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行政的诱因就不多做赘述了，有关共和行政两种说法， 目前教科书式主流说法是周公召公共同主政，另外一种说法是共伯和代行王政。
先说说我对第一种观点的看法，周公召共共同主政这一说法最早的史料记载仅仅是在史记周本纪中，其他史料有此说法的也都是后世资料，其引据的源头只能到史记这里。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周公召公共同主政这个说法算是孤证了，按史料辨析的标准属于孤证不立。 我个人也不太倾向于此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最有优势的地方是其逻辑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为毕竟周公召公两脉是从西周立国之初就一直担任辅政，周公召公二脉是长期主管周室王畿之内大权的，况且第一代周公也确实在周成王初年代行过王政，王畿内的国人发生了暴动理论上也只有周公召公能镇得住场子，所以从逻辑上和可操作合理性上此说法完全站得住脚跟，司马迁采用这一说法也是有理由的。


第二种说法 是由一位“共伯和”代行王政。此说法乍一看很不能让人信服，但是我们在思考先秦历史的时候要注意，先秦史料特别是西周的材料少之又少，按正常的思维 周公召公德高望重且长期手握重权，但是我们对那段时期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无法知道具体其中某十几年甚至几年中具体的政治生态形式，所以我们不能以仅有的思维惯性去做出对当时具体的历史走向的判断。接下来列举一些共伯和此说法的史料。
《竹书纪年》 里有记载 共国之伯名和，行天子政 。
《庄子 让王》“许由娱於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西晋司马彪注：“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
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和即干王位。”
《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慎人》：“许由虞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高诱注：“共，国；伯，爵也。弃其国，隐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
《吕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书中载:“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此处虽没有说共伯和，但有诸侯释位 以间王政的说法）

这几个材料中皆有共伯和行王政的记载。 但是共伯和到底是什么人到目前都不太清除，一般的说法是共国一个名叫和的国君，共地 共城确实有 在现在河南省辉县市 。共地本就紧挨着卫国《史记正义》引《鲁连子》云“共伯复归国于卫也”根据这条记录，目前有人认为共城其实是卫国城邑。因此也有说共伯和其实是卫武公姬和的说法，
卫国都城当时在朝歌，紧邻共地，共地为卫国城邑也算合理推断，近代以来,多有学者支持此说。然而此说成立的困难之处也十分明显,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卫武公去世时间为公元前758年,相隔83年,跨度之大超出古人的正常寿命。若认可《年表》的记载,则很难解释这一巨大的时间跨度。不过史书确载卫武公年寿特高,似乎又为解释这一问题留下了空间。如《国语·楚语上》载:“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据此可知卫武公年寿在95以上,甚至很可能到百岁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顾颉刚读书笔记》“共和”条中提出,如卫武公高寿至百岁,则共和元年卫武公已经成年,青年鞭笞一世并非不可能,项羽、李世民皆如此。顾先生以降,持此说的学者不少,
从目前的材料看,共伯和为卫武公之说似乎确有不少证据,又有一些难以解释的逻辑困难。要坐实此说,还需合理解释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认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共和行政在前841年开始,持续了14年,在前828年就已结束。而卫武公元年为前812年,比共和行政结束的前828年还晚十余年。也就是说,如果共伯和是卫武公,在他进入周王朝代行王政之时,他只是卫国的公子。不能算是“诸侯”。而且,从情理上讲,在礼法等级森严的西周,在国人暴动的混乱情势下,即使需要外服力量进入王室平定局面,也应当是大国诸侯才有资格有能力承担,诸侯之公子恐怕在名分和实力上都不具备直接干预王朝政治的可能。
所以《鲁连子》里说“共伯复归国于卫也”应该不是说共是卫国城邑的意思 因为《鲁连子》,是战国的诸子书籍。其所载“共伯复归国于卫”的“卫”,当是战国的地域概念。即此“卫”非西周晚期的卫国,而是战国时人认识中的卫地
。战国时人头脑中的卫地,应当是春秋以后卫国疆域的大致范围。而这片区域在西周晚期并非都归属于卫国,《左传》隐公七年杜注云:“凡,国……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由此知凡国与共地相近。共在春秋早期已属于卫国,但此时凡国仍然存在,而且与卫国的疆土呈毗邻交错之态。
