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宋代历史再认识
宋代历史再认识
作者: QQ 查看次数: 47 发表时间: 2006/6/3 14:11 【论坛浏览】
赵国良
宋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朝代：它被认为积贫积弱却在强敌环拱之下维持了三百余年，甚至在历史上最强悍的蒙古铁骑面前也有诸多出色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科学家，以至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效果；它的开国君主制定了最开明的政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但在这个朝代发生了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冤杀岳飞；这个朝代之前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这个朝代之后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朝代，以至许多人认为它应该对后来的耻辱负责；它是一个让本民族的人备感耻辱，但却让外民族的人备感羡慕和赞誉的朝代……正因为种种的扑朔迷离，所以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最南辕北辙：明朝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它持批评态度，但王夫之认为它“郁郁乎文哉”，并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的“治世”；陈寅恪认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邓广铭认为“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国际上的汉学界则对宋朝的评价更是超越了汉唐：“东方的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时代”、“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其实，研究宋朝不仅可以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且有助于理解元朝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以及探索今天的民族复兴之路。
宋朝的国策：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这是每一个夺取天下以后的开国君主面临的首要问题。古代的思想家们总结了各种人才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唯才是举”“唯贤是举”的用人策略，告戒统治者要以“才”“贤”为标准选拔人才治理天下，但古代的政治体制是皇权至上，所以碰上一个英明的君主，能够举用贤才治理天下。（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因为过分信任宗室而给国家带来祸乱，如汉高祖刘邦因为大封宗室而导致“吴楚七国之乱”）但如果碰上一个昏君，则各种小人会乘机占据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为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而军人则因为有实力，往往也容易割据一方，祸乱国家。
在汉朝、唐朝的时代，既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极为黑暗的时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种势力祸乱一时，给政权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权的统治。
宋朝的开国君主宋太祖、宋太宗在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训之后，作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并将这决策上升为国策。
宋太祖、宋太宗为了保证士大夫的“共治”地位，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密立誓碑。宋太祖曾在宫中立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否则，将遭天谴。这条誓言奇迹般地被宋朝历代帝王所遵守。这条誓言的意义在于为士大夫参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安全的保证，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参政意识特别强。同时宋朝的大臣也是最敢于管事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掌握实权的皇太后的非分行为，敢于管理宫中的一切事物，甚至敢于抵制皇帝的不合理的要求。这样，杜绝了各种其他势力插手政治的可能。
二、尊崇士大夫。宋朝采取了各种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强他们的自豪感。例如让宰相上朝时站在亲王的前面，在东华门外“唱状元”，在启蒙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种种措施使得士大夫们在其他各种皇亲国戚面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例如刘太后专政时曾想以美差拉拢高级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都保持了一种清高的姿态，主动地和刘太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作者: QQ 查看次数: 47 发表时间: 2006/6/3 14:11 【论坛浏览】
赵国良
