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真的耽误新中国解放台湾？
目前关于抗美援朝有一个流行的观点，那就是朝鲜战争使新中国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目前包括《抗美援朝是歪打正着》作者的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金门失利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解放军吸取教训，一是调动50万精锐大军，由粟裕亲自指挥；二是从苏联购买400多架先进飞机，压倒了国民党空军；三是在最重要的海军方面，根据英国竭力保住香港地位的心理，按处理价廉价购买了包括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在内的一批海军装备（苏联的军舰要求中国全价购买，价格高昂我们难以承受），与弱小的国民党海军相比已处于绝对优势。解放海南岛后，国民党内已无人怀疑我军能轻易攻占台湾，蒋介石也向菲律宾探求建立流亡政府的可能性。更重要是，这时美国抛弃了台湾的蒋介石，从而消除了我们解放台湾最大的顾虑。原因在于，由于国民党高度腐败，几大家族将大量美援据为私人财产，美国于1948年开始已基本断绝了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时，美国开始试探与新中国建交的可能性，在宣布美国在东亚的防御圈时，不把台湾包括在内。此时解放台湾，只欠东风。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时间表上，中国解放台湾原本排在北朝鲜统一全国之前，但金日成急于做开国领袖，秘密向斯大林提出优先解决朝鲜问题，斯大林出于对当时新中国这个巨人的疑虑和牵制考虑，同意了金日成的建议。对此，毛泽东事先知道（也不知道具体时间），但已无力改变。果然如毛泽东所料，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立即派出第7舰队“隔离”台湾海峡，结果台湾问题一拖就是半个世纪，现在的解决台湾问题比当年的难度已大得多。可以说，朝鲜战争中新中国在国外得了高分，但在国内统一大业上却失分甚多，对此，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小算盘”要负重大责任。”
但实际情况却是早在早在1948年12月1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代理国务卿洛威特就已经明确指出：“台湾的价值并不在于蒋介石在10年后重返（大陆），而在于把未来寄托于根日本合并成一个不受中共影响的政府。鉴于当时的困难情况，此事应当秘密进行”（《从雅尔塔到板门店》P154页，总统秘书档案，第220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卷。）。“这可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策划搞两个中国的内容。”（《从雅尔塔到板门店》P154页）而到1949年2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台湾问题的37/2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美国应设法发展和支持一个当地的非共的中国政权，它至少可以向这些岛屿提供一个多少有点正直的政府”。美国还应“在一切地方运用影响以劝阻大陆人涌入”，并“跟台湾本地领袖人物保持谨慎的联系”，以便在将来“利用台湾自治运动”。（《从雅尔塔到板门店》P158页）。需要指出的是杜鲁门做出在朝战爆发后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武力解放台湾除去“不愿自己的后院受到共和党人和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译者注：此处指受国民党收买的一批政客。]的攻击。这些人极力主张援助蒋介石，并曾批评过杜鲁门1月5日发表的不干涉台湾的政策。倘若中共趁美国军队在朝鲜作战之机，出兵占领台湾，而美国对此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从政治上讲，杜鲁门承受不起这样的攻击。[译者注：指共和党及拥蒋的院外活动集团所发起的进攻。]杜鲁门将第7舰队插入台湾海峡，乃是先发制人之举，可以消除红色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从而亦可避免在国内发生政治灾难”（《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7章 出兵朝鲜与隔离台湾）这一国内因素外。也归功于麦克阿瑟的说服工作。“麦克阿瑟已经改变了对这座岛屿的战略重要性的看法。1950年5月29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封长信，信中认为GCD占领台湾将会威胁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他极力主张，绝不容许发生这种情况。他还说，台湾如在GCD控制下，“就等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1950年6月14日，麦克阿瑟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也包含有同样的观点。6月11-24日布莱德雷和国防部长约翰逊访问远东期间，他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他们二人。根据布莱德雷自传，这份备忘录惹恼了国防部长约翰逊。他全力以赴发起了一场彻底扭转美国政策的运动。结果，布莱德雷也为总统起草了一份相同意义的备忘录”（同上）。那时候哪来的朝鲜战争？由此可见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既定战略，而朝战的爆发充其量不过是使这种既定战略提前明朗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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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岛上龙不是做梦都想成为15.24米40910kg的海洋霸主吗?诺，这个就是15.24米40910kg，15.5米40910kg的巨齿鲨在旁边笑而不语，表示肥肉很好吃！
