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西方有只凤，凤的名字叫嬴秦。自有凤来仪已历500年，500年是凤的一个生命周期。凤的生命萎缩了，无力再与这个纷乱的世界争斗了，便筑起巢、关起门、燃起火，涅槃的时刻来到了。
这个故事不是今人的附会，而是出自当时周朝政府发言人太史儋的口中：“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在那个人类对历史规律知之甚少的年代，类似的预言层出不穷，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但共同的特征是为人们所深信，特别是当预言从那些学问高、阅历广、年纪大的人嘴里说出。
这个预言一如其他预言为当时的秦国国君所深信不疑。它为秦国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为秦国勾画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如果当时这个预言被崤山以东的诸侯们听到，他们定会笑掉大牙，以为这是秦国人所进行的一次不高明的宣传。然而秦国人却是认真的，他们无意与东方诸国打口水战。秦国人不会，也不屑，他们只是埋下头来默默地将根狠狠地向深处、向远处伸去，以便汲取水，汲取露，汲取陈死人的血和肉。
秦国的出镜没有耀眼的灯光，没有铺张的背景。它默默无闻，不为时人所瞩目，如一只可怜的丑小鸭，或一棵没有树高、没有花香的野草。
但秦国人有的是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他们在“弼马温”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好多年，既没有大闹天宫，也没有自怨自艾，而总是在周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渐渐地秦国的忠诚和可靠换取了周天子的尊敬和信任，被封为伯。
春秋时期秦国的表现并不出彩，强大的晋国像一堵墙一样堵在秦国的门口，秦国人发挥了愚公移山的精神，但屡次被晋国挡回。东出无望，秦国将目光转向西部、北部和南部，几番奋斗，几多拼搏，终于有了一块像样的地盘。但时光老人却毫不留情地将时间推到了战国。
公元前415年，嬴肃（秦灵公）去世，嬴肃的叔父、公子连的叔祖父嬴悼子(秦简公)夺得君位。时年十岁的公子连为防不测，逃到东边的邻国魏国，开始长达二十九年的流亡生涯。
魏国当时是中原各国中的超级强国。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推行中央集权，以法治国，国力强盛，奠定此后魏国长达百年的霸业。而此时的秦国国力疲弱，政权不稳，国君的废立经常是由几个庶长做主。
公元前408年，吴起连连击败秦军，完全夺取秦国早在秦穆公时期占有的河西之地（在今陕西境内，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大片土地）。此时的秦国只占有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土地狭小。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秦国几有灭亡的危险。
秦国的困顿低落与魏国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极大地刺激在魏国流亡的公子连。想到秦国的衰败和自己的遭遇，公子连产生夺回君位、实行新政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由于公子连曾经是被立为太子的秦国废君，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因而魏国给公子连的待遇很优厚。公子连一方面研究学习魏国的强国经验，一方面密切注视秦国国内的局势。

公元前400年，嬴悼子去世(谥秦简公)，其子嬴仁即位。
公元前387年，嬴仁去世(谥秦惠公)，其子嬴昌即位。嬴昌即位时年仅两岁 ，故由其母主持朝政。由于嬴昌母亲任用外戚和宦官，与秦国的公室成员产生矛盾，秦国的内政很紧张。嬴昌母亲为了笼络人心，赏赐过多，使秦国的国库空虚，不得不加重税率以增加国库收入，引起地主和自耕农的强烈不满。
公元前386年，魏武侯决定帮助公子连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亲魏政府。魏武侯派人告诉公子连，魏国要支持他归国夺回本应属于他的秦国君位，公子连听后没有立即表态。他知道魏武侯支持自己归国的用意。魏国善待自己将近三十年，此前一直没有提出要送自己归国，本意就是要把自己留在刀刃上使用。而此时魏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险恶，正是要利用自己的时候。公子连虽然有强烈的归国执政愿望，但他知道，秦国与魏国是死敌，如果是魏国送他回去，自己肯定不会受到秦国人的欢迎。而且自己由于是在魏国支持下才取得政权的国君，必然要受到魏国的制约，而对秦国不利。公子连不愿做有损于秦国利益的事。公子连也知道，他不能拒绝魏武侯。公子连对于魏国的价值就在于他的身份，在于他在秦国还有一定的号召力，魏国就是想利用这一点扰乱秦国而坐收渔利。如果拒绝魏武侯，自己就成为对魏国没有价值的人，很可能会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公子连考虑一番后，对魏武侯的使者说，他非常感谢魏文侯和魏武侯这些年来对他的照顾，自己不愿魏武侯再为他而分散力量。公子连打算自己独自归国，谢绝魏国的护送。魏武侯见公子连答应归国，目的已达到，便赠给公子连车马和大量金银珠宝，问公子连何时启程，到时好为他饯行。公子连说至少得需要一年，到时定向魏武侯辞别。魏武侯虽然不是很高兴，但还是礼貌地与公子连道别。此前，公子连也在想利用秦国的内政不稳夺回君位，但他不愿意接受魏国的帮助，受魏武侯的摆布。魏武侯的建议让公子连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反倒迫使他立即开始夺权的准备活动。
公子连让身边机智善辩之人进入秦国，联系与秦出子母亲不和的大臣，在民间散布公子连要回国实行新政的消息，用金银珠宝交接豪杰义士，暗中争取秦军的将领。秦国人对当年公子连君位遭叔祖嬴悼子夺走的遭遇都很同情。嬴悼子在位期间，秦国朝政腐败，国力羸弱，丢掉河西地，秦人对嬴悼子都很有怨言。嬴仁在位期间，秦国没有什么作为，只能自保。嬴仁死后，两岁的儿子嬴昌即位，秦国更是进入到秦出子母亲执政的混乱局面。秦人对秦国的这种危险状况都很担忧，希望秦国能够出现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带领大家走出困境，重现当年秦穆公时的强盛。秦国许多大臣不满秦出子母亲重用本家亲属的做法，愿意配合公子连推翻秦出子母亲的统治。秦国的自耕农和地主在听说公子连要回国实行新政后，都盼着公子连的早日归来。

