以他的日语非常流利。据说他那个年纪有点儿文化的东北人，几乎都会一口流利的日语。后来我家到大兴安岭林区，附近很多苏联人，哥哥有一个结拜的苏联兄弟叫伊万（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因为经常跟他们在一起玩儿，所以俄语说的也相当流利。苏联解体后，大量中国人到俄罗斯淘金，跟哥哥一起玩儿的大堂哥就因为俄语说的好，在苏联给中国的商人当中介就发了大财。
哥哥很聪明，爸爸说哥哥在林区电影院工作，自学绘画，当时画出来的电影海报特别带劲，有一部前苏联的电影叫《黑孩子》，据说哥哥画出来的跟电影里的人物毫无二致。 哥哥在放电影的同时，自学了摄影和洗印。这一技能让他到朝鲜成了终生的饭碗。
我和大哥的交集能够记忆的只有三次，第一次是他从朝鲜带着4岁的侄子金辉到巴林，但那一次的记忆相当模糊。我甚至连哥哥模样都没有记住，哥哥来华之前，我对哥哥印象都是来自于照片。第二次是1986年正式回国探亲。
哥哥回来的那天，吃过晚饭我和父母正在看电视，锅炉厂的老张会计敲我家的门，说我哥哥来了，我当时一愣，还没啥反应的呢，就听见父母高声呼喊着从屋里冲出来，与同时冲进屋里的哥哥三个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他们哭声惊动了整个家属楼，这是哥哥离开父母去朝鲜２６年后的第一次会面。２６年的思念在这一刻爆发，邻居们听后也都唏嘘不已。
哥哥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为父母补办的花甲大寿。朝鲜族的每一个人一生要接受三次这种形式的大桌，第一次是周岁的抓周，桌上摆放的除了食品，还有文具剪刀之类的。一般都是早晨孩子睡觉时候就把大桌摆好，等孩子醒来马上抱到桌上，看他抓什么。第二次是结婚的时候，父母要给新婚夫妇摆上一个大桌，最后一次就是60岁的花甲，有子女为父母摆上一个大桌，要向父母敬酒磕头，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朝鲜族对这个花甲寿诞非常重视，而这时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
朝鲜族的规矩是老大赡养老人，因为哥哥远在朝鲜，所以父母一直跟我在一起，对此哥哥总是对我表示愧疚和感谢，感谢我替他为老人尽孝。对此，我感觉并没有什么，因为在中国老儿子赡养老人的比比皆是，但哥哥说不一样的。他说朝鲜族非常讲究这个的。
这次哥哥在中国滞留了一个多月，由于我们都在上班抽不出多少时间，是父母陪着他先后到哥哥的岳父家乌兰浩特，然后又去了牙克石见了很多过去的老朋友，最后他们三人又到北京游玩了一次。
这是哥哥第三次回国全家及亲友的合影
哥哥第三次到中国，是九十年代偷渡回来看望父母，而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当时是朝鲜最困难的时期，连续四年几乎颗粒无收。据哥哥说，那时的朝鲜，平壤周边20里范围内的草根树皮都被人吃掉了。当时的朝鲜的农村没有火葬，据说在谁家死了人，都是偷偷的埋葬，而且还不能留下坟头，如果被人发现经常会发生被饿极了的人将尸体扒出来吃掉的事情。大街上没有人敢拿出食品吃，因为饿极了的人已经顾不上廉耻的上来跟你抢夺。 哥哥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离开中国去的朝鲜，当时朝鲜战后人才奇缺，哥哥被朝鲜没收了中国的护照强制留下。当时的朝鲜战后重建，又有前苏联的支持，所以生活比中国好很多。看当时，哥哥似乎躲过了那一难。看现在，哥哥当年没有遭受的困难似乎又补回来了。从宿命论的角度，似乎每个人这一生该吃的苦都是命中注定的，年轻时躲过去了，可到老了这不又找回来了。。。。
