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间听说这部著作，既具史学学术研讨价值，亦兼通俗文学可读性意义，是赏析古赵历史文化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于是通过实体书页截图制作成文档，重新整理排版编辑发布出来供大家赏析。在此向原著作者杨金廷、张润泽、范文华几位老师与社科院孙继民博士等致敬！

由于全程手机操作，截图制作文档整理编排纠错诸多繁琐步骤工作量相当大，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希望在我更新完结之前，大家尽量在楼层中回复，不要插楼。

另外也希望朋友们尊重劳动成果，内容如需转载也请注明作者以及新赵国吧相关劳动人员。感谢！下面就从序言开始逐章发表。

序
孙继民
2008年6月12日,赵文化研究中心在邯郸学院揭牌成立,这不仅在邯郸学院历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在整个邯郸市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事业发展史上也占有突出地位。学院领导审时度势,高膽远瞩,明确提出了“打造全国高水平的赵文化研究基地”的战略目标。两年来,赵文化研究中心科研团队初步形成,课题质量逐步提高,钻研气氛蔚然成风,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即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赵国史话》一书就是“中心”成立两年来在赵文化研究中诸多成果的一个代表,也是向赵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两周年的献礼之作,可喜可贺。




赵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直接来源于战国时期的赵国。赵文化的历史分期至少应该包括先秦时期(作为诸侯列国)的赵文化和两汉时期(作为地方封国)的赵文化两大时期。虽然先秦时期的赵国与两汉时期的赵国有着显著不同,前者属于独立政治实体的诸侯列国之一,后者则属于统一王朝之下的地方封国之一,然而两者在文化形态和性质上却有着诸多关联。本书即着眼于先秦时期作为诸侯列国的赵国,上溯赵氏渊源,下迄赵国衰亡,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先秦时期赵文化的历史风貌。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的赵国正式立国是在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因为这一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了韩、赵、魏三家的诸侯地位。但实际上韩、赵魏早在此前很多年就已经具备了诸侯国的规模和地位。以赵国为例,公元前403年是赵烈侯六年,据《史记》的《赵世家》,赵烈侯之前是赵献侯(赵献侯在位期间一度被赵桓子夺位),赵献侯之前是赵襄子,赵襄子之前是赵简子,而赵简子是赵国的实际创建者。赵简子于公元前491年夺取邯郸后,“赵名为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因此,以名实相符论,赵氏立国始于公元前403年;以实际地位论,赵氏立国远者可追至赵简子时期,迟者亦可追至赵襄子时期。至公元前222年代王(赵公子嘉)为秦所灭,这一阶段的赵文化贯穿整个战国时期,所以可以称之为诸侯列国时期的赵文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赵氏立国之前还有一段作为春秋时期晋国内部主要贵族之一的家族历史。据《史记》的《赵世家》、《晋世家》以及《左传》记载,赵氏“与秦共祖”,大约于周幽王时期进入晋国,“始建赵氏于晋”。此后“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赵夙在晋献公时期因伐霍有功被封于耿地。赵夙之孙赵衰,曾出随晋公子重耳流亡他国19年。重耳返国后,赵衰受到重用,“居原,任国政”,赵氏势力迅速增长。晋景公初期,赵氏一度严重受挫,赵同、赵括等被杀,史称“下宫之难”。后来由于韩厥的帮助,赵武以庶子的身份继承赵宗,赵氏开始重整旗鼓,恢复元气,直至赵简子奠定立国根基。在晋国内部,赵氏家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沈长云先生《赵国史稿》一书所言:“晋国史乃至春秋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都是与赵氏祖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赵衰之佐助晋文公重耳成就霸业,赵盾与晋灵公被狱事件之瓜葛,赵武之促成晋楚及各国间的弭兵会盟赵鞅主持晋国铸刑鼎,又主持伐灭晋国范氏、中行氏之战争等等。晋国最终出现六卿专政乃至三家分晋的局面,赵氏都是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卿族。”因此,先秦时期的赵文化除了作为诸侯列国文化的赵文化之外,还应包括春秋时期作为晋国内部贵族家族文化的赵文化。




换言之,先秦时期的赵文化存在春秋时期作为家族文化的赵文化和战国时期作为列国文化的赵文化两个阶段。《赵国史话》正是遵循这条历史脉络,从“赵氏之先,与秦共祖”的赵氏渊源展开,较为系统地叙述了先秦时期作为家族文化与列国文化两个历史阶段的赵文化。大家知道,史话体适用于通俗史学读物,是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好形式,它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多采用文学的表现方法讲述真实的历史,往往娓娓道来,引人人胜,比专业史著拥有更广的读者面,尤为青少年所喜爱。但目前相当一部分史话体作品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注意了作品通俗性、可读性的同时却忽略了其应有的学术性。《赵国史话》则是一部可读性比较强,基本为通俗性作品而又具有一定学术性的著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典籍引用来看,本书在注重《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等历史古籍的基础上,广采《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等诸子百家的争鸣之说,还钩沉《说苑》、《绎史》、《日知录》、《册府元龟》等后世著述中有关赵文化的补遗材料,并尽量吸收了近年赵文化研究的新内容和新材料。




二、从学术研究来看,本书十分尊重赵文化研究的前期成果。如吸取了李学勤先生《东周与秦代文明》、童书业先生《春秋左传研究》、杨宽先生《战国史》、沈长云先生《赵国史稿》、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等一系列有关赵文化著述的有益养分。本书在继承的基础上还抒发了作者不少有关赵文化的新见解和新视角,如赵简子和孔子的关系等。




三、从叙述行文来看,本书尽情发挥史话体所具有的通俗性和可读性的特长,将先秦时期的赵文化赋予了更加生动的叙述和富有哲理的人文思考。其中不乏《诗经》、《乐府》对于赵文化的传世唱颂,也不乏曹植、李商隐、乾隆、梁启超等文人墨客对于赵文化的热情讴歌,还不乏对于邯郸古城、武灵丛台、插箭岭、照眉池等历史遗迹的考察描摹。全文气象恢弘,情节跌宕起伏,非常符合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精神气质。




赵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之一,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秀传统内涵,不仅需要深人研究,同时也需要大力弘扬。《赵国史话》作为一部以学术研究为鹄的、以普及赵史知识为旨归的通俗性著作,是赵文化研究中心在传承历史、弘扬文化上的一个有益探索和创新之举。相信它的出版有助于普及大众的赵文化知识,进一步扩大赵文化在全国地域文化中的影响,为赵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做出应有的贡献。




衷心地祝愿赵文化研究中心取得更多的优秀成果!
衷心地祝愿赵文化在新时期绽放更美的奇葩异彩!




2010年5月6日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孙继民,河北邯郸人,武汉大学史学博士,现任河北省杜科院副院长、研究员,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先秦两汉赵文化等研究。)

第一章、玄鸟骏马——赵人的天地情怀

史引: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司马迁《史记·赵世家》

史话:
赵武灵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赵国的北疆处处涌动着一股昂扬振奋的热血豪情。从五原、河曲直至阴山一线,一座气魄宏大的古长城正在赵国军土与百姓的双手中初现峥嶸。这样一座人间奇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初具规模,这不得不归功于那些从赵都邯郸迁来的一批又一批北垦皮边的百姓。