在筹划一年后，嬴师隰觉得时机成熟，便准备动身。在与魏武侯辞别时，嬴师隰与魏武侯盟誓，嬴师隰感谢三十年来魏国对自己的盛情款待，如果嬴师隰成功地夺回君位，秦国保证在魏武侯在世之时不与魏国为敌。这个誓言让魏武侯很不舒服。公元前385年，秦国庶长改在河西迎立嬴师隰为君。嬴昌母亲得知后，命令军队前去消灭嬴师隰一伙。这支军队的将领早已被嬴师隰收买，在路上说服手下人，前去迎接嬴师隰。沿途闻讯而来迎接嬴师隰的秦国百姓很多，嬴师隰在这些人的簇拥下进入秦国的都城雍城（今陕西凤翔），杀死秦出子和他的母亲，夺回君位，史称秦献公。
此时的秦国，国内的大族长们牢牢地控制着最高统治权，连国君的废立都由他们说了算。他们甚至干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处死国君及其老母的事情，但新的国君反抗了吗？没有！因为新君的继位还得指望这些杀死旧君的大臣。其实族长们对新君、旧君没有什么特殊的偏爱，他们只是希望国君能永远无能，如果发现更无能的便立他为君。
但族长们不久就失望了，新迎立的国君嬴师隰很快就以他的谋略和手腕证明自己不是可以随便被摆弄的。嬴师隰早年在魏国那个伟大的国度留学28年，亲身接受了一次先进性教育，魏国的一切让他羡慕不已。
公元前384年，嬴师隰几经周折回到秦国，被立为国君，便在全国发起学习魏国的运动，但秦国的基础实在太差了，老百姓仍在野蛮人与文明人的边缘徘徊，殉葬的陋习依然普遍存在，大量青壮年劳力不是在田野上耕作，不是在军营里当差，而是在另一个世界伺候着他们昔日的主人。秦国的族长们便是这种陋习的崇拜者，他们每每以大量的殉葬人数来显示自己生前的威名。
嬴师隰将这种陋习废除，从死人手中抢来了大量青壮年，这些青壮年纷纷感激嬴师隰的再生之德，以献身秦国建设作为报答。嬴师隰还进行土地改革，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并根据土地的实际面积征收地租。
公元前383年，嬴师隰将都城从位于秦国西部的雍城迁到秦国东部、地近河西地的栎阳（今陕西省阎良区）。嬴师隰迁都一方面是向国人表明他要夺回西河之地重振秦国国威的决心，另一方面是要摆脱奴隶主聚集的旧都雍的束缚。
嬴师隰主要是靠奴隶主贵族夺得政权。但在夺取政权后，又要靠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来变法图强，因而要平衡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嬴师隰对地主和自耕农兑现自己的行政纲领，继续推行初租禾，得到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秦国在公元前408年开始实行初租禾。所谓初租禾就是按照土地占有者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项制度的实施，就是在法律上承认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秦国的初租禾在东部边防地区推行得比较顺利，在奴隶主聚集的以雍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则受到很大的抵制。嬴师隰把都城迁到东部的栎阳，就是要得到在那里占优势的地主集团的支持，而对西部的奴隶主贵族则没有硬性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为稳定地主和奴隶主贵族两大集团，秦献公采用一国两制的折中办法。
地主经济需要雇佣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原来奴隶主贵族家的奴隶和与当权奴隶主贵族为敌的人，有很多都依附到这些地主的身边，因为地主的剥削比奴隶主要轻得多，而且人身上也不受伤害，有行动的自由，甚至是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奴隶主在追寻逃跑的奴隶和罪犯时，常常会追到地主这里，而地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包庇他私藏的奴隶和罪犯。由于奴隶的大量逃跑和留下来的奴隶工作积极性不高，奴隶主的田地大量荒芜。时间一久，地主就以开垦荒地为由，对这些土地进行开垦占有，与奴隶主就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产生法律纠纷。出于对劳动力和土地的争夺，地主与奴隶主的矛盾越来越大。但由于奴隶主贵族担任国家职务，因而地主在与奴隶主的争斗中常处于下风。为此，地主经常采用极端的方式来与奴隶主对抗。
嬴师隰在夺取政权后，从地主中选拔一批有才能的人担任国家大臣，允许地主和自耕农从军，使他们靠立功获得爵位。这就给地主和自耕农从政的出路，使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地主和自耕农此时已是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是嬴师隰夺取政权后富国强兵的重要支持者，是秦国重要的兵源和税源。
秦国的初租禾是实行得比较晚的，国内的奴隶主势力依然很强大。奴隶主贵族有减免税、减免劳役、减免刑罚等特权，而且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朝政和军队，常常可以控制国君的做法。秦国以前发生过多起强臣弑君的悲剧，就是因为他们掌握军队和朝政。嬴师隰知道奴隶主贵族是建立君主集权制度的障碍，是国家实力的分裂者。但由于秦国的贵族是献公夺取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势力依然强大，嬴师隰采取了笼络贵族势力的办法。为稳定国内的贵族势力，嬴师隰娶他们中最有势力的一家的女儿为妻子。
在嬴师隰的领导下，秦人看到秦国复苏的希望，许多人都追随嬴师隰建功立业来到栎阳，栎阳很快就成为秦国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代替雍的地位。
公元前379年，嬴师隰把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成县，由自己直接掌握，派官吏代表自己进行管理。嬴师隰的力量得到很大的加强。
公元前378年，秦国初行为市，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初行为市与初租禾为秦国的国库带来大量的收入，国家的经济实力倍增。
公元前375年，嬴师隰为户籍相伍，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如果有人犯法，实行连坐。因而人人自危，互相监督，秦国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嬴师隰取得政权后，就埋头改革、励精图治，不参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争斗，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也增加不少，军队的军事素质有很大的提高，秦人对恢复秦穆公时的荣耀也越来越强烈。对于嬴师隰的一系列改革，秦国的地主十分支持，而奴隶主却越来越有意见。奴隶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靠国君的封赏，地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靠开垦荒地和购买。嬴师隰的政策无疑是支持地主经济，而嬴师隰本人很少将土地赏给贵族。秦国的奴隶主们受到很大的抑制，其中一部分人转化为地主，采取地主经济的生产方式，嬴师隰对这些人的做法很支持。但毕竟秦国的奴隶主势力是一个传统势力，尤其是在秦人早期活动的中心，秦国的西部，依然很强大。奴隶主控制的西部与地主控制的东部的矛盾越来越大。这主要是因为秦国的土地数量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而使他们对现有土地进行争夺。当然，还有对权力的争夺。尽管对于土地和庄园的经营，奴隶主明显不如地主在行，但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却是同样强烈的。秦献公决定用战争来转移紧张的国内矛盾，抢夺邻国的土地来缓解国内对土地的强烈需求。秦人对与中原的交流有着强烈的愿望，这也是秦献公一直就有的梦想过了几年，嬴师隰感到秦国强大了，冲出西河走向世界了。前进的道路还算顺利。
公元前366年，嬴师隰见韩、魏两国威胁周天子，便决定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秦军在洛阳打败韩、魏两军，得到周天子的赞赏，秦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秦人仿佛看到往昔的荣耀，国内的注意力转向外战。秦国开始参与中原的事务。
公元前364年，嬴师隰下令秦军攻打魏国，夺取秦国的故土河西之地，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国境内到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人，取得秦国前所未有的大胜利。嬴师隰把这些土地赏给地主和贵族，国内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周天子向秦献公祝贺这一胜利，秦献公被赐予与秦穆公一样“伯”（是霸主的意思）的称号。
公元前362年，秦军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大败魏军，俘虏魏国将领公叔痤 ，攻取庞城（今韩城东南）。公叔痤早年在魏国对嬴师隰不薄，嬴师隰在盛情款待一番后，将公叔痤放回魏国。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嬴师隰死于少梁之战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61年 ；而按《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嬴师隰死于少梁之战同年，死因无记载，享年62岁，谥秦献公，其子嬴渠梁（秦孝公）继位。
此时嬴渠梁面临的局势虽然比秦献公时代强多了，但仍然不被山东诸侯看好。魏国已经在西河稳住阵脚，并修建长城将秦国隔离起来，山东诸侯自恃文化上的优越以蛮夷之礼对待秦国。受过中原文化熏陶的嬴渠梁被深深地伤害了。有时候最伤人自尊的并不是来自一拳、一脚的身体伤害，而是那种埋藏在骨子里的蔑视，而文化上的差距总是会成为蔑视的缘由。
面对诸侯的鄙视，嬴渠梁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时候争论是没有用的，当你实力不济时根本吵不赢，当你强于别人时根本不用吵。
嬴渠梁决心变法以自强，东方人搞的那个王道、霸道，嬴渠梁知之不多也不感兴趣，秦国人的追求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要土地、人口和统治权。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将要诞生。
于是嬴渠梁发布招贤榜愿以土地换取天下士人富国强兵的方案。天下士人闻风而动。
其中有个叫卫鞅的小青年。

