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先秦法家，常见一种笼统地定义，称之为 “管商申韩”，或者至少也是将管商并列，如曹魏时代的刘劭所说:“建法立制，富国强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其实不然，儒家有“儒分为八”，墨家有“墨离为三”，法家也有“三晋法家”和“齐法家”的区别。

以李悝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因兴起于三晋，而魏国率先实践，故称之为“三晋法家”。而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因为诞生于齐国，用于齐国，故称之为“齐法家”。注重“法治”和“功利”，是法家的根本思想。因此，才有“三晋法家”和“齐法家”同为法家之说。但是，在践行“法治”与“功利”这两个法家根本思想的道路上，两家展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殊途，而不同归。

第一， 两国变法对国富和民富的考量不同。


虽然三晋法家和齐法家都注重富国，但三晋法家主张富国弱民，而齐法家则主张富民而治。不论是李悝和吴起，还是商鞅和韩非，三晋法家施政的一个核心思想便是弱民。三晋法家把国家和人民放到了对立面，国进则民退，国退则民进。此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西汉时期关于盐铁官营和私营之争，便是三晋法家思想的延续。


何谓“弱民”，核心就是要让人民保持一定的贫穷度。因为只有人民贫穷，才能更多依靠政府，听政府号令，为政府所用。所以《商君书》原文说到只有人民卑贱了才会在乎爵位；只有人民弱小了才会尊敬官员；只有人民都是穷光蛋才会贪图赏金。（“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商君书·弱民》）



而齐法家则与此不同，主张富民而治，藏富于民， 更多地考虑人民的利益。《管子·治国》写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管子·牧民》写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仲注重“府不积货，藏于民也。”而商鞅偏爱“家不积粟，上藏也。”这不仅是鲜明的对比，更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第二， 两国变法对人民地位的看法不同。


齐法家注重“顺民心”，因此管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百姓为天”的思想主张。在《管子·霸形》中以一段精彩的论述：“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管仲的这个思想，放到今天也可谓不过时，是典型的民本主义。


但是三晋法家认为人民仅是成就伟业的工具而已，国家大事不能征求民意，更不能顺民心所指，如果按照人民的意愿治国，必然国之大乱。《韩非子·五蠹》中写到：“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意思是人民所称赞的，国君所优待的，都是导致国家混乱的原因。《商君书·画策》中也说到：“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三晋法家防民甚于防敌。

第三， 两国变法对刑赏的尺度不同。


两派法家学者均强调刑赏在治国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并且都认为“信赏必罚”乃是立国之本，但两派对使用刑赏的方式和程度则有所不同。在刑赏效用上，齐法家认为刑赏非万能，只是治国的途径之一。在罪刑适当上，齐法家治国重视公平公正，主张罪刑相当，功赏一致。《管子·中匡》中写到：“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宽而不凌。”《管子·君臣》中写到：“致赏则匾，致罚则虐。”


但是三晋法家则认为刑赏是唯一的治国手段，刑赏在其心中有着至高无上且无可替代的地位。在罪刑适当上，三晋法家贯彻“重刑厚赏”的原则。《商君书·靳令》中写到：““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所谓秦法残暴，此乃思想根源。

第四， 两国变法对礼仪文明的理解不同。


齐法家虽然重视法治和刑法，但是同样重视维护西周“礼乐”宗法制。齐法家在让人民知法守法畏法的同时，也同时知礼，可谓刚柔并济。《管子·牧马》中写到：“不明鬼神，则楼民不信；不袛山川，则威令不为；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通过这段记载，可见齐法家敬畏鬼神和祖先，主张儒家的孝悌和礼义廉耻。认为失去这些，国家就会灭亡。但是在三晋法家哪里，这些都是“六虱”。


而在三晋法家眼里，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这些符合人类最基本文明标准的东西都成为了妨害国家强盛的“虱子”。《商君书•靳令》中写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而且在对学术思想的处理上，齐国虽然走法家路线，但是对其他学派思想兼蓄并包，终在其稷下学宫引领出百家争鸣的盛大学术气象。反观秦国则是“独尊秦法”，要求全国上下“以吏为师”。因此，秦国从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没有诞生一位思想家，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秦国的变法只注重“法”而摒弃礼和思，刚强有余而无柔性，所以二世在位时便拉断了秦帝国这张硬弓。

第五， 两国变法对发展工商业的观点不同。


三晋法家和齐法家都重农，都把农业放在“本”的位置。但是在面对工商业时，两家的反差比较大。齐法家对待农商关系的原则是“重农饬商”，即重农不抑商业。根据《管子》，齐法家把工商和士农都称 之为“国之石民”，工商业也是国家的支柱。在长达八百余年的齐史进化中，工商业同农业始终受到同等重视。除此之外，齐法家还主张轻税吸引外商。齐法家认为只要工商业活动不影响农业这个根本，就可以大力发展。他们要整饬的工商业也只是其中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不过这种整饬也只是出现在晏婴时期对管仲政策进行调整。而在管仲时期，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也是大行其道。


而三晋法家对待农商关系的原则是“重农抑商”，对商业深恶痛绝。《商君书·弱民》中写到：“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民贫，则国弱；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