但实际情况却是早在早在1948年12月1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代理国务卿洛威特就已经明确指出：“台湾的价值并不在于蒋介石在10年后重返（大陆），而在于把未来寄托于根日本合并成一个不受中共影响的政府。鉴于当时的困难情况，此事应当秘密进行”（《从雅尔塔到板门店》P154页，总统秘书档案，第220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卷。）。“这可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策划搞两个中国的内容。”（《从雅尔塔到板门店》P154页）而到1949年2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台湾问题的37/2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美国应设法发展和支持一个当地的非共的中国政权，它至少可以向这些岛屿提供一个多少有点正直的政府”。美国还应“在一切地方运用影响以劝阻大陆人涌入”，并“跟台湾本地领袖人物保持谨慎的联系”，以便在将来“利用台湾自治运动”。（《从雅尔塔到板门店》P158页）。需要指出的是杜鲁门做出在朝战爆发后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武力解放台湾除去“不愿自己的后院受到共和党人和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译者注：此处指受国民党收买的一批政客。]的攻击。这些人极力主张援助蒋介石，并曾批评过杜鲁门1月5日发表的不干涉台湾的政策。倘若中共趁美国军队在朝鲜作战之机，出兵占领台湾，而美国对此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从政治上讲，杜鲁门承受不起这样的攻击。[译者注：指共和党及拥蒋的院外活动集团所发起的进攻。]杜鲁门将第7舰队插入台湾海峡，乃是先发制人之举，可以消除红色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从而亦可避免在国内发生政治灾难”（《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7章 出兵朝鲜与隔离台湾）这一国内因素外。也归功于麦克阿瑟的说服工作。“麦克阿瑟已经改变了对这座岛屿的战略重要性的看法。1950年5月29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封长信，信中认为GCD占领台湾将会威胁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他极力主张，绝不容许发生这种情况。他还说，台湾如在GCD控制下，“就等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1950年6月14日，麦克阿瑟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也包含有同样的观点。6月11-24日布莱德雷和国防部长约翰逊访问远东期间，他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他们二人。根据布莱德雷自传，这份备忘录惹恼了国防部长约翰逊。他全力以赴发起了一场彻底扭转美国政策的运动。结果，布莱德雷也为总统起草了一份相同意义的备忘录”（同上）。那时候哪来的朝鲜战争？由此可见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既定战略，而朝战的爆发充其量不过是使这种既定战略提前明朗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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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岛上龙不是做梦都想成为15.24米40910kg的海洋霸主吗?诺，这个就是15.24米40910kg，15.5米40910kg的巨齿鲨在旁边笑而不语，表示肥肉很好吃！
@卡戎lt: 回复 斯岛上龙 :可是现在是我抽你的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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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小白这么欠抽，那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了。直接上材料抽小白丫的：
1949年10月12日艾奇逊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讨论承认问题时，尼赫鲁倾向于尽早承认，但艾奇逊反对承认，其理由就是承认中共等于抛弃了中国人民。[4]
艾奇逊在1949年8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称中共政权目前虽然“能说服大批的中国人相信它是在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并一直在不断扩大它的统治区域”，但“在事实上是在为一个外国强权的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代表一外国强权的利益并把他们的企图建立在对世界现实故意歪曲的观念之上。”[5]1950年2月16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艾奇逊称中共“完全从属于莫斯科政权”。[6]1950年3月15日在旧金山演讲中，艾奇逊称“共产党是通过欺骗而不是通过他们的贡献上台的。……中国尽管有悠久的令人骄傲的历史，却被迫纳入苏联的轨道，成为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经济的附属。”[7]
