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难题是气候的变化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对楚国不利。

楚国首次出现于历史记载中，是商代末期。那个时候它的位置在今天河南西部的丹水和淅水交汇的淅川一带，是生活在那里的一个部落。在周灭商的过程中，楚部落参加了周所组建的联盟，因此它的活动开始被周人注意到并且记入史书。

商代末期，西周初期，是一个气候有着明显变化的时期。此前的商代大部分时间里，黄河流域的气候都是比较温暖和湿润的。从甲骨文中可以发现，商王的一项日常活动就是出外打猎，消灭遍布各地的野兽。这些野兽包括有水牛、黑豹、花豹、鹿、虎、熊、甚至还有现在一般认为生活在炎热地区的大象和犀牛。要繁育出这些品种繁多，大体量的动物，可以想见当时黄河流域的丛林和植被生长的非常茂盛。


再看西周时期留下的各种资料，我们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周王很少出外打猎，祭祀仪式中的动物牺牲在减少，没有商代那么铺张。贵族的生活方式也受到礼制的严密约束，不再象商代人那样大肆的吃喝饮酒，从整体印象上看，西周是一个相对物质缺乏和节约的朝代。竺可桢在他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把西周时期称为‘西周寒冷期’，认为这个时代处于历史上一个气候变冷周期之内。具体的证据可以参见《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南方的长江曾两次结冰。

差距这样显著的气候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年两年中达到的，它有一个长期过程。实际上，在商代末期，年平均气温已经开始逐步降低，商被周在政治上所取代就和气温的降低有密切关系。

因为天气变冷后，原本已经位于高纬度寒冷地区，比如北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日子会更加难过。为了抵御严寒，寻找食物，生存下去，他们的反应只能是往南方温暖地区迁移，直至侵入商王国的领土。为了生存而发动的战争，不胜则死，这些游牧民无疑会爆发出很强的战斗力，这就是长期困扰中国古人的‘北狄’之患。当然，侵略商的不一定都是来自远方的游牧民，也有可能是一直生活在商朝边境线附近，日子还能过下去的一些部落，他们受到背后游牧民族的进攻和驱赶，失去了家园，也只好向商的控制范围内前进。

同理，一些原本生活在高海拔的高原，山区，比如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地区的游牧部落，由于高海拔地区比低海拔的平原温度一般要低一些，气候大环境变冷之后，他们也会向低地发起进攻和迁移行动，这就是古人说的‘西戎’之患。周部落属于这种情况，周原来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山地的一只以牧羊为生的游牧部落，在古公亶父的时代，它们抵挡不住其他游牧民族的进攻，被迫离开家园，迁居到周原，这里离商朝的边境线已经不远了。


周有一个特点，它一接触到商朝，就诚心诚意的向商朝学习，迅速吸取很多先进文明的知识和文化，而且在周原积极开辟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彻底的把自己从游牧民族改造成一个农业民族。周因此具备了其他游牧民族所没有的双重优势，在所有攻击商的部落中，周的实力最强，成为联盟的盟主。

据传说，周组建的联盟，包括‘八百诸侯’，这个比较夸张，但是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参加联盟的部落是很多的，其中也包括了楚。不过，楚部落和周的相互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和谐，不顺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变的越来越差。历史过于久远，双方交恶的原因已经难以查清，我猜测，这是由于楚所在的淅川地区和其他西戎，北狄部落不一样，位于商朝偏南一带，这里的气候比较温和，水土丰茂，楚没有生存危机，也就没有强烈的攻击商朝的欲望，它参加联盟，更多的只是想顺应大势，或者乘机浑水摸鱼，捞一些好处。在灭商战争期间，它没有积极响应盟主周发出的号令，损害了周的威严，所以和周的关系恶化了。

周灭商之后，一个强大的新朝代建立起来。楚部落独立性很强，它不愿意加入周朝分封体制，不可避免的，它受到周朝来自北方的力量压迫，只能选择往南方的江汉地区迁徙和发展。幸运的是，这个时代属于‘西周寒冷期’，商代的长江领域过于闷热潮湿，植被密集，开发难度极高，但到了西周，这里的气温大大下降后，变的比较适合人居住，有了进行农业开发的可能性。而且，楚原来生活在商朝边界线上，学习到不少商的先进文明，比起江汉地区原住民部落，它在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都要高许多，这些原住民部落都比较轻松的被楚所击败和吞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楚被逼着往南迁徙，却发现自己很快扩张了领土，增加了人口，在实力增强后，它公开建国了。

这样看来，楚的开国历史有点象匈奴，也是受到统一的新朝代的攻击，被迫向外部地区逃离。由于它们原来生活地的发展程度比新迁居的地方高，依靠更先进的技术，组织和战术，他们因祸得福，反而能够在刚到达的广阔土地上称王称霸，只不过楚的方向是往南，匈奴的方向是往北而已。


