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以秦为大一统开始的标志 成了很多人的常识 这其实是古今史观差别的错误认识
以至于经常因此产生争论 由于各种粉之间相互对立 错的一方不信服 对的一方也没解释清楚
导致第三方的人们也云里雾里 有失求真的本质
在这里专门收集了一下关于周之分封和大一统论述的资料
题外话 争论的目的不在于打倒对方而是求真 更是为了给第三方正确的指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贵在教化而不是征服

中国古代的统一国家经历了夏商二代的邦联式统一、周代的分封制统一和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制统一这样三个阶段、三种模式；与西欧中世纪由外族入侵而形成的统一国家迥然不同。其中，周代君主分封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政治学意义的行政体制，对于维护和促进周代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曾起过巨大作用。将周代分封制比附为西欧中世纪封建制从而否认周代国家的统一性而将秦王朝作为中国统一国家开端的传统见解是不妥当的；按照是否实行分封制与中央集权制来论定国家是否分裂与统一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分封制、中央集权制是国家行政体制问题，而统一与分裂则是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前期即西周，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国家自上而下第一次建立起了一整套较为严密而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然而，新中国史学却一直不把西周看作统一国家，而把秦王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开端。迄今为止，有关论著和教科书大多仍然沿用陈说。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那里呢？对建国以来有关论述稍作梳理，不难发现，问题在于周王朝是一个分封制国家，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方式上类似于当今世界的联邦制，而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曾对与之相似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给予批判，加之两千多年来，中央集权制始终是维护中华统一的主要政体。于是，分封等于分裂，集权就是统一，遂成为人们审视历史的固定尺度！五十年代初，史学大师范文澜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指出“中央集权制国家即统一国家”，（3）并在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中把西周分封制直接看作欧洲中世纪法兰克封建采邑制，把西周与其分封的诸侯国等量齐观，明确写到：“在当时，西周是最先进的国家，王畿外齐、鲁、卫三大国，经济文化远不及西周，更不必说其他小国。”“秦始皇结束了从西周到战国八百多年的诸侯割据，伟大的中国第一次统一起来。”（4）显然，否认分封制的统一性，是史学界多年来否认西周是统一国家的根源所在。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统一模式及周代分封制与欧洲国家的统一模式及西欧中世纪封建制迥然有别。周代分封制大一统如秦汉中央集权制大一统一样，同属中华民族国家统一的模式之一，分封制作为一种地方分权行政体制对于维护周代国家统一的历史作用不应忽略和轻易否定。

为了易于本文正题的论证,对周朝分封制的内部实质意义和实施过程略作回顾是必要的周朝分封制的基本原则是“本大而末小”,“故皇帝开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医生有贰宗,士有隶后辈,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以构成“王臣公,公臣医生,医生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的君臣等级所属关系

咱们可以理出如次脉络:
一、周朝分封制始于周武王克商之后,直至康王时还在继续实施分封;王权至上、强本弱末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原则
二、周朝分封制首封传说时代及夏商帝皇后裔和吕尚等周室元勋,后又扩及秦、楚、肃慎、戎狄等很多臣服于周皇帝的异姓异族部落分封对象不限于周王室姬姓一家一族,分封地域也不限于夏商周王族的活动中间,而是覆盖了华夏人的共同体赖以发祥的黄河、长江流域主重地区可见其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血缘宗法性的分封,还具有政区划分的性质,而这类性质恰是国家同一的一种表现
三、受封诸侯从周天子那里不仅获得了地盘、部落黎庶和表示身份与权力的彝器等,还获得因地制宜的行政权和开疆拓土的军事征伐权这在当时是周天子维护和扩展国家同一的独一有效手段
四、周天子分封时要进行一定的授土授民仪式,既要赐与受封者颁赐礼器以作凭据,同时又划定了受封诸侯“以供王职”、“规则周公”等一系列义务,并载之文告,公布于世可见周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获得朝野公认和法令商定与分封制相适应,周王朝还实施了宗法制度等一系列礼乐制度,在全国规模内自上而下地建立起等级所属、井然有序的统治

从法理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保证周天子与各地诸侯之间君臣关系的存在与稳定,这些个在《周礼》、《仪礼》、《礼记》等专记周朝政治制度而略带理想色彩的史籍中有明确而系统的记录,以往学者们多所论及,此不赘述诚如历史学大师王国维指出的那样子:“自殷以前,皇帝、诸侯,君臣之分不决也…周初亦然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元勋、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齐、晋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皇帝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哀悼死者的服装,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皇帝、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值当注意的是,周天子所“封建”的“国”,其实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而是犹如“王畿”、“采邑”等名称同样的地区称谓清代学者焦循曾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王惟开国是也,……;其一,郊内曰国……;其一,城中曰国”⑧三解中,“国”都是指的地区,把这类“国”理解成现代的国家概念是万分纰缪的在中国古代,包含现代国家概念的称谓是“全国”一词,“中国”一词恰是由“全国之中”这一概念衍变而来