这些百姓与众不同,身上饱含着底层生活赋予他们的那种天然的质朴和无穷的力量。他们原是官吏、大夫家中的奴隶和奴婢,或为战争的俘虏,或为罪犯的亲属与后代,或为世代从事管车、养马、捣米、造酒之类生计的官奴。无论哪种情况,身份低贱、生活困苦则是他们共同的境遇。那些国都中的宗族贵胄、官吏大夫则将他们视为自家的私产,动辄打骂用刑、随意赠送,而不必参照赵国的成文法—《国律》。如果遇见私逃的奴隶,主人则可以动用刖刑,砍去双脚;如果遇见抗争的女奴则定罪为“悍”,主人将动用劓刑,割去鼻子维无使逆命”的权威。如果不出现用钱赎取的情况,奴隶的压迫则是终身的。像百里奚被五张羊皮赎身的典故,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而更加可悲的是,赵国的这些贵族仍保持着春秋以来耸人听闻的“人殉”恶习。终其一生困苦劳顿的奴隶最后也免不了以“男为人臣,女为人妾”的名义被残害、肢解、活活埋入坟墓的悲惨结局。年复一年,史官们就这样对着竹书简帛丝不苟地写着画着,平静地追述着贵族生前的丰功伟绩,毫无表情。而大批奴隶匠人的姓名却难以寻迹,后人也只能从“物勒工名”这种把名字刻在自己所造器物上的制度来推断—赵国曾有个工匠名叫“冶阳”之类的话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批困苦的奴隶和奴婢虽集中生活在繁华昌盛满目锦绣的都市之中,却成为权势阶层享乐奢侈的服侍者和牺牲品,毫无幸福和理想可言。而这一悲苦的境遇终于在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些官吏大夫的奴隶一夜之间重写了命运,成为了赵国的百姓。

毫无疑问,这项政策的推行,自然激起了宗族贵胄与官吏大夫的极大不满。但在“胡服骑射”改革推行五年之后的赵国,他们的不满也不得不在赵国法制的无上尊严和赵武灵王的坚定决心下暗自作罢。赵武灵王为这些赵国的新百姓昂首北指,在“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的五原、河曲之地,描绘了“膏壤殖谷”的富庶图景。于是,一股紧接一股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人了九原以及广袤的赵国北疆,使得中原与北方的地域文化交流生辉,华夏与胡族的民族融合血浓于水。千里长城浮现眼前、垦殖蛮荒牛羊遍野,如此浩大的工竟没有引起天怒人怨则实属罕见,值得称道。不仅如此,这些百姓还准备在河西建造一座规模同样宏大的城市用来欢迎一位特殊的客人。造城之初人群中就已然积聚着某种暗自欢腾的热烈气氛。

从军士那里传来消息,当今赵王赵雍在第四次攻伐中山的战役中大获全胜,正经由燕、代之地向五原、河曲一带巡视而来。赵王循着长城南麓在沿途设置了代郡、雁门两郡,而这座正在建设的大城很有可能被赵王设立为郡。这位以宽广胸怀容纳了边远胡人与卑下奴隶的一代雄主就成为当地百姓说不尽的话题。随之,一种略带不敬但颇有趣味的传言便不胫而走。赵王赵雍竟然生得一副奇相。他面色赤黑,龙脸鸟嘴,广鬓虬髯,身宽体阔,下体修长而上体高大,胸宽三尺而气胸万夫。夯土垒石之余,工匠们便暗自议论起赵王赵雍那龙脸鸟嘴的有趣相貌来。

这一日,赵武灵王终于在众人期盼和好奇的心情中来到河西巡视。一时,群情振奋,欢呼万岁。百姓竞相争睹这位赵国雄主的风采,遥目望去,只见万马丛中,旌旗猎猎;三军阵里,金戈闪闪。赵王赵雍跨一匹代郡千里马,身穿貉裘胡服,头顶术士王冠,脚踏虎皮皂靴,腰佩传国宝剑。再细打量,果然龙颜风姿,天日之表;胸襟坦荡,壮怀驰骋。雄韬伟略,气魄凛然;身形伟岸,虬髯广鬓。面如骊玉,豪情万丈;目似朗星,意气轩昂。正当众人惊慕赵王“龙脸鸟嘴”的奇貌之时,只觉大地震颤那河西刚刚建起的大城竟因崩裂了一箱夯土而墙垣倒塌,城池尽毁。惊恐之余,工匠们传言着金星逆位、白虹贯日、无风折旗等等类似于此的不祥征兆。刚刚经过了中山大战和长途巡视的赵武灵王并没有因为疲惫而显出倦色来,他依然能够坦然直面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于是定“卜”。赵王的当众占卜,使得百姓对于赵氏君王的神奇相貌和传奇身世变得更加好奇。

随驾的太卜是赵国专门掌管占卜事宜的官吏。《周礼》云:“问龟 曰卜。于是,太卜们就安排随从筑起高台,杀雉鸡和骊羊,用它们的血来灌龟。太卜在高台上郑重地削开龟身,取出腹甲,用赵酒奠洒之后,就燃起荆枝来占卜吉凶了。太卜的举动庄重异常,面容更是肃穆。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早已熟悉，不过,但太卜仍郑重至极,毫无倦怠。这毕竟是人与神的隐秘问答。龟甲被灼烧出了裂痕,此次占卜的结果为“凶”,果然证明了此处不宜建城的事实。这种以占卜来选择建城之地的术语叫“卜居”。周成王命召公卜居后,才把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放在了洛邑。秦德公用牛、羊、猪各三百头卜居,才得知居住在雍城,后世子孙可以向东发展直到在黄河岸边牧马。赵国太卜的这次卜居虽然显示出在河西建城的凶兆,但也指示出了在阴山河曲建城的吉兆。赵武灵王对此深信不疑,立即改在阴山河曲重新占卜,并亲自祝祷。

王者祭天地,诸侯祭山川。赵武灵王的诚心仿佛真能感天动地,奇迹果然在阴山河曲发生。一时,只听得天外传下阵阵鸿鹄飞鸣之声,这声响深邃辽远,清越飞扬,声声如叠韵,婉婉似纤歌。赵武灵王仰头望去,只见碧天之上,数十只鸿鹄时而轻振玉羽,横绝云端;时而散入烟霞,浮影交错;时而并翼连声,清歌曼舞;时而追逐嬉戏,矜顾徘徊。一时间,群鹄飞舞于云霞之间,徘徊于中天之上。晴阳朗照,投下点点光柱;鸿鹄奋翼,鸣声阵阵高昂。所有在场的百姓都仰天惊叹,如临仙境。赵武灵王望见鸿鹄游于云中,如见先祖一般心中涌起无限敬慕追念之意。他遥望四野,见此地依山傍水,扼关据塞,正是建城之地,便猛然惊悟:“此为我乎?”于是,赵武灵王便视此祥瑞之象为天神对自己的点化。看这鸿鹄振翅,胡马奋蹄,赵武灵王俯仰天地的大情怀不禁使国人为之倾倒。不久,一座新城就在这里重新崛起,并且岿然不动。赵武灵王亲自命名为“云中”郡,以纪念鸿鹄游于云中的奇遇。赵武灵王巡视长城,设立边郡的行程虽然结束,但百姓对于赵国君王的敬畏和好奇却有增无减。

赵氏君王为何对鸿鹄视若神灵呢?赵武灵王难道真的是“龙脸鸟嘴”吗?赵人与这天上的神鸟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赵氏从来就有“多神”的神秘传统。所谓“赵氏多神”就是指赵国历史上有着纷纭众多的神话传说。仅从《史记·赵世家》对赵氏宗族和赵国历史的描述,就不禁使人产生“神怪茫茫,若存若亡”的感觉来。赵人的渊源就是颇具神话色彩的。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开宗明义,赵人与秦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不仅史料如此,近年在风翔和云梦出土的文物也成为有力的佐证。何曾想象,在长达两百年鼎沸纷扰的战国之时,时势最终将秦人与赵人推向了历史的前台。秦人居西,赵人居东。一番纵横捭阖、诡诈权谋、暴师经岁、流血满野之后,回首望见的确是同宗骨肉的相争相残。而对于整个战国的时局,司马迁则总结说:“东方,预示着万物生长的开始;西方标志着万物成熟的归属。就像夏禹在西羌兴起而在东方臣服了九夷,周武王在西岐发祥而在东方代替了商朝。秦国最终吞并了天下,其原因不一定就是山川的险峻和形势的便利,大概是悠悠苍天对它有所帮助吧。”

