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曾经说过，楚国在战国初期曾经沉默了很长时间，熊章（楚惠王）晚年突然发力，连灭蔡国、杞国，并夺江淮以北之地，再现巨鳄本性。熊章去世后，熊中（楚简王）再接再厉，灭了莒国，雄霸一方。
不过此时的楚国仍然不是三晋的对手。公元前401年，熊疑即位的时候面临的是父亲熊当（楚声王）留下的烂摊子。由于熊当众所周知的无能，在他当政期间楚国江河日下，外不能与魏国争霸于中原，内不能压制国内权贵，导致楚国几代积累的成果付之东流。在熊当当政的第六个年头，楚国的绿林好汉实在看不过他的无能，将他的首级取走。
公元前400年，楚国为争夺郑国与三晋爆发战争，三晋带头大哥魏文侯纠结韩、赵两兄弟，对楚国发动猛攻，直打到乘丘（山东巨野西南）才退兵。公元前391年，楚国发动对魏国的战争，但很快又被打得狼狈不堪，三晋军队一条心，在大梁大败楚军，而后又在榆关之役中再下一局。
这两场战争，都发生在熊疑在位时期。作为一位志向高远的君王，熊疑显然为这两次败仗而痛心疾首，为什么分裂后的晋国，仍然可以打败统一的楚国呢？
这个问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论军事技术，楚国即便不能说独步天下，至少也不比三晋落后；论士兵的英雄善战，崇尚武力的楚国人也不会输给其他国家。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
有一点熊疑是意识到了。
楚国外表强大，但已经失去春秋初期那种锐意进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缺少了“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的一往无前的气概，朝廷显得暮气沉沉。曾经精简的政府部门如今人员冗杂，办事效率低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当一个国家的历史越悠久，它所背负的包袱就越沉重。那是一个贵族拥有继承权的年代，当一个王室家族经历了十几代的裂变后，无所事事的贵族越来越多，什么事也不干，就凭自己的特殊身份领国家的俸禄，继承祖辈的爵位，成为社会的蠹虫。你想想，当权力都落在这么一群无所事事的闲人手中时，你能期待他们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吗？
必须要改革，彻底的改革，才能使国家获得新生。
熊疑有理想有抱负，他想改革，可是谁来做呢？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楚悼王登基了，对于杀父之仇，熊疑没有深究，因为他知道父亲的死纯属咎由自取。如果他不想走父亲的老路就必须让楚国活出个样子来，否则不但绿林好汉不会答应，连老百姓也不会答应。熊疑迫切地想重振楚国的雄风，便派出父亲留下的腐败军队与魏国在中原争雄，争雄的结果是被魏国揍得鼻青脸肿。魏国武卒焕发出来的可怕战斗力让熊疑既震惊又羡慕，与其说熊疑是在害怕魏国不如说是在羡慕魏国，他梦想着有一天楚国的士兵也能像魏国的武卒那样雄姿勃勃地出现在战场上，创造着胜利的神话，传播着楚国的威名。
熊疑也曾照猫画虎般学着魏国的样子改革楚国，可熊疑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法家的思想，虽然有些起色，但始终距理想状态相差甚远。因此熊疑迫切地希望一位法家专业人士光临楚国，将楚国打造成魏国的样子。于是熊疑派出猎头四处挖掘法家人才。
要改革，势必要触犯老权贵的利益，没有非凡胆量的人，是不敢去做的，有胆量而没有非凡才能的人，也是不能去做的。这个人，要集非凡胆量与才干于一身，要有牺牲精神，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神人，还没在楚国的大地上诞生呢！可是在敌国里有一个，这个人就是吴起。
田文死后，魏击在复辟贵族势力的道路上变本加厉了，吴起依旧没有登上他梦寐以求的相位，继任田文的是魏击的贵族老本家公叔（一说公叔痤，史学争议，以后分析）。由于又一次没有得到相位，吴起有点儿窝火，工作积极性也大不如前了。
公叔及他的下属便以此设计了一个阴谋。于是公叔向魏击进言：“吴起由于没有得到相位可能萌生了去魏之心，主公不如将公主许配给吴起看他的反应，如果他能接受，便说明心在魏国，如果不能接受，便是对魏国有了二心。”魏击同意了这个方案。公叔紧接着私下告诉公主：“当你和吴起见面的时候要尽量多说我的坏话，看看吴起的反应，如果他也跟着你说我的坏话，说明他对我没有好感，对我没有好感便不会尽心为国家做事，知道吗？”头脑简单的公主信以为真。
吴起和公主见面了。还没有说几句话，公主便开始做三八状破口大骂公叔浑蛋、不正经之类不堪入耳的话。吴起非常看不起此类没有素质的行为，更别说讨她做老婆，便毅然决然地回绝了魏击的提亲，没想到正好落入公叔的圈套。吴起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公叔一眼就看明白，他对公主的印象是极其恶劣。好啊，越恶劣越好——公叔内心窃窃高兴。