也就是说,在战国时卫地的范围内,上溯至西周晚期,是卫、凡并存的状态。如果依据《鲁连子》的材料判断西周晚期的共伯和只能是卫国人,就过于武断了。

那么现在排除了共伯和是卫武公姬和的可能性后。我们可以认为共伯和确实是古共国的一个叫和的国君。据出土的清华简系年记载：“，厉王大虐于周，卿李（士）、诸正、万民弗刃（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宗）。
按史学界原则出土文物记载的要比单纯后世史料记载更可靠，况且还有竹书纪年 鲁仲子 庄子 吕氏春秋等史料的互证，共伯和代行王政（且共伯是共国国君而非卫武公）这一说法目前在证据链上是很靠谱的。那么共伯和这个人凭什么就能比周公召公的优先级都要高可以代行王政呢？ 有几个文物记载也许可以拿来大胆的推测一下

按时间顺序来讲
文物【元年师兑簋】：“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周，各康庙，即立，同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尹册令师兑：足师和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在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师和父”。“师”，应该为官职名“和”，为人名“父”，是周时对人的尊称，类似于“阁下”“殿下”等等。“师和父”之称，还可见于《三年师兑簋》等等铜器铭文。以上这些铜器，经郭沫若先生认定，都属厉王时期。这时，师和父任王官时间不长，因此只担任管理左右走马的师氏之职。“师和父”与“共伯和”同名，又同属一个时代，而二者为同一人是有很大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在周厉王刚刚上台后不久，共伯和就被提拔至周室来做官了。
文物【师厘簋】：“师和父乍厘叔市，巩告于王。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各于大室，即位。宰琱生内右师厘。王乎尹氏册命师厘。王若曰：‘师厘，在昔先王小学，女敏可使，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少辅，今惟踵就乃令。令女司乃祖旧官少辅暨鼓钟。易女权市、金黄、攸勒，用事。”从铭文中知，“王”命师厘为“少辅”。虽然这次是对师厘的任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师厘”的推荐人不正是“师和父”《师厘簋》是铸于在周厉王十一年。周厉王在这年已经把为王室选拔和推荐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利交给了“师和父”，这无疑是周厉王对“师和父”的莫大信任。“师和父”在周王室政治地位稳步上升
文物【师毁簋】：“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毁，乃祖考又劳于我家，女有隹小子，余令女尸我家，耤司我东扁西扁仆驭、百工、牧、臣、妾，东裁内外，毋敢否善。……毁拜顿首，对扬皇君休。……”根据铭文上的干支月相，晁福林先生把《师毁簋》定为共和元年时器。 此铜器铭文中，出现了“伯和父”的称谓（铸造时间为共和元年，称呼是”伯和父”基本上已经可以判断此明文中的伯和父即是史料中的“共伯和”），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伯和父”训话时，居然用“若曰”二字“若曰”，周朝《尚书》之类文献中，多用于周王对大臣的训话。唯一的例外，就是在记载周公旦时，是用“若曰”昔日周公旦担任摄政但实际上也是代行王政，如今，共伯和训话时竟然也用上了“若曰”二字，他的地位在此时必然也是基本上可以等同与当年的周公旦了，由次可见此处明文记载中的伯和父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已经开始代行王政的“共伯和”。
以上这些铜器铭文中的“伯和父”、“师和父”，再加上史籍中出现的“共伯和”，是处于同一个时代，而且名字都相同，应该都是同指一人，而且基本可以推断为史料所说的“共伯和”
《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师厘簋》、《师毁簋》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下来，共伯和在周王室朝堂内地位的上升轨迹就已清晰可见了。

接下来 重头戏到了！ 因为我要大胆推测讲故事了，本吧吧友前辈再论秦的《战国秘史终极对决》就是此类优秀作品，再次向大神前辈致敬！

接下来我就大胆的猜测一下完整的故事。
周厉王继位后其实当时周室已经开始陷入窘境，财政枯竭 周室力量大大被削弱，此时的周厉王为了挽回周室颓势就要想办法搞改革，事实上后世说周厉王是暴君但从周厉王做的种种事情看来客观上他是想削弱既得利益贵族的权利增加周氏收入增强周室力量但同时也触动了国人阶层的利益。
合理推测一下，周厉王继位后想搞改革，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但朝堂上基本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就贵族，在人事上他是需要提拔扶持自己的力量，朝堂贵族多半都是畿内贵族集团，周厉王就想要从外封的诸侯中选拔自己的人才，因为当时外部诸侯跟周室还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周厉王要对付畿内诸侯 任用外部诸侯来朝为卿士是非常合适的，况且外封诸侯入朝为卿在当时是非常有面子的，自然会有大把愿意来的人选。