大哥和大姐与母亲的感情最深，因为爸爸当兵的那些年，是他们兄妹两人陪伴着母亲熬过了那一段漫长而又极度贫困的岁月。听妈妈说，最困难的时候，只能用别人家做晚饭剩下的炭火做饭。
左面的是当年红卫兵的大姐
大姐是迎接我来到人世的第一个人。据说当时爸爸带着二姐到牙克石看病去了，妈妈生我的时候，家里有只有大姐一个人，是大姐忙前忙后又是找人接生，又是烧水做饭的侍候妈妈。当时大姐只有12岁，我们两个一个属相。
大姐从我记事起就常年在牙克石住校，在巴林那段时间唯一有点儿印象的就是，有一次姐姐背着我和母亲到流动售货车买东西（当年的巴林没有商店，每隔一段时间林区就派出一列火车在沿途各个火车站甩下一节装满各种商品的售货车）。后来搬到旺业甸，大姐在赤峰二中住校，每年只有寒暑假回来。
姐姐是书虫，每次假期回来就是一个人在家看书。姐姐很会讲故事，印象最深的是马兰花的故事，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等。可能是受姐姐的感染吧，我从小就染上了看书的毛病，晚上妈妈不让看，我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
姐姐似乎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我们从小就挺怕她的，直到现在这个年纪了，在大姐发火的时候虽然嘴上还挺硬，但心里仍然还是怕怕的。那时虽然很怕大姐，但又非常期盼大姐回家，因为大姐每次回来都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
再后来大姐作为老三届下乡到克旗达里草原，一去就是三年没有回家，因为表现好，在爸爸被批斗的年月就入党好像还当过支部书记。记得那时林场停发了爸爸的工资，为了维持生计，妈妈把家里价值600多元的欧米茄手表以200元的低价卖了。那段时间是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几个月见不到荤腥，就在这时，大姐从草原给家里捎来一个牛肚包、一个羊肚包，肚包里面全是牛羊肉，另外还有几十斤的奶油和达里湖的鲤鱼干以及奶豆腐等。当时全家人那个高兴啊。那些东西别说当年，就是现在也是奢侈品啊。尤其是达里湖的鲤鱼，现在有钱也很难得到的，据说都是打捞上来后直接装在冷藏车运往北京了。而那一脸盆的奶油，用来煎玉米面饼子的味道更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姐姐捎来的东西，我们除了第一顿多放了一点肉，剩下的都当做调料每次放一点，这让我们整整吃一年没有断了荤腥。现在想想，姐姐当时给我们捎来那么多东西，而作为没有什么收入的一个知青，不知当时做了多大的难呢。虽然姐姐始终没说，可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姐姐确实很不容易。
这是大姐（右二）在退休后再次重返草原，穿上蒙古袍与当年的牧民朋友的合影
由于大哥在朝鲜，而我还小，所以大姐是被父母当儿子来养的，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都要找大姐，就是父母吵架急眼了，也要给大姐打电报。那时她还是一个姑娘，在她那个年龄段人来说，承担如此重负应当为数不多。
再后来大姐作为第一批招工对象，在克旗的书声、经棚中学教学，后来调到赤峰教师进修学校。大姐的字的写非常漂亮，这一点大姐的同事经常给我说他们非常羡慕，大姐的文笔也很好，人缘也不错，但就是性格耿直，心直口快，有啥说啥，这是官场大忌，因此她一生无缘官场，从事教师职业直到退休。
据说我出生后妈妈就生病住院没有母乳喂养我，而大姐不久就到牙克石上学去了。是当时年仅5岁的二姐每天抱着奶瓶给我打牛奶让我度过了人生的婴儿期。一个5岁的小姑娘，在大兴安岭那寒冷的冬季，每天跑跑颠颠的为弟弟打奶，那个场景想想都很感动人的。现在的孩子，别说5岁，就是十多岁也不可能做的到。
