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资料图）
本文摘自《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美国]陶涵 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回到南京后，尽管在西安饱经羞辱、无比愤慨，蒋介石的决定却是经过盘算，果决又大胆。最重要的是，这些反映出他一心希望着手统一中国、准备对日作战的重要任务。毛泽东的好友兼传记作者斯诺(Edgar Snow)写道：“蒋个人所遭受的惊骇震撼，或许会令一个较乏远见的人动怒、乱了方寸，驱使他匆匆采取报复行动——事实上，蒋在南京的追随者就是如此怒气冲冲要求报复。”但是，蒋却是“妥协大师”。首先，实际上不动兵戎，委员长就成功控制了陕西两个兵变阵营，部署五个军向西安进军，又更换东北军的师长，并且重新调遣所有东北军到江苏和安徽。效忠者很快镇服由少数亲共军官发动的兵变，极大多数的东北军官兵，几周前似乎还桀傲不驯，现在却俯首听命。
一行人回到南京，军情人员扣留少帅张学良，但蒋夫人出面求情，蒋后来颁令宽赦，把他“监管”起来。这等于是无限期软禁——果真就是长达五十年沉闷(但还算惬意)的居家监禁。张学良以打麻将、读史书和收集艺术品排遣时间，有一阵子由元配夫人和宠爱的红粉知己赵一荻轮流陪侍。他第一个软禁处所是奉化溪口镇蒋家村山区。蒋夫人表示愿代管他的艺品珍藏，也定期写信、送特产食品和其他小礼物给他。相反地，委员长错误认定是主谋者的杨虎城，却以“军事专员”身份送到欧、美考察一年。杨虎城一九三八年回国，旋即被委员长下令逮捕。
周恩来从西安回报时，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蒋只是出言保证说会停止内战。他担心几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这位大敌，现在已不受控要大举“迅速、残酷的报复”。不过，周恩来说，蒋“可能不会食言”。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蒋自命为英雄人物，会有言出必行的虚荣心。毛泽东想起自户名己从前也是这样讽刺蒋的天真，也就认同了这个判断。他说，蒋可能又扮演起阿Q的角色——作家鲁迅笔下那个中国自我幻想、蒙昧无知的代表人物。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拿定了主意之后，毛泽东就接受张国焘的建议，共产党表面上对委员长毕恭毕敬，但内心里要如公元前四百多年的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静待时机，完成大业。
蒋介石的确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在调走原先兵谏的部队之后，大可迅速调集大军包围延安基地。中共在陕北的三个红军兵力只有五万人左右；其中只有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枪，而且他们没有空军。7同时，蒋氏统领大军两百零二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人受德式训练，有八万人更是配备德制武器。此外，他拥有“三百一十四架军机，六百多名战斗机飞行员”。甚且，斯诺说“他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证实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以民意而言，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

但是，蒋介石恢复自由身之后，根本没想到要动武。果如周恩来预见，他信守承诺、停止“剿共”。甚且，还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中共部队。共产国际也继续它的资金提供，于一九三七年初给了中共八十万美元，另外还有等额的钱备“额外采购”之需。同时，毛泽东告诉同僚，执行统一战线的时候，中共要利用各种借口防止国民党整编或打散红军。抗日战争一爆发，毛就预测：“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二月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重申必须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员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产党合作，才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执意要做，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同时，中共因莫斯科和南京的钱源源而来，买了一队美制卡车，开通西安至延安的公路交通。访问延安的中国记者纷纷报道，中共已铲除贪污和压榨，数百、数千青年响应“到延安去”。