宋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朝代：它被认为积贫积弱却在强敌环拱之下维持了三百余年，甚至在历史上最强悍的蒙古铁骑面前也有诸多出色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科学家，以至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效果；它的开国君主制定了最开明的政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但在这个朝代发生了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冤杀岳飞；这个朝代之前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这个朝代之后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朝代，以至许多人认为它应该对后来的耻辱负责；它是一个让本民族的人备感耻辱，但却让外民族的人备感羡慕和赞誉的朝代……正因为种种的扑朔迷离，所以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最南辕北辙：明朝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它持批评态度，但王夫之认为它“郁郁乎文哉”，并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的“治世”；陈寅恪认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邓广铭认为“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国际上的汉学界则对宋朝的评价更是超越了汉唐：“东方的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时代”、“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其实，研究宋朝不仅可以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且有助于理解元朝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以及探索今天的民族复兴之路。
宋朝的国策：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这是每一个夺取天下以后的开国君主面临的首要问题。古代的思想家们总结了各种人才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唯才是举”“唯贤是举”的用人策略，告戒统治者要以“才”“贤”为标准选拔人才治理天下，但古代的政治体制是皇权至上，所以碰上一个英明的君主，能够举用贤才治理天下。（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因为过分信任宗室而给国家带来祸乱，如汉高祖刘邦因为大封宗室而导致“吴楚七国之乱”）但如果碰上一个昏君，则各种小人会乘机占据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为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而军人则因为有实力，往往也容易割据一方，祸乱国家。
在汉朝、唐朝的时代，既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极为黑暗的时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种势力祸乱一时，给政权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权的统治。
宋朝的开国君主宋太祖、宋太宗在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训之后，作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并将这决策上升为国策。
宋太祖、宋太宗为了保证士大夫的“共治”地位，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密立誓碑。宋太祖曾在宫中立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否则，将遭天谴。这条誓言奇迹般地被宋朝历代帝王所遵守。这条誓言的意义在于为士大夫参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安全的保证，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参政意识特别强。同时宋朝的大臣也是最敢于管事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掌握实权的皇太后的非分行为，敢于管理宫中的一切事物，甚至敢于抵制皇帝的不合理的要求。这样，杜绝了各种其他势力插手政治的可能。
二、尊崇士大夫。宋朝采取了各种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强他们的自豪感。例如让宰相上朝时站在亲王的前面，在东华门外“唱状元”，在启蒙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种种措施使得士大夫们在其他各种皇亲国戚面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例如刘太后专政时曾想以美差拉拢高级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都保持了一种清高的姿态，主动地和刘太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三、两宋大多数帝王主动地抑制了皇亲国戚干政的欲望。
由于种种合理的措施的施行，使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落到了实处。
宋朝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对两宋三百多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理解这一国策，是理解宋朝政治的一把钥匙。
士大夫的阶级本性
要分析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的意义，必须分析士大夫这个阶层的本性。
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这个特点使得他们这个阶层具有如下特点：
一、他们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忠君思想浓厚。在中国历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却没有士大夫纂位。
二、他们对王室感恩戴德。因为他们原来在社会的底层，能进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他们自然对王室感恩戴德。
三、他们来自底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背景，一旦朝廷将他们罢官，影响力就急剧消失，没有尾大不掉之虞。
四、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治理能力。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古代能够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政治力量群体依次有：士大夫、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从个体来讲，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有正直之人，也都有奸佞之人。但从群体来讲，士大夫群体在历史上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负面的。个中原因是因为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无论是素质还是气节、品德都还是比较强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都是依靠裙带关系登上历史舞台的，虽然其中也有优秀的人才，但就总体而言，素质低下，品德败坏，无气节可言，同时他们自恃有皇帝撑腰，所以往往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其中尤其是宦官，生理残缺而导致心理阴暗，所以宦官专权往往是最黑暗的时代。而武臣则因为掌握着军队，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导致藩镇割据。