自从爸爸被抓起来批斗，妈妈就病倒了。二姐就承担了所有家务。当时在我家的侄子金辉和侄女美兰没有户口，也没有外国人的身份，吃的粮食都是黑市买的，由于家里经济出现问题，我们的主食就是购买的玉米，粮店供应的细粮，都是在家里做好了给爸爸送过去的。那时二姐隔三差五就带着我们去推碾子压棒子面，棒子米什么的。而吃的蔬菜也是爸爸还没抓进去之前，在生产队的菜地里划拉的准备喂猪的大头菜的菜帮子，加上大姐捎来的那羊肉做馅儿或做汤。有趣的是，都那个时候了，我的侄子金辉还是那么挑剔，拒绝食用菜帮子中的菜梗。
当时家属院的孩子们都不跟我们玩儿了，二姐每天忙完家务还要陪着我们玩儿。后来爸爸被放出来，二姐就又跟她们那一帮同学玩而很少跟我们玩儿了。二姐善交际，从小学的时候，就经常请一帮女同学到家里吃饭，后来到了高中，时不时的还请一帮男同学到家吃饭。所以二姐班里的女同学我几乎都认识，男同学也认识很多。
二姐的手很巧，爸爸没有被批斗之前，我们穿的鞋都是买的。后来家里困难，二姐就学着在面板上一层一层的用破布刷上浆糊（打袼褙），然后搓麻绳纳鞋底，经过几个星期的时间，给我们三个人每人做了一双棉布鞋。后来爸爸放出来后，二姐再也没做鞋。那是我们这一生唯一穿过的手工制作的鞋。
爸爸放出来不久，家里买了一台牌缝纫机，二姐就开始学着做衣服，他卖了裁剪的书籍，开始用报纸裁剪缝合，成功之后就给我们做。当时旺业甸只有一家成衣铺是马广平父母开的，还有两个是私下里接活儿的。一个是郭福志那位少了半截腿的漂亮姐姐，另一个是上台四队张华国的哑巴姐姐。他们做的衣服都是老样式，而二姐则不然，她做的衣服都是最时兴的样式。再后来二姐居然能把在电影里看到的样式制作出来（那个时代电影开演前播放的《新闻简报》里面看到的最流行的样式），当时在旺业甸，金辉我们三个的服装总是领导时装新潮流的。后来开始流行夹克、中山装，金辉我们两个人是旺业甸学生中，唯一穿着中山装上学招摇的人。也是唯一穿着二姐用最流行的什么罗马尼亚针、菠萝针等稀奇古怪名称的针法编织的毛衣。自从二姐学会做衣服后，我们全家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二姐缝制。后来二姐的名气大了，几乎家属院和林场好多人都找二姐做衣服。还有很多人拿着当时非常高档的“的卡”制作衣裤。后来二姐结婚生子，她孩子开始领导锦山儿童的服装新潮流。
二姐除了作服装，还经常变着花样的给我们制作当地民间的各种食品，什么桥面碗托、咯咯豆子、散状、烙糕、煎饼、豆包、切糕等等，凡是看见别人家做什么，她就去学，然后做给我们吃。每到过年， 就是二姐大展身手的时候。准备过年的食物，在旺业甸叫“烙作”。主要就是做豆腐、炸肉块、丸子等。还有就是一锅一锅的蒸豆包、切糕，然后放在外面晾凉了再放在仓库的空水缸里冻上。那几天几乎家家的火炕因为不断地烧火蒸煮，都是滚烫滚烫的。
由于妈妈常年有病，在二姐的带动下，我们三个人从小就帮着做饭什么的，我家吃饺子都是大家一起动手，几乎就是分分钟钟的功夫，一般都是馅儿弄好了我们几个人开始包饺子，侄子金辉负责生活烧水，等水开了，饺子也包完开始下锅。
二姐（前右三）在下乡插队期间
二姐中学毕业就下乡了，是那尔村（现在的王爷府）的白太沟，我还去过他们青年点几次，结识了青年点所有的人。当时他们的生活很艰苦，记得有一次我去，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发几棵十公分左右长的菠菜，连大酱都没有，是沾着盐水吃。。。。
后来二姐被招工到汽车站当乘务员，那时的乘务员很牛的，到哪儿办事都很给面子的，二姐经常给家里捎回点利用特权买的好东西，而我们因为乘坐班车不花钱，也经常到锦山转悠转悠。再后来二姐结婚生子，我们也相继结婚，过去那种一家子在一起的快乐生活就成了现在美好的回忆。。。。。
