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yy粉不绝于耳，口号党前赴后继，历史发明家层出不穷，脑补党不绝于耳，所以讨論一下。
秦吹鼓吹卫鞅变法后法治人人平等吏治清明，大秦无特权人人机会平等六国之民乐为秦人其制度即使现在人也为之汗颜，其美好程度不亚于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有必要讲一商鞅变法的本质面目，商鞅强調人民与国家对立，于是想出五大对付民众的极端手段，那就是穷民愚民辱民卑民弱民，至于那些商鞅变法富国强兵为秦统一天下打下基础产生深远影响暂不评论，只是单独讨论一下商君是如何对待秦国民众并制服他們，至于对错是非该不该这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秦国要负担近百万的军队实现差不多五个人养一个兵的极限目标，国君就要控制人民，剥夺他們的生计与自由，用暴力强迫将他们驱赶到农场和战场上去沦为战争机器。
这就涉及人民愿不愿意做螺丝钉，听不听从国君指挥的问题，即国君能不能、如何驾驭人民为之服务的问题。毕竟，人性决定了人民好逸恶劳，乐生恶死。但国君要争霸要自保，必须要驱使人民辛苦劳作、冒死作战。国君所喜，恰为人民所恶，国君与人民各坐跷跷板一端：国君上去了，人民就下来；人民上去了，国君就下去。国君与人民形成了一种“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的对立紧张关系。
驭民在商鞅眼里等同于制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商君书弱民》）国君想在战场上搞定敌人，先要在国内搞定人民，搞定人民才能搞定敌人。这颇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内部都搞不定，哪里有能力搞定外部，不被敌人吞并已算万幸。所以，“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商君书说民》）要是“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商君书靳令》）即国君搞不定官吏，官吏搞不定人民，这叫做六种虱子把政府搞垮了。
确实，如果人民强大，国君弱小，国君就很难驾驭人民。譬如说人民很富有，哪怕有“军功爵”诱惑，也不如穷光蛋那样积极参军参战，因为富有，就不愿意靠卖命赚钱；要是人民很强大，他们就不听政令，因为他们有力量抵制国君的威压。故“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桑弘羊语，出自《盐铁论》）反之，则非常容易。那么，国君要“制民”，要想使人民听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让其富有，也不让其强大，使其乖乖就范。所以，对于国君来说，根本一条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压抑民众的欲求、智能、意愿、权利。这套滥觞于法家的“弱民理论”，一直被后世国君奉为治国的葵花宝典，修炼于心。
弱民容易引发民众反抗，弱民是一项很强的技术活，要做到既弱民、又不引起民众的暴力反抗，委实让统治者煞费苦心。而法家商鞅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的理论，又有成功的实践，真是这方面的专家。

一、以愚民达到弱民
知识就是力量，读书使人长知识，等于掌握知识权力，有了权力就不好控制，不能想要他干嘛就干嘛。商鞅深谙此理，认为要想弱民，先需愚民，要想愚民，则“民不贵学问”，让老百姓目不识丁，自然会把官方当作学识权威来依赖，不加（能）思考予以执行。反之，“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商君书·壹言》），翻译过来是：“治国，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而不加以堵塞，人民的知识就增长。人民的知识增长，而不去攻打敌国，就产生奸邪。”（高享《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民众的智、愚直接影响民众对战争的投入，进而影响战争的成败，在一切为了战争，战争为了一切的非常时期，国君必然采取有利于战争、有利于统治的愚民政策。
在商鞅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商君书·垦令》），人民愚昧无知，“农静诛愚”，不推崇学识，就会一心一意耕田种地。反过来，“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商君书·算地》）人民一心一意耕田种地，无暇顾及学识，就会愚昧起来，就会畏惧法令。人民畏惧法令，国君驭民的目的就达到了：平时安于务农，战时积极充当炮灰。故曰：“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商君书·农战》）如此，商鞅就将愚民政策和重农政策、先军政策整合成有机的一体，既弱了民，又壮大了国家机器。