而在宋朝，各种曾经在历史上风光一时的政治势力如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都已经风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势力一枝独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碑，所以使得政治斗争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充满血腥气，所以就总体而言，宋朝的政治是君子政治，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清明时期。
虽然说宋朝的士大夫中也有小人，但从总体上说，小人的势力很难压住君子的正气，在北宋一朝尤其如此，而南宋即使在如秦桧专权之时，也有正直之士对他进行抨击，所获之罪也最多就是流放岭南。并且即使是专权的权臣，其嚣张程度也远比不上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的权臣可以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更不象明朝的太监竟然能罚满朝文武下跪。
而至于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风度，例子则不胜枚举，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但吕夷简仍然提拔范仲淹；而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政争更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争论，不夹杂着私利，所以虽然激烈但却充满君子之风。这样的例子翻开宋史随处可见。
宋儒气象：先忧后乐
宋朝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大夫进入了历史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历史发展到宋朝，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为现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见惯不怪的现象。
因为朝廷的信任，也因为士大夫的阶级本性，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呈现出一种与以往朝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以往朝代的精神风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宋朝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则变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着天下苍生的福址和朝廷的安宁。而作为王室来说，当然欣赏这种对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后的忠勇奋发，所以也不断地提拔和奖励这种精神。
由于种种合理的措施的施行，使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落到了实处。
宋朝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对两宋三百多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理解这一国策，是理解宋朝政治的一把钥匙。
士大夫的阶级本性
要分析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的意义，必须分析士大夫这个阶层的本性。
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这个特点使得他们这个阶层具有如下特点：
一、他们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忠君思想浓厚。在中国历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却没有士大夫纂位。
二、他们对王室感恩戴德。因为他们原来在社会的底层，能进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他们自然对王室感恩戴德。
三、他们来自底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背景，一旦朝廷将他们罢官，影响力就急剧消失，没有尾大不掉之虞。
四、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治理能力。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古代能够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政治力量群体依次有：士大夫、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从个体来讲，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有正直之人，也都有奸佞之人。但从群体来讲，士大夫群体在历史上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负面的。个中原因是因为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无论是素质还是气节、品德都还是比较强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都是依靠裙带关系登上历史舞台的，虽然其中也有优秀的人才，但就总体而言，素质低下，品德败坏，无气节可言，同时他们自恃有皇帝撑腰，所以往往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其中尤其是宦官，生理残缺而导致心理阴暗，所以宦官专权往往是最黑暗的时代。而武臣则因为掌握着军队，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导致藩镇割据。