正本溯源,赵人与秦人的共同先祖是生活在尧舜禹部落联盟时期的一位女性—女修。女修作为秦赵两姓的女性始祖,自然是系出名门,非比寻常。她是颛顼的苗裔孙,而颛顼氏族则是在华夏享有尊隆声望的大族。华夏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人文始祖。而女修的先祖正是前承黄帝、后启尧舜的颛顼帝。颛顼帝,号高阳,乃是昌意的儿子,轩辕黄帝的孙子。相传他生于若水,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乱。颛顼不仅为华夏正宗,而且品德高尚,恩服天下。司马迁则毫不吝惜笔墨地称赞,他宁静渊博而富有智谋,疏旷通达而知晓事理,涵养财物以发挥大地的功用,依照四时来效法天象的自然,依据鬼神的祭奠以制定尊卑的义理,治理五行的气息来教化百姓的风俗。从北面的幽陵到南方的交附,从西面的流沙到东方的蟠木,动如鸟兽静如草木,大如五岳之神,小如丘田之灵,凡是日月的光芒所能照射到的地方,无不折服而归顺于颛顼帝。难怪连大诗人屈原都要在《离骚》的开篇自豪地宣告“帝高阳之苗裔兮”,以此来证明自己是颛顼帝的后代子孙。

顺顼帝的主要作为就是对远古部落进行宗教和民事的改革。在此之前民间宗教泛滥,上下杂糅,民神同位,无有严威。每个家族都可以充当巫师,随意请神送鬼,一时间,男觋女巫混乱不堪,大神小鬼乌烟瘴气,根本无法管理。颛顼帝对此极为重视,专门设置了神职人员,并任命重(相传为颛顼之孙)担任南正之官,掌管祭祀天神,对宗教神事进行合理的安排,使宗教与民事分开,达到“天地相分,人神不扰”的和谐境界。他开始定都于穷桑,并命令天上的飞龙仿效八风之音作乐,作五音以祭祀天帝。与此同时,颛顼帝又任命黎(相传为颛顼之孙)担任火正之官,掌管民事。在道路上行走,妇女必须为男子让路。以此来匡正男尊女卑的风俗,确立父系尊于母系的优势,使得民事生活有礼数可循。

共工是炎帝的支脉,也是炎帝部落的杰出人物。共工代表炎帝部落与皇帝部落的颟顼争为帝。共工失败了,一怒而撞向了不周山,使得天柱折断,大地塌陷,天向西北倾斜,连日月星辰都移了位,地从东南下陷,洪水卷着泥沙向那里奔涌。从炎黄时期开始,氏族之间大规模的合并战争就此起彼伏。相传,黄帝打了五十二场战争才使得天下平定。颛项帝与共工争相为帝的神话,就是原始部落战争的历史缩影。

总而言之,颛顼帝上管天神祭祀,下理万民风俗,中定共工之乱。曹植曾在《帝颛顼赞》中特意写道:“昌意之子,祖自轩辕。始诛九黎,水德统天。以国为号,风化神宣。威鸿八极,靡不祗虔。”至此,女修作为颛顼的苗裔孙,不论宗族血脉还是名门声望,都足可为秦赵之始祖。而这位秦赵的女性始祖却又与天上的玄鸟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此一来,又让秦赵方的身世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史记·秦本纪》记载:“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尔雅》云:“治丝曰织。”在黄帝部落,女子历来就有养蚕丝织的习俗。那时,黄帝居住在轩辕之丘,迎娶了西陵国的女子为妻,这位女子就是黄帝的正妃—螺祖。螺祖不仅辅弼黄帝、联盟炎帝,最终战败蚩尤、统一万邦,而且她还教民种桑、养蚕、丝织、制衣御寒。如果说黄帝以干戈来除残去暴、征服天下,那么螺祖就是以玉帛来怀柔诸族、恩施四海。女修作为黄帝、颛顼的后裔,在部落里耳濡目染,当然也懂织丝纺线的技能。古人常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在远古部族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部族里一个农夫不种地,就有人挨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就有人挨冻。女修身为颛项帝的后裔孙女,自然是常人眼中的宗族贵胄,名门闺秀。但她并没有自命不凡、养尊处优,仍默默地担当起了部落中的生产责任。可以说,女修是一位贤德质朴,心灵手巧的女子。

这一日,女修在纺织的时候,有一只玄鸟掉落下一颗蛋。女修也许是饥不择食,就把这颗蛋吞吃了,因而生下了儿子大业。这个大业就成为秦赵第一位将名字流传下来的男性始祖,他也就是史书上大名鼎鼎的古代圣贤皋陶(gao yao)。于是,随着圣贤皋陶的诞生,一系列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女修如何生下了皋陶?皋陶的父亲又是谁呢?

纵览史籍,这样的奇闻轶事也不在少数。如:华胥在雷泽踏人了巨人足迹,于是就在成纪生下了伏羲;安登去华阳游玩,因感应神龙之气,在姜水河畔生下了神农;附宝在祁野看见巨大闪电环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怀孕,二十五月在寿丘生下了黄帝。女枢于幽房之宫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于是就在若水生下了颛顼。女节见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因而意感而孕,生下了少吴。庆都遇见赤龙而怀孕,过了十四个月,才生下了尧;握登遇见巨大的彩虹扑面而来因而感而怀孕,生下了舜;修已吞下薏苡(一种草药)因而生下了大禹这些史籍所载,都出现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奇怪现象。这其间,只有母亲与儿子两位角色,父亲的角色则由天神、巨人、神龙、北斗、流虹、神草等等具有神话般的事物所代替。《公羊传》则称之为“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这可以称得上是先秦史料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叙述笔法。

而谈到玄鸟陨卵,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有娥氏之女简狄与同伴一行人到河川洗浴,看见玄鸟掉下一颗蛋,简狄取来玄鸟蛋吞下,因而怀孕生下了契。后来,契辅佐大禹治水立下了功劳,被封在商这个地方,他也就成为商朝的祖先。对此,《诗经·商颂·玄鸟》开篇即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中说得十分明白,天帝发令给玄鸟,生下契而建立商朝。屈原也在《天问》中赞美“玄鸟致贻,女何喜?”诗意是:玄鸟高飞送来聘礼,简狄为何那么欢不论哪种诗句,其间都带有些“天将降大任”与“天公作美”的意味。神话故事的背后,却承载着上天对于贤人降世的伟大使命与美好期望。而身为颛顼苗裔孙的女修与她的儿子皋陶也同样被这种复杂的感情和神秘的外衣所笼罩。

那么到底赵氏的父系一方究竟是何许人也?这也只能从那从天而来的鸟来探秘发微了。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子的故事,颇具神话色彩。神话的思维是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思维。玄鸟应当是当时部落中图腾文化的一种显现,而这个部落应当就在东方。这些可在《山海经》中探寻一些线索,诸如“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这反映出以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在东方十分常见。所以《汉书》记载:“昭帝元始三年,风皇集东海,遣使祠其处。”由此看来,东方与鸟确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山海经》中还有著名的“精卫填海”的故事。传说炎帝有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次,女娃去东海游泳,被溺死了,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化为精卫鸟,经常口衔西山上的树枝和石块,用来填塞东海。值得注意的是,女娃在东海溺死,又化为精卫鸟,这也成为了东方部族以鸟为图腾的佐证。随即,《说文解字》指出:“风,神鸟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总之,鸟的形象虽各有不同,但鸟图腾作为东方部落普遍认同并顶礼膜拜的对象确能肯定。故而,赵氏的父系一方应来自于“东方君子之国”。

