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萌史拾遗

大萌王朝的历史,历来是各种影射史学和狗血网文肆意歪曲的重灾区。为了澄清诸多问题,笔者决心逐步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整理出来,啊,不容青史尽成灰!


……其实又是一堆烂文贴在这里而已。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7-17 15:52:00 +0800 CST  
(原题:如何评价温体仁?)


要“评价”一个人,总归是太难了。简单来说,温体仁在任期间,基本就是一个皇帝的高级秘书。以下且不讲他的政治斗争史,就讲讲他怎么履行这个高级秘书的行政职责。因为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比较少,本文多引用史料原文,晦涩之处,还请见谅。

大萌的内阁权限,其实是一个可以自由伸缩的东西。在外人看来似乎“总揽全局”了,在阁臣自己看来实在有限。叶向高阁老曾经说过:

祖宗设立阁臣,不过文学侍从,而其重也止于票拟,其委任权力,与前代之宰相绝不相同。夫以无权之官,而欲强作有权之事,则势固必败;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其望更难酬。此从来阁臣之所以无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之然哉!(《明神宗实录》卷511万历四十一年八月庚寅条)


不愧是参修过本朝国史(后来项目流产了)的叶台山公,比现在说什么“明朝阁臣的权力和之前宰相没差别”的人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明朝内阁没有前代宰相的监督执行之权,只有宰相的参议、顾问职责和翰林学士的拟敕职责而已,相当于高级秘书机构。没有完整的宰相之权,别人却要加以宰相之责,让他们多背黑锅。

注意,我说是一般阁臣。别拿张居正出来比,人家是太后撑腰的摄政大臣,连“黑心宰相卧龙床”的八卦都有,和一般阁臣的差距,简直好比高校工科实验室老板和文科老师的差距,嗯,都叫“教授”。

至于温体仁自己,基本上干的都是高级秘书的话,帮皇上处理文书而已。同时的周延儒阁老,是皇上都给他作过揖的人,的确比他威风多了,只能说人各有命罢了。以下讲2个他的特点:

1、在处理文书中,善于阅读分析复杂文件,并善于揣摩上意

明朝有非翰林不得入阁的传统,正说明阁臣是高级秘书,其选拔的第一标准是文笔畅通,而非熟悉政务。不管不过怎么说,阁臣还是必须得处理从全国各地上来的包罗万象的奏牍文书的,特别是毅宗大力抓细节(或者叫“琐细之政”),内阁要帮他处理含有很多细节的文书。温体仁就特别擅长分析这样的文书:

体仁长于心计,凡阁中票拟,每遇刑名钱粮名姓之繁多,头绪之棼错,皆相顾攒眉,独体仁一览便了,从不以舛误驳改,故诸辅亦服其敏练。(李清《三垣笔记》)


问题是,内阁里净是状元榜眼之流,谁也不傻,为什么只有温体仁能一看就懂呢?这恐怕不是单纯做阅读理解题的问题,还是平时积累的多,对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都有一定了解。好比普通人读单条新闻不知所谓,对某方面有了解的专业人士就能把它放在自己的知识体系里来理解。

那么,同行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有个著名的段子,早期和温体仁同事的郑以伟阁老,一次票拟的时候看到文中有“何况”这个词,郑阁老看不明白,以为是个人名,就票拟给上书者说:“何况”这个人是谁啊?查完报上来!

幸亏毅宗发现了,不然真闹出笑话来。明代历史上只有景泰天顺之间、嘉靖初年等两次出现了若干非翰林官入阁的情况。温体仁提议从外官中考选翰林,崇祯八年初毅宗又选用外官出身的张至发,试图更多地选拔有施政经验的官员进入内阁。而郑以伟的这种情况,就是温体仁推行选外官入翰林的背景。

明代后期皇帝很少见内阁,都是靠文书通传。毅宗是见大臣很勤快的异数,但也没有跟内阁合署办公。阁臣从文字中揣摩上意,原是本分。严世蕃(他是因荫入仕,在明代近乎杂流,不可能入阁,只是帮他爸干活)、徐阶就以善于解读世宗的意识流手谕出名。温体仁也善于此道:

乌程虽阴忮,练习朝典,人不能及。而上苛严细,故票拟改至再四不允,同列迟疑。乌程徐曰「或疏末失填小日耳」,按之果然。虽失填小日,上终不自明,必阁臣发之。(谈迁《枣林杂俎》)