而在宋朝，各种曾经在历史上风光一时的政治势力如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都已经风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势力一枝独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碑，所以使得政治斗争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充满血腥气，所以就总体而言，宋朝的政治是君子政治，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清明时期。
虽然说宋朝的士大夫中也有小人，但从总体上说，小人的势力很难压住君子的正气，在北宋一朝尤其如此，而南宋即使在如秦桧专权之时，也有正直之士对他进行抨击，所获之罪也最多就是流放岭南。并且即使是专权的权臣，其嚣张程度也远比不上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的权臣可以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更不象明朝的太监竟然能罚满朝文武下跪。
而至于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风度，例子则不胜枚举，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但吕夷简仍然提拔范仲淹；而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政争更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争论，不夹杂着私利，所以虽然激烈但却充满君子之风。这样的例子翻开宋史随处可见。
宋儒气象：先忧后乐
宋朝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大夫进入了历史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历史发展到宋朝，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为现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见惯不怪的现象。
因为朝廷的信任，也因为士大夫的阶级本性，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呈现出一种与以往朝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以往朝代的精神风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宋朝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则变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着天下苍生的福址和朝廷的安宁。而作为王室来说，当然欣赏这种对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后的忠勇奋发，所以也不断地提拔和奖励这种精神。
所以在宋朝，士大夫对王室的认同感最强。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王室的稳定和安宁，对纂位的行为甚至哪怕是企图都不能容忍。正因为如此，在金国灭掉北宋以后，并无特殊才能和功绩的赵构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而被胁迫纂位的张邦昌虽然能得到皇帝的原谅，但却为舆论所不容，所以最后仍被处死。在南宋虽然出了很多权臣，但没有权臣的势力强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不管什么时候，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南宋被蒙古所灭之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一大批朝臣仍在为复兴宋室而努力，这是历代任何其他朝代所没有的。
同时宋朝的大臣又是最大胆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李沆将真宗要求进封皇妃的诏书当着宦官的面烧毁，包拯多次要求仁宗收回对爱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开说如果刘后敢任命钱惟演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毁诏书，南宋宁宗时朝臣常常激愤于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也就说宋朝的大臣就忠于皇帝，但又敢于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
宋学精神：追求真理
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的高峰期，在那个时代产生了第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中国古代学术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宋朝，这个时期又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
宋学的最高精神代表是张载的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接近了一种宗教的追求终极价值的精神。正因为宋代学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所以产生了学术的高峰期，其中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王安石、陆久渊、叶适等是历史上一流的学者。
宋代同时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的极盛时期，陈寅恪曾说：“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
宋代这种经济、学术文化高峰期的出现，是和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同时和宋代皇帝并不妄自尊大的的性格有关，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所以宋代朝廷能够允许学者充分探索真理，而不至于获罪，怀疑经典之风盛行，同时宋廷对经济、科技、文化事业都比较注重，促进了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宋朝的军事弱吗？
宋朝最遭人诟病的是军事的羸弱，不仅未能像汉唐一样在草原上大展雄风，而且连本属于汉地的幽云十六州都未收回，北宋时和契丹签订“澶渊之盟”，最后被金国所灭；南宋则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称臣，后被蒙古所灭。所以，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因而也被人认为是令人感到屈辱的一个朝代。