而与女修同一时代的东方著名部落则非在山东曲阜一带的少昊氏族莫属。也只有这个部族才可能与声望尊隆的颛顼部族通婚联姻。这个部族对鸟图腾的崇拜可谓无以复加,他们以鸟的名字来为自己氏族的各个部盟分支以及各类职事官员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爽鸠氏等等鸟的名字,其中二十四个部族的名字都为鸟名。也许赵氏的父系一方就与这玄鸟氏有关。并且颛顼部落与少昊部落在女修时代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史籍记载,少昊氏族对少年时代的颛顼帝有着养育之恩,颛顼也曾一度辅佐少昊氏族的首领。而后,少吴氏渐渐衰落,贤德的颛顼一族也取代了其显赫的地位。这些都表明两个部落的渊源关系非同一般,颛顼部族的女修与少昊部族的玄鸟氏通婚联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可惜,在当时华夏的正统观念束缚了部族之间的平等往来。他们把边远的四个部落统称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由此而论,少昊氏自然就归为东夷之列。再加上少昊氏被颛顼所取代的衰微之势,自然不能与颛项部族同日而语。天长日久,口耳相传,人们也就只记得女修这位出身帝胄的女性始祖,而渐渐淡忘了男性始祖的名字了。这应当就是史书上对赵氏父系一方闪烁其辞的原因吧。虽然女修的时代已经进入了父权制确立的父系氏族社会,但周代以来,百姓中仍有“厚母族、薄父族”的习俗。种种原因,都造成了赵氏先祖“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特殊现象。虽然赵氏不知道他们的父系祖先到底为何人,但其父系部落的玄鸟图腾却在赵氏一族确立了下来,并且影响深远。由此可知,赵氏是颛顼氏族与少昊氏族通婚联姻的结晶。值得一提的是,两个部族的联姻恰恰是华夏部落与东夷部落往来交流的见证与结果,是远古时期民族融合的典范。而这一点,对赵氏日后的发展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使赵氏的后继之君逐步摒弃了华夏中心论的狭隘观念而投身于开放交流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

那么,玄鸟究竟为何等神鸟呢?在《诗经》中,商朝子民所崇拜的鸟图腾中的玄鸟为燕子。这种鸟图腾的崇拜逐步在抽象意义和精神意义上得到了升华。风就逐渐成为吉祥鸟的总称,《离骚》中的风凰就成为《天问》中的玄鸟。郭沫若曾指出:“玄鸟就是风凰,五彩之鸟大约就是卜辞中的风。”原来,玄鸟乃是古人所称风鸟的一种,战国时被称为凤凰。凤凰作为神鸟的代表,也就涵容了鸿鹄和孔雀等体魄雄健、寓意祥瑞的鸟。故此,赵氏所崇拜的神鸟即为志向远大、壮怀凌云的鸿鹄。司马迁说:“三代之兴,各据桢祥。”涂山的卜兆吉祥,因而夏启世袭了王位;飞燕的卜兆吉祥,于是股商兴国;百谷的卜兆吉祥，故此周室称王。夏商周三代的兴起,仿佛都是因天降祥瑞而来的。在古人心中,氏族与国家的兴衰与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近年出土的一系列赵氏器物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神鸟图腾的影子,由此可见赵氏宗族对于神鸟图腾的崇拜程度。赵氏的神鸟崇拜也果然就为赵氏带来了祥瑞。赵武灵王在云中郡望见鸿鸽祥瑞的奇遇也就可以理解。总之,由玄鸟升华为凤凰,再由风凰而凝结为鸿鹄,赵氏所崇敬的神鸟图腾的内涵也越来越厚重。

难道赵武灵王“龙脸鸟嘴”的奇貌也是图腾崇拜的结果?古人对于贤人总有那么一种造神的心态。于是,伏羲龙身带鳞;女娲人面蛇身。尧的眉毛有道纹彩;舜的眼睛有重叠的瞳孔。孔圣人的头顶中间低四周高;晋文公肋骨之间没有间隙。这些笼罩在巫术礼仪和原始图腾中的先人形象,恰恰反映出了人们对他们的敬畏之心。形象越神异,历史使命就越重大,受到的崇拜也就越强烈。对于这些神话传说中的古代贤人,传奇和浪漫的色彩未免过重。这就给史官带来了诸多困扰。完全采纳,却又违背了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宗旨。司马迁也曾对这种含混多意、难以解释的奇人异举,发出“其文不雅驯”的感慨。孔子对此也深有避讳,把神话中黄帝头上的四张脸解释成为面对四方、治理四方。于是,从神话到历史的过程也就成为人类从感性世界走向理性世界的过程。而这中间的过渡阶段,仍会存在这样一些让人们敬畏的奇人赵武灵王也是其中的一位。龙脸鸟嘴,也许正是赵氏的神鸟图腾在这位雄主身上的真实显现。神秘身世伴着历史使命,甚至在赵武灵王出世之前,天帝就已经托梦给赵氏的先祖,预示了一位伟大君王的诞生和赵国的强盛。

有凤来仪,祥瑞初现。女修吞下玄鸟卵生下儿子大业,大业史称皋陶。赵氏第一位男性始祖刚一出世,就以传奇的身世引人注目。而皋陶一生的作为更堪称完美,为赵氏留下了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

皋陶生于曲阜,是少昊的四世孙,相貌更是非同常人。他的脸色青中带绿,就像一个削了皮的瓜。他的嘴更是特别,向前突出,就像一张老鸦嘴,声音喑哑。这些都使人联想到他那传奇的身世。皋陶生活的时代正是尧舜部族发展壮大的时代。皋陶以他的贤能来辅佐当时华夏的首领——舜。《论语·颜渊》中说:“舜取得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贤人,就推举了皋陶。于是,不仁德的人都被疏远了。”皋陶品德高尚、才能卓越、公正无私,舜将其列入十大名臣之列,排名第二,仅次于禹。可以想见舜帝对于皋陶的赏识和器重。

尧将帝位禅让给舜之后,舜就开始治理天下了。舜任命禹为司空,去平定水患。禹跪拜叩头,推让给了皋陶等人。舜仍然令禹治水。舜帝对皋陶说“皋陶啊,现今蛮夷各族扰乱中原抢劫杀人内外为患,你去做狱官之长,五种刑罚量裁要轻重适当执行五种刑罚要在郊野、市朝三个不同的地方;五种流放有度可循,根据远近建立居所,只有明察公允才能使人信服。”于是,皋陶接受使命担任执掌刑法的官员——士(大理)。受命以来皋陶根据时局,制定了“五刑”,即五种轻重不等的刑罚。为了便于普及刑法,皋陶将五种刑罚化为图形刻在器物之上。百姓看到了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刑罚都有所警醒惩戒。在对刑法的执行中,皋陶也有坚守的准则:“用简约治民,用宽缓御众;刑罚不及于子孙,奖赏扩大到后代;宽宥过失不论罪多大,处罚故意犯罪不问罪多小;罪可疑时就从轻,功可疑时就从重;与其杀掉无罪的人,宁肯自己陷于不常的罪。天帝爱生命的美意,合于民心,因此人民就不冒犯官吏。”皋陶还考虑到,如果仅对百姓规定刑法,而不对执法者进行约束则有失公允,难以服人。于是,皋陶对官司诉讼中行贿疏通者、贪赃枉法者、勾结贼人者、私自杀人者,律处死,以保证司法的公正。皋陶在掌管法律时,涌现出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如:“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慎厥身,修思永。”“在知人,在安民。”等等。其中,“慎厥身,修思永”的含义是要谨慎地修养自身而思考长久之道清代康熙皇帝对皋陶十分敬佩,对这句话也倍加推崇。康熙帝对此名言曾在多处题写“慎修思永”。于是就有了北京故宫乾清宫正大光明殿的楹联“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皋陶的流芳百世还归功于他的传奇轶事。

皋陶有一只神兽,名叫獬豸(xie zhi)。獬豸类似羊,但只有一只角。它很有灵性,有分辨曲直触邪惩恶的本性。当皋陶在判决中遇到疑难不决之事,便令獬豸相助。无罪之人,獬豸置之不理;有罪之人,奋起顶触。并且獬豸裁决,均准确无误。故此犯下罪恶的人一见獬豸就心虚胆寒。故而,皋陶非常敬重獬豸,非常小心地善奉它。在古代,獬豸就成了执法公正的化身。