总兵曹文诏以剿贼阵亡,奉有恤典。其子曹变蛟任副总兵,有谢恩疏,阁票者再四,仍发出改票。御笔将奉恤典月日,及上疏月日,各加一点,阁臣咸不解其故。后数日,乌程入直,反复良久,曰:“得之矣”。乃恤典之旨尚新,与谢恩疏日月不相应,盖变蛟托人在京干。当邀旨后,随即具疏,即汉昭察霍光之明也。乃票旨诘问其故,次日,即下。先文肃谓“乌程亦有小才”。谓此。(文秉《烈皇小识》)

另外,还有一件事,温体仁在任的时候,很注重保密工作,内阁给皇上沟通的揭帖,以前有时候处理之后是下发出去的,温体仁认为没必要发。有时候给皇上上密揭,干脆底稿都不留。反正皇上肯定知道。同行们是怎样的呢?

(文震孟)及入阁,颇洒脱,曾拟票某本不决,密遣仆持疏送姚给谏思孝代拟,时思孝与温辅体仁左,大惊曰:「若泄,祸立至矣。」谢遣之。此思孝亲为予言者。(李清《三垣笔记》)


阁臣居然把奏疏私自送出来,让朋友代拟,你们只知道怕温体仁,难道不怕朝廷的王法么?

2、恩归于上

这是传统政治权术的重要原则。有一个故事流传的很广:钱龙锡阁老因为袁崇焕的事下狱,出狱后周延儒和温体仁都去拜访他。周延儒先到,说皇上如何震怒,自己如何努力挽回;周延儒走后,温体仁来了,钱龙锡把周延儒的话一说,温体仁说:“皇上根本没多生气。”显然是周延儒在归过于皇上、吹嘘自己。当时人都觉得周延儒虚伪、温体仁质朴正直。

我们今天的人把温体仁默认为大反派,觉得这肯定是温体仁搞的计谋么,哪里质朴正直了?一方面,温体仁就是个有啥说啥的人。他弹劾钱谦益、文震孟、郑鄤,其实也都可以说是“打小报告”,但钱谦益跟他没啥关系,文震孟、郑鄤都是先要给他颜色看的。(文震孟在内阁在中堂议事的时候摔笔,这是几个意思?)而且他压根就不是一个喜欢和人甜言蜜语的人。温体仁早年做会试房考官,曾经录取了王锡爵阁老的儿子王衡,这样王衡之子王时敏和温体仁就是通家后辈的关系。但王时敏怎么说他呢?

至若首揆,严峭孤冷,人不可得而亲,我每随众朝房一见,并无私睹。


另一方面,他也一直贯彻“恩归于上”,不给别人买好,也不给自己买好。请看以下例子:

吏部拟各官罚俸几月,兵、工部拟各官吏赏几十两,俱阁臣填数。乌程不填,听上裁定。不市恩怨,上益任之。(谈迁《枣林杂俎》)


崇祯初年的刘鸿训阁老被戍边,后来死在外边,他的山东老乡们想请温体仁帮他们上疏,让刘阁老能归里安葬(猜想,可能不准确)。

乌程之结主知,亦非偶然。甲戌春,长山相君殁于戍所,同乡总宪张华东等相约于朝房,候乌程,求代题结勘合归里。乌程不肯曰:此事如何使得!众等各无辞而退。乌程入阁,即日具揭,至次日,而准给勘合之旨下矣。(杨士聪《玉堂荟记》)


解释一下,题本是公开上疏,走公开流程处理。“揭”是阁臣密奏,在温体仁的时代是不会外发的,朝廷上只会知道是皇上自己开的恩。

那么同行是怎么样的呢?

文文起(文震孟)入相数日,撤税监,自上独断,长洲掠其德。已文选郎吕大器奏「臣前止税监,今蒙采纳。」阁臣见之,谓选郎贾誉。长洲曰:「此好事,何难认也。」皇上的恩德,文震孟刚刚入阁,就要据为己有。只能说,温体仁能干这么多年,不是他有多么好,全靠同行的衬托啊!

(顺便说,温体仁肯定是不喜欢钱龙锡和袁崇焕的,甚至有据说是温体仁的家书,谈他在己巳之变当时就密疏弹劾过袁崇焕,未必是真,但也在情理之中。但有人说温体仁想要借袁崇焕、钱龙锡发动一个谋逆大案,那就荒诞了。嘉善人钱士升阁老,是钱龙锡教过的学生,温体仁和钱士升在内阁相处的也不错。就算钱龙锡当时不知道,难道钱士升后来在内阁待了两年也不知道?)

