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武职，以都司卫所系统的武职为主，兼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慰司、宣抚司等以及羁縻卫所中的土官武职。土官武职本贴将不作讨论，本贴主要说明明代武职的主体——都司卫所系统的世袭武职，即“卫所武官”。

明代全国各地的都司卫所分别隶属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形成了五军都督府—都司（行都司、留守司）—
卫（王府护卫）—千户所（王府仪卫司）的隶属关系。而亲军卫所、陵卫等虽不属于五府，其武职仍属于都司卫所系统。

都司卫所系统的武职分为“世官”和“流官”两大类。“世官”九等，包括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所镇抚、百户、试百户，即卫所中的武职。此外，王府仪卫司的仪卫正、仪卫副、典仗，其品级分别与千户所中的正、副千户、百户相同，也属于世官九等之列。所谓“世官”，是指这些武职皆可世袭，这些世官都是都司以下卫所中的武职，所以统称之为“卫所武官”。

“流官”八等，包括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正留守、副留守，即五军都督府和都司（行都司、留守司）中的高级武职。之所以称为“流官”，是因为这些高级武职不能世袭。

洪武四年，明太祖曾对中书省官员说：“国家设都卫节制方面，所系甚重。当于各卫指挥中，遴择智谋出众以任都指挥之职，或二、三年，五、六年，从朝廷升调，不许世袭。”偶有世袭者，乃出自特恩，并非常例。如选簿档案记载，天启七年四月，江云龙“准袭都指挥使一辈，以后子孙仍袭指挥使。”万历四十二年五月，董用中“准并袭实授都指挥使一辈，以后子孙仍袭指挥使。”

不过，虽然八等流官的职位不能世袭，但是这些流官又都是“以世职升授”。因此，五府—都司—卫—所系统中的武职，其实都是由世官充任的。而镇戍兵制系统中的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武职，明初多以公、侯、伯、都督等高级武臣充任，后来则基本上由卫所系统的世袭武官选授升除，因此这些武职本身“无品级，无定员”。由此可见，明代的武职虽然有流、世之分，但是充任武职的人员基本上都是世官。世袭的卫所武官构成了整个明代武职最坚实的基础。

有鉴于赵宋之亡，
明代武职品级普遍高于文职，数量也远大于文职，明朝待武职之厚可见一斑。例如，正一品武职为五军府都督，乃实授之职，不限额；而文职一品“不专授，但为大臣加官及赠官”。作为文职实际最高官职的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右都御使，仅相当于武职中都司、留守司的一把手；而以数百计的卫的长官指挥使，其品级竟相当于六部左、右侍郎。武职最低一级为从六品的所镇抚、试百户等，竟然与文人高中状元后所授翰林院修撰之职品级相当；武职无六品以下，而文职的翰林院编修（榜眼、探花所授职）、地方“父母官”七品知县等职，其品级皆在所镇抚、试百户等最低武职之下。明初往往有武职随意凌辱地方文官之事，当与此有关。

洪武初年，朱元璋仍然沿用元朝的老办法，强调武官应袭子弟必须“骑射闲习，始许袭职。”“其应袭职者必袭（试）以骑射之艺”。正如《保安卫选簿》所载，龙江卫后所百户曹聚于洪武“二十三年比试，已中三箭，复中二箭，钦依锦衣卫带刀。”一直到洪武二十六年，仍然坚持武官应袭子弟“务要曾经操练，弓马熟闲”，才允许保送袭职。例如，洪武二十九年，燕山左卫中所百户陈保年老，“陈广系嫡长男，本年四月比袭。”然而，在明初重武的风气下，武官普遍过着相当优裕的生活。按朱元璋的话说，武官们“守着本等职事，好房子下坐着，关着俸米吃，却不快活么道！”加之天下逐渐安定，进入和平年代，武官们“日日歌唱吃酒，军也绝不操练。”下棋、打双陆者有之，悠游宴乐者有之，武备因此日渐松弛。经过战争洗礼的开国将士们，自有一身过硬的本领和较高的军事素质，然而到了升平时期，尚且不免堕落如此。等到他们的子孙袭替武职时，久处和平年代的世胄子弟，一般而言，其本身素质普遍不可与他们的父兄同日而语。而在父兄们骄惰风气的感染下，纨绔骄奢的习气自然不可避免。人是有惰性的。拥有世袭的“铁饭碗”，世袭武官子弟自然愿意安于享乐，哪里还肯受鞍马之苦，骑马射箭、演习武艺？！“骑射闲习，始许袭职”的要求显然不能阻止承平时期世袭武官子弟追求享乐、不讲武事的趋势。