皋陶掌管天下刑律,自然要以身作则。故此,他对于自身修养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据《史记》记载,一日,皋陶当着舜帝的面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修身思想:“要谨慎地修养自身而思考长久之道,要使九族亲厚和顺而使众位贤人辅佐,要使政令由近及远、通行畅达,完全在于自身的品德啊。行事需要有九方面的品德,即使是言论也要有品德的依据。察验一个人的品德是要从他所做的事情开始的。这九种品德分别为:宽宏而能庄栗,和柔而能立事,忠实而能恭敬勤恳而能审慎温顺而能刚毅,正直而能温和,简约而不草率,坚强果决而作风踏实,任事勇敢而合乎义理。大夫们能够每日修养其中三方面的品德,早晚用功,就会保有他们的领地;诸侯们能够每日修养其中六方面的品德,振奋恭敬就会保有他们的封国;天子能够认真修养这九方面的品德,并付诸实施,贤人就会受到重用,百官也会严肃恭敬。”

不仅如此,皋陶还是一位道德与刑法并重的智者。他在掌管法令的过程中,认真思考了道德在百姓教化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皋陶还对舜帝指出:“不能让治理国家之人贪图安逸和心怀私欲,要兢兢业业,因为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件情况变化的事情。不要虚设各种官职,上天命定的事情,要由人来完成。上天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常法,要告诫人们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理,把这五者敦厚起来啊!上天规定了人的尊卑贵贱推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种等级的礼节,要使它们经常化!君臣之间要互相尊重、同心同德啊!上天任命有德的人管理民众,要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土五种礼服表彰这五者啊!上天惩罚有罪的人,要用墨劓、割、宫、大辟五种刑罚来处治犯罪之人!”

舜帝亲眼目睹了皋陶掌管天下刑罚使得政通人和的伟大功绩,又听取了皋陶关于修身和德治的精辟见解和对国家大政方针的长远规划,不由得赞叹:“皋陶啊!这些臣民没有人扰乱政事、祸乱国家,正是因为您作掌管刑罚的长官,能明五刑以辅助五常之教,合于我们的治道。施刑期待达到无刑的地步,人民都能合于中道。这是您的功劳,做得真好呀!”舜帝所指出的“刑期于无刑”,正是刑法的最高境界。由威严的刑罚过渡到不用刑罚的道德教化,这不正是对皋陶德法并重的最好诠释吗?舜帝对皋陶的功绩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赞誉,而这对后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东汉《论衡》一书评论:“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此后,皋陶与尧、舜、禹比肩,被后人尊为“上古四圣”。

如果说颛顼帝用祭祀与音乐疏通了天神,使得民神不扰,各守其序;那么皋陶就用刑法与道德治理了百姓,使得海内澄清,善恶分明。进一步说来,皋陶所在的虞舜时期正是整个华夏文明进入国家文明时代的前夜,整个部落联着成熟国家的历史潮流迈步前进。皋陶对于刑法的制定以及一系列人文修养与国家制度的构想都对国家文明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和贡献。可以说,皋陶不仅是中国刑法史的鼻祖,而且还是中国国家制度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自此之后,皋陶的法治思想与人文修养被赵氏一族继续传承了下来,成为赵国兴盛的重要因素。总之,皋陶作为赵氏第一位载于史册的男性始祖,正直形象堪为圭臬,人文涵养源远流长。

只可惜,皋陶过于淳厚朴实、心地善良。在皋陶的生前身后,却有一桩千古悬案,堪为遗恨。原来,皋陶的身后始终站着一个“为人机敏”的人物禹。禹利用了皋陶的善良,在皋陶苦心构建的恢恢法网之下,偷天换日,悍然破坏了尧舜视若神明的禅让制度。从此,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支离破碎。悠悠苍天,玄鸟不至。赵氏一脉也在夏朝长达四百七十余年的时光当中隐于史籍,湮没无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桩悬案还要从赵氏的第二位男性祖先大费说起。史籍记载,皋陶有三个儿子,长子伯益,次子仲甄,小儿子偃。这个大费就是皋陶的长子伯益。伯益及其后嗣是留居中原的一支血脉,也是赵氏宗族的一脉。当时,皋陶迎娶了少典氏的女儿女华而生了大费(伯益)。少典氏乃是上古时期中原地区最具盛名的部族,黄帝、炎帝都是由这个部族诞生的。伯益真可谓出身名门的大族贵胄,而他的才能更是出类拔萃,世人赞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伯益最为杰出的功绩就是辅佐大禹治水。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伯益亲手教给百姓种植稻谷,因为在洪水肆虐后的低洼之地,也只有稻谷可以作为充饥的粮食。伯益在治水的途中,不忘百姓饥寒而想方设法保证粮食生产,为治水的最后成功奠定了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

面对滚滚洪水,伯益认真思考百姓受灾的原因。上古时期,百姓的生活都要临河取水、沿水定居。如此一来,一到雨季和洪期,河水肆意泛濫,百姓就要首先受灾,房屋庄稼也无一幸免。而黄河流域虽有广阔的平原可供居住,却都因取水不便而使百姓难以定居。伯益在辅助大禹疏导河道的同时,细心观察地下水的奥秘,终于发现了地下水源的规律,发明了凿井取水技术。伯益将凿井的技术广泛地教给百姓,不仅使百姓免于河岸生活的水患,而且还大大促进了中原部族对于北方广大平原地区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扩展了上古部族的生存空间,促进了古代文明的前进步伐。《淮南子》称:“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百姓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自力更生,再也不必向神龙和天神祈水求雨了。直到现在,凿井取水的技艺还在发挥着灌溉五谷、滋养百姓的作用,真可谓恩泽长远,惠及千古。

治水成功之后,百姓安宁,河清海晏。于是,舜帝评定功勋行施布赏。舜帝为大禹颁赐了玄圭作为奖赏。玄圭是一种黑色的上尖下方的长条形的玉,为帝王诸侯盛大典礼时祭祀、朝聘所用的玉器。大禹在接受赏赐的时候说：“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够平定水患,也是因为大费(伯益)辅佐的缘故啊。”于是,舜帝就对伯益说:“襄助大禹成就治水功劳,为此赏赐给你黑色的旌旗。”不仅如此舜帝看到伯益年轻有为,就把一位姚姓的美女嫁给伯益为妻,并预言说:“你的后代将会有盛大的功业!”帝王指定婚姻,仿佛又饱含着某种暗示。当年,尧帝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帝为妻,以此来考察舜帝的品德是否能够接替帝位。结果三年过后,舜帝果然不负希望,的确是一位德才兼备之人。于是,尧帝就把天下禅让给了舜。而此时,舜帝又当众为伯益成就婚事,又预言了一句“后嗣将大出!”此时,舜帝已然渐渐衰老,其中的含义颇值得细细回味。

此后,舜帝又让伯益辅佐自己调理驯服鸟兽。因为洪水泛滥过后,草木无限制地生长,鸟兽大量的繁殖,百姓依然苦不堪言。草木生长,五谷就没有收成;鸟兽伤人,人口就锐减殆尽。伯益才能卓越,胆识过人,毅然动用烈火焚烧山野沼泽、灌木荆棘,飞禽走兽皆四散而逃、避之不及。于是,山泽得以治理,鸟兽尽皆驯服,百姓终于能够在洪水之后,免受鸟兽之害。如果说,大禹治水平定了肆虐的洪流,那么伯益用火则驯服了野性的鸟兽。一水,一火,正挥洒出了上古时代人民与自然抗争不屈、追求幸福的浓墨重彩。因而,舜帝便赐姓给伯益,称之为羸。至此,后世秦人便以赢为姓。而这时的赵氏一脉也姓赢还没有开始分支。秦赵共祖,即从此处而来。

伯益治水、驯兽,真可谓功勋卓著;舜帝主婚赐姓,则更加器重至极。这一切都被大禹看在眼里。大禹,堪为治水英雄、人文始祖。想当年,洪水滔天,泥沙俱下。大禹历尽艰辛,“疏川导滞”,变水患为水利。治水十三年,大禹弄得自己面目黧黑,身体枯槁,他的儿子启出生,禹仍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千古佳话。就连孔子也不禁连连赞叹:“禹!我简直找不到非议他的地方。”而就是这位表面上看似完美的英雄人物,内心却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问题的核心就是——当今天下,谁主沉浮?