以上所说的全都是一些日常政务。至于说当时的军国大政,外御金兵,内剿流寇,只能说温体仁是协助毅宗处理过的。他既没有主管过直接管理兵马钱粮事务的兵部、户部,也没有出去督过师。就算有什么成绩,那也轮不到他。何况他做首辅的六至十年,本没什么成绩可言,勉强维持而已。《明史·温体仁传》有一句话:

帝每访兵饷事,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

其实这话说的很对啊,他本来就是个老翰林,除了北京翰林院就是南京翰林院,别的衙门都没去过(他弹劾钱谦益的时候带的那个礼部尚书衔,只是个翰林官的加衔,钱谦益是真正的礼部侍郎,温体仁可不是他的上司,只是行政级别稍高而已)。况且他是太湖水乡之人,不是边镇长大,没听过什么“老卒、退将”讲打仗的故事,不懂实际军事、财政,也正常不过。这些本来就有兵部和户部管着,六部都是直接对皇上负责的,又不是内阁的属员,内阁何必越俎代庖、强作解人呢?难道晚明还少了上书言事之人么?

在这种情况下,一意要振兴国势的毅宗,却让他在内阁里呆了七年多,对军事、财政大事一言不发(实际日常票拟的时候肯定还是发的,但主要参考六部意见),这是为什么呢?

合理的解释就是,毅宗让他当高级秘书,他也当了一个合格的高级秘书,也仅此而已。修改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7-17 15:54:00 +0800 CST  
继续自不量力地写军事相关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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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祖北伐的战略目的,是让草原上的鞑靼、瓦剌两部臣服于明朝,以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但这个目的显然没有达到。
经过洪武时期的多次打击,蒙古人已经基本退出了漠南,对明朝边境并不构成 直接威胁。成祖在靖难时期就与号称“鞑靼可汗”的鬼力赤(据说此人实际是瓦剌酋长)有交往。即位之初,明廷就放弃了东胜(鄂尔多斯高原)和大宁(老哈河冲积平原)等两处补给困难的塞外据点,同时派遣使节去招抚鞑靼、瓦剌各部,并在鞑靼游牧地区建立了一些羁縻卫所,试图用朝贡贸易的手段绥服蒙古,似乎和靖难之后国力未恢复有关。

但1408年(永乐六年)元顺帝的曾孙本雅失里(此据《蒙古源流》)在鞑靼称汗,对明采取强硬态度,1409年更斩杀明使,又击败当年丘福的北征军(丘福败死那天是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也是这天,堪称明军倒霉日),成祖才不得不于1410年亲自北伐。出师之际,鞑靼已经内讧分裂,成祖先后在斡难河畔和贝尔湖东追击、击溃了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和太师阿鲁台两部,战后。本雅失里投奔瓦剌后被杀,阿鲁台遣使朝贡。

此后瓦剌马哈木崛起,此时成祖对军力颇具自信,决定发动“预防式打击”,于1414年再次北征。这次可是跟瓦剌军正面决战了一场,明军在乌兰巴托附近击退了据险而守的瓦剌军,但并未追击。战前阿鲁台曾表示愿意来助战,战后却拒绝朝见皇帝,成祖也只得加以安抚。

此后明朝边境无事,瓦剌、鞑靼继续争斗,阿鲁台占了上风,并控制了兀良哈三卫(所谓成祖赠大宁给三卫纯属子虚乌有),逐渐从1421年起不满足于与明朝贡贸易,开始袭扰明朝边疆。导致已经年老体衰的成祖(1416年发过一场大病,从此开始服用“仙药”)不得不再次开始北伐。但这时明朝的国力已消耗在营建北京、招抚诸番、征伐安南等大工程上,竟发生了户、礼、兵、工等四部尚书合议反对北征的事件,结果户部夏原吉、工部吴中下狱,兵部方宾自杀。1422年成祖北征呼伦贝尔,阿鲁台远遁,成祖走到呼伦湖以北,虏获了他丢弃的牲畜、辎重后,回师痛击兀良哈。

1423年七月听说阿鲁台又来犯边,成祖紧急出发到宣府边外(明军北伐都在春天出师,七月出师是临时起意的结果),结果收到阿鲁台已经被瓦剌打败的消息,只好把宁阳侯陈懋在阴山擒获的一个蒙古酋长说成是鞑靼王子,封“忠勇王”,作为鞑靼来降的证据。