几天后，魏击召见吴起，跟他寒喧了几句后，便拉些家常里短的：您这一个人在外这么多年了，也没个家，没人照顾你啊，不然这样吧，我挑个公主嫁给你吧，你看怎么样？
吴起一听，哎，又是公主。他脑海里马上浮现出那天在公叔家里，公叔夫人的蛮横。这天下公主都一样，养尊处优，从小被人惯坏了，把周边的人都当奴才使唤，这样的女人我才不会娶呢？心直口快的性格在那一刻使他的命运改写了，他下意识地、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表示我吴起是个粗人，无福消受金枝玉叶呀。
魏击的脸色一下变白了，公叔说的没错，吴起果有二心，他阴沉沉地扔下几句话：我家公主配不上你，我这个小小的魏国恐怕也留不住你吧。说罢拂袖而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吴起来说，不啻为一记晴天霹雳，让他胆战心惊。当他看到公叔不怀好意的阴笑时，猛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早落入人家设好的陷阱。吴起啊吴起，亏你还自以为是有大智慧的人，怎么此等奸人的下三滥伎俩却不能识破呢？他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不可挽回的错，因为从这一刻起，魏击已不再信任他了，而宰相公叔则想置他于死地。
吴起心里窝一团火，一向心高气傲的他从来不屈服于外在环境，是我吴起带给魏国光荣与辉煌，而不是魏国成就我的功业！他冷笑了——我光明磊落，却被小人袖出的暗箭射着，可是没有关系。没有魏国，我还有去处，有更大更广阔的舞台，没有我吴起，看你魏国还能牛多久！
好汉行走江湖，本来就不必拖泥带水，不必儿女情长。吴起拍拍屁股，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悄悄地逃走了，了无牵挂。当他行至黄河（河西），眼看就要离开自己奋斗十几年的这片土地时，忽然心头一酸，恁是铁打的汉子，也有心伤之时，这里留下他的足迹与汗水，可是如今他却要挥手远别，十几年的心血随即要付诸流水了。想到这里，他鼻子一酸，泣下数行。
追随他的仆人见到此情此景，不禁愕然，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吴起哭了，怎么这样一个强人也会哭呢，心中不解，便问道：“先生为何哭泣呢？”
吴起收到泪水，叹一声道：“主上倘若信任我，再给我几年时间，秦国必亡。如今主上听信谗人之言，不再信任我了，河西之地落入秦人之手的日子也不会远了，魏国从此大概就衰弱了吧。”
天地茫茫，吴起要往哪去呢？正在吴起犹豫不决时，遇到了楚国的猎头，商谈之后，吴起决定到楚国发展。而此时吴起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知天命是儒家的说法，意为人到了这个年龄已经走过了命运的最高点，探明了自身的能力极限，应该采取明哲保身、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然而法家的忠实信徒吴起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天命。他的信条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在他的心中仍然有个梦想，一个植根于所有法家弟子心中的梦想：有一天在法家思想的照耀下，一个至阳至刚的国家屹立于华夏的大地之上，战必胜，攻必克，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在魏国，吴起的梦想只实现了一部分，没有登上相位使他失去了完全实现梦想的机会。到了楚国，那里的王将为他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吴起的到来对熊疑来说，不啻为天下掉下一件大宝贝。他早就仰慕吴起的才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于是他迫不急待地召见吴起，坐而论道，吴起把他写的兵法进献给熊疑。
熊疑翻开一看，第一篇《图国》，这是一篇讲国家战略的论文，只见得文中写道：“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看到这里，熊疑不禁拍案叫绝也，再细细读之，还有《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诸篇，大到战略原则，小到战术方法，都有精妙之阐述。见解精辟深邃，而且都是吴起结合自己治军、作战的经验，更有说服力，更有可操作性，更贴近于现实。这是一部伟大的兵法书，比起《孙子兵法》、《司马法》也毫不逊色。这些著作是吴起在魏国期间陆陆续续写成的，据《汉书》所载，原本有四十八篇，流传到今天的仅剩下六篇了。
有些人会写书，不见得会实干。但吴起是既能写书，又能实干，这才是大才。熊疑看了吴起的兵法书后，佩服得不得了，再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吴起不客气地指出楚国弊政所在：“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此，则上逼主则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百吏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人。”