于是,禹开始行动了。他一方面在舜帝的面前做出大智若愚的样子,一方面在九州积极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威望。


一次,禹和皋陶父子在舜帝面前探讨治理天下的宏图远略。皋陶为人善良,毫无保留地倾囊倒出,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舜帝听了皋陶的远见,也想听听禹的高明言论。禹则拜谢说:“哦,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想整天努力不懈地办事。”舜帝被禹的话打动。禹看见自己的“守拙”之言发挥的效果,于是又在后面的谈话中时时暗示着自己作为臣子在治水中的功劳和自己作为父亲不能照看儿子启的愧疚。这番话,不仅得到了舜帝的认同,而且还使得善良的皋陶更加敬重禹的功德。皋陶下令,天下百姓都要效法大禹的品德。如果不按照命令中的话去实行,就用刑法加以惩处。《史记》上说:大禹“为人敏”“声为律”。正是指出了大禹看似外貌平凡、语言拙笨,实则为人机敏,就连说话都应和音律,讨人喜欢。


在**了舜帝、安抚了皋陶之后,大禹立即加快了自己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声势的步伐。他又继续以着惊人的气魄勘察全国,划定九州。禹在巡查九州的时候,把全国的土地范围划定为上、中、下三等九级,并规定了每级每等向国家缴纳贡赋的标准。禹自恃有着九州之地,已经俨然具有了后世国王的威势了。原先天下为公的部落首领是天下人的“公仆”,而今广阔的土地和无上的权威已经渐渐地在禹的心里发生了化学反应,使得禹的心里始终摆不正自己和天下的位置,到底是谁服务于谁,于是“家天下”的思想就孕育而生。当禹到达茅山巡视时,古越族的首领防风氏姗姗来迟,且态度傲慢。禹当即下令将他处死,并且暴尸三日,以警示诸侯。禹的行为,已经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私产,自然为所欲为,俨然一个国王,从天下的“公仆”变成天下的“主人”。对此,舜帝发现了些许端倪。三苗氏是江淮一带的强大部落,曾参加了治水的工程,也表示愿意参加华夏部落,后因未受赏赐而大举反叛。禹当即表示要以武力征伐三苗。而舜帝制止了禹,采用了皋陶所提倡的“德治”政策,反省自己大力推行德政,三年之后,三苗自然臣服。禹的这些心里变化许多贤人都已洞若观火。当年尧帝治理天下的时候,伯成子高就被立为诸侯,并且一直辅佐尧舜。当禹的威势强大之后,伯成子高却辞去诸侯的待遇,自愿去当一位耕地的农夫。禹心中不解,就去田野里看望伯成子高。禹为了表示自谦,站在下风向问伯成子高:“尧舜的时候,你被立为诸侯尽心辅佐;为何到了我执掌天下的时候,你却辞去诸侯而来当农夫?”伯成子高回答:“在尧帝的时候,不用赏赐而百姓勤勉,不用刑罚而百姓敬畏,百姓无忧无虑地做国家的臣民。而你执掌天下之时,百姓争利,互不服从,品德从此衰微,利欲从此兴盛,后世如果动乱,肯定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何不赶快离开这里呢,不要打扰我耕地。”于是,伯成子高愉快地耕地,对大禹不屑一顾。


可惜,此时的舜已经八十三岁了。舜仿照当年尧禅让给许由的典故,遍访遗贤隐士。他先禅让给石户之农,后又让给北人无择,最后又找到善卷。善卷回答:“我立于宇宙之中,冬天穿皮毛;夏天穿葛布。春天耕种,身体足以劳动;秋天收获,身体足以享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我要天下有什么用呢?悲哀啊,你是不会理解我啊!”于是,善卷不接受禅让,并归隐深山,不知所踪。舜帝遍访群贤,并无结果,眼下只有大禹、皋陶、伯益等人可堪大任。大禹居功至伟,威望日益。皋陶品德高尚,善良正直。伯益年轻有为,才能卓著。舜帝犹豫不决,不得不仿照当年尧帝找来四岳询问四岳是各路诸侯的代称。当时舜帝的部族不仅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巩固的联盟,就连东南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西北的羌戎集团中的许多部族都先后加入了华夏集团的联盟。各路诸侯见舜帝问询禅让的事情,鉴于大禹的威望所致和防风氏的被害暴尸,哪个部族首领敢不推举大禹。于是,禅让的过程都显得很平静而顺利。

舜帝虽然把天下禅让给了大禹,彷佛心里对皋陶父子仍有某种期待。大禹为人机敏,立即看出了舜帝的心思。于是,大禹当即决定,将皋陶立为自己的继承人,日后一定会把天下禅让给皋陶。看到这令人满意的一切,舜帝也在对大禹的信任和感激中安然去世。当年,舜帝的儿子商均不贤能,舜因此祷告上天要推举大禹来代替自己掌管天下。长达三年之久的丧礼完毕之后,禹也像当年舜帝对待尧的儿子丹朱那样,推举舜的儿子商均为天下之主。在诸侯一番又一番近似于彩排一样重复的表演之后,幕后的导演终于浮出水面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大家的朝贺。大禹还划出疆土,赠给尧帝的儿子丹朱和舜帝的儿子商均,以此来表示先祖的祭祀不至于断绝。


一切成功之后,大禹又听到了一个好消息—皋陶病逝了。大禹在表示悲伤的同时,继续向天下暗示下一位“禅让”的对象。为了表示对于禅让制度的无上尊敬,大禹又宣布选定皋陶的儿子伯益为自己的继承人。大禹这才迟迟地安排伯益来接管国家的许多事务。相反,大禹专门选拔儿子启手下的人充当各级官吏,此时,启早已经羽翼丰满,蓄势待发了。原来,大禹当初选定皋陶为继承人就非出自真心。天下人都能看出来,大禹与皋陶年岁相当,如何继承?如果说,让年轻有为的皋陶之子一伯益来继承则还顺理成章。可是,大禹利用了皋陶的善良,拿年老的皋陶作为幌子故意拖延时间。一方面不让年轻的伯益过早地进入高层,一方面暗自扶持自己的儿子启迅猛地发展实力。大禹的精心谋划果然取得了神奇的效果,不仅天下百姓称颂大禹高风亮节,而且还耗死了年迈的皋陶拖垮了年轻的伯益。想当年,尧为了真心禅让给舜,把自己的儿子丹朱封到了遥远的丹水。丹水地处的汉水流域,是三苗的蛮荒之地。尧这样做就是为了“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丹朱并不贤能,尧帝是不会以损害天下为代价而使自己的儿子得利的。相比之下,大禹的做法却大相径庭。


舜帝对于大禹不仅有知遇之恩,还有禅让之托。当年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而没有成效舜帝就把鲧流放到了羽山,鲧也最终死在了那里。舜用人不避嫌,毅然启用自己罪人的儿子禹来治水。后来,舜帝又禅让不避仇,还是把天下托付给了禹而不是自己的儿子。舜帝如此举动,就是希望天下大治,百姓安居。在五帝时代的后期,大禹却亲手破坏了舜帝视若神明的禅让制度。后代史学家在书写“尧天舜日”、“尧禅舜让”之类的话的时候,就应当慎之又慎,考虑把大禹划归别处了。


