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被采访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考察研究中国与海洋的关系，明代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历史时期。15—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海上活动成为最为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围绕明代中国与海洋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

1、促使古代丝绸之路达于鼎盛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及中国古代与海洋的关系，明代是一个必须提及的历史时期。在您看来，明代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史中处于何种地位？
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丝绸之路是中西交往的通道，更是流动的文明之路。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和下西洋，其间经历了1000多年，中国人向西的探索从未中断过。
郑和下西洋标志着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了海洋。一般谈及郑和下西洋，强调的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区的关系。近年我考证发现，当时明朝人所说的“西洋”，一开始是有特指的。在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笔下，“西洋”的名字是“那没黎洋”，即今天的印度洋。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终极目的地，是西洋的古里，即今印度南部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又译为科泽科德。此后郑和多次下西洋，古里是必到之地，并在第四次以后由古里延伸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乃至东非。这些地区与海域都是印度洋周边。郑和到达古里，意味着全面贯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从海上给古代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陆海丝绸之路至此从海上全面贯通，交汇之地就在印度洋。
郑和大规模下西洋改变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状况。当时明朝派往印度洋的庞大贸易使团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铁器、麝香等特产，远航至印度洋周边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促使古代丝绸之路达于鼎盛，也奠定了当时中国的海上强国地位。
郑和七下西洋，联通了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东非乃至欧洲等广袤地区，形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中国参与了全球贸易雏形的构建，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形成于海上作出了重要铺垫。

2、海外贸易成为白银主要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白银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万明：15世纪后半叶，白银占据了中国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社会需求巨大，而国内产能不足，因此海外贸易成为白银的主要来源。中国以巨大白银需求为拉力，以享誉世界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为依托，极大地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体系连接起来。
白银货币化印证了中国走向世界具有强劲的内部驱动力。晚明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白银货币化也印证了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并且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

3、17世纪是中国古代海上力量的黄金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统观点认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万明：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17世纪中国海上力量曾称雄东方海上。
明嘉靖末年基本平息倭乱后，明朝海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朝贡贸易模式衰退，两种新的海外贸易模式得以开启：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二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前者标志中国海商出洋贸易的合法化，推动了海商集团的崛起。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海上贸易的主体——民间海商集团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其中以福建郑氏海商集团为典型代表。郑芝龙在接受招抚后，实现了从海寇到明朝官员的身份转换，并以海商集团代表的身份跻身于明朝政治，成为统治层中海商的政治首领和代言人。这是晚明政治变迁的典型范例。海商在政治领域营造了自己的地位，标志着明朝官方对于海商的认可和海商对于国家的认同。
面对海上的无序，重建秩序成为官商共同的利益所在。明崇祯初年重建海上秩序，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内平海盗与外逐“红夷”（即荷兰人）。中国与西方的博弈首先是海上力量的竞争。明末中国海上力量重新整合，官、商、民通力合作，平息了东南海上乱象，实现了海上秩序的重建，并与西方扩张势力在海上正面交锋，迎击并挫败了当时最强的海上势力荷兰。郑成功掌握控海权，收复了台湾。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17世纪是中国古代海上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