不过，那个时代的长江流域森林密布，开辟出农田仍然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楚国的外号叫做‘荆’，我们可以想见楚国先祖披荆斩棘，开辟国土的艰辛历程。

楚国强大以后，更加不服周，在周人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周分封和承认的政权，才是合法政权，其他的都是野蛮人。楚国自己建立国家，却不加入分封体系，已经是对周的挑衅，有一段时间楚还自立为王，这是不可容忍的行为。所以，周开始不断发动对楚国的军事打击。

事实证明，楚国难以对付，周昭王时期发动的对楚战争，开始还比较顺利，但稍一大意，周军就惨遭失败。《竹书纪年》记载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朝的六只中央部队损失殆尽，昭王自己也死在这次出征中。

楚国自身的实力非常强劲，再加上南方地理环境复杂，森林，沼泽，山地，河流交错分布，还有炎热的气候，这和为了应对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而建立的周朝中央军平时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所以周打的很艰苦。经过一段时间的博羿和较量后，周朝最终得出结论：用军事力量消灭楚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周和楚各退一步，双方达成了谅解：楚不再自称为王，不再公开向周挑衅，而周则不再发动战争，并且实质上承认了楚的独立国家地位，虽然楚国继续游离于周的分封体制之外。


很多人知道西周王朝亡在‘烽火戏诸侯’，荒淫无道的周幽王身上。实际上，周幽王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西周时期基本上都处于气候寒冷期，这意味着整个西周时期游牧民族都在断断续续地侵入周的边境线，考验着周的力量，只不过王朝前期比较强大，能够轻松地抵御住这些入侵而已。武王伐纣是以寡敌众，他把周军都调往东线战场，这个时候周原来在西部的一些领土就马上被游牧民族所占领。周灭商之后，把主要都城建在关中的镐京，意图在于‘天子守边’，因为关中地区特殊地理位置的原因，它同时遭受着来自西方的戎族和北方的狄族两个方向游牧民族的进攻，这里的防守压力特别的大，需要周王亲自率领中央主力军才能守的住。

周幽王前面的周宣王统治时期在历史上号称‘宣王中兴’，意思是他复兴了衰落的西周王朝。周宣王时期就是一个不停的同四面八方的敌人打仗的时期（这些敌人中不仅包括西部和北部的戎族和狄族，还包括东方的淮夷和南方的楚国），开始的时候他的确打了不少胜仗，但到了后期，周军被打败的事例逐渐增多。宣王三十一年，伐太原戎，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都归失败。3 年后，伐申戎，虽取得胜利，同年却在千亩之战中败于姜氏之戎，丧失了调遣的南国之师。在这些战争中，即使获得胜利，周军的实力也会被消耗掉一些，失败的战争就更不用说了。到了宣王末年，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周朝兵力和财力捉襟见肘，他不得不“料民太原”，进行人口检查，增加税收，补充兵力。所以，‘宣王中兴’只是西周的一次回光返照，经过两百几十年的战争后，中央军队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已经被打光了。到了周幽王上台，他手上没有多少军队，当然他既不能抵御住以犬戎为首的游牧民族新一轮进攻，也不能有效地控制住手下的诸侯王。

周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自此灭亡。平王东迁后，周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已经下降到了可以被人忽视的程度，它再也没有足够的权威来统一指挥各诸侯国对周边异族进行联合作战行动。中央政权解体后，各国只能各自为战，这是异族入侵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在春秋早期，出现了‘南蛮与北狄交，中原不绝若线’的情况。南蛮指的就是楚国，它向北扩张，直到和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正面接触，华夏各国因此感受到极大威胁。

西周的瓦解对楚国来说是一个及时雨一般的好消息，因为进入春秋时期以后，气候明显暖和起来，年平均气温开始升高，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变的较为困难，开发进程逐渐变慢。楚国想继续增加土地和人口，依靠内部开发这个办法已经收效不大了，它只有转而依靠对外扩张的办法。西周时期在楚国附近分封的国家都是一些实力不强的小国，一旦失去中央政府的支持，它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抵抗楚国进攻的，很快，这些小国中就有不少被楚国吞并，楚国势力不断向北推进，引起了华夏国家的集体恐慌。


西周寒冷期对于长江流域来说是个适合农业发展的时间段，但对于黄河流域来说，干冷的气候却让那里的农业生产条件显得比较苛刻，所以各诸侯国往往特意选在水土条件相对优良的少数地方建国，它们所控制的农田通常也只分布在城池周边地区。总的看来，西周时期大部分诸侯国的农田和领土都没有互相邻接，之间有不少的空地和隙地。到了西周最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和春秋初期，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各国联合防御逐渐削弱和崩溃了，之前200多年时间里，被周朝的军事抵抗强行滞留在边境线上，逐渐累积起来的大量西戎，北狄游牧部落纷纷进入这些到处存在的空隙地带，直到和楚国接触。