从表面现象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深入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则会发现宋朝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持三百二十年，已经是奇迹了，宋朝的军队并非是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至少其行为是情有可原的。
一、宋朝的立国在军事上先天不足。宋朝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先立国几十年，它在后晋的石敬塘手里抢去了幽云十六州，使得中原的北大门洞开；同时产马地在北宋建立之前即被西夏和辽国占有，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所以宋朝的立国是相当捉襟见肘的。
二、宋朝碰到了多个空前强大的敌人。首先，从数量上来说，宋朝碰到的对手是最多的。（对手是指有较大实力能征服别的蛮族而且向中原王朝进攻的蛮族，如果中原王朝只需要少数的军队就能镇压，就算不上对手，如汉朝时候的羌族，宋朝时候的交趾；如果从不进攻中原王朝，如唐朝时的回纥，在唐朝衰微的时候也没有进攻过唐朝，宋朝时候的大理国，也就算不上对手，）两汉的对手就只有匈奴一个，唐朝的对手也就突厥，明朝时候的对手是蒙古和满族，而宋朝时候的对手多达四个：契丹、党项、女真、蒙古。
其次，从力量上看，宋朝碰到的对手都是空前强大的。理由如下：
（1）、匈奴、突厥是处于文明前野蛮阶段，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以及明末的满族是处于正向文明阶段进化的阶段（这些蛮族的文明进化与唐朝的文明输出及宋朝的文明兴盛有很大关系，在后辽的时候，后辽甚至以宋朝的年号为自己的年号）。这产生了以下差别：
同时宋朝的大臣又是最大胆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李沆将真宗要求进封皇妃的诏书当着宦官的面烧毁，包拯多次要求仁宗收回对爱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开说如果刘后敢任命钱惟演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毁诏书，南宋宁宗时朝臣常常激愤于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也就说宋朝的大臣就忠于皇帝，但又敢于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
宋学精神：追求真理
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的高峰期，在那个时代产生了第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中国古代学术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宋朝，这个时期又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
宋学的最高精神代表是张载的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接近了一种宗教的追求终极价值的精神。正因为宋代学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所以产生了学术的高峰期，其中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王安石、陆久渊、叶适等是历史上一流的学者。
宋代同时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的极盛时期，陈寅恪曾说：“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
宋代这种经济、学术文化高峰期的出现，是和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同时和宋代皇帝并不妄自尊大的的性格有关，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所以宋代朝廷能够允许学者充分探索真理，而不至于获罪，怀疑经典之风盛行，同时宋廷对经济、科技、文化事业都比较注重，促进了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宋朝的军事弱吗？
宋朝最遭人诟病的是军事的羸弱，不仅未能像汉唐一样在草原上大展雄风，而且连本属于汉地的幽云十六州都未收回，北宋时和契丹签订“澶渊之盟”，最后被金国所灭；南宋则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称臣，后被蒙古所灭。所以，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因而也被人认为是令人感到屈辱的一个朝代。
从表面现象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深入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则会发现宋朝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持三百二十年，已经是奇迹了，宋朝的军队并非是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至少其行为是情有可原的。
一、宋朝的立国在军事上先天不足。宋朝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先立国几十年，它在后晋的石敬塘手里抢去了幽云十六州，使得中原的北大门洞开；同时产马地在北宋建立之前即被西夏和辽国占有，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所以宋朝的立国是相当捉襟见肘的。
二、宋朝碰到了多个空前强大的敌人。首先，从数量上来说，宋朝碰到的对手是最多的。（对手是指有较大实力能征服别的蛮族而且向中原王朝进攻的蛮族，如果中原王朝只需要少数的军队就能镇压，就算不上对手，如汉朝时候的羌族，宋朝时候的交趾；如果从不进攻中原王朝，如唐朝时的回纥，在唐朝衰微的时候也没有进攻过唐朝，宋朝时候的大理国，也就算不上对手，）两汉的对手就只有匈奴一个，唐朝的对手也就突厥，明朝时候的对手是蒙古和满族，而宋朝时候的对手多达四个：契丹、党项、女真、蒙古。
其次，从力量上看，宋朝碰到的对手都是空前强大的。理由如下：
（1）、匈奴、突厥是处于文明前野蛮阶段，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以及明末的满族是处于正向文明阶段进化的阶段（这些蛮族的文明进化与唐朝的文明输出及宋朝的文明兴盛有很大关系，在后辽的时候，后辽甚至以宋朝的年号为自己的年号）。这产生了以下差别：
1、经济基础不同。前者完全靠自然条件生存，自然条件恶劣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后者则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根本上解决了靠天吃饭的问题，其经济基础更加稳定而强大。正因为如此，除西汉的匈奴正处于上升阶段以外，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都是因为自然条件恶劣正处于衰落阶段被中原王朝灭掉的。