艾奇逊从1949年中期开始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实际上根本没有打算考虑承认新中国。
1949年6月24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向杜鲁门政府提出，行政当局在没有与外交委员会充分磋商之前不得考虑承认未来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同一天参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F. Knowland)向杜鲁门递交了一封16名共和党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签名的信，要总统澄清目前没有考虑承认问题。7月1日，艾奇逊致信康纳利，保证在考虑承认之前与外交委员会磋商。随后，艾奇逊公开提出了承认新中国三条件, 即中共政权实际上控制该国领土，愿意履行国际义务，其执政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可。艾奇逊的这一做法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因为如果艾奇逊真的曾经考虑过承认问题的话，他在这一时期提出承认的三个条件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三个条件肯定是中共无法达到的。毛泽东自1947年2月以来一直声称新中国不会承认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艾奇逊完全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三个条件，因为国会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实际上是自缚手脚。戴维·麦克莱伦(David S. McLellan)对此评论说，“了解这一点后，人们艾奇逊不得不质疑艾奇逊的智慧。”[8] 其实，不是艾奇逊的智慧出了什么问题，而在于艾奇逊与那些参议员一样，并没有真正打算承认。
在承认政策可能会遭到国会反对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要想推行这一政策，就应该发起一场公共关系运动，以争取舆论的支持，但是艾奇逊却没有这样做。研究冷战史的著名学者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认为，如果杜鲁门政府进行这样一场运动，未必就不能成功。“尽管支持对华贸易和承认中国的人占少数，但杜鲁门的声望在（大选中）战胜杜威后很高。如果（杜鲁门）和艾奇逊努力寻求在精明地估算美国的自我利益和共产主义阵营内民族主义之间矛盾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中国和解，公众会跟着走的。”“杜鲁门和艾奇逊本来有机会影响公众舆论，但是缺少这样做的决心。”[9]很多学者将艾奇逊未能贯彻和推行承认政策归咎于国会内部亲蒋势力和舆论的反对。亲蒋势力和舆论的反对固然是其中的原因，但决不是主要的原因。如果说艾奇逊渴望承认中共政权，只是担心国会和公众的反对，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艾奇逊极力说服其它国家不要承认，并试图拼凑一个不承认的联合战线。因为按常理，艾奇逊应该愿意看到其它国家承认新中国，这样就可以说服美国公众：不承认是无济于事的，从而推动与中共的和解。
在艾奇逊等人看来，向中共示好，包括承认新中国并不能加速中苏分裂的进程，因为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分裂并不是西方示好的结果。甚至艾奇逊的一些幕僚们还相信，对中共施压反而有利于中苏分裂，因为在西方施压的情况下，中共对苏联依赖加深，苏联会对中共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这样会导致中共对苏联的不满。国务院的主要幕僚查尔斯·约斯特（Charles W. Yost）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中共对西方的态度不会因为西方的和解政策而得到改善，与共产党政权打交道的经验表明，“他们常常把对他们的妥协政策视为是受用心险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驱使或因为西方自身的弱点”。西方的灵活政策不会促使中苏分裂，因为这样会使中共在美苏之间两头获利，而强硬政策反而会奏效。他写道：
“铁托主义不是源于西方的鼓励而是源于地方共产党政权无法忍受俄国人的压力。尽管一个持异议的共产党政权绝对需要接受西方的援助以便生存，但是如果卫星国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很大，以致于鼓励后者剥削前者超过其忍耐的限度，则该卫星国更有可能与苏联分道扬镳。一个能够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卫星国因为缺少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反而更可能保持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忠诚。……有各种理由相信，我们这方面的强硬而不是温和的政策，只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对政策不断进行调整，更可能促进中共与俄国的最终分离。”[10]
无独有偶，后来杜勒斯提出的促使中苏分裂的建议与约斯特如出一辙：
“加剧共产党中国与俄国之间紧张和困难的最大希望是使中国人处于最大限度的压力之下，而不是通过缓解这种压力……压力和紧张将迫使他们向苏联提出更多的、苏联无法满足的要求，结果使紧张进一步加剧……这才是应该遵循的路线，而不应该寻求通过与俄国展开某种看谁对中国最好的竞争来分裂中国人和苏联人。”[11]