南蛮楚国，北狄游牧民族，这两大威胁是任何一个华夏国家都不能独自解决的。所以才有了管仲的尊王攘夷，以拥护周天子为名义，以齐国为中心，把华夏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两大外部威胁，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春秋称霸运动的缘起。

可惜好景不长，魏文侯即位后，黄河中游一带的三晋国家结成联盟，彼此的关系调整理顺了，魏文侯又通过成功的改革增强本国国力。由于赵国不怎么愿意参与对楚战争，（楚国在南方，隔着韩魏两国，攻占楚国的土地对赵国一点好处都没有，而韩国一直想吞并楚国的小弟郑国，和楚国矛盾大，魏文侯主要是联合韩国开始向楚国发起反击，楚国不但不能继续扩张，反而丢失了许多已经占领的土地。田氏家族在齐国的统治稳定下来以后，也发兵把原属莒国的土地给夺取过去，楚国雄心勃勃的向北扩张计划又一次被迫中止了。

在那之后，吴起率领的楚军，曾经在刚平之战中重创魏国，徐州相王和五国相王期间，楚国也分别击败过齐国和魏国，但这些偶尔的强势表现总显得不够持久，也不如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地位那么突出。战国时期，虽然楚国拥有各国中最为广阔的领土疆域，它的表现却比不上春秋时期，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讲到，进入春秋时期后气候就开始变暖，楚国对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过程相应的变慢了，但它通过吞并很多北方小国弥补了损失。到了春秋战国之交，气温可能还在略微升高，竺可桢认为，那个时候北方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摄氏度以上，山东地区的气温和现在的上海一样，而且这样的温暖气候一直保持了下去，直到秦汉时期，也就是说，进入战国后，楚国内部开发的困难形势一直在延续甚至可能更难了。

当时北方的土地大多数已经被七雄级别的大国所占据，可供楚国进行扩张的小国越来越少，剩下的小国主要是泗上十二诸侯，而泗上十二诸侯是齐国的缓冲国。楚国知道，齐国不会容忍楚国灭掉这些缓冲国，就象楚国灭掉莒国后所发生的那样，齐国会进行反击。楚国自己也意识到，在地图上抹掉这些缓冲国对楚国的外部战略来说未必是好事。正因为有缓冲国的存在，齐楚关系才没有发展到楚国和韩魏之间的关系一样恶劣。楚国和韩魏之间经常你来我往，打的不可开交，矛盾越来越深。不打仗的时候，楚国也必须时刻在北方和韩魏两个国家接壤的漫长边境线上布置大量兵力进行防守。如果和强国齐国之间也没有了缓冲国，同样的出现大段直接对峙，容易引发冲突的边境线，楚国将不堪重负。

战国时代，楚国的领土只有一次比较大的增长，它于前306年灭掉越国，不过灭掉越国并没有挽救楚国，把它拉出不断下滑的轨道。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总是不安分，总是在想方设法的对外扩张呢？因为它为了维持自己的强国地位，必须赶上北方国家国力不停顿发展的步伐。气候变暖对南方的楚国不利，但对黄河流域的国家却完全是个好消息。原本在西周时期干冷的气候，在温度增高3摄氏度以后，变的温暖湿润，这种气候环境条件，刚刚好适合黄河流域发展农业生产。


另外，这个时代的农业技术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根据杨宽的战国史，主要有三个新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到关键促进作用。一是新的生产工具--铁制工具的运用；二是推广了牛拉耕犁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三是输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冬小麦。三个新技术和新品种都是从西亚地区引进的，在春秋时期开始得到应用，在战国时期普及到北方各地。

楚国的不幸之处在于，它不能象北方国家一样，从这些技术进步中获得足够好处。长江流域进行农业开发，必须先从茂密的森林中开辟出农田，砍倒大量树木。当时的南方地区气候过于炎热潮湿，树木在这种环境下总是长的又快又粗又壮，即使农民们手上有了铁制工具，砍伐这样的大树也是很困难，很费力的，而且光砍掉地面上的树干还不够，还需要把地下同样生长的又粗又深的根系给挖出来。长江流域的树木含水量很高，象北方那样放火烧林也是不可行的，只能老老实实，一棵棵的处理，这些事情做完后，才能开始在土地上进行播种耕作。

同一时期，北方各国的农民手上普遍有了铁制的金属工具以后，由于当地的树木远没有长江流域那么高大粗壮，生长迅速，他们开始了四处砍伐的运动。“孟子.告子上”中有一段描写：

孟子说：“牛山的树木曾经是很茂盛的，但是由于它在都市的郊外，经常遭到人们用斧子去砍伐，还能够保持茂盛吗？当然，山上的树木日日夜夜都在生长，雨水露珠也在滋润着，并非没有清枝嫩芽长出来，但随即又有人赶着羊去放牧，所以也就像这样光秃秃的了。人们看见它光秃秃的，便以为牛山从来也不曾有过高大的树木，这难道是这山的本性吗？即使在一些人身上也是如此，难道没仁义之心吗？”