二、以析民达到弱民
商鞅在秦国推行分户析居的政策：“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收其赋税。然后，进行严格的户口登记，将人口一一登记造册，“凡国家治术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统理庶政。”
将宗法家族分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一家一户，并进行严格的户籍登记管理，固然是使帝国的赋税、徭役、兵役政策落到实处，增加财政收入。其实也是通过强制解散大家庭，削弱家庭、家族力量达到弱民的目的。
这种将人民离析为原子化存在的弱民法，欧洲也曾用过，“欧洲教会最早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反对家族内通婚，这一政策部分是担心近亲结婚极有可能造成后代的基因缺陷，不过还有别的目的。贵族在亲戚之间通婚为的是把财产保持在家族之内，教会则担心这样会使王室的势力越来越大，对教会权力构成威胁。”

三、以锢民达到弱民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到处走走看看，可以增长见识，增加信息源，可以货比三家，发现别人的优处，知晓自己的不足。民众自由迁徙，还可以“适彼乐土”，哪个诸侯国好就去哪个诸侯国定居。可是，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迁徙、择国而居的话，譬如齐国有文化底蕴，我想去齐国定居，楚国有风情，我想安家于楚，就会有人口的流进与流出，要是因为秦国不“宜居”，造成大量人口流失，势必损害国家的实力，这是秦国国君最不愿意看到的。
商鞅针对性地提出，“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商君书·垦令》）译过来是讲，禁止民众自由迁徙，他们就会愚昧无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实实种地。这很好理解，民众不得“擅徙”，将其禁锢在一隅之内，就不能接受外面的信息，其他国家是什么样子，不能眼见为实，没有比较，只能听官家说了算，说是红的就是红的，说是黑的就是黑的，说我们最亚克西，就相信我们最亚克西，于是安于现状，支持现统治，就达到了商鞅所说的目的：“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商君书·垦令》），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国家就非常安全了。这有点像现在的朝鲜，不让人民“逃北”，“逃北者”被抓到要处以严厉的惩罚，无非是愚民，让人民觉得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

四、以辱民达到弱民
辱民就是侮辱人民，使人民人格低下卑贱。一个人在人格上低下卑贱，在精神上抬不起头，就不是有力量的人，是精神的弱者。譬如被压制的、打入另籍的商人，列入“四民”之末，他们虽然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好评，仍然被人瞧不起，并没有与其物质相匹配的精神骄傲，仍然是弱民。
商鞅辱民的理由是，“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商君书·弱民》）。民众倘若有了他们内心的尊严和荣誉，就会轻视爵位，鄙视官吏。“辱则贵爵，弱则尊官”（同上），民众只有处于卑贱之中，才会看重显赫的官职爵位。必须将民众高傲的头颅摁下去，极尽污辱之能事，就像刘邦拿儒生的帽子当夜壶来撒。侮辱老百姓，让民众毫无尊严可言，从而尊崇权贵，敬畏皇家，官家皇家稍微尊重一下他们，给点小恩小惠，就会感恩戴德，谢主龙恩，无尚荣耀。
怎么辱民呢？商鞅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治民羞辱以刑”，用残酷的刑法来羞辱人民，让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耻，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商鞅主张法律平等，主张肉刑，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犯了法动辄“斩人肢体，凿其肌肤”，不是割鼻子，就是脸上刺字，再不就是把人宫（宫刑）了，不但行刑非常恐怖，更重要的是进行身体和人格的羞辱，让人卑贱得抬不起头来。--
辱民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在这种卑贱猥琐的生活中，民众就会对官爵和权力产生异乎寻常的渴盼与崇拜。这样，当国家用官职和爵位作为对民众的奖赏，要求民众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挺身而出时，民众就会像一条条饿极了的狗看见肉骨头一样。（聂作平《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这样一来，尊崇官职的官本位社会心理就慢慢培育根植下来。

五、以贫民达到弱民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穷了，腰杆挺不起来，难以有独立意志，别人稍施恩惠，就容易依附上去。相反，“富则轻赏”（《商君书·弱民》），老百姓富裕就不在意为国家服务的赏赐。所以商鞅说，“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民富而不用”（《商君书·弱民》），意思是，人民致富了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如虱虮一样的弊端，不易役使。商鞅明确地告诉国君，民富对国君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就像人身上长虱子一样，必须通过限制自由经济，使人民保持贫穷。
如何才能实现经济上的弱民呢？总的策略是“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商君书·去强》）。国家富裕，而用让人民贫穷的办法来治理，这是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而用让人民富裕的办法来治理，这是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就弱小。具体的办法，我们在前面章节都有论述：一个是将土地、山泽、盐铁等收归国有，实行国家专卖，做大做强国有经济，这样与民争利，国家得利多，人民得利少，则国强民弱；另一个是打击民间资本，通过掉尾术和耗财术削弱民间财力，民间无经济无实力，就弱势。