楔子战略并未导致艾奇逊对中共示好还可以从艾奇逊与英国外相贝文(Ernest Bevin)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例如艾奇逊在1949年9月13日与贝文等人会谈时，贝文担心“如果太过于冷酷无情，我们会把中国赶向俄国人的怀抱，但如果我们谨慎从事，我们便能削弱俄国人的控制。”但艾奇逊认为，西方是应该谨慎从事，“但我们怀疑承认是否是使中国脱离俄国控制的一张强有力的牌，无论如何俄国人总是会在那里（指中国）的”，而且承认会打击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士气。[12]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说，当时贝文表示担心如果“美国的态度过分强硬，那就会把中国赶到俄国人的怀抱中去”。而艾奇逊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俄国人已经在那里了。”[13]
艾奇逊在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
“对于我们来说，承认似乎是一个徒劳无益的姿态，它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多大意义，只能使别的亚洲国家感到不安。结论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到中国内部发生动乱或中俄之间发生麻烦时才能采取行动。同时，我希望北约国家采取一致的政策，我们都会对共产党中国实施贸易控制。”[18]
1957年1月，艾奇逊与汉斯·摩根索的两封通信也表明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根本不是因为公众的压力，而是国务卿艾奇逊本人压根就反对承认。两人通信的起因是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汉斯·摩根索在1956年12月17日出版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及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期间因为“未能引导公众舆论支持合理的政策而导致其任务失败”。[19] 艾奇逊读后于1957年1月3日写信给摩根索，对摩根索的说法表示“迷惑”。他说：“我不觉得有什么政策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失败了”，“或许有其它什么事情被我的下意识压制住了”。[20]言外之意，请摩根索明确地指出来。摩根索在1月14日给艾奇逊回信，称他所指的失败的政策之一是对新中国的承认，即杜鲁门政府相信不承认是不明智的，但是因为担心舆论的反对而未能实施承认政策。艾奇逊在1月16日给摩根索的回信中详细地为他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辩护，断然否认曾考虑过承认新中国。艾奇逊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杜鲁门政府不承认中共是错误的，而且我更不明白怎么能说未能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公众舆论。”[21]
[4] FRUS, 1949,vol.9, pp.124-125.
[5] Dean Acheson, Basic Principles of US Policy toward the Far East.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1, No.528, August 15, 1949, pp.236-237.
[6] Acheson, Total Diplomacy, Summary of Remarks made at a meeting of the Advertising Council at the White House, Feb. 16, 1950. In Dept. of State(ed.), Strengthening the Forces of Freedom, p.16.
[7] Secretary Aches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An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 Calif., on March 15, 195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2, No. 560, March 27, 1950, p.468.
[8] McLellan, Dean Acheson: the State Department Years, p.191.
[9] Melvyn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95.
[10] Yost to Jessup, US Policy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ug. 15, 1949, National Archives, 890.00/11-1949. 转引自：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2-53.
[11] FRUS, 1952-1954, vol.5, p.1809.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Secretary of State, Sept. 13, 1949, FRUS,1949, vol.9, p.83.
[13]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328.
[18]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328.
[19] Hans Morgenthau, What the President and Mr. Dulles Don’t Know. New Republic, Dec.17, 1956, p.18.
（20） David S. McLellan and David C. Acheson(eds.), Among Friends: Personal Letters of Dean Acheson.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80, p.118-120.