哥哥读书不多，却是我家唯一掌握四国语言的人。首先是本民族的朝鲜语，还有就是华语，大哥在大兴安岭学习工作好多年，一口东北话说的很溜。又因为小时候生活在日本奴化教育只能说日语的东三省，上学的课本都是日文，所以他的日语非常流利。据说他那个年纪有点儿文化的东北人，几乎都会一口流利的日语。后来我家到大兴安岭林区，附近很多苏联人，哥哥有一个结拜的苏联兄弟叫伊万（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因为经常跟他们在一起玩儿，所以俄语说的也相当流利。苏联解体后，大量中国人到俄罗斯淘金，跟哥哥一起玩儿的大堂哥就因为俄语说的好，在苏联给中国的商人当中介就发了大财。
哥哥很聪明，爸爸说哥哥在林区电影院工作，自学绘画，当时画出来的电影海报特别带劲，有一部前苏联的电影叫《黑孩子》，据说哥哥画出来的跟电影里的人物毫无二致。 哥哥在放电影的同时，自学了摄影和洗印。这一技能让他到朝鲜成了终生的饭碗。
我和大哥的交集能够记忆的只有三次，第一次是他从朝鲜带着4岁的侄子金辉到巴林，但那一次的记忆相当模糊。我甚至连哥哥模样都没有记住，哥哥来华之前，我对哥哥印象都是来自于照片。第二次是1986年正式回国探亲。
哥哥回来的那天，吃过晚饭我和父母正在看电视，锅炉厂的老张会计敲我家的门，说我哥哥来了，我当时一愣，还没啥反应的呢，就听见父母高声呼喊着从屋里冲出来，与同时冲进屋里的哥哥三个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他们哭声惊动了整个家属楼，这是哥哥离开父母去朝鲜２６年后的第一次会面。２６年的思念在这一刻爆发，邻居们听后也都唏嘘不已。
哥哥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为父母补办的花甲大寿。朝鲜族的每一个人一生要接受三次这种形式的大桌，第一次是周岁的抓周，桌上摆放的除了食品，还有文具剪刀之类的。一般都是早晨孩子睡觉时候就把大桌摆好，等孩子醒来马上抱到桌上，看他抓什么。第二次是结婚的时候，父母要给新婚夫妇摆上一个大桌，最后一次就是60岁的花甲，有子女为父母摆上一个大桌，要向父母敬酒磕头，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朝鲜族对这个花甲寿诞非常重视，而这时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
朝鲜族的规矩是老大赡养老人，因为哥哥远在朝鲜，所以父母一直跟我在一起，对此哥哥总是对我表示愧疚和感谢，感谢我替他为老人尽孝。对此，我感觉并没有什么，因为在中国老儿子赡养老人的比比皆是，但哥哥说不一样的。他说朝鲜族非常讲究这个的。
这次哥哥在中国滞留了一个多月，由于我们都在上班抽不出多少时间，是父母陪着他先后到哥哥的岳父家乌兰浩特，然后又去了牙克石见了很多过去的老朋友，最后他们三人又到北京游玩了一次。
这是哥哥第三次回国全家及亲友的合影
哥哥第三次到中国，是九十年代偷渡回来看望父母，而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当时是朝鲜最困难的时期，连续四年几乎颗粒无收。据哥哥说，那时的朝鲜，平壤周边20里范围内的草根树皮都被人吃掉了。当时的朝鲜的农村没有火葬，据说在谁家死了人，都是偷偷的埋葬，而且还不能留下坟头，如果被人发现经常会发生被饿极了的人将尸体扒出来吃掉的事情。大街上没有人敢拿出食品吃，因为饿极了的人已经顾不上廉耻的上来跟你抢夺。 哥哥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离开中国去的朝鲜，当时朝鲜战后人才奇缺，哥哥被朝鲜没收了中国的护照强制留下。当时的朝鲜战后重建，又有前苏联的支持，所以生活比中国好很多。看当时，哥哥似乎躲过了那一难。看现在，哥哥当年没有遭受的困难似乎又补回来了。从宿命论的角度，似乎每个人这一生该吃的苦都是命中注定的，年轻时躲过去了，可到老了这不又找回来了。。。。