为什么三晋法家要重农抑商？因为固定于土地的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从事着春耕秋获冬藏的单一农业活动，缺少与外界交流和沟通，因而安土重迁、守常畏变，凡事不喜争讼，这使得他们相对于工商业者而言更容易被统治。而工商阶层的一旦崛起，他们可以依仗雄厚的经济力量和统治者分庭抗礼，甚至于干预国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阶层接着势必会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等新价值观。而这些新价值观念的产生，会对君主专制集权统治带来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三晋法家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商君书·算地》 说：“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 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止。”农民和工商业人士比较，农民的易于统治不言而喻，因此三晋法家抑商不遗余力，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君主的集权专制。

是什么原因造成“三晋法家”和“齐法家”同为法家学派，政治思想体系却大相径庭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地理环境，另一个是历史文化传统。


先说地理环境原因。齐国位于山东半岛，是西重臣吕尚的封地，与东夷为邻，法儒互补共同形成了“齐法家”刚柔并济的特点。而晋国所处地理位置，根据《左传·昭公十五年》中的描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三晋地区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交错杂处的地域，南部为发达的农业区，中部为农牧业共存的地区，北部为典型的草原游牧地区。总体来说，三晋地区人文和地理环境极为复杂。从叔虞立国开始，就按照成王“ 疆以戎索”的大政方针，在政治上宽容大度，在文化上兼容并蓄。例如在通婚上，齐国王室主要与中原各诸侯国通婚。而晋国君主直接同戎狄民族通婚。晋献公六位夫人中有四位是戎女。正因为如此，三晋法家在诞生之前的孕育中，大量吸收了戎狄文化。那戎狄文化的特点是什么？蒙文通先生曾说：“戎狄民族，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德行，不顾亲戚兄弟，若**耳。”因此，周礼和宗法制度首先在晋国收到破坏和冲击。不过毕竟三晋地区尚在中原地区之内，周礼思想和宗法制度对其上层建筑仍有很大的羁绊。但当三晋法家思想进入远离中原地区的西陲秦国时，更为落后、更为野蛮、更加戎狄化的秦国给予了三晋法家茁壮成长的最佳土壤。

再说历史文化传统。这个主要反映在工商业的传承上。齐法家之所以重视工商业，是因为其开国君主姜太公本身就从事过商业。有史书记载其曾“卖饭于孟津”、“屠牛于朝歌”。接着太公以工商业立国十分成功。《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因此，工商业是齐国开国之本，遗风浓厚，管仲的法家变法必定会受其影响。所以，齐国重农而不会抑商，相反会使得工商业更加发扬光大了。而三晋和秦国的工商业基础就相对薄弱，也没有工商业浓厚的历史传统，所以一遇法家改革就容易走极端，重农就意味着抑商。以齐国都城临淄为例，《史记·苏秦列传》写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斗犬，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趾高气扬。”

现在的史书从结果去推原因，笼统总结秦统一的原因，是因为秦变法彻底。那么，是否只有死套秦法，而可以忽视本国的社会文化等自由国情，去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彻底？


墨雨认为不尽然，对比秦齐崛起的模式，秦自商鞅变法而崛起，齐自齐威王改革而振兴，时间大体上都在前356年。随着后来魏国、楚国的逐步衰落，战国中后期形成了秦国和齐国东西对峙的局面。在前284年“五国伐齐”之前，中国的历史进程都属于双轨道前进，最后谁能胜出尚不可知。和一般的认知相反，在五国伐齐前的十几年中，两极格局中恰恰是齐国略胜一筹。


举例而言，前298-296年，齐韩魏合纵攻破秦函谷关，迫使秦割河外求和；前294年，田文出奔，秦吕礼联齐，秦方得以在前293年伊阙之战大破没有齐国支援的韩魏联军；前288年，秦为止齐攻宋，以分赵而联齐，并共立为帝，然次年齐即在苏秦谋划下，去帝号并组织五国攻秦。


正因秦长期受制于齐，所以到前285年，秦昭王才发出“齐四欺秦，必伐之，必亡之”的心声。前284年秦联合韩、赵、魏、燕四国共同伐齐。五国联军与齐军激战于济西，齐军大败。临淄破而齐湣王出逃。

“五国伐齐”是战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齐国，更是改变了战国历史的进程。在“五国伐齐”之前，山东六国中唯有齐国可以与秦国抗衡，齐国也是合纵序列中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彻底失去了与秦国抗衡的实力，更是退出了合纵的队列，直至公元前221年最终被秦国所灭。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单轨道。秦国逐渐一强独大，席卷天下的态势基本形成，“秦制”将在六十四年后统治整个神州大地并将在这个国度蔓延两千余年。


在两极格局的较量中，秦国是胜利者，齐国是失败者。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后世的人习惯于歌颂历史上的胜利者，因此人们佩服秦孝公和商鞅用于变法的勇气，也称赞三晋法家——秦法的实用性，而对于竞争的失败者，齐国以及齐法家都被后人遗忘，成为历史的尘埃。然而仅凭齐国的失败就能表明齐法家真的不如三晋法家么？个人认为非是，至少从齐国崩溃来看，更多的原因是君主自身的野心膨胀和滥用国力，以及外交失败，而非齐制不如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