按照孟子的说法，当时可以看到许多被人砍的光秃秃的山坡，以至于孟子用没有树木覆盖的山坡来类比缺乏道德的心灵。山坡上的土地难以引水灌溉，以当时的技术是不能用做农业用地的，这里的树木都被砍光了，那些能够用来作为农业用地的，平地上的树林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情景，黄河流域的大平原上，沃野千里，阡陌纵横，各家各户乃至各国的田地互相邻接，这种情景在长江流域是绝对看不到的。有赖于铁器的普及应用，大量新的农田被开辟出来，魏国的‘尽地力之教’政策，秦国的‘全民耕战’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物质基础上。

第二项新技术，牛拉耕犁也很重要，牛拉耕犁技术的本质是用畜力节省和代替人力，这一技术推广开以后，一户农民能够耕种比以前多的多的土地，农业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了。

不过，牛拉耕犁技术适合于在黄河冲积平原那样，大片的，平整的，形状规则的土地上使用。长江流域水系密布，到处都是河流，湖泊，沼泽，比如，楚国著名的云梦泽，就是一块面积非常广阔的沼泽地。即使经过几千年的农业开发后，现在长江边上一些地方仍然称的上是水网地带，不难想象古代水系的覆盖范围有多么大。在河流，湖泊，沼泽的中间才是茂密丛林，农民们辛辛苦苦的在丛林里披荆斩棘，之后开辟出水稻田，这些田地也多半是小块的，零星的，不规则的，牛耕技术在这种条件下意义并不大。

至于最后一项重要技术，冬小麦的引进，对长江流域来说就更没有用了，这里种的是水稻 ，不是麦子。战国时期的年均温度比现在要高3摄氏度以上，一年中的作物生长期比现在多40到50天，也就是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当时黄河流域刚好可以做到一年两熟，种两季谷物，冬春种一季小麦，夏秋种一季粟，而现在黄河流域只能一年收获一季谷物。所以，冬小麦这一新引进的农作物品种，在战国时期能够让谷物产量增加几乎一倍，意义重大，在现代却发挥不出什么作用，也不被人重视。


铁制工具的普及使得大量田野被开辟出来，有了牛耕技术的帮忙农民们工作效率大增，冬小麦的引进造成谷物产量翻倍，再加上在温暖湿润的有利气候条件下，各种农作物都生长良好，这些好消息加在一起，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战国时期，北方各国的农业生产总体来说是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进步。在古代，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是由它的农作物收成所能养活的人数来决定的，农业也是所有其他经济部门的基础，农业产量显著增加以后，整个国家就会随之呈现出人口繁衍增多，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壮大的景象。

这些新技术里只有铁制工具对楚国比较有用，但铁制工具的使用又被南方气候变的炎热潮湿这一不利因素很快抵消了。相比黄河流域的大踏步前进，长江流域的开发进程处于缓慢甚至部分停滞的状态，楚国发现自己越来越赶不上北方国家实力增长的步伐。楚国如果还想维持顶级强国的地位，就只能朝外部扩张，（显然，最好的扩张方向是在北方）吞并其他国家，把别人的人口和财富变成自己的，但是进入战国时期以后能够被吞并的弱小国家越来越少，各地都只剩下一些难以对付的强国，这个办法渐渐的行不通了，所以，楚国也就逐渐的衰落下去。

一直到汉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里，这种对北方有利，对南方不利的高温气候都还在延续。汉朝初年有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有害的气候会让居住在南方的每个人少活好几年。贾谊被任命为长沙傅以后，还很年轻的他马上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死在那边，从此回不了北方了。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增长到6000万的顶峰，出现人多地少的情况，并且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当时曾经发生过一次就有多达几十万流民涌入都城长安，寻找食物的事件。这么多失去土地的流民，却没有官员主张把他们安置在空旷的南方，可见那个时代南方气候恶劣的名声有多么深入人心。

到了东汉时期，气温开始一点点的下降，但东汉的大部分时期里气候仍然足够温暖，直到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气候才真正变的寒冷。曹操在铜雀台种桔,但由于北方天气变冷，所种之桔只开花不结果，这预示着中国新一轮寒冷天气的来临。公元225年曹丕挥师渡过封冻的淮河,这震惊了东吴，因为当时人们的记忆中,淮河一直没有结过冰。实际上，我认为淮河在1000年前，西周时期应该是结过冰的，因为西周寒冷期里汉水和长江都有曾经结冰的史料记载，不过那个时代统治淮河地区的是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淮夷，他们当然没有能力同样的把这一情况给记载下来。