卫鞅更多的时候被称为“商鞅”或“公孙鞅”，那是因为他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国君的后代。在那个兼并杀伐的年代里，小国的国民充满了不安全感，总是提心吊胆，担心某一天清晨醒来时，发现有一支虎狼之师已经兵临城下了。卫国在那个时代绝对不是天下人关注的焦点，只能小心翼翼地迎合周围的大国，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罢了。可是要生存并不是容易的事，对卫国来说，最可怕的敌人是赵国，因为这个强悍的邻居把卫国的地盘当作扩张的第一站。赵国的侵袭是无止境的，卫国每次只能向魏国求助，幸好魏国喜欢充当世界老大，总在关键时刻出兵相助，这才使卫国有了一点呼吸的空间。
也许是因为生存压力巨大，卫国人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有更多的忧患意识，而且也以“旁观者清”的视角去观察周边的大国。正是这种超然的心态，使卫国人超越狭隘的国家思想，而是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乱糟糟的时代。由于卫国是不起眼的小国，所以注定留不住有梦想的大才，比如卫鞅，还有之前的吴起。
那么卫鞅该去哪儿实现梦想呢？魏国当然是首选。首先魏国是个开放的国家，对外来的人才没有歧视，当年吴起来到这里后也是如鱼得水；其次，魏国的基础相当好，在此之前，李悝已经主持过一次变法了。其次，每次自己祖国卫国受到赵国欺负时，总是多亏魏国的及时出手。
就这样，卫鞅离开了卫国，来到了魏国，进相国府当一名中庶子。中庶子是一个官名，其实就是君主、太子或相国的侍从官。那时魏国的宰相是公叔痤，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识人之才，也有雅量。因为卫鞅是他的侍从官，公叔痤有时会随口问卫鞅对于时政的看法，他当然不愿意浪费这种可以表现的机会，经常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公叔痤看起来似乎很有兴趣，但并没有说出口。做了一国之相，他总是把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不让别人窥视到其内心的秘密。
卫鞅的理财能力一流，将相国家财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卫鞅迫切地希望有一天，公叔痤能够采用他的理论来治理魏国。可惜的是，卫鞅来得不是时候，魏国最迫切的事，并不是改革，而是要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公叔痤非常赏识商鞅，不巧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将卫鞅培养成接班人(恐怕也分身乏术)，他不得不把精力用于对付韩国、赵国联合发动的战争。
公元前362年，公叔痤亲率军大败赵、魏联军后，却在河西少梁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丢了繁庞城，自己也沦为俘虏,被迎回后不久便于吃败仗生病了。魏罃前来探病，同时也是来要听听公叔痤对他的接班人的看法。
公叔痤说了一段很值得玩味的话：“小鞅是个人才，你把国事交给他准没有错。”魏罃很不以为然，心想：一个毛孩子能干得了啥啊？况且你贵族了一辈子，怎么会推荐个平民小青年做接班人？
公叔痤看出来了，接着又说：“你要不能用他，就马上把他咔嚓了。”魏罃一看老头儿说得声色俱厉，口头上就答应下来，心里面难免怀疑这老头儿是不是生病说胡话，一会儿让我用，一会儿让我杀的。到最后魏罃还是把公叔痤的话放在了一边。
公叔痤出于爱惜人才和私人交情的考虑告诉卫鞅：“你快走吧，否则魏王会杀你的。”商鞅用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反向推理法，马上证明出魏罃既然不能用自己，也就不会杀自己，所以自己是活定了。
同样的一句话从公叔痤的嘴里说出来分别进入魏罃和卫鞅的耳朵，竟然演绎出两个意思。公叔痤意在使魏罃认识到卫鞅的重要性，魏罃得出的结论是公叔痤生病说胡话，卫鞅则看出了魏罃的有眼不识人才和自己的安然无恙。
公叔痤的左右逢源和公私兼顾历来备受推崇，不过事情就怕从相反的方面看。从公论，公叔痤私下向卫鞅通风报信，是要把人才送入敌国，为魏国培养潜在的敌人；从私论，公叔痤向魏罃建议不能用就杀死卫鞅是对不起朋友。不过好在魏罃无动于衷，卫鞅安然无恙，公叔痤的美名才得以保全。以逻辑学成绩而言卫鞅最好，公叔痤次之，魏罃基本上是零分。
说实话，卫鞅自己也有几分灰心了。魏国所要面临的战争几乎是无休止的，政府的力量都用于对外战争了，无暇来顾及国内的改革。当然，骄傲的魏国人并没有认为有改革的必要，因为李悝留下来的制度，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
既然在魏国看不到出头之日，卫鞅决定到秦国碰碰运气，于是打起背包向西方走去。