为此，明太祖曾经试图用严刑峻法来阻止这种不利趋势的蔓延。洪武二十三年，“府军左卫军士告千户虞让子端不习武事，惟日以歌曲饮酒为务。上怒，命逮治之。因诏：凡武臣子弟嗜酒博奕及歌唱词曲不事武艺，或为市赐与民争利者，皆坐以罪。其袭职，依前比试，不中者与其父并发边境守御，不与俸。”朱元璋的严刑酷法，《明实录》以“逮治”而讳言，然明人章潢《图书编》则有如实记载：洪武二十二年，兵部、五军府官奉旨华盖殿：卫所官员不肯教儿子弓马。如今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了手，蹴圆的卸了脚，做卖买（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已而府军左卫千户虞让男虞端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龙江卫指挥伏颙与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

这段文字，至今读来仍令人不寒而栗。然而，武官子弟们的骄惰风气是世袭制度的必然产物，并非少数人一时的个别行为。尽管朱元璋能雷厉风行，令下法随，使人悚然。然严刑酷法非常法，其所能起到的儆戒作用，或有效于一时一事，而不能持之久远。因此，必须以一种有效而又持久的机制来约束武官子弟的惰性，以保证武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于不坠。朱元璋心里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谕五军都督府臣曰：“朕尝令武官子弟演习武艺。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为安享父兄俸禄，纵酒嗜音乐歌舞游戏。一旦袭职，使之挟弓矢上马且不能，安能为国效力哉！近扬州卫指挥单寿袭其父职，率兵泰州捕寇，猝与寇遇，众军并力迎敌，寿惧而走，且挥众使退，遂至败事。此由其素不练习故尔。”在严刑酷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朱元璋创建了比试制度，规定：“自今武官子弟宜于闲暇时令习弓马，当承袭者，五军[府]阅试其骑射闲习者方许。否则，虽授职，止给半俸，候三年复试之，不能者谪为军。著为令。”如果“武官子弟年幼袭职者，俟年二十，依例比试。”

归纳起来，比试制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
一、凡要袭（替）职的武官应袭子弟，都必须参加比试。如果年幼已袭职者，至二十岁时须参加比试。
二、只有通过比试者方许袭（替）职，支给全俸。否则，初试不中者，虽准袭（替）职，但只能署事且领取半俸。二年后再准补试一次，中者支全俸，再不中者谪发充军，即取消其世袭武官的资格，降为军卒。
比试制度从两个方面对武官应袭子弟进行了约束。一是特权方面：若要袭替武职，必须参加比试，复试不中者直接降充军役，剥夺其武职世袭的资格。二是经济方面：初试不中者俸禄减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世胄子弟追求享乐生活的经济基础。与严刑酷法相比，比试制度是更具有理性的法规，便于实际的操作施行，它将从根本上解决世胄子弟不重视弓马武艺的问题。因此，明朝人评价洪武二十七年的比试制度时说：“其与之也，盖亦甚难而不苟矣。”“此于世袭之中，实遇（寓）遴选裁抑之法。”“是我皇祖于军职虽行世袭之制，实寓考选之典。故后之有功者可以升授，而不才者可以汰减，万世不易之法也。”寓考试、遴选于世袭制度之中，的确是一个相当理想的解决途径。若能严格执行，那些不事弓马武艺的纨绔子弟必将因此而遭淘汰，比试制度就可以成为保障世袭武官队伍素质的“不易之法”。

比试制度一经形成，就成为明代武官世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始终。如前所述，“军职袭替，例该二十岁赴京比试弓马。”“年未及者，先准袭替，待年二十，该都司保送比试，名曰径比官。”选簿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反映出这是比试制度中的一贯政策。例如：
建文二年，王兴年十三岁，钦准替职，令“贴着支俸，读书、操练，至十五岁冠带贴办事，候年二十岁比试弓马管事。”
永乐六年，陈富年十五岁，准袭世袭百户，“至二十岁比试弓马”。
弘治十八年，魏堂照例替职，“年幼未比，候年二十岁比试弓马。”
正德十年，韦宽年十五岁，准袭职，“二十岁起送比试弓马”。
隆庆四年，耿介年十八岁，准袭职，“候年二十岁起送比试”。
万历九年二月，史应科年十五岁，“优给出幼袭职，年幼未比。”五年后的万历十四年，二十岁的史应科“比试弓马，得中考试三等。”
崇祯十五年，王国祥年十六岁，“年幼记比，俟年二十即与停俸，起送比试。”

在现存明档中，有为数极少的卫所贴黄册，其中保存的比试记录，远比选簿中的详细。其中尤以明92《沈阳群牧所袭替世袭簿》的记载最为详细、典型。从中可以了解到，比试的程序是，先由地方卫所、都司层级审查比试者的资格，然后保勘起送到京师，由五军都督府负责比试的实施，给出比试的等级结果。比试亦可寓于武职袭替程序之中，比试结果将作为兵部考量武职袭替的重要依据。