但是，和蒋的协议也在中共和红军基层制造出极大的混乱。为了澄清，中共向全体党员发布秘密公告，宣称搞统一战线只是策略，使党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扩张势力。蒋也看到这份公告，写下：这显示“共产党的奸诈”，但是他并未公开宣扬这个观点，继续把中共当做忠心的小老弟看待。他也放弃削弱军阀的努力，现在全神贯注到准备抗日。他需要全国团结以及苏联的军援。
蒋介石认为，如果一年内他可以领导抗日成功——他相信至少这是可能的剧本——事后总有办法处理共产党的威胁。蒋氏突然很正面甚至高度评估对日作战的胜算，有一大部分是反映他的德籍顾问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ulkenhausen)将军突然变得乐观；这位德国将军前几个月还说中国军队需要两年时间才能跟日本开战，现在他却告诉蒋，国军已够强大，可“把日本人赶出长城”，因此力促委员长要防守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不要计划早早退守四川。一九三七年三月，他建议蒋派遣中央军部队进驻北平、天津地区，此一行动势必会引爆全面战争。蒋氏很早就了解日本皇军所拥有的陆海空现代火力——此一力量可与欧洲的兵力互较高下——现在，他觉得已可和日本大敌放手一搏。
蒋也可能因为目睹新练精锐部队演习操练的景象壮观而信心倍增，加上他觉得民气可用——民意不仅支持他本人和统一战线，也支持政府终于明显有了抗日的计划。此外，他可能也说服自己相信，国共停止内战已使中国有了抗日必需的团结和精神力量，可以对抗日本——不论是打一场有限战争，或是旷日持久的长期抗战，都没问题。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和法肯豪森对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有过度高估的情况。
六月间，蒋派出一支半官方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中共边区考察，发表抗日演讲。蓝衣社也奉命集中力量惩罚亲日“汉奸”。共产党控制地区变成“特区政府”，名义上受南京中央管辖。中共开会时，蒋介石的照片也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并列。即使一般中共党员也晓得这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中共为示“守信”，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斯诺观察到，这些改变“并未影响中共的基本理论、方案或自主地位”。蒋氏对这一切全都心里有数。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蒋经国带着苏联妻子方良、十六个月大的儿子孝文，回到上海。几个星期后，蒋经国踏进杭州一处招待所，恭迎父亲驾到，并跪地磕头。委员长指示儿子花几个月时间重拾中文作文、温习古籍和国父遗教。然后，他带蒋经国进入书房，拜见继母宋美龄。每个人都正经八百、客气相待，完全不提父子多年来的不合；蒋也建议儿子把他在苏联滞留近十三年的经验写下来。
虽然蒋仍苦于西安事变所受的伤，他的政治地位却日益坚固。詹森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人“不问其个人或政治倾向如何”，普遍认为蒋氏继续在位，“是救国大业最需”。蒋本人尽管身体不适，却觉得“数日来，精神与身体皆觉较前舒适”。
七月七日炎热的夜晚，明月当空。日本华北驻军(兵力仅约五千到七千人)约一百三十五人在距北平十六公里的八百年古桥卢沟桥附近演习。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国二十九路军士兵对朝向卢沟桥逼近的日本武装队伍开火。日军反击。双方军营联络官通电话后，互相道歉，但是日本旅团长不想示弱，下令炮击中国部队，中方也立刻回敬颜色。
蒋氏正在庐山主持军事会议，半夜接到电讯报告此一事件。他不敢确定究竟这是又一次的意外开火，还是有如“九一八”事件，是日军借机挑衅。他指示二十九路军军长谈判，但“应固守勿退”。然后，他拍发电报给各省主席、各直辖市市长，以及驻军司令长官，下令实施戒严以及“全面动员准备”。最重要的是，他从最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派遣三个师跨过黄河布署到华北地区。这可是《塘沽协定》对中央军下的“禁区”，蒋晓得日本人不甘示弱，必定会有反弹。
卢沟桥开了第一枪之后不到数小时，毛泽东和朱德通电蒋委员长和共军所有单位，宣布红军将完全听命委员长领导，接受指挥。七月九日一大早，卢沟桥地区中、日双方指挥官协议停火，相互撤退。日本陆军最高本部训令驻华派遣军司令不要诉诸武力，可是，国内出现异声，要求非得教训狂傲的中国人不可。新任首相近卫(Konoe)亲王派三个师团驰赴事件地区。