伟大的秦国张开双臂欢迎卫鞅的到来，不仅是卫鞅，任何一个有志于建设秦国的东西方士人，秦国都将给以热烈的欢迎，接待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山川道路以及各种标志性建筑上到处是标语旗号，再经秦国媒体的大事宣传和炒作，搞得山东士人人心惶惶，诸国政府纷纷提高各级公务员待遇以稳定军心。
结果人还真来了不少，特别是一些民间士人和政府里的失意官员，带来的各种发展规划太多了，嬴渠梁应接不暇，只好设立专门机构招待这些士人。士人到这里得先报到，然后按照程序一步步进行面试。有合用的就留下，不合用的直接pass掉，一般人想见嬴渠梁并不容易。
秦国招贤，天下人才望风而动。要知道如果能够得到秦国的offer，获得的将是实实在在的土地，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地位。以山东诸国文化之发达，人才之茂盛，来碰运气的自然不在少数，滥竽充数、以次充好、唱高调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初步的鉴别工作交给手下人好了，嬴渠梁只接见那些才能卓越、见解不凡的士人，问题是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千金易得，一将难求”，诚哉斯言。结果不少士人又失望地踏上返乡之路，秦国政府也为人才难求头痛，而秦国旅游业却大赚了一把，秦国老百姓也小有收获，土特产品卖出去不少。

卫鞅来到接待处前，看着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张口帝道、闭口王道的所谓士人，心里泛起一阵蔑视的感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而绝大多数都是蝇营狗苟争一时之长短，众生之中目光深邃、见识深远，有独知之虑，敢于大博名利者能有几人？卫鞅站在士人们的身后，冷笑了几声，直到最后也没有加入到等待应聘者的行列中去。
在那个年代，只有傻瓜才按部就班按照既定规则行事，强者从来都是为别人制定规则，给别人树立榜样，成为别人的梦想。商鞅根本不屑于与嬴渠梁的代理人聊什么治国之道，就算他们有心情想知道，商鞅还不敢让他们知道。商鞅的话说出来就是祸，说出来能点得着火，你别看500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沉默？
他的变法主张决定了只有君主本人能够理解，只有君主本人能够支持。难道让卫鞅和面试他的大臣说秦国应该限制大臣权力，进行君主集权统治？如果卫鞅这么说，不管是哪个大臣听了都定会把他赶回家去，弄不好还要骂他个狗血喷头。
卫鞅与所有法家弟子一样能否发挥出能量全在于君主是否支持。秦国的国情是实施法家变法的大好土壤，卫鞅唯独缺少的是一个机会，一个与秦君单独会谈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机会天上不会掉，地上不会长，拦个驾吧，嘿嘿，这招都被别人用滥了。一开始，嬴渠梁每次外出都能碰到十好几个拦住车驾上书进言的，害得车队像公交车一样走走停停，后来嬴渠梁干脆不出门了，每日处理完公事如果没有遇到什么人才就喝喝小酒吃吃消夜，将晚上的时间打发掉。
卫鞅从人们的口中得知嬴渠梁最宠幸的一个大臣名叫景监，卫鞅准备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使之成为自己与嬴渠梁之间的铁杆联络人。
卫鞅在魏国久经官场，阅历丰富。待人接物，结交朋友的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当卫鞅请求景监将自己引见给嬴渠梁时，景监就满口答应了。在这一刻，卫鞅不讲公事，只论私事；不用理性，只凭感性就获得了无数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景监把卫鞅推荐给了嬴渠梁，此时嬴渠梁刚二十出头，还很年轻，看到卫鞅时，态度很友善。但似乎有一点不信任卫鞅的样子，可能因为卫鞅也年轻吧，一看就不象是富有行政经验的人。依照计划，卫鞅开口就跟他说起帝道。什么是帝道呢？就是三皇五帝的那些道道，那些都是时代久远、传说中的人物，也不晓得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卫鞅正儿八经地大谈帝道，孝公听着听着，无精打采，甚至中途有几次差点睡着了，最后不耐烦了，把卫鞅赶走了。
这一次见面，嬴渠梁显然不高兴了，批评景监说：“你所推荐的门客是什么人呀，哪里值得用呀。”
景监回来后闷闷不乐，找到卫鞅，卫鞅却和说今天跟主上说的乃是帝道，这个学问太深了，主上思想不开悟，与帝道无缘啊。于是请求景监再安排卫鞅与嬴渠梁见一次面，他答应了。
宠臣有宠臣的优势，嬴渠梁同意第二次见卫鞅。

五天后，卫鞅又一次见到嬴渠梁，这次大谈王道。什么是王道呢，就是夏王禹、商王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先王的道道。这回嬴渠梁没有打瞌睡了，谈论的时间也比第一次要长，但看得出，他仍然有不满意的地方。果不其然，退席后，景监又来找卫鞅了，说嬴渠梁仍然怪他举荐非人，卫鞅胸有成竹地打保票说：“卫鞅心里有底了，您再安排一次卫鞅与国君见面，保证不会让您失望的。”景监将信将疑，但可能是卫鞅超强的自信心打动了他，他想把赌注押在卫鞅的身上。
别人或许会很奇怪，卫鞅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嬴渠梁大谈刑名之学，谈富国强兵呢？
这就是他的计划，谈话与打仗一样，要有技巧与策略，要诱敌深入，要从外围向核心渗透。
卫鞅有许多新的思维，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你们要知道，人都有一种惯性思维，每当遇到问题时，总想着从历史经验中获得答案。所以卫鞅对付嬴渠梁时，卫鞅先把历史经验罗列出来，跟他说帝道、王道，看他的反应，这也是了解君主真实想法的办法，前两次的谈话，卫鞅能肯定嬴渠梁并不像儒者那样，喜爱古人的经验，所以这次卫鞅要跟他说霸道。
第三次的谈话，卫鞅跟嬴渠梁说了五霸的经验，他饶有兴趣地一边听一边点头。事后他跟景监说：“你的门客很不错，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了。”卫鞅便答道：“今天卫鞅跟主上谈了霸道，看来他是想采纳了。如果下次主上召见卫鞅，卫鞅就知道应当说些什么了。”景监也十分高兴，能讨好君主，对臣子来说是一种成功，所以他请卫鞅喝酒了。
过了几天，卫鞅又一次入秦宫，与嬴渠梁面对面交谈。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嬴渠梁亲自要求见卫鞅的，这说明他已经对卫鞅说的霸道产生了兴趣，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一见面，他就对卫鞅说：“您最早说的五帝三王那些道道，用他们的方法来建功立业，花费时间太长了，卫鞅等不了。贤明的君主，应该在自己在位时就扬名天下，而不是默默无闻地等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业。”
卫鞅便对嬴渠梁说：“要想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方法是有的，但是这个方法，在德行方面，就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了。”嬴渠梁对德行这个问题显然并不关注，因为他急于要雪耻，一是要夺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二是要改变中原诸侯把秦国当作蛮夷来看待的种族歧视。