1424年成祖再次出师呼伦贝尔,又没有捕捉到阿鲁台,而且啥都没找着,遂再次向东征伐兀良哈,回师时病死。成祖末年连续三次北征,可见其对歼灭阿鲁台的执着与急切。

在发动北伐的同时,对于明朝的边防,成祖一直是下令在现有的边防据点加强防御,没有试图恢复大宁、东胜等据点。宣德、正统两朝延续了这一作法,同时不再发动大军北征,只是出兵打击逐渐南下游牧的兀良哈。直到正统十四年后,明朝在北边的主要敌人才变成了瓦剌。

纵观这五次北伐,明朝人号称“五出三犁”,大概是说前三次都有实际战果。不过没有一次成功擒获鞑靼、瓦剌首领,也就没有实现战略目的。要说原因的话,首先第一次、第二次北伐明军都曾与蒙古首领正面交锋,却未能将其杀死或擒获,使得鞑靼、瓦剌两部一直都有其自己的领导核心,兀良哈也长期被鞑靼控制,这样,明军在漠北的行动始终得不到游牧部族的支持,只能靠大军进攻。

而这也和洪武朝后期对蒙古的策略有关,1388年蓝玉击破北元汗廷后,兀良哈部南下归降,被安置在近边,但不久就叛归北元。1391年傅友德、郭英和燕王曾出塞讨伐兀良哈,但未能将其降伏,之后也不再努力。笼络游牧部落是个长期工程,唐廷从629年北伐东突厥获胜,之后设法羁縻突厥、薛延陀、回鹘诸部,经过多次用兵均获胜利,到649年终于消灭车鼻可汗,直接统治漠北。中间花了20年的时间。之前还有隋朝羁縻启民可汗的经验。而明朝之前只成功笼络过附近可以驻军的关西七卫的蒙古人,对羁縻漠北部落殊无经验

第三、五次北伐的目的,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捕获阿鲁台,但阿鲁台知道自己不是明军的对手,每次都提前远避。这样来看,明军在军事上虽然是占优势的,却从来没有完全实现战役目的,也更没有完成战略目的,可以说是力有未逮。

话说起来,明军每次都是二十万以上的大军行动,馈运粮食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威力十足,事实上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自由活动”(可以类比一下eva的电池)。蓝玉那次奇袭贝尔湖,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至于为何成祖末年一个劲儿的打击鞑靼而非瓦剌,一是当时侵扰边境的就是鞑靼和兀良哈,而非瓦剌,二是如和田清所说,鞑靼毕竟是蒙古大汗的“正统”所在。当时的蒙古贵族(明朝所称的“鞑靼”)和瓦剌贵族是把彼此视为两族的。成祖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要先歼灭鞑靼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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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元成宗铁穆耳即位时搞出来的元版“传国玺”,那东西在宋哲宗时曾出现过一个“宋版”,却被徽宗弃置,到了明朝,连伪造都没试过,可以说在华夏政治文化里已经没多大影响力,更多地在蒙古人中还有些号召力。永乐时期的传国玺是由大汗本雅失里的手里落入瓦剌部的,但成祖后期三次征伐的都是阿鲁台,他没有传国玺。所以这个解释的解释力是不足的。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7-20 11:28:00 +0800 CST  
关于神宗的迷信,发现其实和“二龙不相见”还是有所区别的,但这事四明相国可能也没法说太细

借个地方,把神宗推迟立储是因为“二龙不想见”之类迷信的说法放上来。

最早提出这个说法是崇祯朝阁臣黄景昉,而总结它的是香港学者梁绍杰。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9:

其谕王文肃札云:“朕不老,又无重疾”二语,想即其本怀。或以世庙立储迟,算永;穆庙占储早,算促。疑有邪说阴中者,亦未知果是否也。


黄氏已体会到神宗在立储问题上实际考虑的是自己的健康。

万历29年(1601)二月二十七日,沈一贯阁老上题本,称“多子多孙,方称全福”,历举太祖有25子121孙,成祖有4子21孙等等,劝神宗早行冠婚册立大典(皇长子年龄已大,按神宗之前的说法,其冠、婚、册立大典应一并举行)。并说“子孙之昌,正以培养元气而增圣寿于万年。”还说:

臣又闻之,信鄙俚之谈者,辟义理之论;徇小人之忌者,妨远大之福;故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今岂有防忌曲说进,而致圣心不能释然乎?