2、国防条件不同。匈奴、突厥没有国防观念，因此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长驱直入，而后者则已经有很强的国防观念，并且修筑了坚实的国防设施。
3、野心不同。前者的野心就是到中原来抢劫，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后者的野心大大增加，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因而对幽云十六州非常看重，而女真、蒙古则一直想统一天下做皇帝。
4、军事领袖的强弱不同。前者没有产生真正强有力的军事领袖，而后者则产生了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如耶律阿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
（2）、西汉的匈奴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强盛时期，而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则处于没落阶段的衰败时期。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则都处于强盛时期，并且一伙强于一伙。
所以，匈奴、突厥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其力量在于彪悍的体魄，强健高大的战马和快速的反映机制，其目标在于抢劫，所以相当与一群强悍的有武装的强盗；而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则不仅保持了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快速，而且有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坚实的国防设施以及善于运用兵法的军事领袖，其目标在于土地甚至统治全国，所以他们已经超越了前者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有极大野心的掠夺型的武装国家。所以宋朝遇到的敌人强大而可怕。
有对比才有鉴别，我们首先分析汉唐明在对匈奴和突厥时的表现，然后再对比宋朝对外时的表现。
匈奴是中原王朝碰到的第一个劲敌，强盛的时间比较久，到汉朝的时候也正处于上升阶段，曾经和赵国有过战争，互有胜负，秦朝时候蒙恬率大军北却匈奴，汉朝开国时曾有“白登之围”，后通过和亲暂时解决了问题，在吕后时匈奴曾致信侮辱吕后，到文景之时一直保持和亲，并赐玉帛。汉朝一开始也是对匈奴采取一种妥协退让态度。汉武帝时期依靠文景之治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对匈奴展开反击，通过三次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令很多人感到自豪的事情。但深入实际，就会发现汉武帝时期也只有在卫青、霍去病这两位天才的将领时期才能打胜仗，而当这两位天才将领去世以后，汉朝就败多胜少了，李陵、李广利甚至还投降了匈奴，匈奴在汉武帝末期又开始嚣张起来了。可见，汉武帝倾举国之力，也未能消灭匈奴，却弄得天下空虚，户口减半，民怨沸腾，差一点天下大乱。
东汉击败匈奴和唐朝击败突厥都是在他们正处于衰落期，并且当时遭受大天灾，所以击败他们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并且唐朝在开国时曾向突厥称臣。
明朝在明成祖时曾大败蒙古，史称“疆域远迈汉唐”。但深入分析就会知道，明朝时候的蒙古早已雄风不再，因为他们已经经过几十年的中原生活，被彻底腐化掉了，同时内部纷争不已，所以并不强大。而“土木之变”则纯粹是皇帝荒唐、宦官误国的结果，而并不是蒙古有多么了不起的强大。
而到宋朝立国时，面对的敌人已经远非匈奴、突厥、明朝时的蒙古可比。如果说，匈奴、突厥、明朝时的蒙古是一些强悍的强盗的话，而宋朝面对的敌人就是一个强大而富有侵略性且处在上升时期的武装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宋朝像汉唐击败匈奴、突厥一样击败契丹、西夏、女真、蒙古，已经是不现实的问题了。后人对这一点反倒糊涂，而当时的政治家对这一点则是心知肚明的。宋太宗时期曾两次发动对辽国的战争，都遭到臣下的反对，赵普和李肪甚至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上书反对北伐，批评宋太宗是“乐祸求功”。而宋太宗在经过两次较量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采取了防御的政策。
2、国防条件不同。匈奴、突厥没有国防观念，因此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长驱直入，而后者则已经有很强的国防观念，并且修筑了坚实的国防设施。
3、野心不同。前者的野心就是到中原来抢劫，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后者的野心大大增加，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因而对幽云十六州非常看重，而女真、蒙古则一直想统一天下做皇帝。
4、军事领袖的强弱不同。前者没有产生真正强有力的军事领袖，而后者则产生了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如耶律阿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
（2）、西汉的匈奴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强盛时期，而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则处于没落阶段的衰败时期。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则都处于强盛时期，并且一伙强于一伙。
所以，匈奴、突厥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其力量在于彪悍的体魄，强健高大的战马和快速的反映机制，其目标在于抢劫，所以相当与一群强悍的有武装的强盗；而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则不仅保持了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快速，而且有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坚实的国防设施以及善于运用兵法的军事领袖，其目标在于土地甚至统治全国，所以他们已经超越了前者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有极大野心的掠夺型的武装国家。所以宋朝遇到的敌人强大而可怕。
有对比才有鉴别，我们首先分析汉唐明在对匈奴和突厥时的表现，然后再对比宋朝对外时的表现。