然而，有一层意思卫鞅始终没有向嬴渠梁说起，他不敢说，因为一旦说出嬴渠梁的心会凉半截，自己的一番辛苦也会白费，但他还是跟景监说了：“如果秦国按卫鞅的方案实行变法，国家的德治将无法跟商朝、周朝相比。”言外之意秦朝的寿命将是个问题。
卫鞅的变法是邪门武功，爆发力极强，威力巨大，但很容易走火入魔。在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战国时代，也许正是这样的武功才有市场。搞掂嬴渠梁，商鞅才算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道路将更曲折，战斗也更激烈，不过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友和支持者。
机会成熟了，卫鞅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全盘托出了，便对嬴渠梁说：“秦国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制度法令，很多都不适宜当下了。要改变国家，首先要变法。”于是卫鞅侃侃而谈，把这些年来的心得一一道出，可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嬴渠梁有一个肢体变化的细节，被卫鞅发现了，他听得十分认真，上身前倾，当卫鞅说到精妙之处时，他还下意识地把膝盖挪动到座席前——当时卫鞅们可都是跪坐哦。卫鞅知道，他听入迷了；卫鞅也知道，卫鞅大展身手的机会来了；卫鞅已经看到，通往荣誉之殿的大门打开了，卫鞅要昂首阔步地前进。
在连续数十个小时之内，卫鞅将积攒许久的表达欲望尽情地喷射出来。年少登基，治国经验不足，急需他人指引的嬴渠梁被彻底侃晕了、侃酥了、侃得飘飘欲仙了。等秦国变法教父卫鞅的布道结束之后，嬴渠梁久久才回到现实当中，大脑已经受到一次彻底的洗礼，在这之前他还是个志大才疏、徒有其愿的年轻君主，在这之后已经成为变法的一个铁杆崇拜者和支持者。嬴渠梁愿以举国之力供商鞅驱使以行变法，顺便说一句，这仅仅是君臣两人私下达成的协议。
请注意，君臣两人都不是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学究，而是深处权力旋涡中的政治家。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坐而论道，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审时度势，巧妙周旋，有所取舍，讲究策略。当他们从学术的殿堂中痛快淋漓地出来，面对秦国的国情时，不得不静下心来思考施行变法的方法步骤，是循序渐进，还是休克疗法？
连续好几天，嬴渠梁都把其他的政事推掉，关起门来听卫鞅“说教”，他神情兴奋，显然是受到卫鞅的感染。卫鞅给他画了一幅美丽的图卷，他的国家与他所处的地形一样，居高临下傲视群雄，世人不再投以蔑视的眼光，因为面对征服者，他们总是诚惶诚恐。卫鞅看到他双拳紧握，似乎现在他就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天神，准备给敌人予雷霆一击。
显然，嬴渠梁认定卫鞅就是他苦苦寻觅的人，卫鞅能给秦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局。

可是，忽然间他灿烂的笑容飘过一片乌云，若有所思的样子。
卫鞅知道，他是在内心交战。作为一位新上台的君主，要把历代先王的法令制度推倒重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哪。这一点卫鞅十分清楚，历来的变革者，身上所必须具备的勇气，是一般人所无法了解，任何法令的变更，都势必要伤害到许多权贵的利益，他们会疯狂反扑，阻止任何形势的变法。卫鞅的老同乡吴起不就是被这么一群顽固派给射死了吗？可是卫鞅不会退缩，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赌局，是一个战场，你愿意赌也好，你不愿赌也罢，都无法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这点卫鞅们卫国人最清楚不过了，你不去惹大国，但你仍然大国眼中的案板上的鱼肉，你不想去冒险改变人生，那就只有等着人家上门宰割了。
如果命运的结果都是在劫难逃，卫鞅宁愿选择轰轰烈烈的一生，而不是待宰的羔羊。
所以，卫鞅义无反顾。
可是嬴渠梁却不一样，他是一国之君，而且大国之君。他若变法，将遭到国内反对势力的阻击，甚至可能酿成政变；他若退缩，照样当君主，日子或许可能更舒服快活，只是他的雄心壮志要付诸流水。所以，卫鞅必须要激起他的雄心，点燃他的斗志。
果不其然，兴奋过后，嬴渠梁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卫鞅听出了他的犹豫与动摇，他说：“卫鞅想变法，但又怕天下人会非议卫鞅。”其实卫鞅一点也没觉得奇怪，作为一个温室中长大的王侯，没有经历什么大风浪，内心摇摆而不坚定实是人之常情。一个人伟大与否，首先并不是看他做了什么事，而是看他有没有一颗伟大的心。卫鞅必须在他迟疑的那会，在他内心里注射一剂英雄主义的药方。
于是卫鞅说道：“优柔寡断者不会成名，迟疑不定者难以成功。真正高人的做法，必定超乎寻常人的见解；有独立见解的智者，必定遭众人的厌恶。”卫鞅这是告诉嬴渠梁，不遭人忌、不遭人恶，那只是庸才，为什么呢？卫鞅接着说：“有智慧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便能看到结果，而愚蠢的人即便事情发生了也懵然不知。智慧的人少，而愚蠢的人多，因此主上要做成一件事，不可与民众商量如何开始做，因为他们不过是鼠目寸光。您只需要在事成之后，让民众享用现成的果实即可。有高尚道德的人总是不合于习俗，建立大功业的人总是独断专行，不与众人共同商量。因此，只要可以强国，不必效法旧的规章制度；只要有利于民众，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卫鞅给嬴渠梁一个选择：是勇往直前，当一代旷世雄主呢？或者是优柔寡断，只能成为一名平庸的国君？

嬴渠梁虽然深信卫鞅的变法是切切实实的超级武器，但不确定秦国的各阶层如何看待卫鞅的变革主张，是赞成，是反对？有多少赞成，有多少反对？赞成到什么程度，反对到什么程度？
怎么办？
嬴渠梁毕竟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被卫鞅这样一说，身上的血性都张扬出来了。他身上确实有秦人那股倔强之气，不认输的劲儿。对卫鞅来说，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卫鞅做好了一切准备，因为卫鞅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政坛是一个血腥之地，这里杀戮之重，绝非战场所能相比，因为战场上你知道谁是敌人，而在这里，你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更难以防住暗中袖出的冷箭。
卫鞅的第一场战斗是在宫廷之上。面对守旧派大臣，卫鞅跟他们展开一场唇枪舌战。
嬴渠梁已经决定把卫鞅留下，主持变法，但在变法之前，卫鞅必须跟朝中大臣进攻一番辩论，主题就是该不该变法。几乎所有的朝臣都攻击卫鞅的理论，这里卫鞅只选择两个有代表的人物来说，这两个人，一个是甘龙，一个是杜挚。
首先发难的人是甘龙，他是一个老官僚，这种人最不希望看到变化，只要窝在旧的体制下，他的个人利益就不会受到冲击。这位老官僚的语气显然有点倚老卖弄，“你说的不对。”他先下了一个结论，然后才慢才斯理地说：“自古以来，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智者治理国家不变更法令。顺着民俗来教化，不费力却易成功；沿袭旧法来治国，官吏习惯，百姓安心。“
说完后，甘龙转过身对嬴渠梁说：“现在倘若要变更法令，不遵循旧法，卫鞅恐怕天下人会背后非议君上，请君上仔细考虑。”
卫鞅必须要马上反击，不能让这些顽固派动摇嬴渠梁的决心。甘龙话音刚落，卫鞅就给了他当头一棒：“您所说的，不过是俗人的见解罢了。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学者们又拘泥于自己的见闻，不能突破常规。这两种人，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卫鞅想提醒甘龙先生，历代的礼法制度都是不断革新的，而非一成不变。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称霸诸侯。卫鞅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揭示真相：智者创建法令制度，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贤者更改礼制，平庸者受其束缚。”说到这里，卫鞅也转向孝公，用坚定的语气说：“受制于旧法者，不可与之谈变法；受制于旧礼者，不可与之谈政事。主上不要迟疑不决了。”
在这里，卫鞅不禁要自己得意一下，因为卫鞅的计划缜密得毫无破绽。