从三国时代开始，公元200-600年，是一个类似于西周寒冷期的魏晋南北朝寒冷期，据估计当时年均温度比现代要低1-2摄氏度，也就是说，和战国时期的温度差达到4-5摄氏度。所以，这400年里我们看到的是和战国时期相反，但和西周时期很象的历史走势。黄河流域农作物减产，生产萎缩，经济凋敝，人口减少，整个社会发展水平都在倒退。同时，逃避严寒的游牧民族纷纷涌入中原地带，当时的游牧民族被统称为五胡，五胡中的羌族，氐族从西方而来，属于西戎，匈奴，鲜卑，羯从北方而来，属于北狄，趁着汉族政权的内乱，这些游牧民族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取代汉族统治了华北地区。

而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已经停滞很久的开发进程在这一时期重新获得动力。如果说西周是长江流域的第一轮开发期，魏晋南北朝就是第二轮开发期，气候变冷抑制了森林和灌木的生长，手握铁制工具的农民们终于发现他们可以较为轻松的砍倒树木，把森林改造成农田了。

和北方相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各地，新的农田不断被开辟出来，农业产量增加，人口密度上升，经济获得持续发展，以南方为基地的国家实力壮大，甚至可以和统一了北方的国家长期抗衡。

公元200-600年的寒冷期结束后，公元600-1000年间，进入一个相对温暖期，气温又升高了，但并没有达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那么高。也就是说，气候既不太热也不太冷，处于中间阶段，很难说对南方和北方哪个更有利。这400年里南方的开发还在继续，比如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还有唐末五代时期，为了躲避军阀混战的战火，一批批的北方居民迁徙到长江以南地区。一直到五代结束，宋朝建立的时候，长江领域的开发过程才基本完成。

战国时代的著作《禹贡》当中，根据天下九州的土壤肥沃程度，分成九个等级，其中，长江流域的荆州和扬州，列入下中和下下等，也就是最差的两等。其实，这是因为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气候不适应战国时代所流行的那些农业技术和品种，让人觉得收成不好，土壤不肥沃。公平讲，长江流域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这个区域后来成为了中国的粮仓。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出来种水稻以后，同样面积土地上的作物产量一般比黄河流域高许多。但是长江流域茂密的森林地带，其起步阶段开发难度要比黄河流域高的多，而且水稻种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人口参与。所以，一直从三国持续到宋朝建国，在比较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用了长达800年的时间后，我们才能有把握的下结论说，当地的土地已经被完全开发出来了。


难度如此之高，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依赖内部开发的办法和北方国家抗衡是不现实的，它努力的对外扩张，目的只是尽量维持自己现在占据的大国地位。

战国历史给人们一个奇特的总体印象：尽管不断发生各种人员死伤无数，物资破坏严重的战争，但总人口仍然在不断增加，经济发达，工商业繁荣，思想文化活跃，社会各方面都在持续的获得进步，似乎孟子所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惨烈战争，对历史发展没有产生什么负面作用，反而有促进作用。其实，如果当时没有坚强的，历史上少见的农业生产大发展作为基础，这一切都是谈不上的。楚国在这一农业生产大发展进程中分享的好处比较少，所以，尽管大家觉得楚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实力和底蕴应该比较深厚，但它的复原能力却比不上北方国家。

战国时代的发展重心在黄河流域，在北方，我们可以因此产生一个推论：楚国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应该位于最靠近黄河流域，最靠近北方的地区。是不是这样呢？是的。南阳盆地是楚国的经济中心，盆地中的宛和邓是楚国最有名的工商业城市，而南阳盆地在楚都郢的北面，紧邻着北方邻国韩国和魏国，因此楚国修了一道‘楚方城’防线来专门保护南阳盆地。前279-278年的鄢郢之战后，楚都郢所在地区被秦国白起占领，楚国被迫向东方撤离。它把新都城设在陈，陈是以前陈国的都城，从地图上看，这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因为离楚国的北部边境线很近，而且周围都是平原，无险可守。后来，到了楚国最终灭亡的前夕，由于受到秦军的直接威胁，它又把都城迁到寿春，淮河北岸的一个城市。

为什么楚国始终不愿意象以前的吴国和越国一样，把都城设在长江以南呢？这里有江淮之间水网地带和长江天险的保护，明显比淮河以北的城市安全系数高的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政权主要就是靠这条防线抵御北方异族政权的军队南下，而且取得了很好效果。这是因为楚国的人口密集区和经济最发达地区在北方，淮河以北一旦丢失，楚国剩下的实力就很弱了，即使有自然天险的保卫，也没有多大意义。


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建立起新楚国，他决定把都城设在彭城。从地图上看，彭城的地理形势和陈差不多，也是靠近楚国的北部边境线，无险可守。郢都曾经是楚国几百年的著名都城，一度聚集起不少人口，但楚国迁都以后，郢很快就成为了长江边上一个被人遗忘的普通城市，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楚国人建议把都城迁回这里的，这个和当地过于炎热的气候应该是有关系的。