最终周厉王选中了共国国君“和” 从元年师兑簋铸造时间和明文内容来看，共伯和在周厉王继位初年被召入朝内任职，到师厘簋铭文 周厉王十一年，这时的共伯和已经被赋予了官员举荐权，这是周厉王改革的重要一步，要搞改革动畿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就不能继续用现有官员，逐渐更换官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从外部诸侯挑选几个自己看中的人物做官，循序渐进运营了11年 当自己任命的“共伯和”已经站稳脚跟有了足够的名望后将官员举荐权交给了他。
这是周厉王改革中继位重要的一部，想办法让自己的人获得官员举荐权而逐步更换官吏体系的血液，而不是自己直接任免官员，这样最大的好处是自己不会直接被反对力量的矛头所指。从周厉王十一年开始可能延续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周厉王都在逐步的将既得利益官员大换血。推测到周厉王三十年左右 周厉王感觉时机已经成熟，开始落地实施了他自己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同时触动了国人的利益，比如山泽公共资源收归国有，造成了国人的愤怒，此时推测被换血换掉的既得利益官员虽然可能没了官职但是仍然有非常牢固的封地势力，眼见改革要动自己的蛋糕，很有可能与国人阶级联合声讨周厉王。
而我们的主角共伯和，我再次大胆推测一下，他也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这次触动了畿内旧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 国人阶层也被热闹了（这里没有洗白周厉王的意图，可能周厉王改革措施落具体落地执行期间确实有暴政现象），这就等于是动摇了周室根基眼瞅着快包不住了。此时的共伯和可能也有了自己的盘算。 假如之前 周厉王为了顺利推行改革挑选外部有能力的诸侯入朝为官且逐渐给予其官员举荐权用以逐步更换官员系统血液 这个推论是成立的，那么目前朝堂上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多数）官员至少明面上都是“共伯和”培养举荐出来的，换句话说 周厉王为了改革培养了自己的官员团队 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让共伯和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在这个旧贵族激烈反对 国人愤怒反抗的时候，这批为了改革新换上的官员心里不打鼓是不可能的，而共伯和此时已经是这批官员的领袖，他的意志会直接左右目前这一代朝堂官员的立场。我们再再次以比较阴谋论的心理大胆推测这个时候的共伯和的想法，此时的他看到的除了危机，更可能是机遇，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对国人和旧贵族的起事，共伯和为首的官员们很可能直接倒戈了 或是挟持或是囚禁了周厉王 最后交出周厉王以给反对改革的国人与贵族一个交代，最终三方一致将周厉王驱逐。
我之所以判断共伯和是某窜而非真正替天行道行正义之事的一个原因是，据记载周厉王被驱逐后，他儿子差点也被宰了，假设这事是以共伯和为首的倒戈官员煽动联合部分国人干的 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因为历来政治起事都有这样一个逻辑
如后世明英宗夺门复辟后，徐有贞在明英宗面前力主要杀于谦，起初明英宗犹豫，但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不立” 这期间包含的政治逻辑就是：明景泰帝在明英宗被俘后已经继位大统八年之久，朱祁镇再夺门是不是等于篡夺大统？所以要从根上把于谦拥立景泰帝这件事彻底打到反动的错误的一面才能反过来解释自己夺门的合理性，所以杀于谦是明英宗政治合理性上必须要做的。 同理，共伯和为首的官员倒戈周厉王假设如果成立，从本质上说这是谋逆篡位行为，但这件事是建立在就贵族和国人打着推翻暴政的正义旗号上的事情，所以共伯和倒戈官员一方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正义性，就要将周厉王彻底打入绝对的反动面，不止要否掉周厉王，也要将周室天子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彻底否定掉，所以只否掉周厉王的正义合法性是不够的，只要天下还认周天子这个招牌自己那就是篡位谋逆，只有将周天子这个招牌也彻底打入非正义的对立面，才能自己洗白成自己是行正确且正义之事，正如明英宗夺门只能从根子上将于谦拥立景泰帝继位这件事彻底打成反动的不合法的自己夺门复辟才能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那么按这个逻辑，既然直接要把周天子这个招牌打成反动的不正义的，那么除掉前任天子的儿子的理由就合理了。 关于这个政治逻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的清楚，如果表达不清还请见谅。所以反推过来，如果以共伯和为首的倒戈官员煽动联合部分国人要啥周厉王儿子这个假设是存在的，那么其政治逻辑的原因就是为了自证自己正义，而必须将周室天子的牌子打入反面 进而杀掉周厉王儿子是必须也必要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假设的剧情，此时共伯和为首的倒戈官员煽动国民要杀周厉王的儿子。