日军七月十二日抵达天津时，蒋拍电报给国军十九路军，声明：“我已决定对日宣战。”他立刻呼吁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的西方签署国家介入调停，但是蒋无疑料想得到美、英、法、意只会怯生生促请日本节制。为避免激恼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甚至停止交运中国政府已购买的轰炸机。美国传教士推动禁运战略物资给日本，但国会拒绝采取行动。 詹森大使觉得中日双方剑拔弩张的原因不明，他只能向国务卿报告：“对于起因与后果，皆无法有可靠的评估。”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Grew)则深怕引爆“反外情绪”，虽奉训令，却不愿传递华盛顿婉转表示关切的信息。七月二十二日，卢沟桥地区日军指挥官定下期限，要求中方部队后撤；但中方奉蒋之命发动攻击。近卫内阁在全民热切支持下宣布，日本“现在被迫诉诸果断行动，惩罚中国军队的暴行，让南京政府恢复理智”。日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对华开战，也有人坚决反对开战”。原因之一，像当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多数日本人对皇军痛惩野蛮中国的能力极度有自信，认为中国终将被迫接受扮演月球的角色，做起东方新兴帝国的卫星。
七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拍发电报给在溪口读史籍、练书法、写留学苏联回忆录的蒋经国，叮嘱他“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所谓“有以制之”指的是德国顾问培训的部队，尤其是已经配备德制武器装备的部队。同时，在庐山举行的一项全国会议正式宣布共产党为合法组织，但是蒋无法让出席人士同意“对日宣战”的议案。于是他在八月七日召开军事委员会，宣布全面抗战是国家政策。蒋不顾党、政体制，凭一己之力强行通过对日抗战。过去八年，蒋始终相信坚持暂时求和、争取时间建构兵力凭的是他过人的意志力和勇气。现在，他决定坚持作战到底的政策。
到了七月底，已有十六万名日军涌入河北省。十九军军长不战就弃守北平。毛泽东命令共军跨山西，向河北挺进以支援系出军阀冯玉祥西北军的傅作义部队。然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显露他欲与日本人避免严重冲突的意向，通过无线电告知共军将校，早先的命令纯为宣传之用。他说，事实上，共军部队应慢慢移动。他们可以“每天移动五十里，每行军三天，休一天”。
蒋立刻调遣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国武器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布防在上海市郊。他在上海求战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吸引众多敌军离开华北，阻断日军向武汉前进，使苏联对华供应线畅通。蒋选择固守上海，并在败象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坚不撤军，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前文已述，他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相信他们可以战胜，法肯豪森一再坚持“上海必须固守”。他们俩都晓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有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运动，但上海的街道和周遭地区满布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
蒋氏一心一意坚守上海还有心理及政治层面的考虑。当败战迹象已明显时，他不但没有控制损失，反而下令部队奋战到底，因为他要借英勇牺牲和展现钢铁般的意志，号召全民团结。此外，他希望上海保卫战能比华北作战，更加影响签署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除了德国之外，即将于十一月初在布鲁塞尔开会。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数千外侨住在毗邻接战地区的外国租界里。但是，鉴于蒋氏过去数星期、数月和西方政府的外交互动乏善可陈，华盛顿怯懦地表示中立，民主国家已为本身经济萧条焦头烂额，其人民又有浓厚的孤立主义甚至姑息主义的倾向，蒋介石很清楚，即使只是口头上强烈干预，恐怕也不能期待从欧美那里得到，可是，他要的是替未来打造同情的氛围。
要相信蒋氏在上海牺牲精锐部队，主要是为了让上海的外国租界产生恐惧感，且不计成败，借此取得西方国家的某种实质支持，这个说法恐怕不具可信度。可是，西方著名作家们坚称，抗战开始，“从头到尾，蒋介石只有一个目的：摧毁共产党，等候外国援助以击败日本”。对外国介入抱持希望，正是他决定坚守上海的背后因素——这一役使他牺牲了极多最现代化的战斗部队。