熊疑听了后大为震惊，不想吴起作为一个外国人，对楚国的弊政竟然看得如此深透，看来楚国要变法，非此人不可，君臣两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有的时候，人的命运真的是难以琢磨，如果吴起在魏国不被陷害，基本上就老死在河西，哪会有以后的荣耀和噩运？熊疑让吴起先在宛地待了一年，积累点资本，同时也是考察吴起。宛城就是河南最南部的南阳盆地，被南部湖北省的楚国灭掉后，成为楚国北境重镇。吴起在这里做了三年弼马瘟，业绩裴然，当地的老百姓膘肥体壮。熟悉了楚国的政治情况之后吴起便被任命为令尹（相当于相国），主抓楚国的改革大计。有熊疑的全力支持，吴起在楚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
这是熊疑的一次大赌局。

对吴起来说，这也是证明自身价值的最好机会。
从春秋末期开始，各诸侯国鉴于政局遭遇千年未有之巨变，陆续革新法令，以求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与吴起同时代的李悝开战国变法之先河，他的法律思想对吴起影响颇深。自接手令尹之职后，吴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法审令”，制定法令并向全国颁布。这些法令是很激进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吴起对楚国的政治了如指掌，一群昏庸无能的老贵族把持大权，毫无进取之心，不破除权贵阶层的利益，变法不能成功。
在那个杀伐兼并的乱世里，武力第一，谁的武力不行，只能成为别人鲸吞蚕食的对象。吴起把他在魏国所总结出来的那一套行军作战的方法拿来训练楚国军队，使得楚军的战力有了质的提升。当时社会兴起一股新的思潮，即“纵横之术”，鼓吹军事外交的重要性，纵就是“合纵”，横就是“连横”。外交对于战争固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纵横家往往夸大其辞，吹得天花乱坠，似乎不用动刀动枪，靠一张嘴皮子就可以打赢一场战争似的。可是吴起却认为这完全是舍本逐末的作法，他主张“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从纵横者。”强兵才是关键，纵横术是靠不住的。
吴起先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军队开始入手，就像在河西那样，吴起按照训练武卒的方法训练楚国的军队，终于楚国也有了像魏国那样的武卒，乐得熊疑嘴都合不上，逢人便说：“我也有武卒了，我也有武卒了。”
有了军队的支持，吴起便可以有恃无恐地对付盘踞在楚国数百年之久的官僚体系。楚国是一个负担沉重的巨大马车，历史上楚国的重要官员，如司马、令尹都出自王室家族和几个固定的姓氏，他们一旦为国家作出贡献就会被封为“君”，还会有一块土地作为褒奖，这些封地处于半独立状态并不受国家的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封地越来越多，以致国家真正掌握的财力、物力已经十分有限。楚王无法调动全部国家力量与外部的敌人对抗，这是因为封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不愿意拿出自己的力量供楚王使用。因为如果获得胜利，战果将属于楚王；如果战争失败，受损失的是他们。国家不是一条心，吃败仗是难免的。
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多。庙堂决策必经楚王与几大世族领袖共同商议。世族们也往往以私家利益为先，甚至不惜勾结外国打击自己的政敌。僵化的世族分治政体，不但让楚国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还让楚国庞大的人才资源白白浪费。楚世族对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阻断了平民人才建功立业的出路。若不归附世族，则一辈子有志难伸；若归附世族，顶多也只能做个门客谋士。所以，楚国士子经常外流，或入齐治学，或入秦建功。秦昭王和秦始皇时，楚受到秦打击最厉害。彼时秦国庙堂的丞相魏冉、李斯恰恰都是楚人。不变则亡，此之谓也。
这些封君像灰尘一样堆积在国家的机器上，不但白白地消耗国家的财富，而且扰乱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吴起运用法律的扫帚将这些灰尘清理干净，三代以前的封君全部被吊销营业执照，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派效忠于国君的官员直接进行管理，留给封君的出路是驾着他们的马车，唱着他们的歌儿去开发边疆。