大哥和大姐与母亲的感情最深，因为爸爸当兵的那些年，是他们兄妹两人陪伴着母亲熬过了那一段漫长而又极度贫困的岁月。听妈妈说，最困难的时候，只能用别人家做晚饭剩下的炭火做饭。
左面的是当年红卫兵的大姐
大姐是迎接我来到人世的第一个人。据说当时爸爸带着二姐到牙克石看病去了，妈妈生我的时候，家里有只有大姐一个人，是大姐忙前忙后又是找人接生，又是烧水做饭的侍候妈妈。当时大姐只有12岁，我们两个一个属相。
大姐从我记事起就常年在牙克石住校，在巴林那段时间唯一有点儿印象的就是，有一次姐姐背着我和母亲到流动售货车买东西（当年的巴林没有商店，每隔一段时间林区就派出一列火车在沿途各个火车站甩下一节装满各种商品的售货车）。后来搬到旺业甸，大姐在赤峰二中住校，每年只有寒暑假回来。
姐姐是书虫，每次假期回来就是一个人在家看书。姐姐很会讲故事，印象最深的是马兰花的故事，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等。可能是受姐姐的感染吧，我从小就染上了看书的毛病，晚上妈妈不让看，我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
姐姐似乎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我们从小就挺怕她的，直到现在这个年纪了，在大姐发火的时候虽然嘴上还挺硬，但心里仍然还是怕怕的。那时虽然很怕大姐，但又非常期盼大姐回家，因为大姐每次回来都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
再后来大姐作为老三届下乡到克旗达里草原，一去就是三年没有回家，因为表现好，在爸爸被批斗的年月就入党好像还当过支部书记。记得那时林场停发了爸爸的工资，为了维持生计，妈妈把家里价值600多元的欧米茄手表以200元的低价卖了。那段时间是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几个月见不到荤腥，就在这时，大姐从草原给家里捎来一个牛肚包、一个羊肚包，肚包里面全是牛羊肉，另外还有几十斤的奶油和达里湖的鲤鱼干以及奶豆腐等。当时全家人那个高兴啊。那些东西别说当年，就是现在也是奢侈品啊。尤其是达里湖的鲤鱼，现在有钱也很难得到的，据说都是打捞上来后直接装在冷藏车运往北京了。而那一脸盆的奶油，用来煎玉米面饼子的味道更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姐姐捎来的东西，我们除了第一顿多放了一点肉，剩下的都当做调料每次放一点，这让我们整整吃一年没有断了荤腥。现在想想，姐姐当时给我们捎来那么多东西，而作为没有什么收入的一个知青，不知当时做了多大的难呢。虽然姐姐始终没说，可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姐姐确实很不容易。
这是大姐（右二）在退休后再次重返草原，穿上蒙古袍与当年的牧民朋友的合影
由于大哥在朝鲜，而我还小，所以大姐是被父母当儿子来养的，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都要找大姐，就是父母吵架急眼了，也要给大姐打电报。那时她还是一个姑娘，在她那个年龄段人来说，承担如此重负应当为数不多。
再后来大姐作为第一批招工对象，在克旗的书声、经棚中学教学，后来调到赤峰教师进修学校。大姐的字的写非常漂亮，这一点大姐的同事经常给我说他们非常羡慕，大姐的文笔也很好，人缘也不错，但就是性格耿直，心直口快，有啥说啥，这是官场大忌，因此她一生无缘官场，从事教师职业直到退休。
据说我出生后妈妈就生病住院没有母乳喂养我，而大姐不久就到牙克石上学去了。是当时年仅5岁的二姐每天抱着奶瓶给我打牛奶让我度过了人生的婴儿期。一个5岁的小姑娘，在大兴安岭那寒冷的冬季，每天跑跑颠颠的为弟弟打奶，那个场景想想都很感动人的。现在的孩子，别说5岁，就是十多岁也不可能做的到。