李清照诗云：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杜牧的诗‘题乌江亭’是这么说的：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和李清照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诸朝划江而治的历史，李清照生活的时代，南宋和金朝进入南北对峙的状态，所以他们认为如果项羽肯过江东，‘卷土重来’是有可能的。我不这样认为，时代不同会造成客观条件的巨大差异。楚汉战争时期，南方的实力远不能同经过长期开发的后代相比。项羽从江东出发渡江北上，向秦国发动复仇战争，他带了八千子弟兵，这个数目并不大，说明当时江东地区的人口有限。也许江东子弟确实是‘才俊’，但垓下之战失败后，项羽只依靠江东这个地区和刘邦动辄数十万的军队相抗衡，实力对比太悬殊了，不要说卷土重来，就是项羽建立的政权不被很快打垮的希望都很渺茫。

越国和楚国一样位于长江流域，春秋末期灭掉吴国后，它曾经称霸一时，拥有的国土面积比战国七雄中的大多数国家都要大，条件看起来也是不错的。但是进入战国后，它发觉自己越来越赶不上北方国家发展的步伐，实力差距被拉开，直到被楚国吞并为止，它都一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所以越国没能跻身于七雄国家的名单之中。

第二个难题：贵族政治的羁绊。

楚国的政治被庞大的贵族势力控制，因而在战国时期没有能够模仿许多北方国家，实行成功的变法革新。著名的吴起变法，在贵族势力的猛烈反对下被迫半途而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楚国的贵族为什么会这么强大，这么的积重难反？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上文所说的第一个难题一样，需要从久远的过去谈起。

平王东迁，西周灭亡，春秋诸侯争霸的大幕开启。失去中央权力的约束后，中国境内为数众多的国家开始了互相混战，互相吞并的过程。这些国家具体有多少呢？一般认为有160-170多个。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把超过160个国家的国名，地点，灭亡过程都一一列举了出来，比较可靠，那就姑且当是160多个吧。而在这160多个国家里，就有60多个是被楚国灭亡然后吞并的，在所有国家中，楚国号称小国杀手，被它吞并的国家数目最多。那么，为什么楚国能够顺利地吞并这么多国家，仅仅是依靠它强大的军事力量吗？


还有一个因素也很重要，对于所灭的国家，楚国实行了一种相对宽容，怀柔的政策。某个国家被打败灭亡后，在巩固新占领区的时候，楚国通常的做法，不是干脆的把原先统治这个国家的贵族阶层都杀掉，而是把他们分开，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作为补偿，楚国会在迁移到的地方给这些贵族家庭提供一块新的封地，封地里耕种的农民也被划分给新来的贵族管理。另外，楚国还‘灭国不绝祀’，允许这些贵族继续使用原来的礼仪和器具，高规格的祭祀他们的祖先。

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在亡国过程中，当地贵族们受到的实际利益损失并不大。而且春秋时期各国混战非常凶险，做强大楚国的一个国内贵族，可能比做一个弱小国家的统治阶层安全性更高一些。获得这个好处，付出少一点封地，少一点属民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和其他地方一样，楚国的贵族们经常为了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争斗不休，但亡国贵族为了独立，为了复国的目的而奋起抗争的事情，在楚国发生的并不多。其他小国面对楚国进攻的时候，往往也不会拼死抵抗。这就是楚国吞并众多小国一直显得比较顺利的原因。

被迁走的亡国贵族得到了优厚待遇，对于留在当地的普通民众，楚国也采取了相对温和的不干涉政策，允许他们继续维持本国固有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思想信仰，生活方式，个人财富等，总之，几乎所有的传统都可以保留下去。我举个例子，鲁国在前256年被楚国所灭，前202年，50多年过去了，刘邦打败项羽后来到鲁地，看到的景象仍然是“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当地人的生活除了上层统治阶级换了一批人以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变。刘邦是楚人，我估计他后来实行的‘无为而治’政策就是从楚国的政策中得到了灵感。

由于怀柔和不干涉政策，楚国和被征服国家的上层贵族和下层平民之间的敌对情绪大大的减轻，这对楚国非常重要，因为被征服国家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加起来，在楚国内部占有相当大比例，不这样做国家长期的内部统一和安定很难得到保证。但是，这些政策长期执行下来也有一个负作用，随着被楚国灭掉的国家越来越多，各地的贵族人数也积累的越来越多，他们不断繁衍生息，壮大家族，而且互相拉帮结派，把持权力，势力越来越强大，威胁到楚国中央的统一控制权。

楚国政府的应对方法，是加强王室贵族阶层的权力，和地方上的异姓贵族阶层相抗衡，防止异姓贵族的权力过分膨胀。我们看到的具体做法，是把中央政府中关键性的重要职位，都交由王室贵族来掌握。比如，楚国地位最高，相当于其他国家丞相的官职-令尹，一般都是由楚王的亲生儿子来担任的。结果，楚国的中央政府看起来很象一个家族政权。