这个时候周室畿内的政治形式是这样的：旧贵族一方根基深厚势力很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推翻改革意图，国人一方因为自己的利益也加入推翻周厉王的暴动他们的目标只是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共伯和为首的倒戈后的前改革派官员集团此时的目标就需要揣摩了，从我上述的政治逻辑和他要杀周厉王儿子的行为中判断，共伯和这一方是有很大想要篡位的可能性的。因为经过周厉王二十年的布置可能大多数官员已经变成了周厉王为了改革而做准备的新晋官员，等于说这批倒戈官员现在是掌控了目前唯一合法政府系统的重要职位还有唯一合法政府的话语权，而共伯和是这批政府官员的首脑，很有可能他已经动了坐上天子之位的心思。现在国人一方的目标已达成，可以回家洗洗睡了。旧贵族一方的目的也达成了，驱逐了周厉王改革肯定是给推翻了，但是假设共伯和是想要窜天子位的，这个时候旧贵族一方就不答应了，他们虽然是造周厉王的反，但肯定不会造“周天子”的反，因为畿内利益集团多半都是周室的小宗，家臣，姻亲等等，改革只是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但周室要是玩儿完了他们直接就失去了自己地位的合法性，所以反对改革的旧贵族既与周室有矛盾，但更多的是与周室的互相依存。
另外我推测，周公召公应该也在反改革派旧贵族阵营中，旧贵族集团想要反周天子权威也只能请这两位出马才能压住场子，况且周公召公本身就是周室内部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形势他们只能反改革而绝不能反周天子的权威性，就如同清末维新派早先是改革派，但同样也是保皇派的道理。
共伯和有篡位的可能周公召公一干旧贵族打死都不可能同意，这也解释了召公用儿子换了周厉王的儿子。但是此时唯一合法政府的要职和发言权在共伯和一方。双方此后应该是展开了博弈，毕竟周室立朝已久不光畿内贵族还有外部诸侯特别是姬姓诸侯的合法权都依赖于周天子的合法性，共伯和一派虽然掌控政府机关但是与依赖于周室合法性的天下诸侯相比肯定是力量悬殊。
我推测最后周公召公旧贵族一方与共伯和倒戈新晋官员一方博弈的结果是：首先肯定是取消改革政策，彻底否定周厉王的执政措施乃至否定周厉王的王位，其次保障旧贵族和国人的权益不受侵犯。然后虽然驱逐了周厉王否定了周厉王，但是周天子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不能否认，天下还是周室的（博弈后的结果）
最后对外声明共伯和这个人不错，品德好能力高，且长期居要职，让他代行一部分王政回头再还政于周室天子。
所以博弈的最后结果是，推翻了改革的正确性，把周厉王打成了反动派（国人 旧贵族 共伯和为首倒戈官员 三方都加入了反叛暴动，如果周厉王不被打成反动派，那他们自己就是反动派了）但是保全了周天子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旧贵族乃至外部诸侯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性都依赖于周天子的合法性）
共伯和你想篡位的事儿咱大家都不说出去，我们旧贵族承认你行为的正义性，帮你洗白说你们是正义之举，你不是想当天子么，那你目前暂时可以代行部分天子职权 政事跟周公召公大家商量着来，但以后还要还政周厉王他儿子，但是你要敢把周天子这个招牌回了我们就跟你死磕。好了最后大家都是正义的回家洗洗睡吧。
最终变成了后世我们所知道的共和行政 共伯和代行王政这一说法。 共伯和面对危及又看到了机遇但最后还是没能抓住机遇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在政治的互相博弈妥协之后将自己的行为洗白，也形式了几年类似天子的职权，也算是个不错的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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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在辉县还有古共城遗址存留 城址平面略呈方形，四垣周长约5公里。现存城墙建于战国时期，距今有2300余年的历史，是目前国内保存为数不多的早期大型城垣之一。共城城墙据实测，西墙长1300米，北墙长1200米，南墙长1200米，东墙沿东石河南行长1300米，城围长5000米，共城总面积约156万平方米。这座共城城墙，全部分层夯筑，有圆夯，椭圆夯，平夯。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发现夯土大都是圆夯窝。共城北半部城墙的基槽牢固地坐落在地面石头上，稳如磐石。 虽然目前来看古共城的这个遗址的城墙是战国时期的，但地基很有可能是春秋乃至更早时候的，后世修葺城墙一般来说会加高加固，甚至重修 ，但城墙地基一般不会随意改动。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很有可能共城遗址的这个规格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周礼规定天子之城九里，目前来看共城城垣刚好是天子九里之城的规格，共伯和虽无天子之名但有天子之实，如果共城遗址地基的九里规格在更早的时间就已经确定的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共伯和这个说法的成立，毕竟礼崩乐坏之前应该还没人敢僭越礼制自己修一坐九里的天子规格的城池，只能说明共伯和有天子之实才说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