[21] McLellan and Acheson(eds.), Among Friends: Personal Letters of Dean Acheson , pp.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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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岛上龙不是做梦都想成为15.24米40910kg的海洋霸主吗?诺，这个就是15.24米40910kg，15.5米40910kg的巨齿鲨在旁边笑而不语，表示肥肉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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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小白这么欠抽，那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了。直接上材料抽小白丫的：
1949年10月12日艾奇逊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讨论承认问题时，尼赫鲁倾向于尽早承认，但艾奇逊反对承认，其理由就是承认中共等于抛弃了中国人民。[4]
艾奇逊在1949年8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称中共政权目前虽然“能说服大批的中国人相信它是在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并一直在不断扩大它的统治区域”，但“在事实上是在为一个外国强权的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代表一外国强权的利益并把他们的企图建立在对世界现实故意歪曲的观念之上。”[5]1950年2月16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艾奇逊称中共“完全从属于莫斯科政权”。[6]1950年3月15日在旧金山演讲中，艾奇逊称“共产党是通过欺骗而不是通过他们的贡献上台的。……中国尽管有悠久的令人骄傲的历史，却被迫纳入苏联的轨道，成为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经济的附属。”[7]
艾奇逊从1949年中期开始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实际上根本没有打算考虑承认新中国。
1949年6月24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向杜鲁门政府提出，行政当局在没有与外交委员会充分磋商之前不得考虑承认未来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同一天参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F. Knowland)向杜鲁门递交了一封16名共和党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签名的信，要总统澄清目前没有考虑承认问题。7月1日，艾奇逊致信康纳利，保证在考虑承认之前与外交委员会磋商。随后，艾奇逊公开提出了承认新中国三条件, 即中共政权实际上控制该国领土，愿意履行国际义务，其执政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可。艾奇逊的这一做法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因为如果艾奇逊真的曾经考虑过承认问题的话，他在这一时期提出承认的三个条件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三个条件肯定是中共无法达到的。毛泽东自1947年2月以来一直声称新中国不会承认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艾奇逊完全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三个条件，因为国会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实际上是自缚手脚。戴维·麦克莱伦(David S. McLellan)对此评论说，“了解这一点后，人们艾奇逊不得不质疑艾奇逊的智慧。”[8] 其实，不是艾奇逊的智慧出了什么问题，而在于艾奇逊与那些参议员一样，并没有真正打算承认。
在承认政策可能会遭到国会反对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要想推行这一政策，就应该发起一场公共关系运动，以争取舆论的支持，但是艾奇逊却没有这样做。研究冷战史的著名学者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认为，如果杜鲁门政府进行这样一场运动，未必就不能成功。“尽管支持对华贸易和承认中国的人占少数，但杜鲁门的声望在（大选中）战胜杜威后很高。如果（杜鲁门）和艾奇逊努力寻求在精明地估算美国的自我利益和共产主义阵营内民族主义之间矛盾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中国和解，公众会跟着走的。”“杜鲁门和艾奇逊本来有机会影响公众舆论，但是缺少这样做的决心。”[9]很多学者将艾奇逊未能贯彻和推行承认政策归咎于国会内部亲蒋势力和舆论的反对。亲蒋势力和舆论的反对固然是其中的原因，但决不是主要的原因。如果说艾奇逊渴望承认中共政权，只是担心国会和公众的反对，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艾奇逊极力说服其它国家不要承认，并试图拼凑一个不承认的联合战线。因为按常理，艾奇逊应该愿意看到其它国家承认新中国，这样就可以说服美国公众：不承认是无济于事的，从而推动与中共的和解。
在艾奇逊等人看来，向中共示好，包括承认新中国并不能加速中苏分裂的进程，因为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分裂并不是西方示好的结果。甚至艾奇逊的一些幕僚们还相信，对中共施压反而有利于中苏分裂，因为在西方施压的情况下，中共对苏联依赖加深，苏联会对中共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这样会导致中共对苏联的不满。国务院的主要幕僚查尔斯·约斯特（Charles W. Yost）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中共对西方的态度不会因为西方的和解政策而得到改善，与共产党政权打交道的经验表明，“他们常常把对他们的妥协政策视为是受用心险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驱使或因为西方自身的弱点”。西方的灵活政策不会促使中苏分裂，因为这样会使中共在美苏之间两头获利，而强硬政策反而会奏效。他写道：
“铁托主义不是源于西方的鼓励而是源于地方共产党政权无法忍受俄国人的压力。尽管一个持异议的共产党政权绝对需要接受西方的援助以便生存，但是如果卫星国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很大，以致于鼓励后者剥削前者超过其忍耐的限度，则该卫星国更有可能与苏联分道扬镳。一个能够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卫星国因为缺少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反而更可能保持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忠诚。……有各种理由相信，我们这方面的强硬而不是温和的政策，只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对政策不断进行调整，更可能促进中共与俄国的最终分离。”[10]