六、用“奸民”达到弱民。
商鞅在弱民的论述中，有一种“奇谈怪论”，即以奸驭良——用奸民来统治良民，搞流氓统治术：“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浥，必治至强”（《商君书·说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不是以良民来管理流氓恶棍，而是以流氓恶棍来管理良民，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做法，却是专制集权、控制民众有效的办法。
首先，这里的“善民”是指效法三代以来家族伦理，践行儒家仁、礼之说，顾全道义，注重家族、宗族私情，并不愿为自身利益揭发、出卖他人的民众。这些人是不能作为国家依靠的对象，不能倡扬其行的，他们本质上是损害了国家与君主利益的。而所说“奸民”，则是指不顾宗法情谊、社会道德，在执行国家颁布的连坐互罪制度中，为了获取重赏、官爵，而不惜出卖、告发他人甚至亲属，以期获利的不孝不悌不仁不义之人。
再有一点，就是“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即国君（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是人民所憎恶的，人民就弱；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是人民喜好的，人民就强。人民弱了，国家就强；人民强了，国家就弱。为了强国弱民，国君（国家）必然视民如寇仇，制定政策法令不是顺着人民的喜好来，而要逆着人的喜好出，具有强烈的反人民性。
这样就很好理解商鞅的良苦用心了。既然“善民”是讲仁义道德的，不符合道义、宗族私情的事情不去做，那么国家颁布的那些反人民、反宗族，却可以让国家强大起来的政策法令，他们自己不会遵行，也不愿意执行到管理对象身上。譬如“善民”讲亲亲相隐，不为利禄所动，揭发举报他人，出卖亲人。用这些“善民”去管理“奸民”，因其有太多于礼于义于道于仁所不忍的东西，国家政策法令难以贯彻，不能弱民，只会弱国。

相反，“以奸民治善民”很容易达到国君所求。用不孝不悌不仁不义、只顾一己私利的“奸民”（颇似酷吏），去做越残忍越容易升官发财的事，“奸民”乐意得很，陷害杀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何难之有。越是“善民”越不忍遵行残酷的政策法令，越容易被“奸民”发现大做文章，上下其手，以获私利。这就达到了商鞅所说的，“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君书·说民》）即国家任用善良的人，民众就会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的人，民众就会敬畏国家政策法令。
“善民”中很大一部分正是浸淫于礼义的贵族，商鞅这一招，等于用流氓恶棍，来铲除贵族势力。那些原先趾高气昂的贵族没落，正好达到商鞅所要的政令畅通和屈民伸君的目的。这真是一举多得的阴招，看似不可理喻，其实“高明”得很。
弱民以后，国君（国家）可以任意驾驭人民，轻而易举地将其装拼到战争机器上，或者成为耕种工具，或者上战场当炮灰。何况，国家还给予丰厚的“军功爵”回报。人民贫弱无力而想翻身，只能靠国家“恩赐”，只能与垄断“利源”的国家进行交易（并不平等），努力种地，拼命杀敌，以此换取权势地位财富等重要社会价值资源。到了后来，尤其隋唐确立科举考试以后，在和平年代，奖励农战换成了奖励读书，为了博得一官半爵，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尽百分百的努力去读书考试。
这样看，法家之所谓“弱民”其实是为了“用民”，为我所用。弱了才好用，用得顺手，强了就不服从，不好用。在法家眼里，老百姓跟牛马犁耙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工具而已。与牛马犁耙这类工具不同的是，对老百姓需要更加复杂的修理、调教、利诱才好用，而一旦修理、调教、得诱好了，其作用则百倍于牛马犁耙。

空水号是没有用的，可有异议@ 大秦197846

@大秦197846