匈奴是中原王朝碰到的第一个劲敌，强盛的时间比较久，到汉朝的时候也正处于上升阶段，曾经和赵国有过战争，互有胜负，秦朝时候蒙恬率大军北却匈奴，汉朝开国时曾有“白登之围”，后通过和亲暂时解决了问题，在吕后时匈奴曾致信侮辱吕后，到文景之时一直保持和亲，并赐玉帛。汉朝一开始也是对匈奴采取一种妥协退让态度。汉武帝时期依靠文景之治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对匈奴展开反击，通过三次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令很多人感到自豪的事情。但深入实际，就会发现汉武帝时期也只有在卫青、霍去病这两位天才的将领时期才能打胜仗，而当这两位天才将领去世以后，汉朝就败多胜少了，李陵、李广利甚至还投降了匈奴，匈奴在汉武帝末期又开始嚣张起来了。可见，汉武帝倾举国之力，也未能消灭匈奴，却弄得天下空虚，户口减半，民怨沸腾，差一点天下大乱。
东汉击败匈奴和唐朝击败突厥都是在他们正处于衰落期，并且当时遭受大天灾，所以击败他们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并且唐朝在开国时曾向突厥称臣。
明朝在明成祖时曾大败蒙古，史称“疆域远迈汉唐”。但深入分析就会知道，明朝时候的蒙古早已雄风不再，因为他们已经经过几十年的中原生活，被彻底腐化掉了，同时内部纷争不已，所以并不强大。而“土木之变”则纯粹是皇帝荒唐、宦官误国的结果，而并不是蒙古有多么了不起的强大。
而到宋朝立国时，面对的敌人已经远非匈奴、突厥、明朝时的蒙古可比。如果说，匈奴、突厥、明朝时的蒙古是一些强悍的强盗的话，而宋朝面对的敌人就是一个强大而富有侵略性且处在上升时期的武装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宋朝像汉唐击败匈奴、突厥一样击败契丹、西夏、女真、蒙古，已经是不现实的问题了。后人对这一点反倒糊涂，而当时的政治家对这一点则是心知肚明的。宋太宗时期曾两次发动对辽国的战争，都遭到臣下的反对，赵普和李肪甚至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上书反对北伐，批评宋太宗是“乐祸求功”。而宋太宗在经过两次较量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采取了防御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宋朝立国的先天不足，宋朝也只能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它已经不具备那种以进攻立国的条件了。即使这个时候仍然是唐太宗在位，恐怕也只能如此了，况且唐太宗时曾率大军进攻高丽也大败而归，他对高丽也无可奈何。
平心而论，宋朝的防御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至少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宋朝的军制没有弱点，因为宋朝的国策是防御型的，所以进攻能力不强，但防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们再来分析宋朝的历次战役，可以发现也有辉煌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强敌，但仍拼死抵抗，虽然失败，但屡败屡战，极其悲壮，可歌可泣，而决不是像后人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懦弱怯战。
宋太祖时期宋辽有过一些小规模的战役，宋军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太宗时期曾对辽发动过两次大规模战役，旨在夺回幽云十六州，都先胜后败，但辽国侵入宋境也马上失败，后人认为当时如果是宋太祖在位的话，肯定会取得胜利，这种说法有道理，因为毕竟宋太宗不是军事天才，但也不能乐观地认为宋太祖能把辽国灭了，宋辽之间基本上实力平衡，要彻底打破这种平衡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后人相当看好的汉武帝、唐太宗在位的话，也肯定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战争是靠实力说话，而不是一相情愿的；其后的“澶渊之盟”，与宋真宗的厌战有关，如果当时有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很可能可以大败辽国，甚至乘机夺回幽云十六州，但从结果来说，也是可以的，毕竟保持了宋辽百余年的和平，赐点财物给它也无关紧要，并且在外贸中都赚了回来的。后人之所以认为“澶渊之盟”是一个耻辱，是因为汉唐虽然也与蛮族签定过城下之盟，但最后都报了仇的，洗刷了耻辱的。但后人没有认识到的是，与一群实力不能与中原王朝相提并论的蛮夷签定城下之盟当然是耻辱，但与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签定城下之盟则应该是很正常的了，就像今天和美国签定一个协议，只要协议的内容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就是可以接受的，而不是什么耻辱。其后与西夏有过多年的战争，互有胜负。宋辽、宋夏战争体现了宋朝的进攻能力不行，但防御能力是很强大的，因为西夏也并不能真正侵入到宋境。
靖康耻给中原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其后的宋金战争刚开始宋朝方面很狼狈，但后来慢慢转入了反攻，后面宋朝甚至略占上风，但赵构葬送了这一大好的反攻时机，保持了宋金之间的平衡。这里虽然确实耻辱，但也应该注意到，此时经历了元佑更化、绍圣新政、宋徽宗乱政等折腾，宋朝正处于衰落的时候，一个朝代衰落的时候碰到比契丹更凶狠的敌人，灭亡也是自然的事情，而后面南宋能够重建，转入反攻，实现中兴，也是个奇迹。可以设想，如果汉朝元帝或者成帝时期碰上女真一样强大的敌人，可能连半壁江山都保不住，而唐朝即使在极盛时期遭遇安史之乱之后也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而如果安史之乱以后再遇到女真一样强大的敌人，中国也可能早就灭亡了。所以，一个朝代衰落的时候遇到如此强大的敌人而能立足，虽然屈辱但仍值得肯定。况且宋金战争中各路军民拼死抵抗，很少有投降的，更没有所谓望风而降，其中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史所罕见。
应该说，宋朝确实很不幸运，在遭遇了契丹、党项、女真之后，女真也已经腐朽的时候，却遇到了更难对付的敌人--蒙古。蒙古的崛起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奇迹。不幸运的还不止这些，还有宋朝这个时候又是衰落的时候，碰上宋度宗这个弱智皇帝。但即使如此，宋朝在这个征服了世界的敌人面前也有过骄人的表现--在宋理宗时期宋蒙战争中宋朝少有败过，蒙古多次被宋军击退。而即使在后面襄樊之战后，宋朝在失去了藩篱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过一溃千里的情况，各路宋军节节抵抗，将帅以身殉国，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蒙古灭亡金国只用了五年时间，但灭亡南宋却用了四十五年，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蒙古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灭亡南宋。这种情况和明朝末年的满清入关甚至**战争比起来，更可以看出宋朝时期那种高昂的民族精神。文天祥则是这种精神的最高代表。