大规模的分封不仅保证了周天子在全国规模内登峰造极的统治地位,而且导致了周朝国家处所自治政权的普遍建立和各人的共同体的逐渐融合,从而扩展了国家的大一统局面周朝受封诸侯从周天子手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权利即是因地制宜、开疆拓土,这一点儿对于周朝同一局面的形成出格富有意义这从齐、鲁两个诸侯“国”的建立过程可见一斑
据载,曾祖吕尚受封东就国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曾祖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互市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群众多归齐,齐为大国”⑨
周公宗子伯禽受封治鲁则履历了一番“变其俗、革其礼”的建“国”过程周朝分封“皇帝之制,处所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10）
各诸侯当初受封的处所并半大,只是在后来的建“国”过程中开疆拓土,吸纳周边异姓异族部落共同研发处所经济、设置设备摆设处所文明,从而形成一方新的处所

在分封制前提下,周天子与各地诸侯的君臣关系和全国共主的权威一直到春秋初都是实际存在的,整个西周时期,周天子所直接分封的同姓或者异姓诸侯基本上不存在叛周问题
周恭王灭密、周夷王烹齐哀公而立其弟静为齐国君、周宣王两次伐鲁而废明日立庶和废长立幼、春秋时代周桓王取郑国地等事件足以表白周皇帝在分封诸侯中的绝对权威
值当一提的是周幽王当政时,为赢得宠妃褒姒一笑,竟在没有寇敌的情况下号令城防举烽火结果,“诸侯悉至”,认为自己的皇帝遇到了大敌,纷纷率兵前来救难勤王

在分封制前提下,周天子与各地诸侯的君臣关系和全国共主的权威一直到春秋初都是实际存在的,整个西周时期,周天子所直接分封的同姓或者异姓诸侯基本上不存在叛周问题
周恭王灭密、周夷王烹齐哀公而立其弟静为齐国君、周宣王两次伐鲁而废明日立庶和废长立幼、春秋时代周桓王取郑国地等事件足以表白周皇帝在分封诸侯中的绝对权威
值当一提的是周幽王当政时,为赢得宠妃褒姒一笑,竟在没有寇敌的情况下号令城防举烽火结果,“诸侯悉至”,认为自己的天子遇到了大敌,纷纷率兵前来救难勤王

可见,直到西周末期,周天子在诸侯中登峰造极的君王权威并未动摇纵然到了春秋中叶,还呈现过“诸侯城周”的勤王举动;五霸争长仍然需要获得周天子的认可,赐予“伯”的称呼方可为诸侯之长;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样的重大事件同样需要获得周天子的正式认可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向周王大使天孙满探询探望九鼎轻重的事件也应是周皇帝全国共主地位依然获得各诸侯国认同的例证不然,楚王为什么要去觊觎已失去效用的王位象征——九鼎呢?（插一句 说不定楚王逗他的呢 玩笑话了 哈哈）咱们不能因为周朝王权在某些时侯受到诸侯的紧张蔑视而否定其身为全国之宗的法定地位和国家的同一性,这正如大唐中叶以后虽则藩镇割据、四分五裂,但咱们并未是以此而否认它仍然是同一国家

总之,“周朝这类自上而下的分封制,还是造成为了比夏、商二代更为同一的国家,更为集中的王权”是当时的历远古提下建立处所当局、扩展国家同一疆域并普遍奉行周王朝制度与政令、使成为事实为多人的共同体融合共生的有效手段不论是就制度的理论意义来看,还是就西周时期的实际政治状况来看,它对于维护和扩展国家同一局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秦始皇在同一战争中消灭的山东六国无一不是周王朝的封国,所以,应该说周王朝出格是西周本身就是一个强大而同一的国家,秦始皇只是在春秋战国大乱之后重新同一了中国 （愚以为七雄称王后 才是理论上的分裂）

周虽然是分封制，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国家，所以它仍然奠定了中国最后走向统一的基础。
欧洲之所以没有统一，正是因为它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是互不统属的多个蛮族部落分别建立的多个国家。而这些国家内部也和周一样实行分封制，但最后却也基本上都保持了各自的统一，而没有分裂成几百个小国。


把西周看作四分五裂国家的另一个思想根源便是我们多年来教条地理解了革命导师有关西欧中世纪与中央集权制相对立的封建制的论述，把周代分封制等同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都曾对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割据给予了严厉批判，认为那是有害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兴盛的。但中国周代的分封制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西欧封建制源于日耳曼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带来的征服性大瓜分和西罗马帝国境内固有的大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国王在与教会及世俗军事贵族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和希腊罗马文化传承贯性的结果。


在西欧封建化统一过程中，法兰克国王都是依靠罗马教会和法兰克军事贵族的有条件支持才得以进行统一战争和行使统治权的。作为一种回报，也由于旧罗马帝国固有的大土地所有制及法兰克固有的军事贵族制的影响，国王不得不依照事先的约定和习惯法，把刚刚征服的大量土地和新攫取的权力封赏给教会和军事贵族，形成西欧特有的“采邑制”，又通过所谓“特恩权”以法律形式把国家对地方的统治权让与封建主行使。