同年四月二十日,沈阁老又上本,直截了当地破除神宗的迷信:

太祖有121孙,而又享极高之寿,此可见册立冠婚,无所妨于圣躬,而适足以为永年多福之验也。……


综合来看,神宗所相信的这种忌讳,似乎更多地与皇长子举行婚礼后将会生子有关,与世宗的那个迷信应当有所关联,又有所区别。但他为此而推迟了立储也是事实。宫闱秘事的细节,终究是不能完全确定的。

我还可以补充一个论据,就是1601年太子大婚后,本来1586年生的福王也已经到了结婚年纪(其叔父潞王就是15周岁时结婚),礼部上本请行,神宗也拖延不批,后来把婚礼压到了次年。顺便说,福王出阁讲学也是16周岁了,比光宗12周岁出阁还晚四年。

综观此事,沈阁老深明帝心,一面在内阁独力处理国政务,一面以儒家不可知论的精神对神宗进行儒普,终于办成了这件大事。而一小撮朝廷官员妄自揣度,逞口舌之快,于事无补。王锡爵阁老所说的“禽鸟之音”,岂不就是事实么?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7-24 18:08:00 +0800 CST  
又更新了耶。这次基本是老生常谈。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7-28 19:48:00 +0800 CST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7-28 19:50:00 +0800 CST  
忠心护主的老奴才啥的就不用说了,我大萌有莫诚,艺术形象比魏公公完美多了。这里从一个问题谈起,就是所谓的阉党加“工商税”、东林不向江南/士绅/工商等等征税问题。简单来说,天启朝的新增军费-辽饷里,当然有依靠商业税的部分,但那和阉党关系不大,反而和东林党关系更大点儿;田赋加征更是朝廷上下处理实务的官员的共同看法。甚至可以说,魏公公敛的财,和辽东前线没啥关系,都用来修三大殿了。这样看来,魏公公作为大萌帝国的执政者,恐怕并不像他的某些现代拥虿想的那样称职。

首先明末加赋的首要原因就是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简称“辽饷”。辽东战事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筹办辽饷则是天启年间的首要大政,本文就来谈谈在天启朝前后东林、阉党分别得势时的辽饷政策的变动。为了管理辽饷,万历48年起在太仓另设“新库”,收贮从各个渠道征发来的辽饷,专门供应“抗金”前线。并增设户部新饷司专门管理。辽饷中除了原来辽东镇的军饷外,还有田赋加派、杂项、盐课、钞关几大项。以下分别说明这几项在天启年间的征收情况。

这里应当提示一下政治史时间轴的问题。万历45年(1617)丁巳京察,三党大破东林;光宗一月天下,起用部分东林人物,东林借移宫案重振旗鼓;天启初年东林得势,天启3年初癸亥京察,东林大胜三党,“党势”达到极盛。之后阉党开始形成。杨涟弹劾魏忠贤、万燝被杖杀是天启4年6月,叶向高致仕于7月,当年11月顾秉谦升任首辅。次年王绍徽、周应秋先后上任,阉党控制吏部和都察院。阉党控制户部则是在天启6年郭允厚任户部尚书后。大致可以说天启初政是在东林和亲东林人士主导下展开的,而天启4年的夏秋之际,是阉党翻转局面的开始。

1、田赋加派

万历46年(1618)9月,户部尚书李汝华(中立)提议全国除贵州外,每亩民田加征银0.0035两(三厘五毫),当时说是只有一年的临时性措施。次年12月,在辽东经略熊廷弼(楚党)、阅视辽东军务给事中姚宗文(浙党)等人建议下,又加征0.0035两。万历48年3月,在户部等衙门建议下又加征0.002两,起初分归兵、工二部管理,天启2年一并划归户部。也就是说,从万历48年起,辽饷中田赋加派总额为每亩0.009两,俗称“九厘银”。全国总额数是520万两。

天启年间,田赋没有再加派,天启2年免去了北直隶的43万两辽饷。同时免去了作为海运基地的山东登、莱、青三府辽饷约10万两。注意,魏公公是北直隶肃宁人,阉党骨干崔呈秀、魏广微、冯铨等人也是北直隶人,要不要说这是阉党给家乡免税呢?然而这时候根本还没有阉党这个政治集团,魏公公也没那么大影响力。恐怕明朝皇亲国戚的庄田多在北直隶的原因更大。实践中,天启6年预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天启7年除了收齐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预征了下年的三成。这样相当于朝廷又临时加收了100多万两。此外天启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辽饷加征改用于镇压奢安之乱了,这样辽饷专款中的田赋加派的收入就减少了82万两,天启3年的额数是348万两。