无独有偶，后来杜勒斯提出的促使中苏分裂的建议与约斯特如出一辙：
“加剧共产党中国与俄国之间紧张和困难的最大希望是使中国人处于最大限度的压力之下，而不是通过缓解这种压力……压力和紧张将迫使他们向苏联提出更多的、苏联无法满足的要求，结果使紧张进一步加剧……这才是应该遵循的路线，而不应该寻求通过与俄国展开某种看谁对中国最好的竞争来分裂中国人和苏联人。”[11]
楔子战略并未导致艾奇逊对中共示好还可以从艾奇逊与英国外相贝文(Ernest Bevin)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例如艾奇逊在1949年9月13日与贝文等人会谈时，贝文担心“如果太过于冷酷无情，我们会把中国赶向俄国人的怀抱，但如果我们谨慎从事，我们便能削弱俄国人的控制。”但艾奇逊认为，西方是应该谨慎从事，“但我们怀疑承认是否是使中国脱离俄国控制的一张强有力的牌，无论如何俄国人总是会在那里（指中国）的”，而且承认会打击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士气。[12]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说，当时贝文表示担心如果“美国的态度过分强硬，那就会把中国赶到俄国人的怀抱中去”。而艾奇逊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俄国人已经在那里了。”[13]
艾奇逊在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
“对于我们来说，承认似乎是一个徒劳无益的姿态，它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多大意义，只能使别的亚洲国家感到不安。结论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到中国内部发生动乱或中俄之间发生麻烦时才能采取行动。同时，我希望北约国家采取一致的政策，我们都会对共产党中国实施贸易控制。”[18]
1957年1月，艾奇逊与汉斯·摩根索的两封通信也表明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根本不是因为公众的压力，而是国务卿艾奇逊本人压根就反对承认。两人通信的起因是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汉斯·摩根索在1956年12月17日出版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及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期间因为“未能引导公众舆论支持合理的政策而导致其任务失败”。[19] 艾奇逊读后于1957年1月3日写信给摩根索，对摩根索的说法表示“迷惑”。他说：“我不觉得有什么政策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失败了”，“或许有其它什么事情被我的下意识压制住了”。[20]言外之意，请摩根索明确地指出来。摩根索在1月14日给艾奇逊回信，称他所指的失败的政策之一是对新中国的承认，即杜鲁门政府相信不承认是不明智的，但是因为担心舆论的反对而未能实施承认政策。艾奇逊在1月16日给摩根索的回信中详细地为他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辩护，断然否认曾考虑过承认新中国。艾奇逊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杜鲁门政府不承认中共是错误的，而且我更不明白怎么能说未能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公众舆论。”[21]
[4] FRUS, 1949,vol.9, pp.124-125.
[5] Dean Acheson, Basic Principles of US Policy toward the Far East.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1, No.528, August 15, 1949, pp.236-237.
[6] Acheson, Total Diplomacy, Summary of Remarks made at a meeting of the Advertising Council at the White House, Feb. 16, 1950. In Dept. of State(ed.), Strengthening the Forces of Freedom, p.16.
[7] Secretary Aches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An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 Calif., on March 15, 195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2, No. 560, March 27, 1950, p.468.
[8] McLellan, Dean Acheson: the State Department Years, p.191.
[9] Melvyn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95.
[10] Yost to Jessup, US Policy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ug. 15, 1949, National Archives, 890.00/11-1949. 转引自：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2-53.
[11] FRUS, 1952-1954, vol.5, p.1809.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Secretary of State, Sept. 13, 1949, FRUS,1949, vol.9, p.83.
[13]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328.
[18]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328.
[19] Hans Morgenthau, What the President and Mr. Dulles Don’t Know. New Republic, Dec.17, 1956, p.18.
（20） David S. McLellan and David C. Acheson(eds.), Among Friends: Personal Letters of Dean Acheson.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80, p.118-120.
[21] McLellan and Acheson(eds.), Among Friends: Personal Letters of Dean Acheson , pp.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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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岛上龙不是做梦都想成为15.24米40910kg的海洋霸主吗?诺，这个就是15.24米40910kg，15.5米40910kg的巨齿鲨在旁边笑而不语，表示肥肉很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