腐败政治的孪生兄弟是请托之风，请托之风不除，楚国政治不会清明。吴起严禁请托之风，将各个衙门的后门、侧门全部封闭，只留南门供正常办公用，同时根据岗位需要增设服从法律、效忠国家的新人。
吴起在楚国期间，注意调查研究，对楚国国情了解至深，故其变法措施，切中时弊，干净利落，可谓是大刀阔斧。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法审令，实行法治。吴起总结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经验，深知法治的重要性，故他在变法中制定法令，公布于众。为确立法治的权威性，吴起还采取“倚车辕”的办法，即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为使思想认识和舆论一致，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这些措施，都有力地贯彻了“明法审令”的精神，在楚国臣民中增强了对法治必要性的认识，有利于变法的进行。
(二)减爵禄，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实行均其爵、平其禄政策，对立有军功和其他有功人员则授予爵禄，以解决分配不公，提高将士和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在此同时，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即解决“封君太众”的问题。
(三)整顿吏治。吴起认为，“大臣太重”与“封君太众”是楚国政治两大弊端，故在废除贵族特权的同时，又削弱大臣威权，“禁明党以励百姓”，禁止大吏结党营私，奖励百官尽忠守职，不超越所规定的权力。在此同时，吴起还着手整顿吏治。一是杜绝权门请托之风，廓清吏治（“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二是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端正，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志为变法的新兴政权效力（“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三是裁减冗官，选贤任能，罢除无能无用之辈（“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显然，这些措施，不仅使吏治得到了整顿，而且对权贵大臣也是一种束缚，有利于削弱权豪的威势。
(四)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据《吕氏春秋·贵卒》载，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为也。”楚悼王果断地支持吴起，“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另一方面改变了原来贵族把人口集中在地少人多地区的局面，有助于对荒蛮的边境地区的开发，促进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吴起变法，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以争利于天下。所以在变法中，即注意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在此同时，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证军队得到给养，加强训练。
(六)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提高了筑城工程的质量，加强了郢都的建设。
这些政策招招打在楚国世族分治的要害上，如果长期坚持执行的话，楚世族会越来越弱，旧政体也会彻底瓦解。因此，楚国世族贵戚对吴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吴起变法是在熊疑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而熊疑是在其父熊当被“盗”杀后，由楚国“国人”所立，故其政权已具有新兴的封建性质。吴起来自魏国，其变法措施也如同魏国李悝变法，因而吴起变法，实际上是在新兴政权主持下的一次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正因此，所以变法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经过吴起的猛药，楚国不到一年时间就重新焕发了青春，熊疑感觉底气足了，便要去中原与魏国争雄，而中原的局势如何呢？
公元前383年，赵国刚平(今河南清丰西南)筑城，大举进攻卫国，卫国不支，向魏国求援。魏国对赵国在中原的逼人态势非常不满，且魏国是中原的大哥，小弟向他求救哪有不救之理？魏国出兵救卫，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赵国又一次进攻卫国，卫国又向魏国求援，魏国于是出兵攻赵国，夺得赵地刚平，进而攻至赵邑中牟(今河南灵壁西)，取赵河东地。赵国惊恐，只得向楚国求救。