直到崇祯三年,明廷为了应付己巳之变之后大增兵的新局面,在户部尚书毕自严(中立)建议下,又加派每亩0.003两。

2、杂项

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东林)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据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制表,误作11.6万)。天启2年只收到65万两。天启3年开始规定各省具体份额,其中楚、桂、蜀、滇四省杂项收入同样镇压用于奢安之乱,其它各省共定额181万两。


根据天启3年的份额,简单说明杂项中包含的各项目如下:



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没有参加辽饷田赋加派,现加收23万两。


优免丁粮:明朝官员、有科名者、为政府服务的儒士、吏员等人分别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减免不同数额的田赋的特权,现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万两。这显然就是所谓的“向士绅收税”。以上两条实际上是继续增加田赋收入。


平籴仓谷: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万两。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工资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现将“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


马夫只候:类似上条,是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万两。


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的督抚和巡按御史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上办差,本无直接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调拨办公经费,且督抚办案有罚金之权,也可充当经费。现将这些经费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万两。以上四条是中央从地方财政中争夺收入。


房产税契:房产交易税,税率0.02%,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额征19.5万两。以上两条可是向金融、房地产两大暴利行业征的税啊,又不影响“实业”,阉党粉们喜不喜欢?


事例:准许民众捐银130两买生员身份,未见定额。生员可以不纳丁银,这实际是在出卖一种免税特权。


规定税额很详尽,然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年还是只能交上来60多万两。到崇祯二年户部开始做预算(之前没这事,别信电视剧),把杂项重新规定为97万两,显然是现实面前的无奈举动。这次预算把之前征不上来的“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减去了,但崇祯四年预算中重新出现了这项,并开始征收“生员优免”40余万两,向之前仍然赋予免丁役特权的生员下手。


3、盐课


盐课加征是天启元年户部主管辽饷的官员新饷司郎中杨嗣昌(大名人啊)提出来的。当时明廷使行“纲法”,规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认购盐引。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

4、关税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天启元年在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至于什么“魏公公征收工商税“云云,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要说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当然在位官员并不都是东林)时期定下来的。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是不是魏公公体恤民情,不愿加征扰民呢?

当然不是。他这几年增收盐课(注意,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这个还算像话),征收各地方的库银(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他主子修三大殿么。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这件事,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阐明。

参考文献:
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分载《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1、2期。
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修改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8-01 20:21:00 +0800 CST  
抄了一篇读书笔记,然而几乎写成两党加税大赛了……真讲起来太复杂了,腐败严重行政效率低下,对商人掌控力弱(只会用暴力),最重要的是地主阶级政权不可能自挖根基。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8-01 20:24:00 +0800 CST  
刚才翻了万历26年的《进士履历便览》,印刷质量低劣。仅有的发现是温体仁生于万历元年(1573),25年举人,次年及第时26岁,运气不错。他治的是春秋经(知我罪我!)。该科春秋房主考是韩爌和兵部郎中杨应聘,因此韩爌就是温体仁的房师了。确认了温体仁的曾祖温瀚是个监生,祖父温应初、父亲温子佐都是秀才。这一族的发科起于嘉靖32年的探花温应禄,可惜早死。


下一科温体仁自己来当春秋房的房考,取中了会元王衡,还有一个名御史薛贞。后来枚卜案被攻击的时候言官用薛贞当苏松巡按时卖放私盐贩子的事来攻击,我很奇怪为什么不说薛贞当阉党就是温体仁指使的。


另外神奇的是万历26年这科方相以翰林侍讲老前辈之姿也来当房考(万历17年已经当过房考了),取中了状元赵秉忠及亓诗教,终成一段师生佳话。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8-10 13:01:00 +0800 CST  
杜车别的笑话集啊……


(3)、原文中有“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遂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这段则被全盘删改,变成了“岁愈多艰,终被元伐。谋臣妄诞,贻笑至今。”原文是痛斥蒙元罪恶,篡改后反而变成了嘲笑宋朝君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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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连同上文本来就是在回顾周朝以来应对北虏的情况,说的就是宋朝的对策有问题,杜车别怎么知道这段是要痛斥蒙元罪恶的?明太祖给东察合台汗的信里还骂宋朝呢,杜车别看了一定说《实录》也是伪书。