据明92《沈阳群牧所袭替世袭簿》百户萧应春的贴黄记载，高祖萧刚于九岁时优给，永乐二十二年十五岁出幼袭职。到宣德四年，“今思本职见年二十岁，例应比试。蒙本所保送山西都司，送赴行在后军都督府，转送中军都督府听比。”萧应春本人于嘉靖二十年优给，嘉靖二十八年十五岁出幼袭职，未曾比试。“至嘉靖三十三年二十岁例该比试”，照例起送比试。
沈阳群牧所副千户吕兆熊的贴黄记载，四世伯祖吕铭系年幼优给，正统七年十五岁出幼袭职，未曾比试。到正统十二年正好二十岁，例该起送比试。于是“移关本所保送山西都司，起送后军都督府，转送中军都督府听比。”
沈阳群牧所百户袁世臣的贴黄记载，曾祖袁某年幼优给，扣至成化十九年终住支。成化二十年十五岁出幼袭职，未曾比试。到弘治二年正好二十岁，例该起送比试。于是赴京比试，得中双收。

武职袭替由兵部负责，而官舍比试由中军都督府负责（如上引贴黄资料显示）。所以，“凡在京、在外卫所官舍比试，兵部开送本府（按：指中军都督府）审实，行移各府并锦衣卫及兵科给事中委官，至期，奏请内官，于大教场内公同比试。中否，仍送兵部施行。”其中“奏请内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所谓“武职比试，当请旨奉行”，卫所官舍比试，必须向皇帝奏报请示，皇帝命钦差内官代为行事，监临比试。中军都督府只负责比试，将比试结果转交兵部，由兵部定夺官舍的袭替。卫所贴黄册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例如：
洪武二十九年五月，沈阳中护卫左所百户吕原身故，亲弟吕成告袭。“蒙卫所查勘明白，保送五军都督府，于本年六月二十三日会同五府官引于小教场内，与同飞熊卫舍人李聚作对比试，得中双收。本月二十四日转送兵部，本年七月初四日，蒙兵部官引于右顺门奏，钦依：袭了。”
沈阳群牧所百户戴瑨于景泰五年二月病故，嫡长男戴澄例应承袭。“蒙本所保送山西都司，转送后军都督府，送中军都督府听比。景泰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蒙钦差内官同五府、锦衣卫、给事中等官引于安定门外大教场内，与同贵州都司安南卫中所镇抚童镐男童遂作对比试，得中双收送兵部袭职。”
成化八年，沈阳群牧所副千户吕升因父病故，例应承袭。“本所保送山西都司，起送后军都督府，转送兵部，蒙送中军都督府听比。成化九年三月二十七日，蒙钦差内官同五府、锦衣卫、给事中等官引于安定门外大教场内，与同四川都司城（成）都左护卫中前所正千户马昂作对比试，得中双收。蒙送兵部，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蒙兵部官引于奉天门，奉钦准袭职。”

比试的具体内容，据《会典》记载：
“内外袭替官舍比试，本部（按：指兵部）行移中军都督府，会同内外官，于大教场内，令官舍跪听圣谕毕，给事中点定对数，锦衣卫官校看守。每驰马越一墙、一沟，开弓发矢，凡三射毕，两人相向驰马使枪。箭俱中，枪不避，利便者，鸣锣二声为‘双收’，一声为‘单收’，不鸣者为不中，查例施行。”
可见比试的内容就是骑术、箭术和併枪格斗三个方面，其中骑术是基础。比试的评判标准，从上述记载仅可知“双收”是三箭俱中、走马跳沟利便、使枪不畏避对手者，而“单收”和“不中”的具体评判标准则不得其详。选簿和贴黄等资料也缺乏这方面的记载。不过，贴黄册还是保存了一些有关比试内容的具体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比试的实际施行情况。例如：
“洪武三十四年（即建文三年）五月二十日，有七代祖萧奇病故，营籍并无嫡生儿男，止有六代祖萧聚系是嫡侄，本年六月初八日，蒙本卫所保勘明白，具本差百户徐真引六代[祖]萧聚前赴五府官处，拨徐州卫舍人李真比试，得中双收。当月二十五日，蒙兵部劄付，袭除本卫所世袭百户，二十六日到任管事。”
沈阳群牧所百户戴贵于洪武三十五年三月袭职，未曾比试。“永乐三年三月十四日，于大教场内，与同五府官拨对浙江台州卫后所百户龙海作对比试，得中单收。”

从以上贴黄册等档案资料看，并没有具体记载比试内容，但每一位武官的贴黄中都详细记录其作对比试的对象的姓名、武职、所在的都司卫所以及比试结果，可见两人作对比试无疑是比试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以理推之，作对比试比的是临敌战斗的勇气、应变能力、格斗技能等实战能力，较之走马、射箭（可能是单人进行）更能体现应试武官的军事素质，故特别详细记录之。
比试结果，“双收”或“单收”者皆为中式，并无本质区别。则“双收”、“单收”仅仅是等级高下的区别，而不是中式与否的差异。

@明月喣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