众所周知，楚国是各国当中最早实行县制的国家。为什么楚国会首先想到实行县制呢？因为它几乎不停歇的在北方边境线上和其他国家展开战争，为了应付常年的对外战争，还有日常防御的需要，楚国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必须部署在北方边境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通常离都城，离中央政府的距离较远。如果这些边境地区的官员职位和其他地方一样，控制在世袭的贵族大家庭手里，那这些贵族会拥有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实力，很快就会形成对中央政府的现实威胁。


楚国设置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军力强大的边境地区拥兵自立，脱离中央控制的情况。按照规定，县大多设在重兵集结，比较富裕的北方边境，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单位。县的最高长官叫做县公，这个明显有很大权力的职位，由楚王直接任命，而且可以被楚王随时免职和更换。在实际操作当中被任命为县公的人选，通常都是和楚王血缘关系比较近，得到他信任的王室贵族成员。


县的设立，导致一些重要边境地区被楚国王族直接掌控，不仅遏制住了当地的反叛和离心倾向，而且反过来把这些地区变成了王族的权力基地。再加上中央政府中的权力，王族就可以匹敌甚至压倒异姓贵族扎根在各地的庞大势力，维持住自己的优越地位。


简单的说，楚国的办法就是通过扶持王室贵族来制衡异姓贵族。两方都是贵族，所以长期下来，楚国的贵族势力无所不在，根深蒂固，积重难反。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个保守，自私，没前途的办法，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它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不能完全否定。楚国的中央政权一直都没有被异姓贵族推翻，这一点至少比三家分晋的晋国，田氏代齐的齐国要强。早在战国初期，统治晋国的姬姓家族就被韩，赵，魏三家取代，统治齐国的姜姓家族被田氏取代，比起他们，楚国王族的命运显然要好的多。

既然郡县是新形式的行政单位，那么为什么楚国不象后世那样，为了预防贵族势力坐大，用职业官僚来管理郡县呢?因为春秋时期官僚阶层还没有出现。官僚作为行政官员，他们至少应该有熟练阅读公文的能力，中国的文字很复杂，比较难学，要达到熟练阅读公文的程度必须先接受相当一段时间的专门教育，这笔教育费用不是普通人能够负担的起的。春秋时期在贵族之外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基本上只有贵族能够担任官员。当然，偶尔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我们看到一些非贵族出身的人被任用，比如齐国的管仲，但他们只是个别的官僚，人数极少，还称不上一个官僚阶层。


春秋后期，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开始在平民阶层中推广教育，打破了贵族垄断知识文化的局面，这是中国官僚阶层出现的标志。孔子之后，慢慢的，有越来越多出身平民的人接受过足够教育，这样，国君就可以从他们当中选拔出各级官员，构成一个官僚阶层。


中国的第一个主要由官僚来治理的国家，很大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主要由官僚来治理的国家，是战国初期魏文侯统治下的魏国。在那之前的中国和世界各国，各级政府官员们大多数都是由本身就是贵族的人担任的，即使时间最接近的亚述和波斯帝国也没有脱离这个基本模式，和前面所讲楚国的情形大同小异，没有本质区别。从魏文侯时期开始，贵族掌权的局面才开始被颠倒过来。在魏文侯的政府当中，平民出身的官僚人数和他们掌握的权力明显超过了贵族的人数和他们手里的权力。


既然很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贵族官员无足轻重，由官僚来治理的国家，魏文侯进行的制度改革，其意义无疑极其巨大，不容低估。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魏文侯时期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当时中国受过教育的平民人数还不够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开设了河西学派，利用国家的力量普及教育，用儒家书籍做教材，培养后备官员，河西学派中毕业的学员，加上从其他途径受教育的平民中选拔的官员，足以填补魏国各级政府部门的空缺，排挤走贵族。

一个政治势力从来不会自动退出权力舞台，魏文侯还在位的时候贵族阶层和平民出身的官僚之间的冲突就已经表现出来。有一次，镇守中山的太子击（后来的魏武侯）回国述职，在朝歌遇到儒家学者田子方，由于魏文侯非常敬重田子方，太子也避让于路旁，并下车向田子方敬礼。田子方乘于车上，傲然而过，不予答礼。子击对此十分气愤，大声说：“是富贵者有资格傲慢看不起人，还是贫贱者有资格傲慢看不起人?”言下之意：你田子方不过是个贫贱者而已。


田子方回答说：“真正有资格可以傲慢看不起人的，只能是贫贱者。富贵者怎么敢傲然待人呢?一国之君如果傲然待人，就会失去人心，国家必定不保；大夫如傲然待人，就会失去支持，引起家臣作乱，导致祖业毁弃。这方面的例子已比比皆是。反观贫贱者，无家无业，四海飘泊，言语不见用，处境不合心，就可一走了之，如脱鞋一样。贫贱者难道还怕失去贫贱不成?”