《明太祖实录》卷212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条,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书:
曩者我中国宋君奢纵怠荒,奸臣乱政,天鉴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华夏,生民赖以安静七十余年。


(4)、原文中是“朕用是奋起布衣,拯生民于水火,驱胡虏于沙漠。与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虏聚众,复立王庭”。这段也被全盘删改,被缩减成了短短的“朕为逐胡塞外,胡人复立王庭”,中间涉及“胡虏”的短句全部删除。原本是胡虏复立王庭,被改成了胡人复立王庭
===================
《实录》里的胡人多了去了。难道都是伪造的?
《明太祖实录》卷42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条,谕吐蕃诏
向者胡人窃据华夏百有余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兴愤。


(5)、原文的“胡主弃玺远遁”,被改成了“胡王弃宝玺而潜奔”。如此改法无非是觉得“胡主”一词对蒙元头目不敬而已,胡王则相对体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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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
《明太祖实录》卷236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丁卯条附冯胜小传
又胡王死才二日,胜强娶其女,大失夷狄降附之心。


这个所谓胡王根本就是依附纳哈出的一个蒙古宗王吧,《实录》都用“胡王”这么体面的称呼来叫他,是不是《实录》根本是蒙古间谍编出来的?
其实杜车别好歹是能引几条《实录》,难道关键词检索一下都不会么?他只是为了凑成这胡诌文章而不敢摆出证据罢了。这就是他缺乏学术规范的真面目。


别的就不用说了,细节失实、虚构不代表整本书是伪作,现在老革命的回忆录也净是不实之词,是不是都是伪书呢?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8-12 18:54:00 +0800 CST  
另外可以看看《洪武御制全书》,就知道俞本抄录的诏书是朱元璋亲笔写的。太祖晚期亲笔就是文风质朴且遣词造句有时不依常理的。《实录》所录诏书完全可以是被修改的。最著名的就是太祖本来在洪武23年杀李善长、陆仲亨等人之前下诏历数他们的罪行,有讲到自己与他们相遇时的情景,什么陆仲亨拿着麦子趴在草里云云。结果《实录》把这些话都挪到了洪武13年,说是李善长是胡党,群臣请诛,太祖为他们说清云云,简直巧夺天工。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8-12 19:14:00 +0800 CST  
顾炎武所编《皇明修文备史》中有洪武七年成书的《皇明宝训》,为太祖初年敕编的语录,较为原始。其中卷5有太祖接见老军人的段子:
帝御西楼,有旧军士十余人自陈战斗功多,求为百户,帝令擐甲胄、持铁枪,每二人为偶,交锋于前,必决胜负。其胜者为百户,不胜者斥还。时中伤者数人,咸大呼曰:“不愿得官,亦不敢交锋矣!”
大将军徐达从容言曰:“此辈已知畏,乞免其罪。”
帝乃谕众曰:“尔军士从我有年,谁不能战?谁无功勋?我于众中自能知其才力勇怯而用之。国家官职岂可求而得?若人自以为有功,要吾爵禄,吾领百万众,皆当以名爵与之,谁为军士?汝曹不见徐相国乎?今贵为公相,其同时出军者或尚在行伍中。吾初所统九人,亦有与军同列者,彼岂无功哉?顾其才不过众人,吾亦以众人待之耳。今汝曹来求官者,吾必面试决胜负,方可用也。今既知悔,令人籍其名姓,敢有议论者必戮以令众!”遂宥其罪。
达等既退,帝谓左右曰:“吾禁止军士争功,虽杀伤一二人,有所不□。盖掌军百万,不如是不足以服众。当时五胡云扰,正为有是耳。今后不复有争功求官者矣。此法然否?”
皆曰:“此良法也。一决胜负于御前,百万人心皆不敢有所觊觎。非主上明决,不能及此。”


从太祖称徐达为“徐相国”、“公相”来看,这可能是吴元年(1367)九月至十二月的事。这就是枪道史上著名的“吴元年御前试合”。

楼主 后晋世祖石越  发布于 2015-08-12 19:32:00 +0800 CST  

楼主:后晋世祖石越

字数:11768

发表时间:2015-07-17 23:52: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10-26 19:11:20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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