自从爸爸被抓起来批斗，妈妈就病倒了。二姐就承担了所有家务。当时在我家的侄子金辉和侄女美兰没有户口，也没有外国人的身份，吃的粮食都是黑市买的，由于家里经济出现问题，我们的主食就是购买的玉米，粮店供应的细粮，都是在家里做好了给爸爸送过去的。那时二姐隔三差五就带着我们去推碾子压棒子面，棒子米什么的。而吃的蔬菜也是爸爸还没抓进去之前，在生产队的菜地里划拉的准备喂猪的大头菜的菜帮子，加上大姐捎来的那羊肉做馅儿或做汤。有趣的是，都那个时候了，我的侄子金辉还是那么挑剔，拒绝食用菜帮子中的菜梗。
当时家属院的孩子们都不跟我们玩儿了，二姐每天忙完家务还要陪着我们玩儿。后来爸爸被放出来，二姐就又跟她们那一帮同学玩而很少跟我们玩儿了。二姐善交际，从小学的时候，就经常请一帮女同学到家里吃饭，后来到了高中，时不时的还请一帮男同学到家吃饭。所以二姐班里的女同学我几乎都认识，男同学也认识很多。
二姐的手很巧，爸爸没有被批斗之前，我们穿的鞋都是买的。后来家里困难，二姐就学着在面板上一层一层的用破布刷上浆糊（打袼褙），然后搓麻绳纳鞋底，经过几个星期的时间，给我们三个人每人做了一双棉布鞋。后来爸爸放出来后，二姐再也没做鞋。那是我们这一生唯一穿过的手工制作的鞋。
爸爸放出来不久，家里买了一台牌缝纫机，二姐就开始学着做衣服，他卖了裁剪的书籍，开始用报纸裁剪缝合，成功之后就给我们做。当时旺业甸只有一家成衣铺是马广平父母开的，还有两个是私下里接活儿的。一个是郭福志那位少了半截腿的漂亮姐姐，另一个是上台四队张华国的哑巴姐姐。他们做的衣服都是老样式，而二姐则不然，她做的衣服都是最时兴的样式。再后来二姐居然能把在电影里看到的样式制作出来（那个时代电影开演前播放的《新闻简报》里面看到的最流行的样式），当时在旺业甸，金辉我们三个的服装总是领导时装新潮流的。后来开始流行夹克、中山装，金辉我们两个人是旺业甸学生中，唯一穿着中山装上学招摇的人。也是唯一穿着二姐用最流行的什么罗马尼亚针、菠萝针等稀奇古怪名称的针法编织的毛衣。自从二姐学会做衣服后，我们全家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二姐缝制。后来二姐的名气大了，几乎家属院和林场好多人都找二姐做衣服。还有很多人拿着当时非常高档的“的卡”制作衣裤。后来二姐结婚生子，她孩子开始领导锦山儿童的服装新潮流。
二姐除了作服装，还经常变着花样的给我们制作当地民间的各种食品，什么桥面碗托、咯咯豆子、散状、烙糕、煎饼、豆包、切糕等等，凡是看见别人家做什么，她就去学，然后做给我们吃。每到过年， 就是二姐大展身手的时候。准备过年的食物，在旺业甸叫“烙作”。主要就是做豆腐、炸肉块、丸子等。还有就是一锅一锅的蒸豆包、切糕，然后放在外面晾凉了再放在仓库的空水缸里冻上。那几天几乎家家的火炕因为不断地烧火蒸煮，都是滚烫滚烫的。
由于妈妈常年有病，在二姐的带动下，我们三个人从小就帮着做饭什么的，我家吃饺子都是大家一起动手，几乎就是分分钟钟的功夫，一般都是馅儿弄好了我们几个人开始包饺子，侄子金辉负责生活烧水，等水开了，饺子也包完开始下锅。
二姐（前右三）在下乡插队期间
二姐中学毕业就下乡了，是那尔村（现在的王爷府）的白太沟，我还去过他们青年点几次，结识了青年点所有的人。当时他们的生活很艰苦，记得有一次我去，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发几棵十公分左右长的菠菜，连大酱都没有，是沾着盐水吃。。。。
后来二姐被招工到汽车站当乘务员，那时的乘务员很牛的，到哪儿办事都很给面子的，二姐经常给家里捎回点利用特权买的好东西，而我们因为乘坐班车不花钱，也经常到锦山转悠转悠。再后来二姐结婚生子，我们也相继结婚，过去那种一家子在一起的快乐生活就成了现在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