从此，在封建采邑中，领主除了按规定为国王提供一定的军事服役和赋税外，享有一切权力，国王不仅不能过问封建主领地内的政事，甚至不经允许，国王和国家官吏不得进入封建主领地。显然，这种封建采邑完全不同于中国周代的封国，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王权的对立面出现的，是一种完全的领地私有和主权分享，是一次土地、财产与权力的重新瓜分，无独立之名，有王国之实。在封建领主的头脑中，整体国家观并不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尽管整个西欧都是日耳曼民族的天下，却形成了现代四分五裂、大小不等的十几个国家。

周代分封制则是在推翻前一个王朝、取得对全国的控制权后（实际上分封时还未完全肃清商的反抗势力），从内部产生的一种政治体制。原因在于周王控制了广大的土地和空间，而又不愿也不宜继续夏、商时代的外服制统治方式，故将土地分封给功臣子弟和臣服的异姓诸侯，让他们去为国家为国王拓荒、保土和安民，去推广周天子的一统政治。在这种分封制下，任何一个诸侯都知道自己仅仅是国王的一个部下大臣，自己的领土仅仅是国家的一部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整体观念始终在各诸侯心目中处于突出地位。这种观念一直到春秋中叶都没有多大改变，哪怕争霸也要“尊王攘夷”，只有战国时代的诸侯才逐渐公开地与周天子分庭抗礼，向独立的王国迈出步伐，才可与西欧封建领主同日而语。因此，周代分封制是国家王权强大的表现和结果，是统一国家的主权体现，绝不能笼统地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采邑制相提并论

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疆域也总是随着中华民族不断壮大而滚雪球式地向四方扩展，历史上后一个王朝的疆域一般而言总比前一王朝要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单纯以是否拥有现今中国的版图为标准来衡量古代国家的统一，而应当以其是否拥有现今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即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是否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认同和对外是否能够代表中国为基准。与秦始皇所建立的秦帝国疆域相比，周王朝的统治区域自然要小，这是事实。但周代所“小”的只是对长江以南珠江流域的控制，秦周两代统治疆域大小相差的最夸张的比例不会超过3：2；而秦帝国的疆域若与汉唐及明清等帝国相比，也同样显得狭小，充其量只有后者的一半。如果我们因为西周的统治区域局限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中原地区而否认她是一个具有宗主天下的统一王国，也就同样有理由否认秦帝国的统一。

不仅中国的封建制与西欧有别，就是中国的统一模式也是与西欧根本不同的。无论是西欧古代雅典罗马文明、日耳曼文明，还是两者混合生成的西欧中世纪文明，分权与民主都是显著特色，即使是最专制的王朝也是以封建割据式的分权体系和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与此相适应，其国家形态中，不同民族的相互征服和并存共生的不一致性、不连续性也构成主要特征。中国却自古就是一个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中心自我生成、并不断向周边滚雪球式发展的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共生的独立国家，国家形成之日便是民族局部一统之时，故其整体国家观念产生较早；而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观念，从来不曾有过法理意义的大土地所有制存在，封建时代所谓大地主、大庄园等都只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一种暂时转让。

远在传说时代，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就被描绘成统一天下的英雄：“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至夏代，开始有了冀、氵允、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和甸、侯、绥、要、荒“五服”等按地区划分国民的初步概念，有了大概的疆域记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九州攸同，四奥既居”“天下于是太平治。”继起的商王朝则是一个范围更广阔的国家。作为从氏族内部生成的国家类型，中国上古的国家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统一。因为，国家是按地区划分国民的，中国上古时代从原始的血缘部落走向初步的国家就必然包含着对局部范围各部落的一种统一，否则，就不成其为国家。

只是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等历史条件所限，新生的夏、商国家统治者不可能立即创造出后世那种行之有效的地方行政体制，只能在征服其他部族的基础上建立起类似于现代邦联式的政治共同体，并按“五服”模式划分和确定王畿以外臣服诸侯与国王的远近亲疏关系。继起的周王族作为原商朝西方的一个“小国”战胜强大的商王国，成为中原新的统治者，不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周武王克商后“自夜不寐”、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状态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表现。
在“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思想指导下，周统治者对夏、商二代的统治方式作过一番认真的总结与比较后，选择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政体。
目的不仅是为了巩固已有的权力，也是为了扩大统一规模。分封制是一种与夏、商二代所施行的外服制完全不同的行政体制。在外服制条件下，国王与诸侯只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政治联盟，不存在君臣隶属关系，不具备地方政府的性质。而周代分封制的实质则是周天子作为国家元首委派诸侯去各地建立地方政府，推行天下一统的政治制度。
周天子与各地诸侯的关系是一种事先便已明确了的君臣关系，只不过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实行地方分权和自治的原则罢了，诸侯们封建而未割据，独立而非王国。

这样一来，原来夏、商那种天子与诸侯的松散联盟一变而成为既有宗法血缘联系又有盟誓法律约束的君臣关系；
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范围也由过去的本部族活动中心扩及华夏族赖以发祥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揆诸现代政治学说，周代分封制相对于夏、商二代的五服制，可以说是一种质的飞跃，类似于当代的联邦制，
故王国维敏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间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模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