所以，两宋三百年虽然宋军从未在草原上展示过他的雄风，甚至是一路的溃败与退却，但事出有因，并且宋军节节抵抗、屡败屡战，其精神可歌可泣。如果汉朝或者唐朝像宋朝一样碰上那么多的那么强的敌人，结果还未必能像宋朝一样壮观。一个明显的例证则是明朝，明朝初年也号称辉煌，甚至“疆域远迈汉唐”，但在既衰之蒙古手里遭遇“土木之变”，再出一个满清就亡了国，并且亡国之时各路将帅望风而降，全然没有一点民族气节。如果说宋亡给历史留下了悲壮的一叶，那么明亡给历史留下了耻辱的一叶。
一个没有结论的追问
忽必烈以后元朝再没有真正有作为的皇帝，而宋朝和蒙古在宋理宗时期保持了均衡的态势，到弱智皇帝宋度宗时期才现出颓势，宋朝亡国时是还不懂事的幼儿皇帝。但即使在濒临亡国的时候，宋朝内部仍然没有大的变乱，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宋朝在13世纪中期能出几个正常的皇帝，像宋真宗、宋理宗一样虽谈不上英明但不昏庸的皇帝，挺过忽必烈时期，宋朝未必会亡。而以当时宋朝高度的经济文化发展势头，宋朝未必不会率先世界进入现代国家。美国的学者曾作过此种推论，虽然无解但令人唏嘘不已！
宋朝以宽仁治世，华夏民族的经济文化科技推向极盛，民族精神亦推向极盛，然强敌屡出，终至宋亡。岂天未厌乱，必亡中华乎？呜呼痛矣！
平心而论，宋朝的防御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至少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宋朝的军制没有弱点，因为宋朝的国策是防御型的，所以进攻能力不强，但防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们再来分析宋朝的历次战役，可以发现也有辉煌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强敌，但仍拼死抵抗，虽然失败，但屡败屡战，极其悲壮，可歌可泣，而决不是像后人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懦弱怯战。
宋太祖时期宋辽有过一些小规模的战役，宋军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太宗时期曾对辽发动过两次大规模战役，旨在夺回幽云十六州，都先胜后败，但辽国侵入宋境也马上失败，后人认为当时如果是宋太祖在位的话，肯定会取得胜利，这种说法有道理，因为毕竟宋太宗不是军事天才，但也不能乐观地认为宋太祖能把辽国灭了，宋辽之间基本上实力平衡，要彻底打破这种平衡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后人相当看好的汉武帝、唐太宗在位的话，也肯定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战争是靠实力说话，而不是一相情愿的；其后的“澶渊之盟”，与宋真宗的厌战有关，如果当时有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很可能可以大败辽国，甚至乘机夺回幽云十六州，但从结果来说，也是可以的，毕竟保持了宋辽百余年的和平，赐点财物给它也无关紧要，并且在外贸中都赚了回来的。后人之所以认为“澶渊之盟”是一个耻辱，是因为汉唐虽然也与蛮族签定过城下之盟，但最后都报了仇的，洗刷了耻辱的。但后人没有认识到的是，与一群实力不能与中原王朝相提并论的蛮夷签定城下之盟当然是耻辱，但与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签定城下之盟则应该是很正常的了，就像今天和美国签定一个协议，只要协议的内容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就是可以接受的，而不是什么耻辱。其后与西夏有过多年的战争，互有胜负。宋辽、宋夏战争体现了宋朝的进攻能力不行，但防御能力是很强大的，因为西夏也并不能真正侵入到宋境。
靖康耻给中原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其后的宋金战争刚开始宋朝方面很狼狈，但后来慢慢转入了反攻，后面宋朝甚至略占上风，但赵构葬送了这一大好的反攻时机，保持了宋金之间的平衡。这里虽然确实耻辱，但也应该注意到，此时经历了元佑更化、绍圣新政、宋徽宗乱政等折腾，宋朝正处于衰落的时候，一个朝代衰落的时候碰到比契丹更凶狠的敌人，灭亡也是自然的事情，而后面南宋能够重建，转入反攻，实现中兴，也是个奇迹。可以设想，如果汉朝元帝或者成帝时期碰上女真一样强大的敌人，可能连半壁江山都保不住，而唐朝即使在极盛时期遭遇安史之乱之后也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而如果安史之乱以后再遇到女真一样强大的敌人，中国也可能早就灭亡了。所以，一个朝代衰落的时候遇到如此强大的敌人而能立足，虽然屈辱但仍值得肯定。况且宋金战争中各路军民拼死抵抗，很少有投降的，更没有所谓望风而降，其中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史所罕见。
应该说，宋朝确实很不幸运，在遭遇了契丹、党项、女真之后，女真也已经腐朽的时候，却遇到了更难对付的敌人--蒙古。蒙古的崛起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奇迹。不幸运的还不止这些，还有宋朝这个时候又是衰落的时候，碰上宋度宗这个弱智皇帝。但即使如此，宋朝在这个征服了世界的敌人面前也有过骄人的表现--在宋理宗时期宋蒙战争中宋朝少有败过，蒙古多次被宋军击退。而即使在后面襄樊之战后，宋朝在失去了藩篱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过一溃千里的情况，各路宋军节节抵抗，将帅以身殉国，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蒙古灭亡金国只用了五年时间，但灭亡南宋却用了四十五年，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蒙古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灭亡南宋。这种情况和明朝末年的满清入关甚至**战争比起来，更可以看出宋朝时期那种高昂的民族精神。文天祥则是这种精神的最高代表。
所以，两宋三百年虽然宋军从未在草原上展示过他的雄风，甚至是一路的溃败与退却，但事出有因，并且宋军节节抵抗、屡败屡战，其精神可歌可泣。如果汉朝或者唐朝像宋朝一样碰上那么多的那么强的敌人，结果还未必能像宋朝一样壮观。一个明显的例证则是明朝，明朝初年也号称辉煌，甚至“疆域远迈汉唐”，但在既衰之蒙古手里遭遇“土木之变”，再出一个满清就亡了国，并且亡国之时各路将帅望风而降，全然没有一点民族气节。如果说宋亡给历史留下了悲壮的一叶，那么明亡给历史留下了耻辱的一叶。
一个没有结论的追问
忽必烈以后元朝再没有真正有作为的皇帝，而宋朝和蒙古在宋理宗时期保持了均衡的态势，到弱智皇帝宋度宗时期才现出颓势，宋朝亡国时是还不懂事的幼儿皇帝。但即使在濒临亡国的时候，宋朝内部仍然没有大的变乱，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宋朝在13世纪中期能出几个正常的皇帝，像宋真宗、宋理宗一样虽谈不上英明但不昏庸的皇帝，挺过忽必烈时期，宋朝未必会亡。而以当时宋朝高度的经济文化发展势头，宋朝未必不会率先世界进入现代国家。美国的学者曾作过此种推论，虽然无解但令人唏嘘不已！
宋朝以宽仁治世，华夏民族的经济文化科技推向极盛，民族精神亦推向极盛，然强敌屡出，终至宋亡。岂天未厌乱，必亡中华乎？呜呼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