熊疑正想检验一下吴起变法的威力，发大军欣欣然前去会斗中原霸主。于是两支用同样方法打造的军队在前线相遇了，魏军的士兵发现对手和自己唯一的差别是旗号不同。由于魏国的原教练现在楚国打工，所以这一仗楚国把魏国杀得大败。楚国占领了大片的中原土地，兵锋直抵黄河两岸(“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河”)。赵乘机反攻，取魏棘蒲(今河北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楚、赵大胜，楚国声威大振。
吴起的伟大在于他一往无前的勇气与摧坚折锐的魄力，即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却仍不失为一改革家与冒险英雄。他能雷厉风行地实施变法，与熊疑毫无保留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吴起虽是权兼将相的令尹，但除了最高领袖熊疑外，缺乏其他支持新法的政治盟友。所以当有一天这把保护伞倒了，他的末日就到来。其实不仅是吴起，在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改革者都面临同样的命运。
可能是乐极生悲，熊疑回国没有几天便一命呜呼了（谥楚悼王）。临死之前他看到在他的治理下楚国重新崛起在中国的南部，他一个人满意地走了，将吴起可怜巴巴地留在世上。
熊疑一死，吴起悲痛异常，吴起也是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这样的年纪他的上司，他的战友，他的伯乐去世了，吴起不免，黯然神伤，同时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吴起之所以能在楚国呼风唤雨，全赖楚王的支持。法家是世界上最大公无私，最勇猛无畏的人，吴起凭借熊疑的支持与整个楚国官僚机构战斗，将所有的炮火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然而却没有培养私人势力，因为法家弟子也是世界上最纯正的战士，他们拒绝在打倒私人势力的同时培养私人势力，他们的所作所为旨在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将所有成果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君。法家变法的成功与否悬于国君的支持与否，这是任何一个法家都明白的道理，到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意识到在实现变法之前，法家人士要对国君进行一次彻底思想政治教育，从而获取国君的完全支持，不如此不但变法无法进行，改革家也会因此殒命。韩非在《孤愤》中反复地论述了这个道理。
熊疑对吴起的支持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的不幸，吴起靠着他的支持改革楚国弊政，打击老旧官僚，改组政府、训练军队、开拓土地，因而也位极人臣，尊贵无比。但在这春风得意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危险的暗流，楚国的贵族势力不甘心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随时准备反扑。熊疑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行事，而熊疑一旦死亡，他们便从阴暗的角落中呼啸而出，将邪恶的复仇怒火倾泻在改革家吴起身上。对于失势贵族的反扑，吴起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吴起还没有来得及在熊疑的葬礼上一表对故人的追忆之情，仇家的箭已经瞄准了他。在这个庄严的国君的葬礼上，贵族们竟敢进行公开的谋杀，可见他们眼里根本没有王，根本没有国家。熊疑和吴起当初对他们的打击一点儿不错。
当初挥动铁腕的君臣两人现在却一个是尸体，一个是失去靠山的老人，贵族们带着幸灾乐祸的罪恶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最严肃的场合进行公开的谋杀。百十支箭向吴起飞去，吴起急忙躲避，与其说是躲避，不如说是寻觅。今日态势，吴起情知死是必然，万箭之下无处逃避，他只是在寻觅一个可以死去的地方，一个可以和自己的老东家死在一起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借助老东家的英灵为自己报仇雪恨。
贵族们的箭继续纷纷射来，吴起身上已经中了不少，但他仍然奔跑，终于到了熊疑身边，他倒下来了，死了，冷了。平生梦想已经实现，死亡将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死法，终有一死。彼特拉克说过：“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