大禹好像安排好了一切,在会稽安然去世。于是,就引起了伯益和启的帝位之争。同样善良的伯益在大禹三年丧礼之后,就辞让给大禹的儿子启,自己回避居住在箕山之南,表示谦让。可此时,预谋已久的启却毫不谦让,一点也不客气地正襟危坐起来。历史在此刻,发生了倒转。诸侯们竟然都离开伯益而去朝拜启。理由有二:其一,伯益辅佐大禹的时日太短,天下之人难以臣服。其二,启是我们君主大禹的儿子,自然要朝拜启。纵观当时诸侯的言论简直是强词夺理。其一,伯益不能辅佐大禹,乃是大禹巧妙设计的结果,致使伯益根本没有时机站稳政治脚跟。更何况,伯益有治水之功,驯兽之劳,不论品德才能都不逊于启。其二,启是大禹的儿子,启就要受到朝拜。这简直就是霸权理论。如果真如此,那么丹朱是尧的儿子,尧为何要禅让给舜。商均是舜的儿子,舜为何要禅让给禹。启对于天下百姓的诘问置之不理,理直气壮地成为了夏王朝的国王。从此,华夏大地迎来了国家文明那若明若暗的曙光。

此时,天下为公的格局被残酷地打破,所有的强权专制都撕破了伪善的面具,一切的反抗都将被无情的战火化为灰烬。面对夏启炙手可热的权势,许多诸侯都俯首贴耳。疾风知劲草,此时此刻,仍有一批捍卫天下道义的志士拍案而起,登高疾呼。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姒姓诸侯有扈氏。启大发淫威,亲自带领六路大军来到甘地,并作了一首誓词名叫《甘誓》。誓词大意是:“现今我是来恭敬地执行上天对有扈氏的惩罚,要让你们亡国灭族。将士服从命令,我就在祖先的牌位前赏赐你们;不服从命令,我就在祖先的牌位前惩罚你们,降为奴隶,杀掉你们。”甘之战打得异常惨烈,最后,启带领军队攻入了有扈氏的都城,杀掉了他们的首领,灭掉了这个邦国。在夏启的专制和暴力下,有扈氏虽然败亡,但其捍卫天下大道的精神尚在。对此,《淮南子》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有扈氏为义而亡。”


而至于赵氏先祖伯益的下落,至今不明。史籍中并存两说。一说,伯益被夏启杀害;一说,伯益归隐故国,从此不闻。不论哪种情况,伯益和夏启的帝位之争终究以夏启的胜利而告终。仅仅从这个结果来看整个悬案也算告一段落。但后人慢慢回味,这些事件的前前后后则太像是一幕早已导演成熟的戏剧。台前幕后,谁又能看的清楚呢?难怪《战国策》曾尖锐地指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至于伯益与夏启的争帝之事,是非对错难以论说。但夏启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倒是值得回味。夏启争得帝位之后,就在钩台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并向首领们一再灌输自己登临帝位是上天的旨意,不许质疑,更不许违抗。大会之上,夏启带头破坏了大禹所制定的禁酒令,还以乐舞助兴,鸣钟佐食。如果说,禹的乐舞是教化四方,夏启的乐舞就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娱。夏启的弟弟武官看到夏启一改大禹简朴、勤俭的作风,整天一副贪图享乐、眉飞色舞的样子,不由得心怀不满。夏启感觉弟弟武官不服管束,就把他流放到西河。三年之后,武官在西河与夏启决裂,举兵讨伐。夏启对弟弟毫不留情断然平叛。结果,武官也兵败被杀了。反叛平定,九州的贡赋也越来越丰盛。夏启就放心地过起了“淫逸康乐”的君王生活。因为夏启生活没有节制,没几年也就病死了。由此看来,伯益与夏启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就两人的品德与作为来看,天下没有禅让给伯益,还是让天下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


正如前述,因为这场震动天下的争帝之事,赵氏的一脉在夏朝漫长的历史当中颇不得意,史册中也无只字点墨,湮没无闻。由此可见,争帝之事,使得伯益与夏启的后人都讳莫如深。伯益的后人不愿辅佐夏启的后人,夏启的后人也不愿在史官面前提及伯益的后人。两家各自沉默不语,一晃就过了四百年。

也许是因为商朝宗族与赵氏一脉有着共同的玄鸟图腾的信仰,商朝兴盛之后,伯益的后代子孙也都纷纷逃离了夏王朝的控制转而辅佐商朝的君王。伯益有二子,一叫大廉,一叫若木。大廉的后代称作鸟俗氏,是赵氏的直接传人;若木的后人则用其祖父的名字为氏(伯益亦称大费),称费氏。


其中费氏子孙投奔商人的时间较早。当时,夏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荒淫无道,暴虐成性。夏桀是一位有才智和勇力的人,他能够生擒野牛,空手擒虎。他宠幸美女妹喜,不理朝政,仅仅乐工舞女就多达三万之众。夏桀还在洛阳建起高高的宫殿,取名为倾宫。他常常站在倾宫之上自诩为高高在上的太阳。百姓则暗地里骂道:“你这位太阳何时发丧,我们宁可同你一起死亡。”商朝的首领汤和谋臣伊尹高举尧舜之道的大旗,发动汤武革命。这时,费氏子孙费昌就以其家传的绝技而为商汤御马,征战天下。史籍记载,费昌载着商汤十一次征伐,皆大获全胜,势如破竹。费昌的马头向东,西夷人便埋怨他;费昌的马头向南,北狄人就埋怨他。这些部族的人都说:“为何不先到我们这里却把我们放在后面呢?”由此看来,商汤灭夏,确是符合人心,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最后,费昌载着商汤在鸣条之战中与夏桀展开决战。这次大战,商汤只率领了由七十辆战车和五千步卒组成的军队向西挺进;而夏桀却调集了夏王朝的全部人马,穷凶极恶地开出了国都。费昌毫不畏惧,毅然驾车引领义军列阵。商汤在费昌的马车上庄严地宣读了伐夏的誓词,这就是著名的《汤誓》。商汤念罢智词之后,两军就在一场大雷雨中展开了拼杀。商军以为雷雨是天帝对夏桀的惩罚,更加勇猛地作战。费昌则亲自御马载着商朝的领袖打败了夏桀。最后,夏桀只带了五百残兵向东逃亡。商朝建立三年之后,夏桀也在亭山忧愤而死。费昌的后人因为鸣条之战的功勋颇受商朝宗族的器重,直至商朝最后一位君王纣王时期,仍有费昌的后代费仲成为朝中的亲信大臣。虽然费仲贪赃谄媚、名声狼籍,但是从费氏一族辅佐商朝君王的情况来看,伯益的这一支子孙在商代还是毁誉参半,有所施展的。因为这一支子孙并非赵氏一脉,故此不再详述。

伯益的另一支血脉为大廉,也就是秦赵的祖先。这一支投奔商朝的时间略晚,到了商朝的第七代君王大戊之时,才有大廉的玄孙孟戏、仲衍兄弟载入史册。无独有偶,他们辅佐君王也是从御马开始的。这些后代子孙大多继承了先祖伯益驯服鸟兽的家传技艺,他们对于御马畋猎之类的本领都驾轻就熟,容易在众多的臣子当中脱颖而出,取得君王的信赖。伯益的这一支后代子孙不仅技艺高超,命运也颇令人羡慕。商王大戊用占卜的方式选择谁来做自己御者,也许是因为伯益宗族和商朝王族都有着玄鸟图腾崇拜的缘故,占卜果然取得了吉兆。大戊大喜过望,不仅把仲衍请进宫中,而且还把自家的女儿嫁给了仲衍。从占卜来定御者一事就可推知当时君王对于御者的重视程度已经无以复加。按照古代车战的制度,作为全军统帅的御者就已经是三军进退的标志,各路兵卒必然马首是瞻,更何况是一国之君的御者呢?商王大戊对于仲衍的青睐真是令人羡慕不已。史籍记载,自从仲衍之后,每一代都有建立功勋的人,他们辅佐商朝,受到了格外的器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商朝君王仿佛也没能逃脱历史回旋往复的周期律。弹指之间,商朝的最后一位君王纣王就粉墨登场了。仲衍这一支血脉就传到了胥(xu)轩一代。娶了申姜部族的骊山之女为妻,生子仲潏(jue)。申姜部族世居渭水,与周族世代通婚、关系甚密。如此一来,赵氏一族又与西方兴起的周氏族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仲满的儿子为飞廉,飞廉的有二子为恶来,一为季胜。到此为止,恶来即为秦氏族人的直接祖先,这一支族人即是后来的秦人。季胜即为赵氏族人的直接祖先,这一支族人即是后来的赵人。秦赵族人尊奉的最后一位祖先即为飞廉。而飞廉和恶来,确是商纣时期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