还记得卫鞅最初几次与嬴渠梁的对话吗？卫鞅尽说帝道、王道，把他听得打瞌睡，可这是卫鞅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守旧顽固分子喜欢拿久远的三代来说事，卫鞅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卫鞅证明了人们理想中的三代，其强盛并非因循守旧，而正是有革新的思想。这些道理，卫鞅跟嬴渠梁说过，但这般大臣从未听过这样的见解，自然被卫鞅打得落花流水，一时间无以应战。你说，看卫鞅到得意嚣张的样子，嬴渠梁能不喝彩吗？
可是顽固分子并不善罢甘休，尽管他们黔驴计穷，可是仍然百般狡辩。杜挚跳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变更工具。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
这就是顽固分子的水平吗？太可笑了。他们所有的防御工事，不过是一层薄薄的纸，只消卫鞅一根手指头，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捅破。
卫鞅开始大举反击了，质问说：“您口口声声说要效法古制，请问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呢？又是遵循谁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教化却不诛杀；黄帝、尧、舜诛杀而不过分；周文王、武王时代法度、礼制又异于前代。”说到这里，卫鞅瞥了一眼，杜挚头冒冷汗，无言以对。卫鞅继续发动发势：“事实上，治理天下绝不仅有一种方法，何必非要效法古代呢？商汤、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却成就王者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古制，最终却走向亡国。因此，遵循蹈矩并非就是好，而突破常规并非就是坏，关键是要顺应时势而定。希望主上不要再疑惑不决了。”
这些顽固派以为卫鞅只知道变法的事，其实对于各家各派的学说，卫鞅都有涉略的，对古代政治思想的变迁，卫鞅也是有研究的。在卫鞅凌厉的攻势下，他们全线溃败。但是卫鞅打心底要感激一个人，他就是嬴渠梁，因为没有他的支持，卫鞅就算巧舌如簧，也无用武之地的。这位英明的君主坚定地站在卫鞅这边，成为卫鞅的庇护者与支持者，没有他强有力的臂膀，卫鞅就是折翼的鸟儿，永远飞不起来。
在这次舌战群臣后，卫鞅以一名外邦人的身份，被提拔为左庶长。
卫鞅知道，卫鞅的时代到来了。

如果问卫鞅：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论什么时候，卫鞅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富国强兵。
这是一个乱世，这是一个杀戮的时代，一个国家要免除厄运，就必须要富国强兵。一切政令都要服从于这一最高原则。
其实每个国家都想富国强兵，可是为什么那么难做到呢？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呢？
卫鞅认为，是因为没有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投入到农耕与作战中。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必须把农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富国之本，也是战争后勤的根本保证。要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力量呢？必须要采取赏与罚两手硬的手段，赏是要激起百姓的热情，罚是要用恐怖手段来控制他们。只有双管齐下，才能驱使他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卫鞅绝不仁慈。
卫鞅一直认为，仁慈是一种罪过，因为卫鞅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早看惯了流血与死亡，仁慈只是送给敌人的礼物罢了。因此，卫鞅所制定的新法，是看不到仁慈的。新法的规模之大，卫鞅自信是前无古人，无论是子产或是李悝、吴起，都无法像卫鞅推出这种颠覆性的政令，卫鞅几乎是要把旧的体制连根拔起，然后在其上营建崭新的大厦。
嬴渠梁十分信任卫鞅，所以卫鞅才可以无所顾忌地制定新法，卫鞅知道这些法令必定会让许多人不舒服、反感、厌恶、抵制，因为法令条文相当苛刻。比如说连坐法，卫鞅是这样规定的：百姓每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一家犯了法，其他九家有举报的义务与责任，倘若知情不报，十家连坐。不告发罪犯者处以腰斩的酷刑，举报者得到的奖赏与战场杀敌相同。窝藏罪犯的惩罚与战场投降相同。
卫鞅的这些做法当然令人十分不满，可是卫鞅说过，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卫鞅就会不择手段。为政者能操纵民众的只有两手：一手是赏，一手是罚。这两点做到位了，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巨人，中央政府就是巨人的头脑，是四肢、躯干的操纵者，只要下达指令，该指令就必须得到彻底的、强有力的执行。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别想置身事外，权力的意志从最上层贯彻到最下层，面对这样的国家巨人，谁可抵挡呢？
在卫鞅的新法中，对农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说实话，卫鞅得感谢卫鞅的精神导师李悝，他很早就明白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他主张要“尽地力”，而且用政策来鼓励“治田勤谨”的人。经济是国家实力强大的根本，而农业又是经济之本。秦人尚武，以前一直注重军功，却不注重农耕，可是卫鞅把农耕的重要性与作战相提并论。要提高农耕的效率，就得压制商业，让商人无利可图，他们破产了，就只好去务农了。对于懒惰而贫困的人，卫鞅不仅极度蔑视，还要用尽手段打击这些社会蠹虫，卫鞅下令，遇到这样的懒人，一律抓到官府充当奴婢。卫鞅的政策就是，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都必须要有用，无所事事的，就要让他当奴隶，他不能摆脱国家严密的罗网。
当然，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建立起绝对的军事优势，这是卫鞅努力的最大方向，这同样需要使用赏罚作为手段。凡在是作战中立功的，按照功劳的大小受封爵禄。由于秦人尚武，民间的私斗十分盛行，这必须要坚决清除，对私斗者要视情节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惩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卫鞅说过，一个国家全体国民，必须要成为有机体的一部分，要服从国家意志，而不许自作主张。对于有军功的人，得给予显赫的声名，没有军功的人，就算富有也不光彩，公室宗族倘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贵族行列。
一言以蔽之，卫鞅就是要把人当作机器部件，国家则成为巨大无比的机器，这个机器恶魔将爆发无限的能量，把其余的国家一一摧毁。这是卫鞅的构想，虽然一切还没有开始，但卫鞅在内心里总是能看到最后的一幕，气壮山河的一幕，卫鞅为此而生，也将为此而死。
卫鞅把法令制定出来了，还没有正式颁布。卫鞅不能在众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布这个法令，这样效果将大打折扣，要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知道政府强有力的决心呢？卫鞅想了好几天，最后想出一个办法。