贵族的箭依旧不停，带着满腔怒火，没有节制，漫无目的，连国君的尸体都不能幸免，而这正是吴起在临死前一刹那的用心设计。吴起死了，贵族的愤怒还没有结束，他们将吴起五马分尸，并在无边的泄愤中享受报复的快感，快感结束，他们的生命也就该结束了。
楚国的法律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该条文被太子熊臧（楚肃王）严格执行，熊臧即位后，立刻以对先王尸身不敬的传统刑律为由，诛杀了参与射杀吴起的七十余家世族贵戚，这对楚世族阶层是个沉重的打击。
夕阳还是那个夕阳，而世上却少了个吴起。但无论如何，吴起死前的反击很成功。
但遗憾的是，熊臧并没能趁胜追击，像秦惠文王那样坚持新法，而是选择了妥协共存。直到战国末期，楚国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昭、景、屈、黄、项几大世族集团手中。这是因为，楚国变法时间太短、根基尚未巩固，朝中的新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楚王师战力大幅度提高，但并没像后来的秦国那样出现新兴的军功贵族。各级将官仍以楚世族子弟为主。楚国庙堂也不似魏国、秦国那样，布衣之士占据各大小实权要职。熊臧虽然重创了楚世族，但他除了吴起留下的精锐部队外，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拥戴变法的力量。既然新兴势力不足以填补国家动荡留下来的空白，那么旧势力回流是必然的结果。熊臧不得不废除吴起的新政策，以争取世族大臣的支持来维持统治，而被削弱的世族也向王权作出了更多妥协。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
所以随着熊疑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此后，楚国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虽然吴起变法最终失败了，但还是对楚国产生了三大影响。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吴起变法，均爵平禄，主要是针对着旧贵族来的，说明吴起变法切中楚国时弊，对旧贵族、旧势力的打击是极其有力的。同时，吴起又注意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令旧贵族迁往人稀地广的地区(当然也带去了劳动人手)，开荒生产，显然这都是有利于楚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自耕农的成长的，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这对楚国社会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对稍后楚宣、威王统治时期的强盛，是有直接影响的。
其次，它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在对外关系中，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引起了各国的惊恐。当时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三晋，随着争夺土地的激烈进行，它们之间的裂痕也逐渐加深。公元前381年，继楚庄王问鼎中原之后，楚军大败当时的中原老大魏国，再一次兵临黄河。
其三，继续兼并和扩张，进一步开拓了楚国的疆域。吴起在楚国呆了大约六年，《史记》的“吴起列传”中写道：“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可太史公的这个说法，实则吹嘘过头了，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吴起变法果然令楚国富强了。可是这个说法并没有充足的证据。
楚灭陈国是公元前478年的事情，比吴起入楚要早了约90年；楚灭蔡国是公元前447年，比吴起入楚要早了约40年。把这两大功劳归于吴起，可谓是牛头不对马嘴。
此外，“南平百越”之事，说法也很含糊，楚国向南方蛮族区的扩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仅仅在吴起变法的这几年。至于“却三晋、西伐秦”的说法，史料中惟一沾边的是吴起被害的那一年，楚国联合赵国进攻魏国，在这场战争中，楚国表现还是可圈可点。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在这段时间里，楚国与三晋、秦有爆发战争。
除了“北并陈、蔡”外，楚国主要是向南兼并开拓。《史记·吴起列传》谓“南平百越”，《战国策·秦策三》谓“南收杨越”，都说的是向南扩展。从此，岭南各地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