头几天激烈巷战期间，中方部队把业已驻扎在上海的日军陆战队逼到码头一带，困守阵地。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炮火却挡住中国精锐部队的猛攻。接下来十天内，日本七万五千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此时，蒋在上海地区部署七十一个师、总数五十万至七十万的官兵，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德式训练部队、最现代化的炮兵、新组建的空军，以及来自广东、广西的爱国军阀部队。但是，新近在上海附近登陆的日军师团骁勇善战，几天之内就把中国两个精锐师的兵力歼灭一半。在此一中国城市狭窄胡同里进行的巷战，双方皆伤亡惨重。两个日本师团几天下来，伤亡亦达四千人。上海街头、黄浦江上，一片血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李宗仁在前线督战，力主撤退；但同样也常到前线附近的蒋氏却问：“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
尽管顽固，蒋介石并不认为输了上海保卫战就会决定抗战的结果。他下令沿海各省所有的大学，立刻将全体师生撤退到内地省份。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共军并入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调遣。蒋也公开宣布，中共此一声明代表“全体国人现在都了解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但是，他立刻接到报告，由红军改番号的第八路军，不遵守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作战令。私底下，他对中共的“投机、取巧”，以及“此辈不顾信义之徒”极为生气。纵使如此，由于迫切需要苏联大规模援助，不久他就向斯大林提要求派作战部队援华，他有更多理由避免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这边，却得一方面不刺激日本，另一方面又得尽一切可能让中国政府可以抗战到底。他不久就派出大批苏联供应车队经新疆送到中国各地，同时，苏联军机满载重型军事设备长途跋涉，运抵广州。苏联第一批飞机于十月中旬飞抵中国。接下来四个月，苏联有二百九十七架攻击机和轰炸机飞入中国的空军基地，其船只和卡车队送来二百九十门加农炮、八十二辆坦克车、四百辆汽车，以及大量武器和弹药。总共苏联三次贷款给中国支付军事援助，以一九三七年美元价值计，高达二亿五千万美元。
蒋夫人所认养的中国空军，在此之前只表现出它需要更多的训练、更多的现代飞机。上海保卫战开始时，空军的三百架飞机，只有八十七架能飞，其他飞机有不少罩在帆布下。空军的差劲还真令人叹为观止。八月十四日，蒋下令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出云号”(Izumo)，炸弹却击中平民地区，炸死两千名中国百姓。中国境内的一千五百架日本军机一再扫射、轰炸国军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白崇禧大叹：“不能制空，焉能作战！”十月二十三日，这个弱点暴露无遗。蒋夫人当天在唐纳德陪同下，从南京赶往上海鼓舞前线官兵士气。日机低飞扫射夫人座车，车子翻覆，宋美龄昏迷过去。她断了一根肋骨、伤了背，但是据唐纳德的说法，她坚持完成劳军任务。
十一月五日，重演一九三一年上海之役故事，日军三个师团在没有守军抵抗之下于杭州湾北岸(上海以南约六十四公里)登陆。蒋把部队从该地区调走去支持城市防务，事后他承认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代价惨重。这些日军部队往北方苏州河移动，大有如一九三二年把上海地区大量国军包围住之势。十一月八日，蒋终于下达撤退令。蒋介石急电斯大林，请求派出苏联部队支持，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固然乐见日本弱下去，但现在还不是苏联和日本开战的时机”。
虽然中方部队兵员是日本入侵部队的至少五倍，法肯豪森对柏林报告时也盛赞他们的英勇，他们却抵挡不住日本现代化的杀人机器。三个月之内，中国死伤士卒高达约十八万七千人，其中有不少是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花了数年工夫训练、装备出来的精锐部队。中国通过黄埔军校及其他军校培养了三万名年轻军官，是军方未来希望之所系，却有相当一部分为国捐躯。上海沦陷，中国政府也失去它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工业生产重镇。
大约四十万名中央军和其他残部从上海沿长江后撤。蒋已决定让日军为推进付出代价，但他晓得现在必定得长期抗战了。他把政府迁到重庆，军事总部则设在武汉。到了十一月中旬，日军已进逼南京，蒋游移不定是否要固守首都。国军大部分将领和法肯豪森都认为，坚守南京没有战略上的好处，只会平白牺牲。
如果蒋在抗战此一早期阶段的主要目的是苦撑、以待外国援助，他或许就会接受此一建议，保留下大量的人员与武器。可是，蒋氏却决定：由于南京是民国新首都，国父中山先生奉安所在，加上它有崭新的建筑、宽敞的街道，是未来中国的样板，政府不能不战而走。他认为，若是不战而走，必将永远被视为懦夫的决定。毫无疑问，他也认为英勇守卫南京，将在上海保卫战之后，再次加强中国人仇日情绪，使国人在未来艰巨抗战时更加英勇。胡适等人继续恳请蒋介石展开和谈。蒋对此却嘲笑道：“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所议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