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是田子方的无礼所引起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他们说的话，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冲突来源于各自迥然不同的出身，这是一个长期的，深刻的矛盾冲突，只要太子还秉持着传统观念，认为贫贱者也就是平民官僚的地位理所应当的居于富贵者，也就是贵族之下，双方的关系就不可能调和。贵族阶层当然不会心甘情愿的看着自己地位下降，利益被剥夺，他们心中早就充满着怨愤。魏文侯在位的几十年里，隐藏着的深层次矛盾冲突一直都存在，这件事不过是偶尔浮出水面，让外人可以直接看到的矛盾而已。


从这个故事还可以看出，魏武侯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已经站在贵族这一边，平民官僚的前景不妙。确实，魏武侯即位以后，从儒学教育中选拔出来的平民官僚开始一个个被排挤走，贵族出身的公孙座坐上了丞相的位置，而且一坐就是20多年（前387-361年），直到魏惠王初期，那个时候他的辈分比魏惠王要高，所以改称公叔座了。

魏文侯任用的重要官员中，贵族们唯一想留下的人是吴起，但是他们有个条件，吴起需要娶魏武侯的一个女儿为妻，用联姻的方式加入贵族家庭。吴起拒绝了这个条件，所以他也只好离开魏国。


后来，吴起来到楚国推行魏国式的变法，在这里他同样遇到贵族势力的阻挡。魏国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国家，贵族的根基还不够深，所以，魏文侯可以找一批人来代替他们，然后依靠这批人推行各种变法措施。比起魏国，楚国的贵族根基更为牢固，影响更为广泛，他们几乎把持着国家所有的权力。在楚国，支持吴起的人只有一个楚王，推行变法措施的时候他不得不依靠各级贵族官员，而这些变法措施实际上却是违背贵族利益的，当然吴起不可避免的遭到最终失败，同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么，魏文侯的官僚制度改革的成果，是否完全在贵族集团势力的反扑中丧失了呢？还不至于。因为魏文侯去世时，各级政府部门里已经到处充斥着大量平民官僚，要把他们全部清洗掉打击面太广泛，很可能会引起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和混乱，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一代价是魏国付不起的。贵族们重新回来了，但是他们现在能做到的只是尽量掌握一些最重要，最关键的权力岗位，操控国家的大政方针，完全逆转魏文侯的改革方向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


还有一个因素也制约着贵族膨胀的野心，那就是他们重新掌权后表现出来的政绩，实在是不怎么好。从三家分晋，魏国建国以来，它一直都发展的比较顺利，威风八面，号称天下第一强国。公叔座在前387年当上丞相，这个时候魏文侯时期重用的官员基本上都已经被赶走，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前383-380年，发生刚平之战，魏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遭遇重大挫折和损失，并且战后魏国丢失了整个中山国的大片领土，这场战争也标志着魏国领导的三晋联盟内部矛盾开始恶化。作为魏国权力最大官员的公叔座，想来他应该为军事和外交失利负上一些责任。


魏武侯在继承人问题上做了一个诡异的安排，他不设立太子，并且让两个儿子的权力和地位一样高，这是一个潜藏着危机的安排。前370年，魏武侯逝世，他的两个儿子公仲缓和公子莹争夺君位，互不相让，魏国政府陷入瘫痪状态。赵、韩两国乘机举兵干涉，控制了大局。赵国企图杀死公子莹，割取一些魏国土地；而韩国企图把魏国分成两个部分，分别由赵、韩控制。两国意见不一，产生冲突，韩国独自退兵，公子莹得以喘过气来，打败赵国和公仲缓的军队，内乱延续一年后，他继立为国君，就是魏惠王。公叔座身为魏国最高官员，前朝重臣，同时又是国君的近亲，他既没有规劝魏武侯，把内乱消弭于萌芽之中，又不能在内乱发生后尽量减少其危害，在这场如果不是运气好，魏国有可能会亡国的灾祸过程中，没看到他发挥什么有益作用。


前366年，韩魏联军在洛阴被秦献公派出的秦军打败。


前364年，秦军突入河东，在离安邑不远的石门地区击败魏军，斩首六万，这是魏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一场战役中损失这样大数量的军队。赵国跑来援助，和魏军一起让秦国退兵。


前363年，秦军进攻少梁，魏军和赵军一起击退秦军。


前362年，三晋内部突然爆发战争，公叔座亲自率领魏军击败韩、赵联军。公叔座在庆功仪式上对魏惠王说，魏军的胜利不是自己指挥水平高造成的，应该归功于吴起当初训练的好。在连串失败后，稍微转运的公叔座不敢居功，他开始公开改变对吴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