卫鞅先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约有三丈长的大木头，然后对围观的人群说：“有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大家觉得很奇怪，由是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扛这么根木头可以得到十金的奖赏，不可能吧，天上真能掉下馅饼呀？

大家不相信，没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卫鞅十分知道小民的心理，平庸的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看到别人怎么做，就盲目跟从，没有自主见解，所以卫鞅打心眼里瞧不起这帮人。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人愿意一试，由于卫鞅又站在台上高声说：“把木头扛到北门，赏五十金。”台下的人惊叫起来，议论纷纷，刚开始也没有人站出来，过了片刻，总算有一个人挤上前来说道：“我来试试吧。”
卫鞅点点头，那人身强力壮，扛这根木头不在话下，他从南门走街过巷，一大群人跟在他身后，想看看热闹，也想知道他能否真的得到五十金。那人把木头扛到了目的地，卫鞅也乘马车抵达北门，绝不食言，当场发放五十金赏钱给他。他脸上有一种得到意外之财的狂喜，而其他人则表现出懊恼的神情，早知道如此他们也会去扛那根木头了。
这件事，使整个都城都轰动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事。这就是卫鞅想达到的广告效果，卫鞅趁此时机表明：政府是讲信用的，绝不欺骗百姓。紧接着卫鞅便公布了新法的各项细则，变法的大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法所致致的不满，并不出乎卫鞅的预料。
数以千计的人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了都城，抗议新法，这些人中有的是个人行为，有的则是有人在背后操纵。人的行为都有一种惰性，有时也称为习惯，这种习惯刚刚受到外力的剧烈改变时，人通常会感到很不舒服，有抵抗心理。可是卫鞅坚持认为，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新的习惯就会形成。变法的最大阻力，并不来自底层的百姓，而是来自上层的贵族与官员，他们想方设法要中止改革，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卫鞅必须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手段，要杀鸡骇猴，卫鞅要让所有人都知晓，新法的威力绝对是不可抗拒的。

机会来了，这也是巨大的考验。
太子犯法！

无功受禄的老旧贵族不甘心失去一切，然后像个布衣百姓一样从头爬起，他们对变法表示抗议，并成立了抗议委员会，太子驷（即后来的秦惠王）被大家推举为抗议委员会主席。为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委员会主席太子驷决定以身试法。
在一个幽静的夜晚，月亮用暧昧的眼睛扫视着冷清的咸阳城。自从变法颁布以来，咸阳全城进行宵禁，老百姓的夜生活被迫停止，是以夜虽不深，但家家掩门，户户熄灯。只有狗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声音，细辨之下，像是有人在放声歌唱，又间杂着阵阵大呼小叫。声音是从一座府院中传出，院内房间灯火通明，一群贵族在纵酒放歌，中间唱得正起劲的是太子，只见他用浑身的肢体语言强烈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在节奏强烈的伴奏中，太子歇斯底里地号叫，周围的大臣也随之狂呼大喊，妖艳的侍女在张三、李四、王五的怀抱中来回辗转，挂着妖媚的谄笑。一杯杯烈酒倒满了干，干完了倒，人人脸红脖粗，胡言乱语，平日一本正经的贵族此刻丑态百出，犹如群魔乱舞，恰似酒鬼诈尸，让人感觉不是在民风淳朴的秦国，而是在轻浮的郑卫之国。足足过了两个时辰，这帮人嗓子唱干了，身体扭累了，精神委靡了，也该回去休息了。
对以太子为首的贵族们的打击，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一幕更加惨烈。在这之前，秦国的监狱里已经关押了700多名故意对抗变法的贵族，按照秦国法律皆当枭首。但商鞅迟迟没有动手，他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处斩高级犯人会引起秦国高层的震荡。在关押期间，贵族们通过太子在朝中四处活动，对商鞅进行中伤和诬告，商鞅不清楚嬴渠梁是否受到影响。但那天晚上的事情，嬴渠梁已经用行动表明他坚定地站在支持变法的立场上。因此商鞅准备对关押的700多名贵族下手。
这一天的天阴惨惨，这一天的风冷飕飕。在秦国的母亲河渭河之畔，商鞅将要举行一次规模空前的献祭仪式，献祭的对象不是苍天，不是大地，也不是黄土高坡上的诸神，而是一尊新崛起的神———国家。献祭的东西不是太牢，不是少牢，而是活生生的人，足有700多口，就在一年前，他们还是人前显耀的贵族，但他们所代表的旧政权已经被新兴的政权取代，因此他们也将作为旧政权的随葬品随之西去，同时他们的血将成为新政权的祭品。秦国的老百姓在一旁远远地看着。
商鞅登上祭坛开始宣读祭文：“尔等叛逆，不服秦律，扰乱变法，即刻枭首。”十六字念完之后，商鞅一挥手，只听“扑通”，“扑通”……一颗颗脑袋在大砍刀的切割作用下，离开主人的身体，沿着抛物线向渭水中落去，在与水面的撞击过程中发出了“扑通”的声音，身体歪倒在地。刽子手的砍刀纷纷挥舞，贵族们的脑袋纷纷离体，如注的鲜血喷涌而出。商鞅的脸色铁青，好似瘟神降临。围观的老百姓无不面容悚动，胆小的将头扭到一旁。
过了大约一刻钟，700多颗脑袋才宣告砍完。商鞅一甩手，全场人员立即撤离，只留下周围的老百姓在愣愣地看着。卫鞅不用再讲什么训诫之词，刚才的700颗脑袋落地比什么语言都管用。卫鞅只需回去感受疗效即可。
荡荡的渭水泛起一片殷红，她养育的不成器的儿女又将鲜血还给了她。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味。一阵狂风袭来，卷住了太阳。
当700颗人头落地的消息传到国都，整个贵族界都在颤抖。从此卫鞅的变法再也没有遇到贵族的抵抗，这些人暂时躲在了命运的阴暗角落以待时机。太子驷吓得躲在家八年不敢出门。
新法推行的进程越来越顺，大家也慢慢习惯了。在短短几年里，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路不拾遗，山里没有盗贼，这是儒家分子一直想做却不到的事，但卫鞅全做到的。因为他们用的是教化手段，而卫鞅用的是恐怖手段，事实证明，恐怖手段的效果要明显得多。不过仅仅是恐怖手段还是不行的，得让百姓享受到新法的好处。有什么好处呢，人人都丰衣足食，家家富裕，社会治安相当好。同时，私斗几乎绝迹了，国人怯于私斗，而勇于为国家战斗，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前更强大了。