如上所说,伯益的后人在商朝还是颇受器重的。那么在武王伐纣的历史大潮流中,飞廉和恶来又将何去从呢?这还要从他们在商朝的地位说起。史籍记载,飞廉善于奔走,奇快如飞。楚大夫屈原知晓飞廉奔走似风,就在《离骚》中赞之为风神,后人也称风师、风伯。此后,飞廉就神话成为形状奇特的神禽。说其身如鹿、头如雀、前有角、后有尾、周身豹纹、能致风气。不论神话如何传说,总之,飞廉善于奔走,必定不虚。说其飞廉的儿子恶来更是非同常人。恶来力大无穷,可以空手与野牛、猛虎、巨熊搏斗。父子二人都以奇特的本领为商纣效力,而且忠心耿耿,不生二心。值得一提的是,恶来被周人称之为“助纣为虐”的典型,飞廉却未在其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武王伐纣的脚步日益临近,商纣的江山气数也在风雨飘摇中步入黄昏。恶来则依仗神力,帮助商纣铲除异己。但恶来毕竟逆时代潮流而动,最后终被武王的义军所杀。飞廉仿佛受到了其母族申姜部族的影响,并没有带兵和周王朝作对,但他对商朝依然是忠心耿耿,勉力扶持。商纣王起视四境,周朝已经取得了“三
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形势。在这种严峻的情形下,飞廉一不改变忠心,二不自暴自弃,而是协助商纣出使,亲自往来奔走,争取北方部族对商朝的支持。因为飞廉善于奔走,很快就到达了北方。但是,历史的潮流则来得更加迅猛,飞廉还未来得及挽救商朝,商纣就已然被周武王诛灭了。《史记》中说,飞廉受到了天帝的启示,而“不与殷乱”,并答应赐给他石棺以光大他的氏族。怅然若失的飞廉只得在北方的霍泰山筑坛遥祭纣王,以表达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后来,飞廉就死在了家乡,也葬在了霍泰山下,以表示自己不忘使命,不失臣节。此后,霍泰山就成为赵氏祭祀的重要场所。多位赵国君王都亲临霍泰山祭拜祈祷,以求先祖保佑振兴赵国。关于飞廉的历史品评后人也并存两说。有的仍视之为不识时务、心存愚忠的“下下愚人”;有的则把商朝的飞廉与孤竹国的伯夷、叔齐联系在一起,认为飞廉筑坛遥祭纣王是与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的气节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不论怎样,飞廉作为商朝的臣子,尽到了臣子的本分。而飞廉作为秦赵最后一位共同尊奉的祖先,也见证了秦赵分支的历史场景。


由此,飞廉的二子:恶来、季胜都将名垂史册。恶来殉商而亡,其后代子孙辗转西迁到陕西、甘肃一带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出现了一个叫非子的人。因为此人在渭水一带养马有功,周孝王就把秦这个地方封给了他,并让他继承舜帝赐给伯益的蠃姓,史称秦赢。非子就成为秦国的始祖。而季胜在商亡之后,归附周朝,其后代在周代也是大有作为,被周王赐姓封赏,成为赵姓的始祖。秦赵的渊源就生发于此,他们虽同源一脉,同出一家,但其后代在战国舞台之上却是恩怨情仇、难解难分。在此伏笔,后待详述。

季胜带领族人归附周朝,赵氏一脉也在周朝得以承续和发展。赵氏族人特有的品质和本领不久就在众人之中显现了出来。季胜有个儿子名叫孟增，周成王十分欣赏他,并把皋狼之地赐给了孟增。孟增以此作为光复本族的希望,从此自号为“宅皋狼”,以此象征宗族要在此地复兴。皋狼之地虽为西河郡的一处山陵沟壑,远非地处汾河流域的霍泰山可比,但是族人却将此视若珍宝。这不仅代表着周朝王族对于归附而来的赵氏先人的首肯,更代表着赵氏先人将在周朝大展身手的开始。此地像霍泰山一样,成为赵氏振兴之初的神圣之地。值得一提的是,赵氏宗族一直保有此地,即使遇到强权暴力也未曾丢失此地。皋狼之地,也成为赵氏先人自强不息,开拓奋进的起始之地。


孟增的孙子名叫造父,造父则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赵氏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光辉人物。造父的御马技术真可谓出神入化、登峰造极。


造父从小就和马有缘。一日,造父正在田间耕作,适逢有一对父子乘车经过,马受惊而不走了,儿子就下车牵马,父亲就去推车,还请求造父:“帮助我推车。”造父因此收拾工具,把它们捆好后寄放在车上,拉过那儿子牵的马,才刚刚检查缰绳马鞭,还没有开始使用,而马就感受到并奔驰起来。故事传开,真不禁使人啧啧称奇。


造父真正的老师是泰豆氏。他开始学习驾车时,对老师十分谦恭有礼貌。可是三年过去了,泰豆氏却连什么技术也没教给他。可造父仍然执弟子礼,丝毫不怠。这时,泰豆氏才对造父说:“古诗中说过:擅长造弓的巧匠,一定要先学会编织簸箕;擅长冶金炼铁的能人,一定要先学会缝接皮袄。你要学驾车的技术,首先要跟我学快步走。如果你走路能像我这样快了,你才可以手执六根缰绳,驾驭六匹马拉的大车。”造父回答:“我保证一切按老师的教导去做。”泰豆氏在地上竖起了一根根的木桩,铺成了一条窄窄的仅可立足的道路。老师首先踩在这些木桩上,来回疾走,快步如飞,从不失足跌下。造父照着老师的示范去刻苦练习,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掌握了快步走的全部技巧要领。泰豆氏检查了造父的学习成绩后,不禁赞叹道:“你是多么机敏灵活啊,竟能这样快地掌握快行技巧!凡是想学习驾车的人都应当像你这样。从前你走路是得力于脚同时受着心的支配;现在你要用这个原理去驾车,为了使六匹马走得整齐划一,就必须掌握好缰绳和嚼口,使马走得缓急适度,互相配合,恰到好处。你只有在内心真正领会和掌握了这个原理,同时通过调试适应了马的脾性,才能做到在驾车时进退合乎标准转弯合乎规矩,即使跑很远的路也尚有余力。真正掌握了驾车技术的人,应当是双手熟练地握紧缰绳,全靠心的指挥,上路后既不用眼睛看,也不用鞭子赶,内心悠闲放松,身体端坐正直,六根缰绳不乱,二十四只马蹄落地不差分毫,进退旋转样样合于节拍,如果驾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车道的宽窄只要能容下车轮和马蹄也就够了,无论道路险峻与平坦,对驾车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些,就是我的全部驾车技术,你可要好好地记住它!”泰豆氏技艺绝伦,尽心传授;造父更是勤学苦练,毫不懈怠。于是,造父就成为一位真正的御马高手。


造父还十分爱惜马匹。一日,延陵卓子乘坐由八尺高的骏马和显露有花纹的好马组成的车乘，钩似的饰物装饰在前面，涂彩的玉石饰物装饰在后面,马想要前进那么钩饰限制了它,想要后退那么错缀就会顶住它,马因而从旁边跑出来。造父经过时为马匹哭泣,说:“古时候治人也是这样啊。那奖赏是用来勉励人的,但毁谤却存在其中;惩罚是用来禁止人们犯罪的,而赞誉却加在它头上。人们站在中间不知道进退,这也是圣人为他们哭泣的原因啊。”造父话也就是说,如果统治者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限制得太死了,人们也就做不成任何事了。人们如果做不成任何事统治者又怎么能生存呢?可见,造父已经把御马和治国的道理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