如何看待人性，是所有哲学和宗教中最核心的几个问题之一。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所以用仁义来支撑世界。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所以用法律来架构世界。然而儒家的仁爱世界始终是乌托邦式的设想，几乎所有的儒家都无法打通从理想到实践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总是受到人性中邪恶因素的威胁。虽然儒家在现实世界少有成功的时候，但他们的存在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光，一旦爬过风雨如晦的黑暗时刻，儒家的曙光就会出现在历史的天空上，当然了这里的儒家不是后来被皇权阉割了的儒家，而是诞生于乱世的原汁原味的儒家。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城从来不曾有过，但它们仍然值得全人类尊重。如果没有它们，人类的生存状态将不堪设想。它们是人类心目中最原始、最天真的梦想。
法家对待人性丝毫不存幻想，他们宁可将人看成是罪恶的集合体。贪婪和恐惧是他们的本能，趋利避害是他们的天性。社会之所以没有被罪恶吞没，完全是由于罪恶的人们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得不达成某种契约。这种对人性绝望的人生哲学使得法家的思想严酷而尖锐，深刻而无情，具有一种令人畏惧又无法逃避的力量。对于任何一位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士来说，你可以责骂它、憎恨它、鄙视它，但你不得不承认如果要对付这个操蛋的世界，它是最有效的武器。所以圣人总是为了消灭法家而不得不使用法家，虚伪的政客总是表面上不屑于运用法家而实际上抓着不放。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法家便以此作为基础发展了他们的所有学说。商鞅相信如果国家要想强大必须顺应人类的这种天性。商鞅为了将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引导到国家强大的道路上，制定了一整套详尽的法律。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任何能使国家强大的行为都将得到奖赏，任何阻碍国家强大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战国时期，国家强大的最主要内容是军事上的强大，因此在秦国“战”是第一位的，作战便需要吃饭，因此“耕”排在第二位。其他都是辅助。
法家思想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家所追求的强大国家，绝不同于罗马共和国。法家追求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元首，一种制度。一个经过法家彻底改造的国家应该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
因此商鞅在秦国的任务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加强耕战；二是强化君权。商鞅的靠山是嬴渠梁，武器是法律，所要改造的对象是一个文化落后、民风淳朴、崇尚武力的国家。在商鞅来到秦国之前，秦国人仍然像过去的500年那样浑浑噩噩地活着，对于山外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潮知之甚少。嬴渠梁徒有改革的愿望，但却不知道如何实施，商鞅变法为秦国提供了如何转型的答案。
秦国松散的政权结构无法适应激烈的军事斗争需要。商鞅为秦国打造了一套紧凑的政权结构。躺在历史垃圾堆上的贵族寄生虫们被清除出国家机构。旧的世卿世禄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二十爵位制。每一级爵位都对应着不同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级别越高待遇越好，社会地位也越高。获取爵位的唯一途径是建立军功。在地方，商鞅实行了郡县制，废除了分封制。旧贵族的封地都被收为国有，国君委派官吏进行管理。在社会基层，商鞅实行了什伍制度，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否则，“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通过这些措施，秦君有效地控制了社会资源。最惨的是旧贵族，他们的财产都被充公，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整个社会掀起一阵从军立功的狂潮。军人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走在秦国的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神采飞扬的士兵，他们逢人便讲：“是商鞅点亮了卫鞅的生命，为卫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于这些秦国的好儿郎，商鞅不允许他们私下争斗，否则便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们唯一展示男人气概的地方是战场。秦国年轻人的习气也变了。以前秦国的大街上有很多蛊惑仔，他们动不动就发生火并，变法实行之后，这些蛊惑仔都到军队参加敢死队去了。老百姓发生争执时最常见的说法是：“小子，看在变法的面上，我饶你一次，你要不服气，咱俩到战场上比比谁杀的敌人多。”
战场之于秦人，就像今天商场之于商人，文坛之于文人，舞台之于艺人，是他们实现理想人生价值的最重要舞台。对后世的读书人来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秦人来说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都在战场上，秦军的士兵个个怀着超级男生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尽管他们知道光荣的另一面是万劫不复的死亡。商鞅告诉他们，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默默无闻地活着，任凭国家黯然凋落。
秦国的强大孕育于无数将士的捐躯赴国难之中，他们的英灵得到了国家的超度，他们的家属得到了国家的照顾，他们的事迹永远激励着后世的秦国人。当然，秦国人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是由于那里有他们最想要的东西———爵位。二十级爵位中的每一级都对应着具体的杀敌数，秦国政府严格兑现，绝不拖欠，不打白条，兑现的凭证是敌人的首级。印第安部落是以头皮作为杀死敌人的标志，游戏《暗黑破坏神》中的标志是耳朵。变法以后，凡是秦军参加的战争，战后的战场惨不忍睹，到处都是无首的尸体。
强大的秦国不但需要强大的君权，强大的军队，还需要强大的战时经济。秦国还没有发展到要大炮不要黄油的阶段。粮草是军队的命脉，是国家的基本，甚至可以说组建一支军队最主要的不是兵源，而是粮草。当时许多将领都喜欢从敌军的粮草供应上做文章，一旦粮道被断，敌军就毫无胜算。为了多产粮，商鞅对秦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组。自西周时起实行了将近500年的井田制度被彻底废除，井田之外的大量土地被开垦出来，秦国承认了老百姓对土地的占有，准许自由买卖。一旦手里有了土地，老百姓的腰杆就硬了，种田的积极性也高涨起来。商鞅还奖励耕织，抑制商业。法家认为商人是社会的蛀虫，对国家毫无益处，他们见利忘义，机关算尽，不从事生产，增加了统治的难度。与商人同等待遇的是社会上的流氓无产者。商鞅变法的功利性非常强，要求整个国家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变法令下之后在社会角落里混日子的阿Q们都不得不改行，或者扛起锄头下地干活，或者扛起枪上阵杀敌，或者被收入官府做工。
为耕战保驾护航的是法律，秦国的法律非常严格，也非常精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以兵器为例，秦军使用的兵器是在政府监制下严格完成的，每件武器上都有标记，一旦出了质量问题，制造者就会受到处罚。秦国的官场风气与其他国家也不一样，法律严禁官员结党、请托。因此官员只需要依照法律将本职工作做好，业绩决定他们的前途。对官员的监管制度也定得非常详细，一旦犯错，受到的处罚是公开公正的；而一旦有功，受到的奖励也是公开公正的。后来荀子游历秦国时对秦国的吏治深表钦佩。这一切全是商鞅的功劳。
秦国是个现实、功利、讲求实用的国度。它只承认强者，强者将步步高升，弱者将被淘汰，反抗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整个社会像个高速运转